T4 走出假說時代的軌跡——從二里頭會到新砦會

2009年底到新密參加“中國聚落考古的理論與實踐——紀念新砦遺址發(fā)現(xiàn)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收獲與感觸良多。

2005年，我們組織了“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雖然對二里頭遺址的首次發(fā)現(xiàn)發(fā)掘而言，那一年不是整數(shù)年份，但無疑，那次會也是紀念性的。最后，會議文集收錄了五十余篇論文和提要，其中近一半的論文涉及族屬與王朝分界問題。

此前，在海內外召開的多次與二里頭相關的研討會，都冠以“夏文化”“商文化”或“夏商文化”的字樣。在這一領域以遺址和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會議，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堅持這樣的命名，實際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這是所有學者都能認可的，因為它們屬于考古學層面的概念。

在會上，國內資深學者的話題以族屬與王朝分界探索為主，年輕學者和海外學者則多關注方法論、人地關系、聚落形態(tài)、早期國家態(tài)勢、文物制度、宗教藝術、文化交流和生產(chǎn)技術等課題。會上已沒有了動情的激辯，基本上是自說自話。

作為組織者之一，我個人對2005年偃師會議的評價是，具有極強的過渡性。

此次新砦會議，提交論文和在會上發(fā)言的學者約四十人，除了兩位省內資深學者論及新砦與夏王都所對應的關系，其余學者的話題則已呈全新的態(tài)勢，令人欣喜莫名！

對前后相差四年的兩個會的比較，使我堅信近年來本人參與鼓吹的“中國考古學正處于重要的轉型期”的論調，至少在早期王朝時期考古領域是站得住腳的。僅就與三代相關的考古收獲而言，如果大家認可諸如陶寺、王城崗、新砦、二里頭、偃師商城、洹北商城、安陽殷墟、周原、周公廟等遺址近年的田野工作有所突破，那正是研究理念和方法回歸考古學的結果。

世紀之交以來十余年間的田野收獲，“從研究成果不限于一人一地、具有群發(fā)性的特點來看，可認為具有時代特征，它成為中國夏商考古學邁上一個新高度的標志，是學科整體水平提升的標志”（高煒：《跨世紀十年的夏商都邑考古》，科學出版社，2006年）。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輩篳路藍縷建立起的扎實的考古學分期和文化譜系的基礎上，我們選擇了這樣的繼承和發(fā)展的路向。

另一句我近年一直愛重復的話是：“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fā)展進程的研究見長，而拙于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

如果大家也能接受這屬于常識的話，那么是否可以認為我們正在走出揚短避長的時代，走出以假說為主要話題的時代，走出以假說為實證、以假說為“真理”的時代。

2010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