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日本漢詩的比較文學研究意義

毫無疑問，日本漢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無論在詩人詩作的數量，還是在詩人詩作的質量方面，日本漢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漢詩不僅是日本傳統(tǒng)文學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成為東亞漢詩文化圈中十分重要并且極具民族文化特色的一部分。在東亞比較文學的研究中，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日本文學的獨特之處。比如指出日本傳統(tǒng)文學具有“超政治性” 、“憫物性” 、“精微性”和“幻暈嗜好”等特點¹，這些都是非常精彩的論斷。然而如果考慮到日本漢詩曾經大量存在，并且發(fā)揮過廣泛的影響力這一歷史事實，在論述日本文學的時候結合探討日本漢詩的特點，對日本文學總體特征的研究就會更加完整，得出的結論就會更加全面，也更為深刻。

在近代日本向維新改革和國家帝國主義方向發(fā)展的過程中，漢詩曾經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發(fā)揮過巨大的作用。這包括在宣傳輿論方面的作用，也包括在促進道德修養(yǎng)方面的作用，還包括在統(tǒng)一思想、鼓舞意志方面的明顯作用。日本和歌的”超政治性”是建立在日本漢詩具有明顯的參與政治性這樣的基礎之上的，漢詩與和歌是長期并存和互相補充的，正是由于漢詩充分承擔了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和抒發(fā)壯志的功能，和歌才可以悠閑自得地發(fā)揮其遠離政治、怡情養(yǎng)性的作用。在這一點上，漢詩與和歌的關系很像中國的詩與詞的關系，這兩種姐妹藝術之間在表現內容、抒情方式、形式結構、適用場合以及文學觀念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分工和相異之處，在詩歌發(fā)展的過程中，兩者又是互相補充和并行不悖的。只有和而不同，共處互補，才能達到東方藝術的最高境界。

從日本江戶詩人對漢詩與和歌的創(chuàng)作形式選擇上，同樣可以看出他們受明清詩詞創(chuàng)作以及文學觀念影響的痕跡。如近代日本漢詩人安井朝康（1858 ～1938，號樸堂）的《黨人歌》這樣描寫道：

黨人黨人汝何職，饑則咆哮飽則默。

黨利甚重國利輕，頭顱幾百盡臧獲。

巧言如簧鷺為烏，手握利權虎有翼。

天子待汝以國士，盍致臣節(jié)任輔弼。

山可拔兮鐵可磨，嗟乎黨人如汝何。

這首七古體漢詩揭露了近代日本黨派林立、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的丑惡現象，可謂一針見血。日本近代政黨制度是引進西方民主政治體制之后的產物，明治維新以后融和日本的傳統(tǒng)政治傳統(tǒng)，逐漸成為主宰政壇的主流力量，其對近代日本國家發(fā)展的利弊作用皆有明顯的顯現。這首漢詩就繼承了明清紀事詩的傳統(tǒng)寫法，直陳時事，痛斥邪惡，表現出秉持公心的社會責任感。

日本漢詩的創(chuàng)作高潮期是在江戶時代，而中國詩歌的整合期也是在同一歷史時期的明清時代，這一時期又是中日商業(yè)和文化交流的持續(xù)發(fā)展期。這三個時期在時空上的重合，是促成江戶漢詩與明清漢詩同步發(fā)展共同繁榮的重要因素。

從東亞漢文學發(fā)展的角度看，中國作為漢字文化的中心，同時也作為漢語文學的發(fā)源地，長期發(fā)揮著漢文化與漢文學發(fā)射源的重要作用。在這種大背景下，明清詩歌的發(fā)展變化，就有著國際區(qū)域文學的意義。中國大陸出現的各種詩歌流派和各種詩歌理論，不僅是對古老詩歌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而且還是對東亞各國文學發(fā)展的啟示和促進。因此，對明清時代出現的“性靈說”、“神韻說” 、“格調說”等詩論和詩作的評價，就不能僅僅局限在中國詩歌傳統(tǒng)和中國內地的范圍，而應該放進整個東亞漢詩的區(qū)域文學世界中來加以考察，仔細分析它們對日本的漢文學乃至民族文學所起的影響和作用。

再比如詠物詩，日本漢詩中多有佳作，江戶后期漢詩人岡千仞《北游詩草》卷二有《日本刀歌》吟唱道：

日本刀出日出處，日出天子天為祖。

天祖手持天瓊矛，剖分碫瓐大八洲。

曾戮白龍深淵側，白龍所窟云五色。

龍死云散遺白虹，光芒煥發(fā)沖蒼穹。

天孫帶之辟草昧，魍魎逃匿息百怪。

配之鏡璽大廟藏，長祝寶祚與天昌。

中古大權歸將帥，源平二家任重寄。

平有秡圓與小鳥，源有斬鬼與截須。

是刀所向無堅敵，討平亂賊護帝籍。

何直皇威被四陲，長見萬國畏武威。

日本刀利冠萬國，天降靈物壯神域。

彼悍而狡藩有徒，乘我武弛逞兇圖。

余提此刀戮是輩，一掃妖霧清宇內。

誓為天皇雪大羞，誓為蒼生除深仇。

中夜撫刀蹴枕起，荒雞喔喔鳴不已。

老驥伏櫪壯心摧，烈士暮年腸九回。

君不見

夜夜東北有異氣，紫彩萬丈沖星次。

無乃百煉寶刀化龍淵底蹯，

無乃慷慨壯士彈劍中夜嘆。²

詩人自序曰：“有客出一古刀求詩，龍文陸離，一見知其為神物，賦此篇以贈?！绷沂磕耗?，護帝討賊，慷慨彈劍，全然是古人豪杰風范。即使在進入二十世紀，現代文學的各種體裁成為文壇主宰之后，古老的漢詩仍然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發(fā)揮出紀事評判的功能，比如1945年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軍的原子彈轟炸后，目睹慘景的土屋久泰寫下了這樣沉痛的詩篇：

怪光一線下蒼旻，忽然地震天日昏。

一剎那間陵谷變，城市臺榭歸灰塵。

此日死者三十萬，生者被創(chuàng)悲且呻。

死生茫茫不可識，妻求其夫兒覓親。

阿鼻叫喚動天地，陌頭血流尸橫陳。

殉難殞命非戰(zhàn)士，被害總是無辜民。

廣陵慘禍未曾有，胡軍更襲崎陽津。

二都荒涼雞犬盡，壞墻墜瓦不見人。

如是殘虐天所怒，驕暴更過狼虎秦。

君不聞

啾啾鬼哭夜達旦，殘郭雨暗飛青磷。³

從日本漢詩、特別是江戶漢詩發(fā)展和繁榮的歷程看，接受中國詩歌特別是明清詩歌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如何把外來的藝術形式與本民族文化意識以及現實生活內容相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日本漢詩能否真正形成獨特風格和取得獨特成就的關鍵所在。

江戶漢詩人們在創(chuàng)造日本漢詩的獨特風格方面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在漢詩創(chuàng)作中如何表現日本人的社會生活習俗，如何表現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和如何讓漢詩與日本人的文化心態(tài)相默契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江戶漢詩的成功為比較文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份很厚實的材料，從中可以看出東亞漢文學在傳播過程中的一些基本規(guī)律，包括一國的文學在接受外來文學的影響和同時又受本國傳統(tǒng)文學制約的合力中如何進行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下面從日本的“狂詩”中舉一些例子來探討這一點。

狂詩是日本漢詩中特殊的一類，它的出現與日本傳統(tǒng)的曲藝說唱藝術不無關系。從深層次上說，狂詩在江戶時期的興起與日本文學中具有愛好諷刺和追求夸張幽默的傳統(tǒng)審美心態(tài)有著直接的關系，但它又離不開中國漢詩的傳入以及漢詩名篇在市井百姓當中的廣泛影響。比如下面一首《糞舟驚人》:“北風吹葛西，萬里運河糞。掃除逢漂泊，臭香不可聞?！边@首漢詩的寫法模仿了《唐詩選》卷六所收錄的蘇颋的《汾上驚秋》詩：“北風吹白云，萬里渡汾河。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痹倏唇瓚魰r代的一首漢詩《永久夜泊》:“鼻落聲鳴蓬掩身，饅頭下戶拔錢緡。味噌田樂寒酒冷，夜半小船醉客人。”這首詩顯然是從唐代張繼那首膾炙人口的《楓橋夜泊》詩中轉化出來的。還有唐詩中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河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千百年來在中國和東亞各國一直膾炙人口。然而這首名作在日本狂詩中卻被改造成滑稽的《登歡樂樓》:“薄札依吞盡，質物入期流。欲慰金利苦，更上牛肉樓?！边@些在市井中廣泛流傳的狂詩，顯然是對中國漢詩的一種大膽改造，它們所描寫的內容是日本市民的日常生活，所流露的感情和表現出的情趣也是世俗的，語言充滿著江戶市井中的俚語土話，甚至是粗俗之語。然而正是在這種對正統(tǒng)漢詩進行世俗化改造的過程中，日本民間文學在起著作用，江戶市民社會的審美心態(tài)在起著作用，明清詩歌中強調個性、沖破拘束的精神傳統(tǒng)在起著作用，可以說這是中國漢詩被改造成日本化漢詩的結果。

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對正統(tǒng)漢詩的有意識地“誤讀”。這種有意的“誤讀”，并非是日本漢詩人對中國漢詩的不恭，也不是他們對漢詩傳統(tǒng)的不懂，而是一種對中國漢詩有意識的變異和改造。這種變異和改造工作使得中國詩歌逐步日本化，也使優(yōu)雅的古典詩趣逐漸地當代化和世俗化，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讓日本的平民百姓都能夠看明白、都可以接受和喜歡的漢詩形式。日本江戶漢詩的民族文化特色，正是在這樣對漢詩傳統(tǒng)進行有意識地改造和創(chuàng)造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1 見《淡窗詩話》下卷第33頁。又見鈴木修次《中國文學日本文學》第3章～第7章，東京書籍株式會社1987年版。

2 見《紀行日本漢詩》第四卷，第351頁，富士川英郎、佐野正巳編輯，汲古書院平成五年二月版。

3 土屋久泰（1888～1958），號竹雨，此首七古詩描寫1945年8月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后的慘相，凸現出日本人民也成為侵略戰(zhàn)爭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