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洛爾德在臺北

恰爾德·哈洛爾德是十九世紀第一個文化英雄①，當時歐洲因為工業(yè)革命而形成人口集中都市的現象，戰(zhàn)爭的陰影籠罩在人類的天空上，十八世紀后期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使得隔岸的英國人感到失望。恰爾德·哈洛爾德在十九世紀的一〇年代游歷歐陸，為英國人帶回一部詩體游記的頭兩章，立即引起震撼，因為他以個人的心靈解放取代了集體革命的憧憬。

恰爾德·哈洛爾德對于人生的態(tài)度是懷抱著陰郁的，他發(fā)現自己和整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以纖細的思維和冷靜的眼神，看見人類為了卑微的生存而阿諛、追隨、鉆營和求告。他懷抱著孤獨感哀憐濁世，但他的抗議只是親近自然；他懷抱著對于古代世界的崇敬，但他在光榮的羅馬和希臘只找到荒涼而反諷的廢墟。

G②的詩令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哈洛爾德的詩，他們同樣面臨一個彷徨的時代（無論是“現代化／工業(yè)化”或者“后現代化／后工業(yè)化”），他們同樣感受到孤寂和城市的腐敗、人間的罪惡，而提出內省式的批判。

哈洛爾德在伊斯坦布爾看見狗群在街頭啃食人尸，而G在臺北見聞了十三歲的小菊在人肉市場跌落“精液的海”；哈洛爾德說“誰死了，沒有一個人會斂起笑容”，而G說“今天又有二十萬人和我擦肩而過”。

G冷眼觀看臺北發(fā)生的種種事件，從社會的變態(tài)到震撼人心的新聞，他是一個當代的哈洛爾德，雖然G不曾像哈洛爾德一般自英國向東方流浪，但是小小的臺北卻像是精巧的晶方一般吸收了整個世界的虛偽和黑暗。他們同樣生存在一個沒有光榮也沒有歷史感的故鄉(xiāng)，在英國失去了尊嚴的時候哈洛爾德起程了，在臺灣總是尋覓不到身世定位之刻G的詩也起程了；他們都在虛浮的城市之光下洞察著離開了“心”的人群和社會，他們都是永恒的失眠者。

從1980年迄今，G發(fā)展了一套自己的語言，偶爾我們看見了《大臺北地區(qū)電話簿》這種特殊的表現方式，但是大致上他的詩體有一貫的特征：明凈的語言、散文式的文法、夾敘夾議的結構，以及一種孤獨、冷靜而悲憫的觀點，這多半也是《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的特征。

如果詩人不是困居在書房中的修辭工匠，那么生活與行動本身勢必改變了詩在語言上求濃縮、求密度的公式，因為一個漫游者一旦發(fā)現了他所經歷的各種不可忍受的謊言，他必然不愿在自己的詩上加套語言的面具。

況且，在哈洛爾德的時代也好，在G的時代也好，都是詩的變革時代，往往有一套秘藏學院的詩法等待他們顛覆，哈洛爾德時代的“雪萊派”將戲劇的素質和詩摻和，而G的時代的詩加入了散文的議論和小說的敘述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1994年1月28日《中時晚報》

腳注

①?恰爾德·哈洛爾德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虛構的一個人物，也是“拜倫式英雄”中的第一位登場者。

②?G指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