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學與私學

章太炎平生治學，喜歡把話說絕說盡，故多驚世駭俗之論。世人或喜其新奇，或惡其新奇，可難得深入探究其“奇談怪論”后面的學術思路及良苦用心。太炎先生最令人不解的怪論之一，就是以民國元勛身份而反對新式教育，認定廢科舉興學校不但不能使學術日進，反而必定“使學術日衰”；歷數(shù)文科學校五大弊病后，斷言“非痛革舊制不可治”，否則，“世以是亂，國以是危，而種族亦將以是而滅亡矣”[202]。此論不出于墨守古制的遺老遺少，而出于提倡革命的勇猛之士章太炎，自是不能等閑視之?？上W界對章氏此說或含糊其辭，不置可否；或以之為名士故作驚人之語，不必深究。我以為，章氏之反對學校（新式教育），具體結論可能因言辭偏激而不合時宜，可其論學思路發(fā)人深思。

辛亥革命后，昔年力主廢科舉興學校的康有為，也反過來斥責學校教育“以智為學而不以德為學”，使得舉國上下“人才衰落，志節(jié)衰頹，惟求利祿，何知仁義”[203]；此等“曠邈千里，寂然無士”的局面，反不及科舉時“學道之風未輟”，“賢者以道德節(jié)行化其鄉(xiāng)人，其中才以下，亦復有文采風流之美”，至此方才明白“昔者科舉之以無用為用也”[204]。同樣對學?！皫煔W媚美”，以及新學之士“道德淪喪”很不以為然，可章太炎的批判遠不止于此。首先，章氏談論學校功過，著眼點不在啟蒙教育，而在學術發(fā)展，故時賢最為熱心的幼學、女學以及平民教育等，都不大在考慮之列。其次，章太炎注重學制與學術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在談論學校的得失時，是把它與西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反過來，書院講塾則是與國學密不可分。最后，章氏之抨擊新學堂，關鍵還不在新學堂作為一種教育形式的優(yōu)劣，而在政府倡辦新學堂這一決策的得失。也就是說，章太炎表面上講的是舊學與新學，而思考的中心其實是官學與私學的關系。因此，這一思考的意義主要不在教育史上，而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章氏對新式教育體制的懷疑，其實是在思考中國學術傳統(tǒng)如何面對（適應）現(xiàn)代社會以及以西學為背景的西方教育制度這么一個重大問題。章氏沒能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其提出的若干問題，至今仍困擾著無數(shù)中國學人，并未因時過境遷而自行消解。

一　“勸學”與“學隱”

晚清國運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學士，紛紛謀求救亡圖存之道，科舉與學校之爭一時成了熱門話題。“果無外懼，百世不易可也”，可到了“岌岌如不終日”的時節(jié)，守舊如王先謙者，也都主張以策論代制藝，“充之子史，以博其趣；推之時務，以觀其通”。問題是策論雖優(yōu)于制藝，可是否真是最好的“求才之道”，這一點連主張策論取士者也心中無數(shù)：“吾亦非謂策論即興起人才之本也，思先避制藝之害而已?！?span >[205]傳統(tǒng)學制內(nèi)部改革的路子走不通，只好向西方尋求真理。于是，廢科舉興學校的呼聲越來越高。從1892年鄭觀應的“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06]，到1894年譚嗣同的“故夫變科舉，誠為旋乾斡坤轉移風會之大權，而根本之尤要者也”[207]，再到1898年張之洞之“西國之強，強以學?！乙藫裆贫鴱囊病?span >[208]，各家身份地位及政治傾向大有區(qū)別，論學的側重點也不一樣，可都承認中國不再是天朝上國，而是隨時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不能再死守祖宗家法，唯有“師夷長技以制夷”，才有復興的希望。

從只承認西方“船堅炮利”，到意識到“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209]，因而傾向于從變科舉興學校入手搞改革，無疑是一大進步。梁啟超對這一思潮，有一精彩而簡潔的概括：

故欲興學校，養(yǎng)人才，以強中國，惟變科舉為第一義。[210]

目的是“強中國”，關鍵則在于“養(yǎng)人才”，至于“興學?！迸c“變科舉”何者為“第一義”，倒也不必強分軒輊，說到底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你固然可以說科舉不廢，學校難興，也可以反過來說學校不興，科舉難廢——晚清維新志士大致從這兩個不同角度論述改革學制的意義。這其中康有為關于“治病”的比喻最為精彩：廢科舉是“吐下而去其宿疴”，興學校乃“補養(yǎng)以培其中氣”[211]。

戊戌變法前后，章太炎以“以革政挽革命”為“今之亟務”，論政時與康梁大致相同，也以廢科舉開學校為“昌吾學”“強吾類”的良策[212]?！墩搶W會有大益于黃人亟宜保護》中針對中國“人終以科舉為清望，而以他途為卑污庳下，則仍驅(qū)高材捷足以從學究矣”這一現(xiàn)狀，主張立學會開民智；《變法箴言》則認定“學堂未建，不可以設議院；議院未設，不可以立民主”，顯然以興學校為變法之本；《鬻廟》中干脆主張斥賣“淫祀寺觀”以“增置學堂”，當務之急是開民智以救亡圖存，故“鬼責無所懼，人言無所恤”。以上三文基本上是呼應康梁的主張[213]，還談不上獨立的政治見解。章氏頗有自知之明，政治上與康梁分道揚鑣之后，論及科舉與學校之爭時也都改弦易轍?！墩搶W會》及《變法箴言》二文固然不曾收入文集，《鬻廟》雖入《訄書》初刊本，但作者重訂《訄書》時，也被斷然刪去。

不過，章太炎不喜歡新學堂，并非意氣用事，故意與康梁劃清界限。即便在附和康梁攻科舉倡新學時，關于學會的功能與作用，章太炎與康梁的看法實際上頗有距離?！皩W業(yè)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214]，對學會“聞見易通”這一基本功能，雙方?jīng)]有什么爭議；只是在政府與學會的關系上，雙方意見很不一致，實際上已隱伏著日后分手的危機。康有為提倡學會，是借民間之力輔助政府辦學：

蓋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會則專門講求，故能事事新辟。[215]

著眼于替政府“補天”，康有為當然希望政府能對學會給予支持，尤其羨慕泰西之立學會，“自后妃太子親王大臣咸預焉”。在康有為心目中，學會只是政府辦學的第二途徑，是一種專業(yè)性的學術團體（如農(nóng)學會、礦學會、商學會），“有一學即有一會”，便于師友講求疑義，切磋學問，可以作為學校的補充。也就是梁啟超說的，辦學應該：

學校振之于上，學會成之于下。[216]

而章太炎之倡學會，首先針對的則是政府的愚民政策：

嗚呼！昔之愚民者，鉗語燒書，坑殺學士，欲學法令，以吏為師，雖愚其黔首，猶欲智其博士；今且盡博士而愚之，使九能之士，懷寶而不獲用，幾何其不為秦人笑也？[217]

正是基于對政府辦學誠意及能力的懷疑，章太炎才力主民間“搜徒索偶，以立學會”。不是政府“精神有限”，故辦學不力；而是辦學的責任與權利本就在民間，不待政府的提倡與獎勵。

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218]

這才是章太炎立學會的本意所在。此等“豪俊成學之任”，推其本意，乃民間“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者”，符合“古之明訓”。以民間的“學會”（書院、講習會）與官府的“學?！笨範?，章氏此后論學、辦學的基本路向，在此已露端倪。

章太炎第一篇公開批評新式學堂的文章《與王鶴鳴書》寫于1906年，這并非偶然。科舉與學校之爭，在晚清絕不只是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章太炎即便對學校不以為然，也不會在科舉未廢之時為其辯護——其時攻擊學校很容易為頑固的守舊派所利用。百日維新雖然以流血告終，可康梁等人主張的新政實際上仍在悄悄實行，變科舉開學堂更是大勢所趨。1901年張之洞等奏請遞減取士名額，以學堂生員補充；1903年張百熙等奏請每年遞減三分之一的科舉取士名額，以便“將科舉學堂合并為一”；到1905年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保逭t準自丙午（1906）科起停辦科舉[219]，至此，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被完全廢止，這在中國教育史、學術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此前歷代雖不乏對科舉制度的尖銳批判，可沒有能夠取而代之的教育體制；如今以西式學校來取代科舉取士，無論在野在朝，都會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就在清帝諭立?？婆e以廣學校后不到四個月，嚴復撰文歷數(shù)從設京師同文館以補舊學之不足到“一切皆由學堂”的經(jīng)過，然后斷言：

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shù)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220]

其實，當時文人學士對廢科舉開學校的“結果何如”多有議論，維新派、革命派大致上都持肯定態(tài)度，只是可惜此等好事乃由政敵來完成。章太炎的思路卻頗為奇特，昔年之攻擊科舉，如今一轉而為挑剔學校的諸多弊病。因為在他看來：

雖然，學術本以救偏，而跡之所寄，偏亦由生。[221]

興廢除弊，固是大好事，可淺學之士“以相誑耀，則弊復由是生”，此尚在其次；救偏除弊，不免矯枉過正，難得平心體會弊中之利、偏中之正，也難得警惕由此產(chǎn)生的新偏新弊，這才是最要命的?？婆e未廢，倡學?？梢跃绕祝豢婆e已廢，則必須正視此救偏之“偏”、除弊之“弊”。章氏有時為抨擊學校之弊，頗有以為其不及科舉者，不過此乃激憤之語，當不得真。章學誠認定“風尚所趨，必有其弊”（《文史通義·說林》）；其后學章太炎也不例外，斷言“大抵成氣類則偽，獨行則貞”[222]。循此思路，褒貶是非時不免嚴于氣類已成風尚所趨者，而寬于日趨衰落者；因為“衰則少偽”，起碼在人格上，固執(zhí)己見勝于趨炎附勢。

針對“學校雖劣，猶愈于科舉”的時論，1906年，章太炎作《與王鶴鳴書》，表達他對學?！笆箤W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的憂慮：

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shù)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駥W校為朝廷所設，利祿之途，使人茍偷，何學術之可望？[223]

這里批評的實際上不是學校作為一種教育體制的優(yōu)劣，而是其由于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為新的利祿之途。

科舉制度最為人詬病的是使舉子“求富貴而廢學業(yè)”，“乃至嗜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為用”[224]。時賢認定救弊之法在開辦學堂，教授對國家有用的新學?？蓪W子必須衣食有著，方才談得上研精窮本，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勸學的最好辦法，莫過于由朝廷出面賜以利祿。既然中國人“最重科第”，“諸生有視科第得失為性命者”，康有為建議朝廷因勢利導，用獎勵出身的辦法來提倡譯書與游學，比如“凡諸生譯日本書過十萬字以上者，試其學論通者給舉人。舉人給進士，進士給翰林，庶官皆晉一秩”[225]。梁啟超的辦法更直接，所列興學校養(yǎng)人才的“上策”，實為學校畢業(yè)與科舉出身同等待遇：

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尤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余歸內(nèi)外戶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226]

這一主張符合大多數(shù)舉子心理，而且短期內(nèi)確實能見成效，故被清廷接受。1898年光緒下《明定國是詔》，宣布建立京師大學堂，而由梁啟超起草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即規(guī)定，“大學卒業(yè)，領有文憑作為進士，引見授官”；因為據(jù)說“前者所設學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由國家科第仕進不出此途，學成無所用”[227]。百日維新失敗，可康梁辦學思路仍被沿襲，1903年公布的《學務綱要》規(guī)定“畢業(yè)升等獎給出身”：試官依據(jù)學生考試成績和平日品行，“分別奏請賜予各項出身，分別錄用”；1905年清帝諭立?？婆e以廣學校，也不忘添上一句：“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span >[228]這一制度的實行，對中國教育體制順利地從科舉向?qū)W校過渡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梁啟超所預想的，由于進學校也能得到出身，故“天下之士，靡然成風”；至于是否真的“八年之后，人才盈廷”[229]，那可就難說了。以獎勵出身勸學，固然使學校的興辦省卻許多阻力，可這么一來，學校和科舉又有什么區(qū)別，不都是“利祿之途”嗎？

前人批評科舉取士表面上是“以利祿勸儒術”，實際上則是“以儒術殉利祿”（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今人“以利祿勸新學”，又何曾能逃脫“以新學殉利祿”的命運？章太炎對清廷之如此興學大不以為然，認定以“宮室輿馬衣食之美”來“導誘學子”，只能使學子失卻求學真意，但求報償，“趣于營利轉甚”。張之洞因斥巨資倡新學而享大名于晚清，章氏對此豪舉殊無好感，就因為：

以其豪舉施于學子，必優(yōu)其居處，厚其資用，其志固以勸人入學，不知適足以為病也?！允菫閷W，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微特遣大投艱有所不可，即其稠處恒人之間，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230]

發(fā)展下去就是“遺其尊親，棄其伉儷”，故“人紀之薄，實以學校居養(yǎng)移其氣體使然”。譴責都市生活、學校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淳樸的“鄉(xiāng)邑子弟”，一旦“負笈城市”，即變得慕富貴患貧賤[231]，此說與1970年代借以將讀書人打入十八層地獄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頗為相近。不過，章氏的著眼點在于強調(diào)學子“淡泊明志”的自我修養(yǎng)，而不是主張朝廷可以讓學子餓肚皮；學術發(fā)展的希望，在民間的自我努力，而不在官府的提倡獎勵。

作為政治家，康梁熱衷于走上層路線，希望從上至下推行其改良方案，故一切系于朝廷的“詔令”。而終其一生，章太炎基本上是個在野的思想家，對官場始終沒有好感，對朝廷興學的誠意及效果抱懷疑態(tài)度，對“暴政”與“利祿”對學術的雙重摧殘有深刻的體會，故對康梁將振興學術的希望完全系于朝廷的自新很不以為然。章太炎曾評述有清三百年學術，主要尺度是入仕與否，對謀得一官半職的學者頗多微詞。而朱鶴齡等“學雖淺末，然未嘗北面事胡人”；江聲“亦舉孝廉方正，皆未試也”；陳奐等“以布衣韋帶，盡其年壽”，此等“嘉遁之風”大為章氏所賞識。只可惜由于清廷改變策略，“以殿試甲第誘致其能文章者，先后賜及第無算”，士子逐漸醉心利祿，“嘉遁之風始息”[232]。對清代此類專心學術無心仕進的樸學家，章氏稱之為“學隱”，并給予很高評價。魏源為李兆洛作傳時曾譏諷乾嘉諸先儒“爭治漢學，錮天下智惠為無用”，太炎于是針鋒相對：

吾特未知魏源所謂用者，為何主用也？處無望之世，衒其術略，出則足以佐寇。反是，欲與寇競，即網(wǎng)羅周密，虞候互，執(zhí)羽籥除暴，終不可得。進退跋疐，能事無所寫，非施之訓詁，且安施邪？[233]

將“學隱”作為“進退跋疐”中別無選擇的選擇，這話講得相當沉痛，非切身體驗，難得有此平情之論。如此“低調(diào)”，高人不愿言，烈士不屑言，偽君子更不敢言，可歷史中人就這么點選擇的自主性。

強調(diào)“處無望之世”，即便像戴震那樣“揣其必能從政”者，也都寧愿選擇“學隱”，這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章氏之推崇“學隱”，只是為了反清。章太炎論學確實有明顯的反清和反官府的傾向，他之贊賞江藩所著《國朝宋學淵源記》“適可以嗣《春秋》，方太史也”，除了作者本人“沒世未嘗試府縣廷，韋帶布衣，以終黃馘”外，更因此書“所錄止于窮閻苦行，排擯南方諸浮華士。而仕滿洲一命以上，才有政治聲聞，即棄不載”[234]。章氏以為，讀書論世，“當心知其意”，著力探討作者留在紙背的“微言難了者”，江藩之“不錄高位者一人”，真正用心是鄙視“媚于胡族得登仕者”[235]?？山淖允霾⒎侨绱?，有鑒于學有所成的達官貴人已“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故專門選錄“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者[236]，本無章氏所表彰的種族意識，最多是偏愛在野之學。章氏其實也明白這一點，講完滿漢之爭，歸結點還是官民之別：

故知學術文史，在草野則理，在官府則衰。[237]

強調(diào)“學在民間”，突出民間社會在學術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是章太炎的一貫主張。至于贊賞江藩之表彰“窮閻苦行”，與斥責阮元之“錄諸顯貴人”，則是有感于世人的官本位思想。學者學術成就的高低，與其官職大小本沒有任何直接關系，可居高位者容易沽名邀譽，一時間也能夠轉移風氣，史家常被此類表面現(xiàn)象迷惑。

官府有錢有勢，占盡天時地利，何以提倡學術反不如民間？就因為以權勢利祿為誘餌，易以召誑世盜名之徒，難得赴艱苦卓絕之任?！皩W隱”之所以值得尊敬，并非因其政治傾向，而是因其不以“榮華”“酒肉”為意，故“驕淫息乎上，躁競弭乎下”[238]。而政治上的節(jié)守與學術上的節(jié)守兩者是相通的，耐不得寂寞者在官為學均無大成?！胺矊W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span >[239]這并非只是“士以氣節(jié)為先”之類的道德說教，學術研究講究“明征定保，遠于欺詐；先難后得，遠于徼幸；習勞思善，遠于偷惰”，[240]非淡泊之士，何以深入堂奧？

在此意義上，康梁靠獎勵出身來提倡學術的設想，頗有飲鴆止渴的味道。這一點，嚴復、王國維、蔡元培都有所反省。嚴復同意“學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勸”的說法，不過反對授予學成之人“政治之名位”，理由是：“國愈開化，則分工愈密，學問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241]嚴復還只是從政學殊途的角度來反對以官爵獎勵學者，王國維則斷然否定“今日上之日言獎勵學術”。因為“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無他好焉”，朝廷的決策只能助長“以學問為羔雁”的傾向，故“以官獎勵學問，是剿滅學問也”[242]。王國維還只是發(fā)表發(fā)表意見，蔡元培則有能力將其教育主張付諸實施：1912年1月，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持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廢止獎勵出身；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又屢次在演說中強調(diào)“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不該有“養(yǎng)成資格”或“做官發(fā)財”的念頭[243]。

相對于嚴、王、蔡諸位，章氏對清廷以官爵獎勵學問的做法更為深惡痛絕，攻擊也更加不遺余力。就因為章太炎評人論世，本就喜從道德操守落筆，實在不能容忍此種明目張膽提倡“為利祿而學術”。1906年出獄赴日，章氏首先提倡的便是“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經(jīng)病”性格，以及“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的革命方略[244]。因為在他看來，革命之成功與否，系于革命黨人之道德水準?！暗赖聣檹U者，革命不成之原”；“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增進國民道德雖則標舉知恥、重厚、耿介、必信四者，其中心其實只是“忘情于名利”。只有忘情于名利，才能談得上“悍然獨往，以為生民請命”。搞政治是如此，做學問也不例外，都以忘情于名利為第一要素?！扒业赖轮?，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無道德亦不可就。”[245]評論歷代學術，章氏于是多注重其道德操守。

所謂“若夫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則可以無大過”[246]，此雖是老話，可章氏真的以是否知恥來評論歷代學術，倒也時有新意。比如《諸子學略說》中批評儒家積極入世，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五朝學》中贊嘆“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隱不以求公車征聘，仕不以名勢相援為朋黨，賢于季漢，過唐、宋、明益無訾”，[247]立說不見得精確，可有發(fā)人深思之處。更重要的是，將利祿與操守作為對立的兩極，要求真正的學者遠離權勢利祿，站在代表利祿之源的官府之外來從事學術研究。這當然是有感而發(fā)，不能不牽涉到其特殊的學術背景。

二　“學在民間”之自信

章太炎論學主“實事求是”，反對康梁等今文經(jīng)學家的“經(jīng)世致用”，譏笑其借學術進入政權結構中心或憑借政權力量來推行其學術主張為“沽名釣譽”。而在具體的辦學方針上，一重官學，一尊私學，兩者更是大相徑庭?？盗簩⒄文酥两逃母锏南Ｍ涸诨噬系脑t令上，自然不把民間辦學的熱情與傳統(tǒng)放在眼里，幻想“但有明詔”，就能全面接管原就“皆有師生，皆有經(jīng)費”的民間所辦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等，進而推行其教學主張[248]。也就是說，只將民間私學作為被動改造對象，突出政府干涉強行推廣某種教育制度的權力與作用。這種設想必然遭到堅信“學在民間”的章太炎的強烈反對，爭論的焦點不在教育要不要改革，而在支撐教育（學術）健康發(fā)展的，到底是朝廷官府還是民間社會。而這，牽涉到雙方對三代之學以及私學興起的不同評價。

戊戌變法前后維新派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其口頭禪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或“遠法三代，近取泰西”[249]。所謂“遠法三代”，即康有為等再三強調(diào)的學校之設乃先王之法。此說若只局限于為“近取泰西”尋找理論依據(jù)倒也罷了，偏又坐實殷周時學制如何完美，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學術下移如何墮落，則不能不引起對“稽古之學”有濃厚興趣的章太炎奮起反駁。

1898年，康有為上《請開學校折》，其中除論歐美學校之效益外，更突出學校乃先王之法：

吾國周時，國有大學、國學、小學之等，鄉(xiāng)有黨庠、州序、里塾之分，教法有詩書、禮樂、戈版、羽龠、言說、射御、書數(shù)、方名之繁，人自八歲至十五歲，皆入大小學。萬國立學，莫我之先且備矣。[250]

推崇周時學制，乃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傳統(tǒng)說法，也是康有為的一貫觀點。1886年著《教學通義》，康有為即稱：

道法備于周公，教學大備，官師咸修，蓋學之極盛也。[251]

借推崇三代之學來貶抑秦漢以下的教育和學術，以達到其變革學制的政治目的，這是晚清的時髦高論。如陳熾即稱：“古之時，有家學，有鄉(xiāng)學，有國學。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span >[252]此說源于《孟子·滕文公上》，其實沒什么創(chuàng)見，可在晚清不斷被重復。參照其他古籍所記，今人可以大致了解三代學校的規(guī)模和性質(zhì)。三代之學確實值得懷念，問題在于時人為了以三代學校附會泰西學制，紛紛陳說自三代之學衰落，教育和學術因而誤入歧途。最典型的是鄭觀應的說法：

比及后世，學校之制廢，人各延師以課其子弟。窮民之無力者荒嬉頹廢，目不識丁，竟罔知天地古今為何物，而蔑倫悖理之事，因之層出不窮。此皆學校不講之故也。[253]

康有為顯然也是贊同此類說法的，在懷念三代之學的同時，康氏稱春秋末造之“天子失官，諸侯去籍，百學放黜”為“學術之大變，后世人民不被先王之澤者在此”[254]。

如此批評學在四夷以及私學的興起，無論如何是章太炎所不能同意的。由三代之“學在官府”轉為春秋戰(zhàn)國之“學在民間”，是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豈能輕易否定。首先，三代之學并非為“窮民之無力者”而設，六遂野人并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章太炎這一點看得很清楚：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nóng)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255]

其次，三代時教師非官吏莫屬，談不上獨立的精神生產(chǎn)者，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故“言仕者又與學同（《說文》：‘仕，學也’），明不仕則無所受書”[256]。再次，三代時教師之職為世襲，并非量才錄用或自由發(fā)展，章太炎再三強調(diào)這一點：“且古者世祿，子就父學，為疇官”；“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yè)，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257]最后，三代之學實乃“非仕無學，非學無仕”，與后世孔子主張的“有教無類”天差地別，遠非康有為等人渲染的平等普及的理想的教育制度。

只是到春秋時，官學日趨沒落，文化及典籍逐漸擴散，私學開始興起，形成“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面（《左傳·昭公十七年》）。這一局面對教育發(fā)展學術繁榮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令千古學人無限向往的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有賴于這種書布天下、私相傳授的文化氛圍。故章氏即便在對孔子很不恭敬的年代，也都稱頌其“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258]。因為，章氏認定孔子“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故“微孔子，則學皆在官，民不知古，乃無定臬”[259]。從教育普及文化擴散以及打破官府對學術的壟斷這一角度看，以孔學興起為代表的私學的創(chuàng)設，可謂功德無量。

三代時官守其書，師傳其學，“私門無著述文字”（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只是到了周末衰世，“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章學誠《文史通義·經(jīng)解上》）。這一官學衰落而私學崛起之大趨勢，為古今學者所共同關注，只不過因各自理論思路迥異而評價天差地別。正如柳詒徵在論及中國文化史上至關緊要的“學術之分裂”時所說的：

惟歷史事跡，視人之心理為衡，嘆為道術分裂，則有退化之觀；詡為百家競興，則有進化之象，故事實不異，而論斷可以迥殊。[260]

進化與退化歷史觀之爭，并非理解官學、私學之爭的關鍵。在晚清，“天演”“進化”之說風行一時，并不妨礙思想界學術界對三代之學的無限崇敬之情。

章太炎之贊頌私學，部分是基于其政治理想。1902年第二次東渡日本，章氏接受民主共和、天賦人權等西方觀念，再加上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于是在倡導反對帝制的政治革命的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也發(fā)表了不少以民眾為本位的議論。比如編制道德等第表時以農(nóng)、工、稗販、坐賈為前四等，評價學者成就時特別推崇出身草野而“陵厲前哲”者[261]。這種民本思想，使得他特別能夠欣賞周末這場變官學為私學的“學術之大變”。若干年后，錢穆仍沿襲這一思路，贊揚孔子“開平民講學議政之風”，評述諸子之“議論橫出”乃“平民階級之覺醒”[262]。晚清以來學者的這種“平民意識”，使得他們對孔子開啟私學的傳統(tǒng)評價越來越高，所謂“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使學術民眾化的，以教育為職業(yè)的‘教授老儒’”[263]，是一種絕高的贊譽，而并非像廖平所抱怨的是一種貶斥[264]。這一由章氏始作俑者的對孔子的重新定位，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國學者對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整體估計以及研究思路。

或許，章太炎的遠見卓識，主要還不在于強調(diào)私學創(chuàng)設的意義，倘若不是為了“托古改制”而必須神化三代之學以及圣化，康有為未必不能承認孔子收徒講學的歷史價值；關鍵還在于其對秦漢以下兩千年私學的高度評價。

秦時“禁游宦”“禁私學”，就因為私學的存在不利于皇帝“別黑白而定一尊”，李斯的話說得很清楚：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史記·秦始皇本紀》）

以后歷代禁私學者，都以與此大致相同的理由，只不過沒膽量再像秦始皇那樣理直氣壯地“焚書坑儒”罷了。漢雖興學，獨尊儒術，已無百家爭鳴的氣派，可畢竟“四海之內(nèi)，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班固《東都賦》）。尤其重要的是，自漢武帝特別提倡今文經(jīng)學，兩漢官學中雖只設今文經(jīng)學博士，可并不禁止沒被立為博士并進入太學的古文經(jīng)學家以私學和私家講授方式與官學對抗。兩漢的學校分官學、私學兩大類，官學（如太學）得政府資助，又是利祿之途，自是勢大氣盛；可經(jīng)師大儒自立“精舍”“精廬”等開門授徒，聽講者也動輒以千人計。前人有以私家講授之盛始于東漢者，呂思勉則上溯孔門之講學：

然則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之風，蓋自東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書，漢之興學，實皆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265]

兩漢以下，官學與私學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中葉。其間名師大儒之聚徒講學，雖屢因“別標門戶，聚黨空談”“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張居正語）等罪名被查禁，但屢禁屢興。除了私學的講授有其特色外，更因官府財力有限，碰上“國之大事戎馬為先”的戰(zhàn)亂年代，更管不了學校之興廢，全賴民間自發(fā)維持。所謂“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詩·子衿序》），民間興學可補官學之闕，“私學”的這一功能歷代都得到普遍承認。另外，官學教育多集中于州縣，入學頗多不便，私學則有更大的靈活性，故更多承擔鄉(xiāng)村的啟蒙教育（包括村學、義學、家塾等），這一點也能被朝野共同認可。私學若只有這兩種功能，不會與朝廷產(chǎn)生大的摩擦。問題是有的名師大儒因與當權者政治主張或?qū)W術見解迥異，不愿妥協(xié)和解，遂退而隱居授徒講學，以私學為基地傳播其學術見解和政治主張。此等大儒，若只是獨善其身、遠離利祿的“學隱”，統(tǒng)治者最多蒙受“天地閉賢人隱”之類名譽上的損失；若像明代的東林書院，結成政治上的反對派，那對統(tǒng)治者來說可就是心腹之患了。而對“私學”之毀譽不一，自然主要是針對這種與官學相對立的有學術意義和政治效應的大儒講學。章太炎平生多次論及官學與私學，從來都是旗幟鮮明地揚私學而抑官學。

官學與私學，就其普及教育傳播知識而言，本可互相補充，因各有長短，不必強分軒輊?？商热艟推鋵W術發(fā)展的貢獻而言，私學可能真的在官學之上。在撰于1908年的《代議然否論》中，章太炎對此有過全面的論述：

學術者，故不與政治相麗。夫東膠、虞庠、辟雍、泮宮之制，始自封建時代，禮樂射御皆為朝廷用?？桌掀穑c之格斗，學始移于庶民。自爾歷代雖設大學，其術常為民間鄙笑。漢世古文諸師，所與交戰(zhàn)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學諸師，所與交戰(zhàn)者王氏之《三經(jīng)新義》。綜觀二千歲間，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殠??；而矯健者常在民間。方技尤厲，張衡、馬鈞之工藝，華佗、張機之醫(yī)術，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導秒末，皆深造創(chuàng)獲，卓然稱良師。[266]

這么一種官學、私學二千年互相對峙的發(fā)展模式，以及官學腐敗而私學矯健的總體評價，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斷提及。比如，1910年章太炎稱：“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輕學校。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span >[267]1924年章太炎又稱：“究之方聞之士，經(jīng)世之才，多于大師講塾，儒人學會得之，次則猶可于書院得之，而正式學校無與也?！?span >[268]而所有這些，都不是為了制造“卑賤者最聰明”的神話，而是強調(diào)學術發(fā)展賴于實事求是精神，賴于自由探索的勇氣，以及擺脫朝廷一時一地之“用”，只有在這些方面，私學才有明顯的優(yōu)勢。

強調(diào)私學對中國學術的決定性影響的，并非只有章太炎一人?，F(xiàn)代著名史學家呂思勉也曾斷言：“學術之興盛，皆人民所自為，而政府所能為力者實淺矣……學術之命脈，仍系于私家也?！敝劣趯W術發(fā)展的貢獻，何以財大氣粗的官學反不如私學，呂氏的解釋較為平實，似不及章氏深刻：

亦以私家立學，為眾所歸仰者，其人必較有學問，而歸仰之者，亦必較有鄉(xiāng)學之誠，就加資助，轉較官自立學者為有實際也。[269]

呂氏將私學之得歸之于民眾的辦學熱情以及教師的道德學問；章氏則將官學之失歸之于官府（朝廷）的過分干預以及肉食者自身的追求利祿。探究中國歷史上官學、私學之得失，實非三言兩語所能窮盡。倒是章氏之區(qū)分“師”與“作述者”的不同功能，為我們打開了另一條思路，有助于厘清這一錯綜復雜的難題。

在1910年刊于《學林》第二冊上的《程師》中，章太炎區(qū)分重在制法發(fā)微的“作述者”與重在授業(yè)解惑的“師者”的不同功用，稱“以師為作述者，則作述陋；以作述者責師，則師困”。二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對于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來說，二者不可偏廢。

世無師，則遵修舊文者絕，學不遍布。世無作述者，則師說千年無所進，雖有變復，非矯亂，則奇邪也。[270]

師者學問固然不及作述者，可授業(yè)的功效或許遠在其上。因為對于傳道授業(yè)解惑的學校來說，一般情況下均鼓勵“襲蹈常故”，不必有太多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這樣更便于學生的接受知識；而作述者往往“其法卓特，不循故常；其說微至，不與下學近。弟子既不能盡取前說，比其利病，亦無以見作述者獨至”。此等具有原創(chuàng)力的卓絕之士，應征進入官學徒然取辱于不通之俗吏，何若“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與辟雍橫舍之事者也”？這里區(qū)分兩種學者：聚徒講學的名德之士，其長處在于思考之獨特作述之精深；任職學校的官學之師，其職責在文化之普及學術之遍布。也就是說，在普及教育方面，官學可能起的作用相對大些；至于發(fā)展學術，則更多依賴不受官府控制的私學。章氏將其概括為：

師者在官，作述者在野，其為分職，居然殊矣。

這一提法起碼比完全否定官學的偏激之辭穩(wěn)妥些。不過，不只對世人稱頌三代之學的神話不以為然，對新學之士援引西例力主政府興學者，章氏也始終抱不信任態(tài)度，甚至斷言此種“諸材藝卓至者，一切陳力官府”的做法，是早就過時的“酋長貴族之治”[271]。

康有為等追求辦學的規(guī)模以及短期內(nèi)開花結果，故極力慫恿清廷包攬教育大權；章太炎也承認朝廷的干預有利于普及教育，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朝廷的過度干預，又使得學校無法培養(yǎng)第一流人才或發(fā)展高深學術。故章氏將教育和學術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同人自由組合的“學會”，而不是由清廷控制的學校，原因是：“學會不受學部的管轄，也不受提學使的監(jiān)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識，灌輸進去。”[272]循此思路，章太炎提出教育獨立的設想：

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校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273]

此說既植根于章氏對二千年私學傳統(tǒng)的推崇，又明顯受其時流行的西方現(xiàn)代政治思潮（包括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并非只是“士大夫的山林清夢”。清末民初，不少第一流學者和教育家，都有過類似的想法。嚴復譏笑“野無遺賢之說，幸而為空言，如其實焉，則天下大亂”，主張政學分途，學者應在政府之外自由地從事高深研究[274]。王國維的態(tài)度更明確：“今之時代，已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了”[275]，故“學術之發(fā)達，存乎其獨立而已”[276]。至于畢生從事教育改革的蔡元培，則主張“教育事業(yè)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理由是“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277]。在20世紀中國，“教育獨立”的口號，被涂上過分濃厚的政治色彩，以致人們很少考慮其政學分途的設想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

章氏之極力貶官學而揚私學，其實還有個今古文之爭的學術背景。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等建議創(chuàng)立太學，太學的教官乃各經(jīng)博士。太學博士代有增減，可漢代四百年所立博士幾乎全是今文經(jīng)學。許多學術成就很高的經(jīng)古文家，由于經(jīng)今文家的“黨同門，妒道真”（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而沒能被立為博士并進入太學，只好自立精舍開門授徒。一般認為，立為官學的今文經(jīng)學派只講一經(jīng)，拘守家法；而作為私學的古文經(jīng)學派反倒能博通群經(jīng)，融會貫通。在朝者聲勢顯赫，在野者學業(yè)專精，雙方互相攻擊，各不相讓。晚清今古文之爭再起，成為兼有政治與學術的大論戰(zhàn)。論戰(zhàn)雙方價值標準不同，可對兩漢官學的描述并無二致：康氏稱“兩漢所立博士皆今學”；章氏也稱“夫漢時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278]。章太炎歷來主古文經(jīng)學，必然推崇這一在野的“私學”；反今文經(jīng)學，也就必然連帶反立今文經(jīng)學家為博士的“官學”。

不過，今古文之爭與官私學之爭，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是章氏立論的根基，后者則是連帶述及。兩漢崇尚今文經(jīng)學，章氏連今文經(jīng)學帶官學一塊罵。可魏晉時王肅借助政治勢力尊崇古文經(jīng)學，“在漢代沒曾立官學的，三國也都列入官學；自此今文家衰，古文家興”[279]。對此章氏并不反感，反而頗為推崇被立為新官學的古文經(jīng)學，稱“漢人牽于學官今文，魏晉人乃無所牽也”[280]。魏晉人何嘗“無所牽”，只不過囿于師法門戶之見，章氏無暇指摘其作為新官學的弊病罷了。

講求氣節(jié)，反對曲學干祿，章太炎不只反對異族統(tǒng)治者，也反對一切朝廷之操縱學術。故其推崇“學隱”，并非反清的權宜之計。在他看來，學術獨立是學術發(fā)展的重要前提，而相對來說，私學比官學有更大的獨立自主性，故“學在民間”。“學在民間”之所以優(yōu)于“學在官府”，主要不在于興學的誠意與求學的熱情，而在于私學提供更多自由思考和獨立探索的可能性。至于歷史上官學、私學的具體功過得失以及現(xiàn)代社會教育發(fā)展的趨向，章太炎并沒有進行過仔細的考察。章氏歷來主張讀史識大體，既然自認已經(jīng)把握住總體傾向及基本精神，也就不屑于再做進一步的論證了。而這，不免影響了其立論的精確性。

三　書院講學的魅力

章太炎談論教育與學術的發(fā)展，從一開始就是“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的調(diào)子，明顯是繼承中國古代私學的傳統(tǒng)。這一點與康有為大不一樣?？涤袨樵凇督虒W通義》中雖也大談公學、私學之分，可那是周公六官皆學下的公私學之分，并沒有后世官府之學與民間之學對峙的味道：

公學者，天下凡人所共學者也；私學者，官司一人一家所傳守者也。公學者，幼壯之學；私學者，長老之學。公學者，身心之虛學；私學者，世事之實學。[281]

至于秦漢以下的私學傳統(tǒng)，康有為不大注意，而其興學計劃也只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章太炎不大敬仰三代之學，倒是對“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后的局面感興趣，而對秦漢以下私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更是十分關注。而其攻擊新式學堂的諸多弊端，并非主張毀學棄智，而是推崇真正能出“方聞之士經(jīng)世之才”的講塾、學會與書院。反過來說，章氏之攻擊“學校叢弊”，其所持的尺度其實賴于八年就讀詁經(jīng)精舍的經(jīng)驗以及其對中國書院教育的考察與認同。有人曾正確地指出：“雖時至晚清，國中學人如章太炎、康長素、蔡孑民、梁任公諸子，莫不曾在書院中講學?！?span >[282]可還應當補充一句，真正領略書院講學精神并力圖將其發(fā)揚光大的，則當首推章太炎。

兩漢以至隋唐，官學以外，名師大儒多聚徒講學，傳授經(jīng)業(yè)。宋代學者在寺院教育的啟發(fā)下，將唐代藏書、校書乃至研究學術的書院改造成講學授徒的教育場所。自此以后，宋元明清數(shù)代，書院制度成為一種獨特的教育形式，對中國教育和學術的發(fā)展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書院雖有官立與私立兩大類，可最能體現(xiàn)書院特點的是私立書院（包括私人設立政府補助或地方政府所設）。書院作為一種教育機構的創(chuàng)立與演變，雖有官方的支持與資助，但其基本精神則來源于私人講學的傳統(tǒng)。從孔墨講學，經(jīng)稷下學官，兩漢隋唐的精舍或講塾，再到宋元以下的書院，此乃中國古代一脈相傳的私學傳統(tǒng)。黃宗羲曾撇開具體史實的考訂，直探書院崛起的內(nèi)在原因：

其所謂學校者，科舉囂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間，于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yǎng)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學校變而為書院。（《明夷待訪錄·學校》）

這里所強調(diào)的“朝廷”與“草野”、“科舉”與“學術”之間的對立，正是官學與私學之紛爭。后世學者論及書院，也大都注意到這一點。正如張正藩所指出的：“考書院與官學最大的不同之點，即在其教育目標之為‘教育的而非科舉預備的’?！?span >[283]明清雖也有一些由官府資助的作為科舉預備學校的書院，但真正的書院精神在于以義理之學修養(yǎng)之道為教育中心，以學術為生命，并不追求功名利祿。歷代書院大抵以朱熹的白鹿洞學規(guī)為標準，具體規(guī)則可能變更，但述學以正人心，補官學之闕失，這一宗旨始終沒變。柳詒徵在述及宋元以下之所以在國學及府縣之學外，還有書院之設時稱：“蓋學校多近于科舉，不足以饜學者之望，師弟子不能自由講學，故必于學校之外，別辟一種講學機關?！痹跁褐v授或受業(yè)者，須淡于榮利，故“志在講求修身治人之法者，多樂趨于書院。此實當時學校與書院之大區(qū)別也”[284]。

后世學者對書院的歷史總結頗有差異，而在我看來，書院教學最明顯的特征莫過于如下四點：第一，講求身心修養(yǎng)和德操氣節(jié)，不重科舉出身；第二，教學中以自學為主，注重獨立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第三，提倡講會制度，學術上自由爭論互相辯難；第四，注重因材施教，師生間較多情感交流。至于“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顧憲成傳》），以至成為政治上反對派的重要基地，并非書院的普遍特色，也并非章太炎注目的重點，可暫時存而不論。

早期書院多為理學家講學場所，故不專重知識講授，更講求“合禮”因而“合理”的生活習慣的培養(yǎng)。對后世教育（尤其是書院教學）影響甚大的朱熹所立白鹿洞書院學規(guī)，不只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更強調(diào)“窮理”之外的“篤行之事”：修身、處事、接物。求學最終必須落實為做人，博學窮理自然歸結為居敬篤行，朱熹對此學規(guī)有過如下詮釋：

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白鹿洞書院揭示》）

章太炎反對學校成為科舉新樣利祿之途，論辯中常針對新學之士“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這與朱子之要學子講求身心修養(yǎng)頗多相通之處。只是不愿染道學氣味，章太炎不屑絮絮叨叨教人如何修心養(yǎng)性，只拈出“攻苦食淡”四字作為學者治學的準則。

章太炎對學校攻擊最烈的是其教學方式：“專重耳學，遺棄眼學?！薄把蹖W”“耳學”之分，不只是一般讀書方法的區(qū)別，而是兩種學制在教學方式上的根本差異。以耳學為學問，乃古人治學之大忌，頗有但憑聽聞不加鉆研乃至道聽途說欺世盜名的味道?！段淖印贰暗赖隆逼袑ｉT批評導致“學問不精聽道不深”的“耳聽”，可作為理解“耳學”的鑰匙。章氏之批評學校之重“耳學”，除強調(diào)其可能導致“學在皮膚”外，更將其與“眼學”相對立，突出治學中自力修持與他人輔助之別。在《救學弊論》中，章氏論讀史“其所從入之途，則務于眼學，不務耳學”；而在《章太炎論今日切要之學》和《與鄧之誠論史書》中，章氏又稱“歷史之學宜自修，不適于講授”；“史書宜于閱讀，不宜于演講”[285]?？梢姡绿仔哪恐械摹把蹖W”即“自修”，“耳學”即聽教師“講授”?！爸v授”固然利于啟發(fā)初學引導入門，可能讓大眾聽得進去的必是卑之無甚高論，真正精微之處是無論如何難得以語言傳授的。讀書只能自家體會，教師最多從旁略加點撥，關鍵處助其一臂之力。倘若全憑講授，囿于耳學，最好也不過獲得些許高等常識——還難保不因教師的愚鈍而誤入歧途。借用朱熹的一句話：

讀書是自家讀書，為學是自家為學，不干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朱子語類》卷一一九）

書院教學之所以強調(diào)自學為主，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教師“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朱子語類》卷十三）。如今變?yōu)榻處熤v授學生聽講，考試及格即予畢業(yè)，而及格與否的依據(jù)又是教師的講義，學生于是只能專重耳學老死講義了。在章太炎看來，這種“耳學之制”，其根本缺陷在于立制者過求速悟，乃至鼓勵偷懶僥幸，培養(yǎng)不肯虛心切己體察窮究的惡習，于治學為害甚大：

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于講義。[286]

章氏平生治學推崇自得，“耳學”自然不及“眼學”便于沉潛玩索。1912年章氏答張庸問，論及治學方法時稱：

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予小時多病，因棄八股，治小學，后乃涉獵經(jīng)史，大概自求者為多。[287]

講究“自求”，并不抹殺導師的引路之功。只不過從師問學，不當“但據(jù)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全祖望《甬東靜清書院記》）；而是自修為主，“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就像當年章氏“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學”時一樣[288]。

求學貴自得，還在于學問并非全靠書本，倒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家的人生體驗。章氏自稱：

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289]

而這種“憂患”的人生體驗，別人（包括書本）無論如何是取代不了的。講理工醫(yī)農(nóng)，或許不需要此等個人性的經(jīng)驗；可講人文社科，則特別倚重這一純屬個人的體味。單有“思想精微”還不夠，“必須直觀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當然，章氏此話的范圍只限于哲學家而不包括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對于哲學家來說，“不能直觀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290]。得出這一命題，自是基于章氏平素學佛參禪注重驗心，可也與其“近遭憂患，益復會心”，“邇來萬念俱灰，而學問轉有進步”的人生閱歷大有關系。自省學問之進展，“蓋非得力于看書，乃得力于思想耳”[291]，故對于世人之注重耳學不求自得甚不以為然。

章太炎心目中理想的教育體制，是“倚席講論，群流競進，異說蜂起”的“學會”[292]。這種“學會”的設計，其實源于中國傳統(tǒng)書院的“講會”。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曾于淳熙八年（1181）邀陸九淵到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自此開創(chuàng)書院講會傳統(tǒng)。到明代，書院講會盛極一時，且逐漸制度化，如《東林會約》中對書院講會儀式就有十一項明確規(guī)定。此等講會，有大師主講，有同學論辯，不拘一格，質(zhì)疑駁難，頗有學術自由的味道。因為正如明人呂涇野論及講學時所稱的：

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明儒學案》卷八）

講會上“異說蜂起”，此乃常事，不求定于一尊，更不待朝廷裁制。令章太炎惴惴不安的是，由允許“群流競進，異說蜂起”的書院講會，轉為由“國家預設科條，以為裁制”的官立學校，很可能會窒息學子的獨立思考和自我判斷能力。關注“異說”，反對“一尊”，這一思路無疑更具有現(xiàn)代意識；可章氏立論時對新式學堂有所誤解，而對傳統(tǒng)書院又未免過分美化。其實，真能貫徹自由講學原則的書院并不多見，往往還因山長個人成見而使得學子眼光和口味過分褊狹。而現(xiàn)代大學作為“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倘如蔡元培所主張的，“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293]，更可能使學子眼界開闊思想活躍。也就是說，章氏立說的精華，其實不在于其對學校的批評或?qū)旱耐瞥?，而在于其提倡自由講學的基本立意。

章太炎對“耳學之制”不滿，還有一個原因是學子才性不一，教師只管大班講授，無法因人施教，未免糟蹋人才。因此，他主張對“高材確士”“以別館處之”，令其訪名師，赴學會，讓其自由發(fā)展?！按藙t以待殊特之士，而非常教所與也?！?span >[294]因人施教不只是為了便于把握傳授學問的深淺，更包括師生之間情感的交流和志趣的契合。古人說“從先生游”“從先生學”，非只是課堂上之傳授知識，更包括日常交談中的言傳身教。許壽裳曾著文回憶1908年與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從章太炎先生學時“如坐春風”的情景：

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chuàng)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295]

此等“隨便談天”，其實更見性情，并非只是可有可無的點綴。一部《論語》，所錄何止先生論學之語，更包括孔門師徒的“隨便談天”。若干年后，弟子記得的，很可能不是先生傳授的某些具體的學術見解，而是業(yè)師的一個手勢、一個眼神，或者幾句無關宏旨的雋語。魯迅對其業(yè)師是這樣描述的：

太炎先生對于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tài)，和藹若朋友然。[296]

若干年后，魯迅“聽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記不得了”，可“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297]。

這并非鄙薄具體學問的傳授，而是認定傳道授業(yè)解惑中，最好能自然而然地體現(xiàn)一種學術境界和人生精神。相對于集中課堂分科講授專門知識的新式學堂來，傳統(tǒng)書院的講學更容易做到這一點。不同于章太炎的堅持獨立講學，1920年代中期，梁啟超任教清華學校的國學研究院，希望“在這新的機關之中，參合著舊的精神”。具體說，就是“一面求智識的推求，一面求道術的修養(yǎng)，兩者打成一片”。可兩年多后，梁啟超不得不感嘆此理想的不易實現(xiàn)。一方面是學校上課下課，“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一方面是師生之間，“除了堂上聽講外，絕少接談的機會”[298]。有專門教授指導治學的研究院尚且如此，一般中學大學更是可想而知。說到底，這是中西教育思想的差異，“西方教育重在傳授知識”，而“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為人”。晚清教育改革的口號是“遠法三代，近取泰西”，可三代之學未免過于遙遠過于模糊了，實際上只能“近取泰西”。西化學校不可阻擋的崛起，使得整個教育界“師不親，亦不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299]。這對普及教育，增長知識，開拓學生的學術視野，乃至富國強兵救亡圖存，都是很有好處的；可對于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乃至錢穆等人所設想的“完全人格教育”，卻是不小的打擊。這或許是現(xiàn)代人為“進步”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意識到“教育現(xiàn)代化”過程中某種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失落，乃至為之痛心疾首，章太炎不得不奮起疾呼“救學弊”——盡管在時人看來，這又是“章瘋子”別出心裁故作驚人之論。

有趣的是，青年毛澤東雖不治國故之學，可也對世人之“爭毀書院，爭譽學?！辈灰詾槿?，認定“從‘研究的形式’一點來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yōu)勝得多”：

一來是師生的感情甚篤，二來是沒有教授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三來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yōu)游暇豫，玩索有得。[300]

只是毛澤東只注重書院的“研究的形式”，而不是像章太炎那樣將其作為中國私學傳統(tǒng)的表征；具體評價上也不像章太炎一邊倒，而是認為書院和學校各有短長，希望能“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xiàn)代學校的內(nèi)容”。

四　“救學弊”與“扶微業(yè)”

章太炎關于“救學弊”的呼吁以及“學在民間”的思想，難得為后學所領會，常被誤讀為只是對清廷的批判。這是因為論者囿于“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這一時俗之見，而又力圖為賢者諱，不愿置章太炎于“逆歷史潮流”反對新式教育的難堪地位，故曲為辯解，而不是深入體會章氏獨特的學術思路。章氏平生治學，以“不惑時論”自詡，依常人之見推論，罕有不出差錯的。“反滿”固是章氏思想的一大特色，可將“學在民間”的設想限制于此，不免有買櫝還珠之嫌。侯外廬稱：

太炎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最反對滿清統(tǒng)治的人，他最怕言致用有利于滿清，所以他對于清代的人物評價第一義，首先是基于反滿一點，以至于他說“學術文史在草野則理，在官府則衰”（《說林下》），“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與王鶴鳴書》）[301]

品其口氣，侯氏顯然不以章太炎之說為然，似乎只是因其隸于反對滿清統(tǒng)治而差可原諒。姜義華述及章氏對學校之不滿時稱：“特別是在當時學校為清廷所控制的情況下，他認為更必須強調(diào)這一點。”[302]仿佛“學在民間”這一命題，只是在提倡反滿時才有意義。唐文權、羅?；莺现墩绿姿枷胙芯俊?，把這意思說得更明白：

他曾多次表述對當時新式學堂的看法，“學校在官，其污垢與科舉等”，可說其主旨不在反對學堂的“新式”而在反對官辦。當時清王朝尚未推翻，官辦新式學堂雖然也能給學生傳播近代科學知識，但在政治上無疑是想造就維護封建王朝的奴才，向?qū)W生灌輸忠君敬長、追名逐利等陳腐觀念。[303]

照此類推，辛亥革命后“政權、教育權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章氏應該如唐、羅所斷言的，對學校的態(tài)度“來了一個大轉變”，可實際上并非如此。

章氏對學校的抨擊，并沒因清王朝的覆滅而中止，1924年發(fā)表的《救學弊論》口氣更為強硬，甚至主張：“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閉門五年然后啟，冀舊染污俗悉已湔除，于是后來者始可教也?！闭绿坠舻氖鞘箤W校成為利祿之途的“朝廷”，而不只限于“清廷”?！胺渤⑺]罷，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span >[304]唐宋如此，明清如此，民國也不例外，只要是官學，都有成為利祿之途的危險。這才是章氏強調(diào)“學校在官，其污垢與科舉等”的本意[305]。章太炎是“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又向旁邊去看歐洲各國”，然后才得出此“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的結論[306]。不管“學在民間”的提法是否精確，但無論如何不僅僅是一句服務于反滿斗爭的政治口號，而是章太炎對中國學術思想史長期思考的結果。

章太炎之反對西式學堂，最表面的理由是蔑視不學無術而又主管教育的官吏，如稱“光大國學”則“肉食者不可望”；“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識”等[307]?？蛇^分強調(diào)官吏的無知驕橫與新學之士的慕富貴患貧賤，很容易推導出學校當努力加強道德教育的結論，可這其實并非章太炎的本意。官學、私學之優(yōu)劣比較，關鍵在教育體制而不在個人道德。20世紀初年，取法泰西興辦學校是大勢所趨，以書院為代表的私學傳統(tǒng)正日趨沒落。正是有感于此，章太炎才著力發(fā)掘私學的合理內(nèi)核，而不忍心落井投石。撇開諸多對新式學堂情緒化的攻擊，章氏之推崇私學確有真知灼見，尤其是其關于百家爭鳴與定于一尊的思考。

像大多數(shù)中國讀書人一樣，章太炎十分向往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

其時孟軻、郇卿、莊周、墨翟，各以其道游說，轍跡遍天下。下逮刑名之學，堅白之辨，用兵如孫、吳，辨說如蘇、張，莫不搖舌抵掌，自昌其術。用則見于行事，不用則箸之竹素，雖或精粗不同，淺深殊量，而要皆一時之好，其流風余烈，足以潤澤百世，傳之無窮，故學術莫隆于晚周，與其國勢之敝若相反。[308]

“潤澤百世”的晚周之學，最為人稱道的是其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而這，實有賴于私學的勃興。秦代的“偶語棄市”“焚書坑儒”自然是摧殘學術，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一種可怕的思想鉗制。章太炎也稱“學術衰微”，“實漢武罷黜百家之故”；與常見不同的是，章氏認定漢武帝之“專取五經(jīng)”，“其實非只廢絕百家，亦廢絕儒家”[309]。使學問成為利祿之途，再加上思想上力求定于一尊，此乃學術衰微的根本原因，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章太炎對孔子的評價前后懸殊，但反對立孔子為教主的立場始終沒變。除了認定一為宗教，則必然“錮塞民智”，“令人酲醉發(fā)狂”，“非使學術泯絕，人人為狂夫方相不已”外，更因為章氏歷來反對獨尊一家：

夫欲存中國之學術者，百家具在，當分其余品，成其統(tǒng)緒，宏其疑昧，以易簡御紛糅，足以日進不已。孔子本不專一家，亦何為牢執(zhí)而不舍哉！[310]

不管所尊是真孔抑或假孔，兩漢因“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311]，使得學術衰微，今世豈能重蹈覆轍？康有為推孔子為教主，教主是不容懷疑不可討論的，而且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章太炎則只稱孔子為“古之良史”，良史雖尊，但可以討論可以懷疑，更重要的是并不需要“罷黜百家”。在章太炎看來，“過崇前圣，推為萬能，則適為桎梏矣”?！叭耸掳俣?，變易未艾”，“豈可定一尊于先圣”[312]？姑且不說先圣不一定事事賢于今人，“定一尊”的思維方式尤其不可取。

章太炎對私學的推崇，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這反對“定于一尊”與力主“互標新義”。官學為朝廷所出資興建，也為其掌握與利用。從培養(yǎng)朝廷（國家）需要的合格人才角度考慮，“法制不可不預立”。比如，“周之六德三藝，漢武之崇尚六經(jīng)，漢宣之石渠講論，皆特立準繩，納之法度”。至于“唐之《五經(jīng)正義》、宋之王氏《三義》、明之《四書五經(jīng)大全》，且特著成書，頒之學宮”。立準繩，定法度，對于標準化教學當然很有必要；可此“統(tǒng)攝整齊之法”，即便十分高明，對卓絕之士聰明才智的發(fā)揮，仍然是一種壓抑。官學里既然已有了欽定的答案，沒必要（也不允許）上下求索別立新說。于是，“著書騰說，互標新義”成了“在野學士”的專利。這正是章太炎區(qū)分“師在官，作述在野”的真意所在。將“師”與“作述”完全分開，自然不是好辦法，章太炎當然希望能有熔教學、研究于一爐的教育體制，這就是他所設想的“學會”?！皩W會之講學”，跟“學校之教士”，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

其在學會之學士，倚席講論，群流競進，異說蜂起，而其是非去取，一任之學者之抉擇，無俟乎國家之預設科條，以為裁制也。[313]

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已不可復得，但如若能保持“群流競進，異說蜂起”的“學會”，對學術發(fā)展仍然很有意義。而由朝廷（國家）來“預設科條”裁制學術，則很容易走向獨尊一家，扼殺異說。章太炎之推崇以書院為代表的私學傳統(tǒng)以及力主“合耦同志，以建學會”，都是基于這種對學術（思想）專制的高度警惕。

章太炎對書院精神的繼承，其實側重于清而不是宋與明。宋明兩代著名的書院，頗有攻擊朝政，代表一代清議的。章太炎對此甚不以為然，批評“東林之興，為學士叢藪，然急切干祿之念，浸益染污，名為講學，實以自植政黨”[314]；至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分兄蔼毩钪T生橫與政事”，更是章氏攻擊的對象[315]。反對學生議政干政與贊許清儒“不以經(jīng)術明治亂，故短于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316]，兩者是相通的，都是力主政學分途，學以求是而非致用。

清代書院大致分為三類：一重義理與經(jīng)世之學，一以考課舉業(yè)為目的，一推崇樸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章太炎就讀的杭州詁經(jīng)精舍屬于第三類。阮元曾自述創(chuàng)辦詁經(jīng)精舍的宗旨：

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jīng)者，不忘舊業(yè)，且勉新知也。

（《西湖詁經(jīng)精舍記》）

阮氏所辦詁經(jīng)精舍太平天國期間毀于戰(zhàn)火，重建后的詁經(jīng)精舍保持原有不涉科舉時務的特色。俞樾在《重建詁經(jīng)精舍記》中稱：

肄業(yè)于是者，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圣人之遺經(jīng)。

章太炎后來的講學，大致也是這條路子。幾次開門授徒，都是講授“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等“中國獨有之學”[317]，而不像康有為主講萬木草堂那樣包括泰西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shù)學和格致學[318]。從《說文解字》《爾雅》《莊子》和《楚辭》中，的確是很難開出內(nèi)圣外王或經(jīng)天緯地的大道來的，好在章氏本就無意于此。范文瀾批評章太炎作為清末古文經(jīng)學的代表，“從古文經(jīng)學中引申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來是很難的”[319]。實際上章氏也不屑于此，講學時一遵古文經(jīng)學傳統(tǒng)，“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圣人之遺經(jīng)”——唯一不同的是，所通者由“遺經(jīng)”擴展到整個“文史之學”。不管是自己治學還是開門授徒，章氏都主學以求是，反對康有為的經(jīng)世致用。同樣是“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借書院學會告弟子以“求仁之方，為學之門”[320]，康氏的講學近于清初重義理與經(jīng)世之學的書院，而章氏的講學則近于乾嘉以下推崇樸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的書院。

現(xiàn)代社會建設所需人才，已非傳統(tǒng)書院所能提供；所謂“治國之本在于五經(jīng)”之類的大話，近乎癡人說夢。康有為講學之兼重中西、文理，代表現(xiàn)代學校之發(fā)展方向?？稍诳盗旱热藢χ袊鴤鹘y(tǒng)教育的攻擊中，明顯有急功近利的色彩。這一教育思想——講求短期效用因而反對“無用之學”——雖有利于分途培養(yǎng)各科專門人才，可對整個民族文化素質(zhì)的下降負有責任。章太炎考慮的不是整個國家教育的戰(zhàn)略決策，而是在思想史學術史背景下，如何借保存國學來保存國性，抵御日漸洶涌的西化狂潮。

若從“國故論衡”或者傳授“國學”的角度考慮，章太炎的學會之倡是可行的；但若想以傳統(tǒng)書院來取代學校教育，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章氏其實心里非常明白這一點，故攻擊“學校叢弊”時，主要針對“文科”“國學”“文史之學”，至于“為物質(zhì)之學者”或者“治國際法者”，則只能聽其“參用遠西書籍”[321]，因為書院山長對此實在無能為力。批評朝廷提倡的學校之制不利于保存國學，并非真的如王先謙主張的要求“輟講于堂，返士于家”[322]；而是發(fā)揚中國私學傳統(tǒng)，借助民間力量，辦書院、組學會，“為往圣繼絕學”。晚年作《國學會會刊宣言》，章太炎正是從“繼絕學”角度立論：

深念扶微業(yè)輔絕學之道，誠莫如學會便。[323]

新式學校受西方教育體制（及制約著這一體制的文化思想）影響甚深，傳授“國故之學”未免不大得力，而且時有隔靴搔癢之感。真能讓學子感同身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學術魅力的，章氏提倡的書院與學會確有優(yōu)于新式學堂之處。

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tǒng)的推崇，在學術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標新義”，反對朝廷的定于一尊與學子的曲學干祿；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則是借書院、學會等民間教育機制，來傳國故繼絕學，進而弘揚中國文化。

民間講學涉及經(jīng)濟、政治等一系列問題，并非一句“學術自由”就能解決。章太炎一生堅持私人講學，多次拒絕進入大學當教授，有其明確的學術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講學所面臨的困境、所取得的實績，以及借此建立學派設想之實現(xiàn)等相關問題，只能留待專文論述；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tǒng)的體認與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