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求是與致用

“實事求是”與“經(jīng)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shù)思路。雖說為人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shù)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并實踐儒家經(jīng)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tài)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shù)的大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對整個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shù)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xiàn)適應傳統(tǒng)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沖擊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難處境——這是一個尋求政學分途而又需要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妙手繡文章”的時代。這里著重剖析求是派主將章太炎在論爭中的立場及其學術(shù)思路，間及其對手康梁一派的主張。

1915年至1916年初，章太炎口述《菿漢微言》，頗多玄理，論及治學時稱：“學術(shù)無大小，所貴在成條貫，制割大理，不過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span >[60]章氏一生對學術(shù)研究到底該求是還是致用有過許多論述，似乎立說歧異，以致他剛剛?cè)ナ溃茏咏练蚝蛯O思昉就因評述其師的學術(shù)宗旨打筆仗。姜氏稱：“先生學術(shù)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孫氏則錄太炎先生《與王鶴鳴書》反駁，“是先生之學固以求是自揭矣”[61]。這場論爭最后不了了之，因雙方都言之有據(jù)，誰也說服不了誰。雙方都是章氏晚年入室弟子，都對其師十分尊敬且有較深的了解，可論及其師宗旨時尚且大相徑庭，這就難怪旁人覺得章氏學術(shù)思想不大好把握。

想當然的解釋是章氏論學本就兼及求是與致用，弟子于是各執(zhí)一端；或者章氏論學前后宗旨不一，弟子缺少通盤考慮。這兩種解釋都不無道理，可又都難以服人。首先，章氏論學宗旨大致前后貫通，說不上突變；其次，章氏的求是與致用有其特殊的界定，非單憑常識所能理解；最后，章氏深刻之處，正在于其對求是與致用之間微妙關系的詮釋，這其間蘊涵著大轉(zhuǎn)折時代學者的選擇與困惑，已經(jīng)超越個人之是非得失。

一　“學在求是，不以致用”

太炎先生論學，一直標舉“實事求是”。這既有學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又與現(xiàn)實刺激密切相關。故其求是之學與漢儒、清儒不大一樣，頗多標新立異之處。侯外廬最先注意到這一問題，稱：“他于求是與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經(jīng)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實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span >[62]此后的研究者，論及這一問題時，大都沿襲侯氏思路。只是侯氏和合求是與致用的設想實在過于籠統(tǒng)，既反附會又不墨守、既論驗實又論理要之類面面俱到的說法，又未免挫鈍了章氏學說的鋒芒。而張玉法將乾嘉學者的“求是”限定為“文字訓詁”，將今文家的“致用”理解為“追逐功利”[63]，都不大貼切，有過于簡單化之嫌；唐文權(quán)、羅?；菡_地指出章氏之“求是”不同于觀念先行的方法論，可“語必征實說必盡理”其實正是樸學精神，后者亦非如唐、羅二君所設想的只是“分文析字”[64]。學者們都注意到章氏的求是與清儒之求是不大一樣，可究竟何同何異以及支配這一異同的學術(shù)思路，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究。

最先提到“實事求是”的，是《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鳖亷煿抛⒃唬骸皠盏檬聦?，每求真是也?！鼻螌W者推崇漢學，“實事求是”于是成了學者們的口頭禪，即所謂“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65]。

劉師培曾指出：“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為歸”，乃清儒不同于明儒之處；而這一學術(shù)轉(zhuǎn)向，兼有利弊，“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學漸興”[66]。此說將求是與致用作為兩種不同的學術(shù)路向，各有褒貶，而不是像后來學者那樣一味指責清儒埋頭書齋不問世事。今人余英時更為清學正名，反對只從社會背景來解釋清代考據(jù)學的興起，而是突出思想史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inner logic），稱求是之學漸興“實與儒學之由‘尊德性’轉(zhuǎn)入‘道問學’，有著內(nèi)在的相應性”[67]。章太炎對清學發(fā)展特別關注，多有評述，尤其是其論學主求是，更是直接承襲清儒的思路。

乾嘉學者講“實事求是”，除了原有的以文字訓詁求經(jīng)史大義的治學路徑，以及無征不信，言必有據(jù)的治學態(tài)度，更由于學者各自的特殊處境而另有引申發(fā)揮。也就是說，“實事求是”作為一句通行的口號，必須落實到特定語境中，聯(lián)系“上下文”，明白提倡者反對什么批評什么，口號才有了具體內(nèi)涵。比如，戴震力主“治經(jīng)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68]；故時人稱其“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69]，意在表彰其沒有門戶之見，超越漢宋，“空所依傍”，不像惠棟“唯漢是從”。錢大昕自稱：“桑榆景迫，學殖無成，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nèi)共白?！卞X氏講求是重點在“護惜古人之苦心”，不愿效時人之“陳義甚高，居心過刻”[70]。王鳴盛也有一段自我表白：“以予之識暗才懦，碌碌無可自見，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實事求是，庶幾啟導后人，則予懷其亦可以稍自慰矣夫。”王氏之“實事求是”，則是反對史家之“橫生意見，馳騁議論”，因“學問之道，求于虛不如求于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71]。阮元說經(jīng)，“推明古訓”，“非敢立異”，自稱是“實事求是”[72]；黃以周治禮，“博采眾論”，“惟善是從”，也被譽為“實事求是”[73]。清人實在太喜歡標榜“實事求是”了，以至論學時好處都歸它所有。最有意思的是私淑戴震的凌廷堪，以區(qū)分“實事”與“虛理”來說“實事求是”，更可見清人思路及學術(shù)選擇：

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qū)嵤略谇埃崴^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shù)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74]

同是推崇“實事求是”，各家側(cè)重點大有差異，籠統(tǒng)一句“限于文字訓詁之求是”，實未盡清代學者之意。

章太炎自稱“學問之事”，終以“東原先生為圭臬耳”[75]；其對戴震的高度推崇，直接引發(fā)了五四前后學者對戴學的研究和討論。因此，章氏論學突出“實事求是”，本在意料之中。太炎先生特異之處，在于強調(diào)學在求是而不在致用。也就是說，將治學中求是與致用二者尖銳對立起來，揭示這一對概念本就存在的內(nèi)在矛盾。此前的學者雖也意識到這兩者之間難以調(diào)和，可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沖突。講求是者不忘帶上致用，免得無用之嘲；講致用者也總捎上求是，以顯學有根基。段玉裁為《戴東原集》作序，稱：

先生之治經(jīng)，凡故訓、音聲、算數(shù)、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76]

段氏強調(diào)戴學主求是，但“用則施政利民”；龔自珍論學重致用，可也不愿完全抹殺考據(jù)訓詁：

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77]

只有章太炎厭棄此等調(diào)和折中之論，以其特有的思維的徹底性，將二者推到極端，然后獨尊“實事求是”。1906年，章氏在《與王鶴鳴書》中稱：

仆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78]

過了三年，章氏又強調(diào)：

學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親民，不以干祿。[79]

此前此后，章太炎不斷表述這一論學宗旨，并以此作為評判前代學術(shù)以及指導自家研究的標準。前者如贊賞清儒，稱其所以能使“上世社會污隆之跡，猶大略可知”，就因為其治學：

不以經(jīng)術(shù)明治亂，故短于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于求是。[80]

后者如自述力作《官制索隱》的寫作宗旨時，再三強調(diào)：

吾今為此，獨奇觚與眾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shù)。[81]

如此揚求是而抑致用，也是一種“口號”與“姿態(tài)”，很大程度源于其對康有為的政見與學術(shù)的批判。政見合時尚且“論及學派，輒如冰炭”[82]；政見分后，章氏對康氏更是痛加詆毀不遺余力。

康有為治學風格與章太炎大相徑庭，爭論在所難免。只是康氏成名在先，章氏奮起反駁，故論爭中不免有時間差（如章氏常以十年前的康氏為假想敵）；再說康氏自認“吾學三十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83]，無暇也不屑與后學斤斤計較，故論爭中雙方并沒有真正交手，近乎各自獨立闡述學術(shù)宗旨。即便如此，今古文之爭、中西學之爭以及改良革命之爭，作為大的學術(shù)思想背景，還是明顯影響雙方（尤其是章太炎）的立論。所謂“康有為抬出今文經(jīng)學搞變法維新，章太炎用古文經(jīng)學宣講種族革命”的說法，雖然簡單化了些，但畢竟注意到政治策略與學術(shù)思想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其間章太炎之反神道、反預言、反尊君、反托古改制、反微言大義等，更是隨學術(shù)思想與政治策略的論爭不斷推進[84]。既是論爭，難免夾雜些個人意氣；好在康、章二人都自覺將其學術(shù)追求放在清學三百年思潮中來考察，故能超越一時一地的意氣之爭。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康、章二人也確實體現(xiàn)了清學中“求是”“致用”兩股學術(shù)思潮的發(fā)展趨向，成為橫跨清學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的橋梁。

康有為論學主經(jīng)世致用，對乾嘉學者的考據(jù)訓詁很不以為然，斥之為“無用之學”?？凳献非蠼?jīng)世，力主變革，自然選中便于發(fā)揮微言大義的今文經(jīng)學；頌揚托古改制的孔子，其目的也在于自家的托古改制?！犊鬃痈闹瓶肌肪硎环Q：

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85]

這話其實可作為康有為的“夫子自道”讀。“孔子以布衣而改亂制”，實多有不便，故不得不“加王心，達王事”，“記諸行事以明其義”；康氏又何嘗不是如此？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托古改制”自有可取之處；可作為一種學術(shù)思路，“托古改制”則貽害無窮?！缎聦W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固然轟動一時，成為“思想界之一大颶風”，學術(shù)上則從一開始就備受攻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兩部很有理論穿透力的著作均披著考據(jù)的外衣；而從考據(jù)學的角度評價，此二書實在太不遵守學術(shù)規(guī)則，牽強武斷處不勝枚舉。這一點就連參加《新學偽經(jīng)考》寫作的梁啟超也都不以為然，“時時病其師之武斷”?？涤袨橹浴巴幌⒆C據(jù)或曲解證據(jù)，以犯科學家之大忌”，并非只是“好博好異之故”；而是因其本意不在治經(jīng)，不過“借經(jīng)術(shù)以文飾其政論”[86]。治經(jīng)既非康氏所長，考據(jù)也非康氏所愿，像戴震主張的那樣“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87]，固然可以避免“鑿空之弊”，可難逃康氏“無用之學”之譏。只是這回作法自斃，輪到康氏自己來賣弄“無用之學”了。錢穆曾指出康有為著述中這一邏輯上的矛盾：康氏的歷史功績在于“力反乾嘉以來考據(jù)之學，而別求辟一新徑”；可不巧的是，“其書亦似從乾嘉考據(jù)來，而已入考據(jù)絕途，與長興宗旨并不合，而長素不自知”[88]。

所謂“長興宗旨”，指的是1891年康有為應陳千秋、梁啟超等人之請，“始開堂于長興里講學，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guī)”[89]。此書雖非康氏代表作，但因“長素學術(shù)生命可記者，則始于其長興之講學”[90]；更因傳道授業(yè)解惑中直陳學術(shù)宗旨，故此書值得充分重視。此前學者如戴震、姚鼐、章學誠等，都將古今學問之途分為義理、考據(jù)、詞章三門，只不過各自使用概念及側(cè)重點略有不同而已[91]。曾國藩稱“為學之術(shù)有四：曰義理，曰考據(jù)，曰辭章，曰經(jīng)濟”[92]，與康有為分類大致相同；只是曾氏強調(diào)“莫急于義理之學”，而康氏則獨標“務通變宜民”的“經(jīng)世之學”?！胺擦囍畬W，皆以致用也”；只是三代以下，學術(shù)日異，難得再有足以致用者。隋唐人之詞章學，宋明人之義理學，清人之考據(jù)學，皆不如漢人經(jīng)學之“近于經(jīng)世者也”?？涤袨閷h學的闡釋獨具一格：

孔子經(jīng)世之學，在于《春秋》?！洞呵铩犯闹浦x，著于《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shù)皆法焉，非如近時言經(jīng)學者，僅為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關也。

清儒甚為自得的復興漢學，在康氏看來乃“緣木求魚”，只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一方面劉歆“偽撰古文”雜亂諸經(jīng)，為王莽新朝效勞，“于是二千年皆為歆學，孔子之經(jīng)雖存，而實亡矣”；另一方面兩漢之學“皆實可施行”，非若清儒之學“相率于無用”[93]。

清儒治學講究識字——通經(jīng)——達道，故特重音韻訓詁。康有為對這一治學路徑很不以為然，認為“以此求道，何異磨磚而欲作鏡，蒸沙而欲成飯哉？”[94]改變這一“甚不智”的治學途徑，首先是不從“文字”而從“古圣賢之心志”入手，先讀通“微言大義”，然后再談考據(jù)訓詁。比如，“提出孔子改制為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徹之日”。說具體點，就是“從此讀《新學偽經(jīng)考》，別古今，分真?zhèn)?，撥云霧而見青天”。有此“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書皆可破矣”。如此讀書，“數(shù)日可通改制之大義”，天資少滯者，“亦不待一月，俱可通貫”[95]。梁啟超遵師囑所作的《學要十五則》，更將這一速成通經(jīng)法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師從不同，學術(shù)淵源不同，康、章分屬不同學派，這本沒有什么稀奇。章太炎之所以奮起反駁，除了不能同意“新學偽經(jīng)”“孔子改制”等石破天驚的怪論，更因其不能容忍康有為專講經(jīng)世大義，摒斥名物訓詁的治學方法。

廖平列《今古學宗旨不同表》，第一條就是“今祖孔子，古祖周公”。與此相關聯(lián)的還有“今經(jīng)皆孔子所作，古經(jīng)多學古者潤色史冊”；“今為經(jīng)學派，古為史學派”兩條[96]。康有為主今文說，斷“《六經(jīng)》皆孔子所作也”，以孔子為政治家，且稱：“學者知《六經(jīng)》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為大圣，為教主，范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span >[97]章太炎對康氏維新改制的努力甚為贊許，早年與康門弟子共事時務報館，雖鬧至揮拳相向，但畢竟聽從孫詒讓勸告，沒有公開批駁康氏學術(shù)。1899年章氏作《今古文辨義》，原是針對廖平，且警告“經(jīng)術(shù)文奸之士”，不得“借攻擊廖士以攻擊政黨”，顯然有回護康有為之意；可畢竟還是開啟了與康氏正面的學術(shù)論爭。針對廖平（其實也包括康有為）六經(jīng)皆孔子所撰，非當時語亦非當時事，孔子構(gòu)造是事而加王心的說法，章太炎強調(diào)孔子乃“因其已成者以為學”，“據(jù)此刪刊以為群經(jīng)”，并針鋒相對地指出：“然則孔子自有獨至，不專在六經(jīng)；六經(jīng)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謂其中無前圣之前書。”至此還只是各說各的一套，六經(jīng)是否孔子所撰尚未有定論；推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晉之文”的章太炎，筆鋒一轉(zhuǎn)，發(fā)揮其邏輯嚴密的論學長處，討論起“極崇孔子”所可能造成的弊病來。廖平、康有為為“宗仰素王”而斷言其“自造六經(jīng)”托古改制，以此推論，“安知孔子之言與事，非孟、荀、漢儒所造耶”？“若是，則欲以尊崇孔子而適為絕滅儒術(shù)之漸，可不懼與？”[98]

要說“極崇孔子”，廖平實未及康有為；而立孔子為“神明圣主”，這對于始終將孔子視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章之爭于是不可避免。在章太炎看來，“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如刪定六經(jīng)），“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如作《論語》），可就是不能有崇奉一尊立為教主的孔子。就因為孔子“夐絕千古”之功，正好在于其“變神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99]。以陰陽五行、象緯占卦入儒術(shù)，將儒學神學化，起于漢儒董仲舒。也就是章太炎批評的，“中國儒術(shù)，經(jīng)董仲舒而成教”[100]。這就難怪立孔子為教主的康有為主張“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jīng)》，而窺孔子之道”[101]；而反對神化孔子的章太炎則直斥“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神人大巫也”[102]。民國初年，尊孔復古成風，甚至有倡以孔教為國教者，章太炎作《駁建立孔教議》，繼續(xù)批評董仲舒之將儒學宗教化，使得“讖緯蜂起，怪說布彰”，“巫道亂法，鬼事干政”；而“今之倡孔教者，又規(guī)摹仲舒而為之矣”[103]。在章氏看來，立孔子為教主，最不能原諒的是定于一尊?！岸ㄓ谝蛔稹保厝恢舷⑺枷牖盍?，其實際效果只能是愚民。故終其一生，章太炎對孔子的評價雖屢有變遷（《訄書》中的《訂孔》與《檢論》中的《訂孔》已是大有出入），但“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的提法基本沒變[104]。之所以強調(diào)孔子學說并非宗教教義，而是“以歷史為宗”，就因為“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105]。

從鬼話與人話、愚民與智民來區(qū)分今古文，自然只是章太炎的一家之言。不過，將孔子視為“古良史也”的章太炎，本身確實更像見識卓絕之史學家；而將孔子視為“大教主”的康有為，本身也帶有宗教家的人格魅力。章太炎早年譏笑“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106]，并非無中生有的造謠誹謗。就連梁啟超也對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不以為然[107]，著《南?？迪壬鷤鳌窌r且專列“宗教家之康南?！币徽隆＿@種精神氣質(zhì)及思想方法的區(qū)別，其實已經(jīng)決定了各自治學路向的歧異。政治家兼宗教家的康有為之考六經(jīng)為孔子所作，其本意不在追問六經(jīng)之成書過程，而在于推崇孔子。若孔子只是著《論語》刪《春秋》，“則孔子僅為后世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為生民未有范圍萬世之至圣哉？”[108]說到底考據(jù)只是追認，結(jié)論早已先有，即“先立一見，然后攪擾群書以就我”[109]。康氏對其“主題先行”的治學風格并不諱言，相對于“撥亂救民”為萬世立法之大義，經(jīng)義史籍真?zhèn)沃加唽嵲谖⒉蛔愕?。當年針對朱一新“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的批評，康有為并沒認真應戰(zhàn)，而是虛晃一槍，大談起“今日之害，學者先曰訓詁”來[110]。就因為在康氏看來，“圣人但求有濟于天下”，完全可以“言不必信”，名物訓詁之類無關大義的學問可有可無。

章太炎繼承清儒實事求是之治學風格，認定孔子是否著六經(jīng)，是個事實問題，與義理是非無關，必須精研故訓，博考事實，才能“每下一義泰山不移”。因此，由考據(jù)通經(jīng)，由通經(jīng)達道，才是章氏心目中的治經(jīng)正路。至于撇開音韻訓詁而侈談通經(jīng)致用，只能是“大言欺世”。關鍵還不在于如此治學必然趨于穿鑿附會，更因通經(jīng)本就難以致用，治世也都不靠經(jīng)術(shù)。因此，章太炎特別欣賞清儒“不欲以經(jīng)術(shù)致用”以及“夷六藝于古史”的治學態(tài)度[111]，理由是：

自周、孔以逮今茲，載祀數(shù)千，政俗迭變，凡諸法式，豈可施于近？故說經(jīng)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112]

治經(jīng)固然可以“明流變”，“審因革”，但并非今文學家吹得神乎其神的以經(jīng)術(shù)治國。所謂“求漢人致用之方，如《禹貢》治河，《洪范》察變之類”，還有“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113]，在現(xiàn)代人看來都是“非愚即妄”[114]。而且，從根本上說，治經(jīng)意在“求是”而非“風議”，不該以有用與否為評判標準。在《與王鶴鳴書》中，章太炎干脆直截了當?shù)靥岢觯?/p>

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偽，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115]

以孔子為良史，主訓詁以通經(jīng)，均非章氏獨創(chuàng)；唯獨力倡治經(jīng)當實事求是而不必考慮通經(jīng)致用這一點，章太炎把今古文之爭推進了一大步。

康有為論學標舉“致用”，著力攻擊清儒的學問“破碎無用”。面對“傅會鑿空”之類的批評，康有為居然臉不變色心不跳，且能反咬一口，嘲笑對手未能識大體。就因為對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子來說，“學而無用”的指責，遠比“傅會鑿空”的批評，更嚴厲也更致命。更何況國難當頭，即便考得古言泰山不移，又將于世何補？康有為的棒喝之所以不能忽視，自有其道理。對康氏立說影響甚深的廖平《知圣篇》，就曾批評清儒推崇備至的段王之學“語之政事經(jīng)濟，仍屬茫昧”。并非“禁人治訓詁文字”，而是“以救時言”，從小學入手治經(jīng)乃迷途[116]。關鍵在于國家并非承平，士子不能不追求學以致用。這一點康有為的自述表達得非常清楚：

仆之忽能辨別今古者，非仆才過于古人，亦非仆能為新奇也，亦以生于道、咸之后，讀劉、陳、魏、邵諸儒書，因而推闡之。使仆生當宋明，亦不知小學；生當康、乾，亦豈能發(fā)明今古之別哉？[117]

這里強調(diào)的主要不是學術(shù)的傳承，而是時勢對學術(shù)發(fā)展的刺激。道光咸豐之后突出通經(jīng)致用的今文經(jīng)學之所以大盛，有學術(shù)上由靜入動，反撥乾嘉之學的意味；有今文經(jīng)學演進的內(nèi)在理路；可康有為的“奇談怪論”之所以得到社會的容忍乃至激賞，最主要的還是國事日非人心思變的時代氛圍。

當年梁啟超等熱血青年之“聞有為說，則盡棄其學而學焉”[118]，并非偶然。其中最要緊的是時人普遍希望“學以致用”，不愿為求章句訓詁名物制度而老死書齋。

已經(jīng)毅然走出詁經(jīng)精舍并有“謝本師”壯舉的章太炎，當然理解這種情緒。之所以還要站出來否定今文經(jīng)學的“通經(jīng)致用”，很可能有一破一立兩方面的考慮：“立”指主實事求是，“破”指批附會臆斷。

章太炎治學重稽古，主求是，即所謂“字字征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119]；反對在學術(shù)研究中摻雜個人主觀好惡，甚或借學術(shù)作政論。最能體現(xiàn)這一學術(shù)宗旨的莫過于如下一段話：

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則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120]

《征信論下》中的如法吏辨獄，《與王鶴鳴書》中的“無偏無黨”，都是與此類似的說法，強調(diào)學者不該以一己之好惡抹殺或歪曲證據(jù)，乃至制造冤假錯案。學者的個人道德，未必真能保證證據(jù)絕對不受污染，立論沒有絲毫私心。即便講稽古之學，章太炎也是追求“窺大體”“得大體”，不滿足于“逐瑣屑之末務”，“致謹于名氏爵里之間”[121]。憑什么保證所窺“大體”（而不只是個別字詞之考據(jù)）不誤？章太炎對西方社會學、哲學的吸取，以及對傳統(tǒng)經(jīng)籍的釋讀，或許比時人高出一大截，可照樣依賴于某種帶主觀色彩的學術(shù)眼光與理論框架。只能評價這一眼光及框架是否高明，而很難以“無偏無黨”自詡。學術(shù)研究中并不存在純粹的“客觀性”，只不過學者以“求是”為目的，還是能相對減少許多不必要的失誤。

章太炎之反考古適今，反通經(jīng)致用，自然是針對康有為的托古改制以及三統(tǒng)三世等宏論。各學科中愈近于人事者，本就愈可能因“治之者加以愛憎之見，則密術(shù)寡而罅漏多”[122]；更何況康氏公開提倡去訓詁而獨取大義，必然慫恿“高材之士”道聽途說牽強附會。當年戴震之力主“治經(jīng)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在聞道”，就因為反感宋以來儒者之喜“憑胸臆為斷”；而康有為治經(jīng)之善附會多臆斷，比宋儒明儒有過而無不及。章太炎正是抓住這一點不放，再三敲打今文經(jīng)學家論學中之“往往傅以奇邪”，“視一切歷史為芻狗”[123]。

今文經(jīng)學派為提倡變革，注重切于人事，傾向于“借經(jīng)術(shù)以文飾其政論”，故不免多牽強附會的說法。章太炎曾刻薄地稱此類自視甚高的“通經(jīng)致用”為“曲學干祿”[124]，這一指責康氏門徒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因為康有為攻擊只講考據(jù)不問世事的“今之學者”，正是詆其“利祿之卑鄙為內(nèi)傷”[125]。到底今文古文兩派孰為“曲學干祿”，很難一概而論。

學術(shù)研究從來并非一塵不染，隨時可能被權(quán)力支配與利用，歷史上今文經(jīng)學和古文經(jīng)學都有過被導向“曲學干祿”的不光彩記錄。所謂“一切經(jīng)術(shù)，無不可為篡盜之階”；“學術(shù)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126]。章氏其實心里十分明白，學術(shù)并不“純凈清白”。只不過今文經(jīng)學家重在發(fā)揮微言大義，主動貼近現(xiàn)實政治，再加上康有為提倡“不待一月俱可通貫”的速成經(jīng)學，使得不學無術(shù)者更容易利用其曲學干祿或浮說惑人。而“實事求是之學，慮非可臨時卒辨”；經(jīng)過一番“研精覃思，鉤發(fā)沉伏”的學術(shù)錘煉，[127]一般來說心志稍為安定，不至于過分浮浪驕奢——當然也可能因此頓失豪氣，變得迂腐守舊。這一點，章之友人劉師培頗有同感，在論及清儒之得失時，稱“經(jīng)世之學”，易流于“假高名以營利”；不若“純漢學者，率多高隱”[128]。

二　“殫精考索”與“興起幽情”

章太炎斥公羊?qū)W之弊，曰“其極足以覆國”[129]，這跟康有為罵劉歆偽《周禮》故“一言喪三朝”[130]，二者立論相反，思路卻相當接近，都是強調(diào)學術(shù)與政治（思想與權(quán)力）的密切聯(lián)系?？涤袨橹v通經(jīng)致用，將學術(shù)與政治綁在一起是順理成章；何以治學講求實事求是的章太炎，也非扯上國家興亡不可？這牽涉到章氏論學的另一側(cè)面：反“致用”口號，而又有致用精神。在清末民初學者中，力主學術(shù)不該講求致用者，一是章太炎，一是王國維。王氏針對其時學分新舊、中西、有用無用的“不學之徒”，強調(diào)“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并真的一輩子固守“無用之用”的學術(shù)[131]。章太炎不一樣，之所以大談“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很大原因是被康有為逼出來的——論爭中雙方觀點都容易趨于極端，要不無法“旗幟鮮明”。

幾乎從入世之初起，章太炎從來都是積極關注現(xiàn)實政治，不曾真正遺世獨立過。從著《訄書》、“解辮發(fā)”，到成為民國元勛、國學大師，幾十年風風火火，除1920年代末短暫的隱居外，章氏始終是政治舞臺上不容忽視的風云人物。以此政治家的眼光論學，焉能完全不講“經(jīng)世致用”？

推崇明末諸大儒之“多留心經(jīng)世之務”，乃清末民初的學術(shù)思潮。如梁啟超贊揚顧炎武等人：“皆抱經(jīng)世之志，懷不世之才，深不愿以學著，而為時勢所驅(qū)迫所限制，使不得不僅以學著?！?span >[132]劉師培論述角度略有不同：“當明清之交，顧、黃、王、顏，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踐行，詞無迂遠，民生利病，了若指掌，求道德之統(tǒng)紀，識治亂之條貫?！?span >[133]章太炎既不像梁氏強調(diào)“時勢所驅(qū)迫”，也不像劉氏注重“修身踐行”，對三大家也都略有微詞，但格外欣賞其立身處世之道：

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跡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134]

因慕顧炎武之為人而“改名絳，別號太炎”的章炳麟，一生行事確有追蹤顧炎武之意味，尤其是在力圖兼合“求是”與“致用”這一點上。最能代表這一學術(shù)取向的，是章太炎的兩段自述：亡命日本主編《民報》時“提獎光復，未嘗廢學”；幽禁北京口授學術(shù)時則“雖多言玄理，亦有諷時之言”[135]。

即便當初埋頭講求稽古之學時，章太炎的去取也自有其深意在。正如章之老師俞樾所說，其時之是否言變革求西學，是與傳統(tǒng)的孟、荀之爭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無荀子，不能開三代以后之風氣；無孟子，而先王之道幾乎息矣。今將為荀氏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為孟氏之徒歟？……風雨雞鳴，愿與諸君子共勉之。[136]

章太炎剛離詁經(jīng)精舍，就著文評孟、荀之爭，斷言：“自仲尼而后，孰為后圣？……惟荀卿足以稱是?！?span >[137]合孔、荀在理論上頗有漏洞，不過章氏明顯取其“法后王”“制天命而用之”的入世精神，以及其傳經(jīng)衍學、納法入儒的貢獻。一直到晚年作《儒家之利病》的演說，章太炎仍堅持尊荀抑孟。雖然晚清的孟荀之爭，是與漢宋之爭、經(jīng)學理學之爭以及今文古文之爭糾合在一起，章氏之尊荀有其特殊的學術(shù)背景，可我還是更注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三年”稱：“余所持論，不出《通典》、《通考》、《資治通鑒》諸書，歸宿則在孫卿、韓非。”與此相呼應的是《菿漢微言》結(jié)語中的一段話：“遭世衰微，不忘經(jīng)國，尋求政術(shù)，歷覽前史，獨于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边@兩段自述再清楚不過地說明章太炎治學之初之推崇荀子，本身就是“不忘經(jīng)國尋求政術(shù)”的結(jié)果，而很難歸之于講求名物訓詁的“實事求是”之學。實際上章氏一生多次從哲學、政治學、倫理學角度評述先秦諸子，褒貶抑揚，變化甚大，有些甚至前后矛盾，其中固然有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以及論述中多角度多層次的原因，可關鍵還在于論者講求致用的治學態(tài)度。認定諸子學說乃“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138]，故治學時不局限于訓詁考釋，而是著力發(fā)掘其思想文化意義，這是章氏高明之處?？蛇@么一來，不能不涉及論者的價值觀念及理論體系，很難再保持“無偏無黨”的治學態(tài)度。即便講考據(jù)訓詁典章制度，也有個促成研究者選擇對象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從何入手的學術(shù)傳統(tǒng)，并非真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更何況諸子這樣的“主觀之學”，如何做得到“字字征實語語自得”？當然，“近遭憂患，益復會心”的讀《易》，與“余于政治，不甚以代議為然”的議政[139]，二者還是大有區(qū)別的。前者基本上仍以“求是”為目的，盡管借助于社會閱歷與人生體驗；后者則以“致用”為歸宿，雖也涉及一點學理問題。

在今古文之爭中，章太炎明顯揚“求是”而抑“致用”；可在自家的學術(shù)研究（佛學研究、史學研究和小學研究）上，章太炎又突出“致用”精神。這與前人（如汪中、凌廷堪）之區(qū)分典章制度考古之學與六經(jīng)宏旨義理之學不大一樣，并非強調(diào)專業(yè)或?qū)W科之分，而是體現(xiàn)其“革命不忘講學，講學不忘革命”這一悲壯的努力。

章太炎之研讀佛經(jīng)，起于“遭禍系獄”，是否能達大乘深趣還在其次，主要是“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鄒容不讀佛經(jīng)，無以解憂，“年少剽急，卒以致病”；而章氏熬過三年苦獄且不墜青云之志，頗得益于講萬法唯心的佛學[140]?；谶@種人生體驗，章太炎出獄后即極力主張“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141]。因為在他看來，革命之難以成功，關鍵在于國民之道德淪喪與革命黨人之缺乏獻身精神；當務之急是發(fā)起信心增進道德，而最合適的思想武器莫過于佛學。合華嚴宗之“普度眾生”與法相宗之“萬法唯心”，提倡一種勇猛無畏的革命精神，最典型的說法是：

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眾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三輪清凈，則不能去德色心。[142]

為了去畏死心、拜金心、奴隸心而發(fā)起宗教提倡佛學，這與康有為之“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143]，其實沒有多大差別，最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章氏后來雖有一些關于佛典翻譯以及大乘佛教緣起的論文，可始終不以佛教學理的研討見長。也就是說，其實事求是的治學準則，并沒有貫徹落實在佛學研究中。早年提倡佛學濟世，固然談不上“求是”；晚年批評佛法未足救弊，實也只是基于“致用”。當年章太炎同鐵錚、夢庵論爭佛學，與佛理本身是非真?zhèn)螏缀跞粺o關，爭論焦點在于其術(shù)是否“可用于艱難危急之時”[144]。章太炎當然很清楚：

佛法的高處，一方在理論極成，一方在圣智內(nèi)證，豈但不為宗教起見，也并不為解脫生死起見，不為提倡道德起見。[145]

明明知道“若用佛法去應世務，規(guī)劃總有不周”，可一旦意識到當今急務是“救人心”，“不造出一種輿論，到底不能拯救世人”，章太炎毫不猶豫地撇下“圣智內(nèi)證”，轉(zhuǎn)而“提倡道德”[146]。如此注重佛學的社會功用而不是學理是非，很難說是學者應有的態(tài)度。

章太炎的史學，無疑比其佛學更有根基?！坝嗌倌戟氈谓?jīng)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147]，求西學、讀佛典都是遭世衰變后的事，而且時有抑揚，不若推崇史學之自始至終。章氏既以仲尼為“古良史也”，且贊同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的命題[148]，治學中自然不能不更多注重史學。可照史學家呂思勉的說法，章太炎在史學上雖“是有一部分精確的見解的，然亦不過單辭碎義而已”[149]。呂氏是按舊時分類法，將章氏經(jīng)學、子學的著述（如學術(shù)史、思想史）排除在史學之外；政治史方面章太炎沒有完整的著述，而希望能“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的百卷本中國通史，又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章太炎也有不少考其典章制度，究其成敗得失的精彩論文；可除了思想學說史，在政治史、社會史和制度史方面，其著述確實不像他自己所預設的那樣既有眼界開闊的理論批評，又有鉤發(fā)沉伏的實證研究，融會中外學說且自成一家之言。章氏大談史學而又未有系統(tǒng)條理的史學著述，其治史功績其實不在學理，而在經(jīng)世。

章太炎主張“治史盡于有征”，反對“微言以致誣，玄議以成惑”，對近世學人之“背實征，任臆說，舍人事，求鬼神”大加嘲諷[150]?？蛇@并不妨礙他借史學言變革，為后王立制或為生民發(fā)起信心。1902年章氏“有修中國通史之志”，在給梁啟超信中概述其治史的兩大目標：

一方以發(fā)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151]

治史講求發(fā)明原理，或曰推求“社會政治盛衰蕃變之所原”，這自是針對傳統(tǒng)史學“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昧其本干，攻其條末”等弊病的反撥與超越[152]，與其時梁啟超之提倡史學革命為同一思路，是屬于學術(shù)觀念與理論模式的轉(zhuǎn)變。至于“鼓舞民氣啟導方來”云云，則已不再是學理之分辨，而是注重學術(shù)之社會功能，與章氏平時力主實事求是，不計有用與否的論學宗旨未盡相符。

何以特別注重史學，章太炎曾一言以蔽之曰：“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fā)志者，其唯史乎？”[153]明清以降，頗有思想家論述史學經(jīng)世者，如王夫之稱“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黃宗羲稱學“必證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章學誠則直指“史學所以經(jīng)世，固非空言著述也”[154]。章太炎明顯受此輩先賢啟示，晚年既不滿于疑古思潮，又哀痛國土淪喪，進一步發(fā)揮其民族主義史學思想，大談史學乃“今日切要之學”。因為“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不講歷史，昧于往跡，國情將何由而洽”？[155]不過有一點，即便值此為民族憂患而提倡讀史之際，章太炎仍嚴守其學術(shù)良心，強調(diào)“借古事以論今事，所謂借題發(fā)揮者，亦讀史所忌”[156]?；蛟S，這正是章太炎論學之異于康有為處：以“求是”反“致用”，自不待言；即使同講“致用”，也自有其特色。章氏受過嚴格的乾嘉學派的學術(shù)訓練，一旦由“求是”轉(zhuǎn)入“致用”，也還有個不可逾越的極限：嚴禁穿鑿附會妄言臆斷。也就是說，在“求是”的基礎上講“致用”，而不是舍“求是”而趨“致用”。

章氏格外推崇顧炎武，不無追蹤其治學路數(shù)的意向。1908年，在與夢庵關于佛教功用的論爭中，章氏述及他所理解的顧氏：

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157]

顧氏的魅力在于，具體治學時“求其真，不取其美”，故“持論多求根據(jù)，不欲空言義理以誣后人”；可治學之初衷以及學術(shù)之效用，卻關涉世事人道家國興亡。選擇史學研究作為切近人事經(jīng)世致用的途徑，與進入具體操作時嚴格遵守學術(shù)規(guī)則，兩者并不完全矛盾。在學術(shù)研究中，“殫精考索”是“體”，“興起幽情”是“用”?；胖?，期于肖形；至于刺激當代讀者的情感與理智進而達到某種社會效果，只能是第二位的考慮?！队垥ねǚā窂臍v代政治制度中發(fā)掘出“可法”的五件“善政”；《五朝法律索隱》則總結(jié)出“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shù)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這些著述自是以“合符節(jié)于后王”為取舍標準[158]，可操作中仍求“殫精考索”。到底怎樣才算識大體合后王而又不流于主題先行厚誣古人？其間的分寸實在不好把握，章太炎的經(jīng)驗是以名物訓詁為立論的根本。倘若“訓故未通，而以微言相侈”，章氏辛辣而又俏皮地譏之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59]。

借政制法律的歷史考察來言變革開后王，這點并不新鮮；可在世人眼中最少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語言學研究，章太炎居然也能寄托其家國興亡之感，足見其致用的強烈愿望。在“比輯俚語”、定方言六例并逐一疏解的《新方言》中，章太炎同樣追求兼合求是與致用：“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fā)思古之幽情矣?！?span >[160]方言研究如何才能達到經(jīng)世致用的效果，劉師培《〈新方言〉后序》披露了章氏的良苦用心：

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161]

此類研究不必曲意附會，只管精心結(jié)撰，若能著成“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自有明顯的社會功用。也就是說，只要選題恰當，求是之作也能產(chǎn)生致用的效果（發(fā)思古之幽情）；而致用之作，必須符合學術(shù)規(guī)則（上通故訓，下諧時俗），才能進入學術(shù)之林。求是與致用、學術(shù)與政治，完全可以通過這種特殊方式統(tǒng)一起來。

太炎先生入世之初，曾抨擊“五十年以往，士大夫不治國聞，而沾沾于聲病分隸”，希望維新志士“紬五洲書藏之秘，以左政法，以開民智”[162]。晚年國難當頭，章太炎又借講學之機，批評清儒“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以致造成“雖欲致用亦不能也”的可悲局面[163]。雖說論學標舉求是，章氏一生其實非常關注政治，很不以一味把玩古董的“純學者”為然。甚至其于艱難困厄中苦心講學，也不僅僅是“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而是寄托某種政治信念。黃侃曾如是披露章太炎的追求：

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shù)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164]

此說大致可信，因章氏本人也曾多次述及保存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文化，乃是保國存種的關鍵。如稱“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jié)族滅”；“史亡則國性滅，人無宗主，論為裔夷”等[165]。

可即便如此，章太炎還是反對“通經(jīng)致用”的說法，譏之為漢儒借以干祿的鬼話。不是說經(jīng)世不可以借重學術(shù)，或者學術(shù)不屑于致用，而是反對將兩者直接掛鉤乃至等同起來的傳統(tǒng)說法。首先是政學分途，然后才談得上互相借重。也就是后來學者們強調(diào)的，“學術(shù)的獨立自由，不僅使學術(shù)成為學術(shù)，亦且使政治成為政治”[166]。章太炎雖贊賞黃宗羲之“重人民，輕君主”，可對其抹殺學校傳道授業(yè)解惑的特殊功能，“獨令諸生橫與政事”這一政學不分思路很不以為然，甚至指責其“何因偏隆學校，使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榮”[167]。將學生干政概括為“夸世取榮”，實在有失公允；不過主張政學分途，反對以政干學或以學干政，這一思路仍有其深刻性。以學干政，是否一定會造成朋黨之勢或黨錮之禍，可能言人人殊；而以政干學之阻礙學術(shù)發(fā)展，敗壞士人道德，則是有目共睹。因而，熱心政治的章太炎，論學時并不以“經(jīng)世致用”為終極目標：“致用本來不全靠學問，學問也不專為致用?！?span >[168]求是與致用、學術(shù)與政治，各有其內(nèi)在理路，也各有其操作規(guī)則與評價標準，既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強其所難。

學者著述，因其偏于致用或偏于求是，可能選擇不同的切入角度與論述體式。表面上章太炎的文章大都談論典章制度與歷史人物，其實因著述宗旨不同，有政論小品和學術(shù)專著之分。前者針砭時弊，立論鮮明，語調(diào)尖刻，常失之偏激；后者更注重學理的推演與史料的斟酌，一般趨于穩(wěn)重平實。章氏既是有政治興趣的學者，又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落筆為文，既可議政，也可論學。流亡日本時，章氏同時在《民報》和《國粹學報》發(fā)表文章，可兩類文章大不一樣，前者論政，后者述學。隨著章氏政治興趣的起伏，其著述宗旨也各有所側(cè)重。了解論學論政內(nèi)在理路的差異，明白具體著述的體式及其思想學術(shù)背景，才能比較通達地看待章氏某些學術(shù)觀點的前后矛盾。同樣推崇顧炎武的乾嘉學者汪中，有一自述，頗與章太炎接近：

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jīng)之旨以合于世用。及為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169]

章氏著述，實有“合于世用”與“實事求是”兩大類，具體甄別不易，可傾向性還是相當明顯的。蕭公權(quán)論及章太炎的政治思想時，有一妙語：“章氏言九世之仇則滿腔熱血，述五無之論則一片冰心，寒暖相殊，先后自異?！?span >[170]汪榮祖對此“妙語”的詮釋，更可顯示章太炎兼合求是與致用的學術(shù)追求：

寒暖相殊，正見哲學與政治之異趣。演哲學需要冷靜沉潛的思考，搞政治（尤其是革命）則需滿腔熱血的情懷。冷熱雖殊，未必不能兼顧。[171]

唯一需要補充的是，不只哲學，史學、小學等“考古之學”也都“需要冷靜沉潛的思考”，章氏“未必不能兼顧”的，是“寒暖相殊”的學術(shù)與政治。

三　理器之分與真俗之辨

區(qū)分學術(shù)與政治，承認求是與致用各有其存在價值，這自是持平之論?？衫斫馐且换厥?，喜愛又是另一回事。章太炎雖篤嗜“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172]，輪到辨析論學宗旨，還是有明顯的傾向性。倘若章氏論學只是既講實事求是又講經(jīng)世致用，未免近于鄉(xiāng)愿，不可能一時間振聾發(fā)聵。就學術(shù)訓練及師承而言，章氏無疑傾向于實事求是，一輩子不能茍同康有為的附會臆斷，或“借經(jīng)術(shù)以文飾其政論”；可生當衰世，良心未泯，章氏又不能不以某種形式介入現(xiàn)實政治，專講訓詁老死書齋決非其所愿。這么一來，講求是章太炎不如乾嘉諸老徹底，講致用章太炎又不如康有為明確；其特點是努力在求是與致用之間取得某種合理的平衡?？蛇@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學術(shù)與事功不兩至”；或者說，“夫求是與致用，其道固異；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兩立”[173]。最理想的設計似乎是：論學時講求是，議政時求致用?？墒裁磿r候該論學，什么時候該議政？政學是否真能涇渭分明？還有，政治與學術(shù)能否固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所有這些都是未知數(shù)。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論》，其中有這么一句：

宗教之高下勝劣，不容先論。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為其準的。[174]

這話移用來概括章氏論學宗旨，頗為恰當：“上不失真”講求是，“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求致用。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二者完美統(tǒng)一而不是互相拆臺？如若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到底先要魚還是先要熊掌？或許這才是關鍵所在。

1920年代初，章太炎曾作題為《說求學》的演講，分求是與致用二途，并比較其長短：

求學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應用。前者如現(xiàn)在西洋哲學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國之圣賢孔子、王陽明等是。顧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學理，則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應用，則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長，是在求學者自擇而已。

求學理精深者講實事求是，求切近人事者講經(jīng)世致用，二者不分長短高低，只是宗旨不同因而問學途徑有別。這自是通達之論。可章氏緊接下去還有一句話：

然以今日中國之時勢言之，則應用之學，先于求是。[175]

章氏晚年感于國勢衰微，論學頗多致用之說；再加上平日關注政治，活躍于清末民初政壇，1920年代中期甚至發(fā)表暫停講學與著述的“專心國事之通啟”，這就難怪世人心目中的章太炎，以經(jīng)世致用而非實事求是見長。用張灝的話來說，就是“年輕時他就被兩種不同的治學思想所吸引”，而“最終顯示更具力量的是倫理實踐思想”[176]。

最能體現(xiàn)世人對章太炎的評價的，是其弟子魯迅在《趨時和復古》中的一段話：

清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個人，而他的聲名，還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為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還“造反”。[177]

世俗名聲與學術(shù)貢獻不說風馬牛不相及，也是關系不大。單純以學術(shù)成就而傾動朝野者，古今中外實為罕見。公眾對古音之甄別與制度之考辨，遠沒有像對現(xiàn)實政治那樣感興趣。章太炎得名于提倡種族革命而不是音韻訓詁之學，這點毫無疑問。問題是能否因此斷言章氏只是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其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shù)史上還要大”？[178]持此說者意在推崇太炎先生，可立論的基礎是置革命于學術(shù)之上，而不是章氏自述的求是與致用各有短長。其實，章太炎的業(yè)績到底以革命還是以學術(shù)為大，這二者本身是無法折算并加以比較的，純因立論者的主觀視野及價值尺度而上下浮動。我想考察的是，章氏本人是如何看待政治與學術(shù)，或者說他論學時到底重求是還是重致用。

真正體現(xiàn)章太炎置政治于學術(shù)之上的，或許是其與康門師徒的微妙關系。章氏論學與康有為迥異，變法維新期間有過短暫合作，變法失敗后又著文多所回護，時人或不以為然，章太炎于是解釋道：“說經(jīng)之是非，與其行事，固不必同?！闭f經(jīng)之是非可以爭論，而心術(shù)之邪正不容辯駁。以“揭邪謀”的名義“駁偽學”，實是借政治權(quán)勢解決學術(shù)爭端，不管其說是否“中窾要”，都“自成其瘢宥”，都是心術(shù)不正的表現(xiàn)：

茍執(zhí)是非以相爭，亦奚不可，而必藉權(quán)奸之偽詞以為柄，則何異逆閹之陷東林乎？[179]

因此，盡管“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可一旦共同的政敵以“偽學”攻康氏，章氏馬上拋棄門戶家法之見，挺身而出為其辯護；著《今古文辨義》，反對“經(jīng)術(shù)文奸之士”之“借攻擊廖士以攻擊政黨”，力圖將今古文之爭限制在學術(shù)范圍內(nèi)。1899年1月，避地臺灣的章太炎接到康有為復書，感激興奮之余，將其加上識語刊于1月13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識語”中專門表白他對于政術(shù)與學問的看法：

或曰：子與工部，學問涂徑故有不同，往者平議經(jīng)術(shù)，不異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見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陳說經(jīng)義，判若冰炭，及人以偽學朋黨攻晦庵，時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誣罔，以斥其謬。何者？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shù)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墒怯^之，學無所謂異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180]

應該說學有“異同”，只是比起心術(shù)之“邪正”來，這一“論學雖殊”顯得無關緊要——這自是有感于中國人之不屑于“執(zhí)是非以相爭”，而喜歡借“揭邪謀”“駁偽學”置學術(shù)對手于死地這一卑鄙習性。

將政術(shù)邪正置于論學是非之上，這一點章太炎從來不含糊。戊戌前后因政術(shù)合而靠近康梁，不問雙方學派之歧異；1906年后因政術(shù)分而斥罵康梁，不講雙方學術(shù)上之互補。盡管后來章太炎也承認《民報》時期與梁啟超的一系列論爭有利于刺激雙方深入思考，并非真的水火不相容，可當年章氏更愿意強調(diào)的還是政術(shù)之異。1907年3月，梁啟超將讀《說文》的數(shù)十條札記編為《國文語原解》，托人轉(zhuǎn)求精于此道的章太炎作序，希望章氏能超越“政見歧殊”，成就此“學問上一美談”[181]。可章太炎根本不予理睬，或許是看不上梁氏的小學功夫（章太炎對梁啟超的學問歷來評價不高），更大的可能性還是因“政術(shù)歧殊”故。

章氏論人衡文，常以政治立場及氣節(jié)高下為第一前提，尤其是在提倡種族革命時更是如此。評述時人尚且不能局限于道德判斷，更何況情況更為復雜的古人。章氏論學因政治偏見而出現(xiàn)較大誤差的，當推其對清代學術(shù)思想的評論：就因為當中橫著一個章太炎力圖推翻的清王朝。如批評魏源之“夸誕好言經(jīng)世，嘗以術(shù)奸說貴人”[182]，前者指學派，后者則指氣節(jié)。不要說魏源曾出任清廷官吏，就是黃宗羲允許兒子入清王朝的明史館，在章氏看來也是不可原諒的過失。明末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獨不以黃宗羲為然，以為其“學術(shù)計會，出顧炎武下遠甚；守節(jié)不孫，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學術(shù)高下其實很難說，章之故意貶低黃氏，主要是認定其氣節(jié)有虧：“以《明夷待訪》為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183]一切以是否與清廷合作（其標志是出仕）為取舍標準，而不大考慮特定時期的歷史情境與思想潮流，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頗，更何況以之褒貶思想家和學者。

章太炎品人評事重氣節(jié)而輕功業(yè)，尤其鄙薄世之所謂“有文無行”者。一旦“文”與“行”、“著述”與“氣節(jié)”、“學術(shù)觀點”與“政治立場”尖銳對立起來，章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善啡酥貧夤?jié)不能直接轉(zhuǎn)化為論學主致用；相反，氣節(jié)之士很可能不屑“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習”[184]，因而傾向于寂寞的求是之學。在某些特定場合，為喚起民眾拯世救亡，章太炎也會大談學以致用；可正式論學時仍嚴格區(qū)分“學說”與“功業(yè)”，反對以有用與否來衡量學術(shù)：

學說和致用的方術(shù)不同，致用的方術(shù)，有效就是好，無效就是不好；學說就不然，理論和事實合才算好，理論和事實不合就不好，不必問他有用沒用。[185]

對于相信“大士說法，唯在應機”，且對“應機之云”別有新解的章太炎來說[186]，既然有意應政俗風云遷變之機而化人，論學時不免有因時因地與誨人律己之別。表面上章氏既講求是又講致用，不說宗旨含混，也有折中之嫌?？晌乙詾?，實事求是才是其論學宗旨，經(jīng)世致用則是“應機說法”。

章太炎論學雖兼及學理精深與切近人事，卻重在求是而非致用。最能說明這一點的，還是其真俗之辨。真俗互存互轉(zhuǎn)，即所謂“真妄同源”，或者“真必有妄，舍妄無真”，不應該孤立地談論真俗之高下是非。《菿漢微言》中自述學術(shù)思想歷程，不也落在“轉(zhuǎn)俗成真”與“回真向俗”上嗎？可是，當章太炎用真俗來概括兩種不同的論學宗旨時，還是蘊涵著某種價值判斷的：

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則求是、致用更互相為矣。[187]

雖說強調(diào)二者“更互相為”，可一理一器，一真一俗，已經(jīng)顯出論者的傾向性。

理器之分與體用之辨，是中國哲學史上的老話題，或許有點玄虛，章太炎還有更通俗的說法。1910年章氏以“獨角”為筆名在《教育今語雜志》發(fā)表專論“留學的目的和方法”的《庚戌會衍說錄》，其中論及致用與求是之別，純是推己及人的大白話：

況且致用的學問，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還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機會，機會不巧，講致用的還是無用。專求智慧，只要靠著自己，并不靠甚么機會。假如致用不成，回去著書立說。[188]

致用與求是，一需機會湊合，一靠自己努力。正如余英時指出的：“‘經(jīng)世致用’卻由不得儒者自己作主，必須要靠外緣。所謂外緣便是顧亭林說的‘王者’，因此無論是顧亭林或黃宗羲都要有所‘待’。從歷史上看，儒家所期待的‘王者’似乎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span >[189]章太炎立身處世，歷來講“自貴其心，不依他力”[190]，自是推崇不必有待的求是。求是而不為時人賞識，尚可著書立說，企求藏之名山傳之后世。這對讀書人來說是個很大的誘惑，或者說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因千古文人多嘆懷才不遇，之所以還能活得挺認真，就因為“立德”“立功”不成，還有此不待社會認可的“立言”。至于致用之學，成者固然風云際會顯赫一時，可“機會不巧”者畢竟占絕大多數(shù)。而致用之學一旦無用，那可真是一錢不值。如此“應機說法”，沒多少理論思辨色彩，可挺實在的——此也可見論者的良苦用心。

以個人之利弊得失論治學門徑，自然不是“大道”。可即便從家國興亡著眼，章氏也仍傾向于學以求是而非致用。章太炎確實強調(diào)學術(shù)與政治之關系，如《哀焚書》中力主“建國家、辨種族”之根基在“言語、風俗、歷史”；故滅其國者必毀其史變其俗易其言，此“帝王南面之術(sh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91]。而提倡種族革命者，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借學術(shù)發(fā)思古幽情，進而光復故國。章太炎對“主義”（政治）之倚仗于“史籍”（學術(shù)），有過這么一個妙喻：

故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192]

這話常被用來作為章氏治學講致用的證據(jù)。其實，統(tǒng)貫章太炎此前此后論學思路，此乃強調(diào)經(jīng)世必須借重學術(shù)，而不是治學必須講求經(jīng)世。若把章氏論學宗旨簡單化明朗化，大約可化為如下三句：治世必須借重學術(shù)；求學不必講求致用；求是之學為無用之用。

求是之學為無待之學，為無用之用，故是“真”是“理”是“體”；而致用之學相對來說只能是“俗”是“器”是“用”。至于說“趨于致用”容易“浮說致人”，而“趨于求是”則“左證有事，攻守有法”[193]，其實倒在其次。關鍵還是在于真俗之辨這一思維方式。之所以選擇“真俗”來說求是與致用，實關聯(lián)到章氏對自身歷史地位及存在價值的估計。

章太炎在中國政壇上叱咤風云幾十年，乃萬眾矚目的民國元勛，革命勝利后論功授勛，甚不以得二等勛位為然，自稱其“首正大義，截斷眾流”，功在孫中山之上[194]。如此注重功業(yè)聲名，似乎走的是政治明星的路子?？蓪嶋H上，章氏最為自得的，還是自家學問。辛亥革命高潮中，章太炎致書吳承仕，稱：“仆輩生于今世，獨欲任持國學，比于守府而已”；“學問之事，終以貴鄉(xiāng)先正東原先生為圭臬耳”[195]。此等表白，并非一般讀書人套話。

最能說明章太炎特重學術(shù)的，是兩次系獄臨危時近乎“蓋棺論定”的“自祭文”。1903年章氏因《蘇報》案系獄，于獄中有一自記，劈頭就是“上天以國粹付余”；其中最為憂慮的并非光復故國之大業(yè)能否成功，而是擔心自家學問及身而絕：

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tǒng)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196]

這種中華文化系于自家一身安危的感覺，在章太炎并非一時戲言。1914年章氏被袁世凱囚于北京，致書黎元洪，稱“進不能為民請命，負此國家；退不能闡揚文化，慚于后進”，決意絕食，以死抗爭。雖有“進退”之分，似仍以為民請命為大；可絕命書中最大的感慨還是：“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span >[197]二十年后，弟子朱希祖對此有過大致合理的詮釋：

先師嘗言經(jīng)史小學傳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幾可待，文章各有造詣，無待傳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諸子哲理，恐將成廣陵散矣。此二十年前在故都絕粒時之言也。至今思之，仍不能逾于斯言。[198]

不管章太炎對自家學問的估計是否恰當，但其自視為并世中唯一能“為往圣繼絕學”者，這一點幾乎是沒有疑義的。生死關頭之思念，最能體現(xiàn)個人之志趣。立意絕食時，“自分以一書生提倡大義，功成事遂，可以永終”；真正引以為憾的是“懷抱學術(shù)，教思無窮，其志不盡”——在給長婿龔寶銓信中，章太炎一再表白此“千古文章未盡才”的遺恨：

所著數(shù)種，獨《齊物論釋》、《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國故論衡》、《新方言》、《小學答問》三種，先正復生，非不能為也。雖從政蒙難之時，略有燕閑，未嘗不多所會悟，所欲著之竹帛者，蓋尚有三四種，是不可得，則遺恨于千年矣！[199]

章太炎生死關頭大談學術(shù)，或許真的只是政治上“功成事遂，可以永終”，而學術(shù)上自覺未盡其才故遺恨千古；或許是認定政治上的功業(yè)別人也能完成，唯一不可替代的是自家“夐絕千古”的學問；或許是以為政治上的成功猶如過眼煙云，唯有學術(shù)上的貢獻方能流傳久遠……所有這一切，都只能任憑后人猜測，唯一確鑿不移的是那危難關頭以中華文化（國故或國學）守護神自居的獨特姿態(tài)。章氏晚年之不言“經(jīng)世致用”，而只求“惇誨學人，保國學于一線”[200]，正是這一思路的合理延伸。這種解釋可能會稍稍動搖章氏“先前也以革命家現(xiàn)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的傳統(tǒng)說法[201]。不是否認章太炎前后期論學興趣有所轉(zhuǎn)移，而是試圖指出常被論者忽略的一點：即便高談政治投身革命之際，章氏內(nèi)心深處可能仍以學術(shù)為重。就注重學術(shù)之獨立價值及深遠影響這一點而言，章太炎前后期并沒有多大變化；同樣，論學中以“求是”為“真”、以“致用”為“俗”這一獨特思路，基本貫穿章太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