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國之旅

我的山河

一

我生長在一個靠山傍河的小村莊，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從哪里來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師，和我媽媽一起，把我從家鄉(xiāng)的山河拉進了書本。后來，書本又把我推進了城市。在讀了很多很多書，經(jīng)歷了很多很多災難之后，我終于驀然醒悟，發(fā)現(xiàn)一切文化的終極基準，人間是非的最后衡定，還是要看山河大地。說準確一點，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給予的生存許諾。

根據(jù)這個認知，我終于出逃，逃回山河大地。從此，我的腳步再也不會蹈空凌云，我的文筆再也不會高談闊論，我的思緒再也不會離開蒼原蒼生。但是，這并不只是“返鄉(xiāng)”，而是把廣袤無垠的真實空間當作了自己的家鄉(xiāng)。

讓我高興的是，廣大讀者接受了我。而且，順著我，從書齋文化、官場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靜而低調(diào)的生態(tài)文化。

生態(tài)文化！人們走了多少彎路，終于灰頭土臉、青頭紫臉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領了個頭，常被問到，何以有先見之明？也許，真與我這個“山河之子”的生命原點有關。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書中表述過一個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災難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底線。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shù)十萬生靈的霎時殞滅，使原先陷于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當時還有少數(shù)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xù)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已經(jīng)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xù)。

唐山大地震發(fā)生時，我正隱潛在家鄉(xiāng)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jīng)典。因地震，我聯(lián)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chuàng)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jīng)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后來，我也曾系統(tǒng)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并寫成了好幾本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很快，又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只從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由于辭得干凈，我走得很遠很遠。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關系如何？”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問。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p>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tài)文化。

我的生態(tài)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二

那么，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tài)。

地球，這個在銀河系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么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于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chǎn)生了一種“隔絕機制”。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shù)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

這種生存狀態(tài)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么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xù)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zhàn)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歷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歷史地理學》（藍勇著）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jù)注釋，此圖采自于《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lián)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次生態(tài)戰(zhàn)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

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tài)原因都是歷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戰(zhàn)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歷史學家所強調(diào)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系不大。根據(jù)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zhàn)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zhàn)。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臺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系統(tǒng)，重新仰賴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比颂煨。趺磸姷眠^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三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jīng)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復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qū)分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guī)缀鯊脑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F(xiàn)在的入?？谑巧綎|東營，以前的入?？谧兓芏?，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并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zhàn)的疆場，然后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并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歷險萬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tài)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于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于是，從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后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后，中國的文化、經(jīng)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歷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特別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nóng)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游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里長城多方重疊?？梢?，萬里長城的功用是區(qū)分兩種文明，讓農(nóng)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是黃河、長江、長城。

四

從長城內(nèi)側的農(nóng)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游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于是有戰(zhàn)爭，有長城內(nèi)外一系列奇特的歷史。

干燥和濕潤發(fā)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沖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nèi)外的沖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復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后建立的北魏，發(fā)現(xiàn)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于走向了大唐；我還反復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fā)現(xiàn)它不僅年年讓統(tǒng)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tài)，而且還讓各種生態(tài)友善組合，避免沖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里商貿(mào)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tài)……

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nèi)外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于對長城內(nèi)外異態(tài)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tài)文明都產(chǎn)生了向往。只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并追蹤后果。為此，我孤單的足跡，遍布了云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nèi)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tǒng)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塞外地帶，甚至干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xiàn)象，都產(chǎn)生于異態(tài)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xiàn)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于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fā)現(xiàn)，我的遠年故鄉(xiāng)，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tài)流浪者。我怎么會那么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xù)千百年的生態(tài)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產(chǎn)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黃河、長江是農(nóng)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長城代表著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隔墻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中國評論者的批判熱點。他們贊頌古希臘、古羅馬的海上戰(zhàn)跡，羨慕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的海洋霸權，嘲笑中國對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紀在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屢屢慘敗。

這種批判忽視了一個宏觀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種“全能文化”。中國在封閉環(huán)境中埋頭耕作，自給自足，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外遠征擄掠。但是對內(nèi)，卻需要對遼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進行統(tǒng)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間在灌溉和防災上的互戕。這種農(nóng)耕生態(tài)沉淀成了一種文化心理，追求穩(wěn)定、統(tǒng)一、保守、集權，即使擁有了鄭和這樣的航海技術，也無心海洋戰(zhàn)略。

是的，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如果從遠處看地球，卻會發(fā)現(xiàn)蟻螻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類，是多么無聊。相比之下，中國從來沒有跨海遠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許是歐洲人十六世紀跨海對印第安文明的毀滅，以及十九世紀跨海用毒品和炮火來侵犯安靜的中國。

我從來不相信任何霸權言論，只愿意觀察山河大地的臉色和眼神。偶然抬頭看天，猜測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記得，可不是玩的。

趁還有點時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尋各種歷史選擇的生態(tài)理由。探尋不到便猜測，猜測不到便想象。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擺脫局限，擺脫執(zhí)著，讓所有的選擇、探尋、猜測、想象都生氣勃勃。

我對人類前途的展望，是一種宏大而美麗的悲觀。只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動起來，我們才會憑借著山河找到大量真實細節(jié)，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間活過一次，也許不錯。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面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權利把腳下的一切稱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體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大的權力也留不住，只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游說：“細雨騎驢入劍門?！眲﹂T是權力地圖中的千古雄關，這樣的雄關在中國成百上千。但消解它們的，只是雨，只是驢，只是征塵，只是酒痕。

英雄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于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蹦憧矗阋园萸О阍u述、萬般贊美的堂堂漢代，也就這么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山河間的實際步履，使一切偉業(yè)變成了尋常風景，因此也使我們變得輕松。人類本應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間。因此我們也就找到了終點，價值的終點和生命的終點。

這終點，曾被陶淵明準確地表述過：“托體同山阿。”

都江堰

一

一位年邁的老祖宗，沒有成為掛在墻上的畫像，沒有成為寫在書里的回憶，而是直到今天還在給后代挑水、送飯，這樣的奇事你相信嗎？

一匹千年前的駿馬，沒有成為泥土間的化石，沒有成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還躑躅在家園四周的高坡上，守護著每一個清晨和夜晚，這樣的奇事你相信嗎？

當然無法相信。但是，由此出現(xiàn)了極其相似的第三個問題——

一個兩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沒有成為西風殘照下的廢墟，沒有成為考古學家們的難題，而是直到今天還一直執(zhí)掌著億萬人的生計，這樣的奇事你相信嗎？

仍然無法相信，但它真的出現(xiàn)了。

它就是都江堰。

這是一個不大的工程，但我敢說，把它放在全人類文明奇跡的第一線，也毫無愧色。

世人皆知萬里長城，其實細細想來，它比萬里長城更激動人心。萬里長城當然也非常偉大，展現(xiàn)了一個民族令人震驚的意志力。但是，萬里長城的實際功能歷來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廢弛。都江堰則不同，有了它，旱澇無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國，每當中華民族有了重大災難，天府之國總是沉著地提供庇護和濡養(yǎng)。有了它，才有歷代賢臣良將的安頓和向往，才有唐宋詩人出川入川的千古華章。說得近一點，有了它，抗日戰(zhàn)爭時的中國才有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后方。

它細細滲透，節(jié)節(jié)延伸，延伸的距離并不比萬里長城短?；蛘哒f，它筑造了另一座萬里長城。而一查履歷，那座名聲顯赫的萬里長城還是它的后輩。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為它只是一個水利工程罷了，不會有太大的游觀價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過灌縣縣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縣下車，心緒懶懶的，腳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轉八彎，從簡樸的街市走進了一個草木茂盛的所在。臉面漸覺滋潤，眼前愈顯清朗，也沒有誰指路，只是本能地向更滋潤、更清朗的去處去。

忽然，天地間開始有些異常，一種隱隱然的騷動，一種還不太響卻一定是非常響的聲音，充斥周際。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渾身驟起一種莫名的緊張，又緊張得急于趨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還是被它吸去的，終于陡然一驚，我已站在伏龍觀前——眼前，急流浩蕩，大地震顫。

即便是站在海邊礁石上，也沒有像這里這樣強烈地領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匯，聚匯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讓人忘記它是切切實實的水、可掬可捧的水。這里的水卻不同，要說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疊疊都精神煥發(fā)，合在一起比賽著飛奔的力量，踴躍著喧囂的生命。

這種比賽又極有規(guī)矩，奔著奔著，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為二，直躥出去，兩股水分別撞到了一道堅壩，立即乖乖地轉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堅壩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據(jù)筑壩者的指令來一番調(diào)整……

也許水流對自己的馴順有點惱怒了，突然撒起野來，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這樣，越是顯現(xiàn)出一種更壯麗的馴順。已經(jīng)咆哮到讓人心魄俱奪，也沒有一滴水濺錯了方向。

水在這里，吃夠了苦頭，也出足了風頭，就像一大撥翻越各種障礙的馬拉松健兒，把最強悍的生命付之于規(guī)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眾目睽睽。

看云看霧看日出各有勝地，要看水，萬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這一切，首先要歸功于遙遠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國有幸，公元前三世紀出現(xiàn)過一項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據(jù)我所知，這項任命與秦統(tǒng)一中國的宏圖有關。本以為只有把四川作為一個富庶的根據(jù)地和出發(fā)地，才能從南線問鼎長江流域。然而，這項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卻從一個政治計劃變成了一個生態(tài)計劃。

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災，是滋潤，是灌溉。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

沒有資料可以說明他作為郡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但因為有過他，中國也就有了一種冰清玉潔的行政綱領。

中國后來官場的慣例，是把一批批杰出學者選拔為無所專攻的官僚，而李冰卻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實踐科學家。

他當然沒有在哪里學過水利。但是，以使命為學校，竭力鉆研幾載，他總結出治水三字經(jīng)（“深淘灘，低作堰”）、八字真言（“遇彎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紀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這點學問，永遠水氣淋漓。而比他年輕的很多典籍卻早已風干，松脆得難以翻閱。

他沒有料到，他治水的韜略很快被偷換成了治人的謀略。他沒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都將成為戰(zhàn)場。他只知道，這個人種要想不滅絕，就必須要有清泉和米糧。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間老農(nóng)的思維，進入了最清澈的人類學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壩一座，讓人們?nèi)ゲ孪搿?/p>

人們到這兒一次次納悶：這是誰??？死于兩千年前，卻明明還在指揮水流。站在江心的崗亭前，“你走這邊，他走那邊”的吆喝聲、勸誡聲、慰撫聲，聲聲入耳。

李冰在世時已考慮事業(yè)的承續(xù)，命令自己的兒子做三個石人，鎮(zhèn)于江間，測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許三個石人已經(jīng)損缺，漢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測量水位。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居然就是李冰的雕像。

這位漢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偉大精魂，竟敢把自己尊敬的祖師放在江中用于鎮(zhèn)水測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適的崗位。

石像終于被歲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土時，有一尊石像頭部已經(jīng)殘缺，手上還緊握著長鍤。有人說，這是李冰的兒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兒子。一位現(xiàn)代女作家見到這尊塑像怦然心動——“沒淤泥而藹然含笑，斷頸項而長鍤在握”，她由此向現(xiàn)代官場袞袞諸公詰問：活著或死了，應該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現(xiàn)正在伏龍觀里展覽。人們在轟鳴如雷的水聲中向他們默默祭奠。在這里，我突然產(chǎn)生了對中國歷史的某種樂觀：只要李冰的精魂不散，李冰的兒子會代代繁衍。轟鳴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遺言。

四

看到了一條橫江索橋。橋很高，橋索由麻繩、竹篾編成?？缟先ィ瑯蛏砭兔土覕[動。越是猶豫進退，擺動就越大。

在這樣高的地方偷看橋下，一定會神志慌亂。但這是索橋，到處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驚嚇，后是驚嘆。

腳下的江流，從那么遙遠的地方奔來，一派義無反顧的決絕勢頭，挾著寒風，吐著白沫，凌厲銳進。我站得這么高還能感覺到它的砭膚冷氣，估計是從雪山趕來的吧。但是，再看橋的另一邊，它硬是化作許多亮閃閃的河渠，一片慈眉善目。人對自然力的調(diào)理，居然做得這么爽利。如果人類做什么事都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樣。

都江堰調(diào)理自然力的本事，被近旁的青城山作了哲學總結。

青城山是道教圣地，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大宗教。道教汲取了老子和莊子的哲學，把水作為教義的象征。水，看似柔順無骨，卻能變得氣勢滾滾，波涌浪疊，無比強大；看似無色無味，卻能揮灑出茫茫綠野，累累碩果，萬紫千紅；看似自處低下，卻能蒸騰九霄，為云為雨，為虹為霞……

看上去，是人在治水；實際上，卻是人領悟了水，順應了水，聽從了水。只有這樣，才能天人合一，無我無私，長生不老。

這便是道。

道之道，也就是水之道，天之道，生之道。因此，也是李冰之道、都江堰之道。道無處不在，卻在都江堰作了一次集中呈現(xiàn)。

因此，都江堰和青城山相鄰而居，互相映襯，彼此佐證，成了研修中國哲學的最濃縮課堂。

那天我?guī)е冀叩臏喩硭畾?，在青城山的山路上慢慢攀登。忽見一道觀，進門小憩。道士認出了我，便鋪紙研墨，要我留字。我當即寫下了一副最樸素的對子：

拜水都江堰，

問道青城山。

我想，若能把“拜水”和“問道”這兩件事當作一件事，那么，也就領悟了中華文化的一大秘密。

秋雨注：

此文被收入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中學語文課本?！拔逡欢贝蟮卣鸢l(fā)生后，我在第一時間趕到受災嚴重的都江堰，見到學校的廢墟上有很多破殘的課本，我蹲下身去細看，居然正巧看到了課本上的這篇文章。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倒地破損的公共汽車車身上，也印有我寫的對聯(lián)“拜水都江堰，問道青城山”。原來，這兩句話已經(jīng)成為這個城市的形象口號。在巨大災難中數(shù)度看到自己的文字，我感受到一種切身的傷痛。我在廢墟邊站起身來，手上拿著破殘的課本。我快速擦去眼淚，立即決定在災區(qū)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

后來有文人不相信我憑一人之力捐建了三個圖書館，便在網(wǎng)上胡亂炒作。我始終沒有回應，因為我依憑的是大江、古壩、廢墟。千古偉大面對著千古災難，我們連仰望、驚嘆都來不及，怎么還會理會草叢下的瑣碎？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jīng)坍弛，還沒有修復。只見塔心是一個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冽，整個塔群十分凄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箓！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隨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nóng)民，在甘肅當過兵，后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jīng)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么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融的，王圓箓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并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xiàn)象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箓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象之間產(chǎn)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絜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jīng)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后，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shù)毓そ?，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去，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里畢竟是佛教場所，于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墻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jīng)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xù)刷，繼續(xù)砸，繼續(xù)堆，繼續(xù)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里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guī)缀醪粫詣?，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錘。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臉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農(nóng)歷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里得知，一處洞窟的墻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嗬，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jīng)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shù)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而且，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jīng)直躥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jīng)卷到知縣那里鑒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jīng)傳開，有些經(jīng)卷已經(jīng)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qū)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拼搏。這個態(tài)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前幾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政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lián)合出兵——這就是后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八國聯(lián)軍”。

時間，怎么會這么巧？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里的一個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于是，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霎時打開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fā)現(xiàn)了。

我想，藏經(jīng)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xiàn)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xiàn)在這個民族即將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jīng)洞了，因為那里的經(jīng)卷已被悄悄轉移。

三

產(chǎn)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里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箓，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時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qū)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干，其考古專業(yè)水準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后期出現(xiàn)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xiàn)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性典范。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感受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fā)現(xiàn)聚集在那里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chǎn)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p>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到了莫高窟，所有聯(lián)絡、刺探、勸說王圓箓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箓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tài)度。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jīng)送回原處去，為此還愿意付一些錢。

王圓箓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游記》里的西天取經(jīng)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時，王圓箓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但終于還是塞給了他幾個經(jīng)卷。

于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幾個經(jīng)卷。他發(fā)現(xiàn)，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jīng)卷的譯本。這幾個經(jīng)卷，明明是王圓箓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箓激動地看著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后在經(jīng)卷堆里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它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著。睡著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nèi)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各國冒險家們紛至沓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箓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jīng)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只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贊揚他，說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著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jīng)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產(chǎn)生一點點慚愧，而只是想，這種橋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后還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對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后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jīng)洞的文物并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yè)，而像我這樣耿耿于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xiàn)。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里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nèi)齻€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tài)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么嗎？

四

斯坦因終于取得了九千多個經(jīng)卷、五百多幅繪畫，打包裝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時間。最后打成了二十九個大木箱，原先帶來的那些駱駝和馬匹不夠用了，又雇來了五輛大車，每輛都拴上三匹馬來拉。

那是一個黃昏，車隊啟動了。王圓箓站在路邊，恭敬相送。斯坦因“購買”這二十九個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給王圓箓的全部價錢，我一直不忍心寫出來，此刻卻不能不說一說了。那就是，三十英鎊！但是，這點錢對王圓箓來說，畢竟比他平時到荒村野郊去化緣來的，多得多了。因此，他認為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過手，抬起頭來看看天色。

一位年輕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艷的晚霞。那里，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叫李曉樺，詩是寫給下令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勛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戰(zhàn)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云的戰(zhàn)陣

決勝負于城下

對于斯坦因這些學者，這些詩句也許太硬。但是，除了這種辦法，還有什么方式能阻攔他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也不騎馬，只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面。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只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tǒng)統(tǒng)拔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借口別人管不好家產(chǎn)而占為己有，是一種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盡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于壓倒了斯坦因，于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辦呢？當然應該送交京城。但當時，藏經(jīng)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細選，擇優(yōu)盜取。盜取后又怕到京后點數(shù)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湊數(shù)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zhàn)，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jīng)卷的車，怎么才能通過？怎樣才能到達？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里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因為我發(fā)現(xiàn)，被迫留下了車隊而離去的他，正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場。

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此時是中國抗日戰(zhàn)爭進行得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于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diào)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展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大的轟動是敦煌藏經(jīng)洞，為什么在墓碑銘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國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jīng)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爾，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他一直想進去而未被允許，剛被允許進入，卻什么也沒有看到就離開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qū)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靈魂又怎么能安定下來？

直到今天，這里還備受著貧困、戰(zhàn)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么一個黃昏，那么，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箓說什么呢？

我想，王圓箓不會向他抱怨什么，卻會在他面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于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莫高窟

一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東南方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開始開鑿石窟，后來代代有人繼續(xù)，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傳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場所，卻不在里邊雕塑和描繪佛像，要表現(xiàn)也只用象征物來替代，用得比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來到了犍陀羅時期，受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帶來的希臘雕塑家們的影響，開始開鑿佛像石窟。因此，人們往往可以從那里發(fā)現(xiàn)希臘雕塑的明顯痕跡。

這就是說，僅僅是佛像石窟，就已經(jīng)把印度文明和希臘文明包羅在里邊了。這些石窟大多處于荒山野嶺之間，遠遠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蘊藏的，卻是兩個偉大文明的精彩。

佛教從印度一進入中國，立即明白這是一個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來講故事的國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藝術中又融入了越來越濃重的中華世俗文明。結果，以人類的幾大文明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莊著，微笑著，快樂著，行動著，苦澀著，犧牲著。漸漸地，這一切都與中華歷史接通了血脈，甚至成了一部由堅石雕刻的歷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讓人驚奇的是，歷來在莫高窟周邊的各種政治勢力，互相之間打得你死我活，卻都愿意為莫高窟做一點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貴族都對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不必說隋代、初唐、盛唐時莫高窟的歡快景象了。連“安史之亂”以后占領敦煌的吐蕃勢力，以及驅逐吐蕃勢力的張議潮軍隊，本是勢不兩立的敵人，卻也都修護了莫高窟。

五代十國時期的曹氏政權對莫高窟貢獻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領這一帶的西夏政權和蒙古政權，也沒有對莫高窟造成破壞。莫高窟到元代開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軍隊打通了歐亞商貿(mào)路線，絲綢之路的作用減弱，敦煌變得冷清了。

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將、權謀強人都會在莫高窟面前低下頭來？我想，第一是因為這里關及人間信仰，第二是因為這里已經(jīng)構成歷史。宗教的力量和時間的力量足以讓那些燥熱的心靈冷卻下來，產(chǎn)生幾分敬畏。他們突然變得像個孩子，一路撒野下來，到這里卻睜大了眼睛，希望獲得宗教裁判和時間裁判。

在這個過程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全民參與。佛教在莫高窟里擺脫了高深的奧義，通俗地展現(xiàn)因果報應、求福消災、豐衣足食、繁衍子孫等內(nèi)容，與民眾非常親近。除了壁畫和雕塑外，莫高窟還是當?shù)孛癖娕e行巡禮齋會的活動場所，也是享受日常娛樂的游覽場所。但是，這種大眾化趨向并沒有使它下降為一個鄉(xiāng)村廟會，因為敦煌地區(qū)一直擁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學賢達，維系著莫高窟的信仰主體。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從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畫上的人群和壁畫前的雕塑融成了一體，在一片朦朧中似乎都動了起來。在他們身后，仿佛還能看到當年來這里參加巡禮的民眾，一群又一群地簇擁著身穿袈裟的僧侶。還有很多畫工、雕塑家在周邊忙碌。這么多人漸漸走了，又來了一批。一批一批構成一代，一代代接連不斷。

也有了聲音：佛號、磬鈸聲、誦經(jīng)聲、木魚聲、旌旗飄蕩聲、民眾笑語聲，還有石窟外的山風聲、流水聲、馬蹄聲、駝鈴聲。

看了一會兒，聽了一會兒，我發(fā)覺自己也被裹卷進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蹌蹌，被人潮所挾，被聲浪所融，被一種千年不滅的信仰所化。

這樣的觀看是一種暈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模糊。因此，我不能不在閉館之后的黃昏，在人群全都離去的山腳下獨自徘徊，一點點地找回記憶、找回自己。

晚風起了，夾著細沙，吹得臉頰發(fā)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腳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閃爍。總算，我的思路稍見頭緒。

三

記得每進一個洞窟，我總是搶先走到年代標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齡，然后再恭敬地抬起頭來。

年齡最高的，已經(jīng)一千六百多歲，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十六國時期的作品。壁畫上的菩薩還是西域神貌，甚至還能看出從印度起身時的樣子，深線粗畫，立體感強，還裸著上身，余留著恒河岸邊的熱氣。另一些壁畫，描繪著在血腥苦難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點恐怖，可以想見當時世間的苦難氣氛。

接下來應該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晉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澤依然渾厚，豪邁的筆觸如同劍戟。中原一帶有那么多瀟灑的名士傲視著亂世，此時洞窟里也開始出現(xiàn)放達之風，連菩薩也由粗短身材變得修長活潑。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態(tài)之美，似乎與中原名士們的趣味遙相呼應。

不少的場面中出現(xiàn)了各種樂器，我叫不全它們的名字。

有很多年輕的女子衣帶飄飄地飛了起來，是飛天。她們預示出全方位舞動的趨勢，那是到了隋代。一個叫維摩詰的居士被頻頻描繪，讓人聯(lián)想到當時一些士族門閥企圖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畫上已經(jīng)找不到苦行，只有華麗。連病態(tài)之美也消失了，肌膚變得日漸圓潤。那些雕塑略顯腿短頭大，馬背上的歷練，使他們氣定神閑。

整個畫面出現(xiàn)了揚眉吐氣般的歡樂，那只能是唐代。春風浩蕩，萬物蘇醒，連禽鳥都是舞者，連繁花都卷成了圖案。天堂和人間連在了一起，個個表情生動，筆筆都有創(chuàng)造。女性越來越占據(jù)主導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薩還是供養(yǎng)人，都呈現(xiàn)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們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靜、素淡和自然。畫中的佛教道場已經(jīng)以凈土宗為主，啟示人們只要念佛就能一起進入美好的凈土。連這種簡明的理想，也洋溢著只有盛唐才有的輕快和樂觀。

唐代畫面中的那些世間人物，不管是盔甲將軍、西域胡商，還是壯碩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飛揚、炯炯有神。更難得的是，我在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吳道子畫派的某種骨力，在背景山水中發(fā)現(xiàn)了李思訓、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輝煌筆意。歡樂，就此走向了經(jīng)典。走向了經(jīng)典還在歡樂，一點也沒有裝腔作態(tài)。

除了壁畫，唐代的塑像更是風姿無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連眉眼嘴角都洋溢著笑意，連衣褶薄襞都流瀉得像音樂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復，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歡樂不可能重復，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結果，唐代的歡樂誘發(fā)了長久的歡樂，唐代的人性貼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渾然一體?；秀遍g，熱鬧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沒有了，沒有畫，沒有雕塑，沒有年代，也沒有思考，一切都要蒸騰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吳道子筆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個異樣的作品，表現(xiàn)了一個盡孝報恩的故事。與一般同類故事不同，這個佛家弟子是要幫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復國事業(yè)。我心中立即產(chǎn)生一種猜測，便俯身去看年代標示牌——果然，創(chuàng)作于“安史之亂”之后。

“安史之亂”，像一條長鞭，嘩啦一聲把唐代劃成了兩半。敦煌因為唐軍東去討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畫中幫助流亡父母完成復國事業(yè)的內(nèi)容，并非虛設。

悲壯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慘的歲月卻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經(jīng)很難再回過神來。此后的洞窟，似乎一個個活氣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較熱鬧的場面，但是，模仿的熱鬧只能是單調(diào)。

在單調(diào)中，記得還有一個舞者背手反彈琵琶的姿態(tài)，讓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畫的內(nèi)容越來越世俗，連佛教題材也變成了現(xiàn)實寫生，連天國道場也變成了家庭宅院，連教義演講也變成了說書人的故事會。當然這也不錯，頗有生活氣息，并讓我聯(lián)想到了中國戲劇史上的瓦舍和諸宮調(diào)。

唐宋之間，還算有一些呆滯的華麗；而到了宋代，則走向了一種冷漠的貧乏。對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個讓中國人擁有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朱熹、陸游、李清照、辛棄疾的時代啊，在敦煌怎么會是這樣？我想，這與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權紛爭有關。在沒完沒了的輪番折騰中，文化之氣受阻，邊遠之地只能消耗荒涼。

到了元代，出現(xiàn)了藏傳密宗的壁畫，題材不再黏著于現(xiàn)實生活，出現(xiàn)了一種我們不太習慣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筆觸精致細密，頗具裝飾性，使人想到唐卡。

這是一個民族之間互窺互征的時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這一帶此起彼伏。倒是有一個歐洲旅行家來過之后向外面報告，這里很安定，他就是馬可·波羅。

明清時期的莫高窟，已經(jīng)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記住。

四

當我在夜色中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覺得眼前這個看上去十分尋常的“小山包”，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個博物館，也是半部中國藝術史，又是幾大文明的交會點。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許，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樣，興旺發(fā)達時什么都好說，一到了衰落時期，一些爭奪行動便接連而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經(jīng)成為白俄士兵的滯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鍋灶，生火做飯，黑煙和油污覆蓋了大批壁畫和雕塑。他們還用木棒蘸著黑漆，在壁畫上亂涂亂畫。

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國人來了。他們是學者，大罵白俄士兵的胡作非為，當場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們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學溶劑把壁畫粘到紗布上剝下墻壁，帶回美國去。

為首的是兩位美國學者，我要在這里記一下他們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學的蘭登·華爾納，一位是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霍勒斯·杰恩。

蘭登·華爾納帶回美國的莫高窟壁畫引起轟動，他非常后悔自己當初沒有帶夠化學溶劑，因此又來了第二次。這次他干脆帶來了一名化學溶劑的調(diào)配專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動手腳。

但是，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極大的麻煩：

事態(tài)變得十分棘手，約有幾十個村民放下他們的工作，從大約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來監(jiān)視我們的行動……以便有理由對我們進行襲擊，或者用武力把我們驅逐出境。

結果，他們只是拍了一些遺跡的照片，什么也無法拿走?；瘜W溶劑更是一滴也沒有用。

后來華爾納在美國讀到一本書，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時從北京雇請一位叫陳萬里的翻譯寫的。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這位翻譯透露的。陳萬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親生病離開了華爾納，其實是向村民通報美國人準備干什么了。

為此，我要向這位陳萬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普通知識分子，加上幾十個他原先不可能認識的當?shù)卮迕?，居然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做成了這么一件大事。對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負責任的官員，以及那些助紂為虐的翻譯，還怎么來尋找遁詞？

陳萬里先生不僅是翻譯，還是一位醫(yī)生和學者。中國另有一位姓陳的學者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位陳先生叫陳寅恪，后來兩眼完全失去了視力。

陳寅恪先生看不見了，我們還張著眼。陳萬里先生和村民沒有來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還在遠處飄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熱，可見它們確實是全人類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罷了。只是，它們記錄了我們歷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歡，我們一有機會總要趕過去探望它們，隔著外國博物館厚厚的玻璃，長久凝視，百般叮嚀。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長很長，幾乎環(huán)繞了整個地球。那么，我們的心情也被拉長了，隨著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個世界。

沙原隱泉

沙漠中也會有路的，但這兒沒有。

遠遠看去，有幾行歪歪扭扭的腳印。

順著腳印走吧？不行，被人踩過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難走。只能用自己的腳，去走一條新路。回頭一看，為自己長長的腳印高興。不知這行腳印，能保存多久？

擋眼是幾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過它們，別無他途。上沙山實在是一項無比辛勞的苦役。剛剛踩實一腳，稍一用力，腳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厲害。才踩幾腳，已經(jīng)氣喘，不禁惱怒。

我在浙東山區(qū)長大，在幼童時已經(jīng)能夠歡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蠻勁，還能飛奔峰巔。這兒可萬萬使不得蠻勁。軟軟的細沙，也不硌腳，也不讓你磕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氣力。你越發(fā)瘋，它越溫柔，溫柔得可恨至極。無奈，只能暫息雷霆之怒，把腳底放松，與它廝磨。

要騰騰騰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這兒來。有的是棧道，有的是石階，千萬人走過了的，還會有千萬人走。只是，那兒不給你留下腳印——屬于你自己的腳印。來了，那就認了吧，為沙漠行走者的公規(guī)，為這些美麗的腳印。

心氣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頂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簡直像兒時追月。

已經(jīng)擔心今晚的棲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罷，爬！再不理會那高遠的目標了，何必自己驚嚇自己。它總在的，看也在，不看也在，那么，看又何益？

還是轉過頭來打量一下自己已經(jīng)走過的路吧。我竟然走了那么長，爬了那么高！腳印已像一條長不可及的綢帶，平靜而飄逸地畫下了一條波動的曲線，曲線一端，緊系腳下。

完全是大手筆，不禁欽佩起自己來了。

不為那越來越高的山頂，只為這已經(jīng)畫下的曲線，爬。

不管能抵達哪兒，只為已耗下的生命，爬。

無論怎么說，我始終站在已走過的路的頂端——永久的頂端，不斷浮動的頂端，自我的頂端，未曾后退的頂端。

沙山的頂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腳下突然平實，眼前突然空闊，怯怯地抬頭四顧——山頂還是被我爬到了。

完全不必擔心棲宿，西天的夕陽還十分燦爛。

夕陽下的綿綿沙山是無與倫比的天下美景。光與影以最暢直的線條進行分割，金黃和黛赭都純凈得毫無斑駁，像用一面巨大的篩子篩過了。日夜的風，把風脊、山坡塑成波蕩，那是極其款曼平適的波，不含一絲漣紋。

于是，滿眼皆是暢快，一天一地都被鋪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凈凈。色彩單純到了圣潔，氣韻委和到了崇高。

為什么歷代的僧人、信眾、藝術家要偏偏選中沙漠沙山來傾注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這兒，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頂端與山的頂端合在一起，心中鳴起了天樂般的梵唄。

剛剛登上山脊時，已發(fā)現(xiàn)山腳下尚有異象，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鳥瞰一過，此時才敢仔細端詳。那分明是一灣清泉，橫臥山底。

動用哪一個藻飾詞，都會是對它的褻瀆。只覺它來得莽撞，來得怪異，安安靜靜地躲藏在本不該有它的地方，讓人的眼睛看了很久還不大能夠適應。再年輕的旅行者，也會像慈父心疼女兒一樣叫一聲：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來了！

是的，這無論如何不是它來的地方。要來，該來一道黃濁的激流，但它是這樣清澈和寧謐。或者，來一個大一點的湖泊，但它是這樣纖瘦和婉約。按它的品貌，該落腳在富春江畔、雁蕩山間，或是從虎跑到九溪的樹蔭下。

漫天的飛沙，難道從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颶風，難道從未把它吸干？這里可曾出沒過強盜的足跡，借它的甘泉賴以為生？這里可曾蜂聚過匪幫的馬隊，在它身邊留下一片污濁？

我胡亂想著，隨即又愁云滿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巔，它委身山底。向著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時此刻，剛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峰巔，向往高度，結果峰巔只是一道剛能立足的狹地。不能橫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時俯視之樂，怎可長久駐足安坐？上已無路，下又艱難，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與惶恐。

世間真正溫煦的美色，都熨帖著大地，潛伏在深谷。君臨萬物的高度，到頭來只構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譏謔，于是亟亟地來試探下削的陡坡。

人生真是艱難，不上高峰發(fā)現(xiàn)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與它親近。看來，注定要不斷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傄鳇c事了，且把脖子縮緊，歪扭著臉上肌肉把腳伸下去。一腳，再一腳，整個骨骼都已準備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

然而，奇了，什么也沒有發(fā)生。才兩腳，已出溜下去好幾米，又站得十分穩(wěn)當。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時變作了高加索山頭上的普羅米修斯。

再稍用力，如入慢鏡頭，跨步若舞蹈，只十來下，就到了山底。

實在驚呆了：那么艱難地爬了幾個時辰，下來只是幾步！想想剛才伸腳時的悲壯決心，啞然失笑?？档抡f，滑稽是預期與后果的嚴重失衡，正恰是這種情景。

來不及多想康德了，亟亟向泉水奔去。

一灣不算太小，長可三四百步，中間最寬處相當一條中等河道。水面之下，漂動著叢叢水草，使水色綠得更濃。竟有三只玄身水鴨，輕浮其上，帶出兩翼長長的波紋。真不知它們?nèi)绾物w越萬里關山，找到這兒。水邊有樹，不少已虬根曲繞，該有數(shù)百歲高齡。

總之，一切清泉靜池所應該有的，這兒都有了。至此，這灣泉水在我眼中又變成了獨行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張羅出了一個可人的世界。

樹后有一陋屋，正遲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懸項佛珠，滿臉皺紋布得細密而寧靜。

她告訴我，這兒本來有寺，毀于二十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來源，訥訥地問，她指了指屋后一條路，淡淡說：會有人送來。

我想問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為何孤身一人長守此地？什么年歲初來這里？終是覺得對于佛家，這種追問過于鈍拙，掩口作罷。目光又轉向這脈靜池，答案應該都在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無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灣，風沙中如此一靜，荒涼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韻律、造化之機巧，讓人神醉情馳。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歷史，莫不如此。給浮囂以寧靜，給躁急以清冽，給高蹈以平實，給粗獷以明麗。唯其這樣，人生才見靈動，世界才顯精致，歷史才有風韻。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無道理。當她在陋室里聽夠了一整夜驚心動魄的風沙呼嘯時，明晨，即可借明凈的水色把耳根洗凈。當她看夠了泉水的湛綠時，抬頭，即可望望燦爛的沙壁。

山，名為鳴沙山；泉，名為月牙泉。皆在敦煌境內(nèi)。

陽關雪

在中國古代，文官兼有文化身份和官場身份。在平日，自己和別人關注的大多是官場身份。但奇怪的是，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崇樓華堂也都淪為草澤之后，那一桿竹管毛筆偶爾涂畫的詩文，卻有可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江船上仰望過白帝城，在濃冽的秋霜中登臨過黃鶴樓，還在一個除夕的深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圍人頭濟濟，可以肯定，絕大多數(shù)人的心頭，都回蕩著那幾首不必引述的古詩。

人們來尋景，更來尋詩。這些詩，他們在孩提時代就能背誦。孩子們的想象，誠懇而逼真。因此，這些城，這些樓，這些寺，早在心頭自行搭建。

待到年長，當他們剛剛意識到有足夠腳力的時候，也就給自己負上了一筆沉重的宿債，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為童年，為想象，為無法言傳的文化歸屬。

有時候，這種焦渴，簡直就像對失落的故鄉(xiāng)的尋找，對離散的親人的查訪。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xiāng)。他們薄薄的青衫里，究竟藏著什么法術呢？

今天，我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出發(fā)前曾在下榻的縣城向老者打聽，回答是：“路又遠，也沒什么好看的。這雪一時下不停，別去受這個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鉆進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縣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沒有，連一個褶皺也找不到。在別地趕路，總要每一段為自己找一個目標，盯著一棵樹，趕過去，然后再盯著一塊石頭，趕過去。在這里，睜疼了眼也看不見一個目標，哪怕是一片枯葉、一個黑點。于是，只好抬起頭來看天。

從未見過這樣完整的天，一點兒沒有被吞食、被遮蔽，邊沿全是挺展展的，緊扎扎地把大地罩了個嚴實。

有這樣的地，天才叫天；有這樣的天，地才叫地。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風也停了，陽光很好。沒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這樣快，才片刻，地上已見斑斑沙底，卻不見濕痕。

天邊漸漸飄出幾縷煙跡，并不動，卻在加深。疑惑半晌，才發(fā)現(xiàn)，那是剛剛化雪的山脊。

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凹凸，越來越多，終于構成了一種令人驚駭?shù)匿侁?。我猜了很久，又走近前去蹲下身來仔細觀看，最后得出結論：那全是遠年的墳堆。

這里離縣城已經(jīng)很遠，不大會成為城里人的喪葬之地。這些墳堆被風雪所蝕，因年歲而塌，枯瘦蕭條，顯然從未有人祭掃。它們?yōu)槭裁磿心敲炊啵帕械糜质悄敲疵苣?？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這里是古戰(zhàn)場。

我在望不到邊際的墳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現(xiàn)出艾略特的《荒原》。這里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中原慈母的白發(fā)，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故鄉(xiāng)柳蔭下的訣別，將軍咆哮時的怒目，丟盔棄甲后的軍旗。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去。

我相信，死者臨死時都是面向朔北敵陣的；我相信，他們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過頭來，給熟悉的土地投注一個目光。于是，他們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座。

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沒有換來史官們的幾行墨跡？堆積如山的中國史籍，寫在這個荒原上的篇頁還算是比較光彩的，因為這兒是歷代王朝的邊遠地帶，擔負著保衛(wèi)華夏疆域的使命。所以，這些沙堆還鋪陳得較為自在，這些篇頁也還能嘩嘩作響。就像眼下單調(diào)的土地一樣，出現(xiàn)在這里的歷史命題也比較單純。在中原內(nèi)地就不同了。那兒沒有這么大大咧咧鋪陳開來的坦誠，一切都在花草掩映中發(fā)悶，無數(shù)不知為何而死的冤魂，只能悲憤懊喪地深潛地底，使每片土地都疑竇重重。相比之下，這片荒原還算榮幸。

遠處已有樹影。疾步趕去，樹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個坡，猛一抬頭，看見不遠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

樹愈來愈多，開始有房舍出現(xiàn)。這是對的，重要關隘所在，屯扎兵馬之地，不能沒有這一些。轉幾個彎，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處尋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陽關古址”四字。

這是一個俯瞰四野的制高點。西北風浩蕩萬里，直撲而來，踉蹌幾步，方才站住。腳是站住了，卻分明聽到自己牙齒打戰(zhàn)的聲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凍紅了的。呵一口熱氣到手掌，捂住雙耳用力蹦跳幾下，才定下心來睜眼。

這兒的雪沒有化，當然不會化。所謂古址，已經(jīng)沒有什么故跡，只有近處的烽火臺還在，這就是剛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見一層層泥沙，拌和著一層層葦草。葦草飄揚出來，在千年之后的寒風中抖動。

向前俯視，是西北的群山，都積著雪，直伸天際。我突然覺得自己是站在大海邊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凍浪。

王維的筆觸實在是溫厚。對于這么一個陽關，他仍然不露凌厲驚駭之色，而只是文靜淡雅地寫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彼┝艘谎畚汲强蜕岽巴馇嗲嗟牧?，看了看友人已打點好的行囊，微笑著舉起了酒壺——再來一杯吧，陽關之外，也許就找不到可以這樣對飲暢談的老朋友了。

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卻、一飲而盡的。

這便是唐人風范。他們多半不會聲聲悲嘆，執(zhí)袂勸阻。他們的目光放得很遠，他們的人生道路鋪展得很廣。告別是經(jīng)常的，步履是放達的。這種神貌，在李白、高適、岑參那里，煥發(fā)得越加豪邁。由此聯(lián)想到，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識認，形體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靜，笑容那么肯定，神采那么自信。

在歐洲看蒙娜麗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這種恬然的自信只屬于那些真正從中世紀的夢魘中蘇醒、對前路挺有把握的藝術家們。這些藝術家以多年的奮斗，執(zhí)意要把微笑輸送進歷史的魂魄。而更早就具有這種微笑的唐代，卻沒有把它的自信延續(xù)久遠。陽關的風雪，竟越見凄迷。

王維詩畫皆稱一絕，萊辛等西方哲人反復論述過的詩與畫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隨腳出入的。但是，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只允許他們以文化侍從的身份躬身而入。這里，不需要藝術鬧出太大的人文局面，不需要對美有太深的人性寄托。

于是，九州的文風漸漸刻板。陽關，再也難以享用溫醇的詩句。西出陽關的文人越來越少，只有陸游、辛棄疾等人一次次在夢中抵達，傾聽著穿越沙漠冰河的馬蹄聲。但是，夢畢竟是夢，他們都在夢中死去。

即便是土墩、石城，也受不住見不到詩人的寂寞。陽關坍弛了，坍弛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終成廢墟，終成荒原。身后，沙墳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誰也不能想象，這兒，一千多年之前曾經(jīng)驗證過人生旅途的壯美、藝術情懷的宏廣。

這兒應該有幾聲胡笳和羌笛的，如壯漢嘯吟，與自然渾和，卻奪人心魄?？上鼈兒髞矶疾辉贇g躍，成了兵士們心頭的哀音。既然一個民族都不忍聽聞，它們也就消失在朔風之中。

回去吧，時間已經(jīng)不早，怕還要下雪。

西域喀什

一

一個中國古代文人不管漂泊何處，晚年最大的向往就是回歸故鄉(xiāng)。這事到了近代那些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學者那里就不一樣了，他們會以一生的學養(yǎng)把時間和空間濃縮，然后拄著拐杖站在書房的窗口看著遠方。他們在想：如果生命能夠重來一次，我最希望投生何處？

我很想知道幾位大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排在第一的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因為正是他洋洋灑灑的著作，最早讓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歷史形態(tài)。

但是，他已經(jīng)去世三十多年，似乎并沒有留下這方面的答案。我，只能在他的著作中猜測。猜測了幾處，都沒有把握。

終于，我突然知道，他曾經(jīng)在一次對話中，留下了答案。

他說，如果生命能夠重來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國古代的西域。因為，那是一個文化會聚的福地。

他所說的西域，是指以中國新疆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一帶為中心的廣大區(qū)域。

二

我每次去新疆，總會想起湯因比的選擇。

西域，這是一個偉大的地名。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是這位帝王，也是整個漢代對世界歷史的杰出貢獻。從此，人類各大文明在那里發(fā)生了最大規(guī)模的匯集、交流和融合。

本來，無論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倫文明、阿拉伯文明，還是再遠一點的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等等，都自成規(guī)模、自享尊榮，很難放得下架子來與其他文明主動融合，除非用戰(zhàn)爭的方式來收納別人。因此，各大文明都在萬分警惕地防范著來自別處的鐵騎戰(zhàn)火。但是，商品流通的誘惑太大了，旅行者口中的描述太吸引人了，因此，彼此都悄悄地產(chǎn)生了一種不約而同的渴望：要找一個地方，展開各大文明之間的非戰(zhàn)爭交往。

這個地方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必須是一個地廣人稀的所在，離各大文明的首府都比較遙遠，使誰也感受不到威脅；二，所有的旅行團隊最想靠近的那個文明，有一種讓大家放心的寬容精神。

能夠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地面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西域。于是，在天山、昆侖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間的茫茫大漠，終于成了各大文明溝通的巨大平臺。看似最缺少文化的地方，變成了最熱鬧的文化集市。一場場古代的世博會、交易會、嘉年華，不斷地在西域開幕又閉幕，閉幕又開幕。

這么一想，覺得湯因比對那里的選擇，實在很有道理。

古代由西域通向整個亞洲腹地，有北疆的草原之路和南疆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又分南、北兩路，然后在一個地方匯合，翻越帕米爾高原而繼續(xù)前去。兩條絲綢之路的匯合處，是西域開發(fā)最早的城郭叫“疏勒”，也就是現(xiàn)在中國最西的城市喀什，又叫喀什噶爾。

這是歷來所有的旅行家、探險家、行腳僧、商貿(mào)者都必須停步的地方。不管是出去還是進來，都已經(jīng)承受過嚴酷的生死考驗，而前面，可能是帕米爾，也可能是塔克拉瑪干，考驗更大。因此，要在這里收拾一下好不容易撿回來的一條命，然后重新豁命前行。

對很多人來說，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又是豪邁壯行的新起點。不管是終點還是起點，都是英雄們潑酒祭奠之處。喀什的每一寸空氣，都熔鑄過男子漢低啞的喉音。

世界在這里渴望著被一次次走通，而高原在這里卻顯得寸步難行。一位高大的當?shù)貪h子在昆侖山腳下對我說：“在這里，地遠路險，從有些村子到鄉(xiāng)里去，騎毛驢也要走七天。一個妻子最高的愿望是去一趟縣城，丈夫不讓，說這么漂亮的女人走那么久，怎么還回得來？幾十年后丈夫去世，妻子也走不動了?！?/p>

但是，這些妻子和丈夫都看到了，總有一些人從他們村邊走過。是去鄉(xiāng)里嗎？是去縣城嗎？難道，還有更遠的地方？

最近，我和妻子又一次去了喀什。一路上飽滿的感覺無與倫比，我只想重復多年前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你想研究的歷史不是一般的歷史而是“大歷史”，如果你想從事的文學不是一般的文學而是“大文學”，那么，請務必多去西域，多去新疆，多去喀什。

三

兩千多年前張騫通西域的時候，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喀什有非常像樣的商貿(mào)市場。后來，出任漢朝“西域都護”的班超，又曾把這里當做安定西域的大本營，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幾年。

班超在這里的時候，當?shù)孛癖娫诰裎幕线€停留于薩滿巫術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這里裹卷進去了：印度的佛教開始向中國大規(guī)模傳播，這里成了一條最主要的走廊。

對于佛教東傳這件事，我一直認為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特大事件。原因是，作為被傳入一方的中國大地，自從諸子百家之后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超濃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維縫隙都已填滿，怎么可能如此虔誠地接受萬里關山之外一種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雙向高貴，又痛又癢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癢的地方，應該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應該也在喀什。

磨合了兩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紀，這兒已經(jīng)成了一個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跡和事跡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國佛教史上貢獻堪比玄奘的鳩摩羅什，就曾在十二歲時到這里學習小乘佛教長達兩年，后來也在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來自莎車的王子參軍兄弟二人，開始轉向大乘佛教，并終生傳習。而莎車，現(xiàn)在也屬喀什地區(qū)。盡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鳩摩羅什不得不離開，但這兒是他的精神轉型地。

在鳩摩羅什之后不久，法顯西行取經(jīng)也經(jīng)過這里，驚嘆這里的法會隆重。后來玄奘取經(jīng)回來時經(jīng)卷落水破損，也曾在這里停留一段時間補抄。

在公元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喀喇汗王朝時期，喀什表現(xiàn)了很高的文化創(chuàng)造能力，向世界貢獻了第一部用純粹回鶻文寫成的長篇敘事詩《福樂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語大詞典》。這是兩部極重要的維吾爾文化經(jīng)典，跟著它們，還有不少優(yōu)秀的著作產(chǎn)生。喀什，因創(chuàng)建經(jīng)典而閃現(xiàn)出神圣的光彩。

其實，伊斯蘭教在公元七世紀傳入中國時，也以喀什為前沿。在這里落地生根幾百年后，才向北疆傳播。喀什地區(qū)的伊斯蘭教文物不勝枚舉，因為直到今天這兒的主要信仰還是這個宗教。千余年來天天被虔誠的儀式滋潤著，即便是遺跡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據(jù)到過這里的歐洲旅行家馬可·波羅記述，基督教的一個教派聶斯托利派即中國所稱“景教”，在這里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禮拜完滿，盡管這個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紀已在羅馬被取締。對此，作為意大利人的馬可·波羅就很敏感。同樣，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締的祅教（即拜火教），在這一帶的民間也曾風行，致使《南唐書》說疏勒地區(qū)“俗奉祅神”。

總之，幾千年來，喀什不僅是商品貿(mào)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范圍很大，近至中亞、南亞，遠至西亞、歐洲。如果說，西域是幾大文明的交匯中心，那么，喀什則是中心的中心。

這個地位，自古以來一直具有，卻只是默默地存在于各國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紀，世界在空間和時間上獲得新的自覺，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廣泛矚目。當時很多全球頂級的學者都堅信，這一帶必定留下了諸多文明的重大腳印，因此都不遠萬里紛紛趕來。正如日本探險家橘瑞超所說的那樣：“這是中亞地區(qū)政治、商業(yè)的中心，自古以來就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亞旅行的人，沒有不介紹喀什的?！?/p>

翻閱那時的世界考古學著作就可以發(fā)現(xiàn)，喀什，在東方學研究中，已經(jīng)成了一個怎么也避不開的常用名詞。

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內(nèi)憂外患，水深火熱，差一點被列強徹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一個以亞洲腹地為目標的考古學家如果沒有來過喀什，還是會像一個畢業(yè)生的文憑上沒有蓋過校長的簽名印章。

歷史，很容易被遺忘，卻又很難被徹底遺忘。在那些迷亂的夜晚，正當一批批外來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歡喧囂的時候，他們腳下，沙丘寂寞一嘆，冷然露出某個歷史大器的殘角，似乎在提醒他們，這是什么地方。

四

一八八一年四月，俄國駐喀什領事館開張，本來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領事館里有六十名哥薩克騎兵。這些騎兵每天早晚兩次列隊穿越市區(qū)的大廣場到城東河邊操練，還向圍觀的人群表演刀術、馬術、射擊術。俄國駐喀什的領事很有學問，名叫彼得羅夫斯基，一個英國學者曾這樣描述他：

彼得羅夫斯基是個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誘惑的家伙，任職的二十一年間對中國官員使盡了陰謀恐嚇、威脅、利誘、收買、強迫之伎倆。他的目的便是將新疆最西部的綠洲從中國瓜分出去，使俄國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門的戰(zhàn)略性山口。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與探險》）

俄國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后門，顯然是在挑釁英國。當時，英國不僅在印度實行殖民統(tǒng)治，而且已經(jīng)控制了昆侖山、興都庫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數(shù)地區(qū)，怎么會允許俄國來插手？因此，后起的英國駐喀什總領事館占地面積，是俄國領事館的整整兩倍，而且也比英國自己在烏魯木齊的領事館豪華很多。一位英國記者寫道：

在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爭奪中亞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國最前沿的一個陣地。在那場大角逐中，大英帝國為了在亞洲取得政治和經(jīng)濟的主導權，與沙皇俄國進行過漫長而又撲朔迷離的爭斗。在大英帝國駐喀什領事館上飄揚的那面英國國旗，是印度到北極之間唯一的一面。

（彼得·霍布科克：《一個外交官夫人對喀什的回憶》）

就在那隊哥薩克騎兵和那面英國國旗天天都在喀什對峙的時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學者也來到了這座城市。斯文·赫定來了，并從這里出發(fā)，發(fā)現(xiàn)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烏里克，又考察了塔里木河和羅布泊的遷徙遺址。斯坦因也來了，順著斯文·赫定的成果進一步發(fā)現(xiàn)了“希臘化的佛教藝術”犍陀羅的遺存，又發(fā)現(xiàn)了樓蘭遺址……這一系列文物，從不同方向展示了這片土地在古代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隨著古代的結束而結束，第二類卻可以延伸到現(xiàn)代。西域發(fā)現(xiàn)的文物，大多屬于第二類。它們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數(shù)學公式，證明著幾個大空間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以及把這種必然聯(lián)系打通的實際可能。因此，就在這些西域考古大發(fā)現(xiàn)之后，歷史學家威爾斯作出判斷：“直到今天我才開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約旦河流域和萊茵河流域更為重要。”

正是這種判斷，使得喀什城里那隊哥薩克騎兵和那面英國國旗更加抖擻起來。兩國的領事，都會殷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學家，希望他們?yōu)榈蹏默F(xiàn)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從種種記錄來看，那些考古學家對于兩位領事除了感謝之外并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們畢竟深諳歷史，比眼前披著外交套裝的情報政客更知道輕重。他們來到沙漠深處，只要見到一點點古代的痕跡就會急速地跪下雙腿，用雙手輕輕地扒挖，細細地拂拭。很久很久，還跪在那里。

如果僅僅從動作上看，考古學家，是在代表現(xiàn)代人跪身謝恩。

無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們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們謝恩。

五

在中華文明的諸多“老祖宗”中，在形態(tài)和氣度上最讓人震撼的，是西域，包括喀什。

這個說法也許會使別的“老祖宗”側目，那實在對不起了，但我實在不是隨口贊譽。請想一想，天山、昆侖山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這幾宗真正的天下巨構，只須窺得其中任何一角，就足以讓世人凝神屏息。但在這里，卻齊齊地排列在一起、交接在一起、呼應在一起，這會是什么景象？

一連串無可超越的絕境，一重重無與倫比的壯美，一系列無法復制的偉大，包圍著你，征服著你，粉碎著你，又收納著你。你失去了，好不容易重新找回，卻是另一個你。

在天山、昆侖山面前，其他“老祖宗”所背靠的三山五岳，就有點像盆景了。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面前，其他“老祖宗”所吟詠的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也有點太孩子氣了。

到喀什，不能按照內(nèi)地休閑的習慣，選擇那些人群密集的旅游景點。應該選擇的，是喬戈里峰、慕士塔格冰川和奧依塔克冰川、紅其拉甫口岸、亞克艾日克烽火臺，以及散布處處的千年胡楊林和夕陽下的沙漠。我和妻子則非常著迷莎車的《十二木卡姆》，每次都聽得情醉神馳。難怪躲得那么僻遠的它，早已被堂皇地列入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它讓我聯(lián)想到，在隋唐年間轟動長安的疏勒樂和龜茲樂。不錯，在中國古代最偉大王朝的雄偉和聲中，占據(jù)極高引領地位的，大多是西域樂舞。

由此想到，在喀什之外，新疆還有不少西域名勝值得一再拜訪，例如龜茲（現(xiàn)在的庫車）、于闐（現(xiàn)在的和田）、高昌、交河等地。有足夠體力的，還可以狠狠心去一下樓蘭、米蘭、尼雅遺址。

在葉爾羌河畔，一位本地官員已經(jīng)擺好了毛筆和宣紙，要我題寫幾個字，準備刻在山壁上。我問他寫哪幾個字，他說——

昆侖第一城

我說：“你們這兒，隨口一說就氣勢非凡?！?/p>

寫完，我的目光越過燦如火陣的胡楊林，再越過層層疊疊的繞山云，遠眺昆侖山上的天路。那條天路，通向西藏阿里地區(qū)。突然發(fā)現(xiàn)，在連綿的雪峰之上，竟然冒出縷縷白煙，飄向藍天。難道，那里還有人間的生活？

“那么高的云層之上，怎么會有白煙？”我問。

主人說，那不是白煙，而是高天風流吹起了山頂積雪。

原來如此。但轉念一想，我剛剛的疑惑，歷代旅行者也一定產(chǎn)生過。他們猜測著，判斷著，時不時低頭看路，又時不時抬起頭來。沒有人煙的地方何來人煙？他們多半找不到人詢問，帶著疑惑離開，然后又回頭，看了又看。

那么，這神奇的“白煙”，也就成了一面面逗引遠方客人的白色旗幡。

想到這里我笑了，心想湯因比先生向往西域的來世之魂，現(xiàn)在一定已經(jīng)順著這白色旗幡找到歸宿，樂滋滋地安頓了下來。

廢井冷眼

一

這兒的秋天已經(jīng)很冷。

七個乞丐般的老人用麻繩捆住自己身上又臟又破的棉袍子，挑著柴擔經(jīng)過一片荒地。領頭那個看到走在最后的老人艱難地拖著步子，就說：“大伙坐下歇一歇吧！”

不遠處有幾塊很大的石頭，大家就走過去，放下柴擔坐在石頭上。坐下才覺得，這石頭太平整、太巨大了，有兩個老人便站起來，圍著石頭走了幾圈，又蹲下身去細看石頭上的紋路。另外三個也站了起來，看了石頭再看整個荒地，快速走出幾步又低頭回來。

大家始終沒有說話，但從表情看，都像換了一個人。眼睛亮了，眉頭皺了，身板直了。

——這幾個老人，是清代被流放到東北地區(qū)的南方大學者。他們都曾經(jīng)是科舉考試的考官，當時全國知識界的最高精英，由于幾次不明不白的“科場案”被問罪。好些同事已經(jīng)被殺，他們死里逃生被判“流放寧古塔”。寧古塔，也就是現(xiàn)在黑龍江省的寧安市。

流放往往牽涉家人，幾千里地的拖枷步行，妻女都殞命在半途。他們這些文弱書生到了流放地立即成了服苦役的奴隸，主要的勞役是燒石灰窯和養(yǎng)馬，天天挨打受辱，食不果腹。

在苦役中，第一年，他們想得最多的是科場案的冤屈，希望哪一天遠處出現(xiàn)一匹快馬，送來平反昭雪的恩旨。整整一年，眼都看酸了，沒有見到這樣的快馬。第二年，他們不再惦念平反的事，想得最多的是還在家鄉(xiāng)的父母和死于半途的妻子。第三年，他們發(fā)覺自己幾乎已經(jīng)成了地道的苦力，就不斷背誦過去所學的詩文來自救。第四年，連自救都放棄了，什么也不再想，只把自己當作完全不識字的草民。

幸好，這一帶果然荒草遍地，人煙稀少，沒有一座破廟、一張門貼，能夠引起他們對文化的記憶而徒生傷感。

但是，今天的這幾塊石頭，喚醒了他們心中一個早已封閉的角落。

他們立即作出判斷，這是柱礎。但從體量看，柱子極大，只能是宮殿。從荒蕪的狀態(tài)看，應該廢弛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了。

這是什么宮殿？哪一個年代的事兒？他們快速地走進腦海深處已經(jīng)蒙塵多年的書庫，粗粗翻閱，再細細翻閱……

他們誰也不講話。只是，伸手細摸石頭上的刻紋后互相看了一眼，舉頭遠眺四周地形后又互相看了一眼。那目光，當年在翰林院里出現(xiàn)過，彼此非常熟悉。

每個人都深感奇怪，原以為忘了多年的一切，為什么頃刻都回來了呢？

二

不一會兒，老人們又挑起柴擔上路。

打破沉默的是那個走在最后的老人，他只輕輕吐了四個字：“李白醉書?！?/p>

立即有一個老人接口：“渤海國！”

老人們想到的，是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

唐朝收到了一封來自一個藩國的信，但是信上的文字，大家都不認識。傳閱了好些天，上上下下都搖頭，這對于很講排場的宗主國大唐來說，有點丟人。擔任秘書監(jiān)的賀知章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李白有可能認識這種文字，因為李白出生胡地，又漫游四方，見多識廣。他一說，唐玄宗下令把李白找來。

李白是從一張酒桌邊找到的，喝得已經(jīng)有點程度了。來到殿上，見過皇上，便看那信。一看就笑，那文字他果然認識。他一句句翻譯給唐玄宗聽，唐玄宗囑他立即用同一種文字寫回信，也好順便炫耀一下大唐人才濟濟，通曉各種文字。

李白一聽皇上的意圖，有點得意。趁著酒興未過，想在殿上擺擺譜了。他斜眼一看周圍站立的人物，便對皇上說，寫回信可以，但要楊國忠替自己磨墨，高力士替自己脫靴?；噬弦宦?，點頭同意了。于是，權勢赫赫的楊國忠和高力士就苦笑著上前，圍著李白忙開了。

問題是，這到底是哪個藩國寫來的信，使皇帝那么重視？

渤海國。

清代流放的老人們猜對了。他們后來還把這次半路發(fā)現(xiàn)，寫在自己的筆記上。曲曲折折多少年，被我看到。

其實，渤海國是李白出生前兩三年才成立的，幾乎與李白同齡。建立者，是靺鞨族的粟末部首領大祚榮。按歷史記載，唐玄宗登基后不久就冊封大祚榮為“左驍衛(wèi)員外大將軍”“渤?？ね酢薄昂龊怪荻级健?。那個政權按唐朝體制運行，通用語言是漢文。難道，李白讀到的那封信寫于他們通用漢文之前？難道，正是這種不便，使他們開始學習漢文？

當然，也許，李白醉書的故事只是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說，渤海國不是故事，那個龐大的廢墟不是故事。

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廢墟，是渤海國的首府，即“上京龍泉府”。

流放者們沒有權利也沒有機會再來仔細考察。從零星留下的筆記看，只知道有一個老人又來過兩次，時間都不長，他也沒有進一步研究的條件。

認真考察，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了。

三

我去上京龍泉府遺址的次數(shù)很多。原因是，我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墻墻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綿延到遠處。

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墻?？上н@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保存住一點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尋得干干凈凈，連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見了，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著草，長著樹，靜靜地待著。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臺基和柱礎。昔日都城的規(guī)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上京龍泉府由外城、內(nèi)城、宮城三重環(huán)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qū)，又用十余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qū)域，果然是長安城的格局和氣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統(tǒng)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墻周長五里。從遺址、遺物看，內(nèi)城中排列過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東墻外則是御花園，應該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宮城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巖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

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象著千余年來在它身邊發(fā)生的一切。我伸頭一看，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終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個管理人員告訴我，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當時，它不僅是渤海國的諸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qū)的貿(mào)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jīng)濟通道。

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發(fā)現(xiàn)了寬闊的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跡。而如今，數(shù)萬人的現(xiàn)代生活，只一座橋就綽綽有余。想一想，當日該是何等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古書堆里研究了不少時間，發(fā)現(xiàn)有關渤海國的記載不多?！杜f唐書》《新唐書》有一點，日本、韓國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資料，都比較零星。這個政權本身并沒有留下片言只語，就像一個沒有留下遺囑的亡故者，只能靠著一些鄰居們的傳言來猜測了，而且，那些鄰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現(xiàn)在，我掌握的材料還不足以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只能描畫一種粗疏的圖像。

大體來說，從大祚榮、唐玄宗、李白那個時代的交往開始，渤海國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國。當然，也成了東北大地上最先進的一個政權。這種地位，隱伏著巨大危險。

危險首先來自于內(nèi)部。

畢竟剛剛從相當原始的游牧生態(tài)過來，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會讓原來一起奮斗的首領們跟不上，造成一次次沖突。不少首領反目成仇、舉刀威脅，甚至重返叢林。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張接受大唐文明的先進分子必然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看成是數(shù)典忘祖的“親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們當作自己人。

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tǒng)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zhí)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

唐玄宗當然不能殺大門藝，但又不能得罪實際掌權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個計謀。他派了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經(jīng)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

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能說那幾個外交官胡言亂語，并把他們處分了。

歷史學家司馬光后來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于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zhàn)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xiàn)眼。（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

司馬光說得不錯，但他太書生氣了。歷史上，除了少數(shù)偉大人物的響亮行為外，多數(shù)政治都是現(xiàn)實的。唐玄宗管理龐大的朝廷事務已經(jīng)十分吃力，他怎么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權力之爭，付出太大的代價？

于是，那位可憐的大門藝只能在長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國的人發(fā)現(xiàn)，怕暴露唐玄宗為他編制的謊言。他寄情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容不了他；他親近唐朝，唐朝幫不了他。

讓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別人的努力，渤海國還是逐漸領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規(guī)律，保守勢力一批批老去，連他們的子孫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終于迎來了公元九世紀的大仁秀時代（818—830）。

大仁秀時代的渤海國在各方面都達到鼎盛，被稱為“海東盛國”。一度，這兒的“上京龍泉府”和中華版圖西邊的長安城，一東一西，并立于世，成為整個亞洲的兩大文明重鎮(zhèn)。

乍一看，渤海國內(nèi)部的危險解除了。那就轉過身來，看看外部的危險吧。

周圍的部落，仍然未脫游牧習性，因此與渤海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帶來了羨慕與趨附，但在羨慕和趨附背后，卻藏著強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紀前期的渤海國器宇軒昂，但包圍著它的，卻是大量越來越閃爍的目光。它擁擠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煙的馬蹄了，它顯赫的名聲太撩撥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財寶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騎手了。

于是，那一天終于到來。來得出乎意料，又來得理所當然。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

人們會問：作為渤海國的宗主，唐朝為什么不出手來幫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于渤海國滅亡。

其實，即使唐朝沒有滅亡，也幫不了?！鞍彩分畞y”之后，氣象已失，門閥林立，哪里還顧得上東北亞的一個自治藩國？

四

在人類歷史上，一切高度文明的城堡被攻克后，下場總是特別悲慘。

因為勝利者知道，城堡里邊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遠遠高于自己的文明秩序。攻下來后，無法控制，無法融入，無法改造，除了毀滅，別無他途。

入城的契丹人騎在馬上四處打量，他們發(fā)現(xiàn)，不僅是市民的眼神和臉色那么冷漠，就連城磚和街石都在反抗。一種復仇的氣氛彌漫四周，抓不住，又趕不走。

于是他們在掠取財物后下令：騰出都城，舉國南遷，然后放一把火，把整個城市燒掉。

我們現(xiàn)在無法描述那場大火，無法想象一座亞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更無法猜度無數(shù)過慣了大城市繁華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兒帶女踉蹌南下時，回頭看這場大火時的心情和眼光。

記得當?shù)氐目脊殴ぷ髡吒嬖V我，發(fā)掘遺址時，總能看到一些磚塊、瓦片、石料這些不會熔化的東西竟然被燒得粘結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燒烤而處處斷裂。

這場火不知前后燒了多長時間。我伸頭看過的那口八寶琉璃井的井水，當時一定也燒沸了，很快又燒干了。然后，在到處還是火焦味的時候，大雪又把一切覆蓋。

怪不得，我第一次來考察時在井口伸頭，看到的是一副把一切都看倦了的千年冷眼。

其實，匆匆地來了又匆匆地走了的契丹人，也正在開啟自己的一部歷史。我在研究北魏王朝的時候曾經(jīng)關注過他們，當時他們游牧在遼河上游。唐朝也曾草草地為他們設立過“松漠都督府”，唐滅亡后，耶律阿保機統(tǒng)一契丹后稱帝。因此，他們來進攻渤海國時，還是一個很“新鮮”的政權。后來他們又改為遼，與五代、北宋都打過交道，也學習了漢文化的很多東西，發(fā)生過不少恩怨故事，而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為金朝所滅。

他們被滅亡的時候，離他們滅亡渤海國，正好兩百年。

至于滅亡他們的金朝，年齡更短，只存世一百二十年。滅亡金朝的，是蒙古和南宋。當然大家知道，后來南宋又被蒙古滅了。

……

那么多次的滅亡，每一次，都少不了熊熊大火吧？都少不了那一口口燒沸了、又燒干了的古井、老井、廢井吧？

地下總有水源，它們漸漸又都有了波光。但伸頭一看，與我在渤海國遺址看到的一樣，冷眼，總是冷眼。

我一直在猜測，那幾個清代的流放犯，狀如乞丐的大學者，那天歇腳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那口廢井？估計沒有。但是，后來那個又來了兩次的老人，看到了沒有？

如果看到了老井，看到了冷眼，我想，他們一定會陷入沉思。他們對那段歷史并不陌生，但也一定會對一座名城只剩下幾方石料、一口廢井的景象而深感震撼。我相信他們在震撼之余會對自己的遭遇更加達觀。在如此廢墟面前，科場案的曲直，親人們的屈死，只是變成了歷史褶皺中的微塵。

歷史很漠然，在多數(shù)情況下不講曲直，不講感情。比歷史更漠然的是自然，這幾個老人去擔柴的地方，正是一個火山口。面對火山口，時間的尺度更驚人了。相比之下，朝代的更迭以百年計，火山的動靜以萬年計。

其實，火山口也是一個廢井。它的冷眼，連地球都不寒而栗。

當然，這超出了那幾個流放學者的知識范圍。

杭州宣言

一

《馬可·波羅游記》說，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貴、最美麗的城市。杭州之外，中國還有很多別的美麗。

于是，哥倫布把這本游記放在自己的駕駛臺上，向大海進發(fā)。由他開始，歐洲完成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

航海家們沒有抵達杭州，但杭州一直隱隱約約地晃動在他們的心理羅盤之上。

馬可·波羅的話，為什么這樣值得信賴？

因為，他來自于歐洲人心目中最美麗的城市威尼斯，對于城市美景有足夠的評判眼光。

其實，馬可·波羅來杭州時，這座城市已經(jīng)承受過一次不小的破壞。在他到達的十幾年前，杭州作為南宋的首都淪陷于元軍之手。一場持續(xù)了很多年的攻守之戰(zhàn)終于結束，其間的放縱、發(fā)泄可想而知。盡管后來的十幾年有所恢復，但與極盛時的國都相比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就這樣，還是高貴、美麗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難想象未被破壞時的情景了。

二

杭州的美麗，已經(jīng)被歷代文人傾注了太多的描寫詞句。這是世間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劇，人們總以為大美也可以被描寫，因此總讓它們沉陷在一大堆詞句之間。而這些詞句，同樣可以描寫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強之美、夸飾之美。這情景，就像一位世界等級的歌唱家被無數(shù)嘈雜的歌喉包圍。

為此，這篇文章要做一個試驗，放棄描寫，只說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創(chuàng)造、被守護的。

杭州這地方，本來并沒有像黃山、九寨溝、長白山天池、張家界那樣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美景。一個淺淺的小海灣，被潮汐和長江帶來的泥沙淤積，時間長了就不再與外海流通，形成了一個咸水湖。在這種咸水湖中，水生植物會越長越多，而水則會漸漸蒸發(fā)減少，慢慢就會變成沼澤地，然后再變成鹽堿地。這是被反復證實了的自然規(guī)則。

因此，杭州后來能變得這樣美麗，完全是靠人力創(chuàng)造。

首先，人們?yōu)槟莻€咸水湖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的水源，使它漸漸變成淡水湖，這便是西湖。然后，建筑防海大塘，抵御海潮肆虐，這便是錢塘。

七世紀初隋煬帝開鑿大運河，通達杭州，使杭州一下子成了一個重要城市。由于居民增多，這個城市的用水必須取用西湖的淡水，便在八世紀挖通了連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使杭州這座城市與西湖更加相依為命。

九世紀二十年代，大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但他不是來寫詩，而是來做事的。他遇到的問題是，西湖邊上有很多農(nóng)田等待西湖灌溉，而西湖中間已出現(xiàn)大片葦草地，蓄水量已經(jīng)大為減少。于是，他認真地研究了“蓄”和“泄”之間的關系，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一道高于原來湖面的堤壩，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據(jù)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此外，他還把民用的“六井”疏浚了一下。

白居易在這里展現(xiàn)的，完全是一個水利學家和城建專家的風姿。這時候，他已年過半百，早就完成《長恨歌》《琵琶行》《秦中吟》《新樂府》，無可置疑地成了整部中國文學史上極少數(shù)的巨匠之一。但他絲毫沒有傲慢在這種文化身份里，而是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揮湖中的工程。

大詩人在這里用泥土和石塊寫詩，把筆墨吟誦交給小詩人。他自己的詩句，只是躲在水草間、石縫里掩口而笑，絕不出聲，以防小詩人們聽到了頹然廢筆。

三

真正把杭州當作永恒的家，以天然大當家的身份把這座城市系統(tǒng)整治了的，是十世紀的吳越王錢镠。這是一個應該記住的名字，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城市建筑大師。他名字中的這個“镠”字，很多人會念錯，那就有點對不起他。镠，讀音和意義都與“鎏”相同，一種成色很好的金子，記住了。

這塊“金子”并不是一開始就供奉在深宮錦盒里的。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販過私鹽，喜好拳射，略懂卜問，在唐朝后期擔任過地方軍職，漸成割據(jù)勢力。唐朝覆滅后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錢镠創(chuàng)立吳越國，為“十國”之一。這是一個東南小國，北及蘇州，南及福州，領土以現(xiàn)在的浙江省為主，中心就是杭州。

錢镠治國，從治水開始。他首先以最大的力量來修筑杭州外圍的海堤。原先的石板海堤早已擋不住洶涌海潮，他便下令編造很長的竹籠裝填巨石，橫以為塘，又以九重巨木為柱，打下六層木樁，以此為基礎再筑“捍海塘”，效果很好。此外又在錢塘江沿口筑閘，防止海水倒灌。這一來，作為杭州最大的生態(tài)威脅被降伏了，人們稱他“海龍王”。

海管住了，再對湖動手。他早就發(fā)現(xiàn)，西湖遇到的最大麻煩就是葑草壅塞、藻荇蔓延，此刻便以一個軍事指揮官的風格設置了大批“撩湖兵”，又稱“撩淺軍”“撩清卒”。幾種稱呼都離不開一個“撩”字，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撩，撩除葑草藻荇，順便清理淤泥。這些人員都是軍事編制，可見錢镠把這件事情完全是當作一場大仗在打了，一場捍衛(wèi)西湖的大仗。

除了西湖，蘇州邊上的太湖當時大部分也屬于吳越國。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個“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還在蔓延的同類生態(tài)災難，錢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還疏浚了南湖和鑒湖。

總之，他與水“摽”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終又成了它們的“親家”。

治水是為了建城。錢镠對杭州的建設貢獻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對城內(nèi)的街道、房屋、河渠進行了整體規(guī)劃和修建，又開發(fā)了周圍的山，尤其是開通慈云嶺，在錢塘江和西湖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此外還建塔修寺，弘揚佛教，又對城內(nèi)和湖邊的各種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錢镠還非常注意屬地的安全，避開各種政治災難，以“保境安民”為宗旨。他本有一股頑潑的傲氣，但是不與強權開戰(zhàn)，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別人，一路秉承著“以小事大”的方針，并把這個方針作為遺囑。到了他的孫子錢俶，北方的宋朝已氣勢如虹，行將統(tǒng)一中原，錢俶也就同意把吳越國納入宋朝版圖。這種方略，既體現(xiàn)了一個小國的智慧，又保全了一個大國的完整。

而且，也正因為這樣，安靜、富足、美麗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選定為南宋的國都，成為當時中國的首席大城市。

錢镠這個人的存在，讓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觀念產(chǎn)生了一些疑問。他，不是抗敵名將、華夏英烈，不是亂世梟雄、盛世棟梁，不是文壇泰斗、學界賢哲，因此很難成為歷史的焦點、百世的楷模。他所關注的，是民眾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漲落、湖水的濁清。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號、軍事上的意氣。

當中國歷史主要著眼于朝廷榮顯的時候，他沒有什么地位；而當中國歷史終于把著眼點更多地轉向民生和環(huán)境的時候，他的形象就會一下子凸顯出來。因此，前些年我聽說杭州市鄭重地為他修建了一座錢王祠，就覺得十分欣慰，因為這也是歷史良知的一項修復工程。

四

杭州實在是太幸運了，居然在這座城市成為南宋國都之前，還迎來過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蘇東坡。

蘇東坡兩度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歲時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歲時任杭州知州。與白居易一樣，他到這座城市里來的時候也沒有顯出曠世詩人的模樣，而是變成了一位徹徹底底的水利工程師——甚至，比白居易還徹底。

他不想在杭州結詩社，開筆會，建創(chuàng)作基地，辦文學評獎。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寫詩，偶爾寫了一首“水光瀲滟晴方好”，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尋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僅僅是隨口吟過，根本不會放在心上。他那憂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機。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這位美女已經(jīng)病入膏肓，來日無多。

詩人的職責是描寫美女將死時的凄艷，而蘇東坡則想救她。因此，他寧肯不做詩人，也要做個真正的男人。

他發(fā)現(xiàn)，第一次來杭州做通判時，西湖已經(jīng)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當?shù)诙蝸碜鲋輹r，已經(jīng)堙塞了一半；從趨勢看，再過二十年，西湖將全然枯竭，不復存在。

沒有了西湖，杭州也將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如果湖水枯竭，西湖與運河的水資源平衡將會失去，咸潮必將順著錢塘江倒灌，咸潮帶來的泥沙將會淤塞運河，而供給城市用水的“六井”也必將歸于無用。市民受不了咸水之苦又必將逃散……那么，杭州也就成了一座廢城。

不僅杭州成為一座廢城，杭州周圍農(nóng)田也將無從灌溉，而淡水養(yǎng)殖業(yè)、釀酒業(yè)、手工業(yè)等也都將一一淪喪。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地，也就會隨之消失。

面對這么恐怖的前景，再瀟灑的蘇東坡也瀟灑不起來了。他上奏朝廷，多方籌集工程款項，制訂周密的行為方案，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搶救工程。他的方案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湖中堙塞之處已被人圍墾成田的，下令全部廢田還湖；

第二，深挖西湖湖底，規(guī)定中心部位不準養(yǎng)殖菱藕，以免湖底淤積；

第三，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一道跨湖長堤，堤中建造六座石橋使湖水流通，這就是“蘇堤”；

第四，在西湖和運河之間建造堰閘，做到潮不入湖；

第五，征用千名民工疏浚運河，保證漕運暢通；

第六，把連通西湖和“六井”的輸水竹管更換成石槽瓦筒結構，使輸水系統(tǒng)長久不壞，并新建二井。

這些事情，僅僅做一件就已經(jīng)興師動眾，現(xiàn)在要把它們加在一起同時推進，簡直把整個杭州城忙翻了。

杭州人誰都知道，這位總指揮叫蘇東坡；但誰都忘了，這個蘇東坡就是那個以詩文驚世的蘇東坡！

蘇東坡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煥發(fā)，仿佛只等著做國都了。至于真的做了國都，我就不想多說了。已有不少文字記載，無非是極度的繁華，極度的豐富，極度的奢侈，又加上極度的文雅。杭州由此被撐出了極度氣韻，西湖隨之也極度嫵媚。

宋代雖然邊患重重，但所達到的文明程度卻是中國古代的最高峰，文化、科技、商業(yè)、民生，都讓人嘆為觀止。這一切，都濃濃稠稠地集中在杭州了，杭州怎能不精彩？

然而，這種精彩也容易給人造成誤會，以為這一切都是天造地設，本來就應該這樣。很少有人想到，全部精彩都維系在一條十分脆弱的生態(tài)莖脈上，就像一條搖擺于污泥間的荷枝，支撐著田田的荷葉、燦爛的荷花。為了救護這條時時有可能折斷的生態(tài)莖脈，曾經(jīng)有多少人赤腳苦斗在污泥塘里。

這種在污泥塘里苦斗的景象，當然也不是馬可·波羅所能想象的。

五

先有生態(tài)而后有文化，這個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辯地演繹著。雄辯到什么程度？那就是：連最偉大的詩人來到這里也無心寫詩，而是立即成了生態(tài)救護者。

杭州當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發(fā)現(xiàn)，什么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變成了一種景觀化、生態(tài)化的存在。且不說靈隱寺、六和塔、葛嶺、孤山如何把深奧的佛教、道教轉化成了山水美景，更讓我喜歡的是，連一些民間故事也被杭州鋪陳為動人的景觀。

最驚人的當然是《白蛇傳》里的白娘娘。杭州居然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座宜雨宜雪的斷橋，用一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來侍奉她。

她并不包含太多我們平常所說的那種“文化”。她甚至連人也不是，卻愿意認認真真做一個人。她是妖，也是仙，因此什么事情都難不著她。但當她只想做一個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時，那就難了。

這個故事本身就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詰難。中國歷史，歷來“兩多一少”：一是多妖，以及與此近似的魔、鬼、奸、逆；二是多仙，以及與此近似的神、圣、忠、賢。這兩個群落看似界限森嚴卻時時可以轉換。少的是人，與妖與仙都不同的人。因此，白娘娘要站在人和非人的邊緣上鄭重告訴世間的人：人是什么。民間故事的這個構想，驚心動魄。

杭州似乎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個民間故事的偉大，愿意為它創(chuàng)制一個巨大的實景舞臺。這個實景舞臺永遠不會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們：為什么人間這么值得留戀。與這個實景舞臺相比，杭州的其他文化遺跡就都顯得不太重要了。

像《白蛇傳》的故事一樣，杭州的要義是追求人間之美。人間之美的基礎，是生態(tài)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態(tài)之美。

在杭州，如果離開了自然生態(tài)之美，什么文化都不成氣象。

這與我們平常所熟悉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主旨，有很大差別。

六

我到杭州的最大享受之一，是找一個微雨的黃昏，最好是晚春季節(jié)，在蘇堤上獨自行走。堤邊既沒有碑文、對聯(lián)，也沒有匾額、題跋，也就是沒有文字污染，沒有文本文化對于自然生態(tài)的侵凌和傲慢，只讓一個人充分地領略水光山色、陰晴寒暑。這是蘇東坡安排下的，筑一道長堤讓人們有機會擺脫兩岸的一切，走一走朝拜自然生態(tài)之路。我覺得杭州的后人大致理解了他的這個意圖，一直沒有把蘇堤做壞。

相比之下，現(xiàn)在中國很多地方有點做壞了。總是在古代文化中尋找自己這個地方可以傲視別的地方的點點滴滴理由，哪里出過一個狀元或進士，有過幾句行吟詩人留下的句子，便大張旗鼓地筑屋刻石。如果出了一個作家，則干脆把家鄉(xiāng)的山水全都當作了他作品的插圖。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狀元、進士還是作家，他們作為文化人也只是故鄉(xiāng)的兒子。在自然生態(tài)面前，他們與所有的鄉(xiāng)親一樣謙卑和渺小。

近年來杭州的建設者秉承這座城市的傳統(tǒng)，不找遙遠的古代理由，不提空洞的文化口號，只是埋頭疏浚西湖水源，一次次挖淤清污，把西湖的面積重新擴大到馬可·波羅見到時的規(guī)模。重修完楊公堤，打理好新西湖，又開發(fā)了一個大大的西溪濕地，表達出杭州人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上的癡迷。對杭州這座城市提出的標準，也沒有花里胡哨的種種大話，而只是適合人居住。

這一來，杭州就呈現(xiàn)出了一個貫通千年的人文宣言。這個宣言，曾經(jīng)由錢镠主導，由白居易、蘇東坡參加起草，由白娘娘從旁潤飾，又由今天的建設者們接筆續(xù)寫。

宣言的內(nèi)容，很復雜，又很簡單：關于自然，關于生態(tài)，關于美麗，關于人間。

我對杭州，現(xiàn)在只剩下一個最小的建議了：找一個合適的角落，建一座馬可·波羅的雕像。雕像邊上立一塊碑，把他最早向世界報告的那些有關杭州的句子，用中文、意大利文和英文鐫刻出來。而且，一定要注明年代。

因為這些句子，曾經(jīng)悄悄地推動過那些遠航船隊，因此也推動了世界。

黃州突圍

一

這便是黃州赤壁，或者說是東坡赤壁。赭紅色的陡坡直逼著浩蕩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倒錯，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價值。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這一切，決定于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tài)。

他從監(jiān)獄里走來，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臟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zhèn)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煩吧？

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zhì)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tài)，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入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臺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nèi)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nèi)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作上綱上線的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確實是不算壞的。在他內(nèi)心并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動搖的，是突然之間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不能為蘇東坡說話了。

那么，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么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p>

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磣，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

這人可稱為“檢舉揭發(fā)專業(yè)戶”，在揭發(fā)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fā)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yè)請他提意見、加以輔導，這本是朋友間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fā)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fā)信，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翻版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么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后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fā)現(xiàn)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jīng)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shù)量統(tǒng)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后發(fā)現(xiàn)，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xiàn)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他說蘇東坡“起于草野垢賤之余”“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如果不這么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理由里邊顯然埋藏著一個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后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F(xiàn)在，一個后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被实蹎枺骸昂我砸姷?？”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实鄄唤?，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么關系？”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

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fā)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shù)匾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于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向皇帝檢舉揭發(fā)。他在信中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nèi)鄙龠M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借口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這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

為什么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p>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jù)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于歷史，而是出于一種可稱作“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么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

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于現(xiàn)代派，也過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于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nèi)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撐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舒亶、李定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fā)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么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嫉妒而傷害過蘇東坡，批評蘇東坡的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有點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覺得沈括不可親近。當然，不可親近并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jīng)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超越時空的中國式批評者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輿論。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fā)了，他先是一怔，后來還幽默地說：“今后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tài)的發(fā)展卻越來越不幽默，一○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

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么服裝呢？已經(jīng)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么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

蘇東坡終于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p>

差官說：“還不至于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扎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么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扎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jīng)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水自殺，由于看守嚴密而未成。

當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里，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于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審起來看！

怎么審？打！

一位官員曾關在同一監(jiān)獄里，與蘇東坡的牢房只有一墻之隔，他寫詩道：

遙憐北戶吳興守，

詬辱通宵不忍聞。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聽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對象竟然就是蘇東坡！

請允許我在這里把筆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會在這里戰(zhàn)栗。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愛、高貴、魅力之類往往既構不成社會號召力也構不成自我衛(wèi)護力，真正厲害的是邪惡、低賤、粗暴，它們幾乎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F(xiàn)在，蘇東坡被它們抓在手里搓捏著——越是可愛、高貴、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勁。

溫和柔雅如林間清風、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對這徹底陌生的語言系統(tǒng)和行為系統(tǒng)，不可能作任何像樣的辯駁。他一定變得非常笨拙，無法調(diào)動起碼的言辭，無法完成簡單的邏輯推斷。他在牢房里的應對，絕對比不過一個普通的盜賊。

因此，審問者們憤怒了，也高興了：原來這么個大名人竟是草包一個！你平日的滔滔文辭被狗吃掉了？看你這副熊樣還能寫詩作詞？純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著就是輪番撲打，詩人用純銀般的嗓子哀號著，哀號到嘶啞。這本是一個只需要哀號的地方，你寫那么美麗的詩就已荒唐透頂了，還不該打？打，打得你“淡妝濃抹”，打得你“乘風歸去”，打得你“密州出獵”！

開始，蘇東坡還試圖拿點兒正常邏輯頂幾句嘴。審問者咬定他的詩里有譏諷朝廷的意思，他說：“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這種意思來?！币磺姓_陷者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險惡用心”的發(fā)現(xiàn)者，蘇東坡指出，他們不是發(fā)現(xiàn)者而是制造者，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承擔。

但是，蘇東坡的這一思路招來了更兇猛的侮辱和折磨。當誣陷者和辦案人完全合成一體、串成一氣時，只能這樣。

終于，蘇東坡經(jīng)受不住了，經(jīng)受不住日復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xù)逼供。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于是，他以前的詩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說自己不被朝廷重視；詩中有“小人”字樣，是譏刺當朝大人。特別是蘇東坡在杭州做官時興沖沖去看錢塘潮，回來寫了詠弄潮兒的詩“吳兒生長狎濤淵”，據(jù)說竟是在影射皇帝興修水利！

這種大膽聯(lián)想，連蘇東坡這位浪漫詩人都覺得實在不容易跳躍過去，因此在承認時還不容易“一步到位”。審問者有本事耗時間一點點逼過去，案卷記錄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句子是：“逐次隱諱，不說情實，再勘方招?！碧K東坡全招了，同時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

他一心想著死。他覺得連累了家人，對不起老妻，又特別想念弟弟。他請一位善良的獄卒帶了兩首詩給蘇轍，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p>

埋骨的地點，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別的，是詩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鐵窗里是否痛恨詩文。沒想到，就在這時，隱隱約約地，一種散落四處的文化良知開始匯集起來了——他的讀者們慢慢抬起了頭，要說幾句對得起自己內(nèi)心的話了。

很多人不敢說，但畢竟還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畢竟還有俠義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當?shù)刈龉贂r的種種美好行跡，在他入獄后公開做了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

獄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審問人員離開時盡力照顧他的生活，連每天晚上的洗腳熱水都準備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鎮(zhèn)、張方平不怕受到牽連，寫信給皇帝，說他在文學上“實天下之奇才”，希望寬大。

他的政敵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仗義執(zhí)言，對皇帝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如果嚴厲處罰了蘇東坡，“恐后世謂陛下不能容才”。

最動情的是那位我們前文提到過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來為她求壽，她竟說：“用不著去赦免天下的兇犯，放了蘇東坡一人就夠了！”

最直截了當?shù)氖钱敵笙鄥浅?，有次他與皇帝談起曹操，皇帝對曹操評價不高。吳充立即接口說：“曹操猜忌心那么重還容得下禰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個蘇東坡呢？”

對這些人，不管是獄卒還是太皇太后，我們都要深深感謝。他們有意無意地在驗證著文化的感召力。就連那盆洗腳水，也充滿了文化的熱度。

據(jù)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帶頭誣陷、調(diào)查、審問蘇東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揚揚。有一天他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他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以為，對這么一個哄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后，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

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回應他的仍是一片靜默。

這靜默算不得抗爭，也算不得輿論，但著實透著點兒高貴。相比之下，歷來許多誣陷者周圍常常會出現(xiàn)一些不負責任的熱鬧，以嘈雜助長了誣陷。

就在這種情勢下，皇帝釋放了蘇東坡，將其貶謫黃州。黃州對蘇東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很喜歡讀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但又覺得他把蘇東坡在黃州的境遇和心態(tài)寫得太理想了。其實，就我所知，蘇東坡在黃州還是很凄苦的，優(yōu)美的詩文是一種掙扎和超越。

蘇東坡在黃州的生活狀態(tài)，已在他自己寫給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說：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平素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nèi)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xiàn)在事情大體已經(jīng)過去，卻仍然不愿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

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跡于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原本這很可能換來輕松，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shù)雙眼睛注視著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注明不要給別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嗎？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煩，而絕不怕大義凜然地為道義、為百姓，甚至為朝廷、為皇帝捐軀。他經(jīng)過“烏臺詩案”已經(jīng)明白，一個人蒙受了誣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個道理來。

你找不到慷慨陳詞的目標，你抓不住從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個義無反顧的英雄，不知怎么一來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個堅貞不屈的烈士，鬧來鬧去卻成了一個深深懺悔的俘虜。

無法洗刷，無處辯解，更不知如何來提出自己的抗議，發(fā)表自己的宣言。這確實很接近柏楊先生提出的“醬缸文化”，一旦跳在里邊，怎么也抹不干凈。

蘇東坡怕的是這個，沒有哪個高品位的文化人會不怕。但他的內(nèi)心仍有無畏的一面，或者說災難使他更無畏了。

他給李常的信中說：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雖懷坎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這么真誠的勇敢，這么灑脫的情懷，出自天真了大半輩子的蘇東坡筆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讓他在何處做這篇人生道義的大文章呢？沒有地方，沒有機會，沒有觀看者，也沒有裁決者，只有一個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惡染成一色的大醬缸。于是，蘇東坡剛剛寫了上面這幾句，支頤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燒毀。”

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對于一個文化人，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那闋著名的《卜算子》，用極美的意境道盡了這種精神遭遇：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鬧，去尋找無言的山水，去尋找遠逝的古人。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尋找對話，于是對話也一定會變得異乎尋常。

像蘇東坡這樣的靈魂竟然寂靜無聲，那么，遲早會突然冒出一種宏大的奇跡，讓這個世界大吃一驚。

然而，現(xiàn)在他即便寫詩作文，也不會追求社會轟動了。他在寂寞中反省過去，覺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華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樹木靠著癭瘤取悅于人，一塊石頭靠著暈紋取悅于人，其實能拿來取悅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們的毛病所在，它們的正當用途絕不在這里。我蘇東坡三十余年來想博得別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項所在。例如，從小為考科舉學寫政論、策論，后來更是津津樂道于考論歷史是非、直言陳諫曲直。做了官以為自己真的很懂得這一套了，揚揚自得地炫耀，其實我又何嘗懂呢？直到一下子面臨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無知。三十多年來最大的弊病就在這里?，F(xiàn)在終于明白了，到黃州的我是覺悟了的我，與以前的蘇東坡是兩個人。（參見《答李端叔書》）

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diào)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

他漸漸回歸于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于淡泊和靜定。艱苦的物質(zhì)生活，又使他不得不親自墾荒種地，體味著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這一切，使蘇東坡經(jīng)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窮鄉(xiāng)僻壤，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幸好，他還不年老，他在黃州期間是四十四歲至四十八歲，對一個男人來說，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還大有可為。中國歷史上，許多人覺悟在過于蒼老的暮年，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述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發(fā)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溪流匯成了湖，結果——

引導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經(jīng)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馬上就要產(chǎn)生。

山莊背影

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復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里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么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于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么是漢奸、什么是賣國賊、什么是民族大義、什么是氣節(jié)。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強，關鍵就在于清代后期的腐敗無能，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這個清朝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讓人解氣。清朝終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后，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chǎn)生警惕。因為無數(shù)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我們?nèi)鄙偃祟惼毡橐饬x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guī)范大多是從封建正統(tǒng)觀念引申出來的，帶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tǒng)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系列中所出現(xiàn)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zhèn)巍⒄啊⒅壹槿纱藙澐?。由姓氏正統(tǒng)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tǒng)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tǒng)論復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tǒng)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tǒng)論，便是例證。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壓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它的統(tǒng)治者曾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漢族正統(tǒng)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這些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里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歷來光顧的人不多。我去時，找了山莊背后的一個旅館住下。那時正是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fā)呆。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把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么還要把這把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些什么呢？

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里，遠遠地、靜靜地、純純地、悄悄地，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使我產(chǎn)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從第二天開始，我便一頭埋到了山莊里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jīng)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jù)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nèi)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是開闊的湖區(qū)、平原區(qū)和山區(qū)。尤其是山區(qū)，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這讓游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里有很多楹聯(lián)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后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他們寫給后輩繼承人看的。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一路走去，終于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里來喘口氣，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jīng)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紀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個是自恃當初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于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于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系的重要政治勢力，有幾人能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zhàn)了。他，十六歲上干凈利落地除了鰲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zhàn)，花八年時間的征戰(zhàn)取得徹底勝利。

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chuàng)業(yè)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jīng)找不到什么對手，但他還是經(jīng)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yè)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jīng)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jīng)破敗。對著這堵歷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墻，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么長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wèi)？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筑”，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梢娛貒溃ㄔ谛薜掳裁?。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shù)千里，養(yǎng)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無形的長城。對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余人去進行大規(guī)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范，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澳咎m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shù)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能有與清廷交誼的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

總之，軟硬兩手最后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里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于此。把復雜的政治目的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幾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蘭圍場”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共參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圍獵，情景都極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qū)域，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nèi)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警衛(wèi)。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tǒng)一督導下集結圍攏。在上萬官兵的齊聲吶喊下，康熙一馬當先，引弓射獵，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后，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

康熙身強力壯，騎術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驚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

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到帳篷里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

康熙一生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后返回避暑山莊時，曾興致勃勃地告諭御前侍衛(wèi)：

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數(shù)百，其余圍場內(nèi)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于一日內(nèi)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數(shù)也。

這筆流水賬，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體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歷史上多的是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nèi)秀”，卻何以面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于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復雜的西藏事務和蒙古事務，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運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后世。由于強健，他還愿意勤奮地學習，結果不僅武功一流，“內(nèi)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歷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漢族傳統(tǒng)文化。大凡經(jīng)、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鉆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還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規(guī)模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字典辭書，文化氣魄鋪天蓋地。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那些重要的工具書。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涌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文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很少有哪個年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只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xiàn)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xiàn)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諳兩邊的畢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里得幾何學，經(jīng)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shù)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并比較它與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后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以數(shù)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歷法、物理、醫(yī)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jīng)常發(fā)生矛盾，康熙從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認真學習，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一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jīng)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這位少數(shù)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歷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nèi)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nèi)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后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fā)霉、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tài)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還有后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敗定了?？滴跖c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里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歷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復雜。

開始，大多數(shù)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復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jié)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qū)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發(fā)”之事，即漢人歷來束發(fā)而清人強令削發(fā)，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的地步。頭發(fā)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tài)。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fā)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并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fā)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后便絕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后回余姚家鄉(xiāng)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后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后終老陜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zhàn)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yōu)、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后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xiāng)后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后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絕食相抗，眾人只得作罷。這事發(fā)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五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后，年過半百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颙沒有應召，但心里畢竟已經(jīng)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滴鯇S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當?shù)匮矒岬近S宗羲家里，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nèi)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颙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jié)，也不是妥協(xié)，而是一種文化生態(tài)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么誠懇，漢族文人為什么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滴跞蚊舜髿v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jù)《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復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歷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于反清復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睹魇贰泛髞沓蔀檎麄€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余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diào)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陜總督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岳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jīng)有點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鐘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岳”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里。

岳鐘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后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tǒng)治者并不差，可為什么還有人要對抗清廷？于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fā)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么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于他們的圣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復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后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zhí)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shù)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頭，到后來也真沒有什么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jīng)不想做反清復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yōu)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yè)，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jīng)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zhàn)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nèi)記載這種征戰(zhàn)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zhàn)與漢族的利益沒有沖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圣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后卻產(chǎn)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shù)戰(zhàn)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么大嗎？需要反復那么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里樂滋滋地自我品嘗，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后，這里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nèi)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mào)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nèi)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yōu)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于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nèi)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后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茍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mào)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mào)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種心理規(guī)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歷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四

我在山莊松云峽乾隆詩碑的西側，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嘉慶即位后經(jīng)過這里，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后不禁長嘆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保?/span>

嘉慶一生都在面對內(nèi)憂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么才能，只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么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jīng)沒有多少氣數(shù)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jīng)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么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他憂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咸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lián)軍正威脅著北京。咸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么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里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后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七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歷史學家稱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里制訂。然后，咸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fā)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tǒng)治中國數(shù)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后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jīng)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只是咸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xiàn)在咸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后輝映?？滴醯摹伴L城”也終于傾塌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墻斑駁，霉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

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么些蒼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丟棄了。被丟棄了的它可憐，丟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喪魂落魄。

后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fā)出了毀滅性聲討。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fā)現(xiàn)。

五

清王朝滅亡后，社會震蕩，世事忙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只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里，遺囑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fā)還是留辮之爭曾發(fā)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歷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是死于政治斗爭、人事糾葛，而是死于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里，《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以及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歷歷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只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jīng)過劇烈的心理掙扎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yè)破敗之后，文化認同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后表現(xiàn)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后是這樣，清末以后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xiàn)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面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輕輕地嘆息一聲：一個風云數(shù)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后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zhì)彬彬的凄怨靈魂。

秋雨注：

這篇文章發(fā)表于一九九三年，后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扒鍖m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歷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別。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寧古塔》。

寧古塔

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xiàn)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里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墻，瓜農(nóng)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里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買了好幾個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么多的甘甜嗎？

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市，清代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只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shù)百年間，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p>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這三個字成了全國官員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里產(chǎn)生終身性的聯(lián)結，就像墮入一個漆黑的深淵，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里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噩夢，把那么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統(tǒng)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生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xiàn)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是，云還是這樣的云，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作《研堂見聞雜錄》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shù)厝朔侄持?，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jù)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里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后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由寧古塔又聯(lián)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市（當時的尚陽堡）、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國古代歷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類）、方式和數(shù)量都不一樣。民間罪犯姑且不論，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時時刻刻晃動著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接受“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堂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調(diào)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來替代一切世俗詞句，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wèi)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fā)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發(fā)，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員：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以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朝廷如何殺戮一個行刺者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后來我終于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他們的花樣，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部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成為人類以來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游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

殘忍，對統(tǒng)治者來說，首先是一種恐嚇，其次是一種快感。越到后來，恐嚇的成分越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則越來越多。這就變成了一種心理毒素，掃蕩著人類的基本尊嚴。統(tǒng)治者以為這樣便于統(tǒng)治，卻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礎。這個后果非常嚴重，直到已經(jīng)廢止酷刑的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

現(xiàn)在可以說說流放了。

與殺相比，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可怕的是人還活著，種種殘忍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繁難了。

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連規(guī)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余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并不差，須知道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產(chǎn)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連身邊的孩子也都已經(jīng)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在史料中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流放人員那么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里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并無半刻空閑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于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和林黛玉，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里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詩句或許會有些夸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jù)李興盛先生統(tǒng)計，單單清代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shù)在一百五十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系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畫才能勉強理清，現(xiàn)在卻一股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tǒng)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

樹上葉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么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于是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么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

我們也見過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動窩囊的人物：有的事，他們?nèi)绻葱牡姿氲脑賵猿忠幌?，就堅持出人格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于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那么，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

三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么話？有何種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做什么反應？

當事人極其內(nèi)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nèi)疚夠嗎？而且內(nèi)疚什么呢？他或許會解釋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還有一部分屬于宮廷內(nèi)部鉤心斗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與一大群受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fā)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么了?？茍霭甘轻槍婆e考試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牽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后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

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發(fā)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fā)榜了，沒考上的士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lián)宗”吧，理應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

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lián)過宗，聯(lián)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回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diào)查。

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diào)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jīng)表了態(tài)，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lián)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lián)過宗，不可能不聯(lián)宗，沒理由不聯(lián)宗，為什么不聯(lián)宗？不聯(lián)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lián)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jīng)激起圣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干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于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tài)，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么客氣的；還有他們統(tǒng)領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chǎn)沒收，他們的妻子兒女一概罰做奴隸。聽說已經(jīng)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chǎn)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兒女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chǎn)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面已經(jīng)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這二十個考官應該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居然不明不白地被全部殺掉，他們的家屬隨之遭殃。這種暴行，今天想來還令人發(fā)指。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緣由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jīng)排成長隊。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長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況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干啥？

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慣常心理邏輯。一切理由都沒什么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臺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fā)的理由？算啦，低頭干活吧，能這樣就不錯啦。

四

災難，對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文人而言就不一樣了。在災難降臨之初，他們會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但在渡過這一關口之后，他們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識有可能覺醒，開始面對災難尋找生命的底蘊。以前的價值系統(tǒng)也可能被解構，甚至解構得比較徹底。

有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圣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

流放者都會記得宋金戰(zhàn)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跡。洪皓和張邵算得上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撿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余年，好不容易回來后卻立即遭受貶謫。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來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使后來的流放者們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jié)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xiàn)了一個奇跡：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場都消解了，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里。

當官銜、身份、家產(chǎn)一一被剝除時，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人，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但他卻以這些人為骨干，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F(xiàn)在他們的發(fā)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

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漢族官員的。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tài)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

政敵不見了，對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害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環(huán)境也會風光頓生。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chǎn)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chǎn)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有一種特殊的重量。

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何況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要維系友誼又非常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完全可以憑借往昔友誼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東北，他的朋友孫子耕竟從杭州一路相伴到東北。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才返回江南。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

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jīng)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門來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于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以點頭。

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云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shù)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后。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

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

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jīng)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于被贖了回來。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某種關聯(lián)。流放，創(chuàng)造了一個味道濃厚的精神世界，使我們得惠至今。

五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還想干一點自己想干的事情。由于氣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時間。有的地方，甚至處于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tài)。這就給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選擇的機會。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于撿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想來想去，這種事情和行為，都與文化有關。因此，這也是一種回歸，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回歸。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干的樺葉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周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利用一切機會傳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nóng)耕技術，教當?shù)厝擞谩捌颇緸槲荨眮泶嬖瓉淼摹熬虻貫槲荨?，又讓流放者用隨身帶的物品與當?shù)赝林粨Q漁牧產(chǎn)品，培養(yǎng)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了這塊土地上文明的進步。

文化素養(yǎng)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留諸文字，至今仍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鐘愛。例如，方拱乾所著《寧古塔志》，吳桭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chǎn)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chǎn)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shù)例外，多數(shù)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tǒng)至今還常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么多無告的陌生，那么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方面，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標家族，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后裔多以塾師、醫(yī)藥、商販為業(yè)。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臺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后裔亦未嘗自屈也?！薄褒R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后裔謫戍者開之。”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孝標后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xù)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qū)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fā)事業(yè)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xù)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那么他們的故鄉(xiāng)究竟在何處呢？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六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chuàng)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shù)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創(chuàng)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zhì)限度。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產(chǎn)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xiàn)人性、創(chuàng)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內(nèi)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于囹圄，但內(nèi)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nèi)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yōu)榱宋幕臀拿鳎梢圆活櫸镉?，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抱愧山西

一

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于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xiàn)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qū)，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mào)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里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shù)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jīng)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yè)領域，人數(shù)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shù)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yè)回鄉(xiāng)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shù)人殘酷剝削多數(shù)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yè)的發(fā)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yè)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里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并不構成對當?shù)厝嗣竦膭兿鳌Ｒ虼伺c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zhèn)民眾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nóng)、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yè)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陜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眾大規(guī)模西遷，使之無產(chǎn)變?yōu)橛挟a(chǎn)、無業(yè)變?yōu)橛袠I(yè)。他覺得內(nèi)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山西號稱海內(nèi)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議。（《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六頁）

龔自珍這里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信號也曾屢屢出現(xiàn)，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xiàn)在蘇州有一個規(guī)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嘆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臺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筑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fā)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藹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xiāng)去的描寫，于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藹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nóng)民抬著的轎子里，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fā)現(xiàn)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里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jīng)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藹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么。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于對歷史的無知。在我們這一輩，產(chǎn)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終于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guī)景點看完，最后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里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文俊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里“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fā)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并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朋友們都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向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讀過比較多的史料。

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么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yè)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xiāng)下外祖父”。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經(jīng)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墻緊密呼應。經(jīng)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和潦倒。

街道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巖門檻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兒是如何車水馬龍地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境之外，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揚鞭千里的英武氣，馱載著遠方的風土人情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jīng)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nèi)的“日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lián)還靜靜地懸掛著。

我站在這個院子里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于有了一種大范圍的異地貨幣匯兌機制，卸下了實銀運送重擔的商業(yè)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作著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yè)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tǒng)來配套，其中包括旅館業(yè)、餐飲業(yè)和娛樂業(yè)，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約略可以想見。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因為基本的建筑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xiàn)代涂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幾個世紀的自豪。

恢復西大街后，如果力量允許，應該再設法恢復整個平遙古城。平遙的城墻、街道還基本完好，如果能恢復，就可以成為中國明清時代中小型城市的一個標本。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么樣的呢？離開平遙后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藹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后大吃一驚的原因。我到過全國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于柔雅小氣。萬里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shù)飛檐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云天。鐘鳴鼎食不是靠著先祖庇蔭，而是靠著不斷地創(chuàng)業(yè)，因此，這個宅院沒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xiàn)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為此，我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經(jīng)常抬起頭來想象：創(chuàng)建了“海內(nèi)最富”奇跡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么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

我只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儀態(tài)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并不好，沒有太多的物產(chǎn)。經(jīng)商的洪流從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這一帶客觀環(huán)境欠佳。

萬歷《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p>

乾隆《太谷縣志》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shù)千里，率以為常。士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xiāng)那么貧困、那么擁擠，怎么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茍；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糊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只有讓所有的農(nóng)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這幾個縣，竟然有這么多農(nóng)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愿意傾軋鄉(xiāng)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愿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xiāng)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多數(shù)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觀念，提供了一些另類思考。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谕?，駐防軍、墾殖者和游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著內(nèi)地的貴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現(xiàn)，還呼喚出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總而言之，口外確實能創(chuàng)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間。

自明代“承包軍需”和“茶馬互市”，很多先驅者已經(jīng)做出了出關遠行的榜樣。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nóng)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于是我們都聽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于膚淺了。我懷疑，我們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離別。

聽聽這些多情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xiāng)并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與之的伴侶。他們本可過一種艱辛而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里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nèi)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著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的青年農(nóng)民，他叫喬貴發(fā)，來到口外一家小當鋪里當了伙計。就是這個青年農(nóng)民，開創(chuàng)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yè)。

喬貴發(fā)和他后代所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yè)基礎，以至出現(xiàn)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p>

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nóng)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礴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jīng)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后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后、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一個成功者背后隱藏著無數(shù)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鑒暉先生曾經(jīng)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辛酸故事——

臨汾縣（今臨汾市）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jīng)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陜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信。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沒有找到，盤纏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他遇見一個農(nóng)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jīng)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余年杳無音信。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xiāng)親。鄉(xiāng)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著無數(shù)這樣的故事。于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么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著，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著，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愴又沉靜。

四

義無反顧地出發(fā)，并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yè)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與他們良好的人格素質(zhì)有關。

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zhì)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tài)，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nóng)、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于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fā)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jīng)經(jīng)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可以構成對比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yè)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后代的人生取向上進退維谷。

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xiàn)，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著做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后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jīng)商，第二務農(nóng)，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于義奏疏的朱批）

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huán)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yè)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

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xiāng)的遠行者，因此經(jīng)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yè)文明與農(nóng)業(yè)文明的本質(zhì)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其視野之內(nèi)，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yōu)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fā)現(xiàn)各個地區(qū)在貿(mào)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后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zhàn)火之后，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采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chǎn)特色和運輸網(wǎng)絡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鹽業(yè)賺錢最多，但鹽業(yè)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yè)經(jīng)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yè)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梢娚轿魃倘耸冀K凝視著全國商業(yè)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人們可以稱贊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fā)現(xiàn)，正由于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

當然，最能顯現(xiàn)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于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對于商業(yè)的重要，于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脈絡梳理通暢，穩(wěn)穩(wěn)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長久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yè)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lián)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xiāng)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yè)大氣候。

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lián)號系統(tǒng)之外的商家也會盡力幫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于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

例如，我經(jīng)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后來實在還不起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xiàn)洋，還不起，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他象征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愿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tài)”——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

眾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托事業(yè)還沒有公證機制和監(jiān)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托事業(yè)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于領先地位，他們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xiāng)人一種極其穩(wěn)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嚴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發(fā)跡的年代，全國商業(yè)、金融業(yè)的管理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zhí)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約束。面對這么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卻沒有表現(xiàn)出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定行業(yè)規(guī)范和經(jīng)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無序的行為至多得益于一時，不能立業(yè)于長久。

我曾恭敬地讀過清代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guī)”，內(nèi)容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xiàn)代管理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例如，規(guī)定所有的職員必須訂立從業(yè)契約，并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查升遷；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于遍布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賬規(guī)則，以及分號職工的匯款、省親規(guī)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規(guī)。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zhì)？不管怎么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伙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后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質(zhì)中還有脆弱的一面。

他們?nèi)藬?shù)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jīng)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斗了那么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幾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jīng)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fā)言，但錢財?shù)陌l(fā)言在當時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chǎn)生多少社會效果呢？沒有外在的社會效果，也就難以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歷史，是環(huán)境，使這些商業(yè)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他們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

他們的出發(fā)地和終結點都在農(nóng)村，當他們成功發(fā)跡而執(zhí)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是他們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們的商業(yè)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做出與創(chuàng)業(yè)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數(shù)百年后終于困頓、迷亂、內(nèi)耗、敗落的內(nèi)在原因。

在這里，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fā)生在日昇昌總經(jīng)理雷履泰和副總經(jīng)理毛鴻翙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yè)管理專家，一起創(chuàng)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chuàng)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時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yè)獲得成功之后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yǎng)，日常事務不管，但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板說：“總經(jīng)理在票號里養(yǎng)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必敄|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財東老板去雷家探視，發(fā)現(xiàn)雷履泰正忙著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fā)信，便問他干什么。雷履泰說：“老板，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p>

老板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后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崩习迩笏匦禄仄碧栆暿?，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沒辦法，只好每天派伙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翙一敗涂地，然而這里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chuàng)者，于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這種代表性人物之間必然會產(chǎn)生的惡性沖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yè)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yè)動作規(guī)范相去遙遙。

毛鴻翙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干的伙計挖走并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業(yè)務快速地推上了新臺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翙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分兒上，這位總經(jīng)理已經(jīng)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臺，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成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yè)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杰出人物在鉤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

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也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么樣的口氣和聲調(diào)。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后代的遺贈？你們創(chuàng)業(yè)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jù)你們?nèi)諠u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yè)也帶來了家庭內(nèi)部情感關系的復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xiàn)。據(jù)喬家后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內(nèi)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專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zhì)又絕非傭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chǎn)生了什么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里我已經(jīng)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fā)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里發(fā)出的嘆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于他們自身。一兩家鋪號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shù)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一次次激進的暴力沖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號，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yè)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山西票號不得不撤回分號，龜縮回鄉(xiāng)。有時也能發(fā)一點“國難財”，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餉銀無法解送，只能賴仗票號；八國聯(lián)軍時朝廷銀庫被占，票號也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jīng)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只能是曇花一現(xiàn)。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隨之創(chuàng)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匯兌。票號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么應對。辛亥革命時隨著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號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山西票號終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愿，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政府對請愿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愿團首席代表范元澍，發(fā)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干的伙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愿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于走到了終點。

于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fā)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東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chǎn)，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于，在它們敗落之后，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nèi)并沒有找到新的經(jīng)濟活力，并沒有創(chuàng)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里，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于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里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yè)，尤其鄙視由農(nóng)民出身的經(jīng)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著眼于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chuàng)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著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

此文發(fā)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jīng)整整二十年了。發(fā)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nèi)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yè)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shù)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nèi)遺跡，在古城外面興建市民新區(qū)，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qū)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嫉妒者對我發(fā)起了規(guī)模不小的誹謗，山西的出版物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fā)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墻，讓我非常感動。

風雨天一閣

一

已經(jīng)決定，明天去天一閣。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臺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寧波城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nèi)的前后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墻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是寧波市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撮T的老人沒想到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里借來半高筒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筒已經(jīng)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干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

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

我知道天一閣的分量，因此愿意接受上蒼的這種安排，剝除斯文，剝除悠閑，脫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這里沒有其他參觀者，這個朝拜儀式顯得既安靜，又純粹。

二

作為一個藏書樓，天一閣的分量已經(jīng)遠遠超過它的實際功能。它是一個象征，象征意義之大，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

人類成熟文明的傳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選擇和匯集，就成了書籍。如果沒有書籍，那么，我們祖先再杰出的智慧、再動聽的聲音，也早已隨風飄散，杳無蹤影。大而言之，沒有書籍，歷史就失去了前后貫通的纜索，人群就失去了遠近會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沒有書籍，任何個體都很難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軀，成為有視野、有見識、有智慧的人。

中國最早發(fā)明了紙和印刷術。書，已經(jīng)具備了一切制作條件的書，照理應該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傳播。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書。這是一些統(tǒng)治者為了實行思想專制而采取的野蠻手段。可嘆的是，早在紙質(zhì)書籍出現(xiàn)之前，焚書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形成，那時焚的是竹簡、木牘、帛書。自秦始皇、李斯開頭，隋煬帝、蔡京、秦檜、明成祖都有焚書之舉，更不必說清代文字獄的毀書慘劇了。

又如，戰(zhàn)亂毀書。中國歷史上戰(zhàn)火頻頻，逃難的人要燒書，占領的人也要燒書。史籍上出現(xiàn)過這樣的記載：董卓之亂，毀書六千余車；西魏軍攻破江陵時，一日之間焚書十四萬卷；隋朝末年農(nóng)民起義，焚書三十七萬卷；唐朝末年農(nóng)民起義，焚書八萬卷……

再如，水火吞書。古代運書多用船只，漢末和唐初都發(fā)生過大批書籍傾覆在黃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沒過很多藏書樓。比水災更嚴重的是火災，宋代崇文院的火災，明代文淵閣的火災，把皇家藏書燒成灰燼。至于私家藏書毀于火災的，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除水火之外，蟲蛀、霉爛也是難于抵抗的自然因素，成為書的克星。

凡此種種，說明一本書要留存下來，非常不易。它是那樣柔弱脆薄，而撲向它的災難，一個個都是那么強大、那么兇猛、那么無可抵擋。

二百年的積存，可散之于一朝；三千里的搜聚，可焚之于一夕。這種情景，實在是文明命運的縮影。在血火刀兵的歷史主題面前，文明幾乎沒有地位。在大批難民和兵丁之間，書籍的功用常常被這樣描寫：“藉裂以為枕，爇火以為炊。”也就是說，書只是露宿時的墊枕、做飯時的柴火。要讓它們保存于馬蹄烽煙之間，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有幾個堅毅文人的人格支撐。

說起來，皇家藏書比較容易，規(guī)模也大，但是，這種藏書除了明清時期編輯辭書時有用外，平日無法惠澤文人學士，幾乎沒有實際功能，又容易毀于改朝換代之際。因此，民間藏書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民間藏書，搜集十分艱難，又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擋多種災禍，因此注定是一種悲劇行為。明知悲劇還勇往直前，這便是民間藏書家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又不僅僅是他們的，而是一種希冀中華文明長久延續(xù)的偉大意愿，通過他們表現(xiàn)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愿的物態(tài)造型。在現(xiàn)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由于意大利有兩座文藝復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chuàng)始人范欽，誕生于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么，我們不妨知道：范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wèi)》；范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范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只是展現(xiàn)了中國明代優(yōu)秀文人的典型歷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系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嘗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干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面，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斗。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后卻只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只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jīng)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xiàn)另一種模樣。后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xiàn)出來的驚人意志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云南、陜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yǎng)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書、實錄、歷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jīng)歷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jīng)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范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杰出的藏書家不能只是收藏古代，后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里做出的文化選擇。

官，還是認認真真地做。朝廷的事，還是小心翼翼地對付。但是，作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這個地方的文物典章、歷史沿革、風土習俗，那就必須找書了。見到當?shù)氐墓賳T縉紳，需要詢問的事情大多也離不開這些內(nèi)容。談完正事，為了互表風雅，更會集中談書，尤其是當?shù)氐奈娘L書訊。平時巡視察訪，又未免以斯文之地為重。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尋常生態(tài)，不同的是，范欽把書的事情做認真了。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問了一宗大案，也許是理清了幾筆財務，衙堂威儀，朝野禮數(shù)，不一而足。而他最感興趣的，是差役悄悄遞上的那個藍布包袱，是袖中輕輕拈著的那份待購書目。他心里明白，這是公暇瑣事、私人愛好，不能妨礙了朝廷正事。但是當他歷盡宦海風浪終于退休之后就產(chǎn)生了疑惑：做官和藏書，究竟哪一項更重要？

我們站在幾百年后遠遠看去則已經(jīng)毫無疑惑：對范欽來說，藏書是他的生平主業(yè)，做官則是業(yè)余。

甚至可以說，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杰出的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顛覆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范欽給了我們一種啟發(fā)：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謂公務和事業(yè)，很可能不是你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請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覺得是不務正業(yè)卻又很感興趣的那些小事。

四

范欽對書的興趣，顯然已到了癡迷的程度。癡迷，帶有一種非功利的盲目性。正是這種可愛的盲目性，使文化在應付實用之外還擁有大批忠誠的守護者，不倦地吟誦著。

癡迷是不講理由的。中國歷史上癡迷書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饑挨凍，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燈光下手不釋卷。這中間，因為喜歡書中的詩文而癡迷，那還不算真正的癡迷；不問書中的內(nèi)容而癡迷，那就又上了一個等級。在這個等級上，只要聽說是書，只要手指能觸摸到薄薄的宣紙，就興奮莫名、渾身舒暢。

我覺得范欽對書的癡迷，屬于后一種。他本人的詩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來讀了，甚覺一般，因此不認為他會對書中的詩文有特殊的敏感。他所敏感的，只是書本身。

于是，只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學家，才有這么一股粗拙強硬的勁頭，把藏書的事業(yè)做得那么大、那么好、那么久。

他在仕途上的歷練，尤其是在工部具體負責各種宮府、器杖、城隍、壇廟的營造和修理的實踐，使他把藏書當作了一項工程，這又是其他藏書家做不到的了。

不講理由的癡迷，再加上工程師般的精細，這就使范欽成了范欽，天一閣成了天一閣。

五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后。范欽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為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于范欽死后。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范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光耀門庭的榮幸，還是一場綿延久遠的苦役。

范欽在退休歸里之后，一方面用比從前更大的勁頭搜集書籍，使藏書數(shù)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則冷靜地觀察著自己的兒子能不能繼承這些藏書。

范欽有兩個兒子：范大沖和范大潛。他對這兩個兒子都不太滿意，但比較之下還是覺得范大沖要好得多。他早就暗下決心，自己死后，什么財產(chǎn)都可以分，唯獨這一樓的藏書卻萬萬不可分。書一分，就不成氣候，很快就會耗散。但是，所有的親屬都知道，自己畢生最大的財富是書，如果只給一個兒子，另一個兒子會怎么想？

范欽決定由大兒子范大沖單獨繼承全部藏書，同時把萬兩白銀給予小兒子范大潛，作為他不分享藏書的代價。沒想到，范大潛在父親范欽去世前三個月先去世了，因此萬兩白銀就由他的妻子陸氏分得。陸氏受人挑撥還想分書，后來還造成了一些麻煩，但是，“書不可分”已成了范欽的不二家法。

范大沖得到一樓藏書，雖然是父親的畢生心血，江南的一大文書藪，但實際上既不能變賣，又不能開放，完全是把一項沉重的義務扛到了自己肩上。父親花費了萬兩白銀來保全他承擔這項義務的純粹性，余下的錢財沒有了，只能靠自己另行賺取，來苦苦支撐。

一五八五年的秋天，范欽在過完自己八十大壽后的第九天離開人世。藏書家在彌留之際一再打量著范大沖的眼睛，覺得自己實在是給兒子留下了一件駭人聽聞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兒子能不能堅持到最后，如果能，那么，孫子呢？孫子的后代呢？

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個再自信的人，也無法對自己的兒孫有過多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沒有理由讓自己的后人一代代都做藏書家，但是如果他們不做，天一閣的命運將會如何？如果他們做了，其實也不是像自己一樣的藏書家，而只是一個守樓人。

兒孫，書；書，兒孫……

范欽終于閉上了迷離的眼睛。

六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后，范大沖也會有遺囑，范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

家族傳代，本身是一個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后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tài)。讓幾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經(jīng)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沖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于許多范氏后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么。

我可以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孫免不了會產(chǎn)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范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為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塌，因而已經(jīng)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guī)則，處罰內(nèi)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許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tǒng)關系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

處罰規(guī)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這里，不得不提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感到難過的故事了。據(jù)謝堃《春草堂集》記載，范欽去世后兩百多年，寧波知府丘鐵卿家里發(fā)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內(nèi)侄女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女子，聽說天一閣藏書宏富，兩百余年不蛀，全靠夾在書頁中的蕓草。她只想做一枚蕓草，夾在書本之間。于是，她天天用絲線繡刺蕓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繡蕓”。

父母看她如此著迷，就請知府做媒，把她嫁給了范家后人。她原想做了范家的媳婦總可以登上天一閣了，不讓看書也要看看蕓草。但她哪里想到，范家有規(guī)矩，嚴格禁止婦女登樓。

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郁而終。臨死前，她連一個“書”字也不敢提，只對丈夫說：“連一枚蕓草也見不著，活著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閣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蕓那抑郁的目光。在既缺少人文氣息又沒有婚姻自由的年代，一個女孩子想借著婚姻來多讀一點書，其實是在以自己的脆弱生命與自己的文化渴求斡旋。她失敗了，卻讓我非常感動。

七

從范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于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縫。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于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規(guī)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huán)也不可缺少的連環(huán)。如果有一房不到，就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想要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震撼。

黃宗羲是“吾鄉(xiāng)”余姚人，與范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照理是不能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jié)、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范氏家族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后來宦官集團受審，十九歲的黃宗羲在朝廷對質(zhì)時，竟然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wǎng)余黨，后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xiāng)組織數(shù)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后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力量融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領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jīng)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澹生堂”去讀過書，現(xiàn)在終于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嚴規(guī)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料，范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黃宗羲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黃宗羲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一六七三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并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名字聯(lián)結起來，廣為傳播。

從此以后，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guī)矩，但這條規(guī)矩的執(zhí)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后近兩百年的時間內(nèi)，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余名，其中有萬斯同、全祖望、錢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他們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國文化史。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于顯現(xiàn)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xiàn)的機會是那樣小。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天一閣的命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六百余種，其中有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三百七十余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的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shù)沒有發(fā)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令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揚，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范欽獲得了大成功。

八

天一閣終于走到了近代，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shù)匦⊥党脕y拆墻偷書，然后當作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后命運的先兆，它現(xiàn)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一九一四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墻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xiàn)在上海的書鋪里。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shù)量巨大、操作系統(tǒng)，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涵著某種象征意義。

一架架書櫥空了，錢繡蕓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xiàn)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他所購得的天一閣藏書，保存于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yǎng)。但是，眾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于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沒有焚毀的，是天一閣本身。這幢樓像一位見過世面的老人，再大的災難也承受得住。但它又不僅僅是承受，而是以滿臉的哲思注視著一切后人，姓范的和不是姓范的，看得他們一次次低下頭去又仰起頭來。

只要自認是中華文化的后裔，總想對這幢老樓做點什么，而不忍讓它全然淪為廢墟。因此，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天一閣被一次次大規(guī)模地修繕和完善著。它，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文化良知的見證。

登天一閣的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