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劉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

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正在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然而，有關劉勰的家庭和生平事跡的資料，歷史上遺留給我們的確實是太少了。對劉勰的身世及有關問題，雖經學者們多方考證和研究，也還有許多地方沒有研究清楚，各家分歧也較大，即以其生卒年而論，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雖然不斷有新的研究論著發(fā)表，然而，最為重要的還是楊明照先生的《梁書劉勰傳箋注》^〔1〕以及牟世金先生《劉勰年譜匯考》^〔2〕一書。不過，他們兩家在不少問題上意見并不一致。相比較而言，楊箋雖亦有個別失誤和值得商榷之處，但持論比較穩(wěn)妥謹慎；牟著收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海內外十多種研究劉勰身世的著作，參考了許多有關的研究論文，能夠在總結各家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的新見解，應該說是一部研究劉勰身世的集大成之作，但因考訂有明顯失誤之處，有些見解就離譜了，故不能盡如人意。近年來我們能比較全面地了解臺灣方面有關的研究論著，除了王更生先生的《梁劉彥和先生年譜》、李曰剛先生的《劉彥和世系年譜》外^〔3〕，有些牟世金先生當時沒有看到的，如華仲麟先生的《劉彥和簡譜》、王金凌先生的《劉勰年譜》等^〔4〕，我們都已經能夠看到了。世金去世后，大陸學者也有不少研究劉勰身世的新著問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有可能在楊箋和《匯考》的基礎上對劉勰的身世作進一步的深入論證。

第一節(jié)　關于劉勰的籍貫和家族譜系

《梁書·劉勰傳》云：“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睂@里所說的“東莞莒人”，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認為是指劉勰祖籍山東東莞，如較早的霍衣仙《劉彥和評傳》（1936年《南風》第十二卷）說劉勰“出生地為京口（即今鎮(zhèn)江），今山東日照劉三公莊，莒故里也”。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云“舍人一族”“世居京口”，“夫僑立州縣，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狃于習俗，仍取舊號”。一種認為是指南朝僑立的南東莞郡，在南徐州，鎮(zhèn)京口，即今鎮(zhèn)江。臺灣的華仲麟、張嚴、王金凌、王更生均持此說。不過，《梁書·劉勰傳》這種寫法雖然指出了劉勰祖籍是山東莒縣，但并不排斥他實際上出生于京口，從祖先南下后也可能一直“世居京口”。楊箋所說大致是正確的。但霍衣仙說“今山東日照劉三公莊，莒故里也”，容易被誤認為劉勰出生于山東?，F(xiàn)代山東的有些研究者也持此種說法，因為在三公莊發(fā)現(xiàn)一塊清代乾隆時立的碑，碑文中間大字書：“梁通事舍人劉三公故里”。這顯然是在劉勰出名后，當?shù)厝藶楣庖孀诙幾摹?/p>

關于劉勰的家屬譜系，楊箋列有一表，王更生《年譜》在楊箋基礎上略有增補，亦有差異，而楊新箋增訂本又有補充，主要是根據(jù)王元化先生1978年為《劉勰身世與士庶區(qū)別問題》（此文原寫于1961年）一文所寫的《補記》，據(jù)《劉岱墓志銘》^〔5〕補入了仲道祖父劉蕪及劉岱與其一女二子。王元化先生是最早把劉岱墓志銘和劉勰家譜聯(lián)系起來，并說明劉岱墓志銘對研究劉勰身世意義的?，F(xiàn)綜合上述幾家之說列表如下：

按：《宋書·顏延之傳》云：“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中華書局標點本?？庇浽疲骸昂轭U煊《諸史考異》云：‘案劉穆之傳，穆之三子，長子慮之，中子式之，少子貞之，無名憲之者?！磻棏]形似，‘憲之’或‘慮之’之訛。”繁體“憲”與“慮”確有形近而訛之可能，但也不排斥劉穆之還有一子憲之的可能。從這個年譜中，可以看出東莞劉氏系一大家族，由于《劉岱墓志》的出土，更證實了“撫——爽——仲道——粹之——岱”這一譜系是可靠的。在這個大家族中，像劉穆之、劉秀之在宋代曾為高官，死后贈列三公，食邑千戶以上。這個譜系目前已為大多數(shù)學者所接受。但是，正像牟世金在《劉勰年譜匯考》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心雕龍研究》中所已經指出的，其中最大的一個疑點是劉勰的祖父劉靈真和劉秀之是否為親兄弟，抑或僅僅是同出東莞劉氏一族而非同宗一系。如或確屬后者，則此譜系對研究劉勰身世的意義就不很大了。對《梁書·劉勰傳》中“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說，首先提出懷疑的是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他說：“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為名，而彥和祖名靈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為京口人則無疑。”但是否以“之”字為名，還不能作為是否親兄弟的根據(jù)。因為沈約在《宋書》的《自序》中說：“（沈戎）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后也?！逼湫值芤膊⒉欢家浴爸弊譃槊?。據(jù)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6〕一文所說，以“之”、“道”、“靈”等字為名，可能與信仰天師道有關。王元化先生也早就指出，劉勰一家和天師道的關系“確實值得研究”。（參見1983年《〈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第二版跋》）值得注意的是《宋書·劉秀之傳》僅說兄欽之、弟粹之（秀之弟恭之因受海陵王事牽連，故秀之傳中未提及，事見《宋書·海陵王傳》），包括《劉岱墓志》，均未提到有靈真。后來，王元化在《劉勰身世與士庶族區(qū)別問題》一文中，指出此譜系中所說劉氏系漢齊悼（惠）王肥后代不可靠，認為在南朝“專重姓望門閥的社會中，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編造一個做過帝王將相的遠祖是常見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書·劉穆之傳》中‘齊悼（惠）王肥后’一句話刪掉了。這一刪節(jié)并非隨意省略，而是認為《宋書·劉穆之傳》的說法是不可信的”。王元化先生在《補記》中還指出：“《晉書》于漢帝劉氏之后，多為之立傳?！薄傲袀魑迨恢姓f：‘劉胤為漢齊悼惠王肥后’，但他的籍貫并非東莞莒縣，而是東萊掖人?！保ㄒ陨弦姟肚鍒@論學集》92頁）1981年，程天佑在《劉勰家世的一點質疑》一文中提出：“《梁書·劉勰傳》的‘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這句話，在《南史·劉勰傳》中，完全刪去了?！彼詾檫@就是《南史》作者“認為‘失實’、‘常欲改正’的地方”。又說：“按照《宋書》的體例，如果秀之真有一個弟弟靈真，是不可能不記的?！薄赌鲜贰返膭h節(jié)有多種原因，可是，這句話是體現(xiàn)其家族身份的重要關鍵，按《南史》的編撰方法是不應該刪的。牟世金《匯考》中充分肯定了王、程之說，他說：“王、程二說是。晚出之《南史》以家傳為體例，以同族通宗者合為一傳。如《梁書文學傳》共二十五人，《南史》將其中到沆等十四人合入家傳，而不列《文學傳》。穆之、秀之二人，《宋書》原分為兩傳，《南史》合為《劉穆之》一傳，且將穆之子慮之、慮之子邕、邕之子彪，穆之子式之、式之子瑀、敳、敳子祥，穆之從子秀之等，均合入此傳。其中不僅無慮之、式之、秀之兄弟靈真、靈真子尚、尚子勰，還列劉勰入《文學傳》而刪‘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句，則靈真與穆之、秀之本非同宗可知。衡諸劉勰一生行事及其思想，亦于劉秀之一宗無涉?！蔽覀儚哪铣窌涊d看，凡記載劉穆之、劉秀之一系的各篇傳記，都沒有涉及劉勰一系。所以，牟世金這個論斷是可信的。《南史》編撰方法的最大特點是按門閥世族譜系立傳，它對《劉勰傳》的處理，充分說明了《南史》作者認為劉勰一系和劉穆之、劉秀之一系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從這個角度看，刪除這句話確實有程天佑所說之意。不過，說劉勰和劉秀之一宗完全無涉也不盡妥善，《南史》所刪《梁書》的這句話，與刪《宋書·劉穆之傳》“漢齊悼（惠）王肥后”一句一樣，認為都有攀附名門望族而并不真實之意，但這兩句話性質不完全相同，“漢齊悼（惠）王肥后”是虛指，而“宋司空秀之弟也”是實指，因此，后者不一定完全都是憑空編造，在攀附名門望族之外，可能還是有某些根據(jù)的。因為劉勰和劉穆之、劉秀之同屬東莞劉氏，從家族譜系上靈真和秀之可能屬同一輩而年齡略小，系遠房兄弟，故而敘述得那么具體。但從實際社會地位和家屬關系上說，劉勰一系和劉穆之、劉秀之一系，并無什么直接聯(lián)系。而像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中那樣據(jù)劉穆之、劉秀之的情況來說明劉勰是高門士族出身，根據(jù)就不充分了。何況，誠如王元化所已經指出的，實際上劉穆之、劉秀之位列三公，食邑千戶，也沒有被當時社會認為是高門士族，《南齊書·劉祥傳》記載，劉穆之的曾孫劉祥就被人罵為“寒士”，祥亦不以“寒士”為恥。劉秀之一宗的地位比劉穆之一宗要低，所以，劉穆之的孫子劉瑀對其族叔秀之就很看不起，直呼其為“黑面阿秀”。（見《宋書·劉秀之傳》）

不過，王元化先生認為劉勰出身于庶族的看法，我覺得似乎還可以再研究。這里的“寒士”并非就是指庶族，而是相對于王、謝等高門士族（甲族）來說社會地位比較低一些的士族，他們一般不能當一二品官。劉穆之、劉秀之生前的最高官職只有三品，死后才追贈一品，所以，他們這一族就屬于這種情況。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7〕一書的第二章第一節(jié)“南朝士族的結構及其衰弱”中說：“高門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層，中正品第，所謂‘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就是指的這些高門。士族低層被稱為‘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等。他們顯然也取得了士族最基本的特權即免役，但在門閥序列中仍受到高門的蔑視，在作為門戶高低標志的婚、宦上不可能與高門同等。”此點日本學者中村圭爾所著《劉岱墓志銘考》一文中聯(lián)系劉氏一族的姻親情況，也有充分的證據(jù)論述。^〔8〕他指出：“南朝時期，士庶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差別。士階層的最上層稱為甲族，寒士稱為次門，次門位于甲族之下。但居于士階層最底層的寒士又對于在他們之下的庶民階層保持絕對的優(yōu)勢?！鬃濉浚ù伍T）——庶’這種層次分明的社會構成與不同通婚集團之間存在著有機聯(lián)系?！备唛T甲族與一般士族是不通婚的。按：《新唐書·柳芳傳》云：“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边@是說的南朝后期情況，蕭氏在南朝初期并不能和王、謝相并列。王、謝、袁、蕭和朱、張、顧、陸都屬于高門甲族，但他們之間也往往互相看不起。如《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樓無松柏，熏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王導為北方南下的王、謝高門，陸玩為南方顧、陸高門，陸玩就看不起王導。又如在蕭氏稱帝后，對南方大族就很看不起，《南史·侯景傳》記載：“（侯景）又請娶于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敝劣谀舷碌囊话惚狈绞孔?，如東莞劉氏、東海徐氏、高平檀氏、河東裴氏、東海王氏（瑯邪王氏、太原王氏為甲族）等，則比北方來的高門甲族和南方當?shù)氐母唛T甲族都要低一等。所以，從《劉岱墓志銘》中可以看出，其姻親均為高平檀氏、河東裴氏、東海王氏這一層次。劉勰一系屬東莞劉氏，亦為層次較低的士族，因此，說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當。

第二節(jié)　關于劉勰父親劉尚及其任越騎校尉和去世的時間

《梁書·劉勰傳》對劉勰父親劉尚沒有詳細的敘述，只說他曾任越騎校尉，早死。但研究劉尚的情況對我們研究劉勰的身世是很重要的。上面已經說過，劉勰父祖一系可能和劉宋時代官場顯赫的劉穆之、劉秀之一系并無直接關系，但他父親劉尚為劉宋時代越騎校尉，系漢置五校尉之一，據(jù)《宋書·百官志》：“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薄拔鍫I校尉，秩二千石?！保ò矗耗彩澜稹段男牡颀堁芯俊窊?jù)《隋書》謂越騎校尉秩千石，蓋誤，秩千石乃陳制。）屬四品，說明也是一個不小的官職，決非貧寒人家。只是因其父早死，才家道中落。這也涉及劉勰為什么“不婚娶”的問題，過去研究者認為他是因為“家貧”或“信佛”才“不婚娶”的，但這都缺乏說服力，他雖入定林寺十余年但并未出家，他家道中落是事實，但還不至于窮到無錢婚娶。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上面說到的日本中村圭爾《劉岱墓志銘考》中對南朝士族聯(lián)姻狀況的考察得到一些啟發(fā)。中村在他的文章中舉出了很充分的例證，說明南朝不僅士庶之間不通婚，而且士族中不同層次之間一般也是不通婚的。劉勰由于父親早死，到他應該成家的年齡，家境已遠非昔比，四品官吏的門第和實際衰落的現(xiàn)狀，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婚姻上已處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矛盾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不婚娶”是因為“家貧”，但并非無錢婚娶。因此，他進入定林寺依靠僧佑，欲借僧佑的地位和影響，結交上層權貴，尋求仕途出路，也許是很自然的。

研究劉尚的情況還涉及劉勰是否確實生于京口、世居京口的問題。因為《梁書·劉勰傳》并沒有說他“世居京口”，楊明照先生在《梁書劉勰傳箋注》中說劉勰“世居京口”，是根據(jù)《宋書》的《劉穆之傳》和《劉秀之傳》，按照劉勰祖父劉靈真與劉秀之是親兄弟關系來確定的。如果劉靈真和劉秀之并非同父母兄弟，只是遠房輩分相同，那么就很難說劉勰也一定是“世居京口”了。當然，劉勰的祖先屬東莞劉氏，南遷后居京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其后是否有變化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特別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是：劉勰父親劉尚既為越騎校尉，當在京師供職，四品官的家眷很可能即在京師。他在劉勰年幼時去世，故劉勰也很可能出生于京師建康，一直居住在京師建康，而并非生于京口、居于京口。這與他后來入定林寺依僧佑也是有關系的，因為僧佑應蕭子良邀請在京師宣講佛法，聲名大振，劉勰很可能因此受到影響。劉勰家在京師自然有機會多次聽僧佑講論佛法，也了解僧佑在當時社會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和蕭子良等南齊當政人物的密切關系。劉勰若是居于京口，又幼年喪父，家境衰落，如何能有機會聽僧佑講論佛法、接近僧佑，并入定林寺依托僧佑，而又不出家呢？劉勰為什么“不婚娶”和是否“世居京口”這兩個問題我以為是目前研究劉勰身世中論述得不充分和還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其原因是由于大家對劉勰父親劉尚的情況缺乏研究，也不夠重視。劉勰的父親劉尚何時為劉宋越騎校尉，何時去世，去世原因，均世無明文，已不可確考，但這與了解劉勰身世、確定劉勰生年是有關系的。臺灣李曰剛、王更生、龔菱以為是“病逝”，均無依據(jù)。牟世金《匯考》以為是元徽二年（474）戰(zhàn)死于建康，亦為猜測之說，他所說的一些根據(jù)亦可商榷。我們從劉宋時代之越騎校尉之任職狀況中可以看出：除元嘉元年（424）至大明七年（463）的四十年中，越騎校尉之職可考者僅三人外（即：元嘉二十三年之張永、孝建元年之王景文不拜、大明年間之劉秉），大都可以查考，無同時任職者。誠如《宋書·百官志》所說，自泰始以后，確多以軍功為此官，而并無復員。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劉宋六十年中自大明八年（464）至元徽二年（474）這十年中，越騎校尉之職是安排得比較滿的，只有泰始四年至六年（468—470）之間，劉尚有可能任越騎校尉。根據(jù)劉勰幼年喪父，又從三十歲后開始寫《文心雕龍》，公元498年以后才完成的情況看，劉尚任越騎校尉也不大可能在大明七年（463）以前或元徽三年（475）后。《梁書》未言劉尚任過其他職務，又說“勰早孤”，說明劉尚死得很早，而越騎校尉屬四品，不是一開始為官就能當?shù)?，所以他當是死于越騎校尉任上。如果劉尚是在大明七年前任越騎校尉，則劉勰生年應在此之前幾年，最晚也在460年前后，則下距《文心雕龍》寫成達四十余年，《文心雕龍》該不會寫了近十年吧；如果劉尚是在元徽三年（475）后任越騎校尉，則劉勰生年最早也要到470年左右，下距《文心雕龍》寫成不到三十年，這就不符合“齒在逾立”始“搦筆論文”。因此，劉尚之為越騎校尉可能性最大的是在468—471年這段時間之內。（關于劉尚任職的情況，我在《有關劉勰身世幾個問題的考辨》一文中有詳細考證，文章收入我的《文心與書畫樂論》一書。）

第三節(jié)　關于劉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時間與原因

劉勰的生年史無明文，一般都是依據(jù)對《文心雕龍》成書年代的考訂而推算出來的。因為《文心雕龍·序志》篇中有“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zhí)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之語，可見他開始醞釀寫《文心雕龍》大約在三十歲剛過不久。但是，《文心雕龍》究竟寫了多長時間、確切成書于何時，也頗難確考。對此，歷來有不同看法?，F(xiàn)存各種版本《文心雕龍》一般都題“梁劉勰撰”，故也有人認為是成書于梁代。但是大多數(shù)學者還是同意清代劉毓崧《通誼堂文集·書文心雕龍后》一文中的意見，認為書當成于南齊末年。劉毓崧的這個看法，論證比較充分，從目前來看仍是不可推翻的。其云：

《文心雕龍》一書，自來皆題梁劉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則多弗深考。予謂勰雖梁人，而此書之成，則不在梁時，而在南齊之末也。觀于《時序》篇云“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業(yè)。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并文明自天，緝遐（原注：遐，疑當作熙。）景祚。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劉宋，皆但舉其代名，而特于齊上加一“皇”字，其證一也。魏晉之主，稱謚號而不稱廟號，至齊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稱為帝，余并稱祖稱宗，其證二也。歷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貶，獨于齊則竭力頌美，絕無規(guī)過之詞，其證三也。東昏上高宗之廟號，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據(jù)“高宗興運”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禪位，系中興二年四月事，據(jù)“皇齊馭寶”之語，則成書必在是月以前。

按：永泰元年為公元498年，中興二年為公元502年，其間相距不到四年。劉氏又指出：“所謂‘今圣歷方興’者，雖未嘗明有所指，然以史傳核之，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劉氏的理由是《梁書·劉勰傳》說劉勰《文心雕龍》書成之后，曾欲取定沈約，沈約時正值“貴盛”之際；而沈約的“貴盛”，實自和帝時始。由此推定《文心雕龍》成書當在齊末，大約公元501—502年之間。劉氏的說法基本是可信的，但“今圣歷方興”是否一定是指和帝而非東昏也很難說，因沈約“貴盛”也不能說就一定是始自和帝，至周振甫在《文心雕龍注釋》中《梁書·劉勰傳》注13說“疑專頌梁武”，更屬臆測，且與他《時序》篇注54說“圣歷，指齊代國運”說相矛盾。但《文心雕龍》成書于永泰元年（498）后，則可確認。據(jù)《梁書·劉勰傳》“天監(jiān)初，起家奉朝請”的記載，及498年后《時序》篇已經寫完的情況看，《文心雕龍》成書不會在和帝時代，而應該是在東昏即位后不久，亦即公元499年左右。然而，像《文心雕龍》這樣一部“體大思精”之作，涉及文類又這樣廣泛，劉勰由起草到寫定，顯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以劉勰的才學來看并非“覃思之人”，不會像張衡那樣“研《京》以十年”，也不會如左思那樣“練《都》以一紀”，不過，他在定林寺還要幫助僧佑做很多佛學方面的工作，不可能集中全部精力去寫《文心雕龍》，因此寫了三五年，應該說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說劉勰開始寫作《文心雕龍》約在公元496年，而“齒在逾立”當是剛過三十不久，按此上推三十一年，那么，劉勰之生年大約在公元466年左右?，F(xiàn)在，根據(jù)我們對劉尚任越騎校尉時間考定，也為我們研究劉勰生年多了一個參照。劉尚約死于469或470年，此時劉勰只有四五歲，是符合《梁書·劉勰傳》“早孤”之說的，因為父親死得早，所以后來家道中落，因而本傳有“家貧不婚娶”之記載。

不過，劉勰在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里長大，從政治上尋求出路，很自然地成為他青年時代思想的主流，其仕進愿望是十分強烈的。這一點劉勰自己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就說得很清楚。其云：

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灿姓煞驅W文，而不達于政事哉。……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fā)揮事業(yè)，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這就是他所奉為圭臬的那種儒家積極進取的態(tài)度。然而，在當時的門閥社會里，像劉勰那樣比較低級的氏族，父親又早死，他要在仕途上有所發(fā)展，真是談何容易！對此，劉勰是有許多牢騷和不滿的。他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說道：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借此數(shù)語而批評“東方惡習”，絕不是偶然的。它確實比較充分地表現(xiàn)了封建社會中不屬于高門望族的文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憤慨情緒。劉勰這種思想與左思在《詠史》詩中所說“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是完全一致的。劉勰既然抱定了這樣一種人生處世態(tài)度，為什么又在很年青的時候就進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而且“與之居處積十余年”之久呢？劉勰入定林寺的時間大約在南齊永明七八年間（489—490）。因為他是在梁天監(jiān)初“起家奉朝請”，并于天監(jiān)三年（504）起任中軍臨川王蕭宏記室，當是在這期間離開僧佑和定林寺。據(jù)《高僧傳》記載，定林寺僧超辯死于永明十年（492），而劉勰為之作碑文，僧柔死于延興元年（494），劉勰亦為之作碑文，可知他必于永明十年前進入定林寺。由他“起家奉朝請”時上推“十余年”，正好是永明七八年之際。這時劉勰大約二十三歲左右。而研究劉勰身世的不少學者，如楊明照、張嚴、王更生等先生，皆以為劉勰入定林寺是受僧佑入?yún)侵v論佛法影響，在此之后，其實這是錯誤的。此說最早是楊明照先生在1941年的《梁書劉勰傳箋注》中提出的，他說：“舍人依居僧佑，博通經論，別序部類，疑在齊永明中僧佑入?yún)窃嚭單灞?，宣講十通，造立經藏，抽校卷軸之時?！睏钕壬髞碓谛抻喓蟮男鹿{中對此沒有改動。但楊說是比較籠統(tǒng)的，因為據(jù)《高僧傳·僧佑傳》記載，“永明中，敕入?yún)?，試簡五眾，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舍身齊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開廣，法言無墜，咸其力也?！边@里自“凡獲信施”后，實際上都是在吳講論佛法結束、回到京師以后之事，有相當長的時間。但楊說給人的印象是劉勰是在受到僧佑入?yún)侵v論佛法以后，才去了定林寺，所以很多研究者就據(jù)楊說，明確把劉勰入定林寺定在僧佑入?yún)侵蟆Ｈ欢彩澜稹秳③哪曜V匯考》已經指出，根據(jù)道宣《續(xù)高僧傳·明徹傳》“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佑三吳講律”記載，僧佑入?yún)鞘窃谟烂魇?，此年劉勰已為定林寺名僧超辯去世撰寫碑文，顯然早已入定林寺^〔9〕。但牟著又說：“據(jù)上引《略成實論記》，子良請佑講律，‘名德七百余人’，既在永明七八年間，則敕之入?yún)?，必在永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之后。由此推知，縱據(jù)僧佑入?yún)菚r間推算，劉勰依僧佑入定林寺，亦應在永明八年二月以后。”《略成實論記》所說“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不是指講論佛法到此時結束，而是說僧柔、慧次等“抄比《成實》，簡繁存要，略為九卷”到正月二十三日結束。牟著在這里似乎又給人以劉勰于僧佑入?yún)呛蟛胚M入定林寺之印象。劉勰當時不管是住在京師還是京口，都不可能去吳中聽僧佑宣講佛法。他也不一定非要在永明八年二月以后才入定林寺，在目前尚不能確考的情況下，只能說他是受僧佑在京師講論佛法的影響，大約在永明七八年入定林寺。

關于劉勰青年時代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的原因，學術界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說由于家貧，一說由于信佛。但是，我們認真研究這兩種說法，似均未妥。楊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書中的《梁書劉勰傳箋注》一文中說：

按舍人早孤而能篤志好學，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見。而史猶稱為貧者，蓋以家道中落，又早喪父，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壁立，無以為生也。如謂因家貧，致不能婚娶，則更悖矣?！粍t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別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高僧傳》卷十一釋僧佑傳：“年十四，家人密為訪婚，佑知而避之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棟。佑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zhí)操堅明。”舍人依居僧佑，既多歷年所，于僧佑避婚為僧之事，豈能無所聞知，未受影響？

楊明照先生雖未明言劉勰因信佛而入定林寺，但既以為他緣信佛而不婚娶，則依僧佑之原因當亦不言而明。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中則說：

當然，不可否認，劉勰入定林寺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讀書等等（當時的寺廟往往藏書極豐）。不過，我們不能把信仰佛教這一點過于夸大，因為他始終以“白衣”身分寄居定林寺，不僅沒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進身機會，就馬上離開寺廟登仕去了，足證他在定林寺時期對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誠。再就劉氏家世來看，亦非世代奉佛，與佛教關系并不密切。他自稱感夢撰《文心雕龍》，夢見的是孔子，而不是釋迦。《文心雕龍》書中所表現(xiàn)的基本觀點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教或玄學思想。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居處的動機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課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

王元化先生對劉勰不是因為信佛才入定林寺的論述是很有根據(jù)，也是有說服力的。而且我們應當看到當時社會中很多篤信佛教的人并不一定入佛寺，而入佛寺者也并非都是因為虔誠信佛。不過，王元化先生認為劉勰是因為家貧避租課徭役而入定林寺之說，則似尚可商榷，其理由尚不足以否定楊明照先生所提出的非為家貧的觀點，而且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其父曾為四品之官絕不會貧困到交不起租賦?！凹邑殹笔侵讣彝デ闆r遠不如其父為四品官時，“不婚娶”是和當時士族的婚姻習俗有關的。當時士族之間的通婚，十分講究門第的對等，不僅士庶之間不通婚，而且像王、謝、袁、蕭等北方高門望族和中下士族一般也不通婚，中層士族和下層士族一般也不通婚。劉勰之“不婚娶”，是和其家庭由四品官職家庭演變?yōu)槠胀ㄊ孔寮彝ビ嘘P的，實際上他已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難以解決的境況。所以，我們認為楊、王兩位先生在否定對方立論方面都是有說服力的，而在自己立論方面，則都不充分。這個原因恐怕是由于劉勰之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既非為家貧，亦非為信佛，而是別有更重要的原因。

根據(jù)我初步研究的結果看，劉勰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的主要目的，是要借助和僧佑的關系，利用僧佑的地位，以便能結交上層名流、權貴，為自己的仕進尋求出路，而這一點是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狀況和他本人的實際遭遇和經歷得到證明的。

齊梁之際，佛教隆盛。信佛誦經成為社會上一種時髦的風尚。世家大族、帝王權臣、皇親國戚，莫不以崇佛為嗜好，以能拜名僧為師為榮。著名佛寺乃是權貴名流出沒之所，聽講佛法成為上流社會人們重要的社會活動，帝王權臣都爭相組織佛事活動。此種盛況，湯用彤先生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曾以極豐富材料作了詳盡論說，我們這里就不再贅述了。湯用彤先生又說：“南朝佛法之隆盛，約有三時，一在元嘉之世，以謝康樂為其中巨子，謝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齊竟陵王當國之時，而蕭子良亦獎勵三玄之學。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帝亦名士，而篤于事佛者。”劉勰的一生就經歷了竟陵王蕭子良和梁武帝蕭衍所處的兩個佛法隆盛時期，而僧佑正是在南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當政時期出了名，而到梁武帝執(zhí)政時期一直紅極一時的名僧。他不僅是當時佛教界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在齊梁兩代享受政治上特殊待遇，與齊梁兩代一些主要執(zhí)政者關系異常密切的重要人物。根據(jù)梁代高僧慧皎寫的《高僧傳·僧佑傳》記載，僧佑本姓俞，“父世居于建業(yè)”。僧佑年幼時即好佛，曾拜建初寺僧范為師。十四歲時因逃避婚事而至定林寺，投奔法達法師。這是在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凹澳隄M具戒，執(zhí)操堅明。初受業(yè)于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為律學所宗。佑乃竭思鉆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百人?！狈ǚf本是佛學中律學大師，齊高帝蕭道成即帝位后，曾封他為僧王，為一代名僧。他在齊建元四年（482）死后，佛教中精通律學的權威就由他的弟子僧佑擔當起來了。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當國之時，就非常敬重僧佑，而僧佑也就名聲大盛了。考《高僧傳》所載蕭子良請僧佑講論佛法，據(jù)前引《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傳》記載當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前后。后來在永明十年還到吳中講論佛法?？梢?，僧佑正是在法穎死后、齊永明中蕭子良提倡佛教的情況下，聲名大振的。而劉勰之投奔僧佑也正是在僧佑成為名僧，受到南齊主要當政者的推崇和重視之后。

劉勰在定林寺長達十余年，是僧佑的得力助手。本傳說他“博通經論，因區(qū)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說：“僧佑使人抄撰諸書，由今存者文筆驗之，恐多為舍人捉刀?！边@是有道理的。但劉勰卻始終沒有在定林寺出家，且在定林寺后期所撰之《文心雕龍》充滿了儒家經世致用觀點，正說明他雖身居佛寺，而心實存魏闕也。特別是他在入梁之后很快登仕，累官不止，正是他投奔僧佑后結識名流權貴的結果。天監(jiān)初，首先提拔劉勰為官的臨川王蕭宏，是梁武帝蕭衍的異母弟弟，蕭宏就是曾在定林寺拜僧佑為師的。在梁王朝建立以前，顯然由于僧佑的關系，他和劉勰大約早已熟識，有過交往。故而梁武帝即位不久，蕭宏由臨川王而晉封為中軍將軍之后，即招請劉勰任其記室。楊明照先生說：“意蕭宏往來定林寺頂禮僧佑時，即與舍人相識，且知擅長辭章，故于起家奉朝請之初引兼記室?！庇终f：“王府記室之職，甚為華要，專掌文翰?！憋@然，蕭宏是很賞愛劉勰的。劉勰在蕭宏手下當記室時間也很長，約有七八年之久。劉勰終齊之世不得一官，而入梁之后立即“起家奉朝請”，后又連續(xù)為官二三十年，受到梁武帝一家之賞識，這絕不是偶然的。梁武帝一家與僧佑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早在齊代，梁武帝蕭衍在竟陵文宣王蕭子良門下時，與沈約、任昉等，號稱“竟陵八友”，那時已和僧人有許多接觸，和僧佑自然也是老關系了。梁武帝即位之后，對僧佑則更加敬重了。據(jù)《高僧傳·僧佑傳》記載，“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腳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為六官受戒，其見重如此”?！陡呱畟鳌纷髡呋垧榱簳r人，其謂“今上”，即指梁武帝。梁武帝之妃丁貴嬪是皇太子蕭統(tǒng)的母親，據(jù)《高僧傳》記載也是拜僧佑為師的。蕭統(tǒng)也是篤信佛教的，史書上未記載他和僧佑之關系，這大約是因為他年齡小的關系。僧佑死時他剛剛十八歲。此外，劉勰和梁武帝蕭衍的另一個異母弟弟南平王蕭偉（先封為建安王）的關系也很密切。蕭偉也是拜僧佑為師的。劉勰曾為他寫《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據(jù)《高僧傳·僧佑傳》，此石像建成于梁天監(jiān)十五年（516）春。劉勰寫作此文當亦在此年或此年前后。同時，劉勰還當過梁武帝的兒子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從他為官的情況看，基本上都是在梁武帝的近親、世子手下，說明他和梁武帝一家的關系非同一般。他并沒有什么社會地位，不過是一介寒士，能受此厚遇，除了他本身的才華之外，恐怕主要是賴僧佑之力，這是很顯然的事。劉勰看來也并非政治上的經世之材，他的長處是在既通佛學，又擅辭章，充當文書幕僚倒是一塊好料?！读簳繁緜髟裕骸佰臑槲拈L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這當然也是他在定林寺期間刻苦好學的結果。定林寺是當時著名大寺廟，其豐富的藏書，自然也給劉勰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客觀條件。不過，在那個社會里，僅僅依靠才學是不行的，沒有政治上的靠山，才學再高也是踏不進仕途的。因此，劉勰之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又并不出家，“待時而動”，其欲走僧佑這一條特殊的終南捷徑，也就很明顯了。

第四節(jié)　關于劉勰入梁后的仕宦情況

劉勰于梁武帝天監(jiān)初年即“起家奉朝請”，但究竟在天監(jiān)元年（502）還是在天監(jiān)二年（503），很難確定。王金凌先生《劉勰年譜》系在元年，王更生先生《梁劉彥和先生年譜》、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均系在二年。相比較而言，后者更為合理一些。因梁武代齊在天監(jiān)元年（即中興二年）四月，初建新朝，諸事繁雜，以劉勰的社會地位，不可能即刻在朝廷受到重視。而至天監(jiān)二年局面已經比較穩(wěn)定的情況下提拔劉勰，似較為符合實際。劉勰任中軍臨川王記室當在天監(jiān)三年（504），因是年蕭宏進號中軍將軍，各家于此均無異議。但對劉勰何時為車騎倉曹參軍，則說法很不一致。楊新箋定為天監(jiān)八年（509）是對的，劉勰于天監(jiān)七年曾參與梁武帝命釋僧旻等于定林寺抄經，其時之身份仍為臨川王記室，此據(jù)《續(xù)高僧傳》之《僧旻傳》可證。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不同意楊新箋的看法，而同意王金凌、王更生年譜系年，謂劉勰遷車騎倉曹參軍在天監(jiān)四年（505），但認為劉勰系任當時車騎將軍夏侯詳之倉曹參軍，均誤。據(jù)《梁書·武帝紀》，天監(jiān)八年四月以“司徒、行太子太傅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王茂于天監(jiān)七年（508）正月進號車騎將軍，八年四月接替蕭宏開府儀同三司，劉勰當于此時為王茂之車騎倉曹參軍。劉勰出為太末令當在其為車騎倉曹參軍后不久，看來王茂并不太看重他，讓他離開京師到浙江為官，其時當在天監(jiān)八年秋冬。本傳說劉勰在太末令任上“政有清績”，當有兩年左右時間，然后轉到蕭績府中任記室，這就比較順理成章了。

劉勰“除仁威南康王記室”當在天監(jiān)十年（511）蕭績進號仁威將軍之后，于此各家均無異說，但或系十年（如王更生年譜、王金凌年譜）或系十一年（如楊明照新箋），微有差別，此亦難以確切斷定。劉勰兼東宮通事舍人時間，王更生年譜定在天監(jiān)十六年（517），系據(jù)何融《蕭統(tǒng)年表》天監(jiān)十六年下云：“劉勰時兼東宮通事舍人”，然何表亦未明言劉勰何時起始為東宮通事舍人，故根據(jù)并不充分。王金凌年譜系于天監(jiān)十年與任仁威南康王記室同時，后牟世金《匯考》亦持此說，并有詳考，但說兩職一定是同時領受，亦頗勉強?！端鍟ぐ俟僦尽分^梁東宮通事舍人“多以他官兼領”。按：天監(jiān)十年仁威南康王蕭績年方七歲，劉勰為其記室當主要在蕭績王府，東宮通事舍人只是“兼領”。王更生年譜所系略嫌晚一些，當在除南康王記室后不久也。其離任南康王記室應在天監(jiān)十六年，因是年蕭績“征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梁書》卷二十九《蕭績傳》）。劉勰當于此時入值東宮，專為昭明太子通事舍人。

劉勰遷步兵校尉當在上表陳二郊宜與七廟同用蔬果獲準后，各家所說皆同。但劉勰上表在何時，則各家所說不同。楊舊箋在天監(jiān)十八（519）年正月后，因天監(jiān)十六年天子祭天于南郊后，至天監(jiān)十八年始又有祭南郊之記載。王金凌年譜同楊舊箋，并謂南北郊祭祀間歲進行，但梁采取合祭方式，故自天監(jiān)十六年十月改用蔬果后，“二郊農社，猶有犧牲”當在天監(jiān)十八年正月后，意謂十七年二郊不祭也。王更生年譜亦取楊舊箋及王金凌說。然此說有誤，南郊祭天配帝，皇上親自前往；北郊祭地配后，皇上并不參加。故史書本紀只記天子赴南郊祭祀，不記北郊祭祀事。梁代南北郊祭原為間歲進行，至普通二年（521）四月起始改為南北郊合祭，劉勰上表時尚未合祭。王金凌年譜于此則未深察。故后來楊新箋改劉勰陳表在天監(jiān)十七年（518）八月后，已明“二郊”非僅指南郊，亦指北郊，本傳所說“二郊農社，猶有犧牲”之“二郊”，應是指天監(jiān)十七年正月之北郊祭祀。但對梁代何時起南北郊合祭則未加說明，而定十七年八月后謂正月祭北郊與春秋農社之祭也。牟世金《匯考》則取楊新箋劉勰陳表與僧佑等上啟“如出一轍”說，謂僧佑等上啟與劉勰上表均在十七年五月前，因僧佑死于五月也。是時正月北郊祭與農社春祭猶用犧牲，則劉勰之陳表當在天監(jiān)十七年二月至五月間，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但《匯考》因未見到王金凌《劉勰年譜》，故未能對“二郊”祭祀情況作出分析。劉勰遷升步兵校尉在陳表被梁武帝采納之后，故應在天監(jiān)十七年四五月后。

第五節(jié)　關于劉勰的卒年

劉勰的卒年，史無明文。范文瀾注認為僧佑于天監(jiān)十七年死后，其整理佛經工作尚未結束，故梁武帝命劉勰與慧震去定林寺撰經，完成其未竟之業(yè)。撰經約需一二年時間，故劉勰之卒應在普通元年（520）或普通二年。王更生年譜定劉勰之卒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系劉勰受命與慧震在定林寺撰經在普通元年，乃依楊舊箋所說：“舍人任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在天監(jiān)十八年。則此次奉敕，當在十八年或普通元年，惜慧震事跡，他不可考，故無從旁證?！蓖踅鹆柘祫③呐c慧震撰經于天監(jiān)十八年，劉勰之死亦定在普通三年。牟世金《匯考》所定劉勰卒年與王更生、王金凌同，然謂撰經始自天監(jiān)十八年，而完成于普通元年，燔發(fā)出家在普通二年。自范注到二王年譜，到《匯考》，對劉勰自遷步兵校尉至去世的基本認識是一致的，只在具體系年上有微小差別。然李慶甲在《劉勰卒年考》、《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10〕中，依據(jù)南宋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南宋釋智盤《佛祖統(tǒng)記》、南宋釋本覺《釋氏通鑒》、元釋念?！斗鹱鏆v代通載》、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之記載，謂劉勰卒于蕭統(tǒng)死后，在中大通四年（532）。楊新箋亦依上述佛典因定劉勰之卒在蕭統(tǒng)死后數(shù)年，約大同四五年（538—539）間。蓋因此五種佛典之說法不同：《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謂蕭統(tǒng)死及劉勰出家在“三年四月”，書于“大同元年”條下，故楊新箋說劉勰出家在大同三年（537）（但指出祖琇系蕭統(tǒng)死于大同三年是錯誤的）。李慶甲說祖琇排列有問題，實際是指中大通三年（531），《佛祖歷代通載》在吸收《通論》成果時對其排列作了調整，明確指出為“辛亥”（即中大通三年）。李慶甲的論說是正確的?！斗鹱娼y(tǒng)記》把《通論》記載理解為是“大同三年”，遂明確系蕭統(tǒng)死于此年，劉勰出家在大同四年，均誤?！夺屖贤ㄨb》、《釋氏稽古略》載蕭統(tǒng)之死在中大通三年是對的，但說劉勰出家在大同二年（536）則無據(jù)。李慶甲又按照正史合傳以傳主卒年為序的慣例，考證了《梁書·文學傳》二十三個主要傳主的排列與其卒年的關系，指出：“《劉勰》傳排列于第十三位。劉勰前面的十二人中載明卒年的六人，時間都在蕭統(tǒng)死去的中大通三年之先；未載明卒年的六人，粗看也可看出他們都死于蕭統(tǒng)之先。劉勰后面的十人中載明卒年的五人，時間都在蕭統(tǒng)去世之后；未載明卒年的五人，粗看也可看出他們都死于蕭統(tǒng)之后，而明確記載死于‘昭明太子薨’之后的何思澄、劉杳二人的傳分別排列于第十五、十六位，與《劉勰傳》靠得很近，中間只隔一個《王籍傳》。這里，通過對《梁書·文學傳》所載主要傳主的卒年作鳥瞰式的查考，已初步看出祖琇的記載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了?！睏蠲髡障壬部隙ā读簳の膶W傳》按卒年排列之說，但他和李慶甲對劉勰前面的謝幾卿的卒年之考定很不同，所以得出的劉勰卒年差別就很大了。不過，楊箋在考證謝幾卿卒年上有誤，李文在考證何思澄卒年上也有誤，此均見拙文《有關劉勰身世幾個問題的考辨》。應該說《梁書·文學傳》中以卒年先后的次序排列是不錯的，故劉勰之卒年當在527年至536年之間，元釋念?！斗鹱鏆v代通載》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從現(xiàn)在研究的成果看，李慶甲所說劉勰死于中大通四年（532）還是比較有根據(jù)的。

不過，定劉勰卒年在中大通四年有一個問題還需要研究，這就是自劉勰任步兵校尉后至其去世的十余年中的活動蹤跡無考，其實這和以下三個問題直接相關：一是劉勰任步兵校尉之時間，二是劉勰與慧震到定林寺撰經的時間，三是劉勰是否繼續(xù)兼任東宮通事舍人，一直到蕭統(tǒng)去世。不過，這些問題也可以比較順利地解決。由于南朝西省軍校大都虛銜化了，成為一種榮譽，并不實際領兵，所以步兵校尉同時在任者甚多。根據(jù)《梁書·劉杳傳》記載，劉杳之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一直到蕭統(tǒng)死后，在蕭綱為太子時仍留任，達五六年以上，所以劉勰為步兵校尉時間也不會很短，而且劉勰自遷步兵校尉后，就沒有再任別的官職，可能一直到他出家為止。劉勰與慧震撰經的時間是與劉勰的卒年確定有直接關系的，據(jù)本傳所言：“有敕，與慧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發(fā)以自誓。敕許之。乃于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眲③脑谂c慧震撰經完成之后即要求出家，并得到梁武帝的允許，其改名慧地，不知是否與慧震有關，而后不到一年即去世，也就是說劉勰之死即在與慧震撰經完成后的一年內。由于慧震事跡各種文獻均無任何記載，因此只能依據(jù)對劉勰卒年的研究來確定其時間。而劉勰卒年的考定，其關鍵在他究竟死于蕭統(tǒng)生前還是蕭統(tǒng)死后，這也涉及劉勰和蕭統(tǒng)的關系問題。《梁書》本傳說劉勰為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此亦為大家所接受，但據(jù)《梁書》的《昭明太子傳》、《劉孝綽傳》、《王筠傳》等的記載，在昭明太子周圍、與其“游宴玄圃”、論詩作文的“文學之士”中，確實并沒有劉勰。劉勰也沒有參與《文選》的編撰。他雖然寫了《文心雕龍》，但在當時“未為時流所稱”，他是以對佛學的精通和擅長寫有關佛教的文章出名的，如本傳所說：“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凡當時梁武帝敕命整理佛經方面的事，都要叫劉勰參加。因此，對蕭統(tǒng)來說，劉勰主要是他在佛學方面的顧問、參謀、秘書，而不是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的顧問、參謀、秘書?！吧類劢又笔鞘聦?，而其原因則主要還是因為昭明太子不僅愛好文學，也特別虔誠信佛，他們在文學方面也會有很多交流的，但由于他們在文學思想上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劉勰似乎沒有介入蕭統(tǒng)和劉孝綽等人的文學圈子的活動。至于劉勰受命與慧震撰經，是否一定是在蕭統(tǒng)死后，則很難說，也無確切根據(jù)。不過，這與他任東宮通事舍人究竟有多長時間是有一定聯(lián)系的。劉勰之為東宮通事舍人大概只到普通七、八年為止，后來由劉杳接替。劉勰的離任是由于梁武帝敕命他與慧震到定林寺撰經。大概是因為僧佑死后若干年，佛經整理工作進行得不太理想，所以梁武帝才決定讓劉勰和慧震去主持這件工作。撰經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誠如楊明照先生在新箋中所說，“撰經僅有二人，當非短期所能竣事”，因此三五年也不算多。由普通末到中大通三年蕭統(tǒng)死，也就是五年左右，這段時間劉勰很可能是在定林寺撰經，所以也就沒有仕途任職情況的記載。而劉勰之“燔發(fā)自誓”，“啟求出家”，可能是與蕭統(tǒng)之死有關的。蕭統(tǒng)母親去世，本已十分悲傷，又因其母墓地問題失寵于梁武帝，他的死和心情壓抑有關。劉勰與蕭統(tǒng)關系密切，自然也不會再受到梁武帝信任，東宮易主，他也不可能再回去，而且年歲也大了，政治上既已沒有發(fā)展前途，所以就在定林寺出家了。從對上面三方面情況的分析中，可以進一步說明李慶甲所說，按照元釋念?！斗鹱鏆v代通載》記載，劉勰死于蕭統(tǒng)死后，約在中大通四年（532），確實是比較可信的。

根據(jù)對上述幾個問題的考辨，我們對劉勰的生平事跡，可以概括為以下這樣一個簡表：

宋泰始二年（466）

劉勰生。

宋泰始四年至七年（468—471）

劉勰父劉尚出任越騎校尉，并卒于任上。

齊永明七年（489）或八年（490）

劉勰入定林寺依沙門僧佑。

齊永元元年（499）或二年（500）

劉勰撰成《文心雕龍》。

梁天監(jiān)二年（503）

劉勰離開定林寺，起家奉朝請。

梁天監(jiān)三年（504）

劉勰為臨川王蕭宏記室。

梁天監(jiān)七年（508）

劉勰仍為臨川王蕭宏記室，參與梁武帝命釋僧旻等于定林寺抄經。

梁天監(jiān)八年（509）四月

劉勰離任臨川王記室，為車騎將軍王茂之倉曹參軍。

梁天監(jiān)八年（509）秋冬

劉勰出為太末令。

梁天監(jiān)十年（511）

劉勰為仁威南康王蕭績記室，兼領東宮通事舍人。

梁天監(jiān)十六年（517）

劉勰離任仁威南康王蕭績記室，當于此時入值東宮，為通事舍人。

梁天監(jiān)十七年（518）

劉勰上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用蔬果祭祀，得到梁武帝采納。

梁天監(jiān)十七年（518）春天以后

劉勰遷太子步兵校尉，繼續(xù)兼東宮通事舍人。

梁普通七年（526）或八年（527）

劉勰不再兼任東宮通事舍人，由劉杳代替。

梁大通元年前后（527）

劉勰奉敕與沙門慧震在定林寺撰經。

梁中大通三年（531）

劉勰與慧震完成撰經，時蕭統(tǒng)已死，劉勰不可能再回東宮，遂燔發(fā)自誓，啟求出家，經梁武帝允許，改名慧地。

梁中大通四年（532）

劉勰卒，是年六十七歲。

第六節(jié)　關于劉勰的思想和著作

從上述對劉勰的家世和生平事跡的考證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是以儒家經世致用作為自己人生處世的原則的，這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比較主要的地位。同時他又精通佛學，篤信佛教，參加了很多佛學活動，做了大量的佛經整理工作。佛教思想對他也有深刻影響。因此，以入梁為界線，把劉勰的思想劃分為前后兩期，認為他前期以儒為主，后期以佛為主；或認為他前期信佛，后期信儒，都是不妥當?shù)?。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講清楚，一是他晚年出家問題，二是關于他現(xiàn)存的兩篇佛學著作及其與《文心雕龍》所表現(xiàn)的思想之關系。劉勰一生積極入世而到晚年突然拋棄世俗生涯，而決心燔發(fā)出家，這也是有原因的，誠如我們上面談他的卒年時已說到的，這乃是他晚年政治上發(fā)展受挫折的結果，同時也是他到了晚年厭倦官場生活，佛教思想起了決定影響性的結果。在當時的社會里，或者說在封建社會里的知識分子中，儒佛并用的人是不少的。“外儒家而內釋老”，從政出仕以儒家思想為準則，修身養(yǎng)性以佛老為標的，這是很普通的，甚至可以說是文人中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現(xiàn)象。劉勰也是如此。他在寫作《文心雕龍》前就已經有《滅惑論》的著作。學術界目前對《滅惑論》的寫作年代是有爭論的?！稖缁笳摗份d于題為僧佑編的《弘明集》中。《弘明集》的編輯是有一個過程的：原先在齊代編成時為十卷，見今本僧佑編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中之《弘明集目錄序第八》。劉勰之《滅惑論》在十卷本《弘明集》之第五卷末。又，《出三藏記集》卷十二《釋僧佑法集總目錄序第三》記載：“《弘明集》十卷。”今傳之《弘明集》為十四卷本，此乃入梁后不斷補充而成的。僧佑的《出三藏記集》也有一個編輯過程：根據(jù)最早的隋代費長房的《長房錄》卷十五記載：“《出三藏記集錄》，齊建武年律師僧佑撰?！碑敃r的《出三藏記集》為十卷本，見本書卷十二《釋僧佑法集總目錄序第三》記載：“《出三藏記集》十卷?！比肓阂院蟛粩嘌a充，一直到僧佑去世，故今存的《出三藏記集》為十五卷本。因為南齊建武年間編成的《出三藏記集》所記佛學著作目錄中有十卷本《弘明集》，而《滅惑論》又在其中，故可斷定《滅惑論》撰于南齊，在《文心雕龍》成書之前?！冻鋈赜浖返淖詈蟪蓵甏鷵?jù)日本學者興膳宏先生的考證，當作于梁天監(jiān)十四年（515）以后的一兩年中?！稖缁笳摗肥轻槍Α度普摗范鞯摹！度普摗返淖髡邔W術界有不同意見，據(jù)唐代釋神清《北山錄》卷二的記載，《化胡經》、《夷夏論》、《三破論》等皆為道教的著作。宋代釋德珪《北山錄注解》認為《夷夏論》、《三破論》皆為道士顧歡所作?！赌淆R書》卷五十四《顧歡傳》也說他作《夷夏論》，并引全文。今本《弘明集》在劉勰《滅惑論》后收有釋僧順《釋三破論》一文，為齊代所編《弘明集》所無，其題下有“本論，道士假張融作”之說。許多學者認為，既是假張融名所作，必在張融已死之后。按張融死于齊建武四年（497），那么，《滅惑論》亦當寫在建武末年，也在《文心雕龍》成書之前。這就說明劉勰在前期（入梁以前）也是很虔誠信佛的，而且根據(jù)慧皎《高僧傳》記載，劉勰還為定林寺高僧僧柔和超辯寫過兩篇碑文。特別是劉勰還幫助僧佑做了許多整理佛經的工作。僧佑的有些文章很可能就是由劉勰代寫和起草的，僧佑的許多佛學著作，如《出三藏記集》大概也是劉勰幫助他完成的。（參見日本興膳宏教授的《〈文心雕龍〉和〈出三藏記集〉》）他既“博通經論”，又不承認他有佛教思想影響，恐怕是說不過去的。入梁以后，劉勰幾乎一直在做官，而且仕途上一直是比較順利的。所以他也沒有了《文心雕龍·程器》篇中的那些牢騷和不滿了。梁武帝奉佛教為國教，佛教活動實際上也成為政治活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劉勰參與了當時一些重要的佛事活動，比如梁天監(jiān)七年（508）按照梁武帝旨意，在定林寺組織了僧侶和俗士共同抄一切經論，定為八十八卷，劉勰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毫無疑問，他是以俗士身份參加此項工作的。此外，他還寫了佛教的一些重要碑文，如僧佑死后，其碑文就是劉勰寫的。然而，這一切在那個把佛教看得高于一切的社會里，也可以說，正是像他那樣的一個文人在出仕期間經常要做的工作，并不能說明他這時已經虔誠信佛，而不再有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了。問題的關鍵是在于儒和佛（當時玄佛合流，也可說是玄佛）是否是完全對立而不可統(tǒng)一的？事實顯然不是這樣。從某一方面看，儒佛似乎是矛盾的，儒家主張入世，佛教提倡出世，但從另一方面看，儒佛又并非對立，而是可以統(tǒng)一的。劉勰在《滅惑論》中就明確地說過：“孔釋教殊而道契?！边@就是劉勰的看法，也是他一生所奉行的處世態(tài)度之依據(jù)。他在政治上取儒家之經世致用，在思想信仰上又尊重佛教。入梁以前和入梁之后，并無根本變化。我們要認識劉勰這種思想特點，就會明白他的《文心雕龍》中的思想和佛學論文中的思想是可以共存的，至少在他思想上是這樣看的。這不僅在他是如此，也是當時社會思潮的特點。儒、道、佛三教合流是當時思想史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東漢末年，儒學衰微，魏晉之交，玄學勃興。向秀、郭象注《莊子》，持內圣外王之說，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實際上是主張儒道兩家思想合流的。魏晉時期，儒家思想地位不高，玄學占了統(tǒng)治地位，然而，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影響仍是很深的，并沒有被排斥、被否定。玄學家在提倡以虛無為本體的前提下，總是企圖把儒家思想也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之中。佛教傳入中國，要藉玄學以光大，玄佛合流，因此也與儒學合流。特別是在進入南朝之后，儒學又開始復蘇。這大約是從劉宋時期開始的。在南齊經過蕭子良的提倡，到梁代又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儒家思想在社會上又受到了比較大的重視。齊梁之際的三教合流思想大約在南齊蕭子良當國之際，就比較突出了。湯用彤先生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曾經說過：

按佛法之廣被中華，約有二端。一曰教，一曰理。在佛法教理互用，不可偏執(zhí)。而在中華則或偏于教，或偏于理。言教則生死事大，篤信為上。深感生死苦海之無邊，于是順如來之慈悲，修出世之道法，因此最重凈行，最重皈依。而教亦偏于保守宗門，排斥異學。至言夫理，則在六朝通于玄學，說體則虛無之旨可涉入老莊；說用則儒在濟俗，佛在治心。二教亦同歸而殊途。南朝人士偏于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說。內外之爭，常只在理之長短。辯論雖激烈，然未嘗如北人信教極篤，因教爭而相毀滅也。

湯用彤先生此一段論述是十分深刻的，它對于我們理解當時的社會思潮，并深入研究劉勰的思想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在南朝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身上均可看到這種現(xiàn)象。例如宗炳的《明佛論》、謝靈運的《辨宗論》這些著名的文章中，都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了儒、釋、道三教調和的思想。劉勰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注重談理、傾向于三教合流的社會條件之下，怎么能不受影響呢？劉勰的青年時代正是南齊永明年間。這是南朝學術發(fā)展比較活躍的時期，它與蕭子良的思想和作為有密切關系。蕭子良在宋齊之際是一位很起作用的人物，齊高帝蕭道成對他很重視。蕭子良是一位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很注意學術文化的發(fā)展。他在自己的西邸聚集了一大批文人，“竟陵八友”是其中的核心。蕭子良既提倡玄學和佛學，也提倡儒學?！赌淆R書·陸澄傳》云：“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于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zhí)卷欣欣，此焉彌盛?！笔捵恿荚陔u籠山西邸組織文人抄《五經》、百家等，對儒學復興是起了作用的。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之說，除了信佛以外，他還企圖改變“鄉(xiāng)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的狀況，故“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jiān)四年（505），梁武帝下詔云：“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jié)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酬獎?？芍谩段褰洝凡┦扛饕蝗?，廣開館宇，招內后進?！彼⒎智膊┦考谰频街菘ちW，并“大啟庠斆”，讓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就業(yè)。梁武帝“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圣，申之以宴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以上均見《梁書·儒林傳》）梁武帝的學術思想深受蕭子良的影響，他的三教調和的思想也是和蕭子良的思想一致的。劉勰的青年時代是在蕭子良當政時期，他的中年時代是在梁武帝執(zhí)政時期，由于僧佑的關系，他對蕭子良和蕭衍的思想當然也是十分清楚的，顯然受到他們的影響。而且他在梁代為官二三十年，如果在思想上和以梁武帝為代表的社會思想潮流不一致，恐怕也是很難在政治上站住腳的。因此，三教調和思想乃是劉勰一生思想中的主流。他的《文心雕龍》中儒家思想從表面上看是比較突出的，但其中也表現(xiàn)了儒、道、佛結合的文藝思想，此點我們下面將要著重分析。而他有關佛學著作中則表現(xiàn)了比較突出的佛學思想，同時也表現(xiàn)了三教調和的思想。這些具有不同傾向、特點的著作是在不同的條件下，為了不同的目的而寫的，不能據(jù)此來劃分他思想發(fā)展的前后期，強調他前后期思想的不同。梁武帝之好佛亦是重在理，而不在教，故亦與玄學相通，他也自講《老》、《莊》、《周易》，其佛學亦不脫離玄學。他之舍道歸佛，主要是反對道教，而道教與玄學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劉勰的《滅惑論》中雖反道教，而對老莊玄學則仍是肯定的。認為在以“虛無”、“寂靜”為本方面，釋、道兩教是很接近的。他在充分肯定佛教最高地位的同時，明確論述了三教調和的觀點。他說：“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庇终f：“梵言菩提，漢語曰道。”“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边@里，劉勰著重說明儒道和釋道本是相通的，其根本原理與目的也是一致的，不過一為宗教，一為世俗，有所不同罷了。他的這種熔儒、釋、道（玄）于一爐的思想，自然是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的，這就是為了適應梁武帝的需要。

劉勰的佛學思想也是很明顯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上面是我們對劉勰基本思想的看法。

劉勰的佛學著作除《滅惑論》外，尚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篇，此文之作當在梁天監(jiān)十五年至十七年間（516—518）。碑文中曾講到此石像自天監(jiān)十二年（513）二月十二日“開鑿爰始”，至天監(jiān)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妝畫云畢”。故此文之作應在其后。而梁建安王蕭偉于天監(jiān)十七年三月改封為南平王，碑文稱建安王，故當在此前。此石像之建立，據(jù)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僧護傳》記載如下：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常苦節(jié)，戒行嚴凈。后居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shù)十余丈，當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干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弦管歌贊之聲。于是擎爐發(fā)誓，愿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睹三會。以北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雕剪。疏鑿移年，僅成面樸。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愿克果?！焙笥猩抽T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jiān)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fā)也?！毕踢€都經年，稍忘前夢。后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答云：“不憶?！钡廊诵υ唬骸耙烁贾??！比约崔o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啟建安王，王即以上聞，敕遣僧佑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踴充遍，抽舍金貝，誓取成畢。初僧佑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shù)，至明旦而佑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chuàng)，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胸萬字處，猶不施金镈，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jiān)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yè)，以充供養(yǎng)。其四遠士庶，并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跡填委。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說明劉勰這篇碑文的寫作也和他的老師僧佑有關，因為此石像乃是在僧佑的主持下完成的。傳文中有關陸咸的記載就是根據(jù)劉勰的碑文所述而來的。劉勰有關佛學著作，除這兩篇外，據(jù)釋慧皎《高僧傳》記載，還曾為當時著名的僧人寫過碑傳，除梁天監(jiān)十七年僧佑死時為他寫碑文外，還在南齊永明十年（492）為定林寺高僧釋超辯死后寫了碑文，延興元年（494）為定林寺高僧釋僧柔死后寫了碑文，但是這些都沒有流傳下來。根據(jù)《梁書·劉勰傳》所說：“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明僧碑志，必請勰制文。”劉勰所寫的佛學碑文自然不止這些。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劉子》一書為劉勰所著，其實這并不是新問題?！秳⒆印返淖髡呤钦l，歷代一直有不同說法，不過歷代著名學者都基本否定了《劉子》是劉勰所作的說法，至多不過說明還有這種說法，留作參考而已。尤其是當代研究《劉子》最有成就的學者，四川大學楊明照和臺灣大學王叔岷，他們都是研究六朝文史的杰出專家，也是研究《文心雕龍》的權威專家，在他們?yōu)椤秳⒆印匪鞯男Ｗ⒅?，都收集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對作者問題作過非常細致認真和客觀科學的分析，并一致認為說《劉子》是劉勰所作是完全不可靠的。八十年代后提出《劉子》為劉勰所作的研究者，并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新資料，甚至回避了前輩學者已經提出的資料和見解，所以本來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不過現(xiàn)在居然還有些人別出心裁地從《劉子》是劉勰所作出發(fā)去寫《劉勰傳》，所以我就不得不對此說一點看法。其實我并沒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只不過綜合前代和當代學者的研究做一點具體分析而已，但是這就已經很清楚地可以說明問題了。我認為《劉子》不可能是劉勰所著，根據(jù)歷代學者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首先，從文獻記載看沒有充分根據(jù)。說《劉子》作者是劉勰最早是《唐書》的著錄，后來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因之，某些佛學典籍和有些明清版本也題為劉勰。究其來歷皆因兩《唐書》之著錄。《舊唐書》作者為后晉的劉昫，但是實際上，劉昫并沒有執(zhí)筆寫，書是在他之前由原宰相趙瑩監(jiān)修，史官張昭遠、賈緯、鄭受益、李為先等所撰寫。開運二年（945）書成后，趙瑩改任晉昌節(jié)度使，劉昫繼任宰相，由他奏上，故以他的名字為作者，全書共二百一十四卷。《新唐書》為北宋至和元年（1055）由歐陽修和宋祁主持，參加撰寫的還有范鎮(zhèn)、王疇、宋敏求、呂夏卿等人?！缎绿茣分匾曃淖直磉_，而于史實有些反不如《舊唐書》。其著錄《劉子》作者為劉勰當也是因襲《舊唐書》之說。從宋代晁公武、陳振孫等最有權威性的圖書版本和目錄專家開始，歷代學者幾乎都不認為《唐書》著錄題為劉勰著是有根據(jù)的。因為最早為《劉子》作過注釋的唐人袁孝政已經說得很清楚，《劉子》是北齊劉晝所作：“晝傷己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保ㄒ娝未愓駥O《直齋書錄解題》引）根據(jù)王叔岷先生的考證，從《劉子》一書袁孝政注本的避諱情況來看，袁孝政可能是唐高宗時人，屬于唐前期。再從《隋書·經籍志》在著錄楊偉《時務論》后附注里說有《劉子》十卷而未注作者情況來看，隋唐時對《劉子》一書作者已經不清楚了，故唐初有袁孝政說的各種不同講法。為此，袁孝政特別辨明其作者為劉晝，而非劉勰、劉歆、劉孝標等人。顯然，著錄《劉子》為劉勰著的新、舊《唐書》正是沿用了袁孝政所說的“時人”揣測，是并沒有什么根據(jù)的。所以，到了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按照袁孝政說法，題為北齊劉晝著。不過他們作為嚴謹?shù)膶W者，態(tài)度相當客觀，也都說到還有另外的說法，或劉勰或劉孝標，因為沒有確鑿證據(jù)，故云“未知孰是”。然而，我們不能說他們的“本意”是懷疑不是劉晝所作。此后，《宋史·藝文志》、宋王應麟《玉?！贰⑺握驴∏洹渡教每妓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明末清初錢謙益《絳云樓書目》陳景云注本、清代著名的學者及藏書家如于敏中的《天祿琳瑯書目》、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中所藏明孫鑛本、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張之洞《書目答問》、日本《靜嘉堂秘笈志》等，均署劉晝著。其他如明沈津百家類纂本、潛庵子匯本、王灝刻的畿輔叢書本，以至湖北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等，所題亦同。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雖題劉勰，又說明有劉晝作一說。只有漢魏叢書等個別收入《劉子》的題劉勰著。這些可以充分說明《唐書》的著錄為歷代學者所不取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也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袁孝政作注時寫的序還是比較可靠的，因為他畢竟是最早研究《劉子》，并認真為之作注的人。近人王重民在《巴黎敦煌殘卷敘錄》里說：“敦煌遺書內有所謂《隨身寶》者，所記經籍一門，均系當時最通行之書，不啻一部唐人書目答問也。余乃求之卷內，正有‘流子劉協(xié)注’一則，知必系‘劉子劉勰著’矣?！边@只能說明《隨身寶》所記不過是坊間俗本，其作者題為劉勰正是袁孝政所說時人無知之故，這種資料很難作為嚴謹?shù)膶W術論證。更何況王重民先生在敘錄中《劉子新論殘卷》下還特別引用羅振玉跋語，說明此書作者有劉晝和劉勰二說，并說：“至其撰人，應為劉勰抑劉晝，仍不敢贊一言也?！逼鋵崱秳⒆印肥遣皇莿兯?，也是可以研究的，根據(jù)現(xiàn)有材料也還不能有確鑿的定論。但是說《劉子》為劉勰作則已為絕大多數(shù)學者所不取。

關于《劉子》作者問題，王叔岷先生在他的《劉子集證》自序中曾作了非常清晰和很有根據(jù)的辨析?！秳⒆印肥莿㈧ё鞯恼f法，王先生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和清人陳鳣《簡莊文鈔》中《劉子注跋》所說指出：“是書《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劉歆作乎？”班超在劉歆之后，此說當然不可能成立。至于說是劉孝標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為據(jù)。”楊明照先生在《劉子理惑》中也說得非常明白：“按《南史》（卷四十九）、《梁書》，俱無明文，而彼此持論，又臭味不同。孝標之《辨命》，與是書《命相》（卷五第二十五篇）徑庭也，孝標之絕交，與是書《托附》（卷五第二十一篇）天壤也。果出一人之手，何有首鼠之詞？至其鋪采之褥麗不侔，行文之輕蒨有異，展卷并觀，即易品藻，則孝標只不過是說，亦迎刃而解矣?！彼?，多數(shù)學者比較傾向于是劉晝所著，但是這也有疑問，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蒨，亦不合。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乃發(fā)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不過，有不少學者對此說也不贊同，而認為《劉子》作者即劉晝，尤其是王叔岷先生論述得很詳細，他說：“《北齊書》、《北史》雖不言劉晝作《劉子》，然有數(shù)端，頗堪留意。傳言晝‘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又‘自謂博物奇才’?！秳⒆印分兄愌怨蕦?，異聞奇說，援引萬端，非博物奇才，決不能作，此其一；傳言晝‘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放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其為文古拙，蓋有意矯正當時浮艷之習，《劉子·正賞》篇云：‘不以名實眩惑，不為古今易情，采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渲家嗾喾?，此其二；傳言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fā)憤撰《高才不遇傳》’。袁序謂‘晝傷己不遇，故作此書’。是《高才不遇傳》與是書傷己不遇之意頗合（百家類纂本題辭、子匯本序，并有類此之說），此其三。據(jù)此，則《劉子》似即劉晝所作矣。是書知人、薦賢、因顯、托附、心隱、通塞、遇不遇、正賞、激通、惜時諸篇，皆為傷己不遇而作?！断r篇》末云：‘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風，道業(yè)未就，郁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沾衿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傳稱晝‘使我數(shù)十卷書行于后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其所以‘染意于松煙’，亦正欲行其書于后世耳。故《劉子》似非劉晝莫屬也。”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就是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樣：“然劉勰之名，今既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題晝之名，而附著抵牾如右?！蹦敲?，為什么“時人”會把此書說成是劉勰所著呢？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辯證》中曾引宋代劉克莊《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詩話續(xù)集所引唐代張《朝夜僉載》的說法：“劉子書，咸以為劉勰所撰，乃渤海劉晝所制，晝無位，博學有才，竊取其名，人莫知也?！彪m然，今本《朝夜僉載》中沒有這段話，但是我們應當相信在宋代其書中應該是有的，所以劉克莊才會那么清楚地引用。說劉晝竊取劉勰名字來寫，是不可信的，這點王叔岷先生在他的書中已經分析得很明白了。不過它足以說明在唐初很多有文化的人已經不相信是劉勰著的了。張為唐高宗調露時進士，和袁孝政時代應該是接近的。這個材料正好可以說明把《劉子》說成是劉勰所作，正是唐初時人無知之說，在當時已經為文人學者所否定。同時也更說明為劉晝所作可能性是很大的。謹慎一點說，《劉子》的作者尚無足夠資料來確證，但是從劉晝和劉勰兩人來說，劉勰的可能極小，而劉晝的可能性則比較大。為此，我們至少可以說，從文獻角度看，說《劉子》為劉勰所作，是沒有充分根據(jù)的。

其次，從《劉子》的思想與劉勰的及其《文心雕龍》的思想來說，則差距實在是非常之大，也是極其明顯的，所以這兩本書絕非一人所作。最早對《劉子》內容作出看法的是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他說其書“言修心治身之道”。王應麟《玉?！氛f此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章俊卿《山堂考索》亦同此說。如果只是寫的內容和《文心雕龍》不同，并不能說明兩書不是一人所作，主要是立論水準的高下和思想觀點的差異。明萬歷刊子匯本序中說：“其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無甚高奇。然引物連類，有可繹思者，故匯刻之?！泵魅f歷《二十家子書》序說：“此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無甚高論。然有可喜者。”可見，《劉子》一書雖然闡說修心養(yǎng)身治國較為細致、論述較為圓潤，但是見解相當一般，不過是將九流雜家之說融會組合，沒有什么新鮮的、過人的高論，和《文心雕龍》立論之獨創(chuàng)、見解之深邃、分析之深度，實在無法比擬?！秳⒆印芬粫辰绾透裾{較為平庸低俗，說明其作者雖然學問有一定水準，文字表達能力也比較強，但是其思想水準和識見能力，比劉勰差了一大截，明眼人一看就可以斷定兩書不可能是一個人所著。再從《劉子》一書的思想觀點來看，由于其書雜取九流之說，沒有明確的、統(tǒng)一的思想立場，這自然和它的“無甚高論”是相聯(lián)系的。不過，其書之旨趣大體來說是比較傾向于道家的，這一點前人早已指出，《四庫全書提要》曾把它和《文心雕龍》作了比較，指出兩書不僅內容上有抵牾之處，而且基本志趣迥異，從而明確斷定《劉子》非劉勰所作，其云：“按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fā)。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稱勰長于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云霽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為失考?！本汀侗鏄贰芬黄汀段男牡颀垺犯菲容^來看，并不只是北音之說相矛盾，其全篇內容幾乎全部是選取荀子《樂論》、《呂氏春秋》論樂、《禮記·樂記》、《淮南子》以及魏晉時阮籍等論樂的說法，編纂而成，沒有任何自己的獨立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則提出很多極有深度的見解，如“樂本心術”、“詩為樂心，聲為樂體”、“聲來被辭，辭繁難節(jié)”等，《劉子·辨樂》實難望其項背。

至于《四庫提要》說其“歸心道教”則不為無因，有人說應改為“歸心道家”，當然說此書“歸心道家”是對的，不過，他所理解和認識的道家，實際是更接近于道教思想的。清代著名學者盧文弨在《抱經堂文集·劉子跋》中說：“其書首言清神、防欲、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苯擞嗉五a在《四庫提要辯證》中進一步說：“此書若《清神》、《防欲》、《去情》、《韜光》等篇，多黃、老家言，故盧文弨謂其近乎道家，是其歸心道教，不僅見于《九流》一篇也?！蓖跏遽合壬职l(fā)揮說：“《劉子》雖采九流百家之說，然其中心思想實為道家，與《呂氏春秋》、《淮南子》相類，故以《清神》為第一篇，又繼之以《防欲》第二，《去情》第三，《韜光》第四，皆其驗也。末篇《九流》首述道家，正以名其所宗。則此書非寵佛之劉勰所作甚明?！卑?，《劉子》末篇《九流》本首敘道家，而有些本子從尊儒出發(fā)，將其敘儒家移前，這是不合適的。盧文弨在上文中已經辨明，他說：“道藏本先道家，外閑本先儒家，關其總括之語，則道藏本實據(jù)其本書次第如此，非由黃冠所妄為移易也?！睆娜珪鴥热菘?，特別是從《九流》篇末段“道以玄化為本，儒以德教為宗”等說，可以充分說明《九流》篇道家在先是符合原書實際的。劉勰《文心雕龍》雖然也有道家思想影響，但是主要是在自然美和藝術美理想、文學創(chuàng)作構思想象等方面，而在對待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態(tài)度上，顯然是以儒和佛放在道之前的。在《滅惑論》中也可出這一點。它本是批評道教《三破論》的，道教和道家是不同的，但是道教思想淵源還是屬于道家。前面已經說過，劉勰是不否定老莊道家思想的，曾指出其無為虛靜是和佛學相通的。但是顯然他是把儒釋兩家放在比道家更重要的地位，著重講儒釋兩家之“至道終極，理歸乎一”。而《文心雕龍》以《原道》、《征圣》、《宗經》放在最前面，也說明他對儒家是最尊重的?！缎蛑尽菲凶鰤粢彩菈粢娍鬃印６鴦③囊簧冀K和佛學聯(lián)系緊密，最后出家為僧，更名慧地。而對道家思想的評價從《諸子》篇來看，莊子僅為百家學說之一，其評述遠少于孟子和荀子等。《情采》篇中對莊、韓之書，認為是采濫辭艷，乃“為文造情”之作。再從《論說》篇來看，對玄學之有無之爭，曾和佛學相比：“然滯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泵鞔_指出玄學有無之爭，都有其片面性，從本體論來講遠不及佛學“般若之絕境”更為全面。而《劉子》一書則顯然是以偏重于道教的道家思想為主導的。除上述《四庫提要》、盧文弨及今人王叔岷等所說外，不僅前四篇都是屬于偏重于道教的道家思想內容，而且第五篇《崇學》和第六篇《專學》都不是從儒家所主張的學習圣人經典和仁義禮樂出發(fā)，也是偏重從道家和道教養(yǎng)生角度來談的?！冻鐚W》篇首云：“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薄爸恋罒o言”、“大象無形”本是道家思想，但是他又把道家這些精微的論說，從低級淺俗的角度去理解，表示“立言”、“立象”之重要和“津言之妙，非學不傳”，說明他對道家思想并未真正領會，而把它雜家化了。而劉勰對道家思想的肯定卻正是從其精微深奧的玄旨出發(fā)的，所以他在《滅惑論》中說：“尋柱史嘉遁，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彼鶉绤柵u和反對的正是道教歸之于養(yǎng)生求仙的低俗之學。所以即使從肯定道家思想的意義上說，也是和《劉子》一書所述相背離的。至于《劉子》中《專學》一篇則又是從“正心”立論的，所謂“正心”，其實就是說心的“專一”，“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完全是從最一般的人的生理角度來講所謂“專學”，道教的氣味也相當濃厚。《崇學》、《專學》兩篇哪里有一點儒家論學的味道？和劉勰之以學習儒家經典為最緊要關鍵，相去何啻十萬八千里！和《荀子》第一篇《勸學》相比，其志趣完全相反，南轅北轍，如果說寫過《文心雕龍》的劉勰，會寫出這樣的《崇學》和《專學》來，豈非天方夜譚？

晁公武說《劉子》一書“言修心養(yǎng)身之道，而辭頗薄俗”，王應麟說《劉子》一書“泛論治國修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實在是非常正確而擊中要害之論，故清代王旭《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劉子》說：“晁氏謂其俗薄，則殊有見也?！逼鋵?，這種“薄俗”不僅表現(xiàn)在文辭上，首先是體現(xiàn)在內容上?！秳⒆印芬粫淖直磉_能力是比較強的，古書典故較為熟悉，辭藻也可算“豐美”，近人黃云眉在《古今偽書考補證》中說：“就文字論：或謂其豐美，或謂其俗薄，或謂其褥麗輕蒨，與《北史》（劉晝）本傳所稱古拙不類；余謂褥麗輕蒨之文字，謂之豐美可，謂之俗薄可，毀譽異辭，誠不足怪，然決非所謂古拙。此蓋偽托者未能熟玩本傳，以為六朝文字固當如此，而不知劉晝乃非其比也?！钡?，和《文心雕龍》相比，則其識見之深淺和文筆之風格，實有天淵之別，謂其出自一人，實在使人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細心檢閱《文心雕龍》，幾乎篇篇都有發(fā)人深省、非常人所能有的獨到之見，而讀《劉子》一書，雖其論述也很周全圓潤，但是基本上都是從九流雜家拼湊起來的一般空泛之說，盡管歸納為五十五篇，無論篇目還是內容，均無深切獨創(chuàng)之處，甚至沒有什么自己的見解。今以起首第一篇《清神》為例，可見一斑。其篇名實自《淮南子·俶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文子·九守篇》“神清者，嗜欲不誤也”而來。其首謂“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本也。神者，心之寶也”，顯然來自《淮南子·原道》和《文子·九守篇》所說的“夫形者，生之舍也”，和《淮南子·精神》“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其謂“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則源于嵇康之《養(yǎng)生論》“神躁于中，而形傷于外”。而“虛室生白，吉祥至矣”，當抄自《莊子·人世間》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至其“不鑒于流波，而鑒于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則是源于《莊子·德充符》“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以及《莊子·天道》篇：“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圣人之心靜也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其謂“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則出自《呂氏春秋·本生篇》：“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篇末講到：“容身而處，適情而游?！眲t出自《淮南子·精神》：“容身而游，適情而行。”可以說，全篇都是從各家雜抄而來編撰成文，沒有深度，平庸無奇。而且整個《劉子》一書，差不多篇篇都是這樣。說這樣的書竟會是劉勰所作，豈非糟蹋了劉勰！劉勰并不是沒有借鑒前人之處，但是都是經過自己融會貫通，藉以更深切地闡述自己獨到之見。

至于從《劉子》一書的文筆風格來看，則更沒有辦法把它歸入劉勰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文筆雅麗，出自獨創(chuàng)；而《劉子》文筆鄙淺，只是賣弄文辭。劉勰《文心雕龍》作為駢文來看深弘精嚴，瑰麗雅致，而《劉子》雖然也是駢文，但是如上文所舉對比，幾乎大都是雜抄改編九流百家之作拼湊而成，其格調薄俗，豈能是劉勰之所為？臺灣王叔岷先生在《劉子集證》中說：“又盧氏《抱經堂文集》劉子跋云：‘其文筆豐美，頗似劉彥和。’然祥審二書，頗不相似?！兜颀垺肺墓P豐美，《劉子》文筆清秀；《雕龍》詞義深晦，《劉子》詞義淺顯；《雕龍》于陳言故實多化用，《劉子》于陳言故實多因襲，此又可證《劉子》非劉勰所作矣?！蓖跸壬f《劉子》文筆清秀，其實是溢美之詞，誠如前引黃云眉先生所說，如果說《劉子》文筆豐美，不如說是薄俗或俗艷，清秀則說不上。王先生說劉勰詞義深晦，其實不如說深奧或深隱，更為貼切?？傊瑑蓵墓P絕不相同，謂出一人之手，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楊明照先生早在上個世紀的上半期就已經做過詳細的考證，明確指出《劉子》非劉勰所作，這是大家一致肯定的。因此無論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都沒有把《劉子》作為劉勰著作來看待，這不是他們無知，而是只要有一點文史常識的人，一看就明白它根本不可能是劉勰的著作。學術問題是允許保留自己意見的，但是在沒有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不可以強加于人，更不可以把有分歧、并且多數(shù)人不贊成的觀點，當做定論來加以論述，這就涉及學風的問題了。特別是我們?yōu)閯③闹朴喣曜V，為他寫傳記，就絕對不可以用這種個別人的意見作為根據(jù)。我看到山東有一位出生劉勰祖籍莒縣的先生寫了一本《劉勰傳》，就是肯定《劉子》作為劉勰的著作，來寫劉勰傳記的。我個人認為這是極不嚴肅的態(tài)度。學術界執(zhí)著一種見解的人，當然也可以提出一些根據(jù)，好像主張《劉子》是劉勰所作的人，總會把唐人著錄中有關《劉子》是劉勰所著的說法拿出來一樣，但是，不應該把否定這種說法的別的材料扔在一邊，或毫無根據(jù)地否定對自己不利的材料。其實，現(xiàn)在再去討論《劉子》是否為劉勰所作已經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再去繁瑣地爭論這個問題?？隙ê头穸ǖ碾p方都已經說得很充分了，在沒有新的證據(jù)之前，各自可以保留意見。然而大多數(shù)學者不認為《劉子》是劉勰所作，說明這只是不能確證的少數(shù)人意見。因此，寫劉勰的傳記是不可以把沒有確認的事情當做事實來杜撰的，所以我認為像三秦出版社出的《劉勰傳》，是不妥當?shù)?，也是不應該提倡的。這樣的書只能對一般讀者起到誤導的作用，說得不好聽一點是對劉勰的一種褻瀆。學術界對一種沒有確鑿證據(jù)、不能為多數(shù)人同意的見解，只能保留存疑，暫時仍維持傳統(tǒng)的一般認識，決不可以依此來為歷史人物寫傳記，我想這應該是最普通的常識。不過我們現(xiàn)在學風不正，欺世盜名的現(xiàn)象，變得見怪不怪了，有什么辦法呢！這里我還想要說的是：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的第一任會長張光年先生在有的研究者提出《劉子》是劉勰所作問題時，確曾在安徽屯溪的學會年會上表示過同意這種看法，《文心雕龍學刊》第五期發(fā)表了他在會議上的講話稿。光年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前輩詩人，又是最早把《文心雕龍》論創(chuàng)作的篇章譯成現(xiàn)代漢語的文學家。他熱心地關懷年輕人、關懷后輩研究者，支持他們提出的見解，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都非常地尊敬他，但是他畢竟是著名的詩人和作家，而不是專門研究古代文史的學者。他同意《劉子》是劉勰所作，只是出于對劉勰的熱愛，對研究劉勰和《文心雕龍》者的鼓勵，而并沒有專門對《劉子》的作者進行過考證和研究。關于光年先生在會議上的講話，我記得在會下曾和王元化先生專門交談過。王先生和我談得很投緣，看法也很一致。王先生和光年是交情深厚的好朋友，對光年先生的看法，只是非常幽默地微笑著對我說：“他是一個非常熱情的詩人！”所以，我認為如果一再把光年先生那次會議上的幾句話反復征引，作為《劉子》是劉勰所作的根據(jù)，只能給人以拉大旗做虎皮的感覺。這對光年先生也是不恭敬的。

注　釋

〔1〕　楊箋最初發(fā)表于1941年《文學年報》第七期，后收入1958年《文心雕龍校注》。1979年作了重大修改，發(fā)表于《中華文史論叢》，后收入1982年《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又有修訂。

〔2〕　1988年巴蜀書社出版。

〔3〕　王著見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初版、1979年增訂版《文心雕龍研究》，李著見見臺灣“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斠詮》。

〔4〕　臺灣學生書局的華仲麟《文心雕龍要義申說》，1998年出版。臺灣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叢書，王金凌《劉勰年譜》，1976年出版。

〔5〕　《文物》1977年第6期。

〔6〕　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7〕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8〕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

〔9〕　慧皎《高僧傳·超辯傳》：“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后還都止定林上寺。……以齊永明十年終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佑為造碑墓所。東莞劉勰制文?！?/p>

〔10〕　《劉勰卒年考》發(fā)表于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評論叢刊》第一輯，《再談劉勰的卒年問題》發(fā)表于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后均收入其《文心識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