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返觀歷史與燭照當下
回眸2007年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沒有吸人眼球的事件、喧于眾口的話題、橫空出世的人物，但是在沉靜的守望中有著不動聲色的暗涌，如同平穩(wěn)堅定的河水向前流走，偶然激起絢麗的浪花，給人以驚喜。
面對一年來的文學成果，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這樣多元化的存在，任何固有的分類和歸納似乎都失去了效力。我們固然也可以用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這樣的文體歸類進行總結，但無疑這對于鮮活生動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場是削足適履，對于非漢語的母語寫作、跨文類體裁、少數(shù)民族特有的文學形式，乃至少數(shù)民族的網(wǎng)絡文學等都無法涵蓋。數(shù)量的眾多又使得把握某個階段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本章僅就2007年產(chǎn)生較大影響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簡單的掃描，庶幾讓2007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地圖粗略地得以顯影。
一、整體風貌
無論從數(shù)量和質量上來說，阿來（藏族）都可以說是年度勞模，不僅陸續(xù)在《人民文學》和《上海文學》發(fā)表“機村人物素描”和“《空山》事物筆記”系列
，而且《空山3》也已露出小荷尖角。最受關注的無疑是新年伊始的《空山2》（包括《達瑟與達戈》《荒蕪》），延續(xù)了2005年《空山1》中的藏地小村秘史“花瓣式”結構敘事。在我看來，阿來的雄心已經(jīng)超出了對于所謂“形容詞”西藏和“名詞”西藏的辨析，而指向一種對于斷裂性的現(xiàn)代性思考，所指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中藏族乃至全國鄉(xiāng)村文化的變遷過程。
《達瑟與達戈》中的達瑟和達戈都是機村的異類，前者是讀書人，名字的意思是“利箭”；后者原名叫惹覺·華爾丹，是個聰明機靈的獵人，但為了愛情離開前景光明的革命道路回到機村之后，卻被他心愛的色嫫視為達戈（傻瓜）。這兩個人雖然性格與行為截然不同，卻是精神上的兄弟，一個待在樹上，一個建造了自己的宮殿，都遠離塵囂與世俗，從理性和感性兩個層面構成了隱喻，代表了機村在這兩個向度上所能達到的極致。優(yōu)秀的獵人達戈為了從伐木場的后勤王科長手中換取一臺電唱機，從而得到金嗓子美女色嫫的愛情（當然是一廂情愿的虛妄），不惜向人類的兄弟猴子開槍，與其他獵人一道成為屠殺猴群的兇手，人類和動物的和諧默契被破壞。隨著鄉(xiāng)村生態(tài)平衡的破壞，山上的獵物漸漸稀少，最后蕩然無存。當沒有了獵物的時候，獵人的悲劇也就隨之發(fā)生，達戈最終與熊同歸于盡。是強大的外來意志誘惑了獵人們，同時也是他們自己的軟弱、自私和愚蠢毀壞了淳樸善良的鄉(xiāng)村狩獵文化信仰。充滿詩意的愛情與充滿血腥的捕獵，以及達戈最后的自我毀滅使我們領略了鄉(xiāng)村狩獵文化謝幕的悲劇力量。而與達戈形成對比的達瑟的無能為力，與達戈和機村人的瘋狂捕獵相較也別有一種審視和批判的意味。
《荒蕪》則將重心放到了機村的兩位“領導人”索波和駝子身上，他們遵從上級不可違抗的荒謬命令，給機村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損失：所有良田頃刻間化為烏有，土地和心靈無奈地走向了荒蕪。他們開始了對外界的懷疑，產(chǎn)生了荒謬和宿命般的感覺。外來意志與機村人的沖突在索波和駝子兩位領導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xiàn)?！斑M步”“運動”“錯誤”“突擊隊”，這些龐大而空洞的詞匯組成了一個巨大的話語系統(tǒng)，牢牢地把機村人捆綁住了。達瑟對于“主義”“先進”“革命”的反思顯得振聾發(fā)聵，而曾經(jīng)被革命主義話語規(guī)約的索波也逐漸成長，由一個浮夸急躁的“上進青年”轉變成了與機村命運血肉相連的帶頭人——生命的堅韌中總混雜著一些愚昧，雖然有絕望但更多的是懷有希望。這里的鄉(xiāng)村傳統(tǒng)農耕文化受外界與人類自身雙重破壞的曲折經(jīng)歷，與當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結合更為緊密，而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機村人渡過難關的故事中，蘊含的宗教神秘文化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語境的沖突，可以看到民族、傳統(tǒng)、民間的魅力雖歷經(jīng)波折而終不磨滅。
《空山3》中的《輕雷》則將豐沛的筆力延伸至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展現(xiàn)了一幅深廣而立體的藏族鄉(xiāng)村圖景，其中的矛盾與沖突、豐富與復雜集中體現(xiàn)在主人公拉加澤里身上：接受過現(xiàn)代教育的拉加澤里的眼界和心氣不同于那些僅僅為了發(fā)財?shù)拇迕駛?，在自甘墮落的同時他也不得不忍受著良知和責任的咬噬。不過在發(fā)財之道上，雖然拉加澤里已逐漸諳熟權錢交易的潛規(guī)則，但最終仍以自己對善惡、強弱的本能理解戰(zhàn)勝了曾經(jīng)茍且的現(xiàn)實人生選擇，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沒有一味“墮落”下去的藏區(qū)青年形象——這也顯示了民族文化底蘊的強大生命力和延續(xù)性。
與阿來拼湊歷史的碎片相似，葉廣芩（滿族）《青木川》也是歷史敘事，不過是通過在現(xiàn)實與過去、當下與回憶的不斷穿梭中完成傳奇故事與人物命運的書寫?！肚嗄敬ā返臄⑹掠扇龡l線索組成：一是曾經(jīng)在青木川剿匪的三營教導員、現(xiàn)已離休的老干部馮明，重回故地打撈關于心上人林嵐的記憶；二是馮明的女兒、作家馮小羽在陪父親重回青木川時探尋土匪魏富堂的故事；三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博士鐘一山，他主要是來青木川鎮(zhèn)東八里考察自認為和楊貴妃有關的太真坪。在視角的不停閃回與映現(xiàn)中，小說向正史之外的歷史縫隙聚光，試圖射照歷史廢墟中的異樣歷史景觀。作者沒有獵艷搜奇，或者用顯微鏡放大某個歷史縫隙處的瑣屑，也不是由逸聞野史等歷史瓦礫拼接的極端敘述覆蓋正史系統(tǒng)的敘述，而是盡可能還原歷史的面貌，讓微弱沉寂的過往發(fā)出聲音，讓大歷史豐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歷史地表：鑒別歷史，激活歷史，給歷史一條多層面、深維度的回返之路?？梢哉f，這確實是一個成熟的作家駕馭橫跨五十年時間歷史題材的運作，一個理性的學者思考古建筑開發(fā)與保護的兩難選擇，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心理學家參解“土匪”對文明的向往、對山外文化追求的復雜人性，一個有責任心的文化人反思歷史功過，一個社會學家對地域、民俗、自然的理解。
另外，由于有著深厚的家族文化、京味文化的積累，葉廣芩對于這方面題材的應用一貫得心應手，之前就有膾炙人口的《采桑子》，2007年再次開始書寫圍繞著北京舊家的戲劇化人生故事?！度龘粽啤贰跺羞b津》都是用京劇里的某個典故映照著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事、情、緣，在舞臺戲劇與真實人生、虛構與現(xiàn)實之間，形成互文性的交錯闡釋。《三擊掌》通過三個“剝衣逐子”的故事，勾連起旗人貴族遺老、民族資本家、紈绔子弟、革命青年兩代人之間的恩怨糾葛，對親情與倫理發(fā)出深沉的感喟，尤其是結尾時將當代社會中的孩子與之作對比，更引發(fā)出對于傳統(tǒng)道德的回味與反思?！跺羞b津》則將漢獻帝被曹操逼宮的故事與日本侵略北京的歷史結合起來，七舅爺和他的兒子青雨這樣與世無爭、怡然自樂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也無法擺脫風雨如晦的外在世界的影響，因此盡管是個人的不幸遭際，卻蘊含著國家民族的悲劇命運。這些小說帶有“原型敘事”的色彩，是將某些具有典范意義的故事進行古今之間的改寫、擴寫與續(xù)寫，筆法細膩，文字清通，富含京旗文化的氣質，形成了特有的典雅與詼諧并重的“京味”風格。從種種勢頭來看，葉廣芩有意將這組小說寫成一個相互關聯(lián)的系列。
薩娜（達斡爾族）近年來對于額爾古納河畔的描寫引人注目，《達勒瑪?shù)纳駱洹贰端{藍的天上白云飄》《山頂上的藍月亮》俱是佳作，可以說構成了互為補充、渾然一體的“達斡爾原鄉(xiāng)敘事”?！哆_勒瑪?shù)纳駱洹?sup>中面臨著洶涌而至的砍伐浪潮，與森林相依為命、和諧共存的達勒瑪老太太無能為力，因擔心死后的歸宿被斧斤的利刃攪擾破壞而憂心忡忡。她想如果早點死去該有多好，趁著鐵軌還沒鉆進安格林森林腹地，沒有喝油的鐵鋸嗡嗡尖叫，沒有蛇皮綠的帆布帳篷遍布林子，就可以放心地離開人世。無可奈何的絕望中，老太太和她的伙伴耶思嘎居然天真地想著去破壞伐木工人的工具，在路上挖坑阻擋運木頭的車輛。這種舉動當然無法阻擋工業(yè)化和商業(yè)邏輯昂首邁進的步伐，達勒瑪最終只能選擇一個人躲進大樹的洞里，求得心靈的歸依和寧靜。《藍藍的天上白云飄》寫的是一個天使般的女孩子貝西在成長過程中墮落的過程。她出生時候爺爺拿回來的暖水瓶和結婚時候丈夫買的收錄機，隱喻了外來文明已經(jīng)逐步進入這個邊緣少數(shù)族群的事實。隨著商業(yè)文化的沖擊，往昔集體的榮譽感被破壞，傳統(tǒng)倫理的堤壩遭到金錢的誘惑與生存壓力的擠壓?；袅_河雖然清澈如昔，達斡爾人的瑪魯神靈卻再也不能解救貝西丈夫朝洛因工負傷后貧困交加的家庭。在做生意的途中，因為商人陳福亮的誘引，貝西的金錢觀念發(fā)生了改變，盡管存在著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然而命運卻不由自主地一步步令人揪心地迅速滑落，無法控制?！渡巾斏系乃{月亮》完全就是個苦難敘事，邊城小鎮(zhèn)上的少年們太年輕了，他們無比年輕的時候便清醒地知道，人的力量太渺小了。而面對命運的力量，人是多么軟弱無力。李小山兄弟四人在無賴的父親李洪文、歇斯底里的母親何景珍、放蕩無恥的鄰居、冷漠自私的鄉(xiāng)親們，以及更無情而又冰冷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的夾縫中，苦苦掙扎卻無力回天?？嚯y敘事在當代作家中并不少見，余華和鬼子都是此中好手，然而這個作品有著切膚的灼痛感和生命的質感，又有著別具一格、元氣淋漓的行文風格，仿佛沾染著來自大興安嶺原始森林的深厚力量與充沛感情。
薩娜的作品透露出明確的原鄉(xiāng)意識，有著對于傳統(tǒng)民族文化在現(xiàn)代性沖擊下潰敗的痛心疾首與悲涼心境。對于達斡爾族這種無論在人口、資源，還是文化上都處于弱勢的民族來說，他們既有的生活在當下就如同齊格蒙特·鮑曼所說，是“廢棄的生活”，他們的文化在現(xiàn)代實用主義的功利價值觀下迅速貶值，因而薩娜的作品就帶有了濃郁的挽歌意味。不過，她的挽歌卻并沒有過多的哀傷，而充盈于作品中的是一種大氣磅礴的恢宏感和直趨情感內核的力度：不事雕琢而自有技巧，沒有浮華而燦爛滿眼——薩娜可能是不應該被批評界忽視的所在。用一位論者的話來說：“薩娜的作品具有獨特的美，她的文字有著草原作家特有的豪邁和壯麗，也有著女作家特有的細膩和優(yōu)美。薩娜的作品豐富了民族文學的創(chuàng)作，她的作品有著獨特的薩滿教精神內核，有著流水般的語言，這種語言風格與達斡爾族的歷史和精神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她的作品為民族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學審美范本。薩娜涉獵的題材廣泛，有現(xiàn)代女性教師的禁忌之戀，有古老薩滿傳說性質的故事，有圍繞薩滿展開的悲歌，她的作品呈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多元化的生存狀態(tài)。不再守著篝火堆喝酒吃肉，而是走入新的生活獲得多種元素豐富自己的生活。這些作品反映了走出和留守草原的少數(shù)民族，曾經(jīng)掙扎于古老和現(xiàn)實之間，在廣闊的草原和擁擠的人群中尋找定位，在新的天地尋找自己的位置。薩娜的作品讓少數(shù)民族的文字和傳說不再以不穩(wěn)定的口述傳承下去，使那些容易被歪曲、馬上要失傳的傳說和故事，以最接近真實的形式流傳下去。”
如果說薩娜的小說是高亢的哀歌，那么白雪林（蒙古族）《霍林河歌謠》就是一曲悠揚婉轉、低回無盡的長調。在霍林河東岸半農半牧的小村子海利斯泰，生活著年事已高的諾日瑪。這個蒙古老額吉象征著草原文化的慈悲與堅韌：年輕時候失去丈夫的痛苦，情人達瓦不愿意結婚的無奈，諾日瑪都安然承受，并將女兒娜仁高娃拉扯大。但是，她也像陳舊的勒勒車一樣隨著歲月的流逝漸漸老去。在偶然的機會中，因為憐憫她救下了垂垂年暮的母牛莫日根，用愛心呵護它生下了小牛查干伊娜，又喂養(yǎng)查干伊娜直到它生崽。在查干伊娜不愿意喂養(yǎng)小牛的時候，她唱起了長調，歌唱自己一生走過的路，歌唱自己的親人，歌唱對村莊的感覺，歌唱那些走去又走來的冬、春、夏、秋，歌唱那天上的星星，歌唱那不停流動的河水。她的歌，囊括了天地間的一切，最終牛也被感動了。這個情節(jié)與蒙古國電影《哭泣的駱駝》（Byam-basuren Davaa，2003）非常相似，諾日瑪就是這樣在平和的堅守中將草原文化的仁愛與堅韌傳承下去，樂天知命，無怨無悔，在日常的平凡中顯示出深沉厚重的底色。
無獨有偶，郭雪波（蒙古族）《穿越你的靈魂之郭爾羅斯》也寫了一個老太太的故事，朝圣徒包爾金老太太帶著孫子阿倫和小馬駒哈倫，一路轉山磕長頭朝圣，而乞丐王巫楞嘎卻虐待自己的孩子耗子以騙取慈悲的信徒們的錢財。包爾金甚至在知道巫楞嘎的惡行的時候，也依然為他祈禱。善惡到頭終有報，最后壞人自食其果，耗子也被老太太收養(yǎng)了，看似簡單的因果循環(huán)，背后是樸實無華、貼近大地的價值觀念。馬步升的《知情者》說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內底里卻是極度的溫情。改改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在上山砍柴的時候將他推下山崖，放羊娃索索目睹一切，出于憐憫，在不能撒謊又不愿意出賣可憐女人的情況下，裝了20年啞巴，直到改改年老死去，才放聲高歌。這種底層的厚道與俠義，正是支撐鄉(xiāng)土中國數(shù)千年來的精神支柱。
面臨急劇消散的鄉(xiāng)村場景，許多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故鄉(xiāng)的回憶。在似真似幻的敘述中，如煙的往事和逝去的故人一一閃現(xiàn)，營造出來的氤氳氛圍成為絕佳的逃避之地、容身之所?！熬拖駮r間會使一些日用家常的器皿成為文物一樣，時間也會使一些草民百姓顯得不平凡起來。聽人述說陳年舊事，我們常常能感覺到一些傳奇色彩和藝術魅力。時間湮滅著一切，但也允許某些湮滅的存貯于人們的記憶中，并將這些記憶藝術化。從這個角度說，歷史的也即藝術的?！?sup>石舒清（回族）近年來就致力于這方面的寫作，《鄉(xiāng)村筆記》中《二爺》里面的外太太、仗義的脫姓老人、浪子般的外太爺、皮匠外爺……這些小人物在大歷史中游離與黏附的命運，浮現(xiàn)出另一種歷史的記憶。二爺原本是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yè)的學生，后來在“文革”的世事顛簸中，學得最精的卻是熬魚湯和糊頂棚，但是他秉性的散淡與從容卻賦予了這種經(jīng)歷以某種形而上的趣味，如同汪曾祺回憶故鄉(xiāng)高郵的一系列小說那樣具有悠長的韻味?！独显骸?sup>中帶有神秘與碎片色彩的記憶，還有《口弦的記憶》，這些都是鄉(xiāng)土文化修養(yǎng)所儲蓄的利息，在樸拙與含混的筆法中，有著別開生面的美學效果。
在書寫鄉(xiāng)土記憶的時候，文體的界限往往難分難解，小說抑或是散文相互雜糅。了一容（東鄉(xiāng)族）《民間敘事》就講述了“我”回故鄉(xiāng)途中遇到一個挖土豆的老奶奶講的故事，老奶奶舅爺一家人死去的故事透露出在世不易的感喟和人世滄桑的通達。葉梅（土家族）的“恩施文化小說”系列頗為引人注目，《恩施六章》中主人公在北京回望舊鄉(xiāng)，有關清江、五峰山、甘溪山、梭布埡、太陽河、龍船河……這些名不見經(jīng)傳的故土風物在異鄉(xiāng)人的眼光中，也打上了溫馨的色彩。烏熱爾圖（鄂溫克族）在出道的時候以小說聞名，如今轉向了對于民族風土歷史、民俗文化的探求和發(fā)掘，比如《敖魯古雅祭》。在《穿行在澳大利亞的北部地區(qū)》中，借鏡阿納姆地保留地的原住民政策與文化，給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一個域外少數(shù)族裔的啟示。白朗（納西族）《月亮是麗江的夜鶯》也是試圖通過人文歷史的追述，打撈起歲月的碎屑，挽留住必然要失去的東西，因此這個夜鶯就不是濟慈的夜鶯，也不是安徒生的夜鶯，而是麗江巨大變遷的見證者。
與民族記憶、文化記憶、鄉(xiāng)土記憶、個人記憶不同的是，也有另一類型的集體記憶，那就是革命英雄傳奇。鄧一光（蒙古族）《天堂》中就塑造了解放軍三一三師師長烏力圖古拉這樣一個高級將領的形象，在挺進中南的戰(zhàn)役中，他遇到了南下干部先遣團的副隊長、克里米亞韃靼人薩雷·薩努婭，直爽粗魯?shù)臑趿D古拉主觀認為自己和薩雷結婚就可以國際團結、民族團結，于是將入城和婚禮一塊兒辦了，兩個人從此成了歡喜冤家。戰(zhàn)爭的血腥與殘忍也使人成長，最終在解放海南島和進攻臺灣的過程中，成就了一段啼笑因緣。郭雪波（蒙古族）《成吉思汗劈刺》則講述了一位蒙古武士孤狼南烈的傳奇，“成吉思汗劈刺”在小說中已經(jīng)不僅僅是某種格斗的技巧，而是融合了蒙古文化的積淀和象征。革命英雄傳奇故事不以敘述深度見長，而在敘述力度上用力，有著大氣粗糲、悲壯雄渾的美學風格。類似題材在近年來的影視及文學作品中都有復興的跡象，這是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在和平時代的大眾內心隱約的英雄渴望。
應該說，上述歷史題材的變形、演化、推衍、嬗變都明確地指向了現(xiàn)實語境的訴求，所有的歷史敘述無疑都有個當下的指向。而另外一些直接以現(xiàn)實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也各呈特色。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于曉威（滿族）《厚墻》，這是個進城的民工少年殺死雇主的故事，情節(jié)本來很簡單，但是作者通過細節(jié)的巧妙穿插、心理的前后對照，將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隔膜有效地呈現(xiàn)出來，而并沒有做任何倫理上的評判。知青下鄉(xiāng)與農民進城，兩個時代的兩種命運都充滿了無奈與荒誕意味，作者沒有將批判的筆鋒落在個人道德層面，而是通過文化差異的展示，對這個人性中惡的成分在重重隔膜中將善的本能掩蓋，釀生出出乎意料的悲劇的故事做了深一步的挖掘。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現(xiàn)實，折射的是“三農”問題與都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從而具有濃烈的現(xiàn)實感和批判力度。《夜色荒誕》中廣告小業(yè)主“我”在深夜邂逅借電話用的陌生女子“潔”，在撲朔迷離的情節(jié)與欲彰又隱的敘述中將青春、背叛、荒謬等主題羼雜于一起。于曉威的《惡訊》里公交司機對于庸常生活試圖超越而終究不得的無奈；《今晚好戲》中的一種無聊迎合另一種無聊，都是都市里的市民日常情緒與生活的展現(xiàn)。所有這些小說都在平實的刻畫中透露出高超的藝術技巧——故事都是差不多的，卻各有各的講法——這也正是小說作為一門藝術最基本的要求。
金仁順（朝鮮族）作為女性作家，其小說有著明顯的關注女性命運的意識?！对迫浮?sup>寫一個美女大學生在韓國商人和校園帥哥之間首鼠兩端的故事。是成為被富商包養(yǎng)的金絲雀，還是做一只在青春美夢中歌唱的云雀？這樣的故事似乎老套，然而，富商年老卻體貼，帥哥英俊卻冷漠，這份對男女情感的微妙體味，體現(xiàn)了當下女性對于情感與金錢的兩難抉擇?！斗路鹨老 ?sup>通過梁贊和新容這一對年輕人的微妙情感，牽扯出新容父親蘇啟智和徐文靜的師生戀，而當蘇啟智在胃癌死后，黃勵、新容母子與徐文靜之間恩怨的化解，顯示了人生戲劇性背后支撐著的堅實基礎是寬容、同情、悲憫和愛?！督酃Ｖ{》中忠赫與春吉、秀茶二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也終于在白首重聚時相逢一笑，體現(xiàn)了相似的主題。
《西藏文學》第4期重點推介了班丹（藏族）的系列作品《星辰不知為誰隕滅》《陽光下的低吟》《面對死亡，你還要歌唱嗎？》《文學讓我綻放笑容》等。班丹不僅在翻譯上頗有建樹，而且手操兩副筆墨，用藏、漢雙語寫作。“文革”是令人發(fā)怵的一個劫難，以此為背景，作者向讀者講述兩個出身“不好”的年輕人的坎坷命運，這就是《陽光下的低吟》的故事。人都會失去親人、朋友，面對死亡，活著的人只能存活于無盡的悲思和緬懷里?！睹鎸λ劳?，你還要歌唱嗎？》就是活著的人面對死亡所表現(xiàn)出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的表述。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星辰不知為誰隕滅》，講述的是在繁華都市中，厭倦了現(xiàn)代文明的藝術家到西藏尋求精神家園的故事，然而采取了本地牧民的敘事者視角，從而使得整個故事的口吻變得極有反諷意味。作為向導，“我”帶著女攝影家和男詩人去攀珠峰。一路上，他們不停地對藏族文化指手畫腳、任意臧否，還提出了很多叫“我”難以容忍、不屑回答的問題。而最讓“我”受不了的是，他們問“我”這地方有很多一妻多夫家庭，這些家庭受到法律的保護嗎？政府管不管？他們的房事怎么安排？會不會發(fā)生爭端？妻子能不能把跟丈夫們的關系處理妥當？兄弟之間會不會為跟妻子同床而打起來，打出人命？有了孩子后，孩子們知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會不會告訴孩子們各自的父親是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對于“我”心理活動的大段展示有著一箭雙雕的目的：一是如同薩義德引用馬克思的話所說“他們不能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代表”，“我”因為漢語不行，無法暢快地與外來者進行交流和辯駁，只能在心里將一切進行批評和解構；二是將外在表現(xiàn)的和善和近乎笨拙以及內心中的敏感與犀利之間鮮明的對比呈現(xiàn)出來，在二者的張力中將差異文化間理解的艱難與互補的主題凸現(xiàn)無遺。
在關仁山（滿族）等人掀起新寫實主義沖擊波的時候，孫春平（滿族）實際上也一直在進行類似的探索，近年來的作品愈加側重故事的傳奇性，《守口如瓶》就講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吉水縣因為產(chǎn)鉬礦，引起了濫采濫盜和非法選礦，造成了國有資產(chǎn)的流失，新上任的縣長呂忠謙面對險惡的社會環(huán)境，自覺無法障川東流，居然選擇自傷報假案，以求調離此處。真相在高局長和“我”一步一步的調查下慢慢浮出水面，有意味的是結尾的時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隱瞞了實情。其中透露出來的同情的理解，讓人感受到現(xiàn)實的沉重與艱辛。
與孫春平著力經(jīng)營都市、官場、市民的現(xiàn)實處境不同，潘年英（侗族）更多矚目于民族鄉(xiāng)土在當下的命運，2007年他相繼出版了《塑料》《走進音樂天堂》《昨日遺書》《金花銀花》。小說集《金花銀花》可以算其中的代表，《桃花水紅》《金花》《銀花》《兄弟》《崩潰》集中寫了黔東南鄉(xiāng)村中人物在現(xiàn)代文化中的遭際，揭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直指冰冷而又平常的現(xiàn)實。這是一種純粹的寫實，完全沒有超越的企圖，似乎作者僅僅是為了給急劇變化中的少數(shù)民族邊緣文化做一個立此存照的記錄。與之相似的是楊曦（侗族）的《歌謠與記憶》，這是一個帶有人類學筆記色彩的游記散文，從宰麻、加所、宰蕩、豐登、苗蘭、大利、宰南這黔東南一線的寨子走過，在歷史追溯、現(xiàn)狀寫照、人文反思中透露出作者深沉的愛戀與惋惜。應該說近幾年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中，故土的鄉(xiāng)愁沖動是個書寫熱點，當然家園的回想與淪陷的主題在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史不絕書，但是當下的文學書寫更帶有在政治、經(jīng)濟、資訊乃至生活方式上全球性一體化沖擊中的斷裂性傷痛：民族傳統(tǒng)在無可挽回中走出田園牧歌式的場景，直面真實而又冷酷的挑戰(zhàn)，前途未卜，卻是歷史的必然。
少數(shù)民族詩歌在2007年也取得了一些收獲，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本土本族作家言說本土本族故事、歷史、文化、情感的價值取向。比如魯若迪基（普米族）《詩5首》《草原（組詩）》《魯若迪基的詩（組詩8首）》《惟一的骨頭》《瀘沽湖及其他（組詩11首）》。曹翔（普米族）還出版了詩集《家鄉(xiāng)的瀘沽湖》，如同回族詩人馬紹璽所說，在曹翔的筆下，瀘沽湖不是一個可以用無限矯情去撫摸、用各種彩色照片去回憶的“女兒國”，而是一塊需要用智慧和勤勞耕作、用汗水和生命才換得生存的埋著祖先的被稱作家鄉(xiāng)的土地，他寫的是此地的“生活者”，而不是“旅游者”。葉梓、李滿強選編的《九人行——甘肅70后詩人詩選》中收錄了剛杰·索木東、扎西才讓的較多作品。他們在《詩刊》《散文詩》《散文詩世界》還發(fā)表有大量作品，詩人阿拉旦·淖爾（裕固族）、娜夜（滿族）都有較為不錯的新作問世。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詩人和作家在網(wǎng)絡開設個人博客，比如白瑪娜珍（藏族）、阿庫烏霧（彝族）開設的個人博客，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才旺瑙乳（藏族）總編的藏人文化網(wǎng)，成為一個重要的平臺，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藏族作家、詩人，比較活躍的少數(shù)民族青年詩人有嘎代才讓、王小忠、維子·蘇努東主、仁謙才華、德乾恒美、尕旦爾、卓倉·果羌、巴桑、道吉交巴等人。由此可見，少數(shù)民族詩歌的書寫方式并不限于單一的紙質載體，已開始向網(wǎng)絡乃至其他媒介衍生，這也可以說是新世紀以來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新動向之一。
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母語創(chuàng)作也很繁榮，藏語、維吾爾語、朝鮮語、彝語、蒙古語文學創(chuàng)作都有較多作品，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影響較大，但是囿于傳播范圍有限，漢語文學界所知甚少。目前民族語、漢語雙語的翻譯工作依然不是很充分，不過這個問題已經(jīng)引起較多作家、批評家和學者的關注。2007年9月4日至5日，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翻譯筆會在延吉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少數(shù)民族翻譯家和作家歡聚一堂進行了研討和交流，其間成立了新疆作家協(xié)會翻譯家分會。10月23日，新疆第十六屆“汗騰格里文學獎”頒獎典禮在京舉行，共獎掖了來自新疆的30位使用維文創(chuàng)作的作家。母語文學往往更能體現(xiàn)一個民族的文化根性和特質，也是文化多樣性的最佳體現(xiàn)，應該說這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對于中國文學最獨特的貢獻，少數(shù)民族翻譯文學的重要性逐漸被意識到，對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都是一件幸事。
從文化地理上來看，2007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在東北、西南、西北等地分布比較均勻，這里主要擷取的是那些用漢語創(chuàng)作，并且在公眾閱讀視野中頗受矚目，或者形成了自身特色與風格的作家作品。上述的掃描也可以看出，2007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圍繞著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張力進行書寫，當然這樣的題材規(guī)劃顯然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創(chuàng)作，不過卻標明了一種發(fā)展趨勢和主流風貌。盡管55個少數(shù)民族文學都各有其特性，誰也無法完全代表誰，然而他們都是生活在社會意義之網(wǎng)中，有著不可能擺脫主流話語的時空限制和詹姆遜所說的“政治無意識”。可以說，各個少數(shù)民族文學就如同無數(shù)向心的拱梁一樣，在多元中構造和諧、在差異中和而不同，共同形成了中國當代文學風姿各異、譜系多樣的風景。
二、雙重家園
像一切檢視成果的行動一樣，回望一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事實上是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新出現(xiàn)的作家、作品紛繁復雜、良莠不齊，從體裁、題材、數(shù)量、質量都難以給予一個特定的衡量標準，尤其是對于有著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學淵源，其中又充滿交流融匯的多民族文學來說，更是如此。在上一節(jié)概覽2007年度少數(shù)民族文學總體風貌之后，本章接下來將對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做一個回顧，因為中短篇小說往往最切近地顯示出一個年度小說創(chuàng)作的生動氣息和變化態(tài)勢。所有的歸納必然是規(guī)約的，會在凸現(xiàn)一部分的同時遮蔽另外一部分內容，不過這是必不可少的切割，通過這種總結，我們可以大略觸及某個事物的概況與形狀。2007年的少數(shù)民族中短篇小說如同任何一個平常年頭一樣，并沒有特別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過在平淡的前行中依然有著讓人振奮的力量，許多主題在繼續(xù)，新的視角在開拓。種種跡象表明，少數(shù)民族小說在堅守中隱隱透露出求新求變的勢頭。就我個人的閱讀經(jīng)驗，本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中短篇小說可以提煉出5個關鍵詞：家園、事實、溫情、傳奇、問題。
文學寄托著人們的鄉(xiāng)愁沖動，尤其在這樣一個浪漫的詩意傳統(tǒng)日益淪喪的時代。對于更多處于邊疆、邊遠、邊緣地帶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來說，這種感受尤為強烈，因此關于大地、自然與懷舊的主題與意象始終是近年來少數(shù)民族小說縈繞不去的書寫主潮。這是一個似乎陳舊但永遠不會過時的主題：在書寫想象中的家園時，它就帶上了精神家園的意味，因而是雙重意義上的家園。
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維吾爾族）《心山》寫幾個兒童在尋找“心山”的過程中死去，而外來的開發(fā)者卻在試圖挖掘古墓發(fā)財。“心山”在文本中不光是孩子們純潔心靈的象征，也是往昔美好家園的孑遺。何炬學（苗族）《回到蓮花榜》中的“蓮花榜”也是一個類似的象征意象，在這個散文化的作品中，父親對于蓮花榜的令人費解的舉動，印證了難以言說的精神焦慮。薩娜（達斡爾族）《拉布達林》中拉布達林是額爾古納河邊上的一個小漁村，是柳根嬸和女兒柳梅生活的地方，柳梅跟魚販子到外面闖了一番，終究熱土難離，又回到了生于茲長于茲的漁村。對于鄉(xiāng)土的眷念與深情，超越了現(xiàn)實物質利益和功利企圖的誘惑，具有難以用理性評判的精神向度。
家園的懸想不僅僅在現(xiàn)實中的故鄉(xiāng)、田園、牧場，也流淌于人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場域。雪靜（滿族）《城里沒有麥子》中出身城市的大學畢業(yè)生鄭小萌到山村支教的過程中才真正了解到社會底層的苦難。為了給山里的孩子修一座橋，以便他們能夠過河上學，她重返城市找到自己的前男友、繼父、父親等人求助，但一無所獲。后來終于打動了一個記者隨同采訪，也寫出了報道，可兩年后鄭小萌又一次返回城市了，進入一家外企做秘書，還是為了掙錢修一座橋。這是個讓人心酸的故事，現(xiàn)實中這樣的故事并不在少數(shù)。小說有力的地方在于，作者并沒有將希望寄托在某個人的善心上，而是無情地擊碎了主人公一個又一個的幻想，讓世界的殘酷一點一點展現(xiàn)在鄭小萌和讀者面前。放棄了一切幻想之后，唯一能支持鄭小萌的就是鄉(xiāng)村那純潔月光下的麥子，這種家園意象具有歸屬意義，使得努力和掙扎都找到了寄托。周建新（滿族）《翅膀上的二弟》說了一個現(xiàn)代版長兄如父的故事，事實上作者的意圖很明白：慣子不孝，肥田收癟稻。這是個很老套的故事：忠厚有擔當?shù)母赣H是家族的大哥，所以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有義務幫助家族里所有的人，尤其是無能又沒有任何進取心的二弟及他的兒子。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無私奉獻，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徒勞無益的失望，他的耐心是那么經(jīng)得起考驗，以至于讀者都幾乎要忍不住了，因為誰都可以看出來他的努力總是會竹籃打水一場空。當最后父親終于領悟到了不應該無限制地縱容一個廢物和懶漢的自私與無恥時，事實上已經(jīng)沒有意義了。所以，小說實際上在傳統(tǒng)的故事、傳統(tǒng)的人物和傳統(tǒng)的道德背后寫的是一種“執(zhí)”。這種“執(zhí)”是對于傳統(tǒng)倫理的固執(zhí)抑或是執(zhí)迷不悟。不過，無情的現(xiàn)實終究摧毀了父親的倫理訴求。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對于父親的失敗敘事是對于舊式情意的一種哀悼。石彥偉（回族）《把我的錢給我》很短，一個圈套，一個人品，一次心猿意馬，一場心甘情愿的騙局，其中可以看出回族大闖爹恪守一個穆斯林精神家園的道德品行。
更多的時候，作家們通過象征來完成對于已逝和漸逝的家園的憑吊。希儒嘉措（蒙古族）《風骨》通過蘇納木老人說的關于馬的一段往事，濃墨重彩地烘托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主題。黑公馬與老虎搏斗的片段酣暢淋漓，但是因為人為因素的介入——巴音倉和軍官剪去了馬鬃，以為可以幫助馬戰(zhàn)勝老虎——導致黑公馬的悲慘死亡。這實在是個恰到好處的隱喻，人出于自身的狹隘想法，自以為是地改變自然，卻不知這恰恰損害了自然的“風骨”、自然的精神，破壞了自然的和諧，必然要付出代價。小說筆力雄健，渾然天成，攜帶著草原文明最后的雄風與氣勢。與之形成對應的是遙遠（蒙古族）的《白馬之死》，原本馳騁于草原的白馬被攝影師和她的丈夫帶到了城市，對于自由的向往、對于家園的渴望使它終究不能忍受羈絆，死于逃奔的途中。城市在白馬面前暴露出其脆弱可憐的怯懦，如此的對比顯現(xiàn)出作者鮮明的情感愛憎與價值取向。
烏雅泰（蒙古族）《沙原夜話》寫的是報社記者烏恩齊在夜行沙原時候的一次心靈對話，暴露出在日常偽裝下現(xiàn)代人內在自我的分裂：情欲和對情欲的壓抑、作假和對作假的維護、投機和對投機的認同……這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現(xiàn)代性癥候，在層層偽裝下人們都帶著僵硬的盔甲活著，只有朦朧的夜色和空曠的沙原才能短暫地向天地展露一下難得的真實。是現(xiàn)實的無奈，還是人性的悲哀，精神家園的失落？小說提供了一個讓人思索的契機，讓我們得以反思包含在我們自身的幽暗角落，較之阿理（回族）的《地下的聲音》一個罪犯拷問自身的內心獨白更加具有社會的深度與廣度。
三、事實與現(xiàn)實
美好的鄉(xiāng)土愿景在遭遇殘酷的現(xiàn)實時總是面臨衰竭的危險，不過這種衰竭恰恰帶來了作家在書寫時的豐盈。少數(shù)民族文化遭逢現(xiàn)代工業(yè)化、商業(yè)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沖突，矛盾和瀕危的處境為作家們提供了幾乎無須過多揀選的題材，現(xiàn)實永遠比虛構更具有戲劇性和沖擊力。一大批扎根于民族生存處境現(xiàn)實的作品，在現(xiàn)實主義深厚傳統(tǒng)的滋養(yǎng)之下，以其不動聲色的犀利和鋒芒戟指文明時代無可回避的事實。從創(chuàng)作實績上來看，直面少數(shù)民族現(xiàn)實生活和生存處境的作品盡管可能在藝術手法上還未必盡善盡美，但是其筆鋒間蘊藏的力度已足以證明其意義。
呂金華（土家族）《新年好啊新年好》以細致透徹的筆法刻畫了皇甫澤這樣走出大山的第一代人的中年危機。捉襟見肘、高不成低不就的城市小職員生涯磨損了一個山野之子原本的壯志豪情，而這種理想主義的氣質在過年回家的鄉(xiāng)情與現(xiàn)實的變遷中被激活。小說流露出來的扎實與穩(wěn)健顯示了現(xiàn)實主義風格的恒久價值——貼近大地與人性的真實永遠不會過時。向本貴（苗族）《栽在城市的樹》寫的是農民工的故事，周大樹和吳福都是有缺點的農民，面對著其實并不喧嚷的縣城也手足無措，他們在自我感覺中放大了城市的神秘莫測和威懾性的權力，卻是源自自身的卑微處境。馮副局長那樣一個城市里的平常人都能夠輕蔑地認為他們這些農民根本都算不得平等的公民，而不過是個“栽在城市里的樹”。人的非人化觸目驚心地展演了社會變遷過程中根深蒂固的城鄉(xiāng)差別。而在最基本的生存追求中，吳福這樣貌似卑賤的農民卻閃現(xiàn)了優(yōu)于所謂高貴的城里人的優(yōu)秀品質，在溫和的敘述中，小說顯示出它深刻的批判力量。
不少作家站在生活的真實面前，沒有像時下種種時尚書寫那樣閉上眼睛，這樣的作品延續(xù)了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可貴傳統(tǒng)，比如了一容（東鄉(xiāng)族）《林草情》寫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下，曼斯從開荒造林到退耕還林，再到毀林返耕，最后又一次封山育林，社會的大變遷似乎在一次一次地循環(huán)往復，卻并沒有得到螺旋式的上升。在這樣世事輪回的大背景下，作為個體的每個人似乎都難以逃脫隨波逐流的命運，這個時候模子的堅持就顯得難能可貴。他對于樹木與青草的愛與呵護并非如同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劃，也不是國際環(huán)境組織的生態(tài)意識，而是發(fā)自內心的一種對于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的本能。與毀林造林的情節(jié)并行的是模子個人的情感遭遇，太過平凡的鄉(xiāng)土愛情模式，雖然有悲傷、哀戚，卻并沒有戲劇性的結局與轉折。作者以一種寬容的悲憫平靜地展示了時代生活與個人命運之間的變與不變、常與無常。羊角巖（劉小平，土家族）《一滴水消失于清江》屬于那種讓每日端坐在辦公室中的人們感到慚愧的小說，它通篇說的其實就是兩個字：“草根”。山民田志龍是個負責的父親、勤勞的農夫、稱職的礦工、忠厚的鄉(xiāng)親，但是他的命運卻不由自主地走向晦暗，僅僅因為他是個平民。為了女兒的前途，他不得不冒著生命的危險到小煤礦打工，在受傷后怕妻子擔心也只能編個謊言搪塞。讓人憤怒的是，當田志龍的侄子艾小虎在礦難中死去的時候，卻被黑心的經(jīng)理隱瞞事實，恐嚇壓榨，連正常的賠償金都得不到。這就是觸目驚心的底層社會的現(xiàn)實，作者直面冰冷與黑暗的勇氣使得這篇并不出色的作品具有了讓人尊敬的品質。
何鳥（彝族）《誰聽我傾訴》讓人耳目一新，小說通過憨子的內心獨白鋪寫了一個讓人心酸的故事。在持續(xù)性的外界剝奪中，憨子逐漸一無所有，父母因為貧困死去，兒子阿山被山背后的趙家人打死，啞巴妻子瘋了，阿山被殺得到的賠償金卻收不回來。在絕望的處境中，憨子殺死了兇手，卻被關進了監(jiān)獄。小說透露出地獄般的晦暗與壓抑，僅有的幾絲光明旋即被沉重的現(xiàn)實所掩蓋。憨子似乎說的是瘋話，但正如魯迅《狂人日記》一樣，指向的卻是現(xiàn)實社會。面對陰云密布的故事，讀者幾乎都不由得隨著作者的敘述指向一個追問：究竟是什么把憨子逼上了如此的絕境？李惠善（朝鮮族）《禮花怒放》涉及跨國打工人員所面對的種種情感、生活變異，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在打工文學、邊緣題材、底層敘事中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楊家強（滿族）《在大山里行走的女人》則暗示了農民的另一條道路，曉晴原先一心希望戀人楊亮能走出大山，但是在沉重的現(xiàn)實面前，她拒絕了依靠男人，拒絕了也許唾手可得的來自王大鵬的幸福生活，而選擇了獨立的道路——進山采藥。盡管前景充滿不確定因素，但是年輕人的進取意識，使得小說充滿信心和健康的亮色。
此外，覺乃·云才讓翻譯的南色（藏族）《三代人的氆氌袍》（1987年）如今看來依然并不過時：果曼龍珠家傳了三代、視為珍寶的氆氌袍在年輕人眼中已經(jīng)是不合時宜的過時標志了，一個微小的事物就折射出現(xiàn)代性的追求。這篇翻譯小說提醒我們，少數(shù)民族的本土母語寫作被介紹到漢語語境中的依然不多，而事實上，它們的許多文學探索與主流文學有著共通性和延續(xù)性，這在后來的評介與研究中無疑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四、溫情何為
家園不可避免淪陷于時代，現(xiàn)實帶有濃郁的沉重與壓抑，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也許就是唯一穩(wěn)靠的棲息地了。像一切經(jīng)歷轉型與變遷的時代一樣，人類的愛與情感總是最后回歸的港灣。我在2007年的少數(shù)民族小說中看到的溫情似乎在言說著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個無所憑依的時代，溫情何為？
阿云嘎（蒙古族）《粗人柴德爾的短暫幸?！?sup>講述流浪多年的柴德爾心靈已經(jīng)飽經(jīng)滄桑，然而就在他疲憊不堪地走到蘇木的時候，突然有了穩(wěn)定下來的念頭，因為一個需要關心的小女孩烏仁薩娜喚起了他心中久違的溫情——她的父母在城里打工，爺爺也去世了。他的生命似乎因為這個女孩的出現(xiàn)有了起色，他熱心地照顧她，還與蘇木食堂的管理員通嘎產(chǎn)生了情義。然而，當女孩的母親從城里回來，帶著城市造成的冷漠與隔閡將她領走的時候，柴德爾剛剛建立的脆弱的精神世界坍塌了，他只能繼續(xù)無盡的流浪之途。這是溫情烏托邦的建立與坍塌，讓人體味到現(xiàn)時代人世間的無奈與悲涼。
冉冉（土家族）《離開》賡續(xù)了沈從文、李稢人、孫犁等人的白描手法，近乎零度的敘事中講述的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楊立誠和杏子同居，還撫養(yǎng)著杏子可愛的傻女兒朵朵，青梅竹馬的女友老咪在城里做妓女，楊立誠在和誰結婚之間舉棋不定。這時候杏子懷孕了，城里的老咪也懷孕了，并且感染了艾滋病。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本來棘手的問題反而得到了完滿的解決，楊立誠和杏子搬到城里打工并照顧老咪，盡管杏子和老咪的孩子最后都流產(chǎn)了，剩下的四個人倒是達成了諒解，一起回到了鄉(xiāng)村。平靜敘述中透露出來的悲傷故事有著縈繞不去的感人力量。作者沒有做簡單的價值評判，連情欲也被描寫得純凈異常，苦難的生活陰霾也掩蓋不了堅實的生活本身，觸動人的是文本中包蘊的恒久不變的溫情體恤之美。類似的是馮昱（瑤族）《棲息在樹梢上的女娃》，這是一個帶有奇幻色彩的現(xiàn)實故事。所有出現(xiàn)在小說中的“正常人”都是世故、自私、貪婪、邪惡、狡詐、卑鄙的，除了瘦弱的“我”和被人鄙視的傻六，然而恰恰是這樣兩個被環(huán)境擠壓得幾乎沒有生存空間的人保留了天真、純樸、善良和愛。木薯是個極端卑劣的父親，雪梨是淫蕩無恥的母親，黃山羊是奴顏婢膝的村長，黃鎮(zhèn)是道貌岸然的官員，這些人只知道欺壓良善、破壞祖輩留下來的山林?！拔摇睙o法在地上求生，只能棲息在樹梢上，以避免傷害，但還是難以逃脫被黃鎮(zhèn)強奸的命運，趕來的警察卻栽贓嫁禍給傻六，最終將“我”逼死。陰郁的色調始終籠罩在小說的敘事中，讓人從心底里升起寒冷與凄涼之感。無涯際的晦暗中，似乎只有傻六對“我”的一點真情才是唯一燭照這塊被唾棄的山地的光明，樸實的情感成為最后的生命依托。
陳孝榮（土家族）《科老的故事》以科老在祭奠死去的老伴喚香兒的現(xiàn)實與回憶交織的敘事中展開，在不斷的追憶中，科老的一生浮現(xiàn)在讀者面前。一家人原本在一個叫做馬家沖的寨子中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那時候科老還是科娃兒，一天他爹撿回了一個流浪的女孩喚香兒，成了他的媳婦。但是幸福的生活還沒有展開，就因為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斷，因為被輪奸，喚香兒精神失常了，直到晚年在科老母親的死中受驚嚇才恢復，這中間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痛苦光陰，但是一家人不離不棄。在最后的晚年歲月中科老終于和喚香兒過上了一段平靜的生活，夕陽無限好。小說通過人物的內心敘事，緩緩道出他們苦澀但并不絕望的生命遭際，且在酸楚之中始終洋溢著作家特有的倫理溫情。這是個非常平常的人生悲歡，卻包含著作者極大的悲憫之心，也許最是平常的也才裹藏著最是實在與醇厚的道義和韌勁。徐培春（哈尼族）《古道》寫的是茶馬古道上的一段未了情。馬幫頭唐加順和驛站的女老板馬潤蘭之間帶有古風的、熱烈而純潔的愛情讓充滿苦難和悲傷的古道也帶有了一些熹微的光芒，盡管這是個憂傷的故事。謳陽北方（回族）《穿過歌聲的門》寫在愛情與命運的重重苦難當中，鄧玉春和許文軒經(jīng)歷的無可奈何的辛酸與磨難。在這種習見的苦難敘事中，歌聲如同一縷陽光給他們愁苦的生活帶來了一點色彩，唯其如此，才會有不放棄的勇氣吧。小說透露出來的不可磨滅的浪漫主義光輝穿越了世俗平庸與辛苦波折，在閱盡滄桑后依然充溢著平靜而堅實的底氣。
相比較于跌宕曲折的情節(jié)和動人心魄的情感張力，有些緩慢而深沉的作品則給讀者帶來平實溫暖的撫慰。郭雪波（蒙古族）《暖岸》就是一個溫馨的小品，講述相濡以沫的老爸和老媽平淡又充滿情意的日常。阿拉騰其木格（蒙古族）《理解》則是對于現(xiàn)代人豁達的情愛觀念的一種速寫，洋溢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坦誠。亞森江·薩迪克（維吾爾族）《星星，別眨眼》在有關婚外情、一夜情等故事已經(jīng)泛濫成災，一般小說往往側重探討其中的合理性以及壓抑與自由、身體與欲望的突圍的整體背景中，這篇小說卻以一種樸素的道德感超越不羈的沖動來結尾，反而顯得清新動人。李新勇（蒙古族）《母親的朱家阿哥》中異姓兄妹之間的相濡以沫，異姓父子之間的恩仇化解，以及瓦·薩仁高娃（蒙古族）《騎棗騮馬的赫儒布叔叔》中以一個孩童的視角展示的赫儒布叔叔與額吉之間深沉悠久的感情，都讓人體會到人世間連綿不絕的溫情。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李炬（羌族）《在幽暗中閃爍》。這是一篇幽暗的小說，讓人想起張潔的小說名篇《愛，是不能忘記的》，帶有強烈的私語性質，細膩、婉轉、悲傷、漫長，訴說了在浮華人世中殘存的對于愛的執(zhí)著和信仰。它似乎要說愛本來就是切己的、私人的事情，但又不限于此，愛也是沒有來由的、廣博的，歸根結底如何，也許每個人都沒有答案。在近年來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中，如此深入細致地探討超日常性話題的小說，本篇算是為數(shù)不多的佳作之一。白雪林（蒙古族）《姐弟倆》可以說是逆向溫情敘事，小說的題材比較有特殊性，寫的是兩個艾滋病孤兒如何在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隔閡中一步一步走向絕境，姐姐死于救人，弟弟最終再也沒有回歸到正常的溫情秩序中來，走上了漂泊的自我放逐之路。這個作品很容易讓人想到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艾滋病在小說中實際上成為一種隱喻，不健康的姐弟倆在世俗的權力壓迫中沒有立足之地，那些所謂的健康的人才是時代的病人，沉痛的結尾暗示了沒有基本溫情的社會最終只可能產(chǎn)生它的敵人。
五、傳奇與故事
在傳統(tǒng)的小說觀念看來，最重要的一個構成因素就是情節(jié)，也就是說故事往往成為一篇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少數(shù)民族小說在這方面具有自己獨特的優(yōu)勢，諸多的民間故事、童話、傳說既可能成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原型母題，也是可以重新改寫的可開掘資源。2007年度的少數(shù)民族中短篇小說中不乏這樣的故事，既有歷史傳奇，也有民間傳說，還有荒誕怪異帶有哥特式小說特點的恐怖故事。
徐巖（滿族）《露天煤》講的是一段塵封歷史的往事，逃荒到東北的老胡夫妻在世外桃源似的河邊開榛辟莽，雕刻石器，重建新生，并且發(fā)現(xiàn)了露天的煤礦，但是一切美好生活的憧憬都被驟然而至的日軍侵略破壞了。老胡用泥土抹蓋掉露天的煤場，辱罵日本人，被殺死時還守護著自己的煤炭。這是1937年發(fā)生在今天的黑龍江鶴崗北礦的故事。阿榮高娃（蒙古族）《霧中草原》的寫作背景是1947年到1952年的蒙古族解放軍戰(zhàn)士道爾基與孤女帕格瑪之間好事多磨的愛情故事，風格類似早期的蒙古族小說如瑪拉沁夫《科爾沁草原的人們》。
韓璐（苗族）《邊城無匪事》則是當代的傳奇，帶著濃烈的黑色幽默色彩：旅游景地青西州的出租汽車司機龍貴生，歪打正著地從被迫無奈企圖偷盜的平民變成了見義勇為、打走搶匪的英雄。人生也許就是這樣充滿荒誕。作者雖是新人，小說的技巧卻很嫻熟。陳鐵軍（錫伯族）《矢口否認》是另一種傳奇：一個赤手空拳的窮光蛋和一個腰纏萬貫的大富翁面貌驚人的相像，他們在監(jiān)獄里的相逢自然會產(chǎn)生一個常人意想不到的故事。房地產(chǎn)商百萬置業(yè)的老板錢百萬試圖用一百萬讓“我”冒名頂替接受審判，自己則金蟬脫殼。在“我”李代桃僵受審的過程中，隨著百萬置業(yè)總經(jīng)理助理老王、土地和房地產(chǎn)評估師趙晉、銀行信貸處主任馬力、“驗房工”孫長有、晚報社會新聞部記者劉剛等證人的陸續(xù)出場與證言，一樁驚心動魄的權力尋租、商業(yè)陰謀、信貸投機、黑暗勢力欺壓良民的案件逐漸水落石出。但是，錢百萬還是逃亡到了美國，“我”則依然待在大牢里。小說通過不同人物的話語共同勾畫出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是這種寫法上的新穎倒在其次，它所折射出來的現(xiàn)實卻是意味深長，讓人讀來難免心驚肉跳。生活有時候比小說還具有出人意料的轉折性，對照我們時常在新聞報道中看到的種種腐敗犯罪活動，小說寫到的不過是冰山上的一角。然而，就是這一角也足以給人以震撼，也讓我們洞悉了一個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是如何在生活中汲取營養(yǎng)的。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事實的力量往往勝于凌虛蹈空的玄想。
戈壁灘、沙漠、草原總是流傳著種種奇特的傳說，野人的故事就是一例。艾合臺木·烏買爾（維吾爾族）《塔克拉瑪干的野人》寫到19世紀后期的南疆麥蓋提吐曼塔勒胡楊林，獵人布素哈巴依獵走了母熊的崽子，為此遭到了報應：他新生的兒子艾依克帕勒旺也被兇悍的母熊擄走了。母熊將孩子養(yǎng)大后，自己被布素哈巴依家殺死掛在門前示威，熊孩艾依克帕勒旺去搶母熊的尸體，結果搶走了自己的嫂子薩爾罕。在熊洞的三年中，薩爾罕也慢慢變得和熊孩一樣，身上長滿了毛，不過雖然和艾依克帕勒旺生了三個孩子，她還是希望回到丈夫奈耀巴依的身邊。一次她帶著一個孩子出逃到村里，卻被原先的丈夫追殺，解釋清楚之后，她依然不容于人，孩子也被殺死了。薩爾罕最終殺死前夫，和熊孩遁入山中。如果用“民族寓言”的角度來解釋，自然可以得出許多很有意思的分析結果，不過僅僅將它作為一個傳奇故事來看也是非常引人入勝的。達隆東智（裕固族）《獵豹》也是這樣一個談不上因果善惡的故事，透露出的卻是人與自然和諧、人與動物平等的樸素觀念。類似的還有蘇柯靜想（裕固族）的《白駱駝》。莫·哈斯巴干（蒙古族）《野馬》本身就是一個民間故事，三個不同的人物輪番上場，各顯神通，最后還是老而彌辣的敖力克哈日制服了桀驁不馴的野馬。布林（蒙古族）《蔚林花》寫的是流傳在沙漠中的明蓋與蔚林花的鬼怪故事，如同現(xiàn)代聊齋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許連順（朝鮮族）《她身上十只貓》，小說以一種超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講述了一個怪異的故事，因為治病，年輕的女人吃了十只貓，殊不料多年以后她卻生下一個貓一樣的女孩子溫順。溫順像貓一樣行動出沒，30歲的時候也像她母親一樣懷了孕，從此走失。女人認為這是十只貓的報復，卻只能聽天由命。這個故事也許沒有太深的意味，不過詭異的色彩賦予這個故事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氛圍。
六、問題
以上的描述只是一個走馬觀花似的掃描，僅就2007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最主要的寫作傾向作一點歸納，真正的創(chuàng)作生態(tài)與表現(xiàn)當然比這樣的勾勒要豐富、復雜得多。然后，我想就一些存在的問題作一些點染。
首先是技巧。平心而論，少數(shù)民族小說在新穎技巧的運用上較之于主流文學還是有一定差距的，當然并不排除個別篇什的異軍突起。我倒不是指語言的陌生化、結構的新巧或者情節(jié)設置的新奇，而是指作家在處理材料時候的能力。比如我前面所說的家園書寫中，現(xiàn)代化使得人際關系冷漠、社會生活粗鄙，而使得傳統(tǒng)鄉(xiāng)土的人文倫理和田園夢想日益稀薄，但是在這樣的敘事中，有的小說精神穿透力非常孱弱，流于表象的鋪排。卓比（王海，黎族）《芭英》的故事線索與情節(jié)很龐雜，完全可以寫成一個長篇，在一個中篇中容納母親與父親的恩怨情結、芭英與戀人比獻和丈夫洛佬的愛恨仇怨、芭英與各種情人的嬉樂放縱，實在使得小說整體顯得有些吃力，情節(jié)的內爆使得敘述不堪重負。不過，小說的認知性內容，比如黎族的婚禮習俗、文身文面的儀式與來歷等，卻熠熠生姿、葳蕤動人。少數(shù)民族小說內容的民族性有助于它們風格化的形成，但如果止步于風俗的展現(xiàn)，那么其精神境界也就有限。楊文升（苗族）《南瓜花開》的情節(jié)大致如同小說結尾提到的一則新聞，一個在閉塞的山地中放牛的女孩因為偶然的誘惑，來到縣城，這成為她命運的轉折點，隨著情節(jié)的開展，讀者不免要為她擔心，但是事實證明她還是走上墮落的道路，這幾乎是有關鄉(xiāng)村與城市二元場景設置結構中必然會出現(xiàn)的情形：鄉(xiāng)村和城市都被道德化，前者是無瑕、安謐、美好、純潔的，后者是污穢、喧囂、丑惡、骯臟的。這無疑是對鄉(xiāng)村和城市的雙重不公和雙重化約，第一人稱敘事也沒有多少新意。其實，歸根結底，技巧還是跟隨在精神深度后面的，作者本人對于生活的認知程度有多深，決定了他的小說所可以達到的水平和技巧所能延伸的長度。相形之下，于曉威（滿族）《陌生女子許潘》倒是一篇值得稱道的作品，小說的情節(jié)很簡單，但是作者巧妙而又不動聲色的敘事使得這個平常的故事具有了讓人回味的余地，證實了小說不僅要具有思想精神上的厚度，而且也是一門精致的技藝。
第二是想象力。現(xiàn)實題材的小說努力使文本與時代、社會和生活保持應該有的聯(lián)結，這是值得稱道的。但是，我發(fā)現(xiàn)這其中有的故事內在邏輯支撐點非常薄弱，缺乏敘事的說服力，情節(jié)經(jīng)不起推敲；有的情節(jié)跌宕起伏，但在細節(jié)上卻失去了必要的擴張能力，使小說停留在一般的經(jīng)驗層面；有的敘事過程中受到常識和經(jīng)驗的制約過深，想象力被羈縻，無法靈動跳脫。比如阿娜爾古麗（維吾爾族）《饞老頭和他的兒女們》中人物的性格與情節(jié)的展開都缺乏說服力和必要的緊張，因而雖然細節(jié)過剩，但無法產(chǎn)生足夠的沖擊力。較之于路翎《財主的兒女們》、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兒女們》這樣的名作差距尚大。拉加才讓（藏族）《理想》（1994年）講述了中學畢業(yè)生米吉多杰為牧區(qū)帶去了教育的曙光，以自己考上大學的榜樣，埋下了走出牧區(qū)的種子。呂翼（彝族）《方向盤》講一個大學生如何轉變思想，投入新農村建設當中，人物和筆法都顯得稚嫩，雖然提供了一種農村新人物的雛形，卻顯得平庸。永基卓瑪（藏族）《今夜，遠方有雪飄落》講述的是耿子方、瓊這一對青年愛情失落的往事，這個平淡無奇的人生片段中夾雜的藏族女青年瓊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倒是值得引人關注的。朗確（哈尼族）《阿卡然迷》中的阿露代表了新一代哈尼姑娘的開放與勇氣，她的經(jīng)商頭腦和操作途徑雖然并不出奇，但是小說通過她，賦予了閉塞山寨未來前景中一種生氣勃勃的樂觀氣息。這種單純的樂觀就像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小說，充滿信心與力量。這些小說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然而總體來說依然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新經(jīng)驗，問題在于想象力的匱乏——缺少對現(xiàn)實根基的突圍和超越。又如沙蠡（納西族）《尋找“魚夢龍”》，“魚夢龍”是納西人對一種紫褐色蘑菇的稱呼，這個意象作為一種象征貫穿在小說始終，使得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情節(jié)更具有宿命般的神秘色彩。但是，過于隨意的意象和碎亂的情節(jié)，使得一個可以有更加廣闊空間的故事變成了一個獵奇外表下的空洞敘事。
第三是價值關懷。按照一般的文化學分析，“物質社會—文化結構—精神潛意識”構成了文化層面的遞進層深，對于少數(shù)民族小說來說，僅僅描寫物質層面的現(xiàn)實尚屬淺顯，而抵達民族文化結構的作品就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了，能進一步揭示出民族文化心理和潛意識則更是鳳毛麟角。趙大年（滿族）以前的作品如《西三旗》《公主的女兒》都是佳作，不過2007年初寫的《屬雞的女孩》卻很是一般：史小鳳在“文革”的時候因為家庭出身備受折磨，如今已經(jīng)成為史各莊養(yǎng)雞場的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一個人的命運就這樣與時代捆綁在一起。也許是限于篇幅，但是作者對于深度挖掘的無所用心無疑戕傷了本來有發(fā)展余地的思想內核。北洛（侗族）《阿羅》講述了一個鄉(xiāng)村寡婦的哀傷命運和愛情，宛如一首情意纏綿、無盡悲傷的侗族大歌，只是從悲劇美學的角度來說，因為沒有性格與命運、時代與個體的糾葛，這只不過是個人微不足道的悲歡離合。崔紅一（朝鮮族）《匿名信》中幾個退休的老教師對于校長的不滿引發(fā)出歌廳里的一封匿名信，這個尋常的情節(jié)附帶的匿名信的書寫者的心理動態(tài)才是小說的主角。李先生的心理活動和行動活脫脫一個“小公務員之死”的現(xiàn)代版，但是作者并沒有再努力去發(fā)現(xiàn)這種小公務員心理的淵源和后果，因而也就使得小說的價值打了一些折扣。余達忠（侗族）《少年良子的成長》是一個鄉(xiāng)村少年的成長史，平淡無奇，許多年來無數(shù)像良子、花狗、老桶那樣的山村少女都是如此成長的：他們在年少時可能懵懂頑皮，長大后漸漸歸于平靜與日常，挑起生活的重擔。成長主題也是小說的經(jīng)典母題。之后，惜乎作者在生活的表面打了個水漂之后戛然而止，沒有給讀者帶來必要的驚喜。阮殿文（回族）《1993年秋天的一次失蹤》是一篇通篇洋溢著自戀情緒的回憶體小說，作者沒有像凱魯亞克一樣有著一瀉如注的敘述快感，他總是延宕著高二時期一次逃學外出的經(jīng)驗、感受、體驗，盡管他總是做出深沉的、自我檢討的、反思的語氣，但是在回首當年的北上經(jīng)歷中充滿著壓制不住的洋洋自得?；貞浛偸侨绱耍瑫^濾許多東西，并且在進行加工時不自覺地美化自己，不過恰恰如此，讓我們得以窺見20世紀末一個鄉(xiāng)村文藝小青年的躁亂、迷惘和自我刻畫的面孔。然而這樣的面孔，如果僅僅是個體的孤芳自賞，它的價值不免就要讓人起疑。
自然，批評總是很容易，我們從作品中找到它獨具的特色和優(yōu)點才是富于建設意義的。不過，我倒并不認為我的批評是無的放矢，因為恰恰是這些在我看來依然存在著不完滿的地方，蘊發(fā)著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新與突破的契機。這是不足之所在，也是提升之起點。賀紹俊曾經(jīng)用高原上的平庸來形容時下的小說創(chuàng)作，意思是當下小說的創(chuàng)作水平普遍起點較高，但是缺乏突破性的高峰式作品，就像是一塊平坦的高原，海拔很高，卻沒有異軍突起的山峰，這個比喻也可以用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現(xiàn)狀上。不過，通過上述的掃描，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一種在平庸中的躁動和隱隱突破的企圖，因為少數(shù)民族文學畢竟有著多樣化文化資源的優(yōu)勢，這是任何單一精神傳統(tǒng)資源所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尤其是在交流對話日益增多的語境中，無論是碰撞還是融合，它們所蘊藏的生機和活力都容易被激發(fā)出來，從而形成文學天空中璀璨的火花，如同“西蘭卡普”一樣色譜多元、風格多樣、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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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比：《芭英》，《民族文學》2007年第7期。
- 楊文升：《南瓜花開》，《民族文學》2007年第9期。
- 于曉威：《陌生女子許潘》，《民族文學》2007年第11期。
- 阿娜爾古麗：《饞老頭和他的兒女們》，《民族文學》2007年第11期。
- 拉加才讓著，覺乃·云才讓譯：《理想》，《民族文學》2007年第1期。
- 呂翼：《方向盤》，《民族文學》2007年第2期。
- 永基卓瑪：《今夜，遠方有雪飄落》，《民族文學》2007年第3期。
- 朗確：《阿卡然迷》，《民族文學》2007年第6期。
- 沙蠡：《尋找“魚夢龍”》，《民族文學》2007年第8期。
- 趙大年：《屬雞的女孩》，《民族文學》2007年第1期。
- 北洛：《阿羅》，《民族文學》2007年第6期。
- 崔紅一著，陳雪鴻譯：《匿名信》，《民族文學》2007年第5期。
- 余達忠：《少年良子的成長》，《民族文學》2007年第6期。
- 阮殿文：《1993年秋天的一次失蹤》，《民族文學》2007年第9期。
- 賀紹?。骸陡咴瓲顟B(tài)下的平庸和躁動——2005年中短篇小說評述》，《創(chuàng)作與評論》2006年第2期。
- “西蘭”是鋪蓋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蘭卡普”即土家族人色彩明艷、花紋復雜的織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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