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像帶電影

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后用手指的關節(jié)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fā)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fā)地和王朔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chuàng)作公司。現(xiàn)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交車，忘記了是在秋天里還是在冬天里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著胡須，而且頭發(fā)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電梯寬敞多少的客廳里，從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記了和吳濱劉霞說了什么話，也忘記了這對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婦請我吃了什么，我只記得中間看了一部讓我銘心刻骨的錄像帶電影，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

這是我有關八十年代美好記憶的開始，錄像帶電影美化了我此后兩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朱偉在白家莊的家，當時朱偉是《人民文學》的著名編輯，后來他去三聯(lián)書店先后主編了《愛樂》和《三聯(lián)生活周刊》。白家莊距離魯迅文學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認識朱偉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遙遠的雙榆樹欣賞錄像帶電影了。我曾經在街上遇到劉霞，她問我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吳濱了，我說太遠了。然后我問她：你們?yōu)槭裁床粊砜赐遥縿⑾嫉幕卮鸷臀乙粯?，也說太遠了。

那時候我住在魯迅文學院的四樓，電話就在樓梯旁，朱偉打來電話時經常是這樣一句話：“有好片子?！边@時候他的聲音總是神秘和興奮。到了晚上，我就和朱偉盤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偉將白天借來的電影錄像帶塞進錄像機以后，我們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見到了心儀的明星一樣盯著電視屏幕，用今天時髦的話說，我和朱偉是當時錄像帶電影的絕對粉絲。我們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錄像帶電影，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現(xiàn)代主義的影片。這些電影被不斷轉錄以后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還沒有翻譯，我們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說些什么，模糊的畫面上還經常出現(xiàn)錄像帶破損后的閃亮條紋。我們仍然全神貫注，猜測著里面的情節(jié)，對某些畫面贊嘆不已。我還記得，當我們看到電影里的一個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發(fā)上，看著自己和一個女人做愛時，我們會喊叫：“牛！”看到電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槍戰(zhàn)，另一些人卻是若無其事地散步和安靜地坐在椅子里看書時，我們會喊叫：“牛！”當格非來到北京時，盤腿坐在朱偉家地毯上看錄像帶電影就是三個人了，喊叫“?！钡囊彩侨齻€人了。

我就是在這間屋子里第一次見到蘇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時候，朱偉打電話給我，說蘇童來了。我記得自己走進朱偉家時，蘇童立刻從沙發(fā)里站起來，生機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蘇童在復旦大學演講時，提到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他說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感覺是他們街上的孩子來了?；叵肫饋砦乙灿型瑯拥母杏X，雖然我和蘇童第一次見面時已經二十九歲了，蘇童那時二十六歲，可是我們仿佛是一起長大的。

在我的記憶里，第一次看的錄像帶電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把八部革命樣板戲看了又看，把《地雷戰(zhàn)》和《地道戰(zhàn)》看了又看，還有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和《勇敢的人們》等等，還有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和《鮮花盛開的村莊》，前者讓我哭腫了眼睛，后者讓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羅馬尼亞電影進來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讓我的少年開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電影里看見一個男人把一個女人抱起來，雖然他們是夫妻。那個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時說的一句臺詞“我要把你扔進河里去”，是那個時代男孩子的流行語，少年時期的我每次說出這句臺詞時，心里就會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結束以后，大量被禁的電影開始公開放映，這是我看電影最多的時期?！拔母铩笔昶陂g，翻來覆去地看樣板戲，看《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看阿爾巴尼亞朝鮮電影，“文革”結束后差不多兩三天看一部以前沒有看過的電影，然后日本電影進來了，歐洲電影也進來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脫險》我看了兩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電影，可是當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錄像帶電影《野草莓》時，我震驚了，我第一次知道電影是可以這樣表達的，或者說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電影。那天深夜離開吳濱的家，已經沒有公交車了，我一個人行走在北京寂靜的街道上，熱血沸騰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魯迅文學院。那天晚上，應該說是凌晨了，錄像帶電影《野草莓》給予我的感受是：我終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