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字文化論及其學理淵源
這里從章太炎對“文”的邏輯界說談起，并初步探討其學理淵源。
1.“以文字為準”
《文學總略》開篇云：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其采色發(fā)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墩f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薄罢?，樂竟為一章?！薄蛎湫钨|(zhì)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
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對“文”進行根本界定的問題上，章太炎實是經(jīng)過長時期研究，并且一以貫之的?！段膶W說例》（1902）即開始強調(diào)“文字”對于文辭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提出“世有精練小學而拙于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這一令人咋舌為難的觀點。而這里，直接亮出“文字著于竹帛”為“文”、“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的觀點。后來章氏又通過一系列講學，堅持和發(fā)揮自己的界說。曹聚仁整理的《國學概論》（1922）記載當年4月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公開講學，“文學”部分開篇即云：“什么是文學？據(jù)我看來，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23/23060788423927.png" />其時五四“新文學”觀念隨著時代風潮出現(xiàn)，新文化與新文學興起正在風頭，在全國尤其是在知識青年中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而章氏卻仍然不肯改變自己的界說。章氏對“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謂之文”的界說，一生堅持不易。
很顯然，在當代，文學觀念往往是以西方美學和審美主體學說為基本內(nèi)涵，而章氏所論與我們今日所想大有不同?！懊馈薄ⅰ懊栏小薄ⅰ皬ㄕ谩?、“語言”都不能等同于“文”，只有文字才能作為區(qū)別衡量“文”的特征和標準。就上所引，至少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首先，在他看來，華夏之文，源遠流長，變化甚多，界說“文”和劃分文體都必須追溯源流，從訓詁文義著手，否則就不能作出合乎中國實際的理論概括。其次，與舊時文人一般以文章來指代“文”的思路不同，章氏認定“夫命其形質(zhì)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文章事實上是指有形質(zhì)而自成首尾的篇制，“彣彰”只是特指那些富于文采、藻飾和情韻的文章，其范圍很小，只是“文”的一小部分，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界定“文”不能以文采和情韻為標準，而在抓住“文”的基本質(zhì)素和規(guī)定性。
那么，這個基本質(zhì)素和內(nèi)在規(guī)定性是什么？章氏認定，是文字，“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既以文字為標準，那么“文”就不是日常言談，而只能是落實為書面文字的東西，所謂“文字著于竹帛”。今人程千帆研討中國歷史上“文”的界說，認為大致有四種，即（甲）最廣義、（乙）較廣義、（丙）廣義和（?。┆M義。其主要內(nèi)容次第如下：
章氏義界大致等于較廣義的乙種?！拔摹迸c“不文”的區(qū)別是文字，文字是衡量“文”的根本標準。一方面，施于政事的“禮樂”主要是制度文化，是社會生活，是文化實踐，而不是可直接作為對象和單位而把握的文化，不能稱之為“文”。另一方面，“文”不是“語”，不能形諸聲音，而必須是落實為文字的文字符號?！拔摹睉?yīng)該既包括可以用句讀讀開的文章（其中又可分為“有韻之文”和“無韻之文”，章太炎總稱之為“成句讀文”），也包括不可以用句讀讀開的文字（如表譜、簿錄、算草、地圖等，章太炎稱之為“無句讀文”）；“凡云‘文’者，包絡(luò)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比缦拢?/p>
這樣來看，章氏對“文”的界說非常清晰：“以文字著于竹帛”，因為有文字寫在竹帛之上，所以稱之為“文”：“文”以文字為標準，以文字為限；有“字”方為文，無“字”不算“文”；不能因為無句讀，就否認無句讀的篇章不是“文”，有句讀的文章其實只是“文”的一部分。
表面看來“以文字為準”這個義界相當寬泛，但其實無所為而為，它有著深刻的內(nèi)涵，待后詳考。這里先概括泛議章太炎所強調(diào)的“以文字為準”呈現(xiàn)出的表層意義。其一，“以文字為準”，限定“文”只能表現(xiàn)為文字的物質(zhì)性符號，而且是可以目治的文字符號，而非以語音符號表現(xiàn)出來、用以口耳之傳的聲音。這個義界將口頭文學排斥于“文學”之外，看來頗不通今，然就中國文化的古典傳統(tǒng)而言，卻又符合實際。且不說古來文人創(chuàng)作了那多文縐縐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古代史書中大量的“年表”、“人表”、“百官公卿表”、“目錄”等，都不是“口說”所能容易厘清的。另就普通常識，落實了說，寫一手得體的文字、文章，最起碼要記事明帳，這才是作為讀書人、文人的本分。文人寫文字，寫文章，而不是搬弄口舌，無事搞辯論，做演說，這恰恰是一個傳統(tǒng)社會里最大多數(shù)、也是最一般人的看法。即在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尤其是一般百姓也還都這么看。我們不能忽視“文”往往最終落實為“文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層面。
其二，章太炎明確說，“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這使“文”的范圍大大擴展了?！拔摹辈粌H僅包括聲情并茂、漂亮動人的文學作品，也應(yīng)該包括概念準確、邏輯清明、用辭精微的說理議論文字，以及注重事實的歷史文書，另外，甚至還包括“訓辭詳雅”“條列分明”的“數(shù)典之文”。亦即古代史書中的“書”“志”之類，比如《史記》中《封禪書》、《平準書》，《漢書》中《食貨志》、《藝文志》和《隋書》中《經(jīng)籍志》等；以及歷代經(jīng)傳解故的注釋疏證之文，也就是所謂“學說科之疏證類”，也都應(yīng)該屬于文字之“文”。雖然鋪排疏證歷史和典章制度的文章，只有學問淹博、思想深明的學者才能寫得出，但它們的確也是“文”。從現(xiàn)在的眼光看，章太炎所說“文”的涵義很廣，包括一切用文字寫成的東西，已經(jīng)將文學、科學、歷史、學術(shù)、文獻都統(tǒng)統(tǒng)囊括在內(nèi)，這個概念已經(jīng)很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書面文化了。
有學者認為，章太炎所說的“文”就是一切用文字寫出來的東西，之所以得出如此寬泛無邊的文學觀，主要原因即在于章氏堅持遠古的文化立場，對“文學”概念的理解出自于經(jīng)學家們的理解。另有學者則認為，章太炎的文學概念其實出自小學家的職業(yè)病，一味追求字之本義，以訓詁之學治“文”，認為只有用合乎雅言故訓的文字寫成的篇章才能算是文學，這些都突出地表現(xiàn)出小學家的偏見。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章太炎的文學觀強調(diào)文學與文字的關(guān)系，是基于傳統(tǒng)文化與文學的“文字型”樣式，看到了文學發(fā)展的大體，作為對歷史事實的概括，其說法有不容忽視的理論價值，但它卻與現(xiàn)代社會不合，施于現(xiàn)代社會，則純屬開歷史倒車了。這幾種看法雖角度各不相同，但其實都站在百年來較為落熟定型的現(xiàn)代文學的立場，因而也各有其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古典文化向現(xiàn)代文學大轉(zhuǎn)型的時代，文化文學觀念正在發(fā)生巨大嬗變。而章太炎對“文”的概念的考察，確實較多地考慮的是中國古代文化，而不愿意正面參引西方現(xiàn)代文學的立場和觀念。但是，如果考慮到出于對現(xiàn)實的現(xiàn)代世界的呼應(yīng)，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觀念大體上從西方（包括日本和蘇俄）輸入，而從“文”到“文學”的觀念變化確實也不過百年的歷史，由此，適當借鑒章氏的視野，對于我們把握中國獨特的“文”的概念，應(yīng)該是有益處的。章氏的本行是小學和樸學，咬文嚼字確實是其偏好，但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卻如此刻意強調(diào)“世有精練小學而拙于文辭者，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立志“將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則”，也令人不能輕視其中的理性意圖，至少也要挖掘其中的思路。章太炎基于中國文化與文學傳統(tǒng)的總體，形成“以文字著于竹帛為文”的界說，強調(diào)“文字”在“文”中的地位，是值得從理論上深入考察的。
2.學理淵源與文化根基
章氏論“文”頗不同于今天的“文學理論”已如前述。我們不妨換成文化論的角度來看他的“文學總略”?，F(xiàn)代各學科對“文化”的界說其實也是人言言殊，分歧很大。目前文學理論界大致采用德國現(xiàn)代哲學家卡西爾（1874—1945）的看法，認為最好從符號學的角度來加以考察文化。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的思維和符號活動所創(chuàng)造的產(chǎn)品及其意義的總和。動物只有信號，沒有符號，動物世界最多只有情感語言，人類則有命題語言。情感語言只能直接簡單地表達情感，不能描述任何事物；但命題語言就不僅能曲折細微地表達情感，而且還能指示、描述和思維等。人因為擁有符號而創(chuàng)造了文化，或者說，人運用符號創(chuàng)造了文化，包括語言、神話、宗教、藝術(shù)、科學和歷史等，符號創(chuàng)造的文化是各種展示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意義系統(tǒng)。正是通過符號來界定對象這一點上，章太炎與同時代的卡西爾有相近的地方。章氏論定，“文”是人“以文字著于竹帛”的結(jié)果，是用文字符號方式輸出的、人類精神文化的產(chǎn)品及其意義系統(tǒng)，“文”應(yīng)該在最大程度上、最直接地反映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成果。凡運用文字符號創(chuàng)造出的、有意義的、直接的文化成果都應(yīng)該屬于“文”，所以，凡形諸文字的文學、科學、歷史等文獻自然也就都包含在內(nèi)了。但是，章氏所謂“文”與卡西爾所說的“文化”，又有不同。如果說卡西爾是用符號論的文化論，來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詮釋他的“人”論的話，那么，章氏則是純粹從落實“文字”以記錄人類精微文化的角度，來界說“文”?？ㄎ鳡栂嘈乓哉Z言為中心的符號體系（自然包括懸于耳邊的語音流），相信它們可以作為人類最為寬泛的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的醒目標志，而章太炎則寧愿將之落實為以“文字”為中心的語文符號體系及其現(xiàn)實運用，強調(diào)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歷史上界說“文”，都必要有其落實處，有其直接顯豁處。也就是說，章太炎從“文字”的物質(zhì)性的一面結(jié)結(jié)實實地抓住了“文”或“文化”的整體。從另一方面看，與卡西爾泛論人類運用語言符號的普遍性不同，章太炎更強調(diào)運用以“文字”為中心的語文符號的現(xiàn)實性與創(chuàng)造性。既然利用文字符號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是文明的體現(xiàn)，所以人類應(yīng)該很好地、理性地運用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工具，來進行文化創(chuàng)造和文明傳承，如《文學說例》所說：
夫炎、蚩而上，結(jié)繩而治，則吐言為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淆雜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無能往來，況夫?qū)弰e流變耶？
也就是說，章太炎用“文字”來界定“文”，既表明他對“文”作為人的對象化產(chǎn)品的物質(zhì)性和現(xiàn)實性的強調(diào)，更表現(xiàn)出對文字、文學、文化和文明之理性創(chuàng)造的尊重。
章氏論“文”的獨創(chuàng)性在于，他敢于用“文字”的現(xiàn)世存在，來概括在我們今天看來最容易抽象化、寬泛化的文學和文化。用“文字”來界定文化，這種整體文化既包括作為文字標記的無句讀文、有韻的情感文、記敘歷史的紀事文，也包括議論人事的論議文和公牘文、制度世界的數(shù)典文、科學應(yīng)用的習藝文等。鑒于他所界說的“文”主要是一種以文字為中心和代表的符號性文化，其“總略”是一種把文化落實為“文”（文字符號，或以文字符號為中心）的文化論，我們不妨稱之“文字文化論”。
章氏論“文”，對以文字文化為核心的強調(diào)，并非憑空而起橫空創(chuàng)造，其實有所本源，即是他有選擇地借鑒和綜合古來文論，并在現(xiàn)代西學影響下立足自身邏輯而得出來的。這里嘗試追索章氏“以文字著于竹帛為文”、“榷論文學以文字為準”的文化學術(shù)淵源。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獨到的“語言文字之學”視角。從傳統(tǒng)小學發(fā)展而來的“語言文字之學”是其“文學總略”的基礎(chǔ)性視域。如導論中所言，在章太炎手里，由傳統(tǒng)小學發(fā)展而來的“語言文字之學”并不簡單。晚清以來，西方現(xiàn)代社會學、人類學、邏輯學與文化學開始進入中國，章太炎從中汲取了大量思想滋養(yǎng)。作為清代樸學傳統(tǒng)的直接繼承人，章太炎力圖立足于樸學的歷史和邏輯相結(jié)合的學術(shù)精神，遵循著嚴格的理性思路繼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小學。章氏“文學總略”以小學為基礎(chǔ)，他有意識地援“語文學”入“文學”，強調(diào)語言與文字的差別，突出文字發(fā)生和發(fā)展之于人類文明的重大意義：
文學之始，蓋權(quán)輿于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gòu)，則二者殊流，尚矣。（《文學說例》）
且夫文因于言，其末則言揫迫而因于文。何者？文之瑣細，所以為簡也；詞之苛碎，所以為樸也?？逃裨弧艾儭?，刻竹以為書曰“篆”。黑馬之黑，與黑絲之黑，名實眩也，則別以“驪”、“緇”?！柜?，匹也，合耦，匹也，其匹同，其匹之情異，則別以“逑”、“仇”。本木曰“柢”，本厓氏曰“氐”。仰視蒼也謂之“天”，發(fā)際曰“顛”，此猶單辭也。辭或冗矣，而進言動辭者勿便。使造字無“神”“祗”，則終古曰“天之引出萬物”、“地之提出萬物”者爾，斯則劇口且煩簡書也。故號以“神”“祗”而一言贍矣。此猶物名也。歷物之意，志念祈向之曲折，其變?nèi)粼茪?，而言或以十?shù)。莫曰“輟”，則終古曰“車小缺復合”也；莫曰“毋”，則終古曰“女欲奸，訶止之勿令奸”也。其冗曼勿便也尤甚，故號以“輟”、“毋”，而一言贍矣。然則名之著者，文從其言也不可知。茍紆于祈向，而饌具一名以引導之，其必自史官之達書名，使民率從以為言，無疑也。（《訄書·訂文》重訂本）
……凡此皆從其質(zhì)為名，所以別文字于語言也。其必為之別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聲氣，乃其功用有勝于言者。言語僅成線耳，喻若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lián)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坌集，棼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譜圖書之術(shù)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xiàn)，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足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shù)興焉，凡望高測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
（《文學總略》）
以上所引內(nèi)容有三個要點：其一，與“書契因于八卦”和“文字肇起結(jié)繩”的傳統(tǒng)說法不同，章太炎基于現(xiàn)代語言文字學認為，文字最初是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從語言中產(chǎn)生，所謂“本以代聲氣”。但人類創(chuàng)立文字，文字體系逐漸完善之后，文明與文化發(fā)生，有了自身相對獨立的運動規(guī)律和發(fā)展方向。
語言與文字兩者雖然相輔以進，但卻分流而行，獲得了各自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方向。
其二，文字本是言語的替代物，但在它具有獨立性之后，往往方便人類進一步細致辨析，借以表達日益復雜的人情物理。由此，語言甚至反過來基于文字而訂立，約定俗成。古人造文訂字，即有看重文字方便樸質(zhì)而又可以基于文字理據(jù)進一步創(chuàng)發(fā)語言的思路。
其三，“言語→文字→儀象”的邏輯演進，突出了人類文明、文化和文字的攸切相關(guān)之處：口語以聲音作為傳播媒介，象空中飛鳥轉(zhuǎn)瞬即逝；又因語言系于口，一時只能敘一事說一義，而不能同時敘數(shù)事，很難表現(xiàn)人的社會生活的廣闊空間。與直線型的語音流相比，文字的出現(xiàn)，使表譜圖書成為可能，人們可以不再局限于對一事一義的線性描述，而可以加強對萬類事物的再現(xiàn)和表示，并傳之久遠。
也就是說，文字之“文”的出現(xiàn)，意味著人類精神生活中新的線、面和立體空間，甚至新的時空型態(tài)的出現(xiàn)。人類進入以“文”（即文字）為標志的文明社會時，就可以不再局限于單一和機械的空間，可以憑借新的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樸質(zhì)而理性地表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新的世界。人類得以超越純粹的物質(zhì)和簡單的語言符號，從而使人的精神和生命得到進一步的延展。章氏論文，突出語與文“必為之別”，其實注重的是文字的（相對）獨立性、據(jù)理存質(zhì)性及其源初功能。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章氏之強調(diào)論文必“從其質(zhì)為名”——必須以其質(zhì)性為基礎(chǔ)。為什么會執(zhí)著于這點？章氏認為，許慎《說文解字》所云“文，錯畫也，象交文”，“錯畫”就是強調(diào)“文”的質(zhì)地——文字以其形象性、即物性示人。也就是說，一方面，“文”必定具有媒介上的可視性和物質(zhì)性，人類正是通過借助筆墨文字這些外在工具來刻畫記事、表情達意，這才是真正的文明。同時，另一方面，“象交文”又意味著作為文明工具的“文”（文字）具有符號性：工具并不簡單，它自有理據(jù)，自相孳乳，往往自成體系。就漢字而言，“依類象形”并且依照一定的規(guī)律“形聲相益”，孳乳浸多，逐漸形成了一個與語言共生互益的語文符號系統(tǒng)——如《說文解字·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也正是物質(zhì)性和符號性集為一身的意義上，“文”必與“書”相互轉(zhuǎn)譯：書即是文，即是字；文必有書，必為書。所以，無論是遠古最初出現(xiàn)的“文”，還是繼之而起“孳乳浸多”的“字”，再到后來“以文字箸于竹帛”，都是一種即物性的、符號性的書寫行為，其結(jié)果是用“文”這一符號來記錄和表現(xiàn)萬事萬物，所謂“著于竹帛”，“書契記事”。
總結(jié)一下：無論在人類之初始作文字以化成文明，還是后來人事日繁文明進化，文字和“文”步步進化，其中三個方面的根本特征是不能忽略的：其一，文字作為“文”，其實是一種以此物代替、假借、象征彼物的符號，而且形成了相對獨立、甚至反作用于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tǒng)；其二，“文”是一種現(xiàn)世的物質(zhì)符號，它具體落實為文字，具有可視、可把握的即物性，這種即物性其實是存質(zhì)性；其三，“文”是對社會人事的象征、記錄和表現(xiàn)，它的功能是“書契記事”。將“文”落實為文字，使章太炎能夠直接而邏輯地把文化落實為“文學總略”的客觀對象?；蛟S只有這樣，才能表出“文”的基本規(guī)定性，把握“文”的基本內(nèi)涵，理解它在人類生活中的根本作用。
追蹤學術(shù)淵源，更不可忽略的是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在中國古典文化的大傳統(tǒng)中，章太炎基于語言文字之學，進一步突出表彰文以征實、書契記事、切實弘闊的理性學術(shù)文化傳統(tǒng)。章太炎截斷眾流，標舉以漢代王充的文化視野，并且梳理出文化主體的理性書寫原則。王充認為，世間多有好學勤力、博聞強識的讀書人，但是能著書撰文、論說古今的讀書人，卻是萬不耐一：一般儒生往往只是“說名于儒門”，表面上談經(jīng)論典，教訓后生，但其實只能背誦前人學說，缺乏解決實際事務(wù)的能力，比起來還不如州郡里杰出的文吏能“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以解“州郡有憂”。王充訂立“文人”的標準是能“書契記事”、“善作奏記”和“精思著文”，并以此設(shè)立等級。只能說經(jīng)甚至博覽古今的，并不一定能稱為文人，他們只是經(jīng)師而已；文人的起碼條件是“采掇傳書以上書傳奏記”，比如漢代著名的行政書吏唐子高、谷子云。而在這個基礎(chǔ)上，記載歷史和造論著說：像司馬遷、劉歆這些史學家、學者，“累積篇第，文以萬數(shù)”，頗有成就，但因為往往是“前因成紀，無匈中造”，所以不如揚雄、桓譚這些鴻儒或“造于助思，極窅冥之深”，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王充論“文”的精神其實在于“疾虛妄、去文飾”，在征實致用的基礎(chǔ)上運用文字進行文化重建和創(chuàng)造。章太炎充分肯定王充的精神和思路，并加以發(fā)揮：
準此，文與筆非異涂，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jīng)、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為上第，非若后人擯此于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為文也。獨能說一經(jīng)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fā)策決科，其所撰著，猶今經(jīng)義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文學總略》）
在從王充那里借來的這種視野中，兩晉南朝時期提出的“文”和“筆”問題并非“文”的根本問題，唐宋以下的古文家“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為文”的做法也是一種狹隘，而以“彣彰”為“文章”的思路更是一種偏執(zhí)。由此，章太炎確認，對文人而言，“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是文人的基本功。真正的文章必須是“善作奏記”為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具有“教令符號”功能的“經(jīng)傳”文，能夠“通故言”“明其事”“識其制”的“解故”文，甚至從各自角度原道、辨性、明見的“諸子”文的，才是真正的“文”。也就是說，只有從整體上實事求是地理解和把握世界，才能抓文化的根本；依據(jù)文字和文化的基本軌則，進行文化承傳和思想創(chuàng)造，才是這個世界上的真正的文。
為了堅持“總略”的文化整體高度，章太炎更進一步，他寧愿把“文”的功能在最為基本的層面上，涵括為“書契記事”。從這一點上可以說，章太炎繼承的是文化與文學逐步分化、魏晉時期以前的書面“文字文化”的表意原則。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各種各樣的文化思想與文學學說紛紛出場、競相馳說的那個時代里，章太炎其實嚴厲地批判了分別以駢文家和古文家為正宗的文學觀點和文化思路，從而抓住了“書契記事”這一根本的思路。他強調(diào)，“文”的最主要的功能都在于為社會生活基本信息的傳輸溝通、上傳下達、左疏右通服務(wù)，在于承載歷史、人生的經(jīng)驗，闡發(fā)現(xiàn)實世界的智慧。這在20世紀中國日益通俗化、審美化的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思路中較為罕見，有著獨到的思想蘊含和精神取向。
學理淵源方面值得注意的再一點，是章氏獨出機杼的文類系統(tǒng)。章太炎參照古來史學家和文論家的觀點，在對“文”的本義及其理性內(nèi)涵進行再認的基礎(chǔ)上，建立了自己獨到的“文字文化”文類體系。他認為，作為兩漢時代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者，王充的文學文化視野比較廣博，“亦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其文類體系仍不免狹仄。為此，他借鑒和繼承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劉知幾《史通·表歷》、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人的意見，并進行全面改造。在損益折衷之后，他把“無句讀”之文單列一類，下分“表譜、簿錄、算草、地圖四科”，認為它們純屬文字，雖然沒有“興會神味”可言，但卻有關(guān)“文”之本義。由此，章太炎綜合“有韻文”和“無韻文”而歸之于“有句讀文”，而將表譜、簿錄、算草、地圖四科并為“無句讀文”，無句讀文與有句讀的“文辭”合起來總稱為“文”，從而貫徹了以“文字”為中心建立文類系統(tǒng)的內(nèi)在要求。這誠然是章太炎的一大理論創(chuàng)見。
另一方面，章太炎結(jié)合古代各類文體的具體發(fā)展，同時借鑒歐洲的文學理論，把無韻之文分為六科，并細致地辨析了各種文體的特點。他把將“濬發(fā)思想”之作歸入“學說”；“確盡事狀”之作歸入“歷史”；“比類知原”之作歸入“典章”，“本隱之顯”之作歸入“占繇”，認為這些不同的文學樣式，或可發(fā)人深思，或能增進感情，或可促進知識，其中大部分程度不同地具有審美價值，富于興會神味。同時，章太炎把“小說”從“歷史”和其他文類中單列出來，正式作為文之一體，與學說、歷史、典章、公牘和雜文并列，這表明他已經(jīng)突破中國傳統(tǒng)的文體分類方法（如經(jīng)、史、子、集四庫分法），開始重視小說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地位?？梢钥闯?，由于恪守“文”的義界，“以文字為準”，章太炎文類體系一方面以其邏輯性突破了中國傳統(tǒng)文體分類的藩籬，另一方面又兼顧到“文字文化”的全體，文類體系內(nèi)部邏輯謹嚴。一些論者認定章氏將文學概念重新拉回“原初的混沌而寬泛狀態(tài)”的觀念，沒有理解到章氏文論的深意所在。
從總體看，章太炎“文學總略”是在語文學的基礎(chǔ)上，依據(jù)中國征實型文字傳統(tǒng)邏輯組構(gòu)各文類而形成的思想體系，而并不是隨意獨斷。其中以語文學為基礎(chǔ)，結(jié)合文字發(fā)生和發(fā)展，邏輯和歷史相結(jié)合，考鏡源流，抓住“文”的邏輯發(fā)生機制，從而確認了文字是“文”的基礎(chǔ)性層面；選擇征實性的文化思想傳統(tǒng)為后援，辨認“文字文化”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理性內(nèi)涵和基本功能，從而恢復了“書契記事”的理性文化書寫原則；通過文類體系的組構(gòu)，強調(diào)文辭并不能完全涵括“文”，從而在外延上確證了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學總略”。因此，章氏“文學總略”并不是對古代各種文學觀念的兼收并蓄，而是對中國古代文字文化傳統(tǒng)有選擇地繼承和集中概括的結(jié)果；“以文字著于竹帛為文”的結(jié)論，是在歷史和邏輯兩方面對以文字為中心代表的文字文化進行集中考察，并進行理論上的融匯深化后而得出的結(jié)論。
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
程千帆：《文論十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頁。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非常看重文字的獨特功能，堅持認為“文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文字，就是字”，這與章氏觀點不謀而合。當然，基于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立場，費氏批判性地指出，與傳統(tǒng)中國鄉(xiāng)土社會中承傳的口傳文化不同，“文”意味著“古典文獻”，“是從書面?zhèn)飨聛淼纳袷サ膬x式和歌曲、占卜的體系、王朝的歷史和家譜里發(fā)展而來的，總是和普通人有一些距離的”。參見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中國紳士》，惠海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頁。
時萌：《論章太炎的文學觀》，載《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周振甫：《章太炎的文章論》，載《國文月刊》1946年第49期。
黃保真：《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頁。
西方學界大致公認，西方現(xiàn)代意義的文學觀念，也不過剛剛兩百年的歷史。參見特里·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2頁；喬納森·卡勒：《當代學術(shù)入門·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3頁。
參見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頁；童慶炳：《文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8頁。
章太炎顯然是在整體文化高度上把握“語”與“文”、語言文化與文字文化之間的區(qū)分，但未及深入。就筆者目力所及，循著章太炎“語”“文”分立思路，撇開諸多干擾，全面而深入探討下去的以臺靜農(nóng)先生的歷史化研究為代表，他曾撰《中國文學由語文分離形成的兩大主流》：“文字與語言分離以后，在此高度上，反映在文學史上的現(xiàn)象，很像同一發(fā)源的兩大河流，一屬于古文學的——以書寫文字為基礎(chǔ)，一屬于民間文學的——以口頭語言為基礎(chǔ)。前者為有修養(yǎng)的知識者所專有，后者為一般民眾所培植。這兩大主流，各有其波瀾渟滀，始終并行著，直到現(xiàn)代，前者始漸至枯竭。”參見臺靜農(nóng)：《龍坡論學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章氏文類體系表格，參見本章附錄《文學論略》原文。
章氏文類體系相當嚴整，其溝通古今的眼光，使即各類短書、小說，亦已進入范圍，故以此較章學誠《文史通義》為遠。1910年5月出版的《國粹學報》有一則出版廣告，其中稱：“余杭章先生……敘書契之源流，……述魏晉以來文體之蕃變，……昔章氏（學誠）《文史通義》，括囊大典，而不達短書，爰小說不與邦典，……先生精心辨秩，一切證定……”蓋深契其意，不為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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