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于到了攝像機的后面
羅杰·雷讓(Roger Régent,以下簡稱RR):……說到底,爭論的問題在于電影和戲劇是兩種殊途同歸的還是分道揚鑣的藝術(shù)。在這個問題上您怎么看?
MD:我覺得這個問題目前有點無的放矢。以英國電影為例:克里夫·唐納(Clive Donner)的電影屬于戲劇電影;但它畢竟是電影。我不覺得人們對用電影表現(xiàn)莎士比亞有任何異議。相反,這么做的人越來越多。
RR:您覺得它們更像孿生藝術(shù),而不是分道揚鑣的藝術(shù)?
MD:更像前者,更像前者,是的。
RR:在您個人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戲劇的構(gòu)思跟電影的構(gòu)思有明顯不同嗎?
MD:當(dāng)然。在戲劇中,您會受到場地,也就是舞臺的限制,還有看不見的后臺的限制,單一的布景的限制,即使不是單一的,即使有三個布景,這種限制也很可怕。如果您愿意,我們來談下有聲片;好,我可以寬泛地說,話語介入了電影,它是在圖像之后介入的,不是嗎,人們先向您呈現(xiàn)人物,然后這個人物才開始說話。當(dāng)電影主角開始講話時,我總覺得不滿意。我想這里有一種不徹底的割裂:畫面太震撼,電影中臉的力量,總是比人物說出的話更強大,對吧?但在戲劇中我就完全不會有這種痛苦。在我看來,這種電影還不能算有聲。
RR:您想說電影人物的大部分臺詞都不是很……有趣?
MD:一方面,人們羞于說話;我覺得現(xiàn)在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有聲片。而且……我剛剛說的,跟這個還有點不一樣:當(dāng)我談到臉和這張臉說的話之間的割裂時,我指的是字面意思,不是嗎?這個時刻總是令人失望。電影主角講話,而且是在人們看到他之后講話,他說的話總是達(dá)不到人們的期待。要么就是主角的臉秀得太多,要么就是他不會充分利用聲音。從很多方面看,從無聲影像到話語的過渡從很多方面來看還是令人失望的、別扭的。
RR:我想,有人會將您的戲劇《樹上的歲月》(Des journées entières)改編或電影……您跟我說過,于勒·達(dá)森(Jules Dassin)想拍攝它 。
MD:他想拍。
RR:他想拍。那您呢,您如何看待把您的戲劇改編成電影?尤其是改編這一部?
MD:我從來沒想過,但總之……我想達(dá)森是對的。
RR:您想過那些情節(jié),想過這部戲劇,像巴羅(Barrault)在舞臺上導(dǎo)演的這出戲,被改編成電影嗎?
MD:我自己沒有想過。但達(dá)森想用閃回鏡頭擴大視野,直到回到殖民地,那個女人出現(xiàn)在那里;她是戲劇中未出現(xiàn)的第四個人物,也就是咪咪(Mimi),這個女孩會被看見,被演出來;這會不一樣,當(dāng)然。我想有一部分對話會被隱去。
RR:我想您很看重那些對情節(jié)發(fā)展有重要意義但看不見的人物,您很看重他們保持不可見,也正因為如此,您才沒有在戲劇中表現(xiàn)他們?
MD:啊,是的。直至今日,我依然拒絕交出《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的電影版權(quán):《昂代斯瑪先生的午后》的主角一直沒有出現(xiàn)。那就是昂代斯瑪先生的女兒。人們聽到她在遠(yuǎn)處笑,唱歌,但人們看不到她。一些導(dǎo)演跟我要這本書的版權(quán),想把它拍成電影,但出于這個原因,我一直不想給。
RR:作為《音樂》的導(dǎo)演,您自己也拍過電影。那么,戲劇和電影有直接的關(guān)系嗎?而且這也跟您有關(guān),因為您要執(zhí)導(dǎo)這部電影。
MD:我不是自己一個人執(zhí)導(dǎo),是跟保爾·色邦一起執(zhí)導(dǎo)。他是一位電視導(dǎo)演,我跟他合作過幾個節(jié)目,我們彼此很了解,我完全信任他。我終于到了攝像機的后面!
RR:在跨出這決定性的一步時,您有什么想法?
MD:跨出這一步是正確的。您知道,給導(dǎo)演提過一些十分精準(zhǔn)的舞臺指導(dǎo),然后抽身走人,這是很難受的。這么做一次還行,但是六七次之后,就想將這種體驗進行到底!
1966年3月26日,《電影真相》(Cinéma vérité),法國文化臺
羅杰·雷讓拍攝,PRD制作,法國廣播電視公司(ORTF)
- 這一計劃沒有完成,但杜拉斯自己將它改編成了電影,并于1976年獲得讓·科克托(Jean Cocteau)電影獎,1977年在電視2臺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