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非學科化時代的進展

本節(jié)提要：

崛起與展開；從五四到1949年；王國維、魯迅、朱光潛、錢鐘書等；自覺意識與積極回應；隨意的研究和較小的規(guī)模；非學科化的問題。

在本書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曾經(jīng)提及，中國的比較詩學研究開始于20世紀初葉的五四前后，而學科化的形成卻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迄今為止的研究大約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可以說還處在非學科化的探索期，而后一個階段則逐步進入了學科化建構的發(fā)展階段。

非學科時代：從20世紀初到1949年。

從時間分段去看，西方文論進入中國，在五四前后是第一個高潮。但是，實際上，即使是在20世紀初葉的時候，對于西方理論的借鑒性運用也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進展。

譬如在國內(nèi)關于新小說的理論探索中，通過介紹日本的文藝思想，間接地和一定程度地就受到了西方小說理論的影響。例如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發(fā)表于《清議報》的一篇重要的小說理論文章《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就首次強調(diào)了“政治小說”的概念，主張大力翻譯外國小說。而后來的研究證明，梁啟超的觀點主要是來源于當時倡導創(chuàng)作政治小說的日本小說家和理論家的影響，而這些日本的小說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卻又是受到英國小說家，諸如布爾沃·李頓和本杰明·狄斯累利等人影響的結果。而后來王國維以西方理論觀點討論《紅樓夢》的文章，正式發(fā)表已經(jīng)是在1904年的事情。由此可見，即使是在現(xiàn)代的意義上，中國自覺的比較詩學研究，也是在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進入中國之前大約20多年的事情，這一研究實踐走在了學科理論前頭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如果有研究的實際需求和問題意識，學科理論的出現(xiàn)只是件早晚的事情，它既可以是相似的外來理論的引進，而如果真的沒有理論可以舶來，它同樣也會從自身的土壤中生長出來。

如果把這一命題推廣開去，就將意味著，只要中國的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文化發(fā)展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踐需求，是一個所謂的真命題，那么，不管有沒有外來理論的引入和借鑒，它自身都應該和有理由去形成屬于自己的研究理論體系，只不過有的情況下需要借助外來理論的參照去催生，有的時候，恐怕還得自己到實踐中去總結和原創(chuàng)而已。

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發(fā)展史明確告訴我們，西方比較文學的理論著作只是到了30年代才被譯介到中國本土來的。1924年，吳宓在東南大學開設“中西詩之比較”課程；1929年英國批評家瑞恰茲在清華大學正式開設以“比較文學”命名的課程；而戴望舒翻譯的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的中譯本，已經(jīng)遲至1937年才出版，并且在當時的影響也相當有限。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這一時期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沒有遵循所謂從“影響研究”發(fā)展到“平行研究”，再推進到“闡發(fā)研究”，最后終于走向“比較詩學”研究這樣的常規(guī)路數(shù)。作為所謂文化上“沖擊—反應”的回應手段，從一出手，幾乎是很自然的，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自覺地把比較詩學作為一個研究重點，這當然是因為，中國的學人在本土傳統(tǒng)文學思想方面擁有像《文心雕龍》這樣的豐厚的、自己值得驕傲的資源。實際上，由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論有著自己的資源本錢，所以，西方理論一旦進入，一些研究者十分自然地就會拿它去與中國古典文論傳統(tǒng)加以比較，從而在一開始就形成了關注詩學方面的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態(tài)勢，為我們今日體制化、學科化的比較詩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學理和方法諸方面的基礎。

根據(jù)對1949年以前近三百余種國內(nèi)比較文學論著和論文的統(tǒng)計，其中可以列入比較詩學研究范疇的就足足占去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可以說，當時一些最優(yōu)秀的比較文學成果，如王國維、魯迅、朱光潛和錢鐘書等人的論著，其實都是以比較詩學和比較美學為代表的，這也正好說明了這一代學人心目中始終所保有的文化自信和開放包容的學術心態(tài)，他們都是大膽拿來、借鑒西學的高手，但是，對于傳統(tǒng)也從來就沒有真正喪失信心。認識到這一點，對于作為后學者的我們，應該是頗具啟發(fā)意義的。

首先看王國維，他1904年發(fā)表的《紅樓夢評論》，從一開始就擯棄了傳統(tǒng)索引考證的煩瑣，直接借用叔本華以及康德的悲劇美學思想，思辨特色極為濃厚地展開其對《紅樓夢》的分析。在他看來，傳奇“無非喜劇”，而元雜劇像《竇娥冤》、《趙氏孤兒》等則“最有悲劇之性質”，至于《紅樓夢》應該是“悲劇中之悲劇”。這種在今天看來并無甚新意并且大可商榷的見解，在上世紀初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無疑卻是一個創(chuàng)舉。

1908年，王國維更發(fā)表了《人間詞話》。在該著述中，作者自覺地融中西文論為一體，將“寫實的”、“理想的”、“優(yōu)美的”、“宏偉的”等一系列西方詩學和美學的概念引入中國文學批評的園地，并且試圖以新的參照系統(tǒng)來重新言說傳統(tǒng)中國文學的諸多問題。在王國維看來，西方之學專于思辯、抽象和分類，而中國之學則長于實踐，重印象，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倘若將二者加以“兼通”，相互取長補短，結合參照，則肯定可望有新的理解和發(fā)現(xiàn)。這種有點去枝留干、定向切割式的區(qū)分和比較，雖然突出了各自文化的某些重點特征，但同時也很可能就此抖落掉各自文化的豐富性和鮮活的血肉。但是作為一種有啟迪性的跨文化研究開端，他尤其是強調(diào)了取長補短的兼通互補目標，即使是在今天的認識視野，也仍舊是有著相當?shù)膮⒖純r值。

王國維的建樹，在現(xiàn)代中國學界普遍被承認具有承前啟后的開創(chuàng)意義，今天，對于王國維的學術思想，無論有多少問題和不足，但卻不得不以他的研究作為起點，即使在跨文化文論研究的領域，他也始終可以說是中西比較詩學和構建現(xiàn)代中國文論話語的重要起點。今天，無論我們的討論如何開始以及如何深入，恐怕都不可能繞過王國維這塊界碑了。故而陳寅恪先生在《靜安遺書序》中論及王氏在學術方法上的三大貢獻時，除了“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外，還有一條十分重要的就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所謂的三重證據(jù)之方法，其中兩重都是和參照系映照之下的跨文化研究密切相關的。

也就在王國維1908年發(fā)表《人間詞話》的同年，青年魯迅發(fā)表了他的長篇論文《摩羅詩力說》。盡管后世的研究者證明，這篇長文的寫作，也曾經(jīng)借鑒了某些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影響論文作為近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重要成果的價值意義。該文以文言寫成，文筆犀利，氣勢雄健，汪洋恣肆，出入自由，風格并不受通常比較文學的所謂研究類型中的范式格局方法限制，而是應題所需，信手拈來，自由地去展開比較。對諸如19世紀歐洲，尤其是該地區(qū)各國浪漫主義詩派的許多代表人物，如尼采、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和詩風，一一加以大力推介和述評，而且從中國文論的立場出發(fā)，頻頻引證諸如《詩經(jīng)》、《莊子》、《文心雕龍》的論述加以比較，令習慣了詩話詞話類文論言說、習慣了比喻式審美品藻的讀者頓時耳目一新。在魯迅看來，“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即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fā)，每響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21/22294897760866.png" />

在《題記一篇》一文中，他進一步指出：“篇章既富，評騭自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宏纖，開源發(fā)流，為世楷式?！?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3/21/22294897760866.png" />盡管魯迅先生當時未必就會想到系統(tǒng)地從學科理論去深入研討比較文學和比較詩學問題，但是，根據(jù)研究者的發(fā)現(xiàn)，魯迅確乎閱讀過勃蘭兌斯的《19世紀文學主潮》這樣的歐洲比較文學著述的日譯本，而且在1911年1月2日致許壽裳的信件中，還認真向他推薦了洛里哀的《比較文學史》一書。因此，他這種自覺的文論比較互證意識，既是現(xiàn)實問題研究的自然需求，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歐洲比較文學理論論述的影響，從而在世紀初就已經(jīng)是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除了這些比較文論的研究之外，在具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是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方面，魯迅與比較文學的關聯(lián)，學界已經(jīng)有眾多的著述成果，讀者自可以根據(jù)需要去選擇參考，這里就不再贅述。

但是只要想想，時至今日，我們還有不少抱殘守缺的學人，仍舊對從跨文化的、國際化的角度去探討文藝理論問題，采取默然、視而不見，甚至拒斥的態(tài)度，孰高孰低，何謂天才和匠人？什么叫大師和先知先覺者？稍加對比就已經(jīng)不言自明了。

進入三四十年代以后，不少在學問方面具備一定中西兼通能力的學者，均開始有意識地力圖超越單一文論體系的認識局限和中西文化差異，自覺地去尋找中西詩學之間交流和溝通的可能性。他們相對而言比較全面的中西語言和文化素養(yǎng)，對于文藝研究的專門性愛好等個人因素，使其從一開始就具備了從事展開類似深度研究的可能。這當中尤其以朱光潛和錢鐘書的研究值得重視。

1942年，朱光潛先生的《詩論》由重慶國民圖書社出版。該書比較側重于探討某些中西詩學和美學的規(guī)律性問題。盡管作者主要還是一位美學家，但是，由于其對中西古代文論和詩論的嫻熟運用，不少論著同時也見出十分明顯的比較詩學的特色。并且由于這時期的一代學者們有的已經(jīng)有了較為強烈的雙向比較意識，所以，能夠做到互為主體的相互參照，即既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詩歌，也能夠用中國的文論嘗試去闡發(fā)西方的文學。正如朱光潛在《詩論》一書的序中所言，“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chuàng)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鑒”，其方法只能是相互參照和比較，因為“一切價值都由比較而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yōu)劣”。如果說，在比較詩學的學科研究范式中存在多種探討路徑的話，美學的比較和追問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路徑之一，而朱光潛先生的理論探索顯然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眾多沿著美學思路進行的比較詩學研究，大多也都是從朱光潛、宗白華等人的基礎上去申發(fā)和不斷展開的。

與朱光潛相比，青年時代的錢鐘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酷愛談藝論文、傾力研究中西文學批評問題的學者。早在學生時代他就對中外文論詩學問題興趣盎然，常和師友切磋，言談間信手征引中外名家著述，談笑中新見迭出，傾倒眾人。1948年，他的《談藝錄》由開明書店出首版。以錢氏的天分、興趣、學識和學術立場，均注定他將成為貫通中西，對文論現(xiàn)象和問題做跨文化全面處理和總結的一代著名學者。其實，早在1937年，他發(fā)表于《文學雜志》一卷四期的《中國古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中，在暢論中國特有的“人化批評”的時候，就已經(jīng)非常嫻熟地在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各家文論，十分令人信服地來闡明他的學術命題了?！墩勊囦洝芬粫谛问浇Y構上選擇的是中國傳統(tǒng)詩話的話語形式框架，甚至連語言都是純熟地使用文言文寫作，但在具體的論述中卻是明顯的所謂“舊瓶裝新酒”，論述的招數(shù)一掃舊有的路子，讓西方各家詩學的論述自由地涌入話語范疇，令各派觀點和各家的論述，讓來自不同文化的創(chuàng)作例證，由外向內(nèi)，放射性地指向論述的中心，使得繁難的論題在眾聲喧嘩中傾向漸出，不言意義自明。

關于錢鐘書的學術話語特點和論述方式，我們將在本書以后的章節(jié)中陸續(xù)加以介紹，但是，有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可以事先指出，那就是，當他頗為輕松地，幾乎是在超越一個學人所能想像的中外材料范圍，去不斷引述、分析、質疑和論證問題的時候，不管你是否同意，是否心悅誠服，你一定已經(jīng)意識到，作者這樣豐厚的材料深廣度，這樣寬闊的學術視野，如此睿智眼光和話語風范，別人要超越恐怕已經(jīng)很難。如此這樣一位大師級學者已經(jīng)出現(xiàn)，算得上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隊伍的幸運，而在他所涉及的命題上，無論是研究對象、研究話題和材料標準，都給后來的中國學術界樹立了一個需要努力去效法和追趕的學術典范。

錢鐘書文論詩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從一開始就是自覺和自成一體地融中西為一爐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其學術的基本研究范式就是要“取資異國”，“頗采二西之書”，通過互參互照，“以供三隅之反”。他之所以能夠這樣確認其學術的研究格局，乃是因為自身有著一個堅定的學術觀念，那就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而無論是東方西方，只要是作為所謂無毛兩足動物的人類，都該具有共同的“詩心”和“文心”。正所謂“心之同然，本乎理之當然，而理之當然，本乎物之必然”。也就是說，在深層的人性和藝術的本性方面，無論東西方都是有許多共同的東西可以加以對話和溝通的，而它們之間又是有著許多各自的特色和長處可以交流互補的。

而到了70年代末，他在“文革”艱難處境中寫就，“文革”一結束就出版的鴻篇巨制《管錐編》，則更進一步擴大了對話討論的范圍。該系列多卷本書系以一批重要的中國古代經(jīng)典作為討論對象，在資料的運用上，不僅突破了文藝學和美學的界限，突破了東西方文化和多種語言的界限，他本人除完全專業(yè)性地運用中、英文外，還另外熟悉5種以上西方語言，而且還更多地突破了各種專業(yè)學科的界限，在整個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博大空間和歷史范疇中去展開命題的研究，其論證常常給人以出乎預料的感覺。讀他的著述，感覺往往是這樣的，當你覺得這東西只有中國才有的時候，他立刻就會從西方或者其他民族給你找出一堆類似的例證來；而當你認為某種批評觀念只有西方才有的時候，他也馬上會從中國的傳統(tǒng)文論中給你找出許多證據(jù)，以說明這并非僅僅是西洋人的專利。前者如看似作為中國文論的“人化批評”長處，他卻能夠到西方論著中找到眾多類似的說法；而后者有如西方詩學引以為自豪的“通感”手法，他卻同樣能夠從歷代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拈出無數(shù)精彩運用的例子。所以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錢氏的詩學研究側重點，表層是大量的相異性和獨特性的尋找，而在根子上卻是傾向于“打通”和“求同”的，只不過比起別人，他的論述顯得更加豐富、復雜和變化多端罷了。

總之，從世紀初到1949年，這一時期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特點基本上是：學者們有著內(nèi)在的文化自信和自覺的研究意識，盡管從事的是跨文化詩學理論研究的話語領域，卻有著積極回應外來文化沖擊的學術追求。用錢鐘書在《談藝錄》序中的話來說就是，“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但就整個研究的規(guī)模而言，相對還是較零散和微小，基本上還沒有自覺的學院化的學科建設意識，沒有研究機構，沒有專門學術團體，院校中沒有基本的專業(yè)體制，所以也就還排不成系統(tǒng)的研究陣勢，基本上還是學者們的興趣和個人性的話題。

1.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清議報》第一期，1898年12月，橫濱印行。

2. 參見米琳娜編《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在：19至20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中文本，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6頁。

3. 可參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資料：1919—1949》，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4.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一卷，第64頁。

5. 同上書，八卷，第332頁。

6. 朱光潛：《詩論·序》，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7.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資料：1919—1949》，第44—60頁。

8. 錢鐘書：《談藝錄·序》，中華書局，1984年。

9. 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第一冊，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