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擴張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1710年10月7日，《閑談者》上發(fā)表了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作品《城市陣雨》。幾天后，斯威夫特在《寫給絲黛拉的書信集》中記下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和馬修·普萊爾（Matthew Prior）對這首詩的贊美：“他們二人對我的詩贊不絕口，都說在這一題材的作品中，我的《城市陣雨》無出其右：自達娜厄（Dana?）之后，這便是最好的一場陣雨?！?sup>[1]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城市陣雨》與古典神話并置，顯然是建立在戲仿英雄史詩的基礎(chǔ)之上。這一并置再現(xiàn)了此詩及其姊妹篇——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詩歌——《清晨》[2]中隱含的戲仿古典作品模式。理查德·斯梯爾在《閑談者》中就此主題發(fā)文[3]，將此主題的作品歸為一類，稱“本土詩”，即描寫污穢的城市場景，并建構(gòu)在新古典主義對典故的影射之上。例如，《清晨》再現(xiàn)的是維吉爾筆下“紅潤的黎明”如何降臨倫敦：不檢點的女仆貝蒂從主人的床榻悄悄溜走，街上充斥著叫嚷聲、墩布拖地聲，還有城市工人階級打掃清理的嘈雜聲。[4]在《城市陣雨》中，斯威夫特把傾盆大雨敲擊轎子發(fā)出的聲音比作拉奧孔用劍戳擊特洛伊木馬的外殼：
就像特洛伊人把木馬抬進，
在里面藏著急切的希臘人。
……
拉奧孔用劍把木馬敲打，
里面的每個英雄都害怕。（第47—52行）
將描寫污穢城市的作品與維吉爾的詩歌作比，通常會壓縮史詩的宏大。上述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將達娜厄神話視為《城市陣雨》的先例，效果也是如此。達娜厄被她的父親——阿爾戈斯的國王阿克里西俄斯——囚禁在地下的銅屋里（在賀拉斯的講述中，她被囚禁在銅塔里），因為阿克里西俄斯從德爾菲的女祭司處得到神諭，自己將被達娜厄的兒子殺死。銅屋是阿克里西俄斯控制達娜厄性交的必要而又注定失敗的舉措?？梢粤舷耄_娜厄是不會被父親的銅屋所限制的。宙斯化作金雨，從屋頂?shù)拈_口落入屋內(nèi)，使達娜厄受孕，產(chǎn)下帕爾修斯。帕爾修斯是日后殺死美杜莎的英雄，也將出于偶然殺死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從開始就注定逃脫不了死在孫子手下的命運。這個神話說明，男性無法實現(xiàn)對女性性交的控制或監(jiān)管。
將《城市陣雨》與達娜厄神話作比，既體現(xiàn)了當時《城市陣雨》與女性身體之間的聯(lián)系，也戲劇化地展現(xiàn)了古典神話與當下生活的距離。神話升華了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現(xiàn)代城市體驗則獲得了世俗化具象，二者之間的鴻溝雖提請人們注意現(xiàn)代世界的卑劣，但也并非完全鄙視當下和世俗的生活。像很多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作品一樣，當下經(jīng)驗在并置中是受到貶抑的一方，然而，并置又同時賦予了它誘人的直接性和神秘的力量。與遙遠的神話不同，倫敦街道的氣味和景象，觸手可及，扣人心弦；這一點使它即使與神話相比，似乎也并不遜色。正是這種當下的生機勃勃使得評論者歐文·艾倫普萊斯（Irvin Ehrenpreis）說到，《城市陣雨》中那些鮮活的景象，“唯有心懷崇敬之人才能捕捉”。[5]然而，在《城市陣雨》及其他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中，要想確認這種生機勃勃的來源和本質(zhì)，極難做到。究竟是什么，使得斯威夫特筆下的倫敦，或者說，蒲柏的愚昧女王，獲得了所謂的“敬意”？[6]在對此時期的文化想象中，這一獨特的扣人心弦之力從何而來？以及，為何其以女性形象出現(xiàn)？
達娜厄的金雨和斯威夫特的陣雨之間的對立，是典型的奧古斯都戲仿英雄史詩的形式建構(gòu)。然而，如果我們不將這兩場陣雨割裂來看，也不將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僅僅看作通過對比來壓縮史詩的宏大；如果我們將二者并列一處，那么，達娜厄那鮮活的金雨便賦予城市陣雨意義，同時還為作家們解釋了當下城市經(jīng)驗中那謎一般的活力源自何處。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援引的女性形象引出了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文化寓言，一個有關(guān)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的現(xiàn)代寓言，這些生機勃勃的意象充斥在18世紀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城市陣雨》便是鮮明的一例。這個預言致力于再現(xiàn)一種無法控制、影響一切的女性的性能量，此能量存在于女性體內(nèi)、與女性的欲望相關(guān)，并由此生成某種企圖轉(zhuǎn)變、重構(gòu)，或顛覆現(xiàn)存的邏輯系統(tǒng)、宗譜系統(tǒng)或階級系統(tǒng)的力量。這是有關(guān)現(xiàn)代城市公共衛(wèi)生危機的故事：城市下水道的寓言。這個寓言有自身獨特的結(jié)構(gòu)和主題，同時也隸屬于一個當時更寬泛的文化寓言體系。次文化寓言體系不僅包含與陣雨緊密相關(guān)的故事，也提出了相似的具備流動性和轉(zhuǎn)化性的力量，即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自辯中隱含的洪流和海洋寓言。
一
在達娜厄的神話中，金雨彌漫，透入囚禁達娜厄的密閉空間，象征著無從壓制的女性性交；無論什么樣的限制都無法阻止達娜厄與金雨的結(jié)合。雖然金雨來自男性，斯威夫特在轉(zhuǎn)述友人對他詩歌的褒獎時，將其轉(zhuǎn)變?yōu)榕缘牧α浚哼_娜厄的金雨。代表宙斯的液體形式在此成為女性欲望的完美展示。然而，斯威夫特為何以陣雨作為描寫對象，不那么容易解釋。對斯威夫特和那些贊美此詩的友人來說，是什么使得陣雨成為18世紀城市生活的內(nèi)在縮影？
不難想象，陣雨這一意象的生命力源自其觸手可及、歷歷在目。陣雨所引發(fā)的景象和氣味唯倫敦獨有：“憂心的貓咪”感知到了即將來臨的風暴，城市下水道散發(fā)著“加倍的惡臭”（第3、6行）。再者，陣雨體現(xiàn)著城市的實質(zhì)，因為它將尋找避雨途徑的倫敦各色人等都匯聚一堂：“渾身淋濕的女人”涌進了店鋪，“衣冠楚楚的學子”假裝雇車，“褲腳挽起的裁縫”匆忙沿街而下，“得勝的托利”和“失勢的輝格黨”混在一起，不安的“紈绔子”“坐在轎里”，聽著霹靂大雨嘩啦啦地敲響棚頂而心驚膽戰(zhàn)（第33—43行）。陣雨還可以看作是對倫敦地理位置的一次總結(jié)，雨水覆蓋了整座城市，詩人則借機描畫了倫敦的主要街區(qū)和標志性建筑，從“史密斯場或圣帕爾克……到霍爾本橋”，再從那里順著弗利特溝的“洪流”而下，注入泰晤士河（第58—63行）。另外，陣雨還隱含著莊嚴的古典主題：朱諾曾籌劃一場著名的暴雨，導致狄多女王與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的山洞中的那次注定無果的結(jié)合；[7]斯威夫特的詩歌結(jié)構(gòu)不僅和《農(nóng)事詩》（Georgics）的第一卷中那持續(xù)的風暴吻合：從“預測”到開端，再到大暴雨；[8]其詩的最后一句：“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簡直就是《農(nóng)事詩》中“沙沙作響的冰塊在洪水中翻滾”的翻版。[9]在此語境下，斯威夫特和他的讀者們得以將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聯(lián)系在一起，這正是新古典主義者所喜聞樂見的，而倫敦那迅速發(fā)展的大都市景象則占據(jù)了上述聯(lián)系的中心。斯威夫特在詩中正是要厘清城市本土詩歌中陣雨所包含的多種修辭形象。但是，促成這些效果還須提及有關(guān)陣雨的隱秘歷史。
正如維吉爾的讀者能理解他筆下“暴雨”的深意一樣，對18世紀的英國讀者來說，斯威夫特的陣雨絕非一種氣象現(xiàn)象那么簡單。[10]據(jù)《牛津英語字典》記載，17世紀后半期，“陣雨”（shower）、“岸”（shore）、“下水道”（sewer）這三個名詞所代表的主要意思依次是：降雨或觀察者；水邊陸地、威脅、支柱或下水道；排放污物的溝渠或管家。在17世紀，“shower”也寫作“shewre”、“shewer”、以及“shore”；“sewer”也寫作“sure”、“shewer”；“shore”也寫作“showre”、“shower”。詞形糅合的背后，還有“shower”和“sewer”趨于相同的發(fā)音變化。17世紀末，假如/s/音后有現(xiàn)代的輔音/j/，那么它們的發(fā)音為/?/。上述的發(fā)音變化有些只存在于17世紀，到了18世紀，“sh”（音/?/）常常又變回“s”（音/s/）?，F(xiàn)在的“sure”恰恰是變化得以保留的例證之一。與此相關(guān)，原來在“s”后面的元音大致發(fā)/ju：/的音，隨著“s”變?yōu)椤皊h”，元音也丟掉了“y”（音/j/），發(fā)音接近于現(xiàn)代“sewer”中“s”后面的元音（音/u：/）。簡而言之，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shower”、“shore”、“sewer”這三個單詞似乎曾經(jīng)發(fā)音相似，都接近現(xiàn)在“sure”的發(fā)音。[11]
《牛津英語字典》還告訴我們，從語義上來說，“shore”一詞的意思是水邊陸地，也常用來做“sewer”的變體，意思是排放污物的溝渠。傳統(tǒng)觀念認為，將“shore”解作“sewer”，是因為二者來自共同語源；但字典編纂者對此不以為然，他們指出，“shore”的這一用法源于當時的一個短語“公共陸地”（common shore），指的是水邊的一塊陸地，其用途就是垃圾場?！肮碴懙亍币虼司褪翘烊坏摹跋滤馈保╯ewer）。后來，因為有了城市規(guī)劃、各種民法規(guī)范，這種“公共陸地”才演變成20世紀的地下污水系統(tǒng)。這種語義上的聯(lián)系，也許可以說明今天的詞組“公共污水管”演變自“公共陸地”。既然在語音和語義上都相似，那么，在斯威夫特寫作他的詩歌的時期，“sewer”和“shore”可以互換使用，而“shore”不僅發(fā)音與“shower”相似，有時也可寫作“shower”。
提起“下水道”，我們想到的是為了處理城市和郊區(qū)的污水和垃圾而規(guī)劃的獨立且封閉的水道，但下水道的這一形象由來并不長久，直到19世紀中期，倫敦的下水道仍然大都以“公共陸地”的形式存在。事實上，倫敦于1858年爆發(fā)大惡臭危機，當時的議員們不得不在議會大廈掛上石灰浸泡過的窗簾來阻擋惡臭滲入；同年，在倫敦建設(shè)封閉下水道的提案得以施行，而在這之前，“公共陸地”恐怕是倫敦排放污水和廢物方式的最精準描述。在《倫敦消失的河流》（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一書中，巴頓記錄了倫敦城由一片洪水沖積平原而擴張的過程。像大多數(shù)英國和歐洲的重要城市一樣，倫敦也是沿著一條河道——泰晤士河——而逐步擴大。隨著17、18世紀倫敦人口的爆發(fā)式增長，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沃爾布魯克河、泰伯恩河及其他許多支流——逐漸成了聯(lián)通的露天下水道，所有城市垃圾都傾倒在此。今天的城市地理學家會發(fā)現(xiàn)，倫敦的地下污水系統(tǒng)與曾經(jīng)流淌在這片沖積平原上的古老河道是基本重合的。流淌在未經(jīng)城市化的土地上的河道，勾勒出了現(xiàn)代都市污水系統(tǒng)的輪廓。[12]一位匿名的作者，有可能是笛福，描述了斯威夫特發(fā)表《城市陣雨》之后十年倫敦的“公共陸地”的景象：
這些骯臟的地方是污水溝的匯集之處……染坊、洗衣房、毛皮販子、屠宰場及其他令人厭惡的行業(yè)都把污水排放到這里。隨處可見腐爛的動物尸體和它們散發(fā)出來的惡臭。這樣的污水溝向西一直延伸到倫伯斯區(qū)，溝中積著厚厚的淤泥……從霍斯利當恩橋（Horseleydown）到戰(zhàn)橋（Battle Bridge），遠到羅瑟希德區(qū)，相似的景象觸目皆是……當?shù)鼐用駥Υ藰O度厭惡……這些地方臭氣熏天，令路人頭昏作嘔。[13]
城市環(huán)境衛(wèi)生已經(jīng)成為一個異常復雜又無可回避的問題，對每位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有重大影響，可謂無處不在：從每家每戶的茅坑，到街邊的污水溝，再到泰晤士河的大規(guī)模污染。那時的公共廁所就直接建在城市河道附近。居民生活產(chǎn)生的廢水和垃圾，還有諸如屠宰場、養(yǎng)豬場、肉鋪、煤場、磚廠、染坊等各種商戶產(chǎn)生的廢水和垃圾，要么先排入茅坑，再定期排放到社區(qū)中的“排水溝”（ditches），然后注入環(huán)繞著建筑物的“污水坑”（sinks）、“排水道”（drains）、或“泄水道”（sluices）；要么就直接排入到流淌在許多城市街道中心的“水道”（kennels）之中。單憑那時城市下水道的名稱之多，就足以說明它在人們?nèi)粘Ｉ钪械闹匾匚?。這些無處不在的露天下水道產(chǎn)生的刺鼻氣味和駭人景象深深困擾著居民。更有甚者，過馬路時，他們還要淌過這些下水道，親眼目睹公共廁所的污物、夜壺的便溺、垃圾桶的廢物，直接傾倒在他們門前屋后的露天溝渠中。彼時的居民和現(xiàn)代城市歷史學家都將這種露天下水道網(wǎng)絡(luò)看作街道的一部分，是連接并且界定這座現(xiàn)代城市的交通系統(tǒng)，其作用甚至超越了人來人往的窄巷和街道。帕特·羅杰斯（Pat Rogers）對此有這樣的描述：“露天下水道……將倫敦的各個部分直接連接起來，極少有交通系統(tǒng)能做到這一點，城市里有些地方的街道簡直就像迷宮一般令人費解?！?sup>[14]
1671年的《污水和路面法案》是改善城市環(huán)境衛(wèi)生系統(tǒng)邁出的第一步。法案提議將下水道從路面中央遷至路面一側(cè)，并墊高路面使其與下水道分離。[15]這一法案關(guān)切的重點似乎在于城市主要街道的安全性能：抬高并鋪平路面，廢水流于側(cè)面。后來，確實有些街道的情況有所好轉(zhuǎn)，但流在街道中心的下水道直到18世紀也還屢見不鮮，而將諸如污水坑、排水道或排水溝這些迅速發(fā)展的污水處理系統(tǒng)加以遮蓋的提議，直到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發(fā)表二十年后才出現(xiàn)。弗利特溝，原為弗利特河，曾是泰晤士河最大的支流，也最鮮明地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污穢和污染。這一形象不僅見于斯威夫特的詩，兩個世紀以來，凡有關(guān)城市環(huán)境惡化的著作，對其無不提及。[16]改善城市衛(wèi)生環(huán)境的努力多以失敗告終，那“令人作嘔的污水坑”[17]依舊存在。17世紀末，弗利特河的下游曾一度被清淤疏通，側(cè)翼加蓋碼頭建成運河，但到了斯威夫特發(fā)表詩歌的時期，這些設(shè)施都已破敗不堪，到了1733年，短命的弗利特運河從弗利特橋到霍爾本橋都被污物堵塞（巴頓，第76—78頁，第105—106頁）。[18]弗利特溝成了城市生活的實體層面、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的象征；用羅杰斯的話來說：“弗利特溝……實質(zhì)上將城市中的每個可鄙的角落都聯(lián)系在了一起”（149）。
斯威夫特的詩歌告訴我們，暴雨來臨之際，倫敦的河道系統(tǒng)也不堪重負；城市里沒有疏松的土壤來吸收突如其來的雨水。暴雨過后，露天河道里的洪流卷攜著動物尸體和各種物品沿著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那場面無法直視。1679年的一場暴雨過后，目擊者稱，除了牛，“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和物品，比如從沿岸受災房子里滾落的啤酒桶、烈酒桶，都順著洪流沖向霍克利洞（Hockley-in-the-Hole），成了貪婪又興奮的下等人的零碎物什。”[19]時至今日，暴雨還有可能導致倫敦的地下排污系統(tǒng)瀕于崩潰。一位20世紀的下水道工人這樣描述暴雨帶來的后果：“暴雨可迅速導致主要地下排水管道內(nèi)洪流洶涌：雨水從總計長達2500英里的各個小管道傾盆而入，幾分鐘內(nèi)匯入的水流就足以把人沖走。隧道里先是回蕩著颶風的呼嘯，隨后洪流泄入，沖過堤壩，涌入泄洪管道”（巴頓，第116頁）。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描述與斯威夫特的詩歌十分相似，表明了現(xiàn)代人對城市陣雨體驗的延續(xù)。
二
斯威夫特的這首詩的標題，可謂一個極其形象又隱秘的雙關(guān)語，提請人們關(guān)注現(xiàn)代城市經(jīng)驗的一個重要方面。很多斯威夫特的同代人，特別是艾狄生，不贊同使用開放式的雙關(guān)語。斯威夫特卻十分青睞雙關(guān)，并將其作用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這點在《寫給斯黛拉的書信集》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20]而不論從語義還是語音上說，下水道和陣雨都如此緊密聯(lián)系，想必當時的讀者不會驚訝于這一雙關(guān)。詩中的下水道和陣雨體現(xiàn)了完美的互易性。在詩的末尾，弗利特溝洪流的壯觀景象，既是詩歌的總結(jié)，也很自然地成為陣雨的高潮。那著名的三詩行描述了“洶涌的水道”如何流經(jīng)城市，從斯密斯場的市場（Smithfield market），到雪山上的圣帕爾克教堂，最后流注霍爾本橋下的弗利特溝：
從屠宰場沖出的糞便，血污和內(nèi)臟，
淹死的小動物，發(fā)臭的魚混著泥湯，
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第61—63行）
即使“sewer”和“shower”沒有語音上的聯(lián)系，斯威夫特詩歌中的陣雨也以其特有的橫掃一切之勢，涌向城市下水道。
陣雨作為一種文化力量，能夠鮮明地刻畫城市生活，揭示城市生活的意義。下水道也承擔著同等功用，甚至加強了陣雨的文化力量。說起來有些自相矛盾，但斯威夫特仿佛竟是下水道的崇拜者。我們甚至可以推測，下水道是一種修辭選擇，代表著城市人口的爆發(fā)式增長：下水道暗示著城市規(guī)劃和和改善衛(wèi)生環(huán)境的必要性，因此成為圍繞著城市擴張問題的焦點。下水道是城市污穢本質(zhì)的縮影，散發(fā)著最刺鼻的惡臭，展示著最駭人的景象，刺激著18世紀每個城市居民的感官。此外，下水道遍布于城市的每個景致之中。事實上，下水道是建構(gòu)城市區(qū)域分布的景觀，把城市中空間距離遙遠、社會身份迥異的各個階層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人們共同面臨著處理垃圾的需要；在這一點上，它和陣雨匯聚城市各個區(qū)域、社會各個階層的零碎雜什如出一轍。如此一來，陣雨就有了其骯臟的對應物——下水道：古典文學中的形象在當下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了另一自我。
辛西婭·華爾（Cynthia Wall）曾詳細討論過城市區(qū)域分布對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英國文化的影響，她的研究視角和我們?nèi)绾卫斫饽且粫r期的修辭及文學資料緊密相關(guān)。華爾指出，在倫敦成為現(xiàn)代都市的建設(shè)史上，1666年大火災之后的重建是一個關(guān)鍵期。在那幾十年里，出現(xiàn)了“大量的深受區(qū)域分布影響的文學形式”，例如斯威夫特和其他作家所寫的城市本土詩。這些詩歌反映了一種“新的文化意識”，一種“空間移動意識”，一種“混亂和擁擠”，以及一種修辭和社會的兼容，這種兼容“捕捉、探討，或者試圖對現(xiàn)代大都市中的區(qū)域和社會混雜進行分類和概括”。[21]華爾不僅將新興城市文化與早期話語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還討論了二者之間的差異：
部分新興城市景觀敘事的力量來自于較早的文學傳統(tǒng)：倫敦的街道被賦予了社會意義、商業(yè)意義，以及傳統(tǒng)的地理意義……意義源于具體的城市危機，又制造新的危機……新文學和新的空間再現(xiàn)對過去的修辭模式，要么全盤接收，要么取其部分。大火災之后，空間穩(wěn)定被打破，加上隨之而來的重建工作……使得城市中廣泛的文化思潮，力圖在想象的層面上重新規(guī)劃城市的區(qū)域，重新定義空間的意義，重新為城市命名……尤為明顯的是，在布道和期刊上有長篇累牘的街道名稱，在測繪學中出現(xiàn)了街道名稱索引和逐條羅列，從語法層面和想象層面來說，原來相對的空間穩(wěn)定，變成了相對的空間流動；清晰的城市二維勘測和平面圖取代了原本的三維鳥瞰式。這一切在詩歌、戲劇和小說中均有體現(xiàn)。（116）
城市下水道寓言概括了華爾所描述的現(xiàn)代獨特的城市環(huán)境，其社會和地理轉(zhuǎn)義反映了人群擁擠、社會身份混亂、特別是空間流動性等獨特體驗，這些都是現(xiàn)代大都市的特點?，F(xiàn)代性的關(guān)鍵特征一直隱含在大都市的社會空間。在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靈感尤其源于那些歐洲大城市：諸如巴黎、倫敦或柏林的街道、人群和建筑。[22]18世紀下水道的文化體驗代表著現(xiàn)代與城市空間碰撞的原初時刻，那一時刻濃縮了其歷史意義的多個維度，并在一個連貫的集體性寓言中獲得表述。
寓言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下水道與陣雨融合起來，這點將其和之前文學作品中的下水道區(qū)別開來，從而使其與早期的形象既有聯(lián)系，也有區(qū)別。例如，早在《城市陣雨》發(fā)表的一百年前，本·瓊生的《旅程》（“The Voyage it selfe”，1616）就是一篇冗長的有關(guān)下水道的詩。這首詩為后來18世紀城市本土詩中出現(xiàn)的對倫敦下水道的描寫提供了很多先例。不過，瓊生的詩缺少18世紀下水道/陣雨那種奔涌的活力和激情。這首作于詹姆斯一世時期的詩是一首駛向地獄之旅的戲仿英雄詩，其主人公結(jié)束了在面包街上“美人魚”里的一夜歡娛之后，“意欲乘船去往霍爾本”，[23]也就是說，從布萊德威爾監(jiān)獄（Bridewell）乘劃槳船順著弗利特河逆流而上到達霍爾本。旅程一開始，詩人就囑咐讀者“屏住呼吸”（第60行），因為船槳的滑動在淤泥中激起了一股惡臭。船上乘客在弗利特河的“子宮中穿行”（第66行），囿于河流“兩邊的墻”，廁所和下水道的污物沿著墻被傾倒而下。因為躲避經(jīng)過的垃圾，船不得不靠近墻，這使得他們和頭頂上的公共廁所距離更近，其后果可想而知：
嗚呼，他們將在我們頭上拉屎，
沒關(guān)系，混蛋，劃啊。什么呱呱聲
被我們聽到？是青蛙？不，那是放屁聲，
就在我們的頭頂：好吧，劃啊。（第90—93行）
臭氣從頭頂上傳來，或像鬼魂從河流中升騰，糞便有的“黏在墻上”，有的“沿廁所傾瀉直下”，有的“片片點點”在河流中漂浮，還有的在角落里“成堆壘起”（第136—139行）。弗利特巷傾倒的廚余垃圾也加入進來：
河道油膩膩，還有病豬毛，
狗頭、狗皮、內(nèi)臟和蹄腳：
……
幾只貓，曾經(jīng)油炸過，又被烘烤，
長了霉菌，再被水流扔拋，
……
……它們被扔在此處，同那融化了的錫盤一起，
將來還有五條命，它們不會被淹死。（第144—154行）
最后乘客們遇見了一人，此人剛在河中“沉浮三次”，對他們說：
你們那嬌嫩的鼻孔
真是膽大包天……
怎敢開始這樣的航程？
方便的人蹲在每個茅坑。
圍墻灰泥合著尿液流淌；
噪音種種不斷沖耳回蕩。（第164—171行）
乘客們雖鄙視此人，卻也不得不敗下陣來，原路返回，航程結(jié)束。
不難發(fā)現(xiàn)，這首城市本土詩中所提及的——成堆的糞便、令人窒息的惡臭、堆積的淤泥、水中的動物、茅房廁所、淹死的貓狗、弗利特溝的運能——同樣出現(xiàn)在18世紀的城市下水道寓言中。只不過前者講述的是逆流而上：人們?nèi)绾蝿澲€(wěn)步、小心而緩慢地在黑暗、粘稠、幽閉的泥漿中穿行。雖然斯威夫特《城市陣雨》的最后兩行也提到了瓊生詩中的霍爾本橋，但在《城市陣雨》中，霍爾本橋是地理位置的起點，暴雨裹卷一切從此橋傾瀉而下，注入泰晤士河。這洶涌的洪流是18世紀城市下水道寓言的鮮明特征。
《特利維亞：或，行走倫敦街頭之藝術(shù)》（1716）是約翰·蓋伊所作的城市田園詩。此詩第一卷顯然借鑒了斯威夫特，也大談城市陣雨。對陣雨的描寫開始于包羅眾人的“你”，即每個大都市生活體驗者：
睡意被清早的吵嚷打擾；
天空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了征兆。
為防你在夜晚抱怨關(guān)節(jié)痛和咳嗽；
陰沉的霧、或傾盆的雨，來襲在此刻。[24]
接下來出現(xiàn)的是重要的城市洪流轉(zhuǎn)喻：
當狂風在你耳邊呼嘯
嘎吱作響來臨急雨風暴；
轉(zhuǎn)瞬間，溝渠里水勢大漲，
匯成向泰晤士河的奔騰泥浪。（第一卷，第157—160行）
上述對下水道“奔騰”勢頭的描寫，在修辭層面對應著風暴的能量，以及伴隨而來的狂風和洪流：
……你能知悉
狂風大作，溝渠漫溢；
垃圾場散發(fā)著陣陣臭氣，
天穹中降下骯臟的水滴，
雨打瓦頂激起青煙一片，
人不留心就被雨水澆遍。（第一卷，第169—174行）
流動是蓋伊筆下的大都市的主要特征。行人不得不“健步如飛”（第三卷，第51行）行走在擁擠的街道，還得小心“湍急的/洪流”隨時可能沖走他的同伴（第三卷，第91—92行）。川流的人群和涌動的雨水以及下水道的洪流混合在一起，行人要盡力沿房屋建筑外墻而行，遠離街道邊上的泥濘：
當滂沱雨水傾盆而至，
走路要靠墻小心翼翼；
要是你稍微留下地方，
擁擠的人群便蜂擁而上；
瘋搶占領(lǐng)你失去的領(lǐng)地，
你被推到一邊，無靠無依。
將領(lǐng)地奪回只是徒勞，
渾身泥濘被雨水透澆。
還是雨淋泥澆來忍受，
以免與人爭吵傷皮肉。（第三卷，第205—214行）
對蓋伊來說，上述這些涌動代表著潛在的破壞力量，它猝不及防地將行人的假發(fā)澆透（第一卷，第202行），即是在物質(zhì)和社會身份層面上進行的破壞。同樣，女士的鞋子也難逃其害，拯救的方法出現(xiàn)在戲仿英雄史詩的附記中，那就是火神伏爾甘發(fā)明的將她們抱起來（第一卷，第271—276行）。在這首描述城市大雨的詩歌中還常會出現(xiàn)損毀的馬車。夜晚下水道的“翻涌”卷翻了一架馬車：
在燈色蒼白的路中間
光線幽暗而垃圾成山，
像吞噬生命的血盆大口，
又像通往垃圾場的無底洞幽。
……
適值夜神尚未走完半程；
馬車似被吞噬傾覆路中，
戰(zhàn)馬打著響鼻，韁繩折斷，
輪軸斷裂，輻條飛散。（第三卷，第335—345行）
在第二卷中，陣雨導致一場實實在在的模糊社會身份的表演，即紈绔子弟連人帶馬在暴雨中翻進了臭水溝：
我曾目睹一個紈绔子弟，時運不濟，
陣雨里穿越泥石堆積、水位滿漲的水渠，
他高傲地在金晃晃的馬車里坐穩(wěn)，
蔑視那些濺了一身泥水的行人；
堆滿污泥的垃圾車從遠處駛來，
策馬的勇士啊，快把它避開！
趕垃圾車的馬夫猛一抽鞭子，
他那粗輻條插進你那涂金車軸，
紈绔子弟尖叫落馬，顏面全失，
金晃晃的碎片散落黏糊糊的地，
墨色的水流弄臟了他刺繡的衣裳，
黑乎乎的泥淤遮了他臉上的榮光。（第二卷，第401—411行）
正如羅（Nicholas Rowe）和普萊爾（Matthew Prior）在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中看到了達娜厄，這里的史詩比喻也達到了戲仿英雄史詩的效果：既貶低又突出其活力的矛盾效果。像艾倫普萊斯（Ehrenpreis）對斯威夫特的評價一樣，帕特·羅杰斯（Pat Rogers）也注意到了，在蓋伊對城市生活的直白描寫中出人意料地透露出一種崇敬之情：“淤泥像雨點般濺在市民身上，可蓋伊卻從中發(fā)現(xiàn)了幾乎可以稱之為美的東西；或許可以把泥污看作社會的底層——它已經(jīng)成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是城市的荷爾蒙，推動一切進入運轉(zhuǎn)”（164）。運轉(zhuǎn)也可能是破壞性、威脅性的。在蓋伊的詩中，緊隨奔流的暴雨/下水道之后的，是一場城市火災的描寫，這段描寫不由讓人聯(lián)想到倫敦大火災。那場大火摧毀了倫敦，卻也為現(xiàn)代倫敦的建設(shè)做了準備：
起初紅光閃爍，吞沒天空，
風卷著火花四處亂飛；
從房梁到房梁，烈焰熊熊燒；
火柱竄起來一個更比一個高，
窗棱斷裂，火勢蔓延如洪水，
磚瓦崩塌，砸落地上像雨摧。（第三卷，第355—360行）
對當代人來說，上述詩行說明城市洪水——下水道或陣雨——暗示著城市大變動。[25]不過，下水道也有著自身的當代史，在這一點上并不亞于陣雨的傳統(tǒng)譜系。
事實上，將下水道納入到文學文化層面來談的，遠不止斯威夫特和蓋伊的城市本土詩。[26]從約翰·威爾莫特，即羅徹斯特伯爵（John Wilmot，the Earl of Rochester）的詩《論威利斯夫人》（1681）可以看出這一修辭形象的流傳。此詩諷刺了倫敦一個臭名昭著的妓女，具備生動的厭女癥口吻，結(jié)尾處用了下水道的形象，與斯威夫特一樣，使全詩達到了高潮，強調(diào)了下水道污染毒害的特點，也起到了總結(jié)全文的作用：
思想下流，但言語精準，
雖為妓女，卻脾氣不良，
她的滿腹都是大糞，
她的陰戶是公共垃圾場。[27]
這里的公共垃圾場/下水道和《城市陣雨》中的陣雨可謂雙關(guān)語，不過，在此詩中，下水道是女性生殖器的修辭。這個暗喻一方面諷刺了威利斯夫人肉體的污穢，另一方面讓人聯(lián)想起女性骯臟無序的性。公共垃圾場/下水道無所不包，各色垃圾都傾倒在此，各色人等都可在此傾倒。這個形象使得女性身體在下水道寓言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修辭功能：消除差異關(guān)系，或拉平等級制度。
女性身體的拉平均化功能，以及城市垃圾處理的形象，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17世紀末的詩歌中。在一首諷刺女性的詩《在圣詹姆斯公園里的漫步》（約1680年）中，羅徹斯特描述了他的情人科琳娜如何拒絕了他，跟著“三個該死的傻冒”坐著出租馬車揚長而去（第一卷，第81行）?？屏漳如娗橛谄渌凶?，羅徹斯特便用了和威利斯夫人“公共垃圾場”相似的暗喻來諷刺她的亂性，不過這次是夜壺的形象：
如何讓那該死的蕩婦回來
她的去意已決，不聽勸解；
誰都知道，妓女就是
傻瓜們的夜壺尿器?。ǖ?9—102行）
夜壺與女性身體聯(lián)系起來，其意圖是在心智的層面上將詩中刻畫的三個“傻冒”和詩人拉至同一水平，雖然此前詩人自視甚高，不屑與那三人為伍：“天??！一個被我所愛的人/竟陷落至此種不堪丑聞”（第89—90行）。詩中對場景的描寫也突出了拉平或類別混亂的效果。在詩的開頭，圣詹姆斯公園就被定義為社會身份混亂的場所：
在這無惡不包的園林里
有在店門口和僻靜處招攬的娼妓，
高貴的女士、女仆，還有苦工，
撿破爛的，和女繼承人在前行。
馬夫、牧師、爵爺和裁縫，
學徒、詩人、拉皮條的，還有獄警，
男仆、漂亮的花花公子都在這里聚散，
他們混和在一起真叫人眼花繚亂。（第26—32行）
接下來我們被告知，科琳娜早就是這種混亂的親身實踐者：
當那淫蕩的賤婦飽脹著返回
腹中足有半個鎮(zhèn)上男人的精水，
我這點精蟲也漸漸被吸個光
因為那助興的淫水實在放蕩。
有時我長驅(qū)直入無阻攔
因四壁溫潤濕滑液質(zhì)粘
全賴你那貪婪的陰戶，
把腳夫和男仆的精華吸入，
我情愿甘心為你來助興
傾盡所有斟滿你高貴的酒盅。（第114—123行）
在這里，女性對性的貪婪等同于類別混亂——傻瓜和智者混為一談，各色社會階級在來者不拒的女性身體中混雜交織。在這一時期對女性的描寫中，一以貫之強調(diào)的都是她們對階級秩序和類別秩序的破壞力。另外，城市下水道寓言的中心主題也建立在女性身體的意象之上。[28]
羅伯特·古爾德的詩《放棄的愛：或，一個色情狂對抗女人的傲慢、欲望、善變等等》（1682）比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早發(fā)表十幾年，也是對女性的性作出思考，也有女性化的下水道。在這首詩中，“水道”用來指女性的善變。詩的講述者勸誡男性不要和女性發(fā)生性關(guān)系，如無法實現(xiàn)禁欲，那最好的性交對象是性欲強烈的女性，因為她們的身體像下水道般吸收了男性欲望的“暴雨”，而且從下水道這一意象來看，它們無“岸”可言：
如果自然之潮[男性欲望]暴漲，
不顧一切滿溢出河床，
那就找個蕩婦，她（下流的欲望積累）
用烈火般的熱情，迎接你愛的潮水；
而且，只要你想釋放愛的暴雨，
她都有無盡的水道為你接取；
水道漩渦密布，望不見岸，
所以也就永遠不會灌滿，
有的是地方，它張著大口在叫喊！[29]
在古爾德的這首詩以及當時的很多文學作品中，暴雨只在名義上代表男性，比如達娜厄的陣雨；它隱含的意思是女性對性的欲望和饑渴。具體來說，暴雨被用來描述男性的“洪流”和女性的性。古爾德在詩中還用“暴雨”來表示女性力量：
原諒我不夠端莊，假如我曾
在言語中表現(xiàn)出淫蕩濫情；
只因我有意打探她們的罪愆，
那罪惡滔天（如暴雨）在所有時代泛濫。（6）
這是圍繞著城市下水道、注入下水道的暴雨而形成的一系列意象的復合體。與之相關(guān)，子宮與墳墓產(chǎn)生了韻腳結(jié)合。[30]在這一時期的詩中，墳墓被女性化，成為女性化的下水道的增補。對古爾德來說，墳墓“張著血盆大口”，就像那“無盡的水道”：
[她]為他們排空；所有儲存全被吸干；
可怎么也滿足不了這妓女的貪婪，
她的陰——像陰暗的墳，張著血盆大口要吞咽。（4）
和羅徹斯特一樣，古爾德筆下的女性充滿著無法滿足的欲望：貪婪的肉欲使她們來者不拒，全盤接收——就像倫敦的暴雨將一切沖刷，流淌注入霍克利洞：
……子宮
和張著大口的貪婪墓塚：
它吸入了人、狗、獅子、熊，各種的東西，
可它永遠不會說——足矣。（5）
在古爾德的詩中，論及女性身體的拉平效果有多處，此處最為簡短。在這里，子宮不僅匯集了不同職業(yè)和階級的人，還是匯集人和動物、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各種東西”的場所。
古爾德筆下“貪婪的妓女”指的是麥瑟琳娜，是羅馬皇帝克勞迪斯的妻子，以風流著稱。在這個時代，麥瑟琳娜是女性欲望的代表，有時也和消滅階級差異聯(lián)系在一起。德萊頓在翻譯尤維納利斯（Juvenal）的第六首諷刺詩（1692）時，也為她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描寫了她提供服務之后從“妓院”（第73行）返家的畫面：
這端莊的婦人摸索著老凱撒的床，
油燈的蒸汽還掛在她的面龐
粘稠的污跡；如此邪惡，又如此招搖，
她為他帶回了黑夜之寶。（第186—189行）
德萊頓的譯文著重強調(diào)了對階級、甚至種族界限的僭越：女性發(fā)生性關(guān)系的對象包括舞蹈教師（第89行）、擊劍人（第117行）、奴隸（第449行）、船夫（第450行），以及“埃塞俄比亞人”（第777行）。雜交混亂（Indiscriminacy）成為女性身體的重要構(gòu)成作用，同時也是下水道在當時最明顯的象征意義。
斯威夫特在他具備厭女特征的詩中，也提到了下水道和女性身體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在《一位年輕貌美的仙女就寢》（A Beautiful Young Nymph Going to Bed，1734）一詩中，妓女褪去的不僅有衣衫，還有身體部位，包括頭發(fā)、眼睛、牙齒，以及關(guān)于她如何出生在弗利特溝岸邊的夢：
……靠近弗利特溝泥濘的岸邊，
周遭全是各種臭氣熏天，
科琳娜姍姍來遲，似在躺著觀察，
猛地躍起，捕獲過路的呆瓜。（第47—50行）
科琳娜就像是下水道的居民，又像下水道女神，環(huán)繞在她四周的“臭氣”與《城市陣雨》中的臭氣如出一轍。正因為她的周遭環(huán)境雜亂不堪，她與古爾德筆下那貪婪的子宮也具備了同樣的拉平功能。到了這首詩的結(jié)尾處，科琳娜的身體也已經(jīng)分解到了無法辨認的程度，因為她的面部器官和肢體都分散在她的“閨房”。在此詩的最后一行，科琳娜成為城市下水道的縮影：“誰[若]見[她]，必嘔吐；誰若聞她，必中毒”（第74行）。不過，即使上述將城市景象女性化同屬于《城市陣雨》的文化寓言，很難說斯威夫特對此持“十分贊同”的態(tài)度。要想知道斯威夫特對此寓言到底有多“贊同”，還需要經(jīng)過大量深入的考證。
在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詩《美貌的進展》（Progress of Beauty，1718）中，西莉亞也經(jīng)歷了和科琳娜相似的身體分解。這首詩的寫作時間僅比《城市陣雨》晚了八年。西莉亞作為下水道的女性象征，流走了。一開始，她那“妝扮過的面部”的“顏色”突然流動起來：
三個顏色黑、紅、白，
各得其所，美麗優(yōu)雅，
要是把位置調(diào)過來
那就面目很可怕，
好比，百合般的白，溜進了
本來玫瑰般紅的位置，
變換了嘴唇的顏色，
而紫色又爬上了鼻翼。[31]
導致這種顏色混合的原因，其實是梅毒或水銀中毒引起的“腐爛”（第103行），這點在詩的后面會作出說明，（在與月亮的類比中）“她的面部每晚剝落一點”（第87行）。西莉亞的五官流動混雜到了一起，她就變成了“一團雜亂”（第20行）。此時，她與《城市陣雨》結(jié)尾處那奔流的城市垃圾具備同樣的流體特征。在那首詩里，從“暴漲的溝渠”里奔涌而出的水流匯集一處，“在雪山街匯合成一條巨流，/ 在霍爾本橋附近注入污水溝”（第57—60行）。在描寫西莉亞的詩中，本來協(xié)調(diào)的面部，因為流動變成了污物橫流的地方：
汗液裂開她的容顏，
匯成條條小河流溪，
河道軌跡隨處可見，
在她下巴之處河流匯聚。
老道的主婦就這么用她的拇指，
上面還沾有織布時噴上的唾沫，
把那些河流變?yōu)楹稚?/p>
在五官之間涓涓流過。（第37—44行）
下水道和女性身體又因一個復雜而又經(jīng)久不衰的修辭形象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個修辭形象在上述許多的論述中都發(fā)揮了這樣的聯(lián)結(jié)作用：它可能是匯聚各種復雜景觀特點的地理意象，也可能是一個匯聚而成的流體，或者是一種能夠分解連貫體系或秩序系統(tǒng)的流體，分解的后果令人吃驚，原本的連貫體系或秩序系統(tǒng)變得混亂不堪、骯臟污穢、令人反感。
三
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面世不到二十年，亞歷山大·蒲柏就發(fā)表了《群愚史詩》第一版（三卷本，1728；四卷本，1743）。蒲柏可謂18世紀城市下水道詩人的杰出典范，而《群愚史詩》則可謂那個時代最宏大的城市本土詩。[32]這部詩作是本書第三章一個議題的研究中心，即下水道寓言、洪水寓言、金融寓言和商品寓言如何融會貫通。在此詩的第二卷中，出現(xiàn)了當時極具代表性的對城市下水道寓言的描寫，包括城市垃圾，以及城市衛(wèi)生與女性身體的融合。在這一卷，愚昧女王發(fā)起了“高貴的英雄式比賽”來“娛樂她的子嗣”（第17—18行），同時慶祝愚人國王的登基。首先是書商們?yōu)榱双@得詩人的幽靈而進行的賽跑比賽；接下來是撒尿比賽，勝者以一個女作家作為獎品；第三個是搔癢比賽，獎品為恩主的偏愛；第四個是噪音比賽，噪音看來就是最好的獎品；第五個就是著名的潛水比賽，比賽場地設(shè)在弗利特溝；最后群愚要挑戰(zhàn)昏睡比賽，由此結(jié)束本卷。
跟隨著群愚們參賽的腳步，這一卷勾勒了一幅城市地理圖，包括：斯特蘭德街（Strand）、圣殿教堂（Temple）、托特納姆廣場（Tottenham）、贊善里街（Chancery Lane）、威斯敏斯特廳（Westminster Hall）、亨格福德市場（Hungerford Market）、布萊德威爾監(jiān)獄（Bridewell）弗利特溝（Fleet Ditch）、圣保羅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奧德門（Aldgate）、露特（Ludgate），還有艦隊街（Fleet Street）。[33]蒲柏在潛水競賽開篇的一個注解中梳理了群愚們在城市中漫游的路線：“比賽在斯特蘭德街開始，然后經(jīng)由艦隊街（此乃書商居住之地），他們又經(jīng)過布萊德威爾監(jiān)獄去往弗利特溝，最后從露特入城來到女神圣殿”（注及第269行及以下各行）。每個比賽項目都會提及許多地點，給人感覺仿佛整個倫敦都被包含進來：事實上，蒲柏安排科爾（Curll）驕傲地宣布這一地理廣度：“哪條街道，哪條小巷不知悉，/ 我們的沖刷、澆灌、覆蓋和沖擊？”（第153—154行）。不過，所有提到的這些地點最后都會回到聯(lián)結(jié)泰晤士河和弗利特溝的水道系統(tǒng)，因為這些水道四處流動，無所不在，聯(lián)結(jié)串起了城市的各處景觀。
弗利特溝是著名的下水道，它的注入之地泰晤士河可謂另一個巨大的天然下水道，這二者構(gòu)成了第二卷的地理位置中心。可以說，城市垃圾這一形象是本卷的前提，也是一以貫之的中心。到了比賽最激烈的部分，群愚躍入弗利特溝，比賽將群愚和他們的產(chǎn)物與下水道內(nèi)在地聯(lián)系起來：
活動結(jié)束，沿布萊德威爾監(jiān)獄而下，
（晨禱、鞭笞皆已進行完畢啦）
來到污水橫流的弗利特溝
里面翻滾著涌向泰晤士河的死狗，
堤壩之王！與你相比，再無泥漿的閘門
能將銀色的洪流染為暗夜之色。
“除去你們的衣物，我的孩子！從這里躍下，
“管它泥漿還是清流，看誰游得最佳，
“看誰最善與泥水同流合污，
“任它昏天黑地，還能進退自如?！保ǖ?69—278行）
在這場下水道的旅程中，有一段進入冥間的描寫，這是戲仿英雄史詩的手法。斯梅德利（Smedley）遇見了愛上他的“泥漿仙女”（第332—335行），又發(fā)現(xiàn)了一條從下水道流出的“冥河支流”，此支流
奔騰入泰晤士，匯聚的波浪，
令活潑之人陶醉，莊嚴之人沉想：
這里輕柔的氣味在圣殿之上繚繞，
那兒，從圣保羅到奧德門都在沉醉睡覺。（第338—346行）
“匯聚的”流體所產(chǎn)生的效應彌漫在城市之中，這與傳統(tǒng)的垃圾清除效果相悖，意味著下水道在城市中無處不在，極大地影響著城市環(huán)境。
這樣的流體在開篇的比賽中也出現(xiàn)過。書商們?yōu)榱说玫皆娙说挠撵`而進行跑步比賽，科爾（Curll）在科琳娜傾倒的一灘便溺里摔了一跤，只能把領(lǐng)先之位拱手讓給林托特（Lintot）：
一湖臟水橫亙在道路中央，
全拜科爾的科琳娜所賜的獎賞：
（把她夜里造的好東西往鄰居店門口倒
這是她的老習慣，誰都知曉）。（第70—73行）
在18世紀前半期，把城市街道中心、“路中央”當作垃圾傾倒點的行為十分普遍。這段引文讓人想起“糞便”（第103行）占據(jù)城市中心，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在點明此處的污物與印刷產(chǎn)業(yè)的卑鄙下流、唯利是圖的聯(lián)系之前，污物首先被定義為女性的產(chǎn)物?？茽栆驗楹汀翱屏漳取钡年P(guān)系而受到抨擊，也正是從科琳娜那里，他曾經(jīng)獲得過蒲柏的私人信件?？茽柕氲南滤?，正是證明了他的“邪惡”是因為沾染了女性的特質(zhì)：“污穢滿身，面目可憎，惡棍露出本來面目，/自食惡果，在自己造的孽里摔跟頭”（第75—76行）。跌倒之后，科爾反而吸收了污穢特殊的能量，最終贏得了比賽：
臭味相投，糞便使他重獲新生，
渾身抹上比賽的神奇液精，
他一躍而起；從那熏天的臭氣，
吸入新的活力，一路渾身滴答，氣味刺鼻；
他趕超林托特，摘得比賽桂冠，
毫不在意褐色的污物還掛在臉。（第103—108行）
科爾之所以能獲此殊榮，還有賴于一個女性人物的介入：“美麗的洛亞西那”（第93行）。根據(jù)蒲柏的注解，此女是“公共下水道之羅馬女神”（第93行注）。她家住在泰晤士煤礦碼頭邊上，之前曾經(jīng)聽到過科爾的祈禱。本來科爾跌入科琳娜的“水坑”之時祈求朱庇特伸出援手，而收到祈求的朱庇特正在“一個地方……介于陸地、天空和海洋之間 /剛享用完仙肴，準備放松”，蹲坐在“巨大的出口”之上。那是個隱秘廁所，正好方便他接收“不計其數(shù)”的“虛妄祈求”。朱庇特對他的祈求報以“嘆息，神明體內(nèi)的神圣液體滴答而下”（第87、92行）；而洛亞西那正好可以在這隱秘之處施展自己的力量，因為“洛亞西那掌管這里的一切事宜，/用她潔凈的雙手把朱庇特服侍”（第93—94行）。
這個場景令人想起瓊生在《旅程》（Voyage）中所描寫的沿弗利特溝的公共廁所，也效仿了德萊頓的城市本土詩《弗萊柯諾之子》中的中心段落?！陡トR柯諾之子》可謂蒲柏《群愚史詩》的先驅(qū)。德萊頓筆下的主人公沙德威爾要加冕成為桂冠詩人，他“高坐在自己的作品壘成的寶座上”，一些作品侍立兩旁，作者都是些“無名之輩”：“無足輕重的替死鬼，廢物中的極品”。[34]城市垃圾遍布的場景從公共廁所轉(zhuǎn)移到了街道，這使得加冕典禮幾乎無法進行：“糞——成堆，幾乎堵塞了路”（第102行）。在蒲柏的筆下，洛亞西那女神不僅將科爾“吸入”的活力進一步女性化，還再次將下水道和女性通過二者共同擁有的拉平功能聯(lián)系起來：洛亞西那對“聽差男孩和船夫”（第100行）的祈求全盤接收，正如德萊頓在對尤維納利斯的翻譯中，女性欲望的對象包括“奴隸，/船夫，一群孔武有力的無賴”（第449—450行）；而羅徹斯特也將“馬夫、牧師、爵爺、和裁縫，/學徒、詩人、拉皮條的，還有獄卒，/男仆、打扮漂亮的花花公子”，都匯聚到了圣詹姆斯公園（《圣詹姆斯公園》，第29—31行）。
在《群愚史詩》對奧林匹克競賽的戲仿中，下一個比賽是撒尿比賽。這個比賽證實，科爾因為與科琳娜、洛亞西那、夜壺、公廁、下水道聯(lián)系在一起，因而獲得了性機能。在那場著名的自我展示中，科爾贏得了比賽，獎品是女作家伊萊扎·海伍德。他的“精力和高人一等的個頭”是制勝原因（第171行）：
……激流四散
在他頭頂，仿佛散成團團輕煙。
如此（名揚天下，全靠湍流和綠帽子）
波江那等小水流根本不值一提，
看他傾倒而下，浸染半邊空天：
激流濺射，嘶嘶作響，如燃燒一般。（第179—184行）
科爾的“精力”和達娜厄神話中宙斯的經(jīng)歷一樣，是由女性的性欲而激發(fā)的。他們的精力又與一種流體結(jié)合在一起，這種流體是城市寓言的中心，借助寓言來抨擊等級體系，同時賦予寓言以神秘的力量。
在這個時期的詩歌中，流體的意象——河流、水道、海洋——帶有獨特的話語意義。這個轉(zhuǎn)義包含了廣闊而豐富的文化意義，其中不僅有下水道和女性身體的寓言，還由此而生出另外一個時代的寓言：洪流和海洋的寓言。這個寓言通過海洋和泰晤士河的意象展現(xiàn)了帝國擴張的宏大故事。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寓言雖不盡相同，卻彼此重合、相互呼應，它們共同象征著權(quán)力、生機以及轉(zhuǎn)變的不確定性。在蒲柏的《溫莎森林》（Windsor Forest，1713）結(jié)尾處對泰晤士河的描寫中，上述寓言的一致性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事實上，如果說《群愚史詩》頌揚了城市下水道橫掃一切的力量，那么不妨將《溫莎森林》這首本土詩看作《群愚史詩》的鄉(xiāng)村版。因為《溫莎森林》的中心形象同樣是一條河道，其洶涌的河水也同樣承載著時代體驗。在《群愚史詩》中，泰晤士河及其支流貫穿在倫敦的景象之中，而在《溫莎森林》中，這些河流同樣也是鄉(xiāng)村景象的襯托背景。此外，《溫莎森林》中的泰晤士河，也因其支流洛登而被賦予女性特征。根據(jù)蒲柏的解釋，洛登河源于神話中的洛敦娜，她是“受到傷害的少女”，為逃離潘神的追逐而被變?yōu)楹恿?。這條女性的河流“泛著白沫奔涌向前，傾入那泰晤士河”。奔流入河的勢頭象征著帝國發(fā)展的勢頭。在第二章中，這種勢頭將催生一條“無涯的泰晤士”，“為著全人類流淌不息”。[35]在城市詩中，這些支流匯聚為下水道，而在《溫莎森林》中，同樣的支流成為現(xiàn)代帝國擴張的歷史性力量，將共同造就“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溫莎森林》最終用奔流、翻滾、迅猛的洪水、巨流或潮汐來象征上述歷史性力量，這種形式和修辭效果和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如出一轍：
各種顏色氣味的污物，
表明它們是來自何處。
每一道洪水都在奮力奔涌，
從斯密斯場或圣帕爾克流經(jīng)，
在雪山街匯合成為一條巨流，
到霍爾本橋附近注入污水溝。
從屠宰場沖出的糞便，血污和內(nèi)臟，
淹死的小動物，發(fā)臭的魚混著泥湯，
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第55—63行）
在《城市陣雨》和《溫莎森林》這兩首詩中，“洪流”代表著時代經(jīng)驗的核心，那是一種不可抗力。在城市本土詩中，這種不可抗力的表現(xiàn)形式是城市下水道，因陣雨而傾瀉不止的勢頭。在訴說民族身份的帝國擴張文學中，這種不可抗力的表現(xiàn)形式是聯(lián)通全球貿(mào)易的水道。[36]有關(guān)于此的論述是第二章的內(nèi)容。
《群愚史詩》的第二卷也以下水道作結(jié)。最后一個比賽即將結(jié)束，讀著愚昧女王最喜愛的作品，愚伯們都陷入了沉睡，又在夢中獲得靈感，分散到城市的各個場所，包括監(jiān)獄、妓院和下水道的岸邊：
為何我要把暗夜繆斯來吟唱
在沉睡中造訪之處，還運送些稠漿；
傲慢地踱著步子，他們和國家的達官貴人一起，
進入那大名鼎鼎的圓屋，那里來者不拒！
亨利躺在下水道的岸邊靈感突現(xiàn)，
凡人看來他就像個牧師醉漢：
其他人，趕緊，向著附近的弗利特溝
（那里是繆斯常常光顧之地）安全退走。（第421—428行）
蒲柏在最后兩行注解到，“退走”的地方是在“弗利特溝岸上關(guān)押破產(chǎn)欠債犯人的監(jiān)獄”。在這首詩的結(jié)尾，愚伯朝著下水道進發(fā)體現(xiàn)了這個寓言“往復”的結(jié)構(gòu)特點：詩中雖然描寫愚伯回到下水道，但事實上他們從未離開過下水道；詩中也從未點明，到底是愚伯從下水道汲取了力量，還是他們賦予了下水道力量；同樣，下水道的能量既源于冥河的支流，也經(jīng)由愚昧女王賦予冥河支流以能量。
另外一個下水道的意象也以轉(zhuǎn)喻的方式與昏睡比賽獲得了同樣的效果。這個下水道的形象既構(gòu)成了《群愚史詩》第二卷的高潮，也出現(xiàn)在了本詩第四卷的結(jié)尾。愚昧女王經(jīng)由城市衛(wèi)生的轉(zhuǎn)喻而實現(xiàn)了對世界的接管。愚伯們讀著布萊克莫爾（Blackmore）和亨利（Henley）的作品，睡意便漸漸襲來。那昏睡的浪潮就像人們往荷蘭的湖里“扔下”糞便而激起的陣陣漣漪一樣擴散開來。在當時，人們都知道荷蘭人把湖泊作為公共下水道，這就像倫敦人把公廁建在泰晤士河的支流沿岸一樣：
誰坐得最近，誰就先被文字擊垮，
最早昏睡；稍遠之人嘟噥著點頭倒下。
……
就像荷蘭人把東西扔進湖里一樣，
先是第一個漣漪，然后第二個跟上；
愚昧女王向她的子孫拋射之物
也像漣漪一般將影響施展各處；
最中心的人最先低頭昏睡
然后一圈又一圈，海洋般愚伯追隨。（第401—410行）
同樣在噪音比賽中，喧鬧聲也像漣漪一樣漸漸遍及倫敦。這是詩中公共下水道的另一個轉(zhuǎn)喻：
贊善里街（Chancery-lane）回音渺渺，/一圈一圈，從法庭到法庭都傳到。（第263—264行）
事實上，公共下水道擴散的漣漪這一形象不僅是第二卷愚昧女王即位的核心轉(zhuǎn)喻，也是愚昧王國千禧來臨的核心轉(zhuǎn)喻。這一幕出現(xiàn)在第四卷即史詩的結(jié)尾，此時愚昧女王打了最后一個哈欠而中斷了就職演講：
她還有許多要講，卻打了個哈欠——世間一切便打盹：
凡人誰能抵抗神靈的哈欠？
哈欠即刻到達大教堂和小教堂；
（圣詹姆斯教堂首當其沖，多虧吉伯步道演講）
然后是學校；議會也昏昏欲睡；
集會上都不說話，只張著大嘴：
國家意識全失，遍尋不見，
唯有昏睡進行得一致莊嚴：
范圍越來越廣，直到遍及整片疆土；
就連掌舵的巴利紐拉斯（Palinurus）也糊涂。（第605—614行）
城市下水道露天的溝渠中，蕩起陣陣漣漪——一圈接著一圈，范圍越來越大——象征著現(xiàn)代性的不可抗力。
我們在第四章將會看到，下水道的流動和無所不在的力量如何賦予愚昧女王權(quán)力，使她能夠按照她的形象重塑整個世界。那將是一個“前所未有 聞所未聞的新世界”（第3卷，第241行）。蒲柏描寫起愚昧女王的王國時，那么生動、狂野和精彩，他對愚昧王國的態(tài)度，可以說類似于歐文·艾倫普萊斯（Irvin Ehrenpreis）所評論的《城市陣雨》中斯威夫特與城市景象的關(guān)系。我們不妨說，“唯有心懷崇敬之人”，才能將現(xiàn)代大都市描寫得如此逼真。另外，針對蒲柏在這些描寫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巨大的詩歌感染力，已有不少學者做了重要的研究。[37]不過，《城市陣雨》和《群愚史詩》絕不僅僅止于逼真效果；兩詩涉及與現(xiàn)代經(jīng)驗緊密相關(guān)的寓言，都預言了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源自擴張和帝國的勢不可擋之力。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對這些勢不可擋之力持有模棱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態(tài)度：崇敬、厭惡、興奮、焦慮、歡欣鼓舞，或者絕望透頂。斯威夫特的新古典主義詩《陣雨》顯然充斥著貶抑的態(tài)度，艾倫普萊斯卻發(fā)現(xiàn)了崇敬之情，這正是這些寓言矛盾意義的一個方面。在當時，有關(guān)洪水、巨流、泰晤士、海洋、陣雨和城市下水道的轉(zhuǎn)喻不斷出現(xiàn)，說明了這些寓言的復雜性。
四
有了上述城市下水道的例證，再將《城市陣雨》與它們聯(lián)系在一起重讀，我們就能通過這一簡短而經(jīng)典的文本追溯在當時影響如此巨大的寓言的本土形式了。事實上，這首詩的中心雙關(guān)語：下水道與陣雨之間的聯(lián)系，凸顯的就是那些本土形式。首先，從城市“每個角落”流出的污水匯聚一處，《城市陣雨》展現(xiàn)了陣雨/下水道無所不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城市本土詩對地理疆域的描寫中可謂屢見不鮮。因此，《城市陣雨》因為其無所不在，似乎代表著城市本身。
與此相關(guān)，《城市陣雨》似乎在為每個讀者代言。蒲柏作為詩歌的敘述者常常隱藏于詩歌的邊緣，但在《群愚史詩》的第四卷開篇處，詩人也特別闡釋了這種包容性。此時詩人正盼望著自己也能融入詩歌結(jié)尾處將要“埋葬一切”的“普世黑暗”（第656行）：
權(quán)力??！我吟唱你那失而復得的神秘，
時間之翼攜我向你疾馳，
請你暫緩你一成不變的巨大力量，
而后即刻擒獲我和我的詩章。（第5—8行）
從這個意義上說，下水道代表著當時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核心特點，即霸權(quán)主義。《旁觀者》和《閑談者》可謂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lǐng)域中早期極具影響力的權(quán)威，和它們一樣，下水道寓言似乎也濃縮或暗示著一個其讀者都心知肚明且身體力行的真理。在《城市陣雨》中，這種暗示是通過在第一小節(jié)中對第二人稱代詞“你”的重復實現(xiàn)的：
晚上歸家，漫溢的污水溝
會使你的感覺更加難受。
若是聰明人，不要外出吃飯，
坐車的花費超過省下的酒錢。
腳上的雞眼提示陣雨將至，
蟲牙可預報，因疼痛加劇。（第4—10行）
詩中的“你”在詩歌開始之前，已經(jīng)體會到種種陣雨的經(jīng)歷了。
詩中的下水道不僅流經(jīng)城市中的每個地標式建筑，還將整個城市納入到它的洪流之中。下水道似乎擁有聯(lián)結(jié)一切的力量，正好比什么樣的垃圾都可以傾倒在公共垃圾場，或者說什么樣的人都可以傾倒垃圾在公共垃圾場。下水道的初始形式是陣雨。陣雨將各行各業(yè)、各個階層的倫敦人聚集到一處避雨；它的終極形式是弗利特溝的洪流，它夾雜著城市各個區(qū)域的“戰(zhàn)利品”，包括在許多描寫下水道場景都會出現(xiàn)的“淹死的小狗”和貓。洪流洶涌處，還翻滾著“蘿卜纓”、“糞便、污血和內(nèi)臟”，這是各色人等、階級、物種、東西的大雜燴。這讓我們想起羅徹斯特筆下匯集在圣詹姆斯公園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古爾德筆下那容納著“人、狗、獅子、熊、所有一切”的女性子宮，以及斯威夫特的西莉亞臉上“匯聚”的流體。然而，雖然包含了眾多不同的地理位置、社會身份和紛雜事物，這一意象并不具備將不同種類的事物排序、分類甚至聯(lián)結(jié)的功能。相反，下水道的混合效果其實是突出強調(diào)異質(zhì)性和擴散性?！冻鞘嘘囉辍返牡谌」?jié)描寫了各種社會階層的人們——女人、學生、裁縫、紈绔子，還有政見不同的黨派人士——都混在一處，而正因為他們的聚合，才更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聚合的隨機性：
不同的人因不同命運聚集，
在這避雨處結(jié)識新相知。
得勝的托利與失勢的輝格，
只關(guān)注假發(fā)而把黨爭忘卻。（第39—42行）
很明顯，聚合只是偶然事件，并被刻意瑣碎化——只是為了一頂假發(fā)他們才聚集一處，也只有在這屋檐下他們才短暫聚集——但同時這又構(gòu)成了城市居民生活的本質(zhì)：彼此素不相識，最終卻要親密地聚合一處，這點和城市垃圾的去向如出一轍。拉平功能（leveling effect）可謂《城市陣雨》所描寫的城市生活的核心，因為其中既有下水道中動物內(nèi)臟的混雜，又有陣雨導致的社會階層的聚合。
如上所述，拉平功能既是下水道意象的特點，也是描寫女性身體時所體現(xiàn)的特點?？梢哉f，在當時的文學文化中，由于這兩個意象都以拉平功能作為顯著特點，所以二者幾乎到了難分難辨的境地：以至于即便二者沒有明顯的聯(lián)系，一個意象的也總是暗暗地指向另一個意象；就好像在斯威夫特的詩中，陣雨總是暗示著下水道。在羅徹斯特的《圣詹姆斯公園》中，各色人等的聚集最終與作為“夜壺”的科琳娜身體的意象聯(lián)系在一起；在斯威夫特的《美貌的進展》（Progress of Beauty）中，雖然女性溶解流淌的意象并未明顯指向下水道，但她面部的汗液“匯聚”使得她與弗利特溝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在《一位年輕貌美的仙女》（A Beautiful Young Nymph）中，下水道是科琳娜那肢解了軀體的副文本；在《群愚史詩》中，下水道不僅是蕓蕓群愚們的活動中心，還因為它與愚昧女王以及眾多女性形象的聯(lián)系而成為一個女性化的場所。不管是下水道，還是女性身體，都能匯聚、混合、聯(lián)結(jié)，從而產(chǎn)生兼容（indiscriminacy），拉平階級，推翻譜系，顛覆秩序。
因為陣雨（Shower）與下水道（sewer）發(fā)音相同，而城市陣雨可謂下水道的另一個自我，所以在《城市陣雨》中，斯威夫特通過有關(guān)城市陣雨的比喻而賦予下水道女性化特征。事實上，陣雨是由女性力量而產(chǎn)生；在詩中的第一個戲仿英雄史詩的比喻中，斯威夫特就將陣雨初降的雨滴比作女仆甩動拖把而灑下來的水滴：
這就像莽撞的女子甩拖布，
濺出可沒這么干凈的水珠。
你趕緊躲開，詛咒，要發(fā)火，
她卻晃著拖把在哼歌。（第19—22行）
從上下文來看，詩中的女性應該是個女傭，但原文“quean”一詞同時也隱含著她的行為不檢點或者她就是個妓女。[38]這些描寫與對女性濫交的描寫頗有相似之處，讓人想起羅徹斯特筆下“淫蕩的賤婦”和古爾德筆下“漩渦密布的水道”，同時還間接地影射著“污物”，后者在當時總伴隨著永不知滿足的妓女形象出現(xiàn)。這點在詩的第四小節(jié)“糞便、內(nèi)臟和污物”也有一定的體現(xiàn)。她用污穢的拖把弄臟了你，可是比較起來，她所代表的女性化的陣雨更污穢。當你向她憤怒地咆哮，用的無非就是當時人們耳熟能詳?shù)呐詾E交的字眼，她卻根本不把你當回事，完全不受你的影響。她并不和你對抗，而只是哼歌。當男性倉皇而逃，大聲咒罵，對他的描寫節(jié)奏一再中斷、減弱，最終因為另起一句詩行而停住的時候，女性一直都極富韻律地哼著歌，晃著拖把。她動作的持續(xù)性體現(xiàn)在“singing”以分詞形式出現(xiàn)，“she”和“still”由“s”頭韻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都鮮明地體現(xiàn)了她的流動性。在斯威夫特的詩中，這個女性是陣雨襲來的活生生的體現(xiàn)：她所代表的那種無可抵抗的活力，賦予了這首城市本土詩謎一般的深意。
《城市陣雨》中共有兩處戲仿英雄史詩的明喻，上文所述便是其中之一。這個明喻以“好比”（Such）開頭，讓我們想起古典文學中類似并置的先例，即將凡人凡事比作神明。例如，在《埃涅阿斯紀》的第一卷，維吉爾將狄多比作狄安娜；在德萊頓的譯文中，這一處明喻與斯威夫特的明喻非常相似：
好比厄洛塔斯岸邊，或辛瑟斯山巔
月神狄安娜；她的魅力四射無邊，
那舞姿翩躚的優(yōu)雅女神
領(lǐng)起仙女的合唱，佼佼不群；
她歌聲微顫，風采絕倫無雙，
步履威嚴，仿佛是她們的女王；
……
如此便是狄多；如此就是她曼妙的身姿，
走在人群之中，她端莊超群無比。（第698—708行）
斯威夫特采用了同樣的手法，似乎意在突出當代事物的低俗，主要通過兩個縮小實現(xiàn)：一是“蕩婦”（quean）取代了女神，二是陣雨——或曰下水道——取代了既有權(quán)勢又性感的迦太基女王狄多。然而，斯威夫特的明喻還包含了流動、能量、音樂的特質(zhì)，讀起來簡直就是對那哼著歌、甩著拖把的女性的頌歌。這種流動的女性能量隨著詩歌的展開而逐漸增大，因為雨點越來越密集，“洪水之患”怕要摧毀命運多舛的城市和居民（第32行）；紈绔子聽著大雨“把頂篷打得急”，不由得被這“可怕的擊打聲”嚇得心驚膽戰(zhàn)（第44—45行）。最終，陣雨成為倫敦各個下水道匯成“洪流”，城市各個區(qū)域的各種垃圾都匯聚一處：
現(xiàn)在滿溢的水流各處聚來，
把不同的戰(zhàn)利品隨波裹帶：
各種顏色氣味的污物，
表明它們是來自何處。
每一道洪水都在奮力奔涌，
從斯密斯場或圣帕爾克流經(jīng)，
在雪山街匯合成為一條巨流，
到霍爾本橋附近注入污水溝。
從屠宰場沖出的糞便，血污和內(nèi)臟，
淹死的小動物，發(fā)臭的魚混著泥湯，
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第53—63行）
那哼著歌的女人擁有勢不可擋的生命力，而這匯聚的洪流則代表著她的生命力達到了高潮。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以其充滿悖論的潛文本為特點，而洪流則具象地展現(xiàn)了這一獨特共性——既鄙薄又崇敬，既譴責又頌揚。事實上，洪流使我們得以理解艾倫普萊斯在《城市陣雨》中體會到的謎一般的“崇敬之情”，使我們看到它那奔流的勢頭如何造就了《溫莎森林》中對“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的贊美之情，以及《群愚史詩》中愚昧女王的“新世界”那誘人的勃勃生機。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和馬修·普萊爾（Matthew Prior）的感覺很對，達娜厄的陣雨就是這一女性力量的別名。不過，與古典文學的對比只提高了陣雨的權(quán)威性，還遠沒有深入觸及到當時洪流所具備的巨大潛力。下水道的力量在于它能即刻展現(xiàn)現(xiàn)代城市生活體驗；即刻性（immediacy）是下水道的首要特點，正是這一特點使得奧古斯都新古典主義詩歌中那些并置難以說明，看似悖論，但鄙薄卻可能同時體現(xiàn)崇敬。
《城市陣雨》將現(xiàn)代生活想象成一個下水道。在詩中，現(xiàn)代生活的本質(zhì)是差異不斷擴大的漩渦，但無論是階級、系統(tǒng)，還是譜系，又被一種無所不能的力量統(tǒng)統(tǒng)顛覆。女性身體可以解釋這種活力和毀滅，她的身體成為理解和再現(xiàn)現(xiàn)代文化的轉(zhuǎn)化力量。這首詩給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重要而廣泛的文化寓言。從《城市陣雨》回溯其濃縮的集體故事，我們可以厘清城市下水道寓言的幾層歷史意義。某種程度上，因為下水道和地理分布、社會等級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寓言說明，資本主義大都市中人口和地域范圍都在爆發(fā)式地增長，隨之而來的是管理的復雜程度不斷加大，人和物更加混雜，而存在于階級、職業(yè)和性別之間的差異也被消滅?？梢哉f，通過《群愚史詩》中那污穢的能量，這個寓言呈現(xiàn)了資本主義以己為參照建立一個新世界的轉(zhuǎn)化力量，因為它能顛覆價值和美的范疇，將人和書、概念、噪音和物混為一談。另外，在厭女癥的詩歌中，女性的身體融化、肢解、散落，還說明這個寓言觸及了商品化的后果。因為女性與她面部的虛飾、妝容、飾品，以及可以隨時穿戴又脫卸的東西難分難解，因此女性的身份陷入無法區(qū)分的境地（indiscriminacy）。蓋伊《特利維亞》一詩中的城市爆發(fā)大洪水，意味著這個寓言將它所經(jīng)歷的歷史體驗看作某種末日啟示；而女性被性欲化的身體驅(qū)動著上述所有意義層面，意味著這個寓言通過賦予歷史女性形象從而賦予其意義。
將歷史力量女性化是當時文化表達的一個顯著特點。在18世紀早期，女性形象與現(xiàn)代性的各個維度都緊密相關(guān)：消費、時尚、商品化，甚至資本主義，都能在女性化的意象中找到各自的形式。這些女性化的意象包括：茶桌、箍襯裙、梳洗室場景、信用女士歇斯底里般的搖擺震蕩，以及蒲柏筆下巨母（Mighty Mother）愚昧女王的轉(zhuǎn)化力量。城市下水道的寓言說明，在相當程度上，人們通過對女性的再現(xiàn)來理解早期現(xiàn)代性歷程。這一寓言還指向它的同類——由洪流和海洋推論而來的寓言——此寓言中，洪流所裹挾的不僅有擴張的經(jīng)濟所帶來的海上貿(mào)易，還有人類命運的意義。
[1] Jonathan Swift， Journal to Stella（27 October 1710），ed.Harold 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1：74.譯文對《城市陣雨》一詩的翻譯參考了韓加明，《淺談斯威夫特的名詩〈城市陣雨〉》，王德領(lǐng)、楊岸青主編，《中外文學中的城市想象》，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01—310頁。
[2] 《清晨》的發(fā)表時間比《城市陣雨》早一年半，發(fā)表于The Tatler，no.9（30 April 1709）。
[3] Richard Steele，The Tatler，no.238（17 October 1710），ed.Donald F.Bo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2：225.
[4] A Description of the Morning，in Swift：Poetical Works，ed.Herbert Dav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第二行。除了《美貌的進展》，本書對斯威夫特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凹t潤的黎明”是《埃涅阿斯紀》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轉(zhuǎn)喻，有德萊頓的譯文為例：“紅潤的黎明從陸地上冉冉升起”（4.182），參見The Poetical Works of Dryden，ed.George R.Noyes，rev.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7。下文對德萊頓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
[5] Irvin Ehrenpreis，Swift：The Man，His Works，and the Age，vol.2 of Dr.Swif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2：384.這種正面解讀代表了理解此詩的一個極端。持同樣觀點的還有：Peter Schakel認為《城市陣雨》“是對城市生活的贊美，而非貶抑”，參見The Poetry of Jonathan Swift：Allu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oetic Styl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59。與正面理解相對，另一種解讀認為《城市陣雨》旗幟鮮明地抨擊了當下，例如Patricia Meyer Spacks指出，詩歌的最后幾行“對城市的混亂和污穢作出了控訴，其強度即使是篇幅長它十倍的道德或社會學評論也遠不能及。斯威夫特對混亂的恐懼和厭惡在此處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參見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Poetry，ed.Spack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4，xxxiii—xxxiv。對這兩種解讀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對《城市陣雨》中“悖論”的解讀，參見John I.Fischer，“Apparent Contraries：A Reading of Swift's A Description of a City Shower”，Tennessee Studies in Literature，ed.Richard M.Kelley，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4，21—34。
[6] 《劫發(fā)記》中也有經(jīng)典的并置，在當時也獲得了正面的解讀。因此，和《城市陣雨》一樣，《劫發(fā)記》在今天也存在矛盾對立的兩極解讀。對此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參見Murray Krieger，“The ‘Frail China Jar’ and the Rude Hand of Chaos”，in Essential Articles for the Study of Alexander Pope，ed.Maynard Mack，rev.ed.，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8，301—319。
[7] 參見德萊頓的譯文：Aeneid，4.161—246。
[8] Ehrenpreis，384.
[9] 在德萊頓的譯文中，《農(nóng)事詩》（一）的結(jié)尾，有兩百詩行在描寫風暴。Ehrenpreis指出斯威夫特的詩歌和德萊頓譯文的結(jié)尾部分存在相似之處（385 n.1）。
[10] 對維吉爾來說，暴雨可能暗示著眾神的憤怒，預示著自然界的災難，還預示著人間的混亂。例如，斯威夫特的《陣雨》影射了德萊頓《農(nóng)事詩》的那場暴雨，后者就預示著“劇烈的騷亂、秘密的謀反、公開的戰(zhàn)爭”（1.627）。有關(guān)斯威夫特和維吉爾之間關(guān)系的論述，參見Brendan o Hehir，“Meaning of Swift's Descriptioon of a City Shower”，ELH 27，1960：194—207。
[11] 有關(guān)語音學，參見E.J.Dobson，English Pronunciation 1500—17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57，2：706—707，711—712，789—799，799—803，957，958—967。
[12] N.J.Barton，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A Study of their Effects upon London and Londoners，and the Effects of London and Londoners upon them，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2.
[13] Due Preservation from the Plague as well for Soul as Body （1722）.轉(zhuǎn)引自M.Dorothy George，London Life in the XVIIIth Century，London：Kegan Paul，1925，349 n.66。
[14] Pat Rogers，Grub Street：Studies in a Subculture，London：Methuen，1972，144.
[15]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89.
[16] Barton對弗利特河的惡化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從河到溪流，從溪流到溝渠，從溝渠到排污道”（29）。有關(guān)弗利特溝在當時文化中的形象，參見Rogers在Grub Street一書中評論“愚昧女王的動脈”一文。
[17] 轉(zhuǎn)引自George，85。
[18] 針對弗利特河的狀況曾進行過一系列斷斷續(xù)續(xù)、收效甚微的改善活動，參見Rogers，146—149。
[19] 轉(zhuǎn)引自Barton，104。
[20] Ann Cline Kelley，Swift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8，18.有關(guān)斯威夫特的雙關(guān)以及當時的科學和經(jīng)濟情況，參見David Nokes，“‘Hack at Tom Poleys’：Swifts Use of Puns”，in The Art of Jonathan Swift，ed.Clive Probyn，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8，43—56。
[21] Cynthia Wall，The Literary Spaces of Restoration Lond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四章；引自第116—117頁。
[22] 總結(jié)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如何理解城市的作用，參見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Kracauer and Benjamin，Cambridge：MIT Press，1986。
[23] Ben Jonson，“The Voyage it selfe”in Epigrammes（1616），in Ben Jonson，vol.3 of The Poems，The Prose Works，ed.C.H.Hertford Percy and Evelyn Simp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47，第37行。下文對瓊生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
[24] John Gay，Trivia：Or，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London：Daniel O'Connor，1922，1.121—124，下文對蓋伊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卷數(shù)和行數(shù)。
[25] 華爾認為蓋伊的詩比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作品更自信、更樂觀：“他的意象比斯威夫特的‘干凈’，比蒲柏的柔和……雖然同時期的蹩腳作家寫了看似和他相仿的諷刺詩，……蓋伊的詩內(nèi)容和形式貼合更嚴謹”（133）。另一方面，因為關(guān)注這些作品中都出現(xiàn)的下水道意象，我認為蓋伊的詩令人聯(lián)想到城市的大變動。
[26] 有關(guān)此時期下水道的地理分布和文化意義，參見Rogers，145—166。
[27] On Mrs.Willis，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 Wilmot，Earl of Rochester，ed.David M.Viet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第17—20行。下文對羅徹斯特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
[28] 女性主義評論家已從各個方面討論過這首詩對女性形象的呈現(xiàn)，這些討論都是我對下水道意象解讀的佐證。例如，Valerie Rumbold將此類詩置于更受人們偏愛的歷史女性中去考量，參見Women's Place in Pope's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Felicity A.Nussbaum討論了此類詩歌中的厭女主題和影響，參見The Brink of All We Hate：English Satires on Women 1660—1750，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4。Ellen Pollak 探討了這首詩和性別文化的神話之間的關(guān)系，參見The Poetics of Sexual Myth：Gender and Ideology in the Verse of Swift and Pop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29] Robert Gould，Love given o're：or，A Satyr against the Pride，Lust，and Inconstancy，Etc.of Woman，in Satires on Women，Los Angeles：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1976.下文對古爾德詩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頁碼。
[30] 有關(guān)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參見Hugh Kenner，“Pope's Reasonable Rhymes”，ELH 41，1974∶74—88。
[31] The Progress of Beauty，in The Poems of Jonathan Swift，ed.Harold 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第30、7、21—28行。下文對此詩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
[32] 《群愚史詩》于1728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初次出版；1729年出版集注本。1742年蒲柏發(fā)表了第四卷；1743年四卷修訂本出版，西伯代替西奧博爾德成為群愚之王?！度河奘吩?，四卷本》是我在本章研究的文本，引文引自The Dunciad，in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vol.5，ed.James Sutherland，London：Methuen，1943；括號內(nèi)標注卷數(shù)和行數(shù)。
[33] 斯特蘭德街是進行第一場比賽的場所，位于倫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交界處（第28行）。圣殿教堂是下水道女神洛亞西那（Cloacina）的居所，科爾在第一場比賽中拜訪了她（第98行）；蒲柏特別提到了這一倫敦地區(qū)位于泰晤士河邊的“黑色洞穴”，即煤礦碼頭。托特納姆廣場、贊善里街、威斯敏斯特廳和亨格福德市場是第四場比賽中群愚們的喧鬧四處傳播的地方。群愚從布萊德威爾監(jiān)獄出發(fā)來到弗利特溝，此處是第五場比賽的地點（第269—271行）。斯梅德利（Smedley）到訪冥間時發(fā)現(xiàn)的“冥河支流”影響著圣殿教堂、圣保羅大教堂和奧德門的居民生活（第345—346行）。群愚經(jīng)過露特，沿艦隊街來到第六場比賽的地點（第359行）。在以下詩行中，泰晤士河一直作為上述地點的背景出現(xiàn)，包括第98、265、272行。弗利特溝是以下詩行的前景和背景，包括第271、359（以艦隊街的形象出現(xiàn)）、427行。
[34] John Dryden，Mac Flecknoe，in John Dryden：Selected Works，ed.William Frost，1953；reprint，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第107、101行。
[35] Alexander Pope，Windsor Forest，in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vol.1，ed.E.Audra and Aubrey Williams，London：Methuen，1961，第218、298行。下文對此詩的引文都出自此詩集，括號內(nèi)標注行數(shù)。
[36] 此處，我對斯威夫特和蒲柏的解讀與華爾有所不同：她認為這些詩意在“固化凝滯瞬息萬變的現(xiàn)代性，使現(xiàn)代性停頓在軌道上……在‘咆哮的洪流中’消解差異”（129）。在這一點上，她的論述關(guān)注的僅僅是《群愚史詩》和《城市陣雨》非常明顯的對現(xiàn)代性的批判，而忽略了兩部作品對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生氣勃勃的再現(xiàn)。不過，華爾在別處也有同樣的見解，例如，她指出斯威夫特和蒲柏用“最響亮、最尖銳、最猛烈的聲音訴說現(xiàn)代性，二者的話音不絕于耳”（130）。
[37] Emrys Jones，“Pope and Dulness”，in Pope：Recent Essays by Several Hands，ed.Maynard Mack and James A.Winn，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0，612—651；以及Howard Erskine-Hill，“The ‘New World’of Pope's Dunciad”，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6，1962：49—67。
[38] 有關(guān)這個女性的分析，參見Fischer，25。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