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擴張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1710年10月7日，《閑談者》上發(fā)表了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作品《城市陣雨》。幾天后，斯威夫特在《寫給絲黛拉的書信集》中記下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和馬修·普萊爾（Matthew Prior）對這首詩的贊美：“他們二人對我的詩贊不絕口，都說在這一題材的作品中，我的《城市陣雨》無出其右：自達娜厄（Dana?）之后，這便是最好的一場陣雨?！?sup>[1]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城市陣雨》與古典神話并置，顯然是建立在戲仿英雄史詩的基礎之上。這一并置再現(xiàn)了此詩及其姊妹篇——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詩歌——《清晨》^[2]中隱含的戲仿古典作品模式。理查德·斯梯爾在《閑談者》中就此主題發(fā)文^[3]，將此主題的作品歸為一類，稱“本土詩”，即描寫污穢的城市場景，并建構在新古典主義對典故的影射之上。例如，《清晨》再現(xiàn)的是維吉爾筆下“紅潤的黎明”如何降臨倫敦：不檢點的女仆貝蒂從主人的床榻悄悄溜走，街上充斥著叫嚷聲、墩布拖地聲，還有城市工人階級打掃清理的嘈雜聲。^[4]在《城市陣雨》中，斯威夫特把傾盆大雨敲擊轎子發(fā)出的聲音比作拉奧孔用劍戳擊特洛伊木馬的外殼：

就像特洛伊人把木馬抬進，

在里面藏著急切的希臘人。

……

拉奧孔用劍把木馬敲打，

里面的每個英雄都害怕。（第47—52行）

將描寫污穢城市的作品與維吉爾的詩歌作比，通常會壓縮史詩的宏大。上述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將達娜厄神話視為《城市陣雨》的先例，效果也是如此。達娜厄被她的父親——阿爾戈斯的國王阿克里西俄斯——囚禁在地下的銅屋里（在賀拉斯的講述中，她被囚禁在銅塔里），因為阿克里西俄斯從德爾菲的女祭司處得到神諭，自己將被達娜厄的兒子殺死。銅屋是阿克里西俄斯控制達娜厄性交的必要而又注定失敗的舉措?？梢粤舷?，達娜厄是不會被父親的銅屋所限制的。宙斯化作金雨，從屋頂?shù)拈_口落入屋內(nèi)，使達娜厄受孕，產(chǎn)下帕爾修斯。帕爾修斯是日后殺死美杜莎的英雄，也將出于偶然殺死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從開始就注定逃脫不了死在孫子手下的命運。這個神話說明，男性無法實現(xiàn)對女性性交的控制或監(jiān)管。

將《城市陣雨》與達娜厄神話作比，既體現(xiàn)了當時《城市陣雨》與女性身體之間的聯(lián)系，也戲劇化地展現(xiàn)了古典神話與當下生活的距離。神話升華了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現(xiàn)代城市體驗則獲得了世俗化具象，二者之間的鴻溝雖提請人們注意現(xiàn)代世界的卑劣，但也并非完全鄙視當下和世俗的生活。像很多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作品一樣，當下經(jīng)驗在并置中是受到貶抑的一方，然而，并置又同時賦予了它誘人的直接性和神秘的力量。與遙遠的神話不同，倫敦街道的氣味和景象，觸手可及，扣人心弦；這一點使它即使與神話相比，似乎也并不遜色。正是這種當下的生機勃勃使得評論者歐文·艾倫普萊斯（Irvin Ehrenpreis）說到，《城市陣雨》中那些鮮活的景象，“唯有心懷崇敬之人才能捕捉”。^[5]然而，在《城市陣雨》及其他奧古斯都時期的戲仿英雄史詩中，要想確認這種生機勃勃的來源和本質，極難做到。究竟是什么，使得斯威夫特筆下的倫敦，或者說，蒲柏的愚昧女王，獲得了所謂的“敬意”？^[6]在對此時期的文化想象中，這一獨特的扣人心弦之力從何而來？以及，為何其以女性形象出現(xiàn)？

達娜厄的金雨和斯威夫特的陣雨之間的對立，是典型的奧古斯都戲仿英雄史詩的形式建構。然而，如果我們不將這兩場陣雨割裂來看，也不將二者之間的關系僅僅看作通過對比來壓縮史詩的宏大；如果我們將二者并列一處，那么，達娜厄那鮮活的金雨便賦予城市陣雨意義，同時還為作家們解釋了當下城市經(jīng)驗中那謎一般的活力源自何處。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援引的女性形象引出了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文化寓言，一個有關不可壓制的生殖力的現(xiàn)代寓言，這些生機勃勃的意象充斥在18世紀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城市陣雨》便是鮮明的一例。這個預言致力于再現(xiàn)一種無法控制、影響一切的女性的性能量，此能量存在于女性體內(nèi)、與女性的欲望相關，并由此生成某種企圖轉變、重構，或顛覆現(xiàn)存的邏輯系統(tǒng)、宗譜系統(tǒng)或階級系統(tǒng)的力量。這是有關現(xiàn)代城市公共衛(wèi)生危機的故事：城市下水道的寓言。這個寓言有自身獨特的結構和主題，同時也隸屬于一個當時更寬泛的文化寓言體系。次文化寓言體系不僅包含與陣雨緊密相關的故事，也提出了相似的具備流動性和轉化性的力量，即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自辯中隱含的洪流和海洋寓言。

一

在達娜厄的神話中，金雨彌漫，透入囚禁達娜厄的密閉空間，象征著無從壓制的女性性交；無論什么樣的限制都無法阻止達娜厄與金雨的結合。雖然金雨來自男性，斯威夫特在轉述友人對他詩歌的褒獎時，將其轉變?yōu)榕缘牧α浚哼_娜厄的金雨。代表宙斯的液體形式在此成為女性欲望的完美展示。然而，斯威夫特為何以陣雨作為描寫對象，不那么容易解釋。對斯威夫特和那些贊美此詩的友人來說，是什么使得陣雨成為18世紀城市生活的內(nèi)在縮影？

不難想象，陣雨這一意象的生命力源自其觸手可及、歷歷在目。陣雨所引發(fā)的景象和氣味唯倫敦獨有：“憂心的貓咪”感知到了即將來臨的風暴，城市下水道散發(fā)著“加倍的惡臭”（第3、6行）。再者，陣雨體現(xiàn)著城市的實質，因為它將尋找避雨途徑的倫敦各色人等都匯聚一堂：“渾身淋濕的女人”涌進了店鋪，“衣冠楚楚的學子”假裝雇車，“褲腳挽起的裁縫”匆忙沿街而下，“得勝的托利”和“失勢的輝格黨”混在一起，不安的“紈绔子”“坐在轎里”，聽著霹靂大雨嘩啦啦地敲響棚頂而心驚膽戰(zhàn)（第33—43行）。陣雨還可以看作是對倫敦地理位置的一次總結，雨水覆蓋了整座城市，詩人則借機描畫了倫敦的主要街區(qū)和標志性建筑，從“史密斯場或圣帕爾克……到霍爾本橋”，再從那里順著弗利特溝的“洪流”而下，注入泰晤士河（第58—63行）。另外，陣雨還隱含著莊嚴的古典主題：朱諾曾籌劃一場著名的暴雨，導致狄多女王與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的山洞中的那次注定無果的結合；^[7]斯威夫特的詩歌結構不僅和《農(nóng)事詩》（Georgics）的第一卷中那持續(xù)的風暴吻合：從“預測”到開端，再到大暴雨；^[8]其詩的最后一句：“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簡直就是《農(nóng)事詩》中“沙沙作響的冰塊在洪水中翻滾”的翻版。^[9]在此語境下，斯威夫特和他的讀者們得以將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聯(lián)系在一起，這正是新古典主義者所喜聞樂見的，而倫敦那迅速發(fā)展的大都市景象則占據(jù)了上述聯(lián)系的中心。斯威夫特在詩中正是要厘清城市本土詩歌中陣雨所包含的多種修辭形象。但是，促成這些效果還須提及有關陣雨的隱秘歷史。

正如維吉爾的讀者能理解他筆下“暴雨”的深意一樣，對18世紀的英國讀者來說，斯威夫特的陣雨絕非一種氣象現(xiàn)象那么簡單。^[10]據(jù)《牛津英語字典》記載，17世紀后半期，“陣雨”（shower）、“岸”（shore）、“下水道”（sewer）這三個名詞所代表的主要意思依次是：降雨或觀察者；水邊陸地、威脅、支柱或下水道；排放污物的溝渠或管家。在17世紀，“shower”也寫作“shewre”、“shewer”、以及“shore”；“sewer”也寫作“sure”、“shewer”；“shore”也寫作“showre”、“shower”。詞形糅合的背后，還有“shower”和“sewer”趨于相同的發(fā)音變化。17世紀末，假如/s/音后有現(xiàn)代的輔音/j/，那么它們的發(fā)音為/?/。上述的發(fā)音變化有些只存在于17世紀，到了18世紀，“sh”（音/?/）常常又變回“s”（音/s/）?，F(xiàn)在的“sure”恰恰是變化得以保留的例證之一。與此相關，原來在“s”后面的元音大致發(fā)/ju：/的音，隨著“s”變?yōu)椤皊h”，元音也丟掉了“y”（音/j/），發(fā)音接近于現(xiàn)代“sewer”中“s”后面的元音（音/u：/）。簡而言之，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shower”、“shore”、“sewer”這三個單詞似乎曾經(jīng)發(fā)音相似，都接近現(xiàn)在“sure”的發(fā)音。^[11]

《牛津英語字典》還告訴我們，從語義上來說，“shore”一詞的意思是水邊陸地，也常用來做“sewer”的變體，意思是排放污物的溝渠。傳統(tǒng)觀念認為，將“shore”解作“sewer”，是因為二者來自共同語源；但字典編纂者對此不以為然，他們指出，“shore”的這一用法源于當時的一個短語“公共陸地”（common shore），指的是水邊的一塊陸地，其用途就是垃圾場?！肮碴懙亍币虼司褪翘烊坏摹跋滤馈保╯ewer）。后來，因為有了城市規(guī)劃、各種民法規(guī)范，這種“公共陸地”才演變成20世紀的地下污水系統(tǒng)。這種語義上的聯(lián)系，也許可以說明今天的詞組“公共污水管”演變自“公共陸地”。既然在語音和語義上都相似，那么，在斯威夫特寫作他的詩歌的時期，“sewer”和“shore”可以互換使用，而“shore”不僅發(fā)音與“shower”相似，有時也可寫作“shower”。

提起“下水道”，我們想到的是為了處理城市和郊區(qū)的污水和垃圾而規(guī)劃的獨立且封閉的水道，但下水道的這一形象由來并不長久，直到19世紀中期，倫敦的下水道仍然大都以“公共陸地”的形式存在。事實上，倫敦于1858年爆發(fā)大惡臭危機，當時的議員們不得不在議會大廈掛上石灰浸泡過的窗簾來阻擋惡臭滲入；同年，在倫敦建設封閉下水道的提案得以施行，而在這之前，“公共陸地”恐怕是倫敦排放污水和廢物方式的最精準描述。在《倫敦消失的河流》（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一書中，巴頓記錄了倫敦城由一片洪水沖積平原而擴張的過程。像大多數(shù)英國和歐洲的重要城市一樣，倫敦也是沿著一條河道——泰晤士河——而逐步擴大。隨著17、18世紀倫敦人口的爆發(fā)式增長，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沃爾布魯克河、泰伯恩河及其他許多支流——逐漸成了聯(lián)通的露天下水道，所有城市垃圾都傾倒在此。今天的城市地理學家會發(fā)現(xiàn)，倫敦的地下污水系統(tǒng)與曾經(jīng)流淌在這片沖積平原上的古老河道是基本重合的。流淌在未經(jīng)城市化的土地上的河道，勾勒出了現(xiàn)代都市污水系統(tǒng)的輪廓。^[12]一位匿名的作者，有可能是笛福，描述了斯威夫特發(fā)表《城市陣雨》之后十年倫敦的“公共陸地”的景象：

這些骯臟的地方是污水溝的匯集之處……染坊、洗衣房、毛皮販子、屠宰場及其他令人厭惡的行業(yè)都把污水排放到這里。隨處可見腐爛的動物尸體和它們散發(fā)出來的惡臭。這樣的污水溝向西一直延伸到倫伯斯區(qū)，溝中積著厚厚的淤泥……從霍斯利當恩橋（Horseleydown）到戰(zhàn)橋（Battle Bridge），遠到羅瑟希德區(qū)，相似的景象觸目皆是……當?shù)鼐用駥Υ藰O度厭惡……這些地方臭氣熏天，令路人頭昏作嘔。^[13]

城市環(huán)境衛(wèi)生已經(jīng)成為一個異常復雜又無可回避的問題，對每位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有重大影響，可謂無處不在：從每家每戶的茅坑，到街邊的污水溝，再到泰晤士河的大規(guī)模污染。那時的公共廁所就直接建在城市河道附近。居民生活產(chǎn)生的廢水和垃圾，還有諸如屠宰場、養(yǎng)豬場、肉鋪、煤場、磚廠、染坊等各種商戶產(chǎn)生的廢水和垃圾，要么先排入茅坑，再定期排放到社區(qū)中的“排水溝”（ditches），然后注入環(huán)繞著建筑物的“污水坑”（sinks）、“排水道”（drains）、或“泄水道”（sluices）；要么就直接排入到流淌在許多城市街道中心的“水道”（kennels）之中。單憑那時城市下水道的名稱之多，就足以說明它在人們?nèi)粘Ｉ钪械闹匾匚?。這些無處不在的露天下水道產(chǎn)生的刺鼻氣味和駭人景象深深困擾著居民。更有甚者，過馬路時，他們還要淌過這些下水道，親眼目睹公共廁所的污物、夜壺的便溺、垃圾桶的廢物，直接傾倒在他們門前屋后的露天溝渠中。彼時的居民和現(xiàn)代城市歷史學家都將這種露天下水道網(wǎng)絡看作街道的一部分，是連接并且界定這座現(xiàn)代城市的交通系統(tǒng)，其作用甚至超越了人來人往的窄巷和街道。帕特·羅杰斯（Pat Rogers）對此有這樣的描述：“露天下水道……將倫敦的各個部分直接連接起來，極少有交通系統(tǒng)能做到這一點，城市里有些地方的街道簡直就像迷宮一般令人費解?！?sup>[14]

1671年的《污水和路面法案》是改善城市環(huán)境衛(wèi)生系統(tǒng)邁出的第一步。法案提議將下水道從路面中央遷至路面一側，并墊高路面使其與下水道分離。^[15]這一法案關切的重點似乎在于城市主要街道的安全性能：抬高并鋪平路面，廢水流于側面。后來，確實有些街道的情況有所好轉，但流在街道中心的下水道直到18世紀也還屢見不鮮，而將諸如污水坑、排水道或排水溝這些迅速發(fā)展的污水處理系統(tǒng)加以遮蓋的提議，直到斯威夫特的《城市陣雨》發(fā)表二十年后才出現(xiàn)。弗利特溝，原為弗利特河，曾是泰晤士河最大的支流，也最鮮明地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污穢和污染。這一形象不僅見于斯威夫特的詩，兩個世紀以來，凡有關城市環(huán)境惡化的著作，對其無不提及。^[16]改善城市衛(wèi)生環(huán)境的努力多以失敗告終，那“令人作嘔的污水坑”^[17]依舊存在。17世紀末，弗利特河的下游曾一度被清淤疏通，側翼加蓋碼頭建成運河，但到了斯威夫特發(fā)表詩歌的時期，這些設施都已破敗不堪，到了1733年，短命的弗利特運河從弗利特橋到霍爾本橋都被污物堵塞（巴頓，第76—78頁，第105—106頁）。^[18]弗利特溝成了城市生活的實體層面、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的象征；用羅杰斯的話來說：“弗利特溝……實質上將城市中的每個可鄙的角落都聯(lián)系在了一起”（149）。

斯威夫特的詩歌告訴我們，暴雨來臨之際，倫敦的河道系統(tǒng)也不堪重負；城市里沒有疏松的土壤來吸收突如其來的雨水。暴雨過后，露天河道里的洪流卷攜著動物尸體和各種物品沿著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那場面無法直視。1679年的一場暴雨過后，目擊者稱，除了牛，“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和物品，比如從沿岸受災房子里滾落的啤酒桶、烈酒桶，都順著洪流沖向霍克利洞（Hockley-in-the-Hole），成了貪婪又興奮的下等人的零碎物什。”^[19]時至今日，暴雨還有可能導致倫敦的地下排污系統(tǒng)瀕于崩潰。一位20世紀的下水道工人這樣描述暴雨帶來的后果：“暴雨可迅速導致主要地下排水管道內(nèi)洪流洶涌：雨水從總計長達2500英里的各個小管道傾盆而入，幾分鐘內(nèi)匯入的水流就足以把人沖走。隧道里先是回蕩著颶風的呼嘯，隨后洪流泄入，沖過堤壩，涌入泄洪管道”（巴頓，第116頁）。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描述與斯威夫特的詩歌十分相似，表明了現(xiàn)代人對城市陣雨體驗的延續(xù)。

二

斯威夫特的這首詩的標題，可謂一個極其形象又隱秘的雙關語，提請人們關注現(xiàn)代城市經(jīng)驗的一個重要方面。很多斯威夫特的同代人，特別是艾狄生，不贊同使用開放式的雙關語。斯威夫特卻十分青睞雙關，并將其作用發(fā)揮得淋漓盡致，這點在《寫給斯黛拉的書信集》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20]而不論從語義還是語音上說，下水道和陣雨都如此緊密聯(lián)系，想必當時的讀者不會驚訝于這一雙關。詩中的下水道和陣雨體現(xiàn)了完美的互易性。在詩的末尾，弗利特溝洪流的壯觀景象，既是詩歌的總結，也很自然地成為陣雨的高潮。那著名的三詩行描述了“洶涌的水道”如何流經(jīng)城市，從斯密斯場的市場（Smithfield market），到雪山上的圣帕爾克教堂，最后流注霍爾本橋下的弗利特溝：

從屠宰場沖出的糞便，血污和內(nèi)臟，

淹死的小動物，發(fā)臭的魚混著泥湯，

死貓，蘿卜纓，一起翻滾咆哮著流向遠方。（第61—63行）

即使“sewer”和“shower”沒有語音上的聯(lián)系，斯威夫特詩歌中的陣雨也以其特有的橫掃一切之勢，涌向城市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