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錯體”文學史
——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

“第一本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的“國文講義”

“國文講義”與《支那文學史》及《奏定章程》的關(guān)系

《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意識

結(jié)語

京師大學堂的成立，除了為“文學”的學科地位立下規(guī)模之外，還啟動了“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活動。

林傳甲撰成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出版，長時間被視為國人撰寫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經(jīng)過一個世紀的操演鍛煉，至今“文學史”書寫已變成一項極為陳熟的作業(yè)，在學校教育與學術(shù)研究之間的畛域內(nèi)走進走出。然而，今天我們再回顧一百年前“文學史”的起動機緣，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當時的撰述還是日后的批評，都存在種種錯覺和誤會。以下我們就林傳甲這一份京師大學堂講義做一考析，梳理其中的“文學”或“文學史”的理念，并試圖澄清過去一些誤解。

一　“第一本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的“國文講義”

“中國文學史”的撰述，由外國學者草創(chuàng)，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只是“誰是第一”的問題，多年來學界仍然有興趣追問。早期不少論述都重復鄭振鐸在1922年所說的話，以為英國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1901年寫成世界上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評Giles的中國文學史》，31—35頁；《我的一個要求》，36—38頁）。^〔1〕此說后來不斷被修正，最近的意見是俄國漢學家瓦西里耶夫（V. P. Vasiliev；漢名：王西里，1818—1900）在188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才是世界最早（參李明濱《中國文學在俄蘇》，13—22頁；李明濱《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發(fā)現(xiàn)》，92—95頁；陳福康《談“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234—237頁；陳福康《再談“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238—239頁）。^〔2〕

那么，中國人撰寫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究竟是誰、什么時候面世的？這是1930年代有關(guān)“文學史”的論述一個習見話題。譬如胡懷琛《中國文學史概要》（1931，11頁）、胡云翼《新著中國文學史》（1932，1—3頁）、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2頁）、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編》（1935，7頁）、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1935，2頁），都提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是國人所著的最早一本文學史；然而各人對林著的評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負面的。這個評斷很有可能源出于鄭振鐸在1922年9月發(fā)表于《文學旬刊》的一篇文章：《我的一個要求》。同一年的3月，胡適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寫成《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這篇長文（后來單行出版）正如題目所言，檢討了1922年以前五十年的文學發(fā)展，而以該年教育部規(guī)定“國民學校的國文完全改成國語”，作為“文學革命”宣告成功的依據(jù)（胡適，104—105；又參古楳，406）。就在“新文學運動”已告功成的文化背景下，鄭振鐸充滿信心地回顧前瞻，不僅評斷“過去”，還要重新審視有關(guān)“過去”的書寫，提出新的要求，為“新”文學開路。他在文章第一句說：“我要求一部‘中國文學史’”，然后評論所見的九本“中國文學史”。他對林傳甲之作的評價是：

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nèi)容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有人說，他都是鈔《四庫提要》上的話，其實，他是最奇怪——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裁，他也不曾懂得呢?。ā多嵳耔I古典文學論文集》，36—37頁）

鄭振鐸不滿意于過往所有的“中國文學史”，在篇末感嘆：“實際上卻還可以說沒有一本呢！”于是，他就自己操刀，后來寫出兩本重要的文學史——《文學大綱》（1927）和《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二三十年代涌現(xiàn)大量新撰的“中國文學史”，其實也是在回應鄭振鐸的要求，試圖從內(nèi)容到形式，給“文學史”的書寫找出一個合乎“新時代”標準的模式。^〔3〕

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作為“京師大學堂講義”，當然引人注目；除了在大學堂流通之外，又曾在報刊連載，繼而正式刊印發(fā)行全國，例如武林謀新室的刊本，到1914年已刊印六版；現(xiàn)時還可以見到同年廣州另有存珍閣版，估計當時爭刊此書的書店不少。^〔4〕相對于約略同時撰寫，卻流通不廣的黃人《中國文學史》或者竇警凡《歷朝文學史》，林傳甲之作更容易被鎖定為攻擊目標。^〔5〕于新文學運動厎定文壇，無論教育、學術(shù)都在追尋新氣象的情況下，“第一本”之稱，大概招來的是“毀”多于“譽”。^〔6〕

事實上，鄭振鐸確有理由懷疑林傳甲“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裁也不曾懂得”。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得回溯林傳甲這份講義的制作目的和過程。

林傳甲（1877—1922），字歸云，號奎騰，福建閩侯人。六歲喪父，由母親劉氏教養(yǎng)成長，后來就學西湖書院，“博覽群書，旁通輿地數(shù)學”。又在湖北開辦小學，學識才干受到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器重?？论繌搿菢涿返葹楹隙綄W時，他都受聘任教襄校；太守劉若曾又請他創(chuàng)辦辰州中學。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以監(jiān)生資格回福建應試，考取第一名舉人。接著到京師參加會試，不中。光緒三十年（1904），經(jīng)嚴復推薦，被張百熙聘為京師大學堂教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揀選廣西知縣，同年赴黑龍江，參與黑龍江的教育改革。后來更致力于《大中華地理志》的編纂。1922年在吉林省教育官署任內(nèi)逝世，年四十五。著作除了《中國文學史》以外，還有：《代微積淺釋》、《圖史通義》、《籌筆軒課程》、《黑龍江鄉(xiāng)土志》、《黑龍江女學文范》等等（參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紀略》，249—250頁；萬福麟、張伯英，57卷13上下；李江曉，37—39；王桂云，47—48、46；馬放，273—275）?；仡櫫謧骷滓簧氖聵I(yè)，編寫《中國文學史》的時段不算重要；他在京師大學堂任中文教習只短短一年。^〔7〕林傳甲的事功應該以他在黑龍江等關(guān)外地區(qū)興辦“普及初等教育”和“女學”最為重要，眾多著作中亦以“輿地、方志之學”更有時代意義。^〔8〕

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林傳甲入京師大學堂任國文教習。當時分科大學尚未成立，^〔9〕大學堂只有“豫備科”，附設“仕學館”和“師范館”。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奏定章程》頒行，“師范館”改照《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辦理，改為“優(yōu)級師范科”。^〔10〕林傳甲到任后，就在此負責國文教學。

就在林傳甲上任的那一年，京師大學堂有一份《詳細規(guī)則》頒布，規(guī)定教習要在上課前一星期（至遲五日前）將講義送教務提調(diào)察核；每學期畢（至遲十日）又要將期內(nèi)所授功課做一授業(yè)報告書，送教務提調(diào)察核（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1卷231）。林傳甲五月到任，馬上要趕編講義；邊教邊寫，“奮筆疾書，日率千數(shù)百字”，同年十二月學期完結(jié)之前共寫成十六篇，就以這份講義為學期“授業(yè)報告書”呈交教務提調(diào)。^〔11〕可以想象，林傳甲是非常匆促地草成這份“國文講義”的，尤其我們考慮到他要面對不同的限制和要求。

按照《奏定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此科的課程共有三節(jié)：開始是“公共科”，學生在未“分類”以前共同修習，一年畢業(yè)；繼而“分類科”（共分四類：第一類以中國文學、外國語為主；第二類以地理、歷史為主；第三類以算學、物理學為主；第四類以植物、動物、礦物、生理學為主），三年畢業(yè)；“加習科”則供“分類科”畢業(yè)生自愿留習一年，深造教育理法。

“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國文學”一科，課程說明是：

講歷代文章源流義法，間亦練習各體文。

“分類科”共有四類，但都要修習“中國文學”科，三年課程的內(nèi)容都是：“練習各體文”（璩鑫圭、唐良炎，413—424）。

林傳甲到任后要教的是“分類科”課程，但他發(fā)覺班上學生，根本沒有上過“中國文學”的課。于是他以半年的時間，為“分類科”學生補講“公共科”一年的“中國文學課程”（《中國文學史》“目次”24）。林傳甲說：

今“優(yōu)級師范館”及大學堂“預備科”章程，于“公共課”則講“歷代源流義法”，于“分類科”則“練習各體文字”。惟教員之教授法，均未詳言。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又采諸科關(guān)系“文學”者為子目，總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為十數(shù)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擇往訓，附以鄙意，以資講習（1）。

以上詳細交代林傳甲實際教學需求和具體目標，目的在于揭示他的“國文講義”是何等蕪雜不純的材料總匯。我們要注意的有幾點：第一，按章程他要教的是“分類科”的“練習各體文”，但他要用半年去追補“公共科”的“講歷代文章源流義法，間亦練習各體文”的課程。第二，因為章程沒有說明“優(yōu)級師范科”的教法，他就“越級”取資于“文科大學”中的“中國文學門”的說明。第三，他取材并不專據(jù)“歷代文章流別”一科，大概因為這一科的說明太簡略——只有“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一句，他只好到處張羅；先借用“文學研究法”的四十一項說明作大綱，再摻雜其他科“關(guān)系文學者”，作為子目，湊成一部講義。第四，這個“四十一篇”的初步構(gòu)想，到后來大概因為教學課時所限，也可能是教學過程中發(fā)覺難以完全發(fā)揮，于是順著次序編到“研究要義”的第十六項就告一段落；完稿時還得自圓其說：

大學堂講義，原系四十一款，茲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舉綱要，已略見于各篇，故不再贅（“目次”24）。

第五，林傳甲也沒有忘記《大學堂章程》“歷代文章流別”的指示，于是他就在開卷時聲明：

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焉（1）。

事實上，《奏定大學堂章程》的“研究文學要義”，與日本《中國文學史》根本是兩回事；目標不同，要求不同。林傳甲如何結(jié)合、能否成功結(jié)合“研究文學要義”與日本“文學史”之意，將在下一節(jié)討論。

二　“國文講義”與《支那文學史》 及《奏定章程》的關(guān)系

上文提到，林傳甲在非常匆忙的情況下草成這份“國文講義”。他在這個學期完課以后不久，以揀選廣西知縣而離任，同年底又遠赴黑龍江新職。一般授課講義如果打算正式出版，往往通過不止一次的講授試驗，以更長的時間打磨修訂；林傳甲的講義有沒有機會再用，目前的資料不足以查考。事實上，當這一部講義四處流通的時候，林傳甲人在關(guān)外，其事業(yè)的重心也不在“文學史”。十年后，他曾經(jīng)回到北京，但交往的是“中國地學會”中人，不再措心“文學”（參林傳甲《大中華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紀略》，250頁）。^〔12〕其他人賦予這本講義任何深義，與他已無關(guān)涉。

然而，今天我們重讀這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確能發(fā)掘到不少深義。20年代以還，鄭振鐸等人批評林傳甲，主要是為了拆解不合時宜的“過去”，建構(gòu)新的文學傳統(tǒng)——尋求一種配合當前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書寫模式。^〔13〕此一拆建工程，可說非常成功。以后，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專業(yè)的學者，大概都沒什么興趣去細讀這一本老朽之作。^〔14〕直到晚近，當時代不單容許、更催促我們反省自身的“位置”，究問一切的“理所當然”，我們才看到精彩的“林傳甲研究”。

夏曉虹的《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1995），最先帶我們“回到現(xiàn)場”，看到這本《中國文學史》不外是一本“貫徹教學綱要的教科書”，不要誤以為是“個人獨立的撰述”（《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345—350頁）；這種舉重若輕的評斷，自然與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思潮有關(guān)。^〔15〕

戴燕《中國文學史的早期寫作——以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例》（1997），則比照現(xiàn)今和過去，以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刺激我們的閱讀和思維的習慣，“反思近百年來文學史著述所經(jīng)歷的過程”，并“借助早期文學史的橋梁去溝通古代，溫故而知新”（《文學史的權(quán)力》，171—179頁）。

米列娜（Milena Dole?elová-Velingerová）又從“文學”多義的角度重讀林傳甲的文學史，認為他緊守舊儒家的“文以載道”的思想；所謂“文學”，于林傳甲而言，只是寬泛的“人文學”（humanities）。對這本《中國文學史》，米列娜只能表示失望（"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129-134）。

上述幾篇精彩的論文，讓我們受益匪淺。這里可以補上的一筆是：林傳甲的“文學史書寫”，其實是歷史上一次有意無意的“錯摸”。其間的周轉(zhuǎn)過程，或者可以從林傳甲的講義與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的關(guān)系說起。

（一）仿日本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之意

日本文學史的書寫，可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為一個標記。作為日本第一本的國家文學史，由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合著的《日本文學史》，在這一年正式面世。同年又有上田萬年編選的《國文學》，芳賀矢一、立花銑三郎《國文學讀本》出版；落合直文、池邊義象、萩野由之的《日本文學全書》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890—1892）完成。這些著編的出現(xiàn)，代表日本學術(shù)中的“國學”蛻變?yōu)椤皣膶W”的時代；一時間，與歐洲“民族國家”觀念密切相關(guān)的“國語文學”和“國家文學史”的思潮大盛。^〔16〕為了適應時世，漢學研究亦進行了深刻的改革；新進的漢學研究者，開始借用新近輸入的方法，重新討論“支那”的“文學”。^〔17〕笹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就是這個風潮下的產(chǎn)物。這本《文學史》出版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全書分九期論述“春秋以前的文學”到“清朝文學”。其特色有兩點：一、從地域人種風俗的殊相討論中國文學的特色，二、以“想象”、“優(yōu)美”等概念論述文學。前者源自歐洲的“國族”思想，尤其丹納《英國文學史》（Hippolyte Tain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4）的“人種、環(huán)境、時代”的分析架構(gòu)；后者也是從西方輸入的現(xiàn)代“文學”規(guī)范。至于現(xiàn)代中國論者將這本《文學史》與林傳甲之作相比時，就特別重視笹川對小說戲曲等文體的論述（參黃霖《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100頁；夏曉虹，348頁；戴燕，176頁）。

笹川種郎的《支那文學史》出版后，很快就傳到中國。在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也就是《奏定章程》頒行的同時，上海中西書局把這本書翻譯，改題為《歷朝文學史》印行。林傳甲固然有可能看過這個翻譯本，但他對日本資料似乎很熟悉，他說“仿其意”之所本，應該是指日文的《支那文學史》。不過，林傳甲究竟掌握了幾多笹川之“意”，實堪懷疑。除了主張“師其意”等比較概括抽象的說法之外，在他的“講義”的細節(jié)討論中，共引述笹川三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批評笹川《文學史》之重視元代小說戲曲：

日本笹川氏撰《中國文學史》，以中國曾經(jīng)禁毀之淫書，悉數(shù)錄之。不知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載之風俗史猶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風俗史》，余亦欲萃“中國風俗史”，別為一史。）笹川載于《中國文學史》，彼亦自亂其例耳。況其臚列小說戲曲，濫及明之湯若士、近世之金圣嘆，可見其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182）。

今天我們會覺得林傳甲的文學觀極端保守，^〔18〕其實當時戲曲小說在民間已非常通行，也開始有知識分子認識到小說的社會功能。不過，林傳甲這種鄙視通俗世界的態(tài)度，卻是身在建制的知識分子的正常表現(xiàn)；尤其在京師大學堂的環(huán)境之內(nèi)，他并沒有很多選擇。我們注意到，《奏定章程》的眾多文件中包括一份《奏定各學堂管理通則》，其中《學堂禁令章第九》有一則規(guī)定：

各學堂學生，不準私自購閱稗官小說、謬報逆書。凡非學科內(nèi)應用之參考書，均不準攜帶入堂（璩鑫圭、唐良炎，482）。

這個禁令，大概執(zhí)行得頗為認真。京師大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的檔案中有這樣的紀錄：

總監(jiān)督示：查《奏章》以學生購閱稗官小說，垂為禁令。瞿士勛身為班長，自應恪守學規(guī)，以身作范。乃攜《野叟曝言》一書于自習室談笑縱覽。既經(jīng)監(jiān)學查出，猶自謂“考社會之現(xiàn)象，為取學之方”；似此飾詞文過，應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規(guī)，從寬記大過一次，并將班長撤去。特示（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52）。

我們可以想象：林傳甲要督導如這位班長一類的學生，如果他的思想不能配合，也會是相當痛苦的事。由是，我們固然不會欣賞林傳甲的守舊，但也不必過于深責。反之，他從體例角度去思量“文學史”與“風俗史”分流劃界的問題，似乎保存了一種嚴格的學術(shù)態(tài)度?？上?，他大概沒有真的去編寫“中國風俗史”，他的“國文講義”的體例，也不算很嚴謹。

林傳甲在“講義”第九篇《周秦諸子文體》另有兩次提到笹川《支那文學史》：一是論莊子，另一是論韓非子。復檢笹川原書，可見《支那文學史》在這兩個地方的討論都能配合全書的宗旨，以南北人種之說立論；例如說莊子與孟子分別紹述南方老子與北方孔子的精神（57—64），韓非子的文學是南北合流的表現(xiàn)（69—74）。笹川又能從發(fā)展的角度分析各家的思想文辭，贏得夏曉虹、黃霖、米列娜等學者的贊賞（夏曉虹，348；黃霖《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著作》，100頁；Dole?elová，130—131）。

林傳甲雖然引述笹川的論點，但他自己的觀察點卻完全不同。論韓非子“創(chuàng)刑律之文體”，重點在于韓非子的法家思想（110—111）。論莊子文辭時提及孟子，但依林傳甲的體例，兩者更重要的分野在孟子屬“經(jīng)部”，而莊子入“子部”（78、103、108—110）。又如林傳甲辨屈原《楚辭》之體，結(jié)論是應入“子部”。^〔19〕《中國文學史》由第七篇到第十六篇，先是經(jīng)、子、史等體的辨識；然后是集部的歷朝各體、駢散分合等的體認。這種辨體工夫，主要從功能角度做剖析，例如說“《周髀》創(chuàng)天文志歷之體”、“《神農(nóng)》《本草》創(chuàng)植物科書文體”、“《孫子》創(chuàng)兵家測量火攻諸文體”、“《老子》創(chuàng)哲學衛(wèi)生家之文體”。因為立足點在區(qū)別功能的異同，是“共時”（synchronic）意味的分析描述，并沒有探究“歷時”（diachronic）軌跡上的變化承傳。因此，與笹川的論述傾向，明顯不同。

（二）取大學堂章程以為講義

上文指出，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各篇題旨，包括各種文體的標目，都是從《奏定大學堂章程》“文學科大學·中國文學門”課程中的“研究文學之要義”一節(jié)，順次抄來，因此學者們都說林傳甲這部教材“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了《章程》中有關(guān)文學研究”的規(guī)定（戴燕《文學史的權(quán)力》，7頁；又參夏曉虹，350；陳平原《中國大學百年》，117—118頁）。然而，經(jīng)過細心查考以后，我們發(fā)覺林傳甲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循規(guī)蹈矩”。

上一章分析《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門”的設計，曾指出這是一個形式上相當工整勻稱的架構(gòu)，具備現(xiàn)代“學科”的規(guī)模。雖然就“文學”定義的內(nèi)容來看，其觀念還是不離傳統(tǒng)“詞章”之學；但規(guī)劃方式卻有現(xiàn)代意義：論文學的本體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從歷時角度討論文學的有“歷代文章流別”，從作品于讀者的接受層面著眼的有“古人論文要言”；周邊的支援科目有“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四庫集部提要”、“西國文學史”等?！把芯课膶W要義”是總綱科目“文學研究法”的說明，其范圍當然廣及整個課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這四十一款的說明與“歷代文章流別”或者“中國文學史”根本廣狹有別，重點不同。林傳甲為了講授“優(yōu)級師范科”的課程，順手借用另一級別、另一科目的課程說明頭十六款，其效果必然超出《奏定章程》原來的設計。

再者，林傳甲還有不少“不依規(guī)矩”的地方。例如《奏定大學堂章程》特別交代：“文學家于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shù)也”（璩鑫圭、唐良炎，357）；《奏定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再聲明“周秦諸子，……文章家尤不能廢”（璩鑫圭、唐良炎，424）。其原意固然是“尊經(jīng)衛(wèi)道”，卻適時地帶給“文學”一個“專業(yè)”的學科地位。于此，林傳甲完全表現(xiàn)出一種反抗的態(tài)度，說：

“文學家于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shù)也”，此張南皮之說也。竊以為學周秦諸子，必取其合于儒者學之，不合儒者置之，則儒家之言已備，何必旁及諸子？所以習諸子者，正以補助儒家所不及也。吾讀諸子之文，必辨其學術(shù)，不問其合于儒家不合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讀之；果能相業(yè)如管仲、將略如孫吳，勝于俗儒自命為文人矣（116）。

林傳甲這套論說，大概是維新派的主張，與康、梁的思想相近。然而，若就“文學”專科的發(fā)展而言，林傳甲之輕蔑“文人”，可說是“走回頭路”。我們又說過，林傳甲在《周秦諸子文體》一篇，曾征引笹川《文學史》兩次?？墒?，同篇中卻曾引述日本小宮山綏介《孫子講義》三次、大田才次郎《莊子講義》一次、遠藤隆吉《中國哲學史》三次（105、106、108、109、112、113）。由此可見林傳甲對諸子“學”的興趣，遠遠大于諸子“文”。再如論《史記》，林傳甲批評“今人”之“不求其實，而求其文”，他的愿望是：“愿學者博考乎圖史，以成有用之文”（129）；又批評《昭明文選》及“近世選古文者”，不收江統(tǒng)“關(guān)系民族興衰”的《徙戎論》，“可謂無識”（156）；又說：“吾惟祝今日之實學，遠勝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與古人爭勝于文藝”（169）。這種思考，充斥全書。從這個角度而言，林傳甲的見解并不反映《奏定學務綱要》所說“大學堂設有文學?？疲牶么苏哐芯俊钡摹皩I(yè)”取向（璩鑫圭、唐良炎，493）。

林傳甲于《奏定大學堂章程》的“變通”，還見于“研究文學要義”中兩則綱領(lǐng)式說明的借用。原來《章程》第五則是：“‘修辭立誠’、‘辭達而已’二語為文章之本”，第六則是：“古經(jīng)‘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語為作文之法”（璩鑫圭、唐良炎，355）。兩項說明都是傳統(tǒng)文學觀念的表現(xiàn)：前句認為文字著述要本于至誠之心，不慕浮華；后句說明為文必須言之有物，也要合乎規(guī)式程序，有一定章法。然而到了林傳甲手中，卻變成“修辭”、“章法”和“篇法”的講授，變成純粹的語文操作的指導了。他的“國文講義”第五篇題下注說：

日本文學士武島又次郎所著《修辭學》較《文典》更有進者，今略用《文典》意，但以修辭達意之“字法”、“句法”，著于此篇；又以“章法”、“篇法”，著于下篇。其詳則別見《文典》（52）。

所謂《文典》，大概是講授規(guī)范語法的教本；有沒有正式成編，一時未能詳究。^〔20〕不過“國文講義”中，以兩篇共三十六章來討論“修辭”、“章法”，看來是要照顧《奏定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的課程要求；因為按規(guī)定，“公共科”和“分類科”的“中國文學”都要“練習各體文字”。“寫作”及“指導寫作”，都是師范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篇中若干夾注如：“此篇多本家慈劉安人之家庭教育法?！斮|(zhì)之留心教育者”（52）?！按苏聻槊蓪W教授法”（53）?！按苏略凇秲?nèi)則》，今西人蒙師多以婦人充之，中國乃以為老儒娛老之事，故不能體察孩提性情，諸多窒礙”（54）。清楚說明“教育法”是這些章節(jié)的目標之一。林傳甲這個做法，以“師范科”來說，當然合情合理；但把這部分課程的講義，歸并到題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中，就不倫不類了。

三　《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意識

從《中國文學史》的整體結(jié)構(gòu)來看，當中“歷時”意識非常薄弱，其基本的限制是由林傳甲自己的選擇而造成的，因為他要依照“研究文學之要義”順次論述。^〔21〕這個原則定立以后，林傳甲只能在原有各款說明的范圍內(nèi)論述。當中部分項目本來就是講述各種變化的，例如開首三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書隸書北朝書唐以后正書之變遷》、《古今音韻之變遷》、《古今名義訓詁之變遷》；因此，林傳甲“國文講義”的頭三篇也是“變遷源流”的講述。在這里，林傳甲提到“言語亦隨時代而變”、“孔子猶隨時，此其所以為圣之時”等關(guān)乎時間因素的話題（1、26、28）。照理他可以順流而下，從“歷時”角度論述文學，進行真正的“文學史”書寫。然而，因為“研究文學之要義”關(guān)乎“詞章”的骨干部分主要是舉列“文體”，而林傳甲也照跟著“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體論述，再加上他自己“變通”的修辭、章法環(huán)節(jié)，于是，《中國文學史》的“史”的感覺就不強了。

然則林傳甲如何理解自己的“國文講義”與“中國文學史”的關(guān)系？如何理解自己標榜的“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呢？

林傳甲在《中國文學史》目次后說：

右目次凡十六篇，每篇十八章，總二百八十八章。每篇自具首尾，用“紀事本末”之體也；每章必列題目，用“通鑒綱目”之體也（目次，24）。

南宋袁樞所創(chuàng)的《通鑒紀事本末》，因事命篇，“每事各詳起迄，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是當時非常受推崇的歷史體裁。^〔22〕林傳甲在講義中也提到：“宋之袁樞，因通鑒以復古史之體，且合西人歷史公例”（82）。他在開卷時以史書的體例來比附自己的“講義”，看來不乏撰史的意識。細究之，原來袁樞“紀事本末”的主要功能在于敘述歷史事件的起迄和發(fā)生經(jīng)過，而各篇亦統(tǒng)合于“三家分晉”到“周世宗之征淮南”的數(shù)千年歷史框架之中，其歷史意識一點都不含糊。然而林傳甲所謂“每篇自具首尾”、“每章必列題目”，很多時都沒有一條“歷時”主線貫穿其中；所謂“自具首尾”只是文章結(jié)構(gòu)（“共時”）的首尾，而不是先后經(jīng)過（“歷時”）的首尾。這種比附的方式，大概可以反映林傳甲在“命名”上隨手摭拾的態(tài)度。

在《中國文學史》中最能符合“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的部分，是以“集部”論述為主的第十二篇到第十四篇——《漢魏文體》、《南北朝至隋唐文體》、《唐宋至今文體》，依朝代時序排列，其“歷時”意味比較明顯。第十二篇題下有林傳甲的夾注說明：

為史以時代為次，詳“經(jīng)世之文”而略于“詞賦”。惟“文學史”例錄全文，“講義”限于卷幅，不能備錄（143）。

這才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的體例說明。他認為“文學史”需要載錄“詞賦”全文；再以此著本身作為“講義”的限制，解釋他的“變例”。事實上，他在這三篇中，乘著原來《奏定章程》以“歷時”基準辨體之便，把論述盡量“變通”為“述其源流遷變”；譬如說：

西漢文繼《戰(zhàn)國策》之后，一變其囂張譎辯，歸于純正，所以開一代之風氣也（143）。

繁欽以后，文體漸靡；嵇康、阮籍以后，文體放恣少法度；而曹社墟矣（154）。

宋初承五代之敝，文體多沿偶儷；楊億、錢惟演、劉荺之流，又從而張之（175）。

敘論都合乎“文學史”的意識。

此外，第十六篇題目是《駢文又分漢魏、六朝、唐、宋四體之別》；依《奏定章程》的原意，本也是辨識四種駢文的文體。林傳甲又加以“變通”，說：“仿第十四篇例，論次至今日為止”，篇中描述由漢到清期間各種駢文文體；其間也包含了文學史發(fā)展變化的探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篇第一節(jié)《總論四體之區(qū)別》，結(jié)合了辨體與“文學史”的思考：

文章難以斷代論也。雖風會所趨，一代有一代之體制，然日新月異，不能以數(shù)百年而統(tǒng)為一體也。惟揣摹風氣者，動曰某某規(guī)摹漢魏，某某步趨六朝，某某誦習唐駢文，某某取法宋四六。然以文體細研之，則漢之兩京各異，至于魏而風格盡變矣；六朝之晉宋與齊梁各異，至于陳隋而音節(jié)又變矣；而唐四杰之體，至盛唐晚唐而大變，至后南唐而盡變矣；宋初楊、劉之體，至歐、蘇、晁、王而大變，至南宋陸游而盡變矣。吾謂漢魏六朝，駢散未嘗分途，故文成法立，無所拘牽，唐宋以來，駢文之聲偶愈嚴，用以記事則近于復，用以論事則近于衍?！赜饰龈骷椅捏w而詳說之，非舉《四庫》集部之文盡讀之，不能辨也（197）。

這里論說的重點是“變”，著眼于文學發(fā)展的流動性，可說是“文學史”的一種重要思路。再者，其論述的語氣，又似是向《奏定章程》的“漢魏、六朝、唐、宋四體”劃分挑戰(zhàn)?？梢娫诹謧骷仔闹?，《奏定章程》的科目說明并非不能侵犯的圣旨。他對《章程》的依違，不過是個人的選擇。

以現(xiàn)今“中國文學史”的標準去責難林傳甲的“國文講義”，其中貶抑小說戲曲的觀念，最為矚目；這是京師大學堂的環(huán)境使然，也是林傳甲個人的觀念使然，上文已做討論。然而，作為“中國文學史”而不討論詩歌，即使以傳統(tǒng)的“詞章之學”立場來看，也說不過去。于此，林傳甲也覺得需要解釋，他在第十六篇中“李杜二詩人之駢律”一節(jié)題下說：

各國“文學史”皆錄詩人名作，講義限于體裁，此篇惟舉其著者，述之以見詩文分合之漸（204）。

事實上，全書除了這篇之外，只有第九篇論屈原《楚辭》可算論及詩歌。至于第十六篇的重點所在，也是李白和杜甫的駢文，只有寥寥幾句講及杜甫的律詩古詩，看來有如虛應故事。

這種“重文輕詩”的做法，林傳甲當然知道是不符“各國文學史”之意的；可是他并不很介意，只在此輕輕帶過。辯解的理由又是：“講義限于體裁。”然而，這個限制是從何而來的呢？從《奏定章程》的整個設計來看，詩賦本來就不是重點。上一章提到《奏定大學堂章程》并不鼓勵“詩賦”的課習。中小學堂的“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字”課程雖然不離寫作，但卻聲明“學堂之內(nèi)萬不宜作詩”（璩鑫圭、唐良炎，300）；因為在“致用”的要求下，文比詩重要。林傳甲的關(guān)懷處，就是課堂上是否需要講習，而不是“中國文學史”要不要敘論。其取舍之由，不是很明顯嗎？

四　結(jié)　　語

綜合以上觀察，我們大概可以為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中國文學史》做一歷史的定位。這是京師大學堂附設優(yōu)等師范科的“中國文學”科講義。因為是講義性質(zhì)，所以與用心致志的著述不同；為了在短時間內(nèi)編就，匆忙急趕之中難免有疏漏駁雜之處，而且很可能會隨手摭拾一些可用的材料、可借用的觀念。我們以為“中國文學史”之題，只是摭拾的觀念之一；林傳甲的主要目標是編“國文講義”多于撰寫“中國文學史”。這份師范教育的“國文講義”，既要照顧“國文”科的語言文字的知識，修辭成文的寫作法則，以至經(jīng)史子集的基礎(chǔ)學識，又要兼顧教學法的講授，以及乘隙推廣維新思潮，以期造就“有用”之才?！皻v代文章源流”是林傳甲因為教學需要而追補的課程，只占他的許多思慮的一部分。因為講義封面題上“中國文學史”的字樣，林傳甲又在卷前以“仿日本《中國文學史》之意”作口號，所以我們會對它做出錯誤的、過分的要求；這本著作根本承擔不了“文學史”的任務。

今天如果我們還要深究這本“國文講義”如何模仿日本從西方學來的“文學史”體式，創(chuàng)為國人“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典范，就一定會失望。上文提到鄭振鐸批評林傳甲“不懂文學史的體裁”；他的判斷根據(jù)雖失之疎簡，但結(jié)論卻不無道理，因為這是一本“錯體”的“中國文學史”。

注　釋

〔1〕　最近郭預衡指出翟理斯之作的出版年份是1897年，屬于戈斯主編的《世界文學簡史叢書》的一種（《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此說并不準確。Edmund Gosse （1849-1928）主編的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各種從1897年開始由英國Heinemann出版社陸續(xù)出版，1897年出版的是《希臘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和《英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的出版時間的確是1901年。

〔2〕　又據(jù)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社會與國家”年會論文集第二十二卷第三期有幾篇文章論及瓦西里耶夫和他的《中國文學史綱要》：A. N. Hohlov, "The Unknown about Well-known: Report of V. M. Alekseev about Russian Orientalist V. P. Vasiliev"; E. P. Tarakanova, "Bibliographic Materials on Academician V. P. Vasiliev"; S. V. Nikol' skaya, "The Sketch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V. P. Vasiliev and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by Wu Cheng' en"；原文未見，志于此以備學者進一步查考。

〔3〕　“中國文學史”從二三十年代開始大量生產(chǎn)，另一個原因，甚或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回應市場需要。據(jù)張隆華記載，當時初中課程的必修科就有“文學史略”，高中必修科亦有“文學史”。由于就學人口急促增加，“文學史”著作的市場愈見龐大（《中國語文教育史綱》，177頁）。與此同時，趕寫“教科書”以應學校教育急需，就成為眾多“文學史”千人一面、陳陳相因的借口。

〔4〕　據(jù)陳玉堂記載，林傳甲的講義有1904年和1906年印本；1910年開始在《廣益叢報》連載；1910年由武林謀新室出版（《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3頁）。筆者所見的廣州存珍閣版封面標題作《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中國文學史》，版權(quán)頁注明：“民國甲寅年二月重校正印行?！?/p>

〔5〕　近年有不少學者還在討論“第一”誰屬的問題，候選人除了林傳甲之外，還有黃人（黃摩西）、竇警凡二人（參孫景堯，170—190；王永健《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13—26頁；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204—211頁；高樹海，115—119；周興陸《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周興陸《關(guān)于竇著〈歷朝文學史〉的答復》；苗懷明，95—97）。事實上，三人所著“文學史”各有特點，所牽連的文學觀以至文化政治亦各不相同，很難在同一水平上做比較。即使要排列先后，究竟應以“撰寫時間”、“油印流通時間”，還是“書商出版發(fā)行的時間”來推算，已見夾纏不清。我們相信，學界應該深入分析幾部文學史的著述模式、與時代思潮的互動關(guān)聯(lián)、所蘊藏的文化意義等議題，“第一誰屬”大概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6〕　孫景堯《真贗同“時好”》一文以為“學界常提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是開山之作，而黃人寫的同類巨著，卻被冷落一旁”；之所以有這種“厚此薄彼”的現(xiàn)象，原因是林著雖“贗”而合乎學界的“時好”，黃著雖“真”卻與時尚不同；而“時好”又是源于“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觀”，后來演成“一尊定局的中國文學史認識”（見孫景堯，171—180）。其實，孫景堯的推斷與事實之間有很大落差，在此不及詳論，姑且先提兩點：一、林著之矚目，是因為挾“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之名而流通廣遠；黃人一百七十萬字、共二十九冊的“空前巨制”因為流傳不廣而罕為人知（參陳玉堂，1—2），學界根本無從討論，談不上選擇取舍。二、林著之屢見于文學史的論述，主要是作為“反面教材”被拈出來抨擊；與“時好”的關(guān)系，似是“對立”多于“相生”。

〔7〕　據(jù)莊吉發(fā)《京師大學堂》的“各科教習一覽表”，林傳甲的離職日期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156）；但其他資料說明他在1905年12月已“奉調(diào)黑龍江”；在此以前他已揀選廣西知縣，曾往日本東京考察政治和教育；廣西布政使張鳴歧又委辦文案，按察使余誠格委辦警察學校?？芍謧骷渍嬲诰煷髮W堂的時間很短。

〔8〕　戴燕有文章介紹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以外的兩本著作：《籌筆軒讀書日記》和《黑龍江鄉(xiāng)土志》（《把舊學換了新知》，98—105頁；又見《文學史的權(quán)力》，180—190頁）。前者是林傳甲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一年的日記，從中可以見到他的維新思想，和對算學、輿地之學的重視；后者關(guān)乎他在黑龍江推廣普及教育的工作。

〔9〕　分科大學在宣統(tǒng)二年（1910）二月開學（參學部《奏分科大學開學日期片》，《北京大學史料》1卷202頁；莊吉發(fā)，54；郝平，214）。

〔10〕　當時的具體情況，可以從大學堂齋務提調(diào)《為優(yōu)級師范生分類選課事告示》見到（北京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201；又參莊吉發(fā)，53）。

〔11〕　江紹銓為林傳甲寫的序文說：“〔林傳甲〕甲辰夏五月來京師主大學國文席，與余同舍；每見其奮筆疾書，日率千數(shù)百字。不閱四月，《中國文學史》十六篇已殺青矣”（《中國文學史》卷前；引文據(jù)廣州存珍閣本。下文同此，僅標頁碼）。林傳甲自己又說：“昔初編義時，曾弁短言為授業(yè)豫定書。今已屆一學期，愛輯期內(nèi)所授課，為報告書，由教務提調(diào)呈總監(jiān)督察核焉”（目次，24）。

〔12〕　有關(guān)“中國地學會”，可參鄒振環(huán)，330—336。

〔13〕　Dole?elová and Král主編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一書各篇文章曾就這個問題做了不同角度的剖析，很值得參考。

〔14〕　一直到60年代，才見到梁容若《中國文學史十一種述評》一文正式評論林傳甲之作，但所評非常簡略（《中國文學史研究》，122—123頁）。

〔15〕　80年代中葉先后有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王曉明、陳思和主催的“重寫文學史”運動，其牽連的思想領(lǐng)域固然很廣，但或多或少都與重新思考“教科書”的規(guī)限有關(guān)（參陳國球《導言》，4—6頁；陳思和，44—64；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300頁）。

〔16〕　三上和高津就試圖區(qū)辨不同國家的文學特質(zhì)，如“支那文學”是“豪逸／雄壯”、“西洋文學／泰西文學”是“精致”、“日本文學／我邦文學”是“優(yōu)美”，以為是“國民特性的反映”。這種區(qū)辨國族的思想，也反映在教育建制之上。原來創(chuàng)立于1877年的東京大學，“文科大學”下設“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科”、“和漢文學科”，到了1885年，“和文學”從“和漢文學科”獨立出來，1889年“和文學科”改稱“國文學科”（參長谷川泉；Brownstein, 435-460; Karatani, 193-194）。

〔17〕　在三上和高津之作未出版時，留學英國的末松謙澄曾在1882年于倫敦“日本學生會”做先秦文學的演講，其講稿以《支那古文學史略》之題在同一年出版（參河田熙《支那古文學史略小引》，末松謙澄，卷前）。這本著作雖然顯示出當時日本學者對過去的“漢學”傳統(tǒng)的不滿（參土田政次郎《跋》，末松謙澄，31—32），但因所論范圍和篇幅都太小，近代的“文學史”思維模式尚未能充分發(fā)揮。有關(guān)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可參松本肇等，13—130；黃霖《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96—100頁；郭預衡。

〔18〕　黃霖在比較笹川和林傳甲的“文學史”時說：“在當時，衡量論者的文學眼光的一桿重要的標尺，即是對小說戲曲是否重視。林傳甲在《中國文學史》中罵笹川臨風在《支那歷朝文學史》中注重小說戲曲為‘識見污下’，實則暴露了他自己缺乏文學的眼光”（《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100頁；又參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784頁）。

〔19〕　這是林傳甲其中一次頗為得意的辨體。他的根據(jù)是：屈原可與老子、莊子并列，但老子和莊子之文，都不入“集部”；《史記》中屈原與賈誼同傳，而賈誼《新書》亦列子書；《楚辭》不能列于“經(jīng)部”，因為未經(jīng)孔子刪定（114）。其辨體的準則，可說和現(xiàn)今大家認識的“文學”全無關(guān)系。

〔20〕　林傳甲在講義目次之后提到：“傳甲更欲編輯《中國初等小學文典》、《中國高等小學文典》、《中國中等大文典》、《中國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課本”（目次，2）。在講義開篇又說：“或課余合諸君子之力，撰《中國文典》，為練習文法之用，亦教員之義務，師范必需之課本也”（1）。但目前未見有《文典》成書的資料。

〔21〕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討論林傳甲之緊跟《章程》時指出：“同是京師大學堂或北京大學的講義，不見得非囿于‘章程’不可”（《中國大學十講》，119頁）。如果參考莊吉發(fā)對現(xiàn)存其他京師大學堂講義的描述，反而顯得林傳甲倚賴《章程》編講義的做法是個特殊的例子（莊吉發(fā)，67—74）。

〔22〕　《四庫提要》評論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時說：“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鑒》區(qū)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迄，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晉’，終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shù)千年事跡，經(jīng)緯明晰，節(jié)目詳具，前后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有也”（紀昀等，675）。梁啟超也說：“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jié)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于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中國歷史研究法》，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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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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