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的“懷舊”主體與時代縫隙——《長恨歌》新論

不經(jīng)意間，王安憶的《長恨歌》問世近二十年了。借著上海的重新崛起之勢與眾多文學(xué)獎項的青睞，《長恨歌》成了眾說紛紜的對象。即便是王安憶自己也不曾料到這部小說將會經(jīng)歷一個慢熱—大熱—持久暢銷的過程。現(xiàn)而今，《長恨歌》已經(jīng)成為她的標志性作品了。這對于一個勤奮的不斷突破與創(chuàng)新的小說家來說，自有其幸與不幸之兩面。有關(guān)《長恨歌》的熱鬧紛擾的評論與感嘆多半糾結(jié)在其“懷舊”變形與否以及王安憶對張愛玲的傳承問題上。我以為，僅是這些關(guān)節(jié)不能讓王安憶服膺外界普遍存在的“懷舊”解讀，更不能窺視《長恨歌》的虛弱曖昧。而這些問題恰是重讀《長恨歌》的起點。

一、 混淆的“懷舊”主體與誤讀的誕生

《長恨歌》甫一問世，王德威的《張愛玲后又一人》、《海派作家又見傳人》就將王安憶與張愛玲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將王安憶納入了海派文學(xué)的傳統(tǒng)?！巴醢矐浀呐?，注定要面向前輩如張愛玲者的挑戰(zhàn)。張的精警尖消、華麗蒼涼，早早成了三四十年代海派風(fēng)格的注冊商標?！堕L恨歌》的第一部敘述早年女主人公王琦瑤的得意失意，其實不能脫出張愛玲的陰影?！?sup>對于王德威的判斷與嘉許，王安憶自是心生感激，卻未曾料想到王德威的文章成了此后眾多批評者的指南：王安憶與上海的關(guān)系，王安憶與張愛玲的關(guān)系。與之相適應(yīng)的是越來越多的人為《長恨歌》貼上“懷舊”的標簽：“新舊上海不同的風(fēng)情韻致徐徐展出，半個世紀的滄桑，滿紙低回的憑吊?！?sup>“《長恨歌》是一曲繁華舊上海的挽歌，是一部對四十年來上海由沉潛趨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優(yōu)雅墜入粗俗的懷舊傷感史?！?sup>

對《長恨歌》的“懷舊”解讀顯然與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初衷距離越來越遠，這令王安憶很沮喪。在眾多“懷舊論”者中，陳思和敏銳地覺察到了《長恨歌》的反諷：“既然大家都喜歡看關(guān)于上海的陳年往事，既然她苦心經(jīng)營的精神之途難以得到大家的認可和回應(yīng)，那么她也就索性用迎合社會大眾口味的方法，編造出一個世俗的、應(yīng)景的故事給人看。這次創(chuàng)作在王安憶一貫堅持的精神批判的指引下，恰恰是通過對上海歷史細節(jié)的真實可信的發(fā)掘和敘述，來諷刺當時彌漫在人們周圍的上海的懷舊風(fēng)氣。”這應(yīng)該是比較接近于作者王安憶創(chuàng)作本意的一種判斷與評價。但這意見似乎不足以彌補已有之定見，因此，王安憶不得不在文字與各種場合中解釋這些問題，有點與眾多論者拔河的意思。在將《長恨歌》收入“白玉蘭叢書”再次出版之時，她詳細回顧了《長恨歌》的創(chuàng)作初衷：

本人寫于一九九五年的長篇《長恨歌》，可說迎頭趕上風(fēng)潮，但又帶來另一種不幸，它被安在潮流的規(guī)限里，完全離開小說的本意……重要的情節(jié)是發(fā)生在第三部……是第三部里的情節(jié)決定我寫這個小說。女主角的結(jié)局十分不堪，損害了她的優(yōu)雅，也損害了上海的優(yōu)雅，可是倘沒有這結(jié)局，故事就將落入傷感主義，要靠結(jié)局來拯救，卻又力量單薄，所以，略一偏，就偏入浪漫愛情小說，與時尚合流。我選它入?yún)矔?，期待的是新一輪的閱讀，能歸回我的初衷。

作品的誤讀本是稀松尋常。不過，面對熱鬧而又隔靴搔癢甚至搔錯方向的評論，王安憶終于忍不住現(xiàn)身說法，似乎為文本解讀提供了隱秘的路徑，但是這樣做是否能令《長恨歌》的批評與閱讀走上“撥亂反正”之路倒是令人懷疑。如果說多數(shù)讀者爭相將《長恨歌》放在“懷舊”的旗幟下，無論確切與否，都在表明一點：《長恨歌》是脫不了與“懷舊”的干系的。那么，作家的否認又是源于何處呢？我以為，在這過程中，作家與眾多讀者都忽略了“懷舊”主體的不同。將對“懷舊”主體不同的情感指向混為一談的后果就是王安憶要同讀者進行一場持續(xù)的話語權(quán)與接受力毫不對等的拔河。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對“懷舊”主體進行細化：走進開放鮮活新時代的王琦瑤與新世代老克臘等人顯然是兩個不同輩分同時也是具有不同立場的“懷舊”者。各自的“懷舊”動機有別，自然心生之像不同。

王琦瑤歷經(jīng)風(fēng)雨，從青春妙齡到韶華已逝，面對失而復(fù)得的舊時光，“她心里的歡喜其實是要勝過薇薇的，因為她比薇薇曉得這一些的價值和含義”。但是，時光可以倒流，人卻是回不去了，于是曾擁有曇花一現(xiàn)的1946繁盛時代的王琦瑤覺得上海走樣了。越是覺得當前的走樣，就越是要心生“懷舊”之情。正是因為對“舊”的念念不忘才會對今日世界“橫挑鼻子豎挑眼”，這是無可奈何而又真實的懷舊心理，是無須用“變形、走樣”來概括的。若是從王琦瑤的視角來看《長恨歌》，“懷舊”是真實的，且是容易被讀者觸摸到的。

但王安憶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懷舊”不是她想要的情感，她不愿意張揚甚至要扭轉(zhuǎn)王琦瑤的自然“懷舊”之心，因為這更容易讓文本走向美人遲暮、年華不再的傷感從而落入俗套。于是另一懷舊主體出現(xiàn)了：以老克臘為代表的新生代。王安憶渴望作品的結(jié)尾能夠有力量掃除懷舊傷感之俗套并走上諷刺之途，于是她勇敢地冒險，讓女主人公遭遇一場荒唐的老少戀，就此真正毀滅了優(yōu)雅神話。年輕的老克臘“總是無端地懷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說那和他有什么關(guān)系？有時他走在馬路上，恍惚間就好像回到了過去……”。青春年少的老克臘對20世紀40年代充滿了莫名的親切與回歸之想。但問題是新世代的老克臘并不具備王琦瑤那樣的“懷舊”資歷，他為何會產(chǎn)生這種無根的幻覺呢？王安憶的匠心便在于此：就年齡閱歷而言，老克臘與王琦瑤的女兒屬于一個時代。因此老克臘所擁有的是與薇薇同樣粗糙的成長經(jīng)驗。但老克臘與薇薇的不同之處在于：薇薇脫胎于母親，反而對母親的舊日繁華勝景不屑一顧。老克臘卻因為對眼前粗鄙世界的不滿而要在那個時代里尋覓現(xiàn)實中所不曾擁有的優(yōu)雅與榮光，因此他對舊上海風(fēng)情充滿了想象。但這顯然是過于淺薄，很久以前的穆時英就在文中屢屢提及上海是一朵“惡之花”，具有“天堂與地獄同在”的“一體兩面”之氣質(zhì)。因此，淺薄的老克臘、張永紅等便成了王安憶要著力諷刺的對象，“這是一幫最沒有文化、精神上最粗鄙的人，反而在那里故作時尚地懷舊”。

兩個不同類型的懷舊者不僅同時存在而且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但雙方的交集點并不多：王琦瑤要么不懷舊，一旦懷舊就會有人生況味，諷刺也就難以扎根；而新生代的懷舊更多的集中于對懷舊代碼的想象上，就像老克臘對洋行紳士、賢良主婦的自我設(shè)計一樣，這是用好萊塢的電影手段恢復(fù)上海1946年的年華倒影，免不得被作者譏為是“制造夢境”。正是由于這兩種筆調(diào)與情懷的并存，讓《長恨歌》的“懷舊”呈現(xiàn)曖昧之感，《長恨歌》的多數(shù)讀者的理解與作者之間才會出現(xiàn)如此明顯的誤差。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并非完美之作，“不完美”與歧義叢生互為因果。

二、 時代縫隙：虛弱與曖昧的增生點

在分析了《長恨歌》“懷舊”主體的不同之后，我們更有必要進一步追究《長恨歌》的結(jié)構(gòu)問題。如果說讀者更容易從王琦瑤的視角獲得“懷舊”之感成立的話，那么小說在用80年代以后的上海呼應(yīng)昔日情境時，又進行了怎樣的裁剪呢？回到文本，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長恨歌》為王琦瑤的人生做了一番剪輯：回避了詭譎多變的“文革”十年。正是這一回避，為“懷舊”心情的醞釀留下足夠的時代縫隙，也為“誤讀”留下了足夠的余地。其后果就是小說卸下了第二部分慢慢堆積起來的沉重，從而喪失了尖銳的拷問，就像一條大路橫生出枝節(jié)，通向了另一路徑，“懷舊”就在那里彌散出誘惑力。

無論是真誠的“懷舊”，還是對此進行反諷，都建立在新時期的第三部分的寫作上。王安憶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說是“第三部里的情節(jié)決定我寫這個小說”，并解釋說要用結(jié)局拯救小說的“傷感主義”，讓不堪的結(jié)局損壞此前的女主人公與上海的優(yōu)雅。因為是“不堪”損壞“優(yōu)雅”，所以能夠產(chǎn)生諷刺之意。這是王安憶創(chuàng)作時的用心之處，但問題是她完美實現(xiàn)了這個初衷沒有？就《長恨歌》而言，文字自身的意味與作家初衷之間的差距造成了反諷力量的不足，力量到底單薄了一些，偏入了“浪漫愛情”一路。這番自我表述倒未必全是謙虛之詞，倘若結(jié)尾的力量更強一些，讀者也不至于只在“浪漫愛情”的層面上來看王琦瑤的懷舊悲情而不去理會隱約的諷刺。這正是《長恨歌》的虛弱、曖昧之處：對王琦瑤“文革”年代的回避讓小說面臨時代斷層的危機與懷疑。如果《長恨歌》不是一部時空線索比較清晰的文本，我們自然也不會去要求這個時空里的王琦瑤故事。但它是這樣的清晰！王安憶用簡練而有概括力的語言帶過了這個將“城市的隱私袒露在大街上”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這場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就是這樣。它確是有掃蕩一切的氣勢，還有觸及靈魂的特征。它穿透了這城市最隱秘的內(nèi)心，從此再也無藏?zé)o躲，無遮無蔽?！昧耍F(xiàn)在全撕開了帷幕，這心便死了一半。別看這心是晦澀，陰霉，卻也有羞怯知廉恥的一面，經(jīng)得起折磨，卻經(jīng)不起揭底的。這也是稱得上尊嚴的那一點東西。

這么清醒而深刻的體察，更讓人揣摩王琦瑤的境遇。上海不是窮鄉(xiāng)僻壤，不是“山高皇帝遠”從而可以隱姓埋名的所在，而是“文革”時期的“革命”中心城市，是一個要對所有居民進行逐一排查甚至清除出去的城市，王琦瑤怎樣才可以逃脫“文革”的梳篦安然度日呢？她的保護神——程先生在1966年縱身一躍告別紅塵，那么王琦瑤呢？王安憶顯然有意回避了對于王琦瑤“文革”歲月各種可能的書寫，就像電影鏡頭一下子拉到了十年后。那么我們就必須追問她為什么要回避？回避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王安憶讓王琦瑤正面遭遇“文革”，那么，《長恨歌》的第三部分就將改觀。肉體也許不會消滅，但心靈一定會有一番驚心動魄的體驗，一如王琦瑤在“文革”之后對昔日衣衫“恍如隔世”的觀感。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具有懷舊意味的物品被刻意保留下來，穿越了荒唐年代。在其他人經(jīng)歷“抄家”噩夢的時候，很難想象，自身問題多多的王琦瑤是如何保存這些東西的。或許，存留這些物品只是出于一種象征與文本呼應(yīng)的需要，它們不僅是證明王琦瑤前世的最后物證，而且是她老境荒唐的見證與推動力?？梢姡杖钡摹拔母铩笔陱氐追指糸_王琦瑤的前世與今生。

就寫作策略而言，王安憶顯然是一個極有掌控能力而又非常聰明的作家，為了故事的“好看”，“文革”十年是必須留下的空白，這讓《長恨歌》避過了最艱難沉重的時刻，從可能的嚴肅悲劇變成了略帶傷感的諷刺劇。而這又非常合乎王安憶的一貫手法：在每每接近精神絕境之際就側(cè)身而過，從層層堆積的艱難中轉(zhuǎn)向較為和悅輕松的路徑。本應(yīng)承載厚重歷史的王琦瑤的生命突然奔向了新時期的荒謬怪相之路。差一步就可以登臨艱難頂峰的文本于是成為一個真正“好看”的故事。

當另一個故作姿態(tài)的懷舊者長腳因為金條的誘惑而將王琦瑤逼向死亡時，王安憶分明是在用粗俗的物質(zhì)欲望強力消解懷舊，但是有一點魯莽了，對老克臘等人的諷刺未能臻于極致，于是造成了反諷的曖昧。這是不是《長恨歌》的不幸呢？倒也未必。缺了一點力量的《長恨歌》在留下遺憾的同時又留下了意義的歧路，否則又怎能“常談”、“長恨”不已呢？

1.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見傳人》，《讀書》1996年第6期。
2. 郜元寶：《豪語微吟各識幟——漫議一九九五年的幾部長篇小說》，《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3期。
3. 周明鵑：《論〈長恨歌〉的懷舊情結(jié)》，《中國文學(xué)研究》2003年第2期。
4. 陳思和：《懷舊傳奇與左翼敘事：〈長恨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頁。
5. 王安憶：《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之九）》，《文匯報》 2008年3月3日。
6. 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
7. 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頁。
8. 陳思和：《懷舊傳奇與左翼敘事：〈長恨歌〉》，《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xué)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頁。
9. 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頁。
10. 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