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編 經典重讀與作家新論

現代知識分子的歸鄉(xiāng)心路——《故鄉(xiāng)》新論

幾千年鄉(xiāng)土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孕育了中國古代文人難以割舍的思鄉(xiāng)之情，一旦身在異地，他們常有“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xiāng)”（劉眘虛《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杜甫）、“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秦觀）之感。單純而深厚的思鄉(xiāng)情感往往會造就故鄉(xiāng)的魅力幻境。對于魯迅這一代的現代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也很難放下這一份古老而悠遠的心情，但他們大都經受了西方現代文明的熏染，當他們站在現代文明的立場上審視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時，優(yōu)美的田園風光已然不復存在，破落黯淡的鄉(xiāng)村圖景讓他們不勝感慨，敏感自尊的他們在發(fā)現鄉(xiāng)村的凋敝時不禁懷疑“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在回憶與現實之間，現代知識分子的回鄉(xiāng)之旅將會遭遇怎樣的尷尬？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創(chuàng)者，魯迅在用現代白話敘述歸鄉(xiāng)故事時，不僅成功地挑動了讀者的思鄉(xiāng)情結，而且傳達出了現代知識分子歸鄉(xiāng)時復雜的心路歷程。

尷尬：在脆弱的自我期許與頑固的世俗評判之間

1927年5月魯迅在廣州寫下了《〈朝花夕拾〉小引》，文中談及遠走異地的他對于故鄉(xiāng)的心情：“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xiāng)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xiāng)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边@段文字寫于小說《故鄉(xiāng)》發(fā)表六年之后，此時的魯迅已經憑借《吶喊》與一系列論戰(zhàn)雜感睥睨文壇，東奔西走的生活越發(fā)蠱惑著思鄉(xiāng)的情緒。然而，他已是無鄉(xiāng)可歸的永遠的異鄉(xiāng)人了。不得歸去的現實限制讓魯迅明明知道這種情緒是一種“哄騙”，還是會“時時反顧”。對于故土的留戀在失去故鄉(xiāng)之后更顯得悲哀，由此反觀《故鄉(xiāng)》則別有一番滋味。

《故鄉(xiāng)》中的“我”是一個久別故鄉(xiāng)的現代知識分子，多年來在外地辛勤輾轉，此次回鄉(xiāng)也是逼不得已：“我這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xiāng)，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绷攘葦嫡Z交代了此次歸鄉(xiāng)“沒有什么好心緒”的原因。毫無疑問，家道敗落不得不到異地謀食的凄涼讓“我”難掩歸鄉(xiāng)時的尷尬。

尷尬原因之一：此趟回鄉(xiāng)并非鄉(xiāng)鄰猜測中的衣錦還鄉(xiāng)、榮歸故里之行。

在鄉(xiāng)鄰眼中，“我”這樣的讀書人早就應當是成功人士了，就像口沒遮攔的楊二嫂所說的那樣：放了道臺，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大轎。劉邦當年 “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xiāng)”的豪言壯舉可說是一個成功的樣板，對于劉邦來說，如果沒有這樣一趟衣錦還鄉(xiāng)之行，再大的成功似乎也只是錦衣夜行，不夠圓滿，有著遺憾的。但在《故鄉(xiāng)》中，“我”并沒有這樣的好運，不但沒有做官，沒有姨太太，沒有八抬大轎，甚至連寓所也是租來的?！皹s歸故里”不僅是一般在外謀生者的夢想，也是其他旁觀者的心理期待。此次的回鄉(xiāng)逼使“我”直接面對這個以前無須多慮的問題。“近鄉(xiāng)情更怯”，越是接近故鄉(xiāng)，心情越復雜，腳步越沉重。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我”的生存目標當然不是“道臺”、“姨太太”之類，也無須借助八抬大轎抬出自己的威風。但是，鄉(xiāng)鄰們認為“我”此番歸來應當是榮歸故里，楊二嫂所代表的鄉(xiāng)鄰的審視目光讓“我”遁形無地。在與鄉(xiāng)鄰面對面的接觸中，“我”產生了有負“厚望”的慚愧之情。他們的猜測與“我”的實際物質情況形成了巨大反差，現實中的“我”并不闊，不僅不能將“破爛木器”送給“小戶人家”，還需要斤斤計較于財物。面對楊二嫂的氣憤，“我”只好躲躲閃閃乃至“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著”。在世俗眼光的打量中，“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沒有任何世俗的成功標志?，F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在世俗評判標準面前顯得無比脆弱，尚存的一點自信也無處存身了。

尷尬原因之二：賣老屋，扶老攜幼漂流異鄉(xiāng)的舉措讓“我”產生了揮之不去的負疚感。

賣掉聚族而居的老屋，對于安土重遷、極具家族榮譽感的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很令人羞慚的事情。濃厚的鄉(xiāng)土觀念讓中國人無論貧困或發(fā)達，都愿意在家鄉(xiāng)有一棲息之地，因此歷來達官貴人多有告老還鄉(xiāng)、頤養(yǎng)天年之舉。家族觀念則讓中國人極為重視祖先的遺留。若不是情非得已，實在無法支撐，斷然不會輕易處理先人留下的家產。即使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我”，也未必能輕易與傳統(tǒng)鄉(xiāng)土、家族觀念脫離干系，自然也就無法輕易舍棄祖先留下的這片老屋。愧對先人的心情就像暗夜中的夢魘，隱隱約約。在寒風中顫抖的瓦楞上的枯草昭示著曾經的鐘鳴鼎食的興盛場景的逝去，雖則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我”的歸來不過是為了永遠別它而去的實質還是顯得有點“冷酷”?；氐阶约议T口的“我”受到母親與侄兒的歡迎：“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著許多凄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著只是看。但我們終于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里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薄拔摇卑l(fā)現母親的高興中藏著“凄涼”的神情，同時這凄涼也在感染“我”，所以我們“且不談搬家的事”，母子關于搬家的談話是需要時間停頓的，需要其他話題來做緩沖，最終卻又不得不談起這個令人沮喪的話題。為什么會造成這樣一個母子重逢的凄惻情景？

對于步入人生暮年的母親來說，兒子是一生的依靠與最后的守護者，當然是跟隨兒子才對。倘若兒子真的發(fā)達了，自然不必出售老屋，更不必費心于這些小物件，老母親的心情必當愉悅不少，但她深知兒子的艱辛處境，出售老屋是萬般無奈之舉，而此舉也是斷了一家老小的歸路。傳統(tǒng)觀念浸染下的母親自然是念念于鄉(xiāng)土的，俗話說“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應當歸根的母親卻要跟隨兒子去遠方度過余生，明明知道這一去便是千里煙波，再不得歸來的她又如何能夠滿心歡喜？然而，母親隱忍而堅強，她將“凄涼”藏起，事已至此，悲戚又有何用，不如干脆一點，趁早做個了斷。所以母親與“我”以極簡練的語言相互交流彼此的搬家準備。母親知道“我”的困窘，已將不便搬運的木器賣了小半，“只是收不起錢來”。這原因或是由于買主太窮，或是由于買主不愿意爽快付賬。大概第二種原因更為重要。畢竟，有誰不愿意討點便宜呢？即便是在與兒子談話之時，母親也不得不時時照應那些貪圖便宜的鄉(xiāng)鄰了。

“我”又怎能不知道母親的心思呢？因為懂得，所以負疚。母親的“凄涼”其實是對“我”無言的責備，“我”不僅不能讓她暢享人間富貴，還要在年終歲末，人們紛紛歸鄉(xiāng)以期歡聚的時刻，帶著她永別故土，從此而為天涯孤客。

幻滅：摔碎的童年之鏡與不忍的現實境況

“我”對故鄉(xiāng)的美好記憶是與閏土緊緊勾連在一起的。在“我”的記憶中，故鄉(xiāng)遠比現在要美麗，“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朦朧模糊的影像因為母親提起閏土而一下子變得明亮清晰起來。月圓之夜西瓜地中勇敢的少年連接著“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迸c閏土初識之時，“我”家尚屬小康之家，身為少爺，在父親的蔭蔽之下，“我”盡情享受著童年的歡樂，閏土就是這歡樂記憶的聚焦點。因為祭祀的原因，閏土走進了“我”的家，帶來了迥異于書本與“我”的小城生活經驗的海邊鄉(xiāng)村經驗，打開了通往另一個歡快、明亮世界的窗口。因為閏土，“我”的童年記憶生動明麗，這也導致了記憶中的故鄉(xiāng)被美化與理想化?！艾F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xiāng)了?！逼鋵崳羧瘴幢赜卸嗝篮茫巧倌瓴蛔R愁滋味，其后又經歷了三十年的辛苦，“我”更是覺得昔日甜蜜了。魯迅因此而不吝惜他的筆墨，細細描摹閏土口中的新天地：從冬天到夏天有那樣多的趣事！當優(yōu)美的鄉(xiāng)村世界隨著閏土的講述徐徐展開的時候，又有誰能不為之陶醉呢？閏土這個鄉(xiāng)村少年激起了“我”無限的想象與好奇，甚至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就讓兩個孩子難分難舍，有了非同一般的深厚情誼。即使是以后天各一方，彼此的牽掛也未改變過。閏土時常向母親殷勤詢問“我”的消息，母親也很為“我”珍視這份友情，已將“我”回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了。而“我”對母親談及閏土的反應又是怎樣呢？“我應聲說：‘這好極！他，——怎樣？……’”對于昔日好友的關愛就在“應聲”之時表露無遺。此前“我”對于搬家話題的凝重之感被此時的由衷喜悅所代替。但“我”到底是一個有閱歷的人，在“好極”的歡喜之后立刻就要詢問故友的現狀如何。隔了三十年的時空，在不同軌道上生活的閏土又會有怎樣的人生呢？短短三個字“他，——怎樣？……”的復雜斷句與標點顯示出了“我”的猶疑，“我”又怎能樂觀想象一個農民的情形呢？迫切的欲求知悉真相的心情與害怕知道不妙真相的矛盾造成了“我”的停頓和轉折。果不其然，母親娓娓而言：“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對于閏土只來得及用這一句話做概括，便被鄉(xiāng)鄰吸引出去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濃縮的是一個農民甚至是一代農民的辛酸。這為后文的閏土境況埋下了足夠長的伏筆?！拔摇迸c宏兒破除陌生的對話以及遭遇楊二嫂的困窘拉長了“我”美夢破滅的時間，行文的從容為昔日夢幻的破滅留下了足夠的蘊積余地。

不愿面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一刻終于到來了，在“我”似乎已經不再熱盼的時刻。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后，我吃過午飯，坐著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著走去。

這來的便是閏土。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閏土，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閏土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么說才好，只是說：

“阿！閏土哥，——你來了？……”

我接著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涌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猹，……但又總覺得被什么擋著似的，單在腦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tài)度終于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我”由少年閏土引發(fā)的故鄉(xiāng)優(yōu)美親切之影像就這樣被成年閏土所破壞。閏土帶著辛苦生活的印記站在“我”面前，“我”知道這就是閏土，然而已經不是“記憶上的閏土了”，這不僅是由于閏土的成年，更重要的是少年孩童之間的趣事已經不再是成人之間交流的興奮點，但是除了那些可愛的、使人歡快的角雞、貝殼，等等，成年后的“我”與閏土之間又能有怎樣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呢，在隔絕了那樣久之后？“我”因為閏土到來而浮泛起的兒童天真之心就這樣被現實壓抑了，出不了口。閏土又何嘗沒有感受到兩個人之間的巨大差異呢？“歡喜”與“凄涼”實在是道出了閏土和故人重逢的喜悅及悲傷。閏土的凄涼不僅是來自個人辛苦生活的痛苦，更有著面對故人為自己重新定位的悲哀：曾經的兒時好友到底不能僅僅以朋友之禮待之，“迅哥兒”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爺”了。“我”顯然感受到了閏土與少年時期天壤之別的生分，頓生無法消弭的隔膜感。站在“我”面前的閏土以他的凄涼與恭敬毀滅了“我”的故鄉(xiāng)幻象，然而，他的破壞似乎還沒有結束。兒時摯友并未因為一朝重逢而喜悅萬分，我們很快就陷入了沉默中。在閏土去廚房做飯之后，母親補敘他的不幸，母親甚至提出要將自家剩下的東西盡數送與閏土。九天之后，在離鄉(xiāng)的船中，母親向我講述了楊二嫂的發(fā)現：閏土將十多個碗碟藏在了灰堆之中。母親對楊二嫂極為不屑，對閏土抱著無限同情，但閏土究竟難逃嫌疑：他并不知道母親慷慨贈與的打算，而他又指定要那灰堆。母親與“我”都沒有就此事做出明確的判斷，也許我們都害怕這個猜想的確定性。不說也罷，但是“我”對正在遠離的故鄉(xiāng)“卻并不感到怎樣留戀”。在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忽地模糊”之后，還有什么值得留戀呢？被記憶召喚的關于童年美好往事的歡欣雀躍之情就這樣被嚴酷不已的現實擊碎。

幻滅的消解：希望之有無與“路”的想象

有了這次歸鄉(xiāng)的經歷，再度離鄉(xiāng)后的“我”和閏土大約不會再有后續(xù)故事了，然而“我”與故鄉(xiāng)并不會從此再無關聯(lián)，因為還有水生與宏兒，他們正在重演“我”與閏土的故事。“我”與閏土相處了一個月，他們只相處了一天?！拔摇焙烷c土在三十年之后還有在家鄉(xiāng)再次相見的機會，對于宏兒與水生來說，再見又在何時何地呢？“我”此趟回鄉(xiāng)斬斷了一家人的故土之根，宏兒已經沒有故鄉(xiāng)了。小小年紀的他得適應在異鄉(xiāng)的生活，并將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然而，宏兒并不明白這一切，他還在追問“我們什么時候回來？”，還在擔憂著與水生的約定。孩子們會不會重蹈上代人之間的覆轍呢？也許在宏兒的睡夢中，一切都是快樂的。

如果說少年閏土連接著“我”過去的美好記憶，成年閏土則呈現出嚴酷的鄉(xiāng)村現實，那么水生（又一個童年閏土）則通向未知的將來。就此而言，水生與宏兒之間的友誼絕非閑筆。因為他們的存在，“我”的視線不得不從過去、現在延伸向未來。文末的三段議論由此顯得非常重要，而非朱湘等人所說的“蛇足”。這些文字意在消解“我”此前的幻滅情緒，引出更深的關于“未來之路”的思考。

“我”可以因為歸鄉(xiāng)而生幻滅，但沒有理由讓宏兒在多年之后像“我”一樣幻滅。“我”不滿意于自己的辛苦輾轉，不滿意于閏土的辛苦麻木，也不滿意于別人的辛苦恣睢，因此“我”希望“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可是，“新的生活”又在哪里呢？怎樣才能找到通往“新的生活”的路呢？茫然的“我”心中并無答案，所以“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在“我”懷著希望的時刻，也正是虛妄出現的時刻，但“我”不能因此否認“路”存在的可能性：“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p>

“我”擱置下“希望有無”的思考，放下單純的樂觀，接受無路的現實，又在幾分無奈之中舉步向前，做一個永遠前行的過客。而這正是魯迅式的人生態(tài)度。

對于“路”的懷疑是魯迅的特別之處。就魯迅自身經驗而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途’，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于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的食物來充饑，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保ā秲傻貢け本┒罚┯纱丝梢姡闹小拔摇彼f的“走的人多了”的“人”，顯然不是像閏土那樣的庸眾，而是有著擔當意識的、披荊斬棘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如魯迅在另一篇文章《導師》中所說的那樣：“不如尋朋友，聯(lián)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掘井泉的?！?/p>

顯然，在魯迅看來，希望是不能預設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努力前行，即使在看似無路的所在，也決不妥協(xié)絕望放棄，縱然是刺叢也姑且試試。充滿抗爭精神的魯迅讓“我”成了一個永遠“在路上”的現代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