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叫《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書很好看，并且發(fā)掘和披露了相當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出書前把書稿發(fā)給我看，讓我寫一段介紹評語，我?guī)缀跏且豢跉饩桶褧遄x完了。不過，后來登在封底的評語和我發(fā)給編輯的內(nèi)容稍稍有點不同，編輯刪掉了我對這本書的個別推論略有保留的話。

我的保留嚴格說來不是因為史實。對史實掌握的多少或深入與否，往往會受到研究者獲取資料條件的限制，且同樣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讀來，也難免會有不同的理解。就張東蓀“叛國”案的研究來說，這或許并不算特別重要的問題。我的保留多半是因為戴晴在書中表現(xiàn)出來的傾向性太過明顯，沒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應有的客觀態(tài)度，以至對張東蓀一案的認識和判斷有些地方顯得有些偏頗和武斷。書中對張東蓀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國的知識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評價，也不夠?qū)嵤虑笫?。給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獨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順眼地向權勢示好，只有張東蓀能夠潔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連運動中他的種種檢討，按她的說法，也都是當年思想比較活絡的兒女們“捉刀代筆”硬塞給他的。

張東蓀，1910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yè)，成名較早，“五四”時期已經(jīng)是國內(nèi)重要報刊《時事新報》的主筆，他創(chuàng)辦的《學燈》副刊和《解放與改造》雜志，都是那個時期最著名的刊物，對當時新思想的傳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張東蓀本人甚至還曾經(jīng)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主張者，盡管他贊同的只是英國的所謂“基爾特社會主義”，與當時開始在中國發(fā)生影響的蘇俄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蘇俄派來中國的代表招攬加入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激進組織，和隨后建立起來的中共上海發(fā)起組發(fā)生過些許關系。

張東蓀沒有加入陳獨秀發(fā)起組織的那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對立面，與陳獨秀等人圍繞著中國應否馬上開始推行社會主義展開了一場公開論戰(zhàn)。在此之后，他在理論上更是始終堅持批評蘇俄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反映在政治行動上，他和好友張君勱一道，不僅是梁啟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兩人并共同創(chuàng)立了與中國共產(chǎn)黨格格不入的中國國家社會黨（后改組為中國民主社會黨）。

如果張東蓀像張君勱一樣，始終堅持既有的立場和主張，他最終一定會與張君勱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僅不會接近中共，而且會因為在戰(zhàn)后逐步站到國民黨一邊去，而與中共完全決裂，在1949年只能選擇離開大陸，也不會有所謂張東蓀“叛國”案問題發(fā)生了。但是，張東蓀與張君勱明顯不同。抗戰(zhàn)開始后，他就逐漸表現(xiàn)左傾，和共產(chǎn)黨人有了較多往來。抗戰(zhàn)結束前后，他反而與張君勱越走越遠，與共產(chǎn)黨越走越近了。

張東蓀在政治上發(fā)生令人吃驚的轉(zhuǎn)變，是在擔任中國民盟中央常委、秘書長前后。他原本是和張君勱一道，代表國社黨參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書長后，他明顯地開始表現(xiàn)出和張君勱不同的立場。為此，他不僅公開抵制了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而且不惜與堅持參加國民大會的張君勱和民社黨公開決裂，犧牲了與張君勱長達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會堅定地留在大陸，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張東蓀靠攏中共，是他自己主動選擇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建國后，他作為民盟華北地方組織的領導人，榮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xié)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成為一般人只能蹺卻仰望的“國家領導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額回報。但令人驚異的是，張東蓀沒有滿足于這一系列從天而降的政治榮譽，轉(zhuǎn)而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秘密與美國人發(fā)生關系，最終因為向變成敵國的美國透露了“國家重要情報”，不僅丟掉了各種職位和榮譽，被民盟開除，政治上備受屈辱，晚年還因此被關進了監(jiān)獄。

戴書沒有能夠具體說明張東蓀戰(zhàn)后為什么會和好友張君勱決裂并靠攏中共，卻相信張和中共關系的惡化，純粹是源于一次不記名投票的結果。書中寫道，1949年身為政協(xié)主席團成員的張東蓀，因為內(nèi)心不滿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屆政協(xié)全體會選舉國家主席投票時，投了當時選票中唯一一張毛澤東的“反對票”。

有關這段史實，書中唯一的根據(jù)是張東蓀女兒晚年的回憶。張東蓀女兒回憶的依據(jù)，又是源于她記憶中1993或1994年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黨支部書記幾十年后的“回憶”。這位支部書記當時“回憶”中的根據(jù)，也是間接得來的，而且也是“猜”。據(jù)說他“回憶”稱：“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里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時剛剛解放啊，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有人投反對票——敵人這么快就鉆到這么小的圈子里邊來了?！?sup>

作為受父輩牽連遭受過不幸的張東蓀子女，聽到支部書記的類似說法，懷疑張即是因此惹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支部書記幾十年后一面地、間接地回憶當年如何“猜”，是難以作為憑據(jù)的。況且，回憶把1949年政協(xié)會上毛澤東缺的那一票，說成是“反對票”，也與史實不合。只要讀一下《人民日報》10月1日的報道和投票人的日記，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選舉投票方法，并沒有設計棄權票和反對票。當天的選票對每位候選人只有兩種選擇，要選的劃圈，不選劃叉。因此，毛澤東少一票，也不意味著就是一票“反對票”。

這位支部書記1949年只是在校大學生，他當時自然不可能參加這種“猜”測。回憶中提到的“他們”，應該是指張案發(fā)生多年后上級黨組織中的個別人。如果他的回憶不錯，也只能說明黨組織中后來有過這樣的議論。但回憶中所說“他們當時就猜”，卻給人以誤導，讓人以為選舉結果一出來黨內(nèi)人就在“猜”了。事實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場的576位投票人，統(tǒng)戰(zhàn)對象的成分極其復雜，不少人當時與中共關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來更是成了“敵對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當時會“猜”，恐怕也想不到張的頭上吧。因為在民主人士中間，當時張東蓀表面上恰恰還是與中共關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獲得了政府委員的提名，并和毛澤東一起順利當選。事實上，在這一時間問題上，戴書自己也推測，這個“當時”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當年。書中說，只是到了1950年張東蓀和美國人的關系問題暴露出來，毛澤東這才重點“猜”到張東蓀的頭上去了。換言之，如果當時黨內(nèi)真有人也在“猜”，想來也只能是在張東蓀案發(fā)之后了。而那時再來“猜”，就純屬有罪推定了。

戴書中在這個問題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間接證據(jù)，出自當年在政協(xié)投票現(xiàn)場的一名參加計票的干部幾十年后的回憶。他在回憶中提到，統(tǒng)計選票時發(fā)現(xiàn)毛澤東少了一票，說他們很遺憾，因此建議把那一票做廢票處理?；貞浾f毛當時答復稱：“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弊髡吲e出這段回憶，意在證明少的那張票肯定不是毛澤東自己投的。但一來這證明不了那張票就是張東蓀投的；二來這種回憶中的說法到底也還是太過間接，不足以拿來做證據(jù)；三來這一回憶中的說法如同那位支部書記的說法一樣，都存在著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是自尊心極強且對批評意見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進入北平，開始籌建政府以來，毛一直頻繁與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終保持著謙和禮讓的形象。照理，投票選舉國家主席，如果毛不參加投票，全票通過自然最為理想。毛參加投票，則差一票最為理想。因為少一票絲毫不影響選舉結果，還會讓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樹立毛謙謙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過，誰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這恰恰是中國人傳統(tǒng)顏面觀所忌諱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閑話的。以毛澤東的性格，他絕不可能不知道。故對這位計票干部幾十年后回憶中的說法，恐怕也不能輕信。

很遺憾，戴書太過輕信了那幾則回憶，很簡單地就得出了結論，認為“對‘冒犯’懷有切齒之恨”的毛澤東完全是不顧事實刻意制造了這樣一個“叛國案”來報復張。即利用張所信賴的一個小商人，故意套出張幾句實屬“文人議政”的言論，給張戴上一頂“出賣情報”的政治大帽子，以報這一箭之仇。

由于長期以來官方?jīng)]有公開過張東蓀私通美國的“罪證”，對張東蓀涉嫌“叛國”問題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圍繞著張東蓀“叛國”案的研究，當今學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討論集中在兩個方向上：一是有罪論，一是無罪論。前者又可分為罪罰適當，罪重罰輕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種觀點。后者也可以分為有錯無罪、陰差陽錯和政治報復三種觀點。

相對于不同時代，特別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標準來說，歷史學介入對這一類有罪無罪的討論通常沒有多少意義。更何況，對于張東蓀被控在1949年至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先頻繁與美國人接觸，并通過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轉(zhuǎn)達信息的情況，幾乎沒有人能認定無其事。既如此，在當代中國，長期以來，沾上“里通外國”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下至大學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幾。張又如何能夠獨善其身？尤其是，當年國家副主席高崗、國防部長彭德懷、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國”罪，其所“通”者，還是當時中國的盟國、友黨——蘇聯(lián)；而張東蓀案則是發(fā)生在中國對外戰(zhàn)爭期間，所“通”者又是中國當時的敵國——美國，故張會被當政者定“罪”，無論是叫“出賣國家重要情報”，還是叫“特務活動”，或者叫“叛國”，在當年都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了。

比較而言，對張東蓀案，在今天最需要討論的，恐怕只是陰差陽錯和政治報復兩說了。因為當政者長期不曾披露這一案件的歷史細節(jié)，各種片斷史料及回憶錄又拼湊不出一幅比較完整的歷史關系圖譜，個別觸及檔案者的說法又破綻百出，再加上對張本人動機，以及對毛澤東“寬大”處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釋，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們的種種疑問。這里面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張東蓀與美國人之間的這種接觸與溝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層的直接掌控之下，僅僅因為安全部門辦案時陰差陽錯，或因為政治領導人蓄意報復，才致張遭此滅頂之災？

筆者并沒有足夠證據(jù)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無法全面還原當時的各種歷史情景，故對介入這一問題的討論一直頗感猶豫。但是，戴書出版后，相關討論越來越多，多數(shù)看法都傾向于中共相關機構甚或毛、周等有意構陷。而這中間的許多研究和討論，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卻主觀先行，隨意肢解材料為我所用。結果，許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卻沒有得到準確解讀，張東蓀一案的史實反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矛盾百出，就連一些從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問題，也沒有人在意了。這種情況實在不利于我們客觀了解和認識歷史，這是筆者不揣冒昧，想就戴書所涉及的一些說法和情況稍做考證的一個重要原因。

筆者想要對這一問題再做討論，還有另外一層想法，那就是希望通過這樣一種努力，能夠比較多側(cè)面地呈現(xiàn)張東蓀當年的思想及其關懷之所在。戴書考察張東蓀案的一個最大的欠缺，就是幾乎沒有討論到，一個在中國社會政治舞臺上活躍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會被一個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處鉆營的小商人所蒙騙？其實，張東蓀求助這個小商人經(jīng)香港向美國政府傳遞意見或信息這件極其荒誕的事情本身，就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研究個案?？梢钥隙ǖ氖牵?949年前后轉(zhuǎn)向共產(chǎn)黨的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走向及其命運的看法，并非都是積極樂觀的。問題是，和張東蓀一樣有著類似的憂慮，同時又書生氣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執(zhí)拗，缺少政治經(jīng)驗卻自信滿滿的知識分子，并不少見。對他們，特別是對他們不得不在政治強勢下轉(zhuǎn)變思想的研究，我們今天顯然做得還很不夠。

二、“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要弄清楚張東蓀案，首先必須了解張東蓀在成為中共座上賓之前究竟與中共有過怎樣的關系。這既包括中共對張東蓀的觀感與態(tài)度，也包括張東蓀自我的認識。

中共何以會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視張東蓀，并不惜委以各種要職，過去談論最多的，也是戴書著墨頗多的，就是張東蓀對北平和平解放有過特殊貢獻。戴書并明確提到，毛澤東曾當著張東蓀的面講過一句評價很高的話，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sup>張東蓀自己對此事也津津樂道，以之為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

有關張東蓀與北平和平解放關系的資料不多，核心資料只有兩部分：一見于戴晴從張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稱贊張此番作為的《圍城題記》和張寫的“自識”；一見于當時中共中央與平津前線領導人之間的幾份來往電報。前者說明，張于1948年冬“北平圍城”之際，曾“與劉厚同、侯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義“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而后者證實，張作為見證人直接參與了雙方的一次談判，時間在1949年1月上旬。

但是，如果細讀這些文獻史料，尤其是中共內(nèi)部之間的來往電報，我們恐怕很難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從電文反映的情況可知，最早嘗試推動傅作義放棄抵抗，與中共攜手，共謀和平前途的，是來自香港的前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的領導人之一彭澤湘。從毛澤東1948年11月18日、19日給林彪等前線指揮員的電報看，彭澤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別寫過兩封信，托在長沙做過毛澤東中學老師的符定一帶往駐在石家莊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給毛澤東，說明他們正在做傅作義的勸和工作。毛澤東接信時因還沒有見到符定一，只是電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莊，明后即可見面，說聽聞“傅作義經(jīng)過彭澤湘及符定一和我們接洽起義。據(jù)稱，傅起義大致已定，目前考慮者為起義時間、對付華北蔣軍及與我黨聯(lián)系等問題”。他建議仍轉(zhuǎn)經(jīng)彭澤湘告訴傅作義：“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業(yè)，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莊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幾天后，毛澤東與符定一見面并談了話。他發(fā)現(xiàn)，彭函所講并不確切，傅作義并沒有主動通過彭澤湘等找中共和談，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與背后有李濟深背景的彭澤湘兩個人相商后，由彭寫信委托符定一帶給自己，準備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說明。據(jù)符稱，傅雖有“與中共談和保存實力可能”，卻還沒有下決心找中共談判。因此，彭雖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濟深之托前來勸和，他卻根本不見彭澤湘。傅的解釋是：“一見面就要行動”，現(xiàn)在還不到時候。

了解到這種情況，毛澤東相當惱火。一是毛很難忘記傅作義1945、1946年兩發(fā)公開信向自己挑戰(zhàn)的傲慢態(tài)度；二是他這時對眾多國民黨將領動輒通過“起義”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軍隊，并在新政權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頗生反感，不愿輕許起義名義；三是他從彭澤湘信及符定一談話中得悉李濟深一派人活動積極，懷疑李濟深等有乘機收羅國民黨反蔣派將領，壯大中間派勢力的意向，因而變得十分戒備。但經(jīng)林彪等給彭的信既然已經(jīng)發(fā)出，只好將計就計。他再電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談判，我們應當和他談判，以便分化傅、蔣，首先解決蔣系?！边@是“為了穩(wěn)定傅不走，以便解決傅蔣兩系，奪取平津，不是真想與傅談和，因為不解決傅部，即使占領平津也是不穩(wěn)固的”。

過了將近一個月，傅作義那邊仍毫無動靜。不過，由于林彪率領的中共第四野戰(zhàn)軍應命及時入關，很快就把自張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線的傅部分別切割圍困起來，傅作義終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動嘗試著派《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去找共產(chǎn)黨，謀求談判解決問題。

讀第十一縱司令員賀晉年12月15日20時給林彪等人的電報等資料可知，傅作義的代表是14日繞經(jīng)頤和園，步行至黑山扈，經(jīng)過一段無人區(qū)來到東北野戰(zhàn)軍十一縱所在區(qū)域的。按照與崔同來的中共地下黨員李炳泉提供的聯(lián)絡方式，十一縱與晉察冀邊區(qū)城工部聯(lián)絡證實來人身份后，15日與崔等進行了接觸。從李炳泉說明的情況可知，傅作義這次與中共談判，不僅沒有張東蓀的作用，甚至也沒有彭澤湘參與其間。

賀說明：前來接頭的是“北平地下黨南方局支部關系人李炳泉”?！皡⒓哟耸抡哌€有傅之《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該員已與李炳泉到了我部，他們帶有電臺（留在城內(nèi)）、密本與傅通報（報務員、譯電員與李、崔均已到我部）。”據(jù)李報告說，北平地下黨這次是“經(jīng)過李騰九（傅之聯(lián)絡處長）、傅冬菊（傅的女兒，系準備吸收的黨員）勸說傅作義投降。八日開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復條件：（1）參加聯(lián)合政府，軍隊歸聯(lián)合政府指揮。（2）一定時間起義，要我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戰(zhàn)斗，雙方談判”。14日晚雙方接觸交涉之后，賀晉年報告稱，崔載之表示同意：“（1）軍隊不要了。（2）兩軍后撤，談判繳械。（3）由傅發(fā)通電繳械。”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李炳泉是通過其堂兄，時任國民黨傅作義華北“剿總”聯(lián)絡處處長的李騰九，進入北平《平明日報》，做到了采訪部主任的。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學委支部多頭游說傅作義，才促成了傅下決心通過《平明日報》社這樣一種中間人的形式采取這一試探性行動。

賀晉年所報傅作義代表承諾的條件雖然誘人，但注意到崔載之等人的身份，毛澤東就不相信。他16日當天就電復林彪等說：“李炳泉所說十四日晚傅作義的三個條件，不像是傅作義所提的真正的條件，很可能……只是一種試探性的行動，如果傅有誠意談判，他還會有代表出來的?！?sup>

果然，崔載之次日即告訴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義方面的來電，要求解放軍立即停止進攻，允許其被圍在新保安的三十五軍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義參加的聯(lián)合政府，軍隊交聯(lián)合政府指揮。

毛澤東得訊后大為光火。他在回電中怒氣沖沖地把傅作義等斥為“匪首”，電告林彪等人說：“你們可以從各種線索與傅作義、侯鏡如，甚至劉化南這些匪首進行談判和分化，但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并將這些匪首逮捕起來，決不容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因此不要給談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sup>

這次談判自然沒有取得絲毫效果。林彪所部緊接著即發(fā)動了對新保安的進攻，并于12月22日一舉殲滅了傅作義的嫡系部隊三十五軍，軍長郭景云戰(zhàn)敗自戕。傅作義這一下受到了強烈刺激，不得不于23日親自致電毛澤東，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領導，并承諾自己絕不保留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傅在電報中表示，他只希望公開通電全國，下令所部停止戰(zhàn)斗后，“貴方軍隊亦請稍向后撤，恢復交通，安定秩序。細節(jié)問題請指派人員在平商談解決。在此轉(zhuǎn)圜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余為難。過此階段之后，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決定”。

毛澤東深知對一向十分自負的傅作義這種人，絕不能有求必應。25日，毛審定批準了懲治戰(zhàn)犯名單，并經(jīng)由新華社于當天公布于世，傅作義的名字赫然在列。傅得知消息后極為尷尬與沮喪。他一面加緊部署平津作戰(zhàn)，一面不得不開始改換渠道，試圖另辟蹊徑。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說，到1948年12月底，一方面，傅作義走投無路，不得不病急亂投醫(yī)地想到走彭澤湘這條路徑；另一方面，住在北京西郊中共占領區(qū)內(nèi)但仍可以出入北京城的張東蓀，和彭澤湘等又相熟，大家想法一致，如此也就有了所謂“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之舉動。張因為時任民盟華北總支部主委，民盟是中共的重要盟友，傅作義自然也樂于得到張的幫助。

12月29日，中共北平學委電告華北局城工部負責人劉仁稱：今天，傅作義主動見了彭澤湘、張東蓀，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也表明了他的態(tài)度。據(jù)稱，傅希望他們能夠作為中間力量，居間調(diào)處，以避免戰(zhàn)爭?！案担ǚQ）無任何要求，只要如何給傅一臺階下野，并用協(xié)商辦法處理傅之軍政權問題（即可）?！?sup>

毛澤東相信，傅作義的威風這時應該已經(jīng)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讓他再派代表來談，以探究竟。31日，毛再電林彪等稱：“請你復電北平地下黨，轉(zhuǎn)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到你們那里來談判?！钡诙欤志唧w提出了六點意見，要北平地下黨秘密通知傅作義。其中包括：傅作義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戰(zhàn)犯罪名；不要彭澤湘參與此事；可以讓張東蓀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談判等內(nèi)容。

毛澤東所以不要彭澤湘參與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濟深一派人從中漁利。當然，他在電報中的解釋用了另外一種理由，說：“彭澤湘是中共叛徒，過去有一時期曾為蔣介石做過某些特務工作，其人買空賣空，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痹谶@封電報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讓民盟代表張東蓀參加談判的意見。說明：“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碑斎?，他也強調(diào)，這一切必須秘密進行?！叭鐝垨|蓀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則張可以不出來?！?sup>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義決定找中共談判，與彭澤湘的推動和彭的渠道沒有多少關系一樣，張東蓀的參與也不是他主動介入的結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間人士從中作證，張經(jīng)彭介紹及張的民盟華北總支部主委身份這時起了作用。

張東蓀后來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與傅作義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來到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薊縣八里莊，作為雙方和談見證人，參加了雙方之間的談判。只是，從中共中央與林彪等人的來往電報可知，這次談判并沒有能夠決定北平的命運問題，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觸而已。

張、周到達八里莊已是7日，由于頭一天得到傅作義通過李炳泉電臺轉(zhuǎn)達的政治要求，毛澤東7日凌晨曾十分不滿地指示稱：“傅之態(tài)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點意見后，認為有機可乘，故得寸進尺。所謂投降起義均不愿意，而愿取得國民黨進步分子地位，以為將來在政治舞臺上的資本，明顯的是彭澤湘教給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間路線，除保存軍權之外，還要一個不是站在我們方面，而是站在李濟深派國民黨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協(xié)及做其他文章?！?/p>

毛澤東明確告訴林彪：“傅作義是一個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現(xiàn)在很痛苦，很動搖。手里又只有四個師，目前僅能利用我不愿破壞城市一點來討價還價，故我們是能夠迫其就范的。暫時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內(nèi)占領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們基本方針是，只要傅能讓我們和平接收平、津，允許傅部編為一個軍，他本人可赦免戰(zhàn)犯罪，保存私人財產(chǎn)，住在北平或出外邊，由他自定。他的部屬的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許給他什么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

當天，毛澤東進一步得到周北峰、張東蓀已出城前來談判的消息。他隨即又去電重申談判中必須取嚴厲態(tài)度。其電稱：“你們應準備對周北峰嚴正表示下列四點：（甲）傅氏反共甚久，殺人甚多，華北人民對傅氏極為不滿。除非他能和平讓出平津，否則我們無法說服人民赦免他的戰(zhàn)犯罪。（乙）不能取騎墻態(tài)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軍一方面，其軍隊編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個軍，不能有其他名義。（丙）除傅部外，其他軍隊一律繳械。這些軍隊的軍官及眷屬可照對待鄭洞國部的辦法辦理。（?。┭杆俳鉀Q，否則我軍即將舉行攻擊?！?sup>

8日，林彪、聶榮臻與周北峰進行了初步接觸，張東蓀在座。他們隨后電告中央軍委，說明傅作義此次所提為四條件，即：（一）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報紙（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報）；（三）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四）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nèi)繳槍的方式，采取調(diào)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

毛澤東9日電示林彪等稱：“因為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并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彼罅直氲茸鋈缦麓饛停?/p>

“（甲）平津塘綏均應解決，但塘綏人民困難尚小，平津人民困難甚大，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平津問題。

“（乙）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方軍隊調(diào)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jù)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成人民解放軍，并由雙方代表于三日內(nèi)規(guī)定具體辦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點開始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后，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

“（丙）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p>

毛澤東坦言，如此答復，只是一種策略。因為，“估計傅作義對于乙項是不能實行的，如果他能實行將軍隊開出城外，我們亦盡有辦法將其繳械。故可大膽答應傅方提議，表示仁至義盡。你們即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例如軍隊出城所取道路、駐地及其他事項。逼傅在十二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而出此?！?sup>

由于中共中央表面上滿足了周北峰帶來的傅作義四條件，因此，雙方的談判很快達成了妥協(xié)。在約定14日為最初實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當天即返城復命。然而，傅作義卻并未接受中共提出的條件，反而來電要中共保證民主權利，并提出要再派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出城做進一步商談。

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幾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給林彪等人的電報中，他異常強硬地指示說：“你們應將你們向周、張宣布的三條電告北平黨，叫北平黨督促傅方實行，并嚴正地向傅左右（劉厚同等）說明，傅方既不愿意執(zhí)行我方所提六點意見，如果又不執(zhí)行他自己所提的離城改編，那就是他反復無常，勢將喪失信用?！彼甘菊f：為逼傅就范，必須在我方規(guī)定的最后期限斷然發(fā)動對天津的進攻。“天津攻克后，傅作義必感恐慌，勢必被迫就我范圍，照我們六點意見去做?！?sup>

當天，余怒難消的毛澤東還再度電示林彪等稱：見到鄧寶珊時，必須“當著鄧寶珊痛罵傅作義及其部屬的滔天罪行，駁斥傅作義九日電所持立場，指出戰(zhàn)犯傅作義必須向人民低頭認罪，立功自贖，方有可能赦免戰(zhàn)犯罪。否則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爛，其責任全在傅方……圍城已近一個月，談判如此之久，始終不著邊際。自己提出離城改編，現(xiàn)又借詞推托，企圖拖延時間，實則別有陰謀，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誠意，應令天津守軍于十三日全部開出城，聽候處理。守軍應負責移交一切公共財產(chǎn)、案卷、武器彈藥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壞損失。守軍出城，只能攜帶隨身槍彈物品，一切改編細目待出城后再說。否則我軍將于十四日攻擊天津”。

一直拖到13日，傅作義仍未接受中共方面的條件，而是再派鄧寶珊和周北峰出城與林彪等談判。

為了徹底打掉傅作義的傲氣，迫其就范，毛澤東明令林彪等按時發(fā)動對天津的攻城行動。14日，林彪所部遵令發(fā)動了對天津的總攻擊。僅歷時二十七個半小時的激戰(zhàn)，便全殲守敵，生擒了天津守備司令陳長捷，占領了天津城。

眼看大勢已去，傅作義再無條件好講，不得不授權鄧寶珊等人于15日與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談判，全盤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條件，草簽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決的初步協(xié)議》十四條。傅作義最終同意將全部守軍開至城外的指定地點，實行改編；華北“剿總”和部隊團以上軍官由新政府予以適當安排，由中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國民黨軍政機構等。

幾天后，雙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義總部簽署了經(jīng)過增補的《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xié)議書》。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問題，才告實現(xiàn)。

由上述經(jīng)過當可了解，張東蓀確曾冒險參與了對傅作義的勸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擔當過一次北平前線國共兩軍談判的見證人而已。無論是對此次和談的發(fā)起，還是對北平和平協(xié)議的達成，張東蓀本人都沒有起到過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三、中共為何重視張東蓀？

張東蓀如果不是因為成功推動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視，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中共剛開始建國之際就成為新政權的座上賓呢？

事實上，早在中共圍攻北平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已經(jīng)對張東蓀印象深刻，且頗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張東蓀最初與中共建立起某種秘密關系，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張因為身在淪陷區(qū)北平，秘密從事抗日工作，因此與各方勢力，包括與中共地下組織有過一些合作的關系?？箲?zhàn)中期，在中共協(xié)助下，中間黨派組成“民主政團同盟”，實行團體會員制，身為國社黨黨魁之一的張東蓀也已列身其間?？箲?zhàn)勝利前夕，已經(jīng)成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張東蓀更進一步加入了幾乎是在中共直接領導下的秘密政治團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進而在北平秘密參與了中共統(tǒng)戰(zhàn)工作，其公開政治身份則為華北民盟總支部主委。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之初，中共曾一度計劃要奪取平津。當時在北平唯一能夠幫助中共的，除中共自己在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外，只有張東蓀主持的民盟組織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共中央剛一形成奪取平津的想法，就通過北平地下黨的崔月犁找過張東蓀，尋求合作，張當時也表示愿意配合。雖因盟軍司令麥克阿瑟下令在華日軍只能向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隊繳械，美軍并很快運送國民黨軍進至平津，這一計劃未能實行，但張東蓀領導華北民盟組織與中共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經(jīng)形成。

1946年初，因為美國總統(tǒng)特使馬歇爾居間調(diào)處，國共兩黨一度實現(xiàn)了全面停戰(zhàn)，并且與各中間派成功舉行了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和平協(xié)定，中國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希望。但是，國共對東北的爭奪，導致戰(zhàn)火再燃，國民黨當局訴諸軍事手段解決共產(chǎn)黨問題的心理日漸強烈，國共兩黨為此都展開了對中間黨派的爭取工作。民盟是國共雙方全力爭奪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間勢力，而民盟內(nèi)部各派面對國民黨拋出的各種橄欖枝，也態(tài)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黨派之一國社黨（8月間改組為民主社會黨）多數(shù)傾向于接受國民黨提出的所謂憲政方案，作為國社黨負責人之一的張東蓀，這時卻表現(xiàn)出了十分不同的態(tài)度，基本上站在了共產(chǎn)黨一邊。

1946年5月22日，張東蓀基于政協(xié)決議的精神，發(fā)表了題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公開演講。和此后施復亮等公開主張應在國共之間另組一個第三勢力，“形成強大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來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不同，張東蓀雖然也同意在“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chǎn)黨之間應有一個第三者的政治勢力”，但他根本上主張的，卻是“調(diào)和”資本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希望能夠在歐美資本主義制度和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制度之間，找到一個能夠兼具兩種制度優(yōu)點的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和政治制度實行于中國。

張東蓀在文章中特別提到了他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即開始形成的這樣一種思想和主張。如1936年初，他就大膽地發(fā)表過一篇評論中共“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的文章，明白表示過這樣的觀點。他宣稱，自己“于經(jīng)濟贊成社會主義，于政治相信民主主義”。且相信許多同情共產(chǎn)黨的人其實也有同樣的觀點，許多掛著國民黨黨籍者心中也是贊成這個主張的。故“將來萬一能由這一些人們在國共兩黨之間于理論方面作個調(diào)停的努力，則未始非中國之?！薄?sup>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張東蓀更進一步強化了他的這一觀點。他為此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從中國抗戰(zhàn)必須要爭取到國際聯(lián)合陣線“方有勝算”的角度提出，蘇聯(lián)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時援華，根本是因為二者政治上是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華會引起對方的疑懼。中國要想使雙方放心，就“必須于內(nèi)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jīng)濟方面比較上多采取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jīng)濟與社會主義”。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爭，不要無產(chǎn)階級專政；經(jīng)濟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資本家壟斷?！肮孢@樣做成了以后，英美與蘇聯(lián)雙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雖在經(jīng)濟方面偏于社會主義，而決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蘇聯(lián)的赤色集團，不足以對資本主義國家有任何的威脅；在蘇聯(lián)看中國雖采取民主主義，卻并不建立于資本主義上，這樣的民主主義沒有反蘇性，他用不著害怕。既使得他們雙方都可放心了，同時中國自己再加強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們的大量援助?！?/p>

張東蓀后來回憶過抗戰(zhàn)初他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結果，說：“我那時挾著滿腔熱血，希望將我所想到的這番意見直接向政府陳述?！睘榇耍麑ｉT從淪陷區(qū)北平潛赴當時還未淪陷的漢口，找到國民黨高層的關系，然而對方卻告訴他說，現(xiàn)在的國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誠意之上，這樣的意見不會被采納。他“于是大掃興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張把這個意見講給一個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聽，對方卻“大為贊成，請我詳細寫出來愿意負責設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慶。同時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慶‘再生’雜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蔣介石一閱。最終，文章是送到重慶了，蔣介石那里不僅毫無反響，國民黨的檢查員還把寄給《再生》雜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來國民黨始終沒有了解這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民主與法西斯之爭，他們還想戰(zhàn)后維持其一黨專政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時使民主的言論在雜志上登出?！彼f，即使到了戰(zhàn)后，國民黨中一些人口頭上喊幾聲民主，其實怕也只是出于萬不得已罷了。

抗戰(zhàn)結束后，張東蓀撰文指出，國民黨雖然沒有明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但“現(xiàn)在的官僚資本的實況卻是國民黨一手造成”；共產(chǎn)黨在現(xiàn)在也并不主張實行共產(chǎn)主義，但“用斗爭的方法來平分土地，當然不能不說是過左的舉動”。他表示：“我們既不贊成官僚資本，亦不贊成這種報復性的土地政策。我們主張應當有一個全國適用的土地改革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實現(xiàn)。我們同時主張根本鏟除官僚資本，務使工商業(yè)依國家所定的全盤計劃得由個人努力以發(fā)展之?！痹谒磥?，“這便是中間性的政治路線”。

張東蓀明白宣稱：這個“中間性的路線乃是要各黨共同來走，并不是由我們國共之外的第三者單獨來走”，更不是拋開國共兩黨，另立一個什么第三勢力來主持中國的改造。具體地說，就是要把國民黨“稍稍拉到左轉(zhuǎn)”，把共產(chǎn)黨“稍稍拉到右轉(zhuǎn)”?！霸谶@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并由團結得到統(tǒng)一。我們在國共中間的人寧愿作一個調(diào)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sup>

張東蓀因為有國社黨的背景，因此，中共對他的好感來得較晚。雖然1936年他評論中共“八一宣言”、主張全國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劉少奇的重視和回應，但抗戰(zhàn)開始后他和國社黨提出的國共合作、經(jīng)濟學社會主義，政治服從國家利益之類的主張，也曾受到過中共內(nèi)部的嚴厲批駁。直到抗戰(zhàn)后期，張東蓀與北平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有了較多的聯(lián)系。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之際張積極配合中共奪取北平的態(tài)度，才使中共中央對他身為華北民盟主要負責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抗戰(zhàn)結束后，張東蓀繼續(xù)保持著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聯(lián)系，同時在政治上公開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國民黨內(nèi)戰(zhàn)政策，包括他的《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一文的傾向，也都讓中共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屬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張東蓀兩度出任民盟秘書長，在民盟中有較高的人望和影響，中共方面從爭取團結民盟的角度，也對他更為重視。而張東蓀也很看重與中共的這層關系，經(jīng)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動通報給中共人員。直到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張東蓀的各種動態(tài)和意見，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在延安中共中央與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來往電報中。他不僅會讓中共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蹤，甚至還會就形勢發(fā)展和如何挫敗國民黨軍事進攻等問題，向中共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張君勱決定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準備提交民社黨名單，派中常委孫寶剛?cè)ケ逼絼駨垇砟暇?，并參加國大。周恩來得訊后馬上要張東蓀的學生葉篤義趕回北平，勸說張這時千萬不要來南京和參加國大。張東蓀毫不猶豫地告訴葉說，他不會去南京參加國大。同時他并寫信給張君勱，明確表示反對張君勱和民社黨參加國大。不僅如此，他在信中還表示了十分決絕的態(tài)度，稱：“民社黨交出名單（即參加國民大會的代表名單）之日，即我事實上脫離民社黨之時?！敝?，張君勱不顧張東蓀反對，向國民黨交出了民社黨加入國大的代表名單，張東蓀也果斷地實踐了他的諾言，宣告退出了民社黨。張東蓀的這一舉動，顯然讓中共高層對他更加重視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負責調(diào)停工作的三人軍事小組中的國民政府代表張群代表蔣介石邀請張東蓀前往南京面談，張馬上向中共方面做了通報。經(jīng)中共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還進一步與中共代表董必武交換了意見。因此，當蔣介石當面邀請張東蓀加入即將改組的國民政府時，張不僅表示拒絕，而且勸告蔣不要忙于改組政府，應馬上著手恢復與中共的和談。

顯然，相對于當時的國民黨，張東蓀明顯地對中共抱有更多好感。這一方面源于他對蘇聯(lián)式社會主義經(jīng)濟效力的熱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為他這個時候越來越深信中共會按照毛澤東所宣稱的那樣，大力推行他最為歡迎的經(jīng)濟上社會主義、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不會搞蘇式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統(tǒng)為代表的一批中間人士極力鼓吹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團結起來，使第三勢力具有左右國共兩黨的“舉足輕重的地位”的時候，最先提出“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張東蓀，卻堅持中間派應該要在國共之間起調(diào)和作用，而不應試圖成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觀點。他公開發(fā)表文章肯定和稱贊中共的政治誠意和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他說：共產(chǎn)黨固然黨性太強，不適宜于民主政治，“不過共產(chǎn)黨確有一點較國民黨為優(yōu)，就是它對于它的主張尚有誠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義，則它在民主國家便不復仍為一個障礙了。我們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義，它是說說即算數(shù)的。反之，國民黨卻因為言行始終不一致，不能喚起人的信任。例如，國民黨口口聲聲主張以政治方式解決共產(chǎn)黨問題，而其實在心理與行為上始終沒有拋棄武力解決的辦法”。

對于美國、國民黨以及社會上一些人擔心共產(chǎn)黨終究是馬克思主義者，最后必會拿出它的共產(chǎn)革命來這一點，張東蓀也為之辯護說：共產(chǎn)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拔辶暌院蟮闹袊巧趺礃幼樱l亦不能預測。亦許到那時候，中國的人民個個有飯吃，生活水準完全提高。在一個家給戶足的社會，加以中國人有愛好平和與篤守中庸的天性，而謂那時仍必掀起社會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觀條件。共產(chǎn)主義者如果忠實于馬克斯，必是一個客觀主義者?？陀^條件不具備而想革命，這是主觀主義。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這些客觀條件即能具備，恐怕共產(chǎn)黨并沒有把握。因此，我主張我們對于這種未來革命論實在不必認真，尤其不應該害怕。”

他并且以蘇聯(lián)為例，說：“請問現(xiàn)在的蘇聯(lián)究竟是向左呢還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誰能猜得出蘇聯(lián)今天的狀態(tài)？總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會革命是決于從今天起的經(jīng)濟措施。倘使在土地與工商業(yè)上都能用含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政策，則大概可以說將來革命的避免是極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認為共產(chǎn)黨沒有絲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來，只要能夠推動中國建立起真正的聯(lián)合政府，就足以創(chuàng)造出和平建設的機會，同時也足以使中共這種革命黨最終轉(zhuǎn)變?yōu)槠胀ǖ恼h。他據(jù)此批評說，中國今天無法實現(xiàn)聯(lián)合政府的關鍵問題是美國的政策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本來國民黨就是實現(xiàn)聯(lián)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國仍舊總是“意圖加強國民黨、消納共產(chǎn)黨，而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以親美”。如此只能造成國民黨無所顧忌地使用武力，使共產(chǎn)黨難以再回談判桌前來。

基于這樣一種觀點和傾向，張東蓀明顯地更看好中共，因而每每會為中共著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延安被國民黨軍占領后，張東蓀甚至專門給毛澤東去信表示關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過相關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針。不難想見，毛澤東對張東蓀的這些做法和觀點會抱有相當?shù)暮酶小?/p>

1948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籌備召開新政協(xié)會議，準備成立聯(lián)合政府，毛澤東首先想到的邀請對象就有張東蓀。還在正式發(fā)出給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邀請信之前，毛澤東就專門給北平市委書記劉仁寫了一封信，說明：“去年張東蓀、符定一兩先生有信給我，我本想回信給他們，又怕落入敵手，妨礙他們的安全。今年張東蓀先生又想和我們聯(lián)絡，現(xiàn)在請你經(jīng)過妥善辦法告訴張符兩先生，我很感謝他們的來信，他們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戰(zhàn)士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我們是熱烈同情的。此外請經(jīng)妥人告訴張、符兩先生，我黨準備邀請他們兩位及許德珩、吳晗、曾昭掄及其他民主人士來解放區(qū)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甲）關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問題；（乙）關于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我黨中央認為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例如學生聯(lián)合會）的代表會商此項問題的時機業(yè)已成熟，但須征求他們的意見，即他們是否亦認為時機業(yè)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來解放區(qū)開會?！泵珴蓶|還特別叮囑劉仁：“上述各點請首先告知張東蓀先生，并和他商量應告知和應邀請的是些什么人?！?sup>

據(jù)此，中共中央于5月2日發(fā)出明確指示，進一步正式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張東蓀等“來解放區(qū)開會”。

5月底，中共中央準備成立華北人民政府時，毛澤東又想到張東蓀。他去電劉少奇、周恩來等稱：“請考慮將張東蓀、吳晗、許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盡快從平津接出來。如果他們能出來，又得他們同意，則將他們選為華北行政機構的委員，并有一二人任部長，一二人任副部長，似甚有益?！?sup>

雙方之間的頻繁互動和中共在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也大大推動了張東蓀對中共的理解和政治觀點上的左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張改良、要求民主、反對專制政治著稱的張東蓀接連發(fā)表文章，破天荒地開始公開表示出贊同革命甚至理解專政的態(tài)度來了。他宣稱：“須知歷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嘗試，只是因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開始即主張革命。”“一個國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時候也就只有革命這一條路?！彼踔谅暦Q：“歷史上所有民主的實現(xiàn)沒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換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軌?！敝劣诟锩欠袷褂帽┝?，是否使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乃由革命的實際境況決定。他說，因為這些“乃是出于事實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評論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實的不得已變?yōu)槔碚撋蠎斉c否的問題了”。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圍，和談之事發(fā)生之前，張東蓀和中共已經(jīng)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在事實上成為了中共重要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被內(nèi)定為新政權的尊貴客人，毛澤東早就計劃要賦予其相當?shù)牡匚缓蜋嗬恕?949年新中國建國伊始張東蓀即進入中央政府，榮任政府委員等職務，實為水到渠成，和毛澤東要褒獎他在和平解放北平問題上的貢獻沒有多少關系。

四、去了西柏坡之后

戴書沒有講到張東蓀在中共中央進北平前思想上發(fā)生的轉(zhuǎn)變，和張對中共寄予了怎樣的期望。但書中像其他講述張東蓀與中共關系的著作文章一樣，特別提到了張東蓀1949年1月去中共中央當時所在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見到毛澤東后的“失望”。那么，張東蓀是不是因為一次見毛談話失望，就改變了對共產(chǎn)黨的期望呢？情況也沒有那么簡單。

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發(fā)出的信函電文中，張東蓀幾乎是唯一一位被毛澤東單獨點名邀請去訪問的民主人士。這封電文發(fā)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時，毛以中央軍委名義在指示平津前總林彪、聶榮臻與傅作義談判策略時，特別說明，陪同傅作義談判代表出城來做談判見證人的張東蓀，“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為照料”。

由于毛澤東電到時，傅作義代表周北峰與張東蓀已經(jīng)開始動身返北平城里復命，故張未能單獨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張東蓀回北平燕京大學后，得知此消息后，馬上決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請。他并且推薦了同為民盟支部骨干的費孝通，同時從另外渠道受到邀請的還有張東蓀在燕大的同事嚴景耀、雷潔瓊夫婦。以張東蓀為首，他們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黨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當時形勢下，眼看國民黨搖搖欲墜，共產(chǎn)黨馬上就要占領北平，進而取得全中國，凡是對未來共產(chǎn)黨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國政治未來走向，貢獻一二想法的知識分子，無不渴望得到這樣一種機會。對共產(chǎn)黨一直并無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觀察》雜志主編儲安平，當時正住在費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這件事。他對因不了解情況錯失了這一機會也懊悔不已，后來幾度責怪費“怎么不叫上他”？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謁毛澤東和見識中共的一切，他們四人的感受和心態(tài)看上去卻不太相同。

雷潔瓊的回憶充滿了崇敬和幸福的感受。她說：

1949年1月中旬，我和嚴景耀以及費孝通、張東蓀一行四人從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發(fā)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記得那是日暮時分，我們有幸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鄧穎超等同志共進晚餐。當時，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周恩來將我們四個逐一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當時五十幾歲，穿著一件軍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煥發(fā)，神采奕奕，他和我們親切握手問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說起話來風趣幽默，平易近人，我們那種拘謹?shù)男那橐幌伦泳万?qū)散了。飯后，我們隨毛主席走進他的辦公室，圍著書桌坐下，親切交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也參加了我們的談話。毛主席非常健談，談到了國內(nèi)形勢、對民主黨派的希望和全國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談到凌晨二時。毛主席透徹地說明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民主黨派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和中國共產(chǎn)黨采取一致的步調(diào)，真誠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對派”和“走中間路線”。毛主席的這番話講得生動形象，給人們以極大的教育和鼓舞。

費孝通的回憶透露出他內(nèi)心充滿了震驚和感動。他說：“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們四人由八名解放軍戰(zhàn)士護送，一路乘大卡車，途經(jīng)石家莊，到了平山縣西柏坡村，當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就接見了我們。”他坦白地講，一路的觀感和在西柏坡的談話，使他由衷地開始佩服共產(chǎn)黨。他寫道：

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cè)?，和我們同一方向，遠遠近近，行進著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xiāng)趕著的糧隊……這成千成萬的人，無數(shù)的動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經(jīng)過百年來革命斗爭鍛煉的人們……依靠了這一片黃土，終于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這只是這股深厚潛伏著的力量的一個考驗，就是這個力量同樣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在現(xiàn)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當我看到和接觸到這個力量時，我怎能不低頭呢？

至于張東蓀的感受，戴書引述的是張東蓀后人的回憶，稱張東蓀從西柏坡回來后，用了“非常失望”四個字。說是“話不投機”，毛澤東大談梁啟超，并說將來在外交上要“一邊倒”。由此演繹出來的對話很多，但多半屬于文學創(chuàng)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張東蓀對中共中央明顯的親蘇態(tài)度和準備站在蘇聯(lián)一邊的政策立場，頗難接受。

張東蓀對西柏坡談話到底有怎樣的感受，當然不能僅僅依靠張家后人的回憶來做根據(jù)。好在，今天我們還可以從當年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執(zhí)委，實為中共黨員的李世濂和李炳泰兩人的密報中有所了解。兩人的密報稱：張東蓀從西柏坡回來后，確實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皬堅瓉砗軣嵝拿藙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團，經(jīng)營十分上心。但是，這次回來后，突然就不再關心盟務了。他們二人了解的情況如出一轍：張出城參加傅作義與中共談判時，在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薊縣八里莊見到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劉仁，兩人進行了深入的交談。在談話中張東蓀意外地了解到，他幾年來苦心經(jīng)營的這個北平民盟組織，“盟員中許多都是我們同志”。這個消息讓張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極”，甚至“不滿”。因此，從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幾乎再不過問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參加盟務活動”了。

那么，對于西柏坡之行以及與毛澤東談話，張東蓀有何看法呢？他們二人在與張東蓀的談話中都感覺到，提到與毛澤東談話時，張還是會流露出一絲得意之色，但他對談話的內(nèi)容并不滿意。當然，他沒有用“失望”之類的說法，而是講：這次去西柏坡和與毛澤東交談“并沒有解決什么問題”。

“沒有解決什么問題”的說法，顯示出張東蓀去西柏坡確實是抱有某種幻想，想要闡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張，并影響中共中央，或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取得某些共識的。結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況顯示，張東蓀心情大變的主因還不是同毛澤東在西柏坡話不投機，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從西柏坡回來后情緒不高，表現(xiàn)出來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談話內(nèi)容，反而是對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沒有了興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紛紛抵達北平，有記者“問張關于民盟前途問題，張東蓀連說不談、不談、不談”，態(tài)度也變得很不耐煩。

因為情緒低迷，張東蓀甚至對一些重大政治活動也不熱心了。2月25日，從東北來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車抵達北平，作為民盟華北地區(qū)最主要領導人，他應邀與中共駐北平領導人林彪、羅榮桓、薄一波、葉劍英、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車站歡迎。他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開歡迎大會，中共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體出席，只有張東蓀一人借故沒有前往參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當面問到張為何變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辭說是家里有人生病離不開，要么說是自己太太不贊成他過多參加政治活動。但北平民盟內(nèi)部的中共黨員對他的解釋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直接原因是張發(fā)現(xiàn)他辛苦經(jīng)營的組織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響之下，因而心灰意懶；根本原因是張發(fā)現(xiàn)他和共產(chǎn)黨“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來后，他更清楚地意識到了這種情況，因而“認為在中共領導下沒前途”。

這段時間里，張東蓀自然也參加甚至領銜了一些公開的擁護或響應中共政策的集體聲明之類，但沒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動提議的。一連幾個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動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為民社黨革新派爭取參加政協(xié)會議的代表資格。

3月19日，張東蓀突然致函民盟負責人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幫民社黨革新派講起話來。他解釋說，因為與民社黨革新派的友誼關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為顧問?！敖衤劚说扔袇⒓诱f(xié)之要求，在弟個人亦認為彼等多年奮斗，應有一席地位?！?sup>

民主社會黨革新派是1947年夏從張君勱的民主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張東蓀雖然公開宣告退出了張君勱領導的民社黨，但對以自己為中心結成政治勢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對革新派造反公開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黨，卻以顧問身份出席了該派舉行的大會。大會選舉他進入主席團并推舉他為中常委，他也以默許的方式表示認可。因為張東蓀一直對影響該派抱以希望，這次民社黨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銘、盧廣聲2月下旬來到北平，希望通過民盟取得參加新政協(xié)的資格，張東蓀一改近三個月不參加盟務的做法，親自出面向民盟領導人說情爭取，清楚地顯示他對影響該派抱以希望。

但是，張東蓀的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效果。民盟領導人多數(shù)對民社黨革新派這時出現(xiàn)在北平表示反感，負責考察鑒別各民主黨派及政協(xié)代表資格的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在與民盟負責人商談后，親自出面與汪世銘談話，表明了中共中央的觀點。他告訴汪，中共和民盟均認為民社黨革新派內(nèi)部嚴重不純，人員情況復雜，不適宜以政黨身份派遣代表參加政協(xié)。他建議該黨領導人沙彥楷、汪世銘解散該黨，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xié)，同時將組織中真正進步者引入民盟。最終，沙彥楷、汪世銘接受了李維漢的建議，解散了這一組織。該派部分成員隨后加入了民盟。這種結果，不難想象對張東蓀一定會再度造成某種刺激。

從西柏坡回來后，旁人所見唯一能夠讓張東蓀在精神上感到某種滿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談論年初參與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他自信此舉成功“保全人民古物”，意義非凡。為此，他不僅多次和朋友詩詞唱和，還專門自題條幅，記述下參與此事的經(jīng)過，聲稱自己生平一輩子學問，也“不抵此一行也”，故他精心做成題記，要“留示子孫”。此亦足見他對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與貢獻頗多自得之處。

接連幾個月情緒低迷后，張東蓀于1949年4月解放軍渡江占領南京后輾轉(zhuǎn)托人給燕京大學老校長、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帶去一封信，心灰意冷地發(fā)了一通牢騷，但由此也清楚地透露出一段時間以來其心緒苦悶之所在。

據(jù)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卿轉(zhuǎn)述說：張東蓀是民盟領導人之一，很受中共重視，幾度見到過中共高層領導人周恩來，了解到了中共的真實政策，結果令他痛苦得大失所望。因為他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并沒有把關注點轉(zhuǎn)到國家民族的和平建設上來，它與克里姆林宮極為默契，還在謀求世界革命。為此，他們力圖消滅在華的一切西方勢力，以便為下一場戰(zhàn)爭做好準備。

五、寄希望于美國人

關于張東蓀和美國人之間的關系，戴書的記述很簡單，主要是兩度引述了司徒雷登和柯樂博提到與張東蓀接觸及所獲信息的幾封電報的部分譯文，并解釋說：“1949年夏天和深秋”，張東蓀與美國駐北平總領館“一直有處于當局掌控下的，無須隱瞞的接觸”。但是，第一，戴書斷定這些接觸一直處于當局掌握之下，“公安機關一定清楚知道”，并未有史料文獻的舉證。第二，戴書對張東蓀在與美國外交官接觸中的種種復雜情況，明顯地缺少分析和說明。

自1941年底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各個中間黨派的代表人物就經(jīng)常與美國駐在昆明、重慶、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進行接觸了。尤其是1946年馬歇爾使華，推動政治協(xié)商會議召開，之后國共兩黨沖突加劇，美國政府愈發(fā)重視第三方力量，這種接觸就變得更加密切和頻繁。包括民盟骨干響應中共號召，集體北上籌備召開新政協(xié)的同時，他們也和美國人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因此，身為民盟在華北的主要領導人，張東蓀與美國外交官有接觸和交往，確如戴書所說，本來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只不過，身在北平，遠離渝、寧、滬等政治中心區(qū)域，張東蓀本人過去與美國外交官員卻很少接觸。張早先與美國外交官接觸的經(jīng)歷，還是在1946年底1947年初他擔任民盟秘書主任，經(jīng)常往返于京滬寧三地的時候。但那個時候，張東蓀對美國在國民黨問題上的態(tài)度，還多少存有批評和不滿，因此一連兩年時間，他竟很少和自己所在的燕京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及前校長、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發(fā)生關系。僅有的一次，還是在1947年1月國共和談破裂，民盟剛剛召開一屆二中全會，他剛剛被推舉為秘書主任的時候。當時，民盟決議與中共同進退，同時努力促成恢復和談。蔣介石則電邀張去南京，勸他參加新一屆國民政府，意圖借以分化民盟。在取得中共談判代表董必武的同意后，張去南京拜見了蔣介石，當面力陳民盟力促和談的主張。事后，是司徒雷登主動約張吃飯了解情況，而張一樣堅持民盟全會的立場，甚至于要司徒雷登對蔣施加影響，促成和談的恢復。此足以見他當時對美國人的態(tài)度。

國共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后駐華美國外交官在電報中提到張東蓀名字的時候，已經(jīng)是1949年前后了，張東蓀已回到北平做民盟華北總支部主委。從1949年1月11日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電報中可知，他這時才剛剛注意到張東蓀這位教授的名字不久。他依據(jù)間接得到的消息說，張和另外三位民盟成員7日已經(jīng)離開北平前往石家莊，去參加旨在成立沒有國民黨參加的聯(lián)合政府的各派團體的協(xié)商會議去了。

從上述電文內(nèi)容可知，張東蓀直到這時還沒有與柯樂博聯(lián)系過，柯的信息是對的，但是輾轉(zhuǎn)得來的，并不準確。事實上，張東蓀7日當天還只是作為傅作義與解放軍談判的見證人，與周北峰一起動身去薊縣八里莊見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的高層指揮官而已，四人去西柏坡是張9日返回北平以后第二天的事情。

正是因為張東蓀這個時候還沒有同柯樂博建立起直接的接觸，因此，幾個月后，即當他想要出面來做美國人的工作的時候，他沒有去找就在北平城里的柯樂博，而是千里迢迢寫信去聯(lián)系南京的司徒雷登。

觸動張東蓀想到要聯(lián)系司徒雷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發(fā)現(xiàn)中共占領南京后，司徒雷登竟然沒有撤離。他馬上想到，這是美國政府有意想要和中國新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一種表現(xiàn)。此前，張東蓀不滿美國偏袒國民黨，促成國共武力相向。如今，張東蓀卻擔心中共太過靠近蘇聯(lián)，因而希望分化美蔣，推動美國政府拋棄蔣介石國民黨，與中共新政權發(fā)生關系，進而對中國施加影響。

如何讓自己一直拒而遠之的美國人相信自己的誠意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學校的老校長司徒雷登；另一方面，他知道該如何取信于一貫懷疑共產(chǎn)黨的美國人。張東蓀特地給遠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去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述說他對中共失望的同時，特別強調(diào)了他經(jīng)?？梢砸姷街芏鱽淼热说那闆r。司徒雷登收到張東蓀的信后，很快致電柯樂博，要他去找張東蓀，并要求張東蓀能夠找機會前來南京，以便取得張“掌握的資料”，“帶回華盛頓”去。司徒雷登顯然相信，由于張是民盟的負責人之一，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視，可以直接見周恩來，因此，他提供的資料一定對美國政府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甚為有用”。

從5月28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可以了解到，柯樂博已經(jīng)直接與張東蓀取得了聯(lián)系，從而擔當起了在張與司徒雷登之間傳遞信息的工作。從這個時候司徒雷登轉(zhuǎn)述的情況可知，張東蓀主動溝通美國外交官的一個主要目的，其實是希望美國政府不要放棄爭取和影響中共的努力。因為，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變化之中，是很可能會向美國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轉(zhuǎn)變。張介紹說，中共在外交事務上尚未準備好與蘇聯(lián)分手而改采不同路線，但在國內(nèi)事務上已有可能傾向右轉(zhuǎn)。當然，張東蓀會提醒說，現(xiàn)在一切都還在未定之中，美國人“現(xiàn)在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從事，以保留將來采取有效行動的機會”。但他要司徒雷登重視的是，他剛剛見到周恩來，因而很清楚中共高層的政策意圖。他宣稱，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都察覺到了與美國建立貿(mào)易和外交關系的重要性，雖然他們的意見并未完全被下面的干部所接受，但在對美政策方面明顯地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調(diào)整的趨勢。只是還需要等待。

直到6月上旬，我們都可以從司徒雷登及柯樂博等人的電報中清楚地了解到，美國的一些外交官對中共建立新政權以后走南斯拉夫鐵托式的道路，即與蘇聯(lián)破裂關系，接受美、英援助，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聵凡┥踔林苯痈嬖V國務院說，周恩來5月31日通過中間人轉(zhuǎn)給美國政府一個秘密口信，說中共高層在對美政策方面發(fā)生嚴重斗爭：激進派以劉少奇為首，主張聯(lián)蘇反美；自由派以周恩來為首，擔心向蘇聯(lián)一邊倒會卷入戰(zhàn)爭，希望在美蘇之間走中間路線。柯樂博的這一消息和看法，也得到了張東蓀提供的分析意見的支持。張東蓀透過長子張宗炳在三次不同時間的談話中均表示相信，中共最終一定會接受美國援助的。雖然，這個時候會有很多相反的信息，比如就有公開報道宣稱，周恩來在對平津地區(qū)的教授們的講演中說明，中共決不會走南斯拉夫鐵托主義的路線，云云。但張宗炳仍舊會告訴柯樂博說，他父親不同意這樣的解釋，因為事實上中共正在走上鐵托主義的路線。

由于相信確實存在著種種足以爭取中共轉(zhuǎn)向的可能，司徒雷登這時也不惜通過負責中共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大學生黃華，與中共保持接觸，并努力傳達美國政府希望中共脫離蘇聯(lián)陣營的要求與意圖。他甚至讓他的秘書傅涇波告訴黃華，他有意在返回美國之前，親赴北平面見周恩來。

對于司徒雷登有意前來北平會晤毛澤東、周恩來的問題，張東蓀當然表示肯定，但他主張司徒雷登最好等到巴黎外長會議開完，看清蘇聯(lián)政策是否軟化以后再考慮是否來平。用他的說法，如果巴黎外長會議破裂，美蘇爆發(fā)更嚴重的對抗，那時中共將不得不緊隨蘇聯(lián)。那樣的話，司徒雷登來到北平反而會陷于被動。

6月上旬，中共中央與民盟等各黨派最終達成共識，新政協(xié)代表名額分配基本確定。6月7日，張宗炳打電話給柯樂博，告知張東蓀所得到的召開政協(xié)籌備會議高層磋商的結果。8日，張宗炳再通過電話做出補充和更正。據(jù)柯樂博電告美國國務卿，張東蓀透露的內(nèi)部消息顯示：8月將會正式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10月10日將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民盟有七名代表將參加馬上要召開的政協(xié)籌備會議，包括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張瀾、羅隆基和張東蓀本人等。加上民盟中其他黨派代表，民盟總共會有十至十二名代表與會。籌備會議將就一切問題達成基本共識，然后再召開正式會議，給有關決定蓋上橡皮圖章。張東蓀認為，這一情況進一步顯示了中共想要建立一個真正的聯(lián)合政府的意愿，而這很可能與蘇聯(lián)想要在亞洲后退的國際戰(zhàn)略有關。在次日更進一步的消息通報中，張東蓀表示，現(xiàn)在看來，毛、周、劉共同工作，牢牢地掌控著局勢，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分裂的跡象。因此，如果中共真的會摒棄蘇聯(lián)陣營而轉(zhuǎn)向西方民主國家的話，一定是整體發(fā)生轉(zhuǎn)變。但如此則非要放棄東北不可，因為東北今天更多地掌握在蘇聯(lián)的手里，中共無力控制東北，“一旦關內(nèi)轉(zhuǎn)向鐵托主義，有理由認為它將落入蘇聯(lián)陣營”。

張東蓀的判斷很快就被事實證明不正確了。1949年6月15—19日，政協(xié)籌備會議正式舉行。會議閉幕不久，毛澤東便發(fā)表了宣布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政策聲明。毛澤東的強硬態(tài)度無疑讓張東蓀很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徹底放棄了爭取中國新政府轉(zhuǎn)向美國的幻想和嘗試。但是，北平總領事柯樂博仍不死心，他甚至通過張東蓀的兒子張宗炳為此約談了張東蓀、羅隆基、周鯨文等民盟領導人，向他們具體了解中共決策的相關背景情況。他隨后樂觀地報告說，這次晤面能夠舉行，毛澤東理當是知情的。這意味著，情況未必那么悲觀。

毛澤東公開宣布“一邊倒”政策后，張東蓀再度心灰意冷。但是，由于這段時間中共與美國之間沒有外交關系，中共新政權全面接管接收實行新政策的過程中，美國在華外交機構及其人員接連遇到麻煩，甚至受到?jīng)_擊。在與各地中共政權交涉難有結果的情況下，從司徒雷登到柯樂博，都不得不寄希望于自稱能夠見到周恩來的張東蓀幫助溝通中共中央，以求盡快解決問題。因此，張東蓀這時雖再無多少意見愿意提供，卻不能不勉為其難地幫助柯樂博分析種種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和提供看似可能的解決辦法。說其勉為其難，是因為事實上張東蓀根本無法代為轉(zhuǎn)遞美方的要求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法，但又不能不應允下來。

如7月17日，柯樂博專門就中共南京當局拒絕司徒雷登乘坐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離開南京返回美國一事，委托張東蓀向中共中央進行疏通。張宗炳接受了柯樂博提供的備忘錄，并轉(zhuǎn)述了張東蓀和羅隆基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析。他表示，他應該可以在18日下午四點以前得知其父是否能夠與中共高層取得聯(lián)系。但實際上，他遲至20日晚才通過電話告訴柯樂博，備忘錄雖于18日就送上去了，但未能得到中共中央的任何反應。

7月29日，尚未離開南京的司徒雷登電告柯樂博，當天上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被一批前中國雇員闖入，并阻止人員進出，他要求柯樂博盡快與張宗炳聯(lián)系，通過張東蓀“將此肆無忌憚之事態(tài)報告給周或毛”。8月1日，柯樂博向張宗炳說明了這一情況，張亦表示會通過其父向上轉(zhuǎn)達，但事后柯樂博亦未得到任何回應。

10月31日，據(jù)報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因?qū)χ袊蛦T使用暴力遭到拘押，并遭起訴。得此消息后，美國國務卿很快以司徒雷登的名義致電柯樂博，請通過張東蓀向中共高層表達美國公眾的憤怒心情。柯樂博轉(zhuǎn)述美方要求后，張東蓀于11月23日告訴柯樂博，他已就此寫信給周恩來。但是，雖然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經(jīng)內(nèi)定將華德判刑后驅(qū)逐出境，張東蓀卻一無所知。12月1日，柯樂博再見張詢問此事，張則解釋說，前一天還在會議上見到了周恩來，周表示說他已經(jīng)收到他上呈的函件，但周隨后不再提有關華德案件的事情，因此他也沒有能夠打聽到任何消息?？上攵恢钡?2月11日報紙上公開宣布中國政府決定驅(qū)逐華德的消息，張東蓀都沒有能夠打聽到任何有價值的信息給柯樂博。

1950年3月，柯樂博受命準備關閉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前，還曾要想辦法最后見一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當柯樂博為此再次求助張東蓀，并給張東蓀展示美國可能在技術上和經(jīng)濟上幫助中共的種種誘人前景的時候，張終于不得不如實告訴柯樂博，他自己現(xiàn)在也很難見到中共領導人了。他并且分析說，這種時候要讓中共領導人接見柯樂博也沒有可能。他甚至一反他此前的看法，告訴柯樂博說：至少在兩年內(nèi)不要指望毛澤東他們會有任何公開的轉(zhuǎn)變。他宣稱，毛和他的黨到底是共產(chǎn)主義教會的一分子，他們很怕被逐出共產(chǎn)主義教堂，因此中共現(xiàn)在是不可能對蘇聯(lián)采取中立立場的。中美關系的緩和，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美蘇關系改善；一是美國在對蘇戰(zhàn)爭中取勝。不要指望用美國的經(jīng)濟力量來吸引中共，對于共產(chǎn)黨人來說，經(jīng)濟永遠都是服從于政治的。

六、“勾結”美國案發(fā)經(jīng)過

由上述可知，張東蓀從1949年初到1950年春與美國外交官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密切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動建立起來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誘發(fā)了張東蓀后來的所謂“叛國”案。戴書因為沒有全面占有上述美國方面的外交文件，對張東蓀案的資料線索主要來自《北京公安史志》上刊發(fā)的一篇文章，因而分析說明都顯得有些簡單化。

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當然是有價值的，這是因為，該文作者朱振才供職于北京市公安局，確實看到了張案的部分資料。該文提供的主要有如下四則信息。

一是說1949年初公安部門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時，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

二是說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舉報，說張東蓀有電臺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報。

三是說1950年張東蓀屈從于司徒雷登的壓力，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jīng)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派人送到香港，后轉(zhuǎn)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四是說1950年9月又發(fā)現(xiàn)張東蓀出賣情報的第二件線索，即張東蓀為付梓出版數(shù)十萬字的反動手稿給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對其反動觀點大加贊賞，并對美國大加吹捧。

戴書詳細討論了朱文提供的這四則信息，認為第一條應該屬于向壁虛造，是把第三條加到1949年初王的供詞上去了；說第二條是誤會，電臺是老三張宗穎的法國老板1949年底離開北平時留下的，與張東蓀完全無關；說第三條涉及中國出兵日期，張并無情報來源，財經(jīng)預算等只屬于“文人議政、親朋間交流時局信息的范圍”，不屬于國家機密；說第四條不成立，因張這時并未寫過書稿，且這種信更和情報無涉。

可以肯定，這篇文章確有頗多問題，但戴書的解釋也不深入和周全。以下特嘗試依據(jù)可見史料梳理一下張案最初發(fā)現(xiàn)之經(jīng)過。

中共進城后雖然不承認美國在華外交機構的地位，但是，在中共建國前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堅持留在南京不隨國民黨政府南遷，中共中央也接受斯大林的勸告盡量不去刺激美國。為了盡可能分化美、蔣關系，毛澤東和周恩來甚至通過南京市委外事處負責人黃華與司徒雷登進行了幾次接觸，以試探美國拋棄蔣介石國民黨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一度也沒有對其占領下的各大城市中的美國駐華外交機構采取封閉或驅(qū)逐的措施。正是因為這種情況，一直到1950年初中蘇兩國簽訂互助條約，美國駐華外交人員都可以自由活動，張東蓀等人與美國外交人員相互來往，也沒有受到任何限制。那些與美國一些機構存在著經(jīng)濟上或文化上密切聯(lián)系的學校、教會中的工作人員，這段時間更是經(jīng)常進出于美國領館，辦理各種相關事務。像張東蓀所在的燕京大學，因為本來就是美國基督教會資助下的學校，它里面的工作人員和一些教授，就與柯樂博等領館人員頻繁往來，柯樂博等也經(jīng)常應邀前往燕京大學去參加活動。即使1950年初美國政府決定撤退駐華外交機構，駐北平新聞處圖書館關閉前，還將大批書籍雜志捐給了燕京大學圖書館。

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除了張東蓀以外，各種人士與美國外交人員不定期的會面與往還，在1949年以后一年多時間里是一直存在的。民主黨派中人也包括在內(nèi)。比如，司徒雷登在1949年2月下旬就曾專門托北上的陳銘樞帶過話給中共方面；6月中旬他還在上海與準備北上的羅隆基等進行過會晤，羅隆基7月到北平后也馬上會晤過柯樂博。在美國領館撤離中國大陸之前，我們還可以在美國駐北平和天津的總領事，以及在司徒大使的電文中，看到羅隆基與美國外交官談話，或透過他的朋友傳達信息的情況。其他民盟人士或著名民主人士這段時間通過中間人與美國外交官接觸的記錄，也不難在美國政府保留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事實上，中共相關部門對這種情況也確實一直沒有加以干涉或勸阻。

當然，由于中共1949年進城后對繼續(xù)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在政治上事實上采取了明顯戒備的態(tài)度，因此，多數(shù)過去與美國外交官經(jīng)常來往的民主人士，這時也大都小心地減少了這種直接的往來。中共中央在表面上不干預這類接觸的同時，也很明顯地對熱衷于保持與美國外交人員來往的民主人士抱以警惕和反感。除了中共中央堅信自己的革命和新政權與美國根本對立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1948年底中共進入關內(nèi)之前，東北的蘇聯(lián)友人就提醒過中共，美國外交人員多半都在從事秘密的情報工作。美國駐沈陽總領事館1948年11月中旬被中共沈陽軍事管制機關強行封閉，弄出一個“華德事件”來，就是蘇聯(lián)駐哈爾濱總領事馬里寧提醒和建議的結果。而中共沈陽軍管機構隨后在蘇聯(lián)安全部門的指導下，迅速破獲了一個受到沈陽美領館人員暗中扶植的專門用于刺探蘇聯(lián)和外蒙情況的秘密情報組織，就更進一步坐實了蘇聯(lián)人警告的可信性。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突然公布了破獲美國駐沈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的消息。24日，毛澤東又親自批準公開廣播和發(fā)表《英美外交——特務外交》一文。30日，毛澤東批準禁止美國新聞處在中國活動的意見，并批準對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進行公開審判。結合毛澤東這一天公開發(fā)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蘇聯(lián)“一邊倒”，可知1949年6月下旬是中共中央對美政策明朗化的關鍵時期。而這一連串行動，又都發(fā)生在黃華與司徒雷登保持接觸的過程中。表面上，毛澤東對司徒雷登釋出善意，指示說如果司徒雷登想要來北平，“可獲允許，并可望與當局晤談”。實際上，對照中共中央上述步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種外交接觸和嘗試其實絲毫也不曾減低或改變其高度懷疑美國在華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對新政權具有敵意和危險的看法。因此，這個時候，民主人士，包括張東蓀，即使是他通過兒子與美國外交人員之間來往，固然不被禁止，但也注定會引起中共安全部門高度的警覺與不安。

張東蓀會被列入懷疑對象，最初其實還不是他與美國駐北平總領事之間有所來往，而是因為他的兒子。

張東蓀早年僅留學日本，從未在美國生活過。他雖然任職于有美國背景的燕京大學，并曾擔任校務委員會委員，卻因不能講英文，無法介入到燕京大學的各項事務中去。因此，他雖研究西方哲學，卻幾乎從來不穿西裝，永遠是一襲中式長袍，并以自己是純粹的中國人而自豪。然而，張內(nèi)心深處對美國及其政治文化，還是充滿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除了他的哲學研究及其政治論述中充斥著來自美國或歐洲的思想資源外，他的幾個兒子或在美國留學，或在美國機構中工作，都能反映出他對美國的情感和態(tài)度。也正因為如此，中共最早注意到的張家的可疑對象，并不是張東蓀本人，而是他的兒子，首先是其小兒子張宗穎。

有關這一點，戴書依據(jù)的朱振才一文即提到過。早在中共進入北平之初，即1949年3月，民盟內(nèi)部中共工作人員就得到訊息說，張宗穎有特務嫌疑。其密報稱：“張的第三子張宗穎有美特嫌疑，現(xiàn)在開灤礦務司人事科做科長?！?sup>

不久之后，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舉報，張東蓀通過其三子張宗穎掌握有一部電臺。

在中共剛進北平之際，城里各方勢力混雜，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有人掌握有電臺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特嫌加電臺的舉報還是引起了中共安全機構對張東蓀家庭成員的關注。很快，張東蓀和羅隆基與美國外交人員頻繁接觸的情況，就引起了中共安全部門的注意。

194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負責國家安全的最主要領導人李克農(nóng)與蘇聯(lián)大使進行了一次談話，主要介紹中共對已知美國在華間諜的監(jiān)控情況。他告訴蘇聯(lián)大使：“美國在中國的間諜，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生活的中國華僑以及在外國留過學的中國人?！痹S多是借助各種貿(mào)易公司的掩護在開展活動，不少人過去就是附敵分子，參加過日偽政府，或在美國生活多年。從李克農(nóng)的談話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這時對于民主人士投靠美國政府的問題雖保持警惕，但懷疑的對象不多。他們的懷疑更多的還是透過對民主人士中與美國外交人員或海外機構來往及通信的情況，來做判斷。因為羅隆基、張東蓀與美國人接觸較多，中共中央安全部門對二人的態(tài)度及動向自然會比較注意。但是，從李克農(nóng)談話中使用的語言來看，這時他們也還只是認為羅、張二人有被美國人吸收為間諜的危險而已。而比較二人的危險程度，基于當時所掌握的二人與美國外交人員往來的情報及歷史上的情況，李克農(nóng)甚至明確地把羅隆基排在張東蓀的前面。他告訴蘇聯(lián)大使說：“進入聯(lián)合政府的各民主黨派的右派分子，如羅隆基、張東蓀之流也可能被美國人看作是招募間諜的補充來源?！?sup>

對張東蓀及其兒子的偵監(jiān)工作是由國家安全部門與地方公安多頭依據(jù)各自掌握的線索分別進行的。與中央公安部門關注的側(cè)重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二處（即偵訊處）對張東蓀問題的關注，首先是從一個名叫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人身上發(fā)現(xiàn)疑點并展開偵監(jiān)的。

進北平不久，市公安局二處就發(fā)現(xiàn)一個經(jīng)營“建中公司”的經(jīng)理王正伯形跡可疑，進而發(fā)現(xiàn)王與高層民主人士張東蓀、張申府等來往密切。王正伯家住天津，每到北平來，通常會住在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家中。王同時也與張東蓀關系密切，不僅曾與張東蓀合作辦過報紙，還在經(jīng)濟上給過張東蓀、張申府以補助。鑒于深入偵查發(fā)現(xiàn)王有為美國前駐北平戰(zhàn)略情報處工作過的經(jīng)歷，公安局二處一度以此為由，秘密拘捕過王。從王的口供中，他們得知了張東蓀及其兒子的一些情況。由于案件沒有偵結，公安局沒有馬上上報中共中央，故1949年年底李克農(nóng)在對蘇聯(lián)大使談話時還不大了解張東蓀這方面的情況。直到1950年初，結合對張東蓀三子張宗穎的取證與訊問，以及對張東蓀大兒子張宗炳的外圍偵察，北京市公安局二處才得出了初步的結論。

1950年春，張東蓀已經(jīng)屬于國家領導人一級。故此案調(diào)查結果得出后，除按系統(tǒng)上報公安部并報至李克農(nóng)外，亦經(jīng)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上報給了毛澤東和劉少奇。

報告關于張東蓀案性質(zhì)的認定是：“張東蓀及其兩子與美帝有勾結”。已偵知線索如下：

“張與其子張宗炳介紹王正伯加入前美帝駐平戰(zhàn)略情報處，王領得Robert I．Eschrach發(fā)給之情報工作證明?！?/p>

“北平解放之初，張與其子張宗穎以七十塊美金收買報務員何振家，用電臺與美方聯(lián)絡，曾供給美帝關于我們對美帝愿否通商的情報?！?/p>

“張與美帝領館柯樂伯（博）關系極為密切，解放后因不便再去美帝領館，以其子張宗炳保持與柯樂伯（博）頻繁聯(lián)系?！?/p>

“張宗炳是張東蓀的長子，美國留學生，回國后任職于中美合作社，在西安一帶，從事諜報活動。”“日降后，在美帝駐平戰(zhàn)略情報處擔任情報翻譯及搜集情報等工作?！薄敖夥藕?，彼經(jīng)常代表乃父與柯樂伯（博）聯(lián)絡。”

“張宗穎是張東蓀的三子，清華大學畢業(yè)，解放前曾任職于美帝紅十字會、美帝新聞處，并受美帝情報局在華重要份子杜樂文之領導，搜集經(jīng)濟性之情報?！薄敖夥胖?，張（宗穎）親自裝置電臺、指揮報務員何振家與美方聯(lián)絡?！?sup>

從彭真報告的行文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這時沒有將王正伯定性為美國間諜，只說明王在解放前曾經(jīng)張東蓀及張大兒子介紹給美國前駐北平戰(zhàn)略情報處，美國人給過他一張工作證明。因為王這時沒有繼續(xù)從事情報工作的證據(jù)，公安局沒有給王定罪，王只受到幾天訊問后就被釋放了。

從彭真報告的行文語氣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及彭真對王正伯的交代與說法毫不懷疑，對王聲稱是張東蓀和其大兒子介紹王加入美方戰(zhàn)略情報處工作也深信不疑。反過來，報告懷疑張東蓀及其兩個兒子的問題要比王正伯嚴重得多，甚至認定張的兩個兒子都從事過替美國搜集情報的工作。說張宗炳從美國留學回國后，即在西安一帶參加了“中美合作社”，從事過“諜報活動”，日降后更進入“美帝駐平戰(zhàn)略情報處擔任情報翻譯及搜集情報等工作”。說張宗穎解放前曾就職美國在華機構，從事“搜集經(jīng)濟性之情報”的工作，還親自裝置電臺，指揮報務員與美方聯(lián)絡，送出過中共愿與美國通商的情報。

北京市委這時的報告顯然還沒有發(fā)現(xiàn)張東蓀有間諜行為或出賣情報的嫌疑，只是肯定張通過大兒子張宗炳，與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保持著“頻繁聯(lián)系”。

報告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電臺問題。從報告中提到的情況可以看出，公安局曾專門向張東蓀和張宗穎追問過電臺的情況，也找到了他們使用的報務員何振家，并且肯定地認為張宗穎曾用電臺與美方聯(lián)絡過，至少送出過一次情報。但公安局并沒有因此就認定張東蓀或張宗穎解放后仍舊通過這部電臺繼續(xù)向美國人輸送情報。不僅如此，張東蓀還一口咬定，當初架設這部電臺，是中共北平地下黨崔月犁在解放前提議的。

這時擔任彭真秘書的崔月犁也回憶過這一情況。他說，有一次他們正在打臺球，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突然問他：“老崔，張東蓀有個電臺，他說是你讓他安的?！贝蕻敃r答復說：“你去調(diào)查好了，調(diào)查是，就是我［叫］安的；調(diào)查不是，就不是我［叫］安的。”崔月犁的回憶顯示，張東蓀兒子掌握有電臺一事被發(fā)現(xiàn)后，張確實告訴調(diào)查人員說，這部電臺的架設有中共地下黨的背景。因此，才有羅瑞卿向崔月犁求證電臺來源的情況發(fā)生。從崔晚年回憶所述大致可以看出，崔的答復是含糊其辭的。盡管他晚年解釋說，他并不知道張東蓀架有一部電臺，但這樣的解釋畢竟是事情過去幾十年之后的一種說法，未必準確。因為無論從邏輯的角度，還是從情理的角度，張東蓀都沒有理由，也沒有可能無中生有地把架設這部電臺的事情硬賴到有崔月犁這種身份的中共干部頭上去。恰恰相反，考慮到抗戰(zhàn)前后張東蓀與中共地下黨的秘密關系，地下黨提議張利用其中立身份，架設一部電臺，也是合情合理的。且結合公安局和有關各方在張東蓀案發(fā)后再沒有就這部電臺問題進行追查和揭批，張東蓀本人也再沒有就這部電臺問題交代坦白和解釋的情況，也可以推斷，這部電臺架設的原因還在1949年就已經(jīng)搞清楚了。當然，這肯定不是戴書中所說那樣，是張宗穎的法國老板離開北平時交張保存的，張從來沒有使用過。否則的話，這種事情非在后來的運動中和揭批張東蓀的斗爭中被揪出來窮追猛打不可。

七、張東蓀案的暴露與坐實

有關張東蓀案發(fā)的史料，筆者和戴晴掌握的程度相差不多，但戴書對資料的解讀和引用，卻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缺失與不足。因此，以下的分析敘述當可提供有關這段史料的另外一種解讀，并彌補戴書敘述說明之不足。

從1949年11月17日李克農(nóng)與蘇聯(lián)大使的談話內(nèi)容可知，至少在一個多月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時，中共中央對張東蓀還比較重視，很少懷疑。這也是為什么，盡管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1949年初就注意到張東蓀情緒消極，得知張東蓀三子張宗穎有美特嫌疑，以后安全部門也注意張東蓀通過兒子與美國領事館人員有來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卻依舊看重張東蓀在華北民盟中的地位和與中共的歷史關系，接連賦予張東蓀以很高的待遇。

已知到李克農(nóng)與蘇聯(lián)大使談話的1949年11月，張東蓀的各種重要政治和社會頭銜就已經(jīng)達到十幾個。他最重要的政府職務，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新政協(xié)第一屆會議大會主席團成員、政協(xié)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這些職務使他得以享有國家領導人的專車等各種特殊待遇，同時他還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委，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政治局委員，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發(fā)起人、常委，中蘇友好協(xié)會發(fā)起人，新中國政治學研究會籌備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以及燕京大學哲學系務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中共中央對張東蓀看法的改變，明顯地是從1949年11月李克農(nóng)與蘇聯(lián)大使談話以后開始的。等到1950年3月底彭真報告上報以后，張東蓀已經(jīng)成為偵察對象，就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中共中央領導人明顯地和他在保持距離，他很少有機會再和他們見面了。張東蓀沒有因彭真報告在政治上很快受到?jīng)_擊，僅僅是因為從報告中還看不出張東蓀本人有什么特別嚴重的問題，故毛澤東和劉少奇只是要求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進一步偵察取證，以弄清張東蓀與美國人的關系究竟如何，特別是要確定張兩個兒子問題的性質(zhì)。

非常湊巧的是，就在彭真報告報送毛、劉后不久，美國駐華外交機構就全部撤離了中國大陸。張東蓀除了趁柯樂博到燕京大學來，在自己家里見了柯一面外，從此就與美國人斷了來往，再也沒有可能見到美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市公安局要想繼續(xù)查證張東蓀暗通美國的問題，自然會變得極端困難，甚至不大可能了。張東蓀如果就此停止聯(lián)系美國的努力，以后的事情究竟會如何發(fā)展，實難預計，但至少不會鬧出所謂“叛國”案來。

美國駐華外交機構撤走不過兩個月時間，就意外地爆發(fā)了朝鮮戰(zhàn)爭。美國政府下令出兵朝鮮，并出動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一下子就把中美關系推到了危險的戰(zhàn)爭邊緣。就在中美兩國已經(jīng)全面開始敵對的嚴峻形勢下，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張東蓀竟主動尋找向美國傳遞信息的渠道，力圖在此關鍵時刻發(fā)揮個人作用，這無異于自己撞到中共公安部門的槍口上去了。

張東蓀從1912年起開始研究政治，三十多年來左右開弓，四面出擊，特立獨行，自認為有相當能力?？箲?zhàn)期間的經(jīng)歷也讓他對這一點自信滿滿。當時，他曾周旋于國、共、偽三方之間，謀救國之途，一度還坐過日本人的監(jiān)獄，但他也因此成為各方都極為看重的人物。尤其是北平被圍時只身介入兩軍陣前參與談判的經(jīng)歷，他不僅津津樂道，而且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真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當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更讓他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他在政治關鍵時刻發(fā)揮重要歷史作用的一種回報。也因此，他非?？粗刈约汉兔珴蓶|、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關系，燕京民盟支部成員就反映，他常常在眾人面前說“毛主席對我說怎樣怎樣”，表現(xiàn)出一種驕傲態(tài)度。

再加上他內(nèi)心深處對美國政治與實力充滿敬畏，對中共新政權與美國對立充滿擔憂，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美走向沖突的危險時刻，再做出一番調(diào)解的工作。

一年來，他與美國外交人員頻繁接觸的一個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使美國當局了解中國的內(nèi)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蘇聯(lián)，美國方面會簡單地把中蘇視同一體，當成敵人。如今美國出兵朝鮮，并封鎖臺灣海峽，刺激中國政府和輿論迅速做出激烈的反美宣示，雙方間這種相互刺激對抗不斷升溫的情況，不能不讓他十分焦慮。他不僅生怕兩國真的打起來，更擔心一旦戰(zhàn)爭擴大，蔣介石國民黨會重回大陸，那時他和民主人士將會走投無路。因為急于想要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人并不想與美國對立的種種情況，張東蓀幾乎是饑不擇食地盲目尋找溝通美國的辦法，而一向為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商人王正伯，正好成了他可以求助的對象。

張東蓀后來是這樣解釋他這次通過王正伯溝通美國政府的過程的：

他說，1949年王正伯被捕出來后便去天津成立了一個進出口公司，轉(zhuǎn)去做買賣，好久沒再露面。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王突然從天津來看張，說自己因為做禁運品出口買賣，又與美國人發(fā)生了關系。據(jù)王說，這回美國是決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了，麥克阿瑟總部已經(jīng)做了計劃。他聽了很緊張，覺得必須要預做一些準備。在他看來，無論是哪個國家和美國開戰(zhàn)，最后注定都會是美國的勝利。如果中國卷到這一沖突中去，只會便利蔣介石。他于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轉(zhuǎn)達他的看法給美國官方，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如果美國打贏了，一定不要讓蔣介石回來。他的分析很簡單，因為蔣介石要是回來，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大家都有生命危險。而他相信，留在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還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共產(chǎn)黨一旦陷入危機，也一定會轉(zhuǎn)回到現(xiàn)實主義的路線上來，那時民主人士就能夠有所作為，中國也就能夠?qū)嵭兄虚g路線了。為此，他還專門拿給王一份他勾畫過的政協(xié)委員名單，告訴王說，其中那些他用筆勾出來的民主人士，將來都是可以共同做事情的。

關于張東蓀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相信美國肯定會打贏，中共到時候非轉(zhuǎn)變政策不可的這種心理，在他的學生葉篤義當年的揭發(fā)和后來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葉篤義在1957年曾交代說：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不久，羅隆基、張東蓀、周鯨文等曾在劉王立明家開會，研究時局，“羅隆基從馬歇爾辭國務卿重任國防部長這件事推測，美國有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準備。周鯨文則推測美國有占領東北的可能，張東蓀就說他要勸毛主席放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葉晚年亦再度講述過這方面的情況。他寫道：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一個多月后，即1950年8月，他有一次見到梁漱溟，梁告訴他說：“東蓀先生準備面見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進言?！比~聽說后很緊張，馬上跑到張東蓀那里問張是怎么回事。張回答說：“我現(xiàn)在還不準備去見他（指毛澤東——引者），等到［北朝鮮］打一個時期打不下去的時候，我才去說。”因為只有到那時，中共高層才聽得進勸。葉說，張東蓀當時所謂的“進言”，就是建議中共放棄“一邊倒”的外交方針。葉篤義聽了吃驚不小，當場勸阻，并且告訴張說：“那是絕對不能談的?！?sup>

張東蓀這段時間與王正伯見面有六七次，他總是想知道和王正伯聯(lián)系的美國人到底有沒有官方背景，他希望他的意見能夠傳達到美國的國務院官員那里去。王始終也沒有告訴他意見傳達給了什么人，只說保證會傳達到。為了換取從事貿(mào)易的王正伯的熱心，他還特意把政府財政收入預算份額情況和折算的小米斤數(shù)告訴給了王，并分析說：“在國家預算收入總數(shù)中工商稅占百分之三十幾，你們商業(yè)還有前途，農(nóng)業(yè)稅占百了分之四十幾，可見國營企業(yè)還不行?！?/p>

張東蓀對王也并非毫無懷疑與戒備，也并非不知道這些尚未公開的政府數(shù)據(jù)屬于國家機密。就在張通過王想要傳達信息給美國人的時候，有一天竟意外聽說王又因欠款被法院收押了。王寫信給張申府，請張申府和張東蓀設法將他保出來。張東蓀正是因為有上述把柄握在王手里，“擔心王（指王正伯——引者）會以自己叫他轉(zhuǎn)達意見而要挾，所以不能不援助他”，便馬上叫兒子張宗炳出面做保人，把王保了出來。

實際上，縱使是書呆子氣十足的張東蓀，早在1949年時就知道，和美國人接觸，尤其是向美國人傳遞消息，在新中國的政治環(huán)境中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此，他并非心安理得，自信“無須隱瞞”，而是一直盡量避免直接和柯樂博見面，每每通過他的大兒子張宗炳傳遞信息。偶爾見面，或者是和其他民盟人士一起，或者是在燕京大學的公開場合。個別情況下單獨見面，也多是在城里張宗炳的家里?？聵凡┯屑笔聛碚宜?，也都特別小心翼翼，比如借著燕京大學有活動的名義順道而來，或把汽車停到遠處，一個人悄悄進到張東蓀家里。

進入到1950年，張東蓀就更加慎重了。4月柯樂博撤離時，張東蓀破天荒主動要求柯樂博到燕大自己家來過一次?？聵凡┮彩墙柚鴧⒓友啻笮ｉL陸志韋舉辦的話別會過來的。而張要當面見柯樂博的目的，除了表示惜別外，也是要柯樂博告訴海外的美國辦事人員，以后再不要由香港給他寄雜志了。由此也不難看出，張東蓀在這方面不是完全不知道深淺。

1950年11月初，中央政府幾次開會討論出兵朝鮮問題，張東蓀知道對美戰(zhàn)爭不可避免，再向美國傳送消息即成犯罪，故11月3日晚，即在次日公布各黨派宣言擁護抗美援朝前夕，他急忙把王約來，勸王趕快離開。這之后，王一家也真的搬到香港去了，將近半年時間再沒有來找過張東蓀。

1951年五六月間，王正伯又出乎意外地出現(xiàn)在張東蓀面前了。他告訴張說，他這次是為了接洽鎢礦出口的事情回來的。但同時他又告訴張，美國很想結束朝鮮戰(zhàn)爭，問張對此有什么看法。半年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zhàn)場上成功地打退了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完全沒有出現(xiàn)張東蓀早先認定必然會出現(xiàn)的那種危機局面。因此，國內(nèi)反美情緒不降反升。在這種情況下，張東蓀對王正伯的到來，不能不異常不安。他只是敷衍了王正伯兩句，說只要條件能談攏，戰(zhàn)爭打不到中國來就好，然后馬上就勸王正伯趕快離開中國大陸。很明顯，張東蓀不敢再與王有往來，他非常害怕被王的美國關系背景所拖累，以至暴露了他們之間過去的談話內(nèi)容。讓張東蓀一度感到安心的是，王此后也的確再沒有來找過張了。

可是，不過兩個多月的時間，張東蓀就聽說王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而這一次不同以往，據(jù)說王是因為特務嫌疑被捕的，故一進去就再沒能出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著實讓張東蓀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壓力。

在此之前，即這一年6月間，政協(xié)召開全國委員會。那個時候的張東蓀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態(tài)度，動輒就發(fā)牢騷。比如說：“民盟工作現(xiàn)在無法展開，民主黨派的領袖講話，像嚴景耀（燕京大學教授——引者）講馬列主義一樣，只能按字按句的說，總怕說錯越出范圍。”說：民主黨派和共產(chǎn)黨總像不是一家人，羅瑞卿在政協(xié)會上報告鎮(zhèn)壓反革命的那些話實在應該拿到街上去講才對。因為“大家全參加了政協(xié)，通過了共同綱領，鎮(zhèn)壓反革命是共同綱領的實施，我們討論的應該是如何執(zhí)行的方法”，而不應該弄些大道理來讓各民主黨派領袖表態(tài)擁護。說：梁漱溟“多輕閑呀，沒有民盟的包袱，我寫信給他說：‘悔未從公之后’。當年我和他一起脫離了民盟，現(xiàn)在省下多少麻煩！”說：“當年我拉章伯鈞?！F(xiàn)在是革命初期，總有人想拼命往上爬，讓他們爬好了……現(xiàn)在我要是爬在章伯鈞頭上，那還了得？我一切都是讓，羅努生（即羅隆基）就要硬吵，何必呢？”說：“北平解放以前像我這樣的人，國民黨是不大愿意動我的。那時，我拼命團結左派，要是中間路線，我何必去團結他們？現(xiàn)在大家倒說我這，說我那，這怎能叫人不寒心？”說：“思想問題，狗屁！……民主個人主義誰沒有？不過程度不同而已。Only difference in degree not in quality，not in nature?！?sup>

不僅如此，做過燕京大學代理校務主任、總務主任和音樂系主任的美國傳教士范天祥這時被迫離開北京，舉家回國。張東蓀與范向無來往，只因聽鄰居傳說他們收拾了數(shù)十箱行李準備帶回美國去，馬上就冒著風險讓身邊的友人悄悄在深夜去到范家，“拉下所有百頁窗簾，輕聲談話”，轉(zhuǎn)達他關于應該小心提防的一些勸告。

然而，到了1951年國慶節(jié)前后，即知道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后，張東蓀再沒有那么多牢騷了。張?zhí)珓⒆救鐗阂至藥滋旌?，終于當著張東蓀助教吳允曾的面哭了起來，說：“東蓀受姓王的連累了?！薄靶胀醯氖桥苓M出口的，不知什么時候摔到他們手里了。”張東蓀也很緊張，卻又不便自己出去詢問情況，因此特別委托寄居在他家多年的藍公武的弟媳，到時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的藍公武處打探消息。

張東蓀自1949年以來是從來不屑于去做公開附和共產(chǎn)黨的言論的。這一方面是他想要堅持自己原來的自由主義立場，另一方面是他堅信中共這一套肯定行不通，終究得變，自己不變，到時候才有資格站出來講話。張的這種心態(tài)，一直到王正伯這次被捕前，都沒有多少改變。戴書也談到了這一情況，并引述了葉篤義的一段回憶。葉講到，這一年7月1日前后，因為知道這次是“黨的三十周年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fā)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解放后張東蓀從來沒有發(fā)表過一篇（這樣的）文章，我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他還是不寫，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我再三相勸，他才勉強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詩來搪塞”。

但王正伯被捕后，孫東蓀堅持不住了，他很清楚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后果。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其實與其他民主人士并無不同，一樣擁護共產(chǎn)黨的英明領導，他破天荒地發(fā)表了一篇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長文。

文章宣稱：“我早承認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分析及其預測?！彼^去之所以對有些事情看不慣，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說“知識分子對于社會改革無不是百分之百的誠心誠意贊成”的。何況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中國蒸蒸日上，面貌一新?！耙粋€新文明已經(jīng)在中國土地上生了根，我們知識分子要面對這個事實?！边^去一直在探索的知識分子，“今天應該明白中國已經(jīng)有了出路，不必再找了。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替中國找著了出路，好像治病的藥方一樣，中國不但已經(jīng)得到了藥方，并且在這個短短的二年中服了下去，已經(jīng)大大見效了。今后只有再繼續(xù)服這劑藥，使中國由病愈而強壯。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全國人應該在他的領導下繼續(xù)前進”。

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張東蓀再怎么表態(tài)，也都無助于改變北京市公安局二處調(diào)查偵訊的結論了。雖然，安全部門并沒有找到張被美國吸收為特務的證據(jù)，也沒有找到張受美國指示搜集中國情報的事實，但是，在對美戰(zhàn)爭的背景下，張東蓀把政協(xié)委員名單按照他的政治傾向分析畫鉤后交給王正伯，尤其將并未公布的政府預算收入來源分類比例和具體數(shù)字透露給王正伯，以提供給美國人，這些都足以被新政權認定為是向敵國美國透露國家機密了。據(jù)此，彭真再度將市公安局二處所報張東蓀案的情況上報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并提議應將張逮捕定罪。

八、政治高壓下的示弱與屈服

戴書在張東蓀生平史實說明方面最為薄弱的，就是思想改造運動中張東蓀的種種遭遇和表現(xiàn)。由于張東蓀問題的偵察、定性基本告一段落時，正是北京市高校全面掀起思想改造運動之際，不難想象他在運動開始時急于爭取主動，以避開王正伯問題以及和美國人關系問題的復雜心情。

據(jù)當時領導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張大中和燕大黨總支統(tǒng)戰(zhàn)委員兼教職工支部書記張世龍回憶，將校長陸志韋、哲學系主任張東蓀和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確定為重點批判對象，要“批倒、批臭”，是由當時負責清華、燕大兩校運動工作組組長蔣南翔于運動開始之際就傳達的黨中央的決定，燕大工作組只是按工作組的要求組織實施。批張，最初公開算的還只是張東蓀三十年反共的老賬。

運動伊始，張東蓀剛剛經(jīng)歷了王正伯被捕所引起的高度緊張，驚魂未定。燕京大學剛一開始教員檢討環(huán)節(jié)，張東蓀就率先要求帶頭檢討，希望早主動，早過關。他首次檢討是面對歷史、哲學、心理、國文四系，即小文學院師生。時間在1952年2月8日，全校運動開始才不過幾天時間。從這天下午3時半起，張東蓀檢討了一個半小時。2月14日，他又進一步在哲學系全系大會上做了檢討，兩次檢討的內(nèi)容基本相似。他一上來都是說：“我對以往的錯誤很痛恨，就是我在燕京二十年，沒有能使燕京翻身。今天毛主席來了，燕京翻身了。我過去是左傾的，為何我這么懦弱？不能對不合理的事進行斗爭揭發(fā)？這是我的錯誤?！?/p>

他具體介紹自己犯的“錯誤”是什么呢？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哲學系沒有辦好?？陀^原因是缺少經(jīng)費，請馬列主義學者不容易。主觀原因是有做客思想，且不像工人階級那樣勇猛，不能大刀闊斧。二是對校務不關心，因為以前校務會上大都講外國話，自己不會說，故怕去開會。三是作風、性格典型的小資產(chǎn)階級兩面性，既有革命性，也有保守性?！拔以谔K聯(lián)大革命前就接受了馬列主義，但思想混亂”，尤其是以資產(chǎn)階級的治學方法來學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分來看，這是錯誤的”。

他聲稱：在燕京二十年，“同外國人不往來，與司徒不往來，選不好的房子住”，有好有不好。說：“在晚年能看到新社會，大家當面說出錯誤，這只有毛主席領導才能做到，這是整個社會的翻身?！?sup>

不難想象，張東蓀這時已年近七十，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重要民主人士，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妨礙燕大師生對張東蓀的問題大膽進行揭發(fā)檢舉和無情批判。針對這種情況，張東蓀初步檢討后，為貫徹中央“批倒、批臭”的指示精神，“工作組黨組即在黨團內(nèi)部進行‘貸款’（即供給黨、團員以批駁張東蓀的資料和論據(jù)），使大家先對張東蓀和他的報告進行研究分析，找出破綻，提出疑問，然后在群眾中展開醞釀，并說明越是政府委員，便更不能例外”。

經(jīng)過內(nèi)部動員、啟發(fā)和組織，15日，小文學院專門就張東蓀的檢討問題再開全體大會，當著張東蓀的面對他的檢討進行評議?？傮w上這時師生們的態(tài)度都很溫和，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也不很尖銳，如認為張說自己是文人型小資產(chǎn)階級，估計不當；指出張所著《哲學ABC》一書將唯物論列為五種哲學派別之一，實際上是貶低唯物論。包括學校黨支部負責人張世龍舉出的問題，也只是強調(diào)張著《辯證唯物論總檢討》一書“對辯證唯物論進行了很大的攻擊，可以說是反馬列主義”。真正比較尖銳的意見，是閻簡弼教授揭露說張東蓀在日本占領北平期間，與漢奸市長有來往。鄭必俊同學揭發(fā)說，淪陷期間日本人曾希望張東蓀來做燕大校長，必有內(nèi)情。

經(jīng)過這一次大會，張東蓀的檢討全都被否定了。但校工作組黨組并不滿足于此，按照中央的要求，他們必須把張東蓀變成全校的典型問題人物，還要升級到全校去進行批判斗爭。因此，“為了逐漸地把張東蓀推向全校，油印快報把他檢討全文登出來，同時組織讀者來信，紛紛向張?zhí)豳|(zhì)難”。

19日，學校廣播站宣布：張東蓀檢討不老實，明日須再行檢討，尤其須就與司徒雷登關系、淪陷期間與漢奸關系一一說明。

為了配合師生們提出的種種質(zhì)疑，還在15日大會后，張東蓀就已經(jīng)著手從歷史問題的角度來重寫他的檢討書了。2月20日下午，張東蓀就做了第三度（實為第二次）檢討。

張東蓀一上來就承認說：“上次檢討極不深刻，找出的錯誤都不是主要的?！边@一次他從留學日本和認識梁啟超談起，特別著重說明了自“九·一八”事變后與共產(chǎn)黨的關系。說自己是最早主張抗日必須聯(lián)合共產(chǎn)黨的，他的文章也因此得到了劉少奇同志的公開回復?？箲?zhàn)期間他經(jīng)常給華北敵后根據(jù)地送藥品，還派自己的學生去過根據(jù)地，見到了彭德懷同志。日本投降前夕，他還組織了一些人，想要幫助中共受降。戰(zhàn)后民盟被迫轉(zhuǎn)入地下后，他更是和中共方面的人經(jīng)常聯(lián)系。至于說淪陷期間曾經(jīng)和漢奸有來往，他解釋說，當時日本人要派日本教官和日本教授到燕京大學來，目的是進行政治監(jiān)視。司徒雷登聽說他認識華北偽政權頭號大漢奸王克敏，就請他去找王，設法阻止，他因此與王有過聯(lián)系。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因被捕入獄，需要保人，想到認識偽北平市長劉玉書，就請他出面擔保，因此與劉也就不免有了來往。他又主動承認說司徒雷登戰(zhàn)后也回北平來找過他，想要讓他參加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偽國大，被他拒絕了。他主動交代的較為嚴重的問題，是在戰(zhàn)后去南京見過蔣介石的事。他解釋說，在1947年國共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后，為了民盟的事情曾到上海去過一趟，當時張群邀請他去南京，他接受了。在南京見了司徒雷登，還見了蔣介石。他沉痛地表示說，雖然自己當面勸告蔣介石最好接受中共恢復和談的兩個條件，但國共兩黨關系當時已經(jīng)破裂，民盟已經(jīng)站到中共一邊來了，這種時候去見蔣介石這件事本身就是極端錯誤的，應該“當著大眾認罪”。

張東蓀為準備這次檢討接連多天難以入睡，以至于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藥，才斷斷續(xù)續(xù)得到一些休息。因為擔心交代歷史上的一些問題會引發(fā)更多的麻煩，因此，他在交代自己政治歷史中的這些問題時，總是特別小心地注意兩方面的平衡，刻意要強調(diào)自己與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密切關系和有時還傾向革命的一面。

看到張東蓀那么大的歲數(shù)，身體又不好，多數(shù)教職工聽了張這次的檢討，覺得張已有很大進步了。許多人覺得差不多了，認為可以讓張過關了，因此，大家不僅在會上對張表現(xiàn)得比較客氣，而且在下面的討論中也不贊成進一步深揭猛批，有人甚至明確提出：“何必翻老賬？”校工作組當然不能照一般師生的意見行事。工作組“黨組先對張東蓀問題作了討論，指出破綻，提出問題，又指定專人準備材料，先在黨內(nèi)干部會上作了報告，并展開討論，又召開積極分子會討論，然后再開群眾小會醞釀”。他們并通過燕京三反快報發(fā)表評論，直接針對同情張東蓀的言論進行批評。評論聲稱：“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或現(xiàn)象，都應該進行不調(diào)和的斗爭，不能因為‘老了’、‘小了’而放棄了這個原則?！薄芭u得尖銳與否，是按照錯誤的性質(zhì)是否嚴重而定，而不是按照年歲大小來定?！痹u論指出：張東蓀“一貫反對馬列主義，主張親美反蘇，是著書立說來反對，是一個積極的宣傳者”，他“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至今沒有對自己做出很好的批判，誰能說他現(xiàn)在就不存在這些反動思想了？

在多方面動員之后，小文學院2月22日上午又舉行師生大會，按照工作組的布置，由積極分子向張東蓀群起而攻。可想而知，縱使這個時候工作組還沒有掌握到張東蓀太多思想或政治反動的可靠證據(jù)，大會依舊沒有通過張東蓀的檢討。會議對張東蓀第二次檢討所得出的結論是：“一、檢討態(tài)度不誠懇，不老實；二、對錯誤思想的批判非常不夠；三、（沒有交代）一貫政治立場問題；四、（沒有交代）解放后的政治態(tài)度問題；五、（沒有）檢討‘親美不反蘇’的問題。”

張東蓀也聽說了群眾中意見不一，有不少師生對他有所同情的情況。注意到會議上批評者的意見仍舊只是集中在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和思想批判方面，因此，他顯然認為可以進一步上綱上線，爭取過關。為此，他不顧身體的虛弱和嚴重的失眠，抓緊時間又寫完了第三次檢討稿，并要求再做檢討。

2月26日，他第四度（實為第三次）在小文學院師生大會上宣讀了自己最新一稿的檢討書。

他說：“我是從一個很古老的、腐朽的、衰敗的舊中國里成長的，我過去充滿了舊社會給予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單在過去支配了我，就是在現(xiàn)在還限制了我，使得我對于中國人民非但沒有盡了應盡的責任，反而造成了很多損失，這是我很痛心的?！?/p>

張東蓀這次檢討為適應師生大會提出的意見，較多地檢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問題。他不再強調(diào)自己過去革命的歷史和思想了，而是承認說，自己一貫是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上，反對革命的。雖然因為反對蔣介石國民黨，政治行動的自由遭到限制，不得不躲到燕京大學來，但是自己的思想傾向并無改變。即使在抗戰(zhàn)期間，自己的基本思想也是希望日本投降后，中國能走上發(fā)展資本主義的路線。因此，自己對國共兩黨都不喜歡，戰(zhàn)后看到美國的力量，就發(fā)生了拉美國來幫助中國，走一條中間路線，以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想法。即使共產(chǎn)黨勝利后，自己也沒有轉(zhuǎn)變這一立場。

當然，他仍舊突出強調(diào)自己1949年以后還是擁護共產(chǎn)黨領導的。他說：解放后，“我佩服共產(chǎn)黨，他們流了血，真的革了命”，因此“我抱有封建意識的‘效忠’觀念效忠毛主席；對于重要的事情，我每次竭誠貢獻我的意見”。然后，他才轉(zhuǎn)而承認自己的資產(chǎn)階級立場沒有變。說自己主要堅持的，只是“想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政權下保留兩點：一是一部分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chǎn)；一是資產(chǎn)階級所謂的學術自由”。對于解放以來自己公開表現(xiàn)出來的消極態(tài)度，他的解釋是，因為思想不正確，所以一直在“鬧情緒”。原因是對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不服氣，“覺得自己有功，好像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他最后用很沉痛的語調(diào)總結說：

我參加了人民政協(xié)，我參加訂定共同綱領，我親自舉手通過，而且還當選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但我這種錯誤思想還是沒有得到完全改正。我竟然對新民主主義基本精神沒有認識清楚，我想到這里，我真無地自容，我只有在群眾面前承認錯誤……我知道了我的思想是不純正的，我又不高興學習。解放三年，我進步很慢，事實上是不如人家。我自高自大，今天想來，我很難過。在三反運動中，我看到了資產(chǎn)階級思想瘋狂進攻，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腐蝕了我們的干部，危害了我們的政權?，F(xiàn)在我認識到資產(chǎn)階級思想必須徹底批判，立即肅清……我們民主人士必須很老實地檢查自己、責備自己、改造自己，然后才能真誠團結，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前進。

張東蓀的檢討明顯地一次比一次深入了，因此對張東蓀問題和歷史缺少了解的燕大師生自然也越來越多地覺得他的檢討基本上符合要求，可以不必再以將近七十歲的高齡來接受群眾的批判了。但是，校工作組仍不可能就此鳴金收兵。因為這個時候中央還沒有向工作組具體說明張東蓀“里通外國”的問題，工作組的主要目標還只是著眼于如何把張東蓀在政治上“批倒、批臭”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非找到足夠硬的材料不可。問題在于，工作組最初并無準備，全靠張東蓀檢討和師生揭批來挖掘線索。而張東蓀的檢查，又總是像擠牙膏，群眾批判一次，他就多擠出一點，結果工作組也十分被動，拿不出多少過硬的證據(jù)來證明張的問題十分嚴重，張的態(tài)度極端不老實。

終于，經(jīng)過將近半個月時間組織發(fā)動積極分子和青年學生全面檢查深挖張東蓀的各種著述文章和出版物，包括調(diào)查張在歷史上的各種疑點，工作組終于掌握到幾件實實在在的證據(jù)，完全可以發(fā)動群眾把張東蓀“批倒、批臭”了。

2月29日，即在張東蓀第三次檢討三天后，校工作組公布了兩件必定會讓張東蓀的問題升級的歷史資料。

一件是張東蓀在其抗戰(zhàn)前所著《唯物辯證法論戰(zhàn)》一書末頁的一段親筆題詞。全文是：

如有人要我在共產(chǎn)主義與法西斯二者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于選擇槍斃與絞刑。

柯亨語 東蓀書

一件是張東蓀在與漢奸偽市長劉玉書來往期間與劉玉書、梁秋水共同擬定的國社黨內(nèi)部提案。內(nèi)稱：

依最近情勢，華北政局或有變化之可能性。本黨雖經(jīng)多次之議決，不以本黨名義對外接洽作政治活動，但萬一日本方面非正式向本黨提出此項要求時，倘無充分討論與決議，必致臨時難于答復。將來演變雖不可預測，但為準備計，不可不有一定之方針。茲條具各項要點如左：

（一）將來華北政局如有改組時，本黨既決定不以黨的名義出面，則只有容許黨員自愿參加，以前須向本黨報告，受本黨之指示，并須嚴格遵守本黨所決議之個人參加而不代表本黨一點，對外切實聲明之。

（二）為使本黨黨員個人參加新政治機構之便利計，對于今后之新政府形成似應主張由各方面人物名流混合以成之。

（三）在上述混合式政治組織中，必須有一實際負責任之人。此人最好雖非本黨黨員，但必須對于本黨曾有多年歷史關系，對于本黨曾有所援助，又與君勱先生有相當感情者，則運用時亦有多種便利。

……

（八）倘對方對于本案以為尚有未足之處，本黨應切實聲明本黨應保留重要黨員，仍以個人名義專從事于全面和平，故不參加政府，其效用亦正異曲同功[工]，殊途同歸。

提案者：劉玉書。連署人：梁秋水、張東蓀。

公布者并專門注文稱：張東蓀三次檢討都強調(diào)自己是“同情革命”并“幫助革命”的，說自己是“堅決抗日”的。而這里公布的文獻說明：張東蓀不僅極端痛恨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而且是明確打算要“投降日本去當漢奸”的。

這兩件材料的披露正是在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進入高潮的情況下，燕大舉辦的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覽幾乎同時開展，全校師生群情激昂，對張東蓀的態(tài)度馬上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變。

29日下午，燕大召開全校師生會討論張東蓀的第三次檢討，大會竟然連續(xù)討論了五個小時之久，眾人批評之尖銳，無以復加。

學生會主席伍愉凝發(fā)言公開認定張東蓀是反動階級的代表。他說：

從張東蓀先生的歷史上看，從他的階級本質(zhì)上看，從他各方面全面的看，他是代表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的。他的極端的唯利是圖是為反動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從揭發(fā)的許多事實，湊起來看一看，可以認識到：張東蓀是一個典型的買辦的、封建的投機政客，反蘇反共，謾罵歪曲馬列主義的專家。像這樣的人，實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統(tǒng)治階級的特產(chǎn)。張先生的這些思想和行為是丑惡的，可恥的。

張世龍身為校工作組成員，在發(fā)言中對張東蓀干脆直呼其名，聲稱對張已完全失望，清楚顯示校領導部門對張的態(tài)度已根本改變。

光是拿出張東蓀歷史上反對共產(chǎn)主義的題詞和提議可以個人名義自愿參加日偽政治組織這兩則資料，就輕而易舉地達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把張東蓀“批倒、批臭”的任務。

3月3日，民盟燕大區(qū)分部召開全體盟員大會，討論了中常委張東蓀的問題，通過決議，要求撤銷張東蓀盟內(nèi)外一切職務。次日，燕大哲學系以全體師生名義發(fā)出公開信，要求校方撤銷張東蓀所擔任的系主任職務。很快，民盟中央和燕大校方都做出了撤銷張東蓀相關職務的明確決定。張的教職也被宣布停止了。

張東蓀的問題會升級到這種情況，是很多民主黨派中人想不到的。民革主席李濟深就很不理解，他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表示了不滿的態(tài)度，講：“燕京搞張東蓀搞得太兇，這樣搞下去民主黨派還有什么辦法?！?sup>

多半為了回應一些人的質(zhì)疑，毛澤東這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內(nèi)部講話中首次點了張東蓀的名，指出張身為政府委員，竟然勾結美國人，泄露情報，不可容忍。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即在高校部分黨員干部和上層民主人士中進行了傳達。許多人都被這一通報震驚了，一個個表現(xiàn)得怒不可遏。

據(jù)報，馬寅初聽了通報后當場即對周培源、湯用彤說：“毛主席說張東蓀是大壞蛋，要是我就槍斃他了?！泵衩吮本┦兄Р颗扇撕脱啻髤^(qū)和北大區(qū)分部負責人談了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的談話內(nèi)容，兩個區(qū)分部委員聽了傳達都非常震驚。新聞系主任蔣蔭恩直言：“張東蓀是中國的斯蘭斯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一罪人?！睂O承諤說：“讓學生知道了，非揍他一頓不可?！崩顫盥牭酵▓蠛螅柴R上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嚴辦張東蓀。

對于這樣的消息，就連與張東蓀一向較熟，來往較多，且向來不問政治的燕大歷史系教授鄧之誠，也感到難以接受。他從燕大干部那里得知了張的這一行為后，內(nèi)心十分困惑。他在日記中寫道：很想親自去質(zhì)問張東蓀，只是“避嫌不敢”。但他還是相信這消息恐怕是真的，因此深感憤怒，謂：“往昔吾識子之面，今吾識子之心矣?！?sup>

因為這個時候整個運動的氣氛發(fā)生了很大改變，群情激昂，眾多教授成為斗爭批判的對象，因此，張東蓀雖然注意到一些人對他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升級了，卻還不知道他與美國人秘密往來的問題東窗事發(fā)了。他這時感到難以應付的，主要還是工作組拋出來的兩件證物，以至于要求再檢討也不是，不要求檢討也不是。此前，同為民盟委員的周鯨文等即批評過他太過主動了，用周的話來說：“李維漢表示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可以不做檢討”，何必自找麻煩。張東蓀這時才明白了這一點，但后悔已經(jīng)來不及了。

由于整個情況完全失控，進退失據(jù)，又摸不清上面的意圖，張東蓀不得不分別去找了民盟的幾位領導人，希望從他們的談話中能發(fā)現(xiàn)自己下一步應該怎么做。

3月5日，民盟主席張瀾約了幾位領導人和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到自己家里，專門和張東蓀見面談話。張東蓀當面向李維漢表示“深自悔悟”，承認群眾揭發(fā)的事情大部分是對的。沈鈞儒明確提出，張不要再拋頭露面去參加政府方面的公開會議和活動了，應“回家請假反省”。李維漢表示同意。于是，張不得不按照沈鈞儒的勸告，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請了假。

請假兩周多之后，張東蓀越想越覺得心里沒底，因此又鼓足勇氣提出請辭人民政府委員的要求，想探一探他的問題到底到了怎樣嚴重的情況。讓他多少有點意外，同時也讓他多少感到寬慰的是，張大中在請示彭真之后拒絕了他的要求。而彭真的批復是：“暫不理他，薪金仍照發(fā)他。如他問時，即覆以‘此類事都尚無暇處理’?！?sup>

九、從“擠牙膏”到“徹底坦白”

戴書對張東蓀在運動中的遭遇和表現(xiàn)介紹得十分簡單，而且只介紹到1952年3月初，即張東蓀第三次公開檢討后便不再介紹了。好像張東蓀此后沒有再做檢討，前面檢討的文字，也大都是兒女們“捉刀代筆”拼湊出來的，與張東蓀個人的主動無關。戴書并解釋說，張東蓀與司徒雷登和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交往的情況在運動中大會小會和猛烈批判中“都忘了提”或“沒有人提”。給人印象，作者應該沒有讀到張東蓀第四次檢討的文字。但與此同時，戴書又大量引述了張東蓀第五次檢討的文字，并為之做了長篇的辯白，這說明作者是讀到過張第五次檢討的內(nèi)容的。問題是，在第五次檢討開篇，張東蓀就明白提到：“我在第四次檢討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關系”，最后他還就自己與柯樂博等交往聯(lián)絡的情況專節(jié)做了“補充交代”。無論第四還是第五次檢討，都在一定范圍內(nèi)受到工作組領導的群眾的當面批判和質(zhì)疑，并不存在“忘了提”或“沒有人提”的情況。而且，像第四、五次檢討書里面的內(nèi)容，就是張家兒女想要代寫也寫不出來的。

因此，筆者這里還是要接著把戴書沒有講到的一些情況，再做些介紹和說明。

從1952年3月初開始，張東蓀的問題明顯被“掛”了起來，群情激昂的上綱上線式的大批判熱潮也很快冷了下來。過了一段時間，他在開灤遭到停職的兒子意外地得到復職，好友藍公武又告訴他說：“有人主張將張東蓀、陸志韋送公安局，是毛主席不同意”，這些情況都使他的情緒日漸穩(wěn)定下來。他甚至開始猜測：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否正在由運動時的激進又向“右”轉(zhuǎn)了。他對身邊的朋友說：可能是下面搞得太兇，上面不予處理。他估計說：“我的問題要等上級決定。最近毛主席忙，管不過這些小事情，不過暑假前總可解決?！睆垨|蓀的太太這時也對張的助教講：“外面有些人說劉王立明、羅隆基、周鯨文、潘光旦、張東蓀是一個小集團，要整一整，但最近沒什么動靜，可能是他們沒找到材料或政策變了?！?sup>

毛澤東這時對張東蓀問題究應如何處理，似乎還沒有確定的意見。4月下旬，毛澤東讀了彭真報送的北京市高校一些重點教授所作的思想檢討材料后，明顯地對多數(shù)教授的檢討或態(tài)度都表示滿意，唯獨對張東蓀明確表示不能讓其過關。他的批示是：“送來關于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磥沓藦垨|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

從毛澤東批示內(nèi)容可知，他已經(jīng)把張東蓀和“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并論了，但到底還沒有把張直接視為“敵特分子”，而是用了“個別的人”的提法。這也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這時還無意或無法照“嚴重的敵特分子”那樣來處置張。因此，就連是否應撤銷張東蓀現(xiàn)有待遇等問題，都還未有定論。

毛澤東之所以不能馬上確定處理張的辦法，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公安部門掌握的張東蓀暗通美國的種種證據(jù)，只是限于張單方面對美幻想的材料，因而整個案件始終無法定案和結案。即使毛澤東已經(jīng)在內(nèi)部宣布張東蓀勾結美國人，泄露情報，但具體案情并未通報，北京市公安局其他各處對這一案件始終不甚了了，更拿不出一個統(tǒng)一的意見來。如1952年5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負責文教口的第四處所做張東蓀“罪惡”的材料，仍只限于思想方面，行動方面的情況幾乎毫不了解。

材料將張東蓀的罪證分為反動歷史和活動兩部分做了說明。

在“反動歷史”方面，它歸結為三點：“一、官僚政客集團——民社黨的發(fā)起人和領導人之一?！闭f他早年是梁啟超研究系（?；庶h）的干部，后因害怕中國被“赤化”，和張君勱等組織了國社黨，并且先后出書污蔑和謾罵共產(chǎn)黨，說“馬克思派的人們所有的思想，都等于他們膀胱中出來的小便”。“二、抗日期間與日偽勾結，繼續(xù)反共?！闭f他除了繼續(xù)出書把共產(chǎn)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擬外，還在國社黨內(nèi)提議允許以個人名義從事對日和平工作，并接受漢奸政府的經(jīng)濟資助與活動經(jīng)費。“三、投靠美帝，進一步進行反革命活動?！闭f他抗戰(zhàn)勝利后轉(zhuǎn)向了親美反蘇，多次寫文章?lián)P言：“中國的民主人士愿意以至誠至懇的態(tài)度向美國保證：絕對擔保中國于和平成立以后不會偏向蘇聯(lián)一方面去，即無論如何不會投入蘇聯(lián)的懷抱。”

在“活動”方面，材料僅舉出以下“嫌疑活動跡象”：

1．北平解放前，民社黨革新派盧廣聲（軍統(tǒng)特務，曾在香港活動，與孔、宋均有關系）領了五千元港幣的活動費自港來平，解放初期與梁秋水、張東蓀拉攏以民社黨革新派為掩護進行特務活動。

2.1949年4月，司徒雷登曾派代表與其聯(lián)系商談，內(nèi)容不詳。

3．解放后一貫不積極，不參加學習，處處對黨不滿，當抗美援朝運動開展后，民盟選他作捐獻委員會委員時，他表示拒絕，自己也分文不捐，仇視運動。他污蔑無產(chǎn)階級領導權，說：“無產(chǎn)階級因為被壓迫很久，所以能有力量敢向前，因為從未居于領導地位，所以有活氣有朝氣。”常在校外說：“馬列主義有什么可說”，又稱知識分子的轉(zhuǎn)變“最可貴之處即在于自發(fā)”，思想上抗拒馬列主義的領導。

由上可知，毛澤東這時掌握的張東蓀的罪證，最多也只有張勾出某些政協(xié)成員名字和介紹政府預算的一些數(shù)字給王正伯這兩件事，王正伯本身既不是美國人，又夠不上定“間諜”，說張東蓀向美國出賣情報畢竟太過牽強。因此，毛澤東對此事痛恨歸痛恨，卻并不同意照彭真的意見將張東蓀逮捕法辦。在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毛澤東從來認為，類似張東蓀這樣的人在民主人士當中并不是個別的。

1949年以來，無論公開，還是內(nèi)部，毛澤東都一直在尖銳地提醒共產(chǎn)黨人要注意民主人士可能里通外國，做帝國主義在中國代言人的情況。他不止一次講，這些“資產(chǎn)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都是親美、崇美、媚美，注定了是想要依靠美國人的。真要抓這類問題，他相信不少人都有?？紤]到這個時候聯(lián)合政府這一統(tǒng)戰(zhàn)形式還十分重要，對張東蓀這類人還不能一棍子打死，故毛澤東明顯地還在等著看張東蓀交代坦白的態(tài)度。

毛澤東的講話在一定范圍內(nèi)傳達后，高度敏感的張東蓀不可能毫無感覺。但因為完全脫離了公共事務，運動以來朋友也多不再上門，張東蓀想要弄清楚上面的情況又幾乎沒有可能。因此，他甚至有點后悔聽了沈鈞儒的話，向中央人民政府請假，弄到現(xiàn)在也不好銷假。特別是看到做過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的北大教授周炳琳再度檢討后都得到了解脫，他就更是坐不住了。為了盡快從目前的環(huán)境中解脫出來，他又突擊寫出了長達兩萬字的第四次檢討書，然后連同懇求組織幫助他早日獲得新生的信件，于5月7日送給了燕京大學節(jié)約檢查委員會。這一次，他主動交代了和司徒雷登、柯樂博等人來往的一些情況，卻仍舊隱瞞了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與王正伯的關系。

這時，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已告結束，開始進入到院系調(diào)整的工作中。燕京大學又恰恰改組了校務委員會，并按教育部規(guī)定，計劃將燕大歸并到北大等若干所高校中去，因事務繁忙，張東蓀的問題很長時間沒有得到討論。

直到8月上旬，院系調(diào)整的基本規(guī)劃和分配方案已經(jīng)做完并開始實施，燕京大學節(jié)約檢查委員會才在北京市委的指示和參與下，將張東蓀和陸志韋的檢討書印發(fā)給各委員。8日上午先由張大中與翁獨健等商量好處理意見，下午再開黨團干部會進行部署，晚上又開節(jié)委會討論貫徹。11日，節(jié)委會正式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張東蓀、陸志韋的第四次檢討。

陸志韋的問題所以拖到現(xiàn)在，也主要是因為與美國人的關系。但是，陸志韋的問題多半只是教會學校與美國基督教會之間的業(yè)務問題和陸本人政治上崇美親美的問題，沒有張東蓀那樣復雜的情況。因此，按照張大中、翁獨健和黨支部已經(jīng)商定的意見，在會議上認可了陸的檢討。張東蓀的檢討則再度遭到了否決。

據(jù)相關報告稱：“會上對于張東蓀在這次檢討中不老實地暴露他和漢奸、美帝國主義勾結的事實，并把他自己的思想說成是‘雙重的自由主義’、‘沒有不動產(chǎn)的資產(chǎn)階級’、‘舊民主’等，表示不滿；特別是對于張東蓀不‘閉門思過’，反而坐著汽車，‘開門活動’，表示很氣憤。學生、職工和部分教授都提出對張東蓀要嚴加處置，職工要他‘勞動改造’，學生提出‘三?！Ｂ?、停薪、停車（以上意見我們做了解釋）。最后一致認為張東蓀的問題十分嚴重，檢討極不老實?！?sup>

當晚，燕京大學節(jié)委會召開全體師生職工大會，當面宣布對張東蓀、陸志韋問題的處理意見，決定繼續(xù)督促張東蓀交代問題。在內(nèi)部決定中，則確定燕大和北大兩校合并后，將張東蓀移交新北大繼續(xù)處理，直到交代清楚問題為止。據(jù)報，“群眾一般都接受節(jié)委會對陸志韋的意見”，但“一般表示對張東蓀很氣憤，當大會上宣布張東蓀檢討不老實時，大家都哄起來，并支起腳來看他”。

就在燕大節(jié)委會決定討論張東蓀第四次檢討書的前兩天，即1952年8月7日，梁漱溟剛剛向毛澤東代張東蓀求過情，希望了解毛的態(tài)度。關于這件事，梁漱溟是這樣回憶的：（1952年8月7日與毛澤東談話）臨末因受張東蓀之托，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稱：“他親美、懼美，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作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nèi)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的如何吧！”

但梁的這一回憶可能有誤差。因為，張東蓀此時應該并不了解內(nèi)部傳達的毛澤東關于他的問題的講話內(nèi)容，否則，張也就不會再繼續(xù)隱瞞他與王正伯的關系問題而不做交代和檢討了。類似的說法也可以在藍英年的文章中見到。

藍英年說：民盟主席張瀾這時也曾向毛澤東探詢過張東蓀的處理問題，并為此約上統(tǒng)戰(zhàn)部正副部長李維漢和徐冰一道拜見了毛。李維漢代毛講出張東蓀問題的要害：“他出賣了國家情報。”毛當場說：這樣的人，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了。但藍說，張瀾在這次談話中得知張東蓀還有一個重大情節(jié)沒有交代，即通過美國間諜王志奇向美國出賣抗美援朝的情報，隨后趕快告訴了張東蓀的夫人，這同樣也讓人懷疑。

因為，無論是梁漱溟，還是張瀾，隨后都沒有把毛澤東或李維漢所談到的涉及王正伯的間諜案問題告訴張東蓀。否則的話，張東蓀理當馬上就明白他的第四次檢討稿不僅不合格，而且非常糟糕。然而，張東蓀雖然交稿后心里直打鼓，但卻仍舊抱有某種幻想，一直希望能夠僥幸過關。當聽到節(jié)委會宣布不予通過的結論時，他明顯地缺乏思想準備。這時他才明白他的問題不是燕京的黨組織在起作用，而是上層的意志在起作用。

張東蓀在第四次檢討被否定后對助教說：“這一定不是燕京決定的，是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對我不滿意。”“三個月沒管我，現(xiàn)在忽然處理，大概掌握了我的材料?！彼笏加蚁耄胍尹h支部試探一下，又怕摸不出什么，反而更受懷疑。不得已，他連夜給接替陸志韋主管燕大工作的翁獨健寫了一封信，想請同為燕大同事的翁能夠和他當面談一下。

其函稱：“今日之會使弟十分惶悚，再作檢討如何著筆，亟盼公能抽暇約期一談，俾弟得有所借助也。拜懇拜懇。弟張東蓀上?！?sup>

和黨支部商量后，翁獨健幾天后找張東蓀進行了談話。翁的意見很明確，張東蓀必須要交代清楚的主要問題，是與美帝國主義的關系問題，總是這樣擠牙膏式的交代問題是得不到政府原諒的。

經(jīng)過這次談話，張東蓀終于了解到了問題所在。事后，他甚至主動和助教談到了自己和美國外交人員來往的一些在第四次檢討中沒有講到的細節(jié)。說1949年柯樂博常來找他，但把汽車放在別的地方；說有一次柯樂博拿著一批機器訂貨單來探他的意思；說柯樂博也找過張瀾、羅隆基。他特別講到了自己的恐懼，說他怕政府懷疑，不敢向政府報告這些情況。并且說他一直怕共產(chǎn)黨，特別是看到東歐各新民主主義政府清洗資產(chǎn)階級，生怕自己也會遭此風險，想不到現(xiàn)在果然就搞出來了。

與翁獨健談話后，張東蓀把自己關在家里開始重新寫檢討。但是，要不要交代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問題，特別是通過王正伯想要聯(lián)系美國政府，還透露了政府機密的問題，張東蓀一時間還是猶豫不決，反反復復下不了決心。因此，第五稿總共不過六千多字，他竟寫了二十天之久。

9月6日，張東蓀向節(jié)委會送上了第五次書面檢討。由于他終于把自己與王正伯的關系問題交代出來，張一家人都極度不安。他太太對親友表示：“以前張大中說張東蓀的大頭在后面時，張東蓀不敢交代，怕受處分，這一次都交代了，可能要受處分。”

張東蓀的第五次檢討主要只集中講了一個問題，就是與王正伯的關系問題。他開篇即說明：

他的檢討分為“事實”、“動機及思想”、“補充交代”和“總結”四個部分。

我在第四次檢討中交代了我和美帝的關系，但卻故意隱瞞了一個主要的事實，一來我以為檢討的主要是思想問題，因此我便借此把它隱瞞；二來我當時存有極大的顧慮，生怕受到處分，因此就不敢暴露。交了檢討之后，我的心中始終還是苦痛，不感輕快。現(xiàn)在我明白不徹底交代就是對政府不信任，只有坦白徹底才能重新做人。所以現(xiàn)在我有勇氣下決心交代問題。

在“事實”部分，他說明：“這個事實是我與一個美帝特務往來，這個人就是王志奇，又叫王正伯?！彼f明他認識王是在抗戰(zhàn)中，王一直很有錢，各方面關系很多，戰(zhàn)后王還資助他辦過一份報紙。1949年以后王開始做出口買賣，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王從天津來北京，說是與美國人發(fā)生了關系，說美國正在布置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在這種情況下，他以為世界大戰(zhàn)必起，想要利用王和美國取得聯(lián)系，轉(zhuǎn)達他的一些想法。為了“讓王知道我的神通廣大，有前途，使他對我有期待”，因而給了王一個經(jīng)過勾畫的政協(xié)委員名單，并向王透露了政府預算的一些數(shù)字。后來，知道政府決心要出兵，他就通知王趕快走掉。1951年春末王又來北京見他，他怕受王牽連，見了一面就再沒有和王接觸過了。

在“動機及思想”部分，他解釋說：

我明知他是一個美帝的特務而還和他往來，當然有一個動機與思想根源的。我主觀上始終認為大戰(zhàn)必起，所以一聽王志奇的話即認為與我一向的擔憂相合，我并且認為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全球大半毀滅，因為我迷信現(xiàn)代殺人武器的力量太大，而我們陣營雖以和平為號召，但我仍荒謬地認為事實上一個問題也沒有解決，只是走向戰(zhàn)爭。我感覺到人類前途極為危險，在這樣尖銳斗爭的世界中，我這樣不愛斗爭的人，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同時我自解放以來，覺到處處被動，沒有自由（舊民主主義的），十分苦悶。我雖想退在學校專教書，但教書也成了困難。在這樣極端苦悶之中，我聽了王志奇的話，同時證實了我的老看法，我遂勾引起政治野心，我知道中間路線在現(xiàn)在已成過去，將來或可能復活，向政府方面我不敢再提對美應該緩和的話，但不妨冒險向美帝方面表示一下。

在“補充交代”中，他主要交代了在第四次檢討中沒有講到的與司徒雷登、柯樂博及司徒雷登中文秘書傅涇波之間往來的一些情況。

他的“總結”是：

明知王志奇是特務而和他往來，為了要他替我向美帝傳達意見而供給他以情報。發(fā)生這樣問題的總禍根是由于我抱定中間路線在將來可以再現(xiàn)的迷夢，認定大戰(zhàn)必起，同時又存在恐蘇與反蘇的思想……只想消極下來，留出身份以便將來活動。

講到自己所以不敢老老實實地把這件事和動機交代清楚的原因時，他的解釋是：最初誤解了三反的意思，“以為三反單純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白隽巳螜z討以后，我才想到要交代這個問題。但我害怕，我妻尤其害怕。我怕失去了地位與名譽，我怕受處分，我又怕群眾責備，我也怕從此與黨失去了關系，因此我想隱瞞起來這件事?！?/p>

他保證說：“我這次坦白已將所有事情暴露清楚（除小節(jié)記不清楚外），決無保留”了。說自己“以政府人員身份泄露國家機密，則我應請求予以應得的處分”，爭取“重新做人，再取得黨與政府的信任”。

最后他說：“我得此教訓雖在暮年，然深到刻骨”，故終于認識到過去以為要人檢討“是控制思想，破壞人權”，是資產(chǎn)階級的觀點?！艾F(xiàn)在我大覺悟，知道非此不能使有錯誤的人暴露其錯誤……改過自新?！?sup>

張東蓀第五次檢討是否像他自己所講的，毫無保留了，肯定是大可懷疑的。對此，只要將其第四、五兩次檢討涉及與美國外交人員往來情況的交代內(nèi)容，與已經(jīng)公布的美國外交文件中相關內(nèi)容稍加對照，即可了解一二。從美國外交文件中可知，張東蓀向美國人透露新政府內(nèi)部信息，如透露政協(xié)代表內(nèi)定名額分配及構成之類信息的情況，早在1949年新政協(xié)籌備期間就已經(jīng)發(fā)生過。張在檢討中只交待了1950年他向王正伯透露的兩條信息的情況，對此前與美國外交人員接觸的一些具體內(nèi)容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講的情況明顯與美國外交人員電報上說的情況出入很大。比如，張東蓀在檢討中強調(diào)說他曾屢次拒絕司徒雷登或柯樂博委托或要求的事情，比較美國外交人員電報中記述的情況，顯然大不相同。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那樣一種政治高壓的態(tài)勢下，結合以東歐國家接連出現(xiàn)斯蘭斯基被判刑或處決之類的所謂內(nèi)奸案例的刺激，張東蓀最終也不敢真正無保留地交代他與美國人講過或透露過些什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中共相關部門當年也無法從美國方面獲得任何資料用以印證張東蓀的說法。張東蓀第五次檢討上交后，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即小范圍報送給了中央領導人，并分發(fā)給了民盟高層。10月間，統(tǒng)戰(zhàn)部又將張的檢討摘要分發(fā)給各黨派團體的領導機關。民盟在此基礎上馬上成立了張東蓀問題的專案審查小組。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張東蓀的這次檢討像他自己所保證的那樣是再無保留了。統(tǒng)戰(zhàn)部11月下旬進一步擴大發(fā)送張檢討范圍時曾明確地表示過中共中央的這一看法和后續(xù)處理意見。其通知說：

張在此檢討書內(nèi)講了一點勾結美蔣、出賣國家機密的罪行，但未徹底坦白。民主同盟召開了中常委擴大會議，議決“撤銷張東蓀在盟內(nèi)一切職務，令其徹底交代，聽候處理”。并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專案審查。在令張繼續(xù)坦白過程中，不公布他的材料，民盟除向其北京市支部傳達外，亦不向其他地方組織作正式傳達。張的檢討書，我們已印發(fā)黨、政、軍、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高級負責人。黨內(nèi)同志收到此項文件，只供內(nèi)部掌握，遇到黨外人士談及時有所根據(jù)，但不要外傳，更不可公開發(fā)布。對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現(xiàn)在尚未傳達，亦未分發(fā)，故暫時不必故意推動他們討論。

十、“叛國”案的嚴重后果

考慮到張東蓀案尚未公開，張身為政府領導人的職務亦未明令撤銷，因此，燕京大學歸并北京大學后，北大校方無論對張個人有什么看法，除了因為搬遷校園后住房緊張，不得不要求張讓出一半住房外，無權改變張原有各種待遇。11月初，教育部派人到北大了解張東蓀等人的生活情況后即通報說：張現(xiàn)留北大哲學系，不能開課，薪金照發(fā)，只是原住房子比較大也比較好，這次院系調(diào)整，因為房子不夠住，大家都要擠，所以把他的房子分出一半給了另一教授住。政府給他的一部汽車，群眾要求撤銷，學校沒有同意。這次評薪，為了照顧他，也沒有把他的薪金拿到群眾中去評。

因為改變張東蓀的住房不在上級部門的指示范圍內(nèi)，因此，北京市委得知這一情況后還專門指示北大黨委了解原因并匯報擅行改變張住房后張東蓀本人的情況。據(jù)此，11月24日，北大總務長助理專門去了張家，當面詢問情況。張東蓀自然不能表示不滿，他的答復很委婉，說：“房子很滿意，將來如果有條件時，希望能一個人住一所房子，現(xiàn)在兩家住在一起，也非常好?！北贝簏h委在匯報了上述情況的同時，亦向市委提出，張東蓀在燕大薪水原為一百七十萬元，但作為政府委員，這筆錢尚未達到應有的標準，不足之數(shù)是否由中央政府發(fā)給？因為北大方面不了解張東蓀現(xiàn)在從中央政府方面有無獲得補助，是否可請市委到中央政府查一下？

根據(jù)市委了解到的上述情況，彭真于12月11日一并將包括張東蓀生活情況在內(nèi)的有關問題上報給了周恩來和毛澤東。

雖然民盟成立了專案組，繼續(xù)調(diào)查張的問題，但對張東蓀的第五次檢討也只在小范圍進行了揭批，沒有再開大會批判。年底，民盟對張東蓀問題的追查事實上也已告一段落，除決定開除盟籍外，亦征求了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意見，未再建議做其他懲罰。

中共中央對張東蓀問題的最終看法，基本上反映在1953年3月周恩來對民革代表的一段講話里。周說：

民盟出了個張東蓀，他在解放后還供給美國情報，這件事是不可饒恕的……張東蓀在解放前與美、日、蔣、共四方面都有聯(lián)系，有人說他是“押四寶”。過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這些活動就不可饒恕了。說毛主席厚道，共產(chǎn)黨寬大，這是對好人、對能改過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對敵人寬大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張東蓀事件應引起嚴重注意。

由于“中央對其罪惡行為不擬作刑事處理”，張東蓀也就得以留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被養(yǎng)了起來。而進入1953年以后，張東蓀的心態(tài)已經(jīng)比較放松了。他很清楚他的政府委員肯定是做不成了。這一年中共中央宣布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張東蓀馬上就意識到政府取消他的政府委員職務的時機到了。張?zhí)透嬖V張東蓀的朋友說：“因為要撤掉（張東蓀的職務）是要開會的，改組（政府）自然而然就改組掉了。并且有人告訴我們，東蓀的問題會一直拖到改組（政府）?！睆垨|蓀還是和過去一樣熱心于做政治上的預估，他評論說：“這次固然我有問題，但是其他的一些人恐怕也要下來?！?sup>而他沒有想到的是，他雖然早就對丟掉政府委員職務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了，政府這次召開全國人大竟然還正經(jīng)八百地搞起了普選，而有沒有選民資格，遠比會不會丟掉政府委員職務更讓自己和家人感到緊張。

1953年秋末，海淀區(qū)開始登記選民。張東蓀全家反復研究選民資格的相關政府文件，認為張并未被政府明令剝奪選舉權，因此是符合選民資格的。雖然全家人都擔心去登記可能會引起很大爭議，但大兒子張宗炳還是認為不去登記更是等于承認自己有罪，自己就把自己擺在了被剝奪了選民權的位置上。張?zhí)灿X得“沒有選舉權很不光彩”。張東蓀也認為，自己并沒有被政府宣布管制，應該有資格參加選舉。因此，雖然心懷忐忑，他還是在太太的陪同下去選民登記站登了記。因為擔心得不到選民資格，張?zhí)€兩三次去找代理系務的洪謙副教授，請其幫助張講講話。

1954年元旦剛過，符合選民資格的名單即張榜公布出來了，張東蓀的名字赫然在列。知道消息后，張東蓀很高興，對人說：“這次選舉真民主，比資產(chǎn)階級的還好?！比欢吹綇垨|蓀的名字上了選民榜，馬上就在北大教授群里炸開了鍋。大家議論紛紛，表示強烈不滿。歷史系教授周一良聲稱：“我早已控告他了，怎么還有他的名字？”哲學系教授馮友蘭提出應該將張東蓀從教職工工會和中國哲學研究會中開除，并撤銷張的教授職位。數(shù)學系教授吳光磊斥責北大選舉工作組嚴重失職。圖書館館長向達聲稱：“別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勞動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志愿軍出國秘密，怕早已魂歸天外了?！?/p>

北京市普選工作委員會在1月4日的普選情況通報中記述稱：

選民小組開會時，教授們都非常氣憤，罵張“竟想混進我們的隊伍”！“恬不知恥！”一致提出要“分清敵我”，“剝奪張東蓀的選舉權”！有些中間教授并檢討了自己對張的選舉權曾抱自由主義態(tài)度是“思想麻痹”，“缺乏當家作主精神”。只有賀麟（曾被管制）表示“事實如此，非常痛心”，但立即遭到駁斥?，F(xiàn)已有二十多名教員向選舉工作組控告張的罪行。

張東蓀也去參加了選民小組會，因受到與會者圍攻，據(jù)說“時而以手遮目，時而抬頭漠視室內(nèi)書架，神態(tài)頗為不耐煩”。輪到他說話時，則說：“我本來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參加選舉，我對自己過去的罪行感到非常懺悔，我登記參加選舉是為了表示擁護政府，現(xiàn)在既然知道我不應該參加，那就不參加了?！睍h休息時，張即離開了會場。

兩天后，即1月6日下午，海淀區(qū)選舉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受理要求剝奪張東蓀選舉權的檢舉案件。張東蓀原不打算參加，但住在隔壁的原燕京大學的老同事孫瑞芹一向和他關系不錯，勸他還是去參加的好。孫的意見是，一方面表明愿意接受批評的態(tài)度，一方面干脆到會上去表示愿“辭去政府委員的薪金”，爭取主動。張東蓀雖然不同意現(xiàn)在就主動辭去政府委員薪金，卻還是硬著頭皮去參加了會議。

據(jù)委員會整理的會議簡報講述當天會議情形稱：

馮友蘭、高名凱、吳達元等十余人代表北大八十余名檢舉人出席控訴。張東蓀由其妻陪同到場，情緒緊張，手有些抖。為免于雙方對質(zhì)造成緊張局面，在會議進行約半小時后，宣布休會，令張暫退場，張亦知趣，并要求單獨和區(qū)選委會主席談，不在群眾面前交代。在所有檢舉人代表控訴完畢離去后，張進場交代稱：“群眾所提的基本上是事實?！础械臋z討已送中央，因為不徹底，政府叫我在北大改造；既是改造，就不能不是人民。在選民登記時，我想，如不去登記，就等于承認自己是不可改造的人，那我就對不起政府，當時心里很躊躇，看了選舉法，應該是貪污被剝奪選舉權的才不給選舉權，于是我就登記了?，F(xiàn)在群眾提出來了，對我更是很好的教育。既然群眾是這樣，我也只能聽從群眾的意見?！?sup>

從會上回到家里，張東蓀告訴家人說，會上北大的人罵得很厲害，“自己學哲學，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北大、清華教授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們，因此結了怨，一犯錯誤就都來了”。張?zhí)虼藟毫艽?，一個勁兒埋怨兒子張宗炳當初不該勸父親去登記，惹出這么大麻煩來。同時，她又請自己的姐妹，即時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治委員會委員的藍公武的弟媳，去藍公武處說明眼下的情況。藍要她轉(zhuǎn)告張說：“張的選舉權問題，市選舉委員會無權決定，要更高級才能決定。至于張是否要辭政府委員的薪水問題，目前尚不宜動?！?/p>

幾天后，市選舉委員會通知張東蓀，由于張的選民資格受到廣泛質(zhì)疑，張目前不能參加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活動。接到通知后，張的情緒自然不好，但也無可奈何，稱：“實在要剝奪選舉權，也沒有法子”，“只好等著瞧”。

事情最后也確是張東蓀預計的那樣了結的：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張東蓀等一批被認定有問題或表現(xiàn)不佳的民主人士，通過新的人大選舉，徹底被排除在新政府的名單之外了。只是，張東蓀因為想要獲得一紙選民資格，反倒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成了北大教授的眾矢之的，最后導致自己不僅沒有取得選民資格，反而在事實上成了沒有管制處分的被管制分子。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發(fā)起人之一，張東蓀過去的朋友，時任民革中央委員的許寶骙評論說：張這事辦得太不聰明，雖未被管制，但應以被管制者自處，應否參加選舉應先去請示黨員或黨委，冒冒失失去，自然會有人檢舉，并說：“以張的處境，不管心里如何，總須用沉痛深自責備的態(tài)度，事事請示領導，如果自認沒有問題，焉能不糟。共產(chǎn)黨的警惕性是很高的?！?sup>

有關張東蓀最后的出路，看來還是經(jīng)過了一個相當長時間才最后定下來。梁漱溟和藍英年的說法或可參考。梁寫道：后來，按照上面的要求，“張寫出自己檢討文送主席閱看，主席不滿意，囑其再寫。張第二次寫來，仍未獲準。第三次他所寫的幸得諒許。于是既不加罪，且給予中央文史館待遇，每月生活費百元云”。和張家關系密切的藍公武之子藍英年也有如此說法。他說：張東蓀后來被清出北大，工資關系轉(zhuǎn)到北京市文史館去了，只是一家仍住在北大朗潤園。反右運動結束后才不得不搬到北大東門外大城坊37號一座大雜院里去了。

十一、對張東蓀涉案原因的簡單討論

由上可知，筆者對戴書圍繞張東蓀案的分析和觀點不甚贊同。以下約略說明筆者的看法。

首先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不管是張東蓀，還是其他抱有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進入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中國之后，他們的思想或命運，或遲或早，或主動，或被動，會發(fā)生轉(zhuǎn)折，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張東蓀并無多少特別之處。

張東蓀特別，是因為他政治上的大起大落。無論他歷史上與中共有過怎樣的矛盾沖突，中共新政府成立之初即向他敞開了大門，他曾獲得過十分特殊的待遇和地位，這顯示中共方面最初對他確曾相當重視。如果說曾經(jīng)殺過不少共產(chǎn)黨人的李濟深等都能在中共政權的政治高位上被“統(tǒng)戰(zhàn)”到底，如無特殊原因，張東蓀未必會在中共建國初就被挑出來作為打擊對象。張東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顯然不同于1949年以后一些民主人士或中共黨的領導人大起大落的情況。中共所以很快和張東蓀翻臉，既不是因為張的政治歷史問題，也不是因為雙方在政策、制度、權力、人事等方面公開碰撞造成的。張東蓀1949年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拋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方面的原因，而是與他獨特的個性與觀念密切相關的。由于個性與觀念使然，身為中國人卻研究西方哲學的張東蓀，到底脫不開“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教化。誠如唐君毅評價張東蓀的老友張君勱時所說的，他們本質(zhì)上都是中國古代的那種“國士”或曰“天下士”，抱負心極大?！巴藙t為學術，授徒講學，著書立說；進則從政，治國平天下?！?sup>因為有著強烈的抱負心，再加上個性固執(zhí)，張東蓀竟在救國心的推動下，意外地陷入到“叛國”的事件中去了。

張東蓀案所以會引發(fā)許多討論，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于這個“叛國”的罪名。張東蓀無意叛國，而且有心救國，這在今天學界中相信已能形成較多共識。但是，近年來，多數(shù)勇于為張洗罪者往往不敢正視張東蓀1949年后積極嘗試溝通美國政府關系的事實。談及張東蓀建國后命運轉(zhuǎn)折問題時，要么放著一手資料不用，另找二手資料來強調(diào)張在與美國人關系問題上的無辜與不幸；要么簡單地從同情的立場出發(fā)，將大量理應用來還原或重建當時歷史真實的文獻史料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做削足適履式的運用，對與觀點不合的材料視若無睹。如此研究的結果，不僅張東蓀和美國人的關系問題，就連張東蓀因此在思想改造運動過程中被批判斗爭不得不痛苦掙扎、反復交代的過程，也被演繹得離事實越來越遠了。

其實，戴書對張東蓀曾寄希望于說服美國政府同情新政權，因而努力嘗試保持與美國人的關系這一情況，也是承認的。只不過，書中認為這多半是張東蓀因為信息不暢，政治判斷上一度陷于“弱智”的表現(xiàn)，稱：“只能說，通往外界的大門砰地關上，對那些將資訊當做空氣、當做水一樣不可離之須臾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說給憋傻了，也真給逼急了?！?sup>但這種結論恐怕未必妥當。

首先，對于熱衷于政治分析的張東蓀來說，各種資訊來源的中斷當然會對他準確認識形勢造成麻煩，但這并不等于說張東蓀就會失去正常判斷問題的能力。事實上，即使從種種片斷的、零散的信息中間，張東蓀無論在案發(fā)前，還是案發(fā)后，都還是經(jīng)常會做出一些事后證明很準確的形勢分析。如1954年6月聽了關于日內(nèi)瓦會議報告的傳達后，張就表示說：“對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前途的估計很對，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很困難，因戰(zhàn)線是犬牙交錯的，不像朝鮮有條三八線，所以即使停戰(zhàn)了，再發(fā)生沖突的可能性也很大?！?sup>事后的情況證明，他的這一判斷就相當準確。

其次，資訊的缺乏并不會使所有熱心于政治的知識分子都變得弱智，對此可以拿羅隆基來做一個對比。羅隆基不僅同樣是知識分子，而且是政治學家，長年從事政治研究和政治活動，其熱心國事的熱情也不輸于張東蓀。如果說與美國外交人員的交往，羅隆基早在抗戰(zhàn)年間就已經(jīng)開始了，在戰(zhàn)后直至1949年夏天來到北平前，他與美國人交往的頻度遠勝過張東蓀。因此，1949年底，在中共中央安全部門眼里，羅隆基也遠比張東蓀更具危險性。然而，同樣欠缺“資訊”，同樣處于高壓之下，羅隆基卻知道適可而止。從上海來北京后，除了在張東蓀引導下在張兒子家見過柯樂博一次外，羅即再不曾直接與美國外交人員接觸過。進入到1950年，羅連間接與美國外交人員之間的聯(lián)系也停止了。正是因為羅隆基有如此表現(xiàn)，他里通美國的嫌疑逐漸被取消了。在這一波“三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中，他甚至得到了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的特許，免于就最易惹出爭議來的他過去與美國人關系問題進行檢討和交代。故就連羅隆基后來都明白地對張東蓀的做法表示過不解和反感。

羅隆基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只要讀一下葉篤義的一段回憶和他對二人區(qū)別的觀感，就應該能了解其中之一二了。葉回憶說：

羅隆基注重人事安排，而張東蓀卻不感興趣。他對政府和國家中的名位都無所謂，而想的是可能變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羅隆基經(jīng)常公開罵美國，而張東蓀從來不敢這樣做。張東蓀對羅隆基說：“燕京大學罵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會知道?！绷_隆基說：“我們已經(jīng)搭上了共產(chǎn)黨這條船，不論它是賊船或者是諾亞方舟，我們只有跟到底，不能想變天。一旦真的變了天，左舜生（青年黨領導人——引者）、蔣勻田（民社黨領導人——引者）這班人回來也會殺我們頭的?！?sup>

如實解讀張東蓀在當年政治高壓下態(tài)度及思想變動的情況，對理解當年眾多知識分子的思想轉(zhuǎn)變和政治高壓下的生存狀態(tài)，是十分重要的。除了陳寅恪因為身體原因和中共領導人特殊關照，在歷次運動中沒有經(jīng)歷向群眾反復檢討思想和交代歷史的屈辱外，迄今為止，我們幾乎找不到當年留在中國大陸的著名知識分子，還有誰曾經(jīng)在這一運動中寧折不彎，靠抗爭渡過了這一關。幾乎所有著名知識分子，當年或真心、或違心，都經(jīng)歷過被迫檢討交代自己政治歷史和檢討批判自己政治及學術思想的情況。即使我們今天通過日記可以了解到內(nèi)心里從來沒有屈服過的吳宓，當年也一樣公開發(fā)表過檢討文章，并且在校內(nèi)做過各種“自我批評”和歷史交代。因為沒經(jīng)歷過，因為自尊，因為害怕，因為想不通，甚或因為講不清楚有些歷史問題等種種原因，許多人的檢討交代都經(jīng)歷過類似張東蓀那樣的擠牙膏和反復。運動組織者眼中平時表現(xiàn)較好或有特殊用處的知識分子，通常會被保護過關，不用遭受太過難堪的檢舉揭發(fā)和學生同事面對面的批判訓斥。而像各學校、各單位的重點斗爭對象，因為和張東蓀一樣過去有過比較復雜的政治歷史問題或反共表現(xiàn)，不少也都經(jīng)歷過和張東蓀一樣從心存僥幸到違心屈就，從一點點擠牙膏到痛心疾首地向群眾“和盤托出”、低頭認罪的過程。如果今天的歷史研究抹去了這一部分史實，我們想要做的任何一種歷史辯白，不僅將徒勞無功，而且可能還會適得其反。因為，我們不尊重歷史真實的話，也就發(fā)現(xiàn)不了歷史真相。

有關這一點，我們很容易從當今關于張東蓀案的各種猜測與推論中看出來。

比如，今天不少學者都讀到過張東蓀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文字，知道張自己對自己的問題做過怎樣的解讀。但是，卻幾乎沒有人對張如何一步步交代認錯的情況及原因做過分析和說明，更談不到客觀描述張及其家人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高壓下恐懼、慌亂與不得不投降認罪的過程了。給人印象，當時用抗爭的方法也能實現(xiàn)自我救贖似的。

比如，今天多數(shù)學者都很容易讀到美國外交文件中那些涉及張東蓀與美國外交人員往來經(jīng)過及其談話內(nèi)容的電報檔案。理論上，只要認真讀過電報披露的張東蓀1949—1950年間他自己或透過他兒子張宗炳講的那些話，就不難了解張東蓀這段時間在想什么，他想要實現(xiàn)什么。然而，即便存在著許多檔案資料可以查閱，還是會有不少人相信，愛國如張東蓀者，是不可能主動泄露國家機密的。

又比如，只要依據(jù)常情常理，就不難了解，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已成敵國，中共高層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蠢到要透過張東蓀這樣一介書生，經(jīng)過像王正伯這樣毫無根基的小商人，去游說美國政府。然而，有研究者卻相信存在這種可能。一些看出此一邏輯破綻的研究者，則轉(zhuǎn)而走向另外兩個極端，要么相信：王正伯其實是北京市公安局布的誘餌，“奉公安局之命前來”引誘張犯下出賣情報的“賣國罪行”；要么相信：張東蓀的背后一定是“受到別人的指使、暗示或鼓勵”。而這個幕后指使、暗示或鼓勵者，“只有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才有資格”。

張東蓀案中最讓人難以理解，并最容易讓研究者想入非非的，就是張東蓀和王正伯這樣一個近乎騙子之間的關系。正像有學者所說，“以張的經(jīng)驗和學識，這樣一個事關重大而有高度風險的行動”，他怎么可能會如此輕率、盲目、不近情理地去求助于這樣一個毫不靠譜的小商人呢？

其實，在相關資料還不夠充分的情況下，歷史研究大可不必去鉆牛角尖，硬要去猜測王正伯的背景或使命。既然我們研究的對象是張東蓀，那么，即使退一萬步，就算是公安局暗設陷阱，或就算是中共高層有暗示、鼓勵，“以張的經(jīng)驗和學識”，通過這樣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身份關系難以證實，且多次因欠款或其他原因犯案被捕的小商人來溝通美國政府，傳遞機密信息，他看不出有多荒謬和多危險嗎？同樣有心于此的羅隆基沒有出此下策，比張東蓀與王正伯來往還要密切的張申府、劉清揚夫婦也沒有跌入這樣的陷阱，為何偏偏張東蓀會自陷其中且不知自拔？很顯然，在張東蓀問題上與其費心去猜測求證北京市公安局如何如何，中共高層如何如何，遠不如在張東蓀身上多找找原因。

有關張東蓀緣何遭遇“叛國”罪而落難的原因，近幾年有大量的文章著作做過分析和推測。幾乎所有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引用或照抄了張東蓀第五次檢討書的某些內(nèi)容，但很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分析和推測都有意無意地省略或抹去了張東蓀自己對自己的問題原由所做的解剖和說明。對于自己所以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張東蓀在他的檢討中有過很直白的檢討和反省，其實很值得重視。他寫道：

我自始至終在思想上總想中共與美國合作，從舊政協(xié)我托陳瑾昆帶信給毛主席起，一直到解放后一面倒宣言宣布以后，我仍固執(zhí)己見，以為第三次大戰(zhàn)之后，或許還能實現(xiàn)我的理想。所以先經(jīng)由王（正伯）與柯（樂博）作一些伏線，以便再做中共與美國拉攏妥協(xié)的工作。我始終沒有想到倒在美帝一邊去，我也決無推翻我們政權的心，所以群眾說我腳踏兩只船，是完全正確的。屆時如能時局演變上有需要容許我出來呼吁，甚至叫我奔走，我是極愿意去做的。為了留出身份去做此事，所以，我在解放后一直避免參加反美的大會，能不參加就不參加。我也知道這件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不過我已近七十歲了，身體又壞，別無他求。所以如將來果真時機來到，我就去做這樣的妥協(xié)工作。由于我錯誤地認為時局一變，共產(chǎn)黨也會有相當適應，于是一方面為了可以使中間路線重現(xiàn)，另一方面?zhèn)€人可以出風頭，尤其我認為和平解放北京是我一生的一件大事，我還準備在國際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倘能有這樣的情形，便成為我晚年的一大成就。

概括張東蓀歷次檢討提到的問題原因，也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幾方面思想的影響確實在起作用：

（一）政治上總想起大作用，做大成就，因而總想能夠拉起自己的隊伍來。

（二）始終認為中共在美蘇之間的選擇是錯的，想要抓住美國不放，將來機會到來時可以改變現(xiàn)狀。

（三）一直迷信美國，迷信美國的新武器，相信戰(zhàn)爭打起來，美國必定會戰(zhàn)勝。

（四）害怕戰(zhàn)后蔣介石會回來，相信蔣介石回來自己這樣的人就是有美國托庇也沒有用，因此一定要設法阻止蔣回來。

（五）政治上對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沒有自由和民主感到極端苦悶，相信中國必須要走中間路線，急于想讓美國方面了解，中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士在這方面可以起作用。

由上不難看出，張東蓀的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新中國政治外交上絕對不應也不能和強大的美國對抗，否則美國人終會取勝，結果蔣介石國民黨一定會殺回來。即使為了所有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也一定要推動中國與美國和好，“設法阻止蔣回來”。

當然，從張東蓀個人性格、能力的角度，還有一點也不應忽視，這就是張的好友俞頌華曾經(jīng)特別強調(diào)過的張的個性和他在政治上的處事能力問題。

俞頌華對張東蓀的學問、人品稱贊有加，但對張東蓀一生熱心于政治的做法，卻不以為然。他很委婉，卻是非?？隙ǖ貙懙溃簭垨|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參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不可能的”。

俞頌華對張東蓀的這段評論，可謂有知人之明。這當然不僅僅是張東蓀個人的問題，恐怕也是許多有張東蓀同樣個性的知識分子永遠都難以克服的認識死角。早在1918年12月底，幾度熱心政治卻幾度挫敗的梁啟超，就曾以自身經(jīng)歷“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梁“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后決然舍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梁自以為這番告誡可以使張東蓀等“換了一個新生命”，再不致重蹈他的覆轍了。殊不知，梁自己就未能做到，1927年廣東政府北伐期間再度出來大發(fā)議論，甚至想要直接幫助北方政府，張東蓀以后自然也是越來越癡迷于政治，他同樣對自己在政治上的見識能力頗為自得。明明不適宜做政治的工作，張東蓀卻總以為自己在政治上可以立大功。他之所以會對參與北平和談這件事如此看重和驕傲，正是這樣一種心理的反映。甚至，因為他自認為成就了和平解放北平這樣一件大事，因此他內(nèi)心里“還準備在國際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

直到晚年，張東蓀都沒有能夠完全明白自己在1950年代初遭遇的這段人生波折的問題所在。他有檢討，但未必服氣。其1960年有詩曰：

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

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變成白話文，其實就是說：自己一介書生，清狂孤傲確會誤事，但心總是為國家好的。

據(jù)說，就在他病重且不久人世之際，1972年2月中美兩國發(fā)表了標志著打開中美建交之門的《上海公報》。躺在病床上的他得到這個消息后，講了四個字：“還是我對”。

這很符合張東蓀的性格。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397—400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6頁。

見宋云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0頁；龐松：《共和國年輪·一九四九》，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37—439頁。

王仲方：《我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會》，《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轉(zhuǎn)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36—437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1—6、405—419頁。

有代表性的觀點，可參見《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的批語》，1952年4月21日，注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22頁）；朱振才：《張東蓀出賣情報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千家駒：《七十年的經(jīng)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yè)有限公司，1992年；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謝泳：《再說張東蓀》，收于《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等等。因歷年來這方面的討論極多，網(wǎng)絡上更是意見紛紜，故這里恕不一一注明其他各家觀點之出處。

張東蓀的正式罪名，向未公開宣布?！拔母铩焙笾泄仓醒虢y(tǒng)戰(zhàn)部的“結論”意見是：“張東蓀是特務分子，叛國罪證確鑿，罪行嚴重。”（轉(zhuǎn)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31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的說法只是“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見該書第422頁）

陰差陽錯說，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該書稱：“最有可能是，在毛澤東的知情下，由周恩來向張作出某種暗示，使熱衷于改善中美關系的張東蓀欣然付諸行動?！薄翱上ш幉铌栧e，這項絕密行動竟被自己的公安部門誤認為是重大叛國案，一時間事情鬧大了，不知如何收場。好在最后毛先生發(fā)了話，也就沒有人敢再追究下去。張東蓀自然知道分寸，沒有把全部內(nèi)情抖出來，內(nèi)心依然不服氣。事情如果真的如此，則一切疑團都得以解答?！保ǖ?80頁）

政治報復說，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1—6、405—419、438—439頁。

其他較典型且有文字留世可證明的個例，還可以舉出同為民盟骨干的周鯨文，1958年逃離大陸，出版有回憶錄《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59年）；農(nóng)民黨創(chuàng)辦人董時進，1950年離開大陸，著有《共區(qū)回憶》（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我認識了共產(chǎn)黨》（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年）等；陳寒波，1951年逃出，著有《今日北平》（香港：亞洲出版社，1952年）、《我怎樣當著毛澤東的特務》（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燕京大學副教授巫寧坤，“文革”后離開大陸，著有回憶錄《一滴淚》（臺北：遠景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2年）；等等。另，《吳宓日記續(xù)編》第1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及宋云彬的《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也都提供了一些這方面的信息。

今天筆者所見這方面做得較好的一個案例，是許紀霖的《走出閣樓以后》。但金岳霖還不是屬于那種進入新中國后思想情緒十分糾結的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謝泳和傅國涌的研究成果較多，包括對儲安平以及張東蓀都有研究。這些研究展示了作者的關懷，唯因研究角度與材料限制，似均未能深入。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100頁。

戴晴最早披露《圍城題記》的文章，應為《圍城解紐：從一幅“橫聯(lián)”說起》，載《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27—429、432頁。

彭澤湘曾任農(nóng)工黨前身組織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組織委員會書記，1940年底因誓詞問題脫黨。相關情況參見《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黨員讀本》，轉(zhuǎn)見中國農(nóng)工民主黨網(wǎng)站，http://www.ngd.org.cn/gs/3660.htm；楊力：《抗戰(zhàn)時期的農(nóng)工民主黨》，轉(zhuǎn)見http://www.cqngd.org.cn/news.php？no=20070928114352。

給彭澤湘電是毛以聶榮臻名義寫的，內(nèi)中提到了彭澤湘兩信的時間，稱：“符老先生帶來虞寒兩日大示收到，當即轉(zhuǎn)呈上峰?！薄睹珴蓶|致蕭明同志電》，1948年11月19日；《毛澤東致林、羅、劉電》，1948年11月18日，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392—393頁。

抗戰(zhàn)勝利后傅曾兩致公開信給毛澤東，勸告中共放棄武力奪權企圖和內(nèi)戰(zhàn)方針。見傅作義：《致毛澤東的公開信》，《中央日報》1945年10月24日；《致毛澤東的公開信》，《中央日報》1946年9月21日。

《軍委關于東北大軍入關作戰(zhàn)計劃必須適時決定給林羅劉并告程黃、楊羅耿電》，1948年11月26日，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第401頁。

北平地下黨這時分有工委、平委和學委等不同的委員會，分片領導各方面的地下支部。負責做學校等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工作的地下學委，又分南系學委和北系學委，雙方互不隸屬。南系學委是抗戰(zhàn)時南遷各校中的中共地下組織戰(zhàn)后返回北平后的領導機關，但由中共上海局領導，與一直在北平工作的北系學委仍屬不同系統(tǒng)。李即在南系學委領導下工作。

《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zhuǎn)報第十一縱隊關于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12月16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zhàn)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

參見崔月犁：《憶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和平解放北平》，《紅旗飄飄》第27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09—122頁。

《軍委關于與傅作義談判原則與策略給林羅劉的指示》，1948年12月16日。

《軍委關于與傅作義侯鏡如等談判的方針致聶并告林羅劉電》，1948年12月19日。

轉(zhuǎn)見張新吾：《傅作義一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第315頁；王樹增：《解放戰(zhàn)爭》（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450頁。

參見《軍委關于同傅作義談判的基本方針致林彪電》，1949年1月7日。

《軍委關于轉(zhuǎn)告傅作義派負責代表出城談判事致林彪電》，1948年12月31日，《中央軍委關于認真進行傅作義工作致林彪電》，1949年1月1日，《平津戰(zhàn)役》，第231—232頁。

《軍委關于同傅作義談判的基本方針致林彪電》，1949年1月7日。

《軍委關于對傅作義應準備嚴正表示四點意見致林、聶電》，1949年1月7日。

《軍委關于傅方軍隊可調(diào)出平津到指定地點改編給林、聶電》，1949年1月9日。

《軍委關于對傅作義拒絕我方六點意見的對策致林、聶電》，1949年1月11日。

《軍委關于同鄧寶珊談時應痛斥傅作義所持立場致林、聶電》，1949年1月11日。

關于張東蓀秘密加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及從事策反和統(tǒng)戰(zhàn)活動，以及該組織成立和解散的經(jīng)過，可參見王昆侖、王炳南、屈武：《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史略》及附件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盟員名單》，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八十七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第1—12、26—27頁；許寶骙：《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一幕軍事活動》，《北京盟訊》，1981年3月，第29—30頁、第31頁注3。

施復亮在張東蓀文章發(fā)表一個月后，也接連發(fā)表文章提出中間路線問題。但其主張明顯不同于張東蓀，而是明言必須在國共兩黨之外，把國內(nèi)所有中間力量聯(lián)合起來，另組第三勢力，“形成強大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才能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見施復亮：《何謂中間派》，上?！段膮R報》1946年7月14日。

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張東蓀：《評共產(chǎn)黨宣言并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期，1936年2月7日。

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46年5月22日，《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

可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44—345頁。

如《張東蓀等四十余人通電反對內(nèi)戰(zhàn)電》，1946年7月16日；《張東蓀批評駐華美軍言論電》，1946年10月22日；《張東蓀認為應加強國軍反正電》，1946年11月17日；《東蓀對目前形勢的態(tài)度電》，1946年12月16日；《東蓀有日飛滬電》，1946年12月20日；《東蓀有日抵滬電》，1946年12月24日；等等。

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41—42頁。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42—43頁。

張東蓀：《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用意》，1947年3月20日，《觀察》周刊，第2卷第6期，1947年4月5日。

《毛澤東關于請張東蓀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qū)開代表會議事給劉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頁。

《中央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qū)協(xié)商召開新政協(xié)問題給滬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第149—150頁。

《毛澤東關于從平津接出張東蓀等及對他們的安排意見致劉、周、朱、任電》，1948年5月31日。

張東蓀：《紀念聞李二先生——民主與革命之關系》，《北大半月刊》第8期，1948年7月20日；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上海觀察社，1948年，第51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5頁。

《軍委關于傅方軍隊可調(diào)出平津到指定地點改編給林、聶電》，1949年1月9日。

轉(zhuǎn)見《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張志平編：《感受西柏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87—188頁。

《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費孝通：《我的這一年》，1949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5頁。

目前見到演繹出來的最長的對話見于郝在今《協(xié)商共和：1948—1949年中國黨派政治日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一書的第六章。郝在今乃一紀實文學作家，發(fā)揮想象尚可理解，但有些歷史研究著作文章也使用這類演繹的文字，就讓人不易理解了。見左玉河的文章《張東蓀與中共撲朔迷離的關系》（《黨史博覽》2001年第5期），及于化民的文章《“三大政策”：新中國外交的奠基石》（《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等。

《民盟盟員思想情況材料》，1949年2月16日。

《（民盟）工作匯報》，1949年3月31日。

《民盟分子動向》，1949年3月。

《（民盟）工作匯報》，1949年3月31日。

《國民黨中央聯(lián)秘處關于民社黨（革新派）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報告》，1947年9月15日，《黨派活動專報第五號》，1948年5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469—472、482—483頁。

《民盟內(nèi)情》，1949年3月31日。

轉(zhuǎn)見戴晴：《圍城解紐：從一幅“橫聯(lián)”說起》，《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張東蓀在1952年9月6日第五次檢討書中曾說明：“我和司徒自一九四七年以后就沒有見面，在此以前所有談話都是為了舊政協(xié)?！绷韰⒁姟恶v華大使致國務卿》，1949年4月26日，Department of State，F(xiàn)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9，Vol．VIII，pp.277-278。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22頁。

有關情況可參見葉篤義著《雖九死其猶未悔》第59—66頁內(nèi)容。另從美國外交文件中可知，葉篤義1949年1月還很詳細地告訴過美國駐上海總領館當時民盟領導人及其與中共關系的種種情況。見《上海總領館致國務卿》，1949年1月3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3-5。

《駐華大使致國務卿》，1947年1月23日，F(xiàn)RUS，1947，Vol．VII，p.22。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42—43頁。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1月11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33-34。

《駐華大使致國務卿》，1949年5月2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350。

《駐華大使致國務卿》，1949年5月2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350。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6月1、2、6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357，364，375。

參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立》，《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愛德溫·馬丁著，姜中才等譯：《抉擇與分歧——英美對共產(chǎn)黨在中國的勝利的反應》，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38—47頁。

《駐華大使致國務卿》，1949年5月2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350；《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6月1、2、6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373。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6月8、9、11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376-377，380。

即1949年6月30日擬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見《人民日報》1949年7月1日。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6月8、11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443-445。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7月1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790，794。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7月1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1248，1263，1264。

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立》，《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參見《新華月報》，1949年12月11日，1950年新年號，合訂本第620—624頁。

《國務卿致北平總領事》，1949年11月4日，《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11月18日，F(xiàn)RUS，1949，vol．VIII，pp.1004，1024，618。

柯樂博轉(zhuǎn)述張東蓀的原話大意是：“如今他自己也從不去找共產(chǎn)黨人，與他們沒有接觸，除非他們來找他?！盕RUS，1950，vol．VI，pp.327。

《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50年4月9日，F(xiàn)RUS，1950，vol．VI，pp.327-328。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07—408、412—413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08—420頁。

《駐華大使致國務卿》，1949年6月19日；《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國務卿》，1949年6月8、11日，7月18日，8月31日，9月27日，10月30日；《天津總領事斯邁思致國務卿》，1949年9月29日；FRUS，1949，vol．VIII，pp.763，790，443-445，537，513，993，542。

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立》，《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立》，《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英美外交——特務外交》，《人民日報》1949年6月24日。

見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央給南京市委及華東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

《民盟分子動向》，1949年3月。并參見朱振才：《張東蓀出賣情報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參見朱振才：《張東蓀出賣情報案》，《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李克農(nóng)和羅申關于美國偵察機關在華活動的談話》，1949年11月17日，沈志華提供蘇聯(lián)檔案譯件，SD09072。

《彭真關于張東蓀及其子張宗炳、張宗穎等與美帝關系問題給毛澤東、劉少奇的報告》，1950年3月31日。

張東蓀1952年第五次檢討材料亦提到當時的情況，說北平解放后，王正伯忽然被捕，托一個朋友要張和劉清揚設法保釋，張和劉還沒有來得及商量，“而他已經(jīng)放出來了”（《張東蓀第五次檢討》，1952年9月6日）。

崔月犁：《文革風雨磨煉》，北京崔月犁傳統(tǒng)醫(yī)學研究中心網(wǎng)站，http://www.cuiyueli.com/news/view.php？article70。

與張東蓀電臺問題恰好形成對比的，是燕大校長陸志韋解放前夕架設電臺的事情。因為在北平被圍時，陸志韋在報請附近中共軍事當局同意后，曾讓物理系助教架設了一部電臺，與美國領事館通電，并通過后者向司徒雷登匯報過燕京大學的情況。這部電臺后來很快就被拆除了。但是，1952年初思想改造運動中，陸還是因此事被揭批，要他交代泄露國家機密的罪行。參見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年，第11頁。

從張東蓀1950年初所謂自己如今“從不去找共產(chǎn)黨人，與他們沒有接觸”的說法中，或可從看出張此時的這種感受。FRUS，1950，vol．VI，pp.327．

參見《彭真關于張東蓀及其子張宗炳、張宗穎等與美帝關系問題給毛澤東、劉少奇的報告》，1950年3月31日。

中央人事部四局：《關于團結、使用京津大學教授方面幾個具體情況的報告》，1951年1月18日。

轉(zhuǎn)見《好險惡毒辣的陰謀——看羅隆基反共集團的內(nèi)幕》，《人民日報》1957年8月28日。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82—83頁。

戴書寫道：“盡管這些數(shù)字來自他參加的一些政府會議，但依照一般民主國家的標準，張教授并不覺得屬于國家機密?！贝苏f似難成立。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16—417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18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22頁。

《張東蓀第五次檢討》，1952年9月6日。

《張東蓀談話紀要》，1951年6月23日。

北京市統(tǒng)戰(zhàn)室：《張東蓀、劉王立明、羅隆基、曾昭掄、章伯鈞、薛愚對民盟等問題的意見》，1951年7月11日。

《范天祥致美國友人的信》，1951年5月8日，轉(zhuǎn)見范燕生著，李駿康譯：《穎調(diào)致中華：范天祥傳——一個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79頁。

《張東蓀情況匯報》（2），1951年11月23日。

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83頁。

張東蓀：《讀了梁漱溟先生的文章談談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光明日報》1951年11月15日。

筆者未能查到彭真這一報告，但從1952年1月30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致各中央局、分局統(tǒng)戰(zhàn)部函內(nèi)容可知有此報告。關于彭真提議處理辦法，則參見李淵庭等編著：《梁漱溟先生年譜》，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06頁。

張大中口述：《談燕大思想改造運動》，《新京報》2005年6月9日，轉(zhuǎn)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2005年，第182頁；張世龍：《燕園絮語》，第9—13頁。

參見《張東蓀情況匯報》（2），1951年11月23日。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日記》（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6頁。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檢討情況簡報》，1952年2月24日。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在全系大會上的檢討》，1952年2月14日。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檢討情況簡報》，1952年2月24日。

《小文學院全體師生認真討論張東蓀的檢討，對張先生學術觀點、政治立場提出很多意見》，燕大節(jié)約檢查委員會、新燕京社聯(lián)合出版：《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20期，1952年2月19日。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檢討情況簡報》，1952年2月24日。

《鄧之誠日記》（6），第20頁。

《報道張東蓀今天在小文學院作第二次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24期，1952年2月20日。

《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檢討情況簡報》，1952年2月24日。

《思想雜談：為了國家人民利益積極展開思想斗爭》，《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小文學院二十三日師生大會討論張東蓀先生第二次檢查，紛紛發(fā)言提出許多意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25期，1952年2月23日。

張東蓀：《我的第三次檢討》，1952年2月26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30期，1952年2月27日。

《從〈提案〉看張東蓀先生的欺騙手段》，《揭穿張東蓀檢討的欺騙，張東蓀親筆題詞堅決反共》，《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34期，1952年2月29日。

《鄧之誠日記》（6），第26頁。

《伍愉凝同學在給張東蓀檢討提意見大會上的發(fā)言：堅決站穩(wěn)人民立場，堅決向反動思想作斗爭》，《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35期，1952年3月1日。

《鄧之誠日記》（6），第27頁。

《中國民主同盟燕大區(qū)分部全體盟員要求撤銷張東蓀盟內(nèi)外一切職務》，《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41期，1952年3月4日。

《哲學系全體教師同學來信，建議學校行政撤銷張先生在哲學系所擔任的系主任的職務》，《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第42期，1952年3月6日。

《北京市委關于張東蓀、陸志韋最近情況的簡報》，1952年5月23日。

魯?shù)婪颉に固m斯基，前捷共中央總書記，1951年因組織領導“反國家陰謀中心”的罪名被捕并被處以死刑。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撤銷此判決，宣布恢復其名譽，但未恢復其黨籍。

《張東蓀情況匯報》（5），1952年3月1日。關于李濟深寫信事，見周恩來1953年3月1日與民革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的講話。周提到：“任潮先生（李濟深）曾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嚴辦（張東蓀），這是正氣。”參見《周恩來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53年3月1日，《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第242頁。

《鄧之誠日記》（6），第27頁。

參見《北京市委關于張東蓀、陸志韋最近情況的簡報》，1952年5月23日；周鯨文：《風暴十年》，香港：時代批評社，1959年，第231—233頁。

轉(zhuǎn)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396頁。

《彭真給（張）大中的關于張辭職的指示》，1952年4月28日。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397—400、420—422頁。

《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的通知》，1952年9月。

戴書僅提到“張在民盟總部做出第五次檢討”和“張東蓀的檢討一直持續(xù)到12月底”。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26—427頁。

《北京市委關于張東蓀、陸志韋最近情況的簡報》，1952年5月23日。

《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的批語》，1952年4月2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22頁。

北京市公安局第四處：《燕大情況第15號：反動政客張東蓀的真面目》，1952年5月10日。

參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立》，《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北京市委關于張東蓀、陸志韋最近情況的簡報》，1952年5月23日。

《關于張東蓀、陸志韋問題的處理情況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關于張東蓀、陸志韋問題的處理情況及反映》，1952年8月15日。

《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梁漱溟全集》第7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1頁。

藍英年：《話說張東蓀》，《同舟共進》2010年第2期。

《張東蓀給翁獨健的信》，1952年8月11日。

《燕京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的最近情況》，1952年9月13日。

《燕京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的最近情況》，1952年9月13日。

《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的通知》，1952年9月。

有關情況讀者可對照本文第二節(jié)所述內(nèi)容并查閱所引美國外交文件各出處。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通知》，1952年11月26日。

《教育部辦公室給市委辦公廳關于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等人生活問題的通報》，1952年11月4日。

《張大中關于張東蓀情況的匯報》，1952年11月25日。注：張東蓀這時仍享受政府委員的津貼。

《周恩來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53年3月1日，《周恩來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選》，第242頁。

轉(zhuǎn)見《關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東蓀前燕京大學神學院院長趙紫宸神學院教授蔡詠春三人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1953年。

《北京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張東蓀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反映》，1953年1月23日。

《普選情況（七）》，1954年1月4日。

《普選情況（七）》，1954年1月4日。

市委高校黨委整理：《有關張東蓀的一些最近情況》，1954年1月18日。

《海淀區(qū)選舉委員會受理檢舉張東蓀案簡況》，1954年1月6日。

市委高校黨委整理：《有關張東蓀的一些最近情況》，1954年1月18日。

多數(shù)文章著作說張東蓀1952年辭去政府職務，或被免去政府職務，包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22頁注釋2的說法，均不確。

市委高校黨委整理：《有關張東蓀的一些最近情況》，1954年1月18日。

《追記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談話》，《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453頁。

藍英年：《話說張東蓀》，《同舟共進》2010年第2期。

關于張東蓀在西學與中學關系問題上的種種說法與主張，學界有許多討論，意見并不統(tǒng)一。筆者相對來說比較贊同高波《超越“中體西用”與“西體中用”——張東蓀在中國本位文化論戰(zhàn)前后的思考》（《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中的觀點。

唐君毅：《從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談君勱先生的思想》，［臺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3期，1976年3月。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16頁。

高校黨委辦公室整理：《關于張東蓀近況簡報》，1954年6月30日。

葉篤義：《雖九死而猶未悔》，第80、83—84頁。葉關于張東蓀“想的可能是變天”的這段說法很容易引起誤讀，事實上張想的并不是要變共產(chǎn)黨的天，而是擔心美國人打回來扶植國民黨重新上臺。

包括戴晴的書，也只是有選擇地講述了很少部分的情況，使人看不出運動的壓力和刺激，以及張東蓀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過程。

參見吳孝武：《張東蓀與民主主義思潮》，《中國文化》第10期，中國文化雜志社，1994年；轉(zhuǎn)見謝泳：《再說張東蓀》，《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第105—109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14—419頁。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第179—180頁。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第179頁。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或議論文實在舉不勝舉，故這里恕不一一注明。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通知》，1952年11月26日。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通知》，1952年11月26日。

轉(zhuǎn)見謝泳：《張東蓀這個人》，《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第23頁。

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4頁。

參見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nèi)政爭：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歷史研究》1997年第6期。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關于發(fā)送張東蓀第五次檢討通知》，1952年11月26日。

轉(zhuǎn)見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50頁。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第486—4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