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 地主、雇農(nóng)、逃戶、貧農(nóng)（唐玄宗朝民歌七首）
第七篇 富饒?zhí)锷醿?/h3>
富饒?zhí)锷醿?span >①，
論請（情）實好事：
度（多）種如
（屯）田②，
宅舍青煙起；
槽人飼肥馬③，
仍更賣奴婢④；
牛羊共成郡（群），
滿
（圈）養(yǎng)（豚）子⑤。
窖內(nèi)多埋谷，
尋常愿米貴⑥！
里正追（追）役來⑦，
坐著南廳
（里）。
廣設好飲食，
多須勸遣醉⑧。
追車即與車，
須馬即與馬，
須錢便與錢，
和市亦不避⑨：
索面驢駞送，
續(xù)后更有有（衍文，刪）雉（之），
官人應須物，
當家皆具備⑩。
縣官與（余）恩宅?，
曹司一家事?，
縱有重差科?，
有錢不怕你。
〔考釋〕
①“富饒?zhí)锷醿骸?img alt="ft" src="https://img.dushu.com/2023/08/22/20523881128839.jpg" />
唐時，稱農(nóng)戶、農(nóng)家為“田舍”。“田舍兒”，意為莊戶人；有時作“田舍子”。
王維《偶然作六首》其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里?！?/p>
杜甫《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p>
《舊唐書》許敬宗傳：
“許敬宗……妄言曰：‘田舍子勝收十斛麥，尚欲更故婦。’”
“富饒?zhí)锷醿骸?，意為家財豐富的莊戶人——地主。
②“多種如屯田”
“屯田”是封建朝廷的官營田地。唐前期，全國有九百九十二屯，每屯占田三十頃或五十頃不等。開元時，玄宗又增置百余屯，大“屯”占田達二百余頃。屯田原是由軍工耕種，但往往也招農(nóng)民佃耕或雇工耕作。
《新唐書》食貨志三：
“唐開軍府以捍要沖，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nóng)寺每屯三（十）頃，州鎮(zhèn)諸軍每屯五十頃。”
杜佑《通典》食貨二：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nóng)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zhèn)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p>
《新唐書》姜師度傳：
“（姜師度）徙同州刺史……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余屯?！?/p>
由此可知，所謂“屯田”乃是數(shù)十百頃的大塊耕地。詩中描寫“富饒?zhí)锷醿骸薄ⅰ岸喾N如屯田”：顯然，這位“田舍兒”是個大地主。
根據(jù)唐代的“田制”看來，這位“田舍兒”是玄宗開元、天寶時代的大地主。所以如此說，是因為唐初期實行“授田制”（又稱“均田制”）：“占田不得過限”，“禁賣永業(yè)、口分田”。但到了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授田制遭到破壞，土地兼并日益劇烈，這時鄉(xiāng)村中才普遍的出現(xiàn)了大地主和無田的佃農(nóng)。
《新唐書》宇文融傳：
“時天下戶版刓隱，……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p>
食貨志二：
“自開元以后……丁口轉(zhuǎn)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p>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五：
“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并，莫懼章程?！?/p>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開元后，……豪猾兼并，強者以財力相窘，弱者以侵漁失業(yè)?！?/p>
杜佑《通典》食貨二：
“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土地兼并）之弊，有逾（超過）漢成（帝）哀（帝）之間?！?/p>
由此證明，本篇民歌當是開元、天寶時代的作品。
③“槽人飼肥馬”
“槽”是馬槽?！安廴恕笔丘B(yǎng)馬夫（馬倌）。飼馬用專人，可見這位“田舍兒”養(yǎng)馬之多。
從詩中看來，“富饒?zhí)锷醿骸钡摹胺蜀R”和其“奴婢”、“牛羊”、“豚子”、“窖谷”一樣，是準備出售的商品。
據(jù)史載，唐玄宗開元初年，國內(nèi)缺馬，馬價很高，朝廷曾獎勵民間養(yǎng)馬。
《新唐書》兵志：
“馬者，兵之用也?！_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九年（721），詔：……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官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資?！?/p>
由此可知，本詩正是反映這時的情景。
當時，“劣驢”一匹值二貫；“壯驢”一匹值五貫；平常的馬一匹則值三十貫；打球用的“駿馬”一匹能賣到四千貫（見《河東記》、《劇談記》、《集異記》、《廣異記》所載）。如以開元末天寶初的物價折合計算的話，則一匹值三十貫的馬等于二百三十石米。顯然，當時養(yǎng)馬是有利可圖的，因此“富饒?zhí)锷醿骸憋曫B(yǎng)“肥馬”，待賈而沽。
④“仍更賣奴婢”
唐朝繼承北朝的舊制，將戰(zhàn)爭俘虜和反逆犯家屬沒官，作為“官奴婢”，由司農(nóng)寺管轄。有時朝廷將“官奴婢”賞賜給王公功臣為家奴，供驅(qū)使，名為“賜口”。
此外，官僚地主家中還有“私奴婢”（私口），私奴婢大多是作為商品買來的。雖然，唐朝曾以法律明文規(guī)定，嚴禁略人賣奴婢，如：
《唐律疏議》卷二十：
“諸略人（平人）、略賣人為奴婢者，絞（絞死）”，“諸略賣奴婢者，以強盜論；和誘者，以盜竊論。”（同書：“略人者，謂設方略以取之”，“不和為略”。）
但這只是空文。事實上，整個唐代不僅存在著人口買賣，而且政府里也設有管理人口買賣的機構(gòu)，并規(guī)定：凡買賣人口，必須由政府檢看，發(fā)證券（身契）、抽稅（交易稅）。
《唐六典》卷二十：
“凡賣買奴婢、牛馬，用（由）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p>
《唐大詔令》卷五：
“舊格：買賣奴婢皆須兩京市署出公券，仍經(jīng)本縣長吏引驗正身，謂之‘過賤’（由平人過為賤人）?！?/p>
《新唐書》崔從傳：
“凡交易貲產(chǎn)奴婢，有貫率錢（即根據(jù)交易數(shù)額，每貫中抽若干錢為稅）?！?/p>
張廷珪傳：
“（武后）詔市河南河北牛馬、荊益奴婢，置監(jiān)（稅監(jiān)）登萊，以廣軍資?！?/p>
由此可見，販賣人口是一項公開的被政府認可的交易。
市場上奴婢的來源有三，分述如下。
一是掠賣。當時官吏、奸豪、地主商人往往掠賣貧農(nóng)子女為奴婢。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荊、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奸豪掠來，一入于官，永無雪理?！?/p>
《唐語林》卷二：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尉（縣尉，從九品小官，管理縣內(nèi)監(jiān)察、牢獄），征求無厭，至掠部人（治下人民）賣為奴婢者甚眾。”
《唐摭言》卷四：
“代公（郭元振）為通泉（即射洪）縣尉，掠賣千余人，以供過客。天后（武則天）異之，召見?！?/p>
《舊唐書》郭元振傳：
“郭元振，魏州貴鄉(xiāng)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后掠賣所部千余人，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谠裼椅湫l(wèi)鎧曹（參軍）?！保ò福汗裼陬Ｗ诰霸贫昙靶陂_元元年兩次為宰相，封代國公，是一代“名臣”。）
《舊唐書》羅讓傳：
“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女奴）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為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
《唐會要》卷八十六：
“嶺南、黔中、福建等處百姓……多罹掠奪之虞。……緣公私掠賣奴婢，……以良口（平民）餉遺販易，及將（帶往）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換）馬?！?/p>
柳宗元《童區(qū)寄傳》：
“童寄者，彬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鄉(xiāng)村集市），賣之?！?/p>
搶奪人口、掠賣人口并不限于唐的邊遠地帶，連唐的京城附近有時也有掠賣奴婢之事發(fā)生。
《唐大詔令》卷五：
“關畿（關中、京畿）之內(nèi)，掠奪頗多，遂令黔首（平民），徒被丹書之辱?！保ò福骸?span >丹書”即紅契?！遁z耕錄》：“奴婢……有紅契，立券投稅者是也?！钡蚣t契是奴婢賣身契。）
二是質(zhì)押或典貼。當時，富商地主以高利貸盤剝貧民，并以貧民的子女為抵押品。如貧民到期不能交納本利，則將貧民子女作為奴婢賣到遠方；或者典當貧民子女，如到期不贖，則將其出賣。
《新唐書》柳宗元傳：
“越人以男女質(zhì)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
《韓愈文集》卷四十《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作奴婢驅(qū)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袁州界內(nèi)得（奴婢）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浔灸?，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負債，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遂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諸州其數(shù)固當不少?！?/p>
三是販賣人口。當時，地主富商利用農(nóng)民的貧困販賣農(nóng)民子女以牟利。
《唐大詔令》卷一百九：
“嶺南諸州居民……水耕火耨，晝乏夜饑，迫于征稅，則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討其利，以齒之幼壯，定沽（價）之高低。窘迫求售，號哭逾時。為吏者……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與犀象雜貨俱為貨財?！?/p>
《唐會要》卷八十六：
“諸州貨賣男女，奸人乘之……潛出券書，暗過州縣……將出外界?！?/p>
孫樵《讀開元雜報》：
“自關以東（函谷關或潼關以東），水不敗田則旱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役者。”
根據(jù)以上材料不難看出，這位“富饒?zhí)锷醿骸闭且晃弧奥再u奴婢”的“富豪”、“奸人”。他不僅出售“肥馬”，而且“仍更賣奴婢”。他不僅“多種如屯田”，剝削農(nóng)民的血汗，而且“略賣”農(nóng)民的子女——將農(nóng)民的親骨肉換成錢。
⑤“滿圈養(yǎng)
子”
“”是“屯”字的俗寫?！巴妥印笔恰?img alt="032-2-i" src="https://img.dushu.com/2023/08/22/20523884948358.jpg" />子”的誤書。“
子”即“豚子”，意為豬娃子。屯、、豚音全同。
《廣韻》：
“屯、徒渾切。豚、豕子；、豚、并同上?！?/p>
《俗務要名林》：
“、豬子也，徒昆反?！保ā抖鼗投蕃崱罚?/p>
⑥“尋常愿米貴”
“尋?！?，平常、平時?！霸该踪F”，希望米價上漲。這說明，“富饒?zhí)锷醿骸币驗樽约骸敖褍?nèi)多埋谷”，因此盼望荒年，希望歉收，企圖在糧價上漲時以高價將藏谷拋出，從而謀取暴利。這是一般地主的內(nèi)心打算。
徐鉉《稽神錄》：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shù)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為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p>
⑦“里正追役來”
“里正”，地方上的小吏。其職約同于舊社會的保長，掌管“催驅(qū)賦役”（考釋見第六篇《生時同氈被》注③）。
“里正追役來”，意為里正“催驅(qū)賦役”而來。
⑧“多須勸遣醉”
“多須”，唐宋口語中，“須”有時作“是”解。
王安石《見鸚鵡戲作》：
“直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p>
《永樂大典》戲文《小孫屠》：
“他須煙花潑妓，水性從來怎由己?！?/p>
“多須”即“多是”、“都是”。
“遣”，意為“遣送”、“發(fā)遣”、“打發(fā)”?！皠袂病?，古時俗語，意為“以好言打發(fā)”。
蔡邕《胡夫人贊序》：
“孤顥……以議郎出為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薨，……夫人乃自矜清稟氣力，俯起若愈，以勸遣顥?！?/p>
“多須勸遣醉”，意為“多是以好言打發(fā)里正吃飽喝醉”。
⑨“和市亦不避”
“和市”，“和”意為公平，“市”意為購買。唐代，官府以官定價錢征購民間貨物，號稱“和市”。
《唐六典》卷三：
“凡和市、和糴，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于人。”
唐官府以“和市”名義所征購的貨物，種類甚多，有米、面、牛、羊、菜、犬、杏仁、雞子、朱砂、柴等。同時，官府“和市”購得的貨物，須由賣主運送至指定地點，官府不付運費；如運輸中有耗折損失，則由賣主補償。詩中所說的“和市亦不避，索面駞驢送，續(xù)后更有之，官人應須物，當家皆具備”，便是描述地主支應“和市”的情形。
在唐代，“和市”制度曾改變?nèi)?。唐初期，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時代，全國盛行“和市”。當時，官府“和市”的價格低于市價；“和市”所征購的貨物數(shù)額，由各戶分攤（名為“率戶和市”）。因此，當時的“和市”是一種變相的賦稅。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
“頃年已來，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span >和市之物，不絕于鄉(xiāng)間，遞送之夫，相繼于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時為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竊見國家于河南北和市牛羊……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繁費，不可勝計?！窈幽吓＜采跆帲淮嬉?，……今雖和市，甚于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nóng)重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并市，則雖（難）平準，如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時為長安四年，公元704年）
《唐會要》卷六十二：
“臣奉使幽州，途經(jīng)衛(wèi)、相等州，知河北和市牛?！勚偃税傩?，當土牛少，市數(shù)又多，官估已屈于時價，眾戶又私相賠貼?！颖卑傩眨壬倥?，賤市抑養(yǎng)，奪取無異?！?/p>
杜佑《通典》食貨七：
“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時為景云二年，公元717年，玄宗即位前一年）
但到玄宗開元年間時，唐朝廷改變了舊的“和市”法：改變了“配戶和市”或“率戶散科”（按戶分攤）的辦法，重新規(guī)定，“一切和市令出儲蓄之家”、“州縣和市配于富有之家”。從此，在各州縣中出現(xiàn)了供應和市的“供應戶”。當然，“供應戶”是由富豪地主充當。
《舊唐書》裴耀卿傳：
“裴耀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奸僦之弊，公私甚以為便?！?/p>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四：
“年支和市，合出有處（富有之處）。官既酬錢，無要率戶（按戶分配）。如聞州縣不配有家（富有之家），率戶散科（按戶分攤），費損尤甚?！肆钏?，更申明格，所有和市，各就出處?！?/p>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八：
“所在物產(chǎn)，自有時價；官人買賣，合準時宜。近日相承皆置供應戶，既資影庇，多是富豪，州縣科差，盡歸貧下，不均害理，為弊頗深。”
從以上史料的比較中不難看出，本詩所反映“和市”只符合開元后的“和市”情況。因為：開元前的“和市”，“低于時價”、“甚于抑奪”、“眾戶私相賠貼”，而開元后的“和市”則“預給其值”（貸款定購）、根據(jù)“時價”；開元前是“配戶和市”、“抑奪其價”，“百姓苦之”，而開元后的“和市”則配于“富豪”“儲蓄之家”（供應戶）。富豪支應“和市”后，“既資影庇”，又可減少“科役”。不難想見，開元后，地主富豪是樂意充當“供應戶”支應“和市”的。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因此本篇民歌中的“富饒?zhí)锷醿骸辈粌H“和市亦不避”，而且希望繼續(xù)供應“和市”貨物：“續(xù)后更有之?！辈粌H“索面駞驢送”，而且希望擴大“和市”范圍：“官人應須物，當家皆具備?！憋@然，這位“田舍兒”，是開元后支應和市的“供應戶”。本篇民歌當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據(jù)史載，天寶后，“和市”減少。到德宗時（玄宗后二十五年），只有宮內(nèi)廚料和諸陵祭物，尚以“和市”名義在京兆附近征購。即此，不久也被禁止。
《全唐文》卷五十二：
“其司農(nóng)寺供宮內(nèi)及諸司廚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寒食杏仁、雞子，……便于本戶稅錢內(nèi)克折，不得更令和市?！保ò福何淖跁r又禁止一次。）
據(jù)此，則本篇民歌當是開元、天寶時的作品。
⑩“當家皆具備”
“當”，讀作平聲。“當家”，主持家務的一家之主。以后成為世俗對財主、妻對夫的尊稱：“當家的?！?/p>
《史記》秦始皇本紀：
“百姓當家，則力農(nóng)工?！?/p>
其次，在唐宋時，“當家”又可作“自家”解。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
“當家，猶云自家?！瓧钊f里《寄題福帥張子儀尚書禊游堂詩》：‘不要外人來作記，當家自有筆如椽?！蛟疲骸觾x帥吳，自作記以書此事。’此猶云自家也。”
據(jù)《唐韻》：醉、備在六至；食、事在七志；貴在八未。因此本篇民歌韻腳的婢、貴、醉、備與事、起、子、里、食、避、之、事、你通押。
?“縣官余恩宅”
“恩宅”是由“恩門”套襲來的稱謂。唐代，登第進士稱考官為“恩門”，自稱“門生”。所謂“恩門”，意為“恩之所自者”之門。
柳宗元《與顧十郎書》：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p>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二：
“朝廷較藝為擇賢，或臣下收恩……時論以貢舉官（考官）為‘恩門’及以登第（者）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
當時，下司稱上司為恩相、恩官，故吏稱長官為恩公。一般的富人地主既非官吏，也非士人，但往往也投拜在地方官門下，于是稱地方官為“恩宅”。所以用“宅”相稱，是由于富人地主以地方官的“宅內(nèi)廝養(yǎng)”自居。當然，這樣的稱謂也意味著與官府的親近。
《水滸傳》中的“鎮(zhèn)關西鄭屠”投拜在“經(jīng)略相公府”下為“肉戶鋪”，即此類。
本詩中的“富饒?zhí)锷醿骸敝则湴恋男Q“縣官余恩宅”，正表明他與縣官之間有著密切的交結(jié)。
?“曹司一家事”
“曹司”猶如近世的局科，是州縣衙門中分設的機構(gòu)。唐代州府中設有六曹或六司。六曹為：功曹（管理禮樂、學校、考課）、倉曹（管理財政、倉庫、交易）、戶曹（管理戶口、籍帳、賦稅）、兵曹（管理軍防、門禁、驛站）、法曹（管理司法訴訟）、士曹（管理交通）。每曹（司）設參軍一員管理該曹（司）事務。
杜佑《通典》職官十五：
“大唐州府……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在府為曹，在州為司?！?/p>
州的諸曹參軍是從七品下或從八品下的小官。
此外，州屬縣中也設有“司戶”、“司法”二職，由縣吏主管，無官品，猶同明清時的“錢房師爺”和“刑房師爺”?？h的司戶和司法也可稱“曹司”。本詩中所說的“曹司”，當是指縣曹司而言。
“曹司一家事”意為“曹司與我猶如一家”，不分彼此。
?“縱有重差科”
“差科”是差使和賦役的綜稱（考釋見第十篇《夫婦生五男》注①）。
第八篇 貧窮田舍漢
貧窮田舍漢①，
庵（俺）子（自）
（真）孤棲（凄），
兩共前生種，
今世作夫妻②。
婦即客舂禱（擣）③，
夫即客扶犁④，
黃昏到家里，
無米復無柴，
男女空餓肚⑤，
狀似一食齋⑥。
里正追庸調(diào)⑦，
村頭相催□（迫？）。（原文此處為□）
（襆）頭巾子路（露）⑧，
衫
（角）
（衫）皮（裨）開⑨，
體上無褌袴⑩，
足下復無鞋。
〔考釋〕
①“貧窮田舍漢”
“漢”即“漢子”。“田舍漢”猶同“莊家漢”，是勞動人民間的稱謂，與前首詩中的“田舍兒”，在語義和語氣上有些不同。
唐宋時代，農(nóng)民或市民往往互以“漢子”相稱，妻子有時也稱丈夫為“漢子”。
但由于官僚文人和地主老爺對農(nóng)民的輕視，因此在他們口中，這一稱謂卻成了表示輕蔑的罵人話。
劉餗《國史異纂》：
“李昭德為內(nèi)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fā)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
陸游《老學庵筆記》：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
②“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
佛教俗言：“二生種因，一生受果。”詩本此，故稱“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意為“前兩世共同種因，故今世配作夫妻”。
③“婦即客舂擣”
“客”是自“客作”衍出。“客作”即雇工，因為是給別人工作，故稱“客作”。“客作”一詞，由來已古。
《西京雜記》：
“匡衡家貧勤學，邑人大姓文不訣，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愿得主人書遍讀之?！?/p>
《三國志》魏志：
“焦先，……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p>
《北史》邢邵傳：
“刑家小兒?？妥髡卤怼！?/p>
《五行記》：
“譙郡縣袁雙，家貧客作。”
《輟耕錄》：
“今人之指雇工者曰客作?！?/p>
“妻即客舂擣”，意為“田舍漢之妻作雇工給人舂米”。當時，貧窮婦女給人作雇工是很普遍的。
王仁裕《玉堂閑話》：
“齊州劉十郎……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嘆，久之方寐?！?/p>
《廣古今五行志》：
“長安中，……汝陽縣婦人，年二十二三許，造一大家門曰：‘新婦不知所適；此須人養(yǎng)蠶，故來求客作?！?/p>
《靈怪集》：
“鄆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關給其衣食，以充驅(qū)使?！?/p>
《酉陽雜俎》：
“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紉縫?！唬骸厩厝耍諒埵?，……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
④“夫即客扶犁”
此句意為“貧窮田舍漢當雇工給人種地”。這說明，這位“田舍漢”是個失去“口分田”和“永業(yè)田”的雇農(nóng)。
唐初實行授田制。封建國家授給十八歲以上的丁男田地一百畝，丁男則每年向國家交納“租”若干、“調(diào)”若干，并服勞役若干日。
《新唐書》食貨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yè)。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yè)；其余為口分，……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這種“按口授田”的制度，被后人稱作“均田制”。
武后時，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土地兼并日益劇烈。到玄宗即位之后，這一制度已無法維持。就在開元、天寶年間在廣大農(nóng)村中出現(xiàn)了眾多的大地主，而廣大的貧苦農(nóng)民失去田地，淪為雇農(nóng)。
《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七：
“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保ò福簳r為武后長安四年，公元704年。）
《金唐文》卷三百一：
“國家……倉廩未實，流庸未返，俗困兼并?！鵁o衣，饑而無食，庸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保ò福簳r為開元元年，公元713年。）
唐玄宗《置勸農(nóng)使詔》：
“百姓逃散，……旋被兼并，……積此艱危，遂成流轉(zhuǎn)，或因人而止，或傭力自資?！?/p>
唐玄宗《綬逋賦詔》：
“貧下百姓有傭力買賣與富兒及王公已下者。”
唐玄宗《聽逃戶歸首敕》：
“黎氓失業(yè)（產(chǎn)業(yè)），戶口凋零，忍棄枌榆，轉(zhuǎn)徙他土，傭賃取給，浮窳求生?！?/p>
本詩所描寫的正是這時期的社會情況。
⑤“男女空餓肚”
“男女”，意為“孩子”、“兒女”（考釋見第四篇《窮漢村》注①）。
⑥“狀似一食齋”
佛教戒律：“不過中（中午）食，為齋?！鄙衔绲娘埫小褒S食”；上午吃畢，下午絕食，名叫“吃齋”。其用意，是為了防止和尚或尼姑飽暖思淫欲，所以戒律規(guī)定晌午之后便不許再吃食物，以免夜間想入非非不能收其放心焉。從而，和尚們用自我挨餓的手段，保證對如來的皈依?？嘈猩畡t更變本加厲，不僅過午不食，而且一天只吃一頓飯，名為“奉行一食齋”。
《涅槃經(jīng)》：
“菩薩當以苦行自誡其身，日食一胡麻。”
《翻譯名義集》：
“今釋氏以不過中食為齋，亦取其防邪訖欲?！薄胺鹧栽恢泻蟛皇秤形甯?，一少淫，二少睡，三得一心，四無有下風，五身得安隱?！?/p>
《舊唐書》李憕傳：
“憕子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齋戒……隨僧一食，已五十年。”
牛肅《紀聞》：
“涇縣尉馬子云……逃于南陵僧寺中，常一食齋。天寶十年卒于涇縣。”
《舊唐書》馮元常傳：
“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所乘馬，午后則不與
，云：‘令其作齋。’身及奴仆，每日一食而已?！?/p>
當然，詩中的“狀似一食齋”，是形容雇農(nóng)夫婦的兒女長年累月的在忍受饑餓。
⑦“里正追庸調(diào)”
“庸”、“調(diào)”是唐前期賦役的名目。唐前期，根據(jù)“授田制度”采用“租、庸、調(diào)”稅法。
《新唐書》食貨志一：
“（唐）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yè)?！彩谔镎?，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xiāng)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xiāng)則出銀十四兩，謂之‘調(diào)’。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折合）為絹三尺，謂之庸?！?/p>
不難看出，所謂“租”（征糧）、“調(diào)”（征絹布）、“庸”（勞役代金），都是附隸于授田制上的，是據(jù)戶口“籍帳”征收的。
隨著土地兼并的日漸劇烈和授田制的破壞，天寶十四年（755）之后，“租調(diào)庸”稅法已無法推行。肅宗、代宗朝（756—779）官府另征新稅，稅名繁多，各地不一，正稅有“畝稅”、“青苗稅”、“地頭稅”；雜稅則不可勝計，甚至征茄子稅。代宗廣德元年（763），“始以畝定稅”，到德宗建中元年（780），明令實行兩稅法。
《新唐書》食貨志一：
“廣德元年，……凡畝稅二升，……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766），……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五年（770）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青苗錢，畝加一倍?！?/p>
《新唐書》食貨志二：
“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租庸調(diào)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后，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zhuǎn)死，田畝易賣，貧富升降不實。其后國家侈費無節(jié)，而大盜（安祿山）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diào)法弊壞。自代宗時（763）始以畝定稅?！?/p>
《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
“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nèi)波搖，兆庶云擾，版圖墮于避地，賦法壞于奉軍?！x役舊法，乃受圣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后，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墮經(jīng)制……掃庸調(diào)之成規(guī)，創(chuàng)兩稅之新制?！保ò福宏戀?，唐玄宗天寶十三載生，德宗時宰相。）
由此證明，天寶十四載之后，租庸調(diào)稅法實際上已被廢除。
本篇民歌所描寫的“貧窮田舍漢”夫婦，已失去“口分田”和“永業(yè)田”，靠雇耕賃舂維持生活（這符合開元后的農(nóng)村一般情況），卻仍須交納“租庸”：顯然，這是天寶末期之前的舊稅制。以此論斷，本篇民歌當是玄宗開元、天寶時代的作品。
⑧“襆頭巾子露”
“襆”應作“幞”?！搬ヮ^巾子”是包頭布。
劉肅《大唐新語·厘堇》：
“用全幅皁向后幞發(fā)，謂之幞頭，周武帝才為四腳，武德（唐高祖年號）以來，始加巾子?！?/p>
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
“幞頭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絹向后裹發(fā)。晉宗曰幕后。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腳，名曰幞頭，逐日就頭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馬周（太宗時相）請以羅代絹。”
俞琰《席上腐談》：
“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幞被之幞同，今訛為仆?！?/p>
《集韻》：
“幞，帕也。幞頭即帊首，即今包頭。”
唐時，一般勞動人民也扎“幞頭巾子”。
《唐六典》卷六：
“丁奴（二十以上六十以下男奴），春，（發(fā)給）頭巾一?！?/p>
《夢溪筆談》：
“幞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系腦后垂之，二帶反系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腳。蓋兩腳系腦后，兩腳系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系于頂上?！?/p>
“幞頭巾子露”，意為“包頭布破露”。
⑨“衫角衫裨開”
唐時，人民夏穿“衫”冬穿“襖”。當時的衫近似后世的袍，帷較短，長僅掩膝。唐朝“服制”規(guī)定：勞動人民穿白布做的“四袴衫”，前后左右各開一直縫，以便于勞作。
《新唐書》車服志：
“太宗時，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名缺骻衫，庶人服之?！?span >即今之四袴衫也，蓋自馬周始?！?/p>
《新唐書》車服志：
“太宗時，……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
，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新唐書》車服志：
“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
韓愈《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p>
“衫角”即衫下擺?！吧礼浴奔床忌赖慕舆B縫合處。
唐時庶人布衫本已有四袴（四個開縫），當“衫角衫裨開”之后，已無衫的形狀，成了布條流蘇。這是形容“貧窮田舍漢”衣服的襤褸。
⑩“體上無褌袴”
“褌”是有襠的褲子?！把F”是套褲，只有褲腿，無褲襠，無褲腰。
第九篇 貧窮實可憐
貧窮實可憐，
饑寒肚露地，
戶役一概差①，
不辨（辦）棒下死②。
寧可出頭坐（走），
誰肯被鞭恥（笞）③；
何為
（拋）宅走？
良由不得止（已）④。
〔考釋〕
①“戶役一概差”
“戶役”，按戶派的賦役。唐時，戶分九等，按等分派賦役名為“戶役”。
《唐會要》卷八十五：
“武德九年（625），令：天下戶，量其資產(chǎn)定為九等?！坑胁羁疲葟母叩取！?/p>
《唐律疏議》第十三：
“依令：凡差科，先富強后貧弱，先多丁后少丁?！?/p>
但實際上，定戶等第是不均平的。開元時，地主及富商大多與官府交結(jié)（考釋見本類第七篇《富饒?zhí)锷醿骸罚?，被定為下等戶；而貧戶反而成為賦役的主要負擔者。
《唐會要》卷八十五：
“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敕：‘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p>
由此可知，唐玄宗時，戶口籍帳不實，富人定下等，而窮人卻定高等。因此，雖然詩作者已貧窮到“饑寒肚露地”的地步，但仍要擔負“戶役一概差”。
②“不辦棒下死”
“辦”為“承辦”、“承擔”?！安晦k棒下死”，意為“如不能承擔戶役一概差，則免不了死于官府的大棒之下”。
“棒”即“桿棒”、“棍”，古時稱作“殳”，漢時又名“金吾”（兩端有銅箍的桿棒），原是兵器之一種。
《詩經(jīng)·伯兮》：
“伯也執(zhí)殳，為王前驅(qū)?！眰鳎骸办L丈二而無刃?！保ò福汗胖啥s合于今之七尺二寸。）
《說文解字》：
“殳，以杸殊人也?！ㄓ诒?，車旅賁以先驅(qū)?！?/p>
崔豹《古今注輿服》：
“漢朝執(zhí)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涂兩末，謂之金吾?！?/p>
《三國志》鐘會傳：
“會已作大坑、白棓數(shù)千，欲悉呼外兵入……以次棒殺?！?/p>
《周書》王羆傳：
“（王羆）鎮(zhèn)華州。（齊神武派人襲城，羆不覺，聞外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p>
《抱樸子》：
“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
《新唐書》李嗣業(yè)傳：
“人及駝馬塞路，不克過。嗣業(yè)持大棒前驅(qū)，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脴I(yè)每持大棒沖擊，賊眾披靡，所向無敵?！?/p>
《宋史》張威傳：
“（威）臨陣戰(zhàn)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每戰(zhàn)不操他兵（器），有木棒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
由此可知，古之“棒”乃是兵器，并非“刑具”。但從魏晉之后，各朝統(tǒng)治階級本于“亂世用嚴刑”，往往用軍用棒拷打人民。隋初，文帝曾下詔禁止官府使用“棒罰”。唐太宗所制定的“五刑”為“笞、杖、徒、流、死”，其中并無“棒刑”。雖然如此，但自則天朝之后，貪官酷吏仍常常使用“大棒”拷打人民。
《三國志》武帝紀注：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p>
《隋書》刑法志：
“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文宣于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后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威于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
“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潦潜M除苛慘之法?！?/p>
《唐律疏議》卷一：
“五刑：笞、杖、徒、流、死。”（案：笞刑，古用竹，唐時用荊條；杖刑，即漢時之鞭刑，隋唐時改用荊木。）
卷二十九
“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即杖粗細長短不依法者，罪亦如之”?！啊彩琛匙h曰：……常行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杖長短粗細不依令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朝野僉載》：
“周侍御史侯思止，凡推勘，殺戮甚眾，……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shù)。”
由此可知，所謂“棒打”乃是“法外酷刑”；詩所說“棒下死”，意為“非刑拷打致死”。
據(jù)“大唐律令”，“戶役課稅之物違限不克者”，“戶主笞四十”。“笞刑”是“五刑”中最輕的刑；“笞四十”是“笞刑五等”中的第四等。
《唐律疏議》卷十三：
“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疏〕議曰：‘輸課稅之物’謂租、調(diào)及庸，地租，雜稅之類。物有頭數(shù)，輸有期限，而違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四十。假有當里之內(nèi)，征百石物，十斛不充笞四十，每十斛加一等，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p>
由此看來，“不辦”“戶役一概差”也并不是犯了什么大罪。然而本詩卻說“戶役一概差，不辦棒下死”。
據(jù)“大唐律令”，州縣官員斷罪皆須遵循律令正文，“違者笞三十”；如“因公事捶人致死”，則從“過失殺人罪”。此外，“大唐律”明文規(guī)定，嚴禁“用棒拷打”人犯，官員違者“杖一百”；“致人死者，徒二年”。
《唐律疏議》卷二十九：
“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p>
“〔疏〕議曰：‘臨統(tǒng)案驗之官，情不挾私，因公事……自以杖捶人致死’，……各依過失殺人法，各征銅一百二十斤入死家?！?/p>
“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彩琛匙h曰：‘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謂拷囚于法杖（笞與杖）之外，或以繩懸縛，或用棒拷打……犯者合杖一百……致死者，徒二年?！?/p>
不難看出，雖然“大唐律”中規(guī)定的條文很嚴格，文字明確并無“但書”，但當時官僚卻并未受到約束。本篇民歌反映了這點：當時官僚并不“遵循律令格式正文斷罪”，該處“笞刑”的，卻施用“非刑拷打”；該處輕刑“笞四十”的，卻用“棒拷打致死”，“擅自捶殺人命”。
由此可知，本篇民歌揭露了唐封建社會法律的偽善，可供那些稱贊“大唐律”的“法學家”參考。
③“誰肯被鞭笞”
“笞”是唐時“五刑”之一。
唐前期“稅制”是與“授田制”結(jié)合并行的。這就是“有丁即有田，有丁口即有戶籍，有戶籍即有賦役”，但到玄宗即位前后，由于土地兼并，情況大變。
《新唐書》食貨志二：
“租庸調(diào)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后，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zhuǎn)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p>
由此可知，自開元以后，富升貧降，貧苦農(nóng)民失去田地，但由于“戶籍久未更造”，因此戶籍“籍帳”上仍掛有丁名，仍須向官家交納“庸調(diào)”。
《文獻通考》卷三：
“（唐）中葉以后，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買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diào)者，多無田之人矣?！?span >按籍（戶籍計帳）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p>
籍帳有名而無地的農(nóng)民無法完納賦稅，于是從武則天朝之后，官府便以鞭笞酷刑“比限催科”。
《新唐書》狄仁杰傳：
“調(diào)發(fā)煩重，傷破家產(chǎn)，剔屋賣田?！止倮羟譂O，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八：
“自數(shù)年已來，公私俱竭，戶口減耗，……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資?！蚱馂榧楸I，或競為流亡。
《舊唐書》食貨志上：
“楊崇禮（開元中）為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zhuǎn)輸納欠，折沽漬損，必令征送。天下州縣征財帛，四時不止?！?/p>
本篇所寫的便是一個貧窮農(nóng)民，他沒有生產(chǎn)資料（田地），但戶籍計帳上卻有名，因此不得不負擔“戶役一概差”。他無力應付，便要“被鞭笞”，甚至“棒下死”。于是，“寧可出頭走”，他不得不“拋宅”逃亡。所謂“拋宅走”，也正說明他已無田地，只有“宅”可拋了。
不論貧富和有無田地，只根據(jù)戶籍計帳上的丁額征派賦役，是開元、天寶時的暴政之一。杜甫《詠懷五百字》中所說的“鞭撻有夫家，聚斂貢城闕”，也正是指沒有田產(chǎn)只掛丁名（有夫家）的貧窮人而言。
天寶之后，唐朝廷不得不改變稅法，廢除以“戶籍”、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diào)稅法，改行田畝所得稅（兩稅制）：“人無（不論）丁中（壯丁、中男），以貧富為差?！?/p>
④“何為拋宅走，良由不得已”
武后朝后期，人民已經(jīng)不斷逃亡。到玄宗即位之后，逃亡日益嚴重，“禁逃亡”和“招逃戶”成為當時官府的主要工作，并將這一工作作為官員考課的主要項目。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開元后，賦役繁重，豪猾兼并，……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間，十一二矣（十分之一、二）：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天寶時）……客戶倍于往時。”
據(jù)史載，開元十二年前后，全國戶數(shù)為七百零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戶，其中逃戶有八十余萬戶。這說明，當時近八分之一的人在逃亡。從當時人柳芳的記述中看來，開元十二年以來，逃亡不是減少，而是逐漸增加。
本詩所反映的正是這個時代。
第十篇 夫婦生五男
夫婦生五男，
并（并）有一雙女；
兒大須?。ㄈⅲ┢?，
女大須家（嫁）處（出）。
戶役差耕（科）來①，
弆（棄）拋我夫婦②；
妻即（子）無裙袚（復）③，
夫體無褌袴。
〔考釋〕
①“戶役差科來”
“戶役”，按戶派的賦役（見本類第九篇《貧窮實可憐》考釋①）。
“差科”，是差使和賦稅的綜稱。
《唐會要》卷八十五：
“天寶四載三月敕：……委太守詳覆定后，明立簿書，每有差科，先從高等。”
②“棄拋我夫婦”
此句意為“兒子為了逃避戶役差科，棄拋父母，逃亡在外”。
唐玄宗開元、天寶時，逃亡農(nóng)民占總?cè)丝诘陌朔种唬坚屢姟敦毧鄬嵖蓱z》注③）。據(jù)史載，當時有很多農(nóng)民離家逃亡或與父母分地居住。
《唐會要》卷八十五：
“如聞百姓之內(nèi)，有戶高丁多，茍為規(guī)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p>
《全唐文》卷二十九：
“人離邦去里，……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寧弟。井邑有流離之怨，道路有吁嗟之聲。”
本篇民歌所反映的正是這時期農(nóng)村的一般現(xiàn)象。
③“妻子無裙袚”
“袚”是錯字，當是“祓”之誤?！办稹眲t是“複”的諧音借用字。據(jù)《廣韻》，祓在物韻，複在屋韻，同為入聲。
“複”是夾衣或絮棉的冬衣。
《廣韻》：
“複，重衣?！保ㄍ墩f文解字》）
《釋名》：
“有里曰複，無里曰禪（單衣）?！?/p>
錢繹《方言箋疏》：
“複，衣之有絮而短者。”
漢詩《孤兒行》：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p>
唐時民間婦女，夏天上穿衫，下扎單裙；冬天上穿“襦複”，下穿袴。
《唐六典》卷六：
“官婢，春給裙、衫各一，……冬給襦、複袴各一?！?/p>
“妻子無裙複，夫體無褌袴”，意為“這曾生過五男二女的老夫婦，一年四季都沒有衣服穿，幾乎在赤身露體”。
第十一篇 人間養(yǎng)兒女
人間養(yǎng)兒女，
直成鳥養(yǎng)兒：
長大毛衣好，
各自覓高飛，
女嫁他將去，
兒心（行）死不歸。
夫妻一個死，
喻如黃擘（檗）皮，
重重被剝削，
獨苦自身知①。
〔考釋〕
①“喻如黃檗皮，重重被剝削，獨苦自身知?！?img alt="ft" src="https://img.dushu.com/2023/08/22/20523881128839.jpg" />
“黃檗”即黃木，俗寫作黃柏。黃檗是蕓香科落葉喬木，生于山地。
《說文解字》：
“檗，黃木也?！?/p>
《廣韻》：
“檗，博厄切，黃檗也。俗作蘗。”
李時珍《本草綱目》：
“黃檗，俗稱黃柏，省寫之謬也?！?/p>
黃檗的莖干內(nèi)皮色深黃，剝下后可以作染料。
鮑照《擬行路難》：
“剉蘗染黃絲?！?/p>
陳善《窗間紀聞》：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檗染之，所以避蠧，故曰黃卷。”
因此，本篇詩作者以黃檗自比，說明自己“重重被剝削”。
其次，黃檗的果實皮葉都具有苦味。因此，在漢魏以后的民歌或詩人詩作中，往往以黃檗譬喻內(nèi)心的痛苦。
《子夜四時歌》：
“黃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
《石城樂》：
“風吹黃檗藩，惡聞苦籬（葉離）聲?！?/p>
權(quán)德輿《黃蘗館》：
“青楓浦上魂以銷，黃蘗館前心自苦?！?/p>
白居易《和晨興因報問龜兒》：
“誰謂荼檗苦，茶檗甘如飴?！?/p>
李商隱《房中曲》：
“今日澗底松，明日山頭檗。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識?！?/p>
高明《琵琶記》：
“正是，啞子漫嘗黃柏（檗）味，難將苦口向人言?！?/p>
翟灝《通俗編》：
“今市俗諺語：黃檗樹下彈琴，苦中作樂?！?/p>
同樣，本篇詩作者也是以黃檗譬喻自己的內(nèi)心痛苦。
第十二篇 父母是冤家
父母是冤家，
生一五（忤）逆子①，
養(yǎng)大長成人，
元來不得使，
身役不肯料②，
逃走皆（害）家里，
阿耶（爺）替役身③，
阿孃（娘）氣病死。
腹中懷惡來，
自生煞（殺）人子。
〔考釋〕
①“生一忤逆子”
“忤”同“牾”，意為牴牾。“逆”，意為不順。俗稱對父母不孝順為“忤逆”。
②“身役不肯料”
“身”，意為“自身”、“自家”。
《史記》項羽本紀：
“宋義……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p>
《三國志》張飛傳：
“張飛據(jù)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
戎昱《苦哉行》：
“身是最小女，偏得渾家憐。”
“料”，意為“料理”、“安排”、“辦理”。
《齊民要術(shù)》：
“拾取耕出者，……料理如常法?！?/p>
《世說新語》：
“衛(wèi)展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p>
《梁書》五行志：
“童謠曰：黃塵涴人衣，皁莢相料理。”
杜甫《江南獨步尋花七絕句》：
“詩酒尚堪驅(qū)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敦煌發(fā)現(xiàn)《切韻》殘文：
“料、料理?！?/p>
“身役不肯料”，意為“自家的勞役不肯料理”。
③“阿爺替役身”
古時民間稱父為“阿爺”或“爺”。今淮河流域仍有此稱謂。
《木蘭辭》：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
盧仝《示添丁》：
“氣力龍鐘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p>
李商隱《驕兒詩》：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p>
程大昌《演繁露》：
“今人不以貴賤，皆呼父為耶。蓋傳襲已久矣。”
“替役身”，意為“替代應服役者正身，代服勞役”。
第十三篇 門前見債主
門前見債主①，
入戶見貧妻，
舍漏兒啼哭，
重ク（重）逢苦哉。
〔考釋〕
①“門前見債主”
“債主”，債權(quán)人，放債者。
唐時，高利貸剝削遍及通都大邑偏鄉(xiāng)僻村。官吏、地主、商人、和尚大多兼營放貸，以高利重息盤剝?nèi)嗣瘛?/p>
《舊唐書》杜亞傳：
“檢校吏部尚書杜亞……取軍中雜錢舉息（放債生息）與畿內(nèi)百姓，每至田收之際……收斂百姓所得菽粟……。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p>
《太平廣記》：
“蘇州海鹽縣有戴文進者，家富性貪，每鄉(xiāng)人舉債，必須收利數(shù)倍，有鄰人與之交利，剝刻至多。鄉(xiāng)人積恨?！?/p>
王仁裕《玉堂閑話》：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商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為家業(yè)，累千金，能于規(guī)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p>
《太平廣記》：
“并州盂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遂還粟百石于寺?！?/p>
這種高利貸剝削是受到唐封建政府的保護的。同時，唐封建政府本身也正是高利貸的最大的放貸者。
據(jù)歷史所載，唐初，皇朝政府曾撥給各衙門一筆款項作為“高利貸基金”，名之為“公廨錢”，又稱作“食利本錢”。然后由各衙門將這筆錢攤貸給人民，并以高利率收利息。收來的利息作為修建衙舍、置辦什物、購買辦公紙筆的“經(jīng)費”。這就是說，唐皇朝各級政府的“修建費”、“經(jīng)常辦公費”全是依靠高利貸剝削來籌辦的。
據(jù)歷史所載，唐初官僚的“月俸”（薪金）和“月料”（食料、伙食費）也都是從“公廨錢”（高利貸基金）的利錢中開支。
杜佑《通典》職官十七：
“貞觀十五年，以府庫尚虛，敕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錢）’，給錢充本，……回易納利（利錢），以充官人俸（俸錢）?！?/p>
《唐會要》卷九十三：
“開元十八年，……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本錢）……隨月取利（利錢），將供官人料錢（伙食錢）?！?/p>
“御史臺奏：秘書省等三十二司，見在食利本錢，應見征納及續(xù)舉放（放債），所收利錢，準勅并充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驅(qū)使（官仆）官廚料（食料）等用?！?/p>
“軍器公廨本錢三千貫文，放在人上，取利充食料、紙筆雜用?！?/p>
“禮部尚書李齊運奏：當司（指禮部衙門）本錢至少，廚食闕絕，請賜……二千貫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廚?？芍?。”
《新唐書》食貨志五：
“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利）十之七（收的利錢為本錢的十分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指不入流品無俸祿的衙吏、衙役）常食，余為百官俸（月俸）料（月料）。”
《舊唐書》職官二：
“州縣官月料，皆分公廨本錢之利?！?/p>
《舊唐書》沈傳師傳：
“敕中書、門下兩?。磧?nèi)閣）……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伙食費）、干力（衛(wèi)兵、仆人）、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為之本，收息以贍用?！?/p>
《全唐文》卷七十四：
“如聞尚書?。磧?nèi)閣）丞郎官，入省日，每事缺供，須議添助，除舊賜本錢征利外，宜每月賜一百貫文本錢，任準前收利，添充給用。”
《唐會要》卷九十三：
“宰臣（宰相）李玨奏：堂廚食利錢一千五百貫，供宰相香油蠟燭?！?span >堂食?！保ò福哼@里所說的“堂”乃“政事堂”，宰相辦公室?！疤脧N”即宰相廚房。宰相會食名作“堂食”。）
由此可知，唐皇朝各級政府機構(gòu)的“修建費”、“辦公費”和官員吏人的“薪俸”、“伙食錢”全都是依靠著高利貸剝削，全都是從“公廨本錢”的利息中開支，甚至連宰相晚上點的“蠟燭”，白天吃的酒席也是用高利貸利錢置辦的。
據(jù)史載，唐朝皇帝也是個吃“印子錢”的家伙。他的“尚食局”（御膳房）有一大宗“食利本錢”，舉放生息；收來的利息錢為皇帝陛下改善伙食。此外，他的“內(nèi)園”（御花園）和“教坊”（御用歌舞樂隊）的“經(jīng)費”也都是依靠高利貸來籌辦。不僅如此，他所豢養(yǎng)的“五坊”鷹犬所需用的飼料和他列祖列宗所享用的祭品，也都是仰取于高利貸剝削。
《唐會要》卷九十三：
“殿中省（即宮內(nèi)府）奏：尚食局（即御膳房）新舊本錢總九百八十貫文。伏以尚食（御膳）貧虛，更無羨余添給，伏乞圣慈，更賜本錢二千貫文，……收利支用，庶得不失公事?！?/p>
“賜內(nèi)園本錢一萬貫，……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本以收息利。”
“賜五坊使錢五千貫……以為食利?！?/p>
“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祠祭?！h置本錢，配納質(zhì)債戶收息，以供費。”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高利貸剝削盛行到何等程度。
從歷史文獻中看來，唐時官私所放的高利貸利率重得驚人。
《全唐文》卷三百四：
“頃以州縣典吏，并捉官錢，收利……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收輸，四千二百，兼算勞費，不啻五千，在于貧人，已為重賦。”
七分利息，已是“驢打滾”了！以后官府曾頒布過法令，對高利貸做過某些限制。
《唐會要》卷八十八：
“開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詔：比來公利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自今已后，公私負舉，只宜取四分利；官本五分取利?！?/p>
《宋刑統(tǒng)》卷二十六：
“諸公私，每月取利不得六分，積日雖多，不得一倍?！?/p>
但這些法令不過只是一紙空文，實際上并未執(zhí)行：開元之后，納利十倍以上者比比皆是。
《文苑英華》卷四百二十二：
“諸色本利錢，其主逃亡者，并正舉納利十倍以上；攤征鄰保，納利五倍以上，及輾轉(zhuǎn)難保者，本利并皆宜放免。”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五：
“當臺（指御史臺）食利本錢，納息利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戶；納息利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戶；納息利四倍以上者，一百六十八戶?！?span >納息利年深，正身既歿，子孫又盡，移征親族旁支；無支族，散征鄰保。（案：《唐六典》：“四家為鄰，五鄰為保?！币槐６?。“散征鄰?！奔从啥覕們敚?span >保人（同鄰保之人）逃死，或所繇（同鄰保之人的子孫親族旁支）代納?！?/p>
由上引史料中，可以看出唐代高利貸利率之高：利息竟能超過本錢十倍以上。同時也可以看出唐代逼索債款的兇殘情形：欠債人死亡，則追索其子孫；子孫死盡，則追索其親族和遠支本家；如無親族或遠支本家，則追索其同“鄰?！钡泥従?；其鄰居如逃亡或死盡，則追索其鄰居的親族和遠支本家。這真是牽腸掛肚還不完的債！就是用這種窮兇極惡的手段，剝削階級發(fā)家致富。
因此，唐代的官吏、地主、商人，都以高利貸的方式盤剝?nèi)嗣瘛?/p>
《唐會要》卷六十九：
“天寶九載十二月敕：郡縣官僚，共為貨殖，竟交互放債侵人，互為征收，割剝黎庶?！?/p>
《全唐文》卷五百一十四：
“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廣求私利，……非理逼迫，為弊非一?！?/p>
《文苑英華》卷四百二十二：
“京城內(nèi)私債，本因富饒之家，乘人急切，終令貧乏之輩，陷死逃亡。主、保（鄰保）既亡，資產(chǎn)已竭?！?/p>
《全唐文》卷八十五：
“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饑貧（饑貧之人）?！?span >致貧乏之人，日受其弊?！?/p>
據(jù)史載，當時積欠公私債款而無力償還的欠債人，往往被官府拘押到牢獄里“追欠”。欠債人如囚死在獄中，則拘其妻子“頂押”，繼續(xù)“追欠”。
《全唐文》卷六十二：
“俯念系紲……諸色所由人戶及保人，有積欠錢物，或資產(chǎn)蕩盡，未免禁身；或身已死亡，系其妻子?！?/p>
根據(jù)上述材料看來，唐時的高利貸者對人民的剝削、勒索、壓迫是極其殘酷的。李商隱在《義山雜纂》中所記的俗語“出門逢債主——悶損人”，正反映著當時債主的氣焰和人民的畏懼。
了解了這樣的歷史情況，才可以懂得“門前見債主”詩的深刻意義，才懂得“重重逢苦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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