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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閣文人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作者:(美)艾朗諾 著


閨閣文人

當我們將關注點移向上流社會,要找到女性詩詞就更困難了,但精英階層較之專業(yè)藝妓一定有為數(shù)更多的文化女性及其作品,這看似兩相矛盾;然而,如果我們記得上流社會對婦女寫作抱有成見,也沒有保存女性作品的強烈意愿,那么上述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上文述及司馬光就婦女教育所持的立場:女子應該只讀不寫。這幾乎與男子教育理念背道而馳,對他們來說,廣泛閱讀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有助于提高寫作技能。司馬光支持女子讀書的理由與班昭(45—116?)在《女誡》中的口吻如出一轍:男女都只能通過學習儒家經(jīng)典才能明辨是非,若女子沒有受過經(jīng)典的熏陶,她們就會不自覺地犯錯,是以“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1]而在司馬光的想象中,女子所能創(chuàng)作的文學體裁只有“歌詩”,也就是詞,但他雖然提到女子填詞,卻把它降格為與“刺繡華巧”對等之事——許多名門望族在讓女兒習文的同時,也教會她們做針線活。這些訓喻的提出表明司馬光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

為了進一步探究精英家族的保守觀念,我們可參看道學家程頤為其母侯氏所寫的紀念性傳記。[2]侯氏自幼接受教育,據(jù)說酷愛讀史。他的父親非常鐘愛這位聰穎過人的女兒,常就治亂興廢之事向她提問,并對其回答頗為滿意,曾感嘆說“恨汝非男子”。[3]后來,身為人妻的她有了兒子,并勸勉他們讀書,曾寫下“我惜勤讀書兒”,足見她的重視程度。她發(fā)現(xiàn)二子稟賦不同,于是又寫下兩行評語:她寫給程顥的是“殿前及第程延壽”(程延壽是程顥的幼名);而對程頤,她僅稱其為“處士”,預示了他從未考上科舉,并在其大半生選擇閑居不仕。[4]

耐人尋味的是,這位極有文化涵養(yǎng)的侯氏卻極少寫作。程頤是這樣敘述的:“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十篇,皆不存。”[5]這暗示她自己銷毀了原作。程頤補充說侯氏詩歌僅存一首,他把它抄錄于文中。侯氏此詩寫給她的丈夫,即程頤父親,當時他奉命在河朔任職,詩歌抒寫了妻子對丈夫的思念,她夜不成寐,并自比古時的蘇蕙,蘇氏曾把一首回文詩繡在織錦上,寄給她遠方的丈夫,以此作為愛情的信物。這篇家傳隨后描寫了侯氏對前代史獨具慧眼的解讀,并在文末言及她的弟弟侯可世,他是位著名學者,才識甚高,但堅持說他的姐姐在學問上更勝一籌。

在程頤對他母親的描述中,我們發(fā)現(xiàn),其主旨與態(tài)度典型地反映出時人對婦女教育及寫作表現(xiàn)出的深刻矛盾。女子求學受到尊重,巾幗不讓須眉的才識也令人稱許,但女子為文這一舉動仍備受質(zhì)疑,以至于一個女人寫得越少,就越被視為德行無缺。當時也有婦女從事寫作,她們當中的確有人容許自己的詩文在世間流傳,但男女道學家們卻對此明令禁止。文化女性最好只讀不寫,假如實在無法抑制借詩言志的沖動,她們起碼應嚴格控制數(shù)量,一些詩歌題材也更容易被接受,比如丈夫離家時表達孤寂與忠貞。除了這些主題與數(shù)量有限的詩作,婦女們需要謹慎地確保作品不存于世,在程頤和他母親的眼中,最嚴重的后果莫過于一位女子不小心把她的詩稿散布到自家墻垣之外。

也許有人會說,此番言論出于一位固執(zhí)的道學家程頤之口,未免過于極端。但諸種跡象表明,對于婦女寫作及其作品公開傳播的成見在精英階層中流布甚廣,彭乘(1087年在世)筆記中的一則軼事便是一例。它講述了女子盧氏的父親于天圣年間(1023—1032)前往漢州(今四川境內(nèi))當縣令,在任期結(jié)束后,父女二人開始了返回京都的漫漫長途,并在泥溪驛舍(同樣位于四川境內(nèi))歇腳,盧氏在那里寫下一首題壁詞。這首詞寫的是旅途的艱辛,二人已離開舒適的漢州,但還要走千百里路才能抵達開封。一位成年女子陪伴著身為官員的父親長途跋涉,在這種特殊處境下,女子預料到未來征途的艱難,她想借詩詞抒懷也合情合理。然而,這篇詞序?qū)懙媚腿藢の叮骸暗巧脚R水,不廢于謳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后之君子覽之者,毋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sup>[6]我們要明白,盧氏的道歉與題壁之舉無關,題壁詩詞自古就有,沒人會反對;她是為女子賦詞而道歉。詞序中明顯能看出盧氏經(jīng)常吟誦并創(chuàng)作,有時甚至以詞人自居,而《鳳棲梧》詞表明她出色地掌握了文學語言與詞體風格。但這位才女料到“后之君子”會覺得女子不應填詞于壁,惹眾人圍觀,他們會說自己不守本分,因此事先請求他們不要不加反思地苛責她,也許,她暗自希望那首出色的詞作本身能說服他們寬恕她的“罪過”。除了彭乘的記載,這則軼事屢見于南宋(1127—1279)至清代(1644—1911)的各種類書與筆記。[7]值得注意的是,《詞苑叢談》對此詞的記載有所出入,[8]它刪略了詞序中的致歉之辭,其他則保持原樣?!对~苑叢談》編于清初,較之宋代,人們對婦女詩文著述已寬容得多。編纂者徐釚顯然受制于當時的輿論導向,忍不住竄改了詞序,以期與他的價值觀念吻合,進而助長了時風。通過此舉,徐釚巧妙而有效地歪曲了原作,由此抹去了宋代至清初婦女寫作情境的歷史沿革。

婦女創(chuàng)作題壁作品,讓后世的行人前來觀覽,類似情形多見于閨閣女子而非專業(yè)歌妓。這類作品往往寫于心潮澎湃之時,她們只能通過創(chuàng)作來抒寫心情。有的女性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揮毫弄墨,自陳于壁,在訴說的過程中找回些許慰藉。這樣的寫作甚至還伴隨著婦女的自殺:這位女子題詞于壁,宣告她的困境與無助,旋即了斷自己的生命。沈括(1031—1095)曾記下一名出身士族的女子,她的父母卻把她下嫁給一個姓鹿的仆從。[9]在她生下頭胎后僅僅三天,她的丈夫由于擔心失去月俸,就為了一項差事堅持讓妻子和他一起上路。在巨大的苦痛與無助中,這位女子一定預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臨終前,她在信州杉溪驛舍題壁數(shù)百言以自陳,去世后被藁葬于驛舍后山下。她的題詞是如此沉痛,以至于過路的行人也為之動容,賦詩吊之,詩歌哀悼了這位無名女子,并痛斥她那貪忍的丈夫。后來,這些詩作被匯編成集子,題為《鹿奴詩》。發(fā)人深省的是,即便是為這則故事寫下數(shù)百言的沈括,也未曾抄錄原先那位女子的題詞,似乎覺得這多此一舉。我們知道那篇題詞曾經(jīng)存在過,并感動了無數(shù)行人,但我們竟無法確知它究竟寫了什么,沒有人想到要抄錄它,《鹿奴詩》同樣沒有流傳下來。上述關于女子題壁創(chuàng)作的兩個例子,由此出現(xiàn)了重大的差別。

這位剛做母親的婦女被逼至絕望的處境,在自我陳詞后從容赴死,可以說她的控訴面向他人而非自己。因困苦而公開寫作的諸多女子中,她的題詞卻是個別現(xiàn)象,這篇陳辭很可能是她平生唯一的著述,為的是讓自己的經(jīng)歷公諸于世,她本人也許不常寫作。與之相反,那位陪同父親旅行的盧氏,在詞序中明確說自己“不廢謳吟”,她自恃小有文才,甚至在路途上也整日賦詞,盡管她知道當時的多數(shù)男性不贊同女子為文。

對今人而言,要發(fā)現(xiàn)提及女作家的資料并不困難,問題在于找到她們的具體詩文,因為留存下來的女性作品實在太少了。有兩種觀念共同促成了對婦女寫作的消極看法:第一種想法十分盛行,但并非人人如此,即認為女子應只讀不寫,盡管她通讀經(jīng)典、博覽群書,但也不宜作文;第二種觀念則覺得即便有女性詩文,也不宜外傳,否則它將落入陌生男子的手中。以上兩種思維方式致使當時的女性作品能保存至今的是少之又少。

正因如此,現(xiàn)存的女性作品往往從屬于男子,或與他有關。陳鵠于13世紀初寫有一本筆記《耆舊續(xù)聞》,其中記載了一則軼事:相傳蘇軾友人陳襄(1017—1080)的女兒們很有才氣,其中一個嫁給了李姓男子。當李氏任晉寧軍(治所在今陜西境內(nèi))判官時,有位官員請她們在小雁屏上題詩,李氏之妻為此寫下了兩首絕句。[10]二詩皆保存完整,并突出描繪了畫屏中的瀟湘(今湖南)美景。詩中的小雁屏顯然很小巧,能安置于床頭,以阻擋晚風并保護主人的私密空間。詩中描繪了主人無法回到他的瀟湘故地,只好對著枕邊的畫屏,在夢中興起故鄉(xiāng)的景色。李婦自作黃庭堅小楷,而黃氏是當時最負盛名的書法家之一。這則故事中的李婦不僅詩才洋溢,而且兼善書法,著實是罕見的才女。陳鵠的筆記中還有一則故事:有位徐姓官員曾擔任林希(11世紀90年代在世)的掾?qū)?,林大人喜歡在席間與幕府唱和,由他首唱,并讓屬下在幾個時辰內(nèi)寫出和作。徐妻能詩,每當徐氏被要求寫詩時,丈夫就私下把原詩寄回家,請妻子代作。據(jù)說在其他官員操觚下筆之前,徐妻的和韻詩已經(jīng)寫完寄還給徐氏了。[11]在這則故事中,徐妻為夫代筆賦詩,其作品是通過冒充她丈夫的手筆才得以流傳開來。上述例子說明,如果沒有男子的介入以抬高女性作品的地位,這些詩文甚至無法受人關注,并最終會失傳。

有時,甚至大文豪的垂青也無法保障一部女性詩集流傳后世。歐陽修(1007—1072)曾為謝希孟的詩集作序,她是歐公友人謝伯初的妹妹,集子收錄了她的一百首詩。[12]歐陽修在詩序中將謝希孟的文學修養(yǎng)和才華歸功于她母親的栽培,這位母親最初指導了謝伯初的學業(yè),不久便意識到小女兒也應接受教育。歐公覺得希孟的詩風不同于其兄,而以“隱約深厚”見長。隨后,歐公以難得的平正立場指出能文女子遭遇的不公,他寫道:“然景山(伯初)嘗從今世賢豪者游,故得聞于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于世。”他接著提到了古代的許穆夫人,她的四言詩《載馳》哀悼故土衛(wèi)國的陷落,孔子將之收錄于《詩經(jīng)》,使許穆夫人及其詩歌流傳于后世,歐陽修惋惜地說沒有男人能像孔子那樣抬高希孟詩歌的地位,而他自己寫下這樣一篇詩序,恰恰說明他意欲使希孟詩聞名于世。遺憾的是,歐陽修的努力仍舊徒勞無功,希孟的集子還是失傳了,后來的宋代史料也不再提及它。

[1] 司馬光,《家范》,卷六,2b。

[2] 程頤,《上谷郡君家傳》,《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第653—657頁。

[3] 同上書,第653頁。

[4] 同上書,第655頁。

[5] 同上。

[6] 彭乘,《墨客揮犀》,卷四,4b—5a;《鳳棲梧》及詞序見《全宋詞》,第一冊,第250頁。

[7] 這則故事亦見于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〇,6b—7a;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一〇四,6b—7a;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一七,18b—19a。

[8] 徐釚,《詞苑叢談》,卷八,25a。

[9]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第182頁。

[10] 陳鵠,《耆舊續(xù)聞》,卷三,3b—4a。

[11] 陳鵠,《耆舊續(xù)聞》,卷三,4a。

[12] 歐陽修,《謝氏詩序》,《居士集》,卷四三,第608—6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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