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妓文人
為了建構(gòu)詞人李清照所身處的時代語境,我將簡要地考察宋代史料所透露的女作家概況,并從社會底層那些自度詞曲的歌女開始。在唐代(618—907),最有名、最多產(chǎn)的女作家大多來自風(fēng)塵女子這一社會群體,她們與當(dāng)時的顯貴文人為伴,其身份在女冠與歌妓間轉(zhuǎn)換。李冶(李季蘭)、薛濤和魚玄機便是這樣的女子,她們是流傳詩歌數(shù)量最多的唐代女詩人,因其作品被選入唐代詩歌選集而聞名于世。三人皆非閨秀出身,薛濤和魚玄機都是長安歌妓:薛濤與著名詩人白居易(772—846)、元?。?99—831)和杜牧(803—852)有往來唱和之作;魚玄機生活于9世紀,據(jù)說曾為侍妾,后被夫家拋棄,從此淪為歌妓和女冠,她有兩首詩寫給溫庭筠(812?—870),世間流傳著二人荒誕不經(jīng)的風(fēng)流韻事。李冶是三人中年代最早的一位,8世紀60至70年代曾加入詩僧皎然的文人圈,其才名使她被召入宮,側(cè)身為高級女官之一,可惜好景不長,她因作詩為篡位者朱泚(742—784)歌功頌德而被處死。
在宋代,類似的女性寫作多為詞而非詩,這反映了當(dāng)時社會存在大量的歌妓表演,女藝人普遍存在于官方宴會、節(jié)慶、祝壽儀式以及私人宴飲場合。實際上,歌妓是膨脹官僚體系的一項常規(guī)制度:各階層官僚都有“官妓”,軍營中則相應(yīng)地稱作“營妓”;私人“家妓”又另成一大體系;最后,在上述分類之外還有其他專業(yè)女藝人,她們身處各類茶坊酒肆和城鄉(xiāng)妓院中。[1]
一般情況下,詞樂表演往往是男性填詞,歌妓演唱。我們偶爾也聽說有歌妓自度詞曲,但這并不常見,人們通常不認為歌妓有能力倚聲填詞。[2]但是,因為歌妓熟諳詞曲的形式規(guī)則,她們有時能自制歌辭以驚艷全場。在歡慶場合,有才名的歌妓甚至偶爾會被邀請?zhí)钤~,為在場的男性賓客助興。
例如,據(jù)說有位叫陳鳳儀的成都官妓寫下一首詞來送別當(dāng)?shù)匾晃恍帐Y的長官,他可能是其“保護人”,即將離蜀赴京??梢粤舷?,陳鳳儀會在這位官員的餞行宴上演唱此詞:
一絡(luò)索·送蜀守蔣龍圖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去馬蹄何處?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樓否?[3]
下闋想象這位蔣龍圖受到皇帝的賜宴款待。通往宮廷的“沙堤”布滿了白沙,使騎馬入宮的大臣不會弄臟他們的袍子,但這是唐代的舉措,此處的用典發(fā)生了時代錯位。而“西樓”則是指代佳人居處的套語。可以理解,這名樂妓想知道蔣大人是否還會記得她,尤其當(dāng)他身處更典雅的環(huán)境、周圍宮“花”錦簇之時(此處一語雙關(guān),“花”亦指宮廷歌妓)。我們料想他很快就把她忘了,她也明知如此,這是此類女子的宿命,倘若有人記掛她們倒是稀罕之事。
在官妓所寫的詞中,陳氏之作非常典型,類似作品往往表達了對失寵的憂心。[4]從其他文獻可以看出,詞樂表演的場合往往是一位高官即將離任,當(dāng)?shù)氐臉芳嗽陔x別之日獻詞給他。但這些作品也可能出自男人之手,而很快被系于演唱它們的歌妓名下。
另一些歌妓則將其他素材援引入詞。洪惠英相傳是一名會稽樂妓(其生卒年不詳),她賦詞一首,字面上寫的是受冰雪摧折的梅花:
減字木蘭花
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里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5]
梅花是宋詞的流行題材,但這一首卻堪稱異調(diào),別樣的措辭富含隱喻,需要加以闡釋。鄧紅梅已令人信服地指出,這首詞實則寫的是長年的妻妾矛盾,這一現(xiàn)象盡管在當(dāng)時十分普遍,男人們卻極少在詩中提及,彼此心照不宣。[6]詞的三位主角各有所指,梅花喻妾,冰雪喻妻,而司春之神東君則是身為一家之長的夫君。梅花往往在年初迎雪綻放,通常認為梅枝上的殘雪更反襯出花的鮮妍,因為這體現(xiàn)了梅的傲骨:她看似纖弱,卻不因冰雪而折腰。與之類似,婢妾經(jīng)常受正妻的種種虐待,而詞中描繪的小妾卻堅忍不屈進一。步說,她因其卑微地位而無法直接反抗正妻的壓迫,因此只能如“梅花無語”;但她希求丈夫能替她做主,并私下里“傳語”給他,正如詞中借梅花所暗示的那樣。我們很好奇洪氏之作是否出于她的自身經(jīng)歷。如果她是私人樂妓,那么其處境也許和一位姬妾近似;即便不是家妓,她也應(yīng)深諳妻妾與丈夫間微妙的“性別政治”(sexualpolitics)。而其獨特之處在于,她將這一素材援引入詞,并以巧妙而簡明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試圖重構(gòu)歌妓創(chuàng)作的敘述過程中,我們還須保持警惕:一些記載傾向于把她們過分浪漫化,賦予其所不具備的魅力、節(jié)操和文才,而才藝畢竟是歌妓魅惑人的手段,并在一些例子中有過譽之嫌。嚴蕊是個12世紀的營妓,她的故事便是如此。嚴蕊原在臺州(今浙江臨海)逢迎款待官員,相傳她“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并擅作詩詞。唐仲友(字與正,1136—1188)任臺州知州時,常在公宴上延請嚴蕊來助興。宴席上曾有位賓士讓嚴蕊以他的姓氏為韻即興賦詞,嚴氏之作令他無比心醉,以至于他把嚴氏留在家中長達半年,這當(dāng)然是不合法的。而當(dāng)朱熹這樣一位大人物以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之職于1182年來到臺州時,他便以“嘗與蕊為濫”的罪名問責(zé)于唐仲友,這也合乎情理。在周密(1232—1308)對此事的敘述中,為了讓嚴蕊招供出唐仲友,朱熹曾囚禁、鞭笞她,據(jù)說在他前往越州時還帶上嚴蕊加以審問。[7]盡管系獄久長且一再受杖,嚴蕊仍堅稱自己與唐仲友是清白的,她至死也不愿污蔑他。后來審訊嚴蕊的官員在節(jié)慶大赦之際釋放了她,并讓她作詞自陳,她旋即口占了一首:
卜 算 子
不是愛風(fēng)塵,似被前身誤?;浠ㄩ_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8]
按:“風(fēng)塵”是妓女身世的委婉表達。
當(dāng)我們讀到此詞,并結(jié)合周密關(guān)于問罪唐仲友及囚禁嚴蕊的敘述,便會覺得這首詞非同一般:它似乎極有興味、無比傷情,交代了詞人無可逃避的宿命。嚴蕊強調(diào)自我生命的無法把持,并任其剎那芳華如花般逝去,無數(shù)歌妓以此自悼身世。下闋暗示了她即將故去,她矜持地勸慰聽者無需記得她的遭遇,在日后的游賞中莫因她而分心。
遺憾的是,這則有關(guān)堅貞而悲情的才妓故事似乎只是當(dāng)?shù)氐膫髡f,至少嚴蕊拒絕誣陷唐仲友和作詞自陳二事純屬虛構(gòu),這一點我們可求證于朱熹彈劾唐仲友的相關(guān)奏狀。朱熹在數(shù)周內(nèi)向皇帝長篇累牘地奏報了唐氏的罪行,并對此加以強烈譴責(zé)。[9]朱熹的確曾將嚴蕊逮捕入獄,但根據(jù)他的記載,嚴蕊頗花心思地供出了唐仲友的罪行。[10]朱熹甚至記載了上述《卜算子》詞,但語境卻截然不同:他說這首詞系唐氏親戚高宣教為嚴蕊而作。[11]更令人驚訝的是,朱熹稱唐仲友曾勸嚴蕊從良,在他親戚家暫避風(fēng)頭,等待消息,唐氏將會最終迎娶她成為自己的妾室,而此詞是嚴蕊對唐氏的答復(fù)一。朱熹所引此詞的下闋第句是“去又如何去”,在這個版本和語境中,此詞意味著嚴蕊婉拒了唐氏的安排,并勸他把她忘記。
當(dāng)周密寫下嚴蕊故事時,真實的歷史事件已過去近一百年。周密曾提到洪邁(1123—1202)文集中也有關(guān)于此事較早的簡述。[12]此事見于洪邁文集本身就容我們深思:我們知道,洪邁從許多口述傳聞中汲取素材。洪邁記載、周密潤飾的嚴蕊故事,都是圍繞特定人物類型產(chǎn)生的傳說,即才色兼?zhèn)涞募伺矣谒哪行员Wo人。而在嚴蕊故事中,令人同情的歌妓與衛(wèi)道士朱熹的對峙使得整個事件更為戲劇性。
[1] 有關(guān)官妓制度的論述,可參見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惺惺相惜:宋代歌妓與文人》(“Shifting Identities:Courtesans and Literati in Song China”);又見氏著《歌妓、侍妾與貞節(jié)觀》(Courtesans,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Female Fidelity),第20—28頁。
[2] 鄧紅梅的《女性詞史》提出了這一觀點,見此書第53—54頁。
[3] 陳鳳儀,《一絡(luò)索》,《全宋詞》,第一冊,第215頁。
[4] 如聶勝瓊《鷓鴣天》、僧兒《滿庭芳》和平江妓《賀新郎·送太守》,見《全宋詞》,第二冊,第1359頁;第二冊,第1391頁;第四冊,第3524頁。
[5] 洪惠英,《減字木蘭花》,《全宋詞》,第三冊,第1931—1932頁。
[6] 鄧紅梅,《女性詞史》,第56—57頁。
[7] 周密,《齊東野語》,卷二〇,第5684—5685頁。
[8] 嚴蕊,《卜算子》,《全宋詞》,第三冊,第2169頁。
[9] 這些奏狀在朱熹的現(xiàn)行文集中占了將近五十頁的篇幅,《朱熹集》,第二冊,卷一八至卷一九,第725—772頁。
[10] 此觀點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卷,第739頁。他反駁了洪邁和周密對此事的歪曲,我對此表示認同。朱熹對唐、嚴二人關(guān)系的譴責(zé),柏文莉曾作為例子詳加討論,以此反映出南宋道學(xué)家試圖抑制文人才妓之間日益頻繁的風(fēng)流情事,參見《歌妓、侍妾與貞節(jié)觀》,第163—165、190—196頁。
[11] 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狀》,《朱熹集》,第二冊,卷一九,第746頁。
[12] 洪邁,《吳淑姬嚴蕊》,《夷堅志》志庚,卷一〇,第1216—1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