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照預先設(shè)想，圍繞這么重要的歷史人物，一定有豐富的著述可資借鑒和利用，然而很出意表。以傳記論，迄今似乎只有一本朱文長所作《史可法傳》，而它的問世，已是七十年前(民國三十二年)舊事。這且不說，難以置信的是，直到眼下連史可法的生年都還是個問題。舊史中，官方的《明史》未載，私撰例如《小腆紀傳》等等也不曾明言，而這一類基本事實層面的含糊，在史可法研究中屢見不鮮，有些簡直非得形容為粗枝大葉。魏斐德教授的《洪業(yè)——清朝開國史》，算是有關(guān)明清鼎革之際的名著，它在寫到史可法的時候說：

1620年，他通過縣試。1626年中舉人。1626年中進士。

我不知道他根據(jù)是什么，或從哪里看來的說法。1626年，舊歷為丙寅年。是年，中國不可能舉行殿試——沒有殿試，又如何中進士？這涉及明代科舉制度，《明史》“選舉二”：

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xiāng)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于廷，曰廷試，亦曰殿試。

很明白的，鄉(xiāng)試以上考試，三年一次，而鄉(xiāng)試、殿試相連——頭年鄉(xiāng)試，次年殿試(殿試前頭有會試，從結(jié)果論，會試是殿試的“前奏”，簡便起見我們將它略而不談)。所以，史可法不可能同一年既中了舉人，又中了進士。但這還不是最大的錯誤。明代鄉(xiāng)試以上考試，除了三年一次，還有年份上的規(guī)律：

子、午、卯、酉年鄉(xiāng)試，辰、戌、丑、未會試。

這規(guī)律來自中國干支紀年法，我們避其繁瑣內(nèi)容，略而言之：凡鄉(xiāng)試年份，必含“子、午、卯、酉”四字中的一個；凡殿試年份，必含“辰、戌、丑、未”四字中的一個。而1626年，歲在丙寅，既不可能有鄉(xiāng)試，也不可能有殿試。在“三年大比”的循環(huán)期中，一年必有鄉(xiāng)試，一年必有殿試，另外一年輪空，而1626丙寅年恰好就是輪空年！當然，中國的朔閏法是很麻煩的東西，漢學家有所疏忽與誤解，不足為奇。但它提出或警示于我們的問題，卻不能不注意，那就是迄今為止有關(guān)史可法的研究，的確處在相當粗糙的狀態(tài)。我們不會苛求高鼻深目的洋人，但不能不躬問中國史學自身的不足。比如說，到現(xiàn)在我們連一本靠得住的史可法年譜都沒有，否則，魏斐德教授大約是可以避免1626年舉行過鄉(xiāng)試、殿試那種紕漏的。

本文的寫作，也因此不得不與最早的打算有所不同。當初，我于這篇文字的設(shè)想，是想憑借豐富翔實的已知材料，就史可法展開一番深入解讀，重點放在他內(nèi)心世界的探索，而不是作傳記或生平的研究。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一些基本的研究或考證，已經(jīng)繞不開。比如生年問題，如果不解決，以后每件事可能都受它的羈絆；何況像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對他生命軌跡含混了事，我們又于心何忍？所以在這情況下，也不得不兼顧少許的考辨工作。

先從破解史可法生年論起。過去官史及私史所以對史可法生年無明載，并非行文上的疏忽，而是確無一眼可見的材料。明末的官方史料流失厲害，崇禎以后便無《實錄》。而在個人筆記、回憶錄、親歷記方面，當時寫作非常活躍，如《弘光實錄鈔》《青燐屑》《甲乙事案》《南渡錄》《幸存錄》《烈皇小識》《圣安本紀》等等，內(nèi)容雖大量涉及史可法，但以我讀到的論，均未提及其生年或適時的年齡(據(jù)之可推算生年)。另外，史可法自己著述中，也沒有明確直接的表達。再者，他主要是官員、政治家，不像學者和著作家有眾多且富于連貫性的著述，可從中稽索、分析生平經(jīng)歷。我曾細讀所見到的他每篇詩文和書信，找尋一語自述年齡之字句，而無所發(fā)現(xiàn)。所以二十世紀前，關(guān)于史可法生于何年并無明說。甚至到八十年代，魏斐德教授談到這個問題仍說：

史可法生于1601年(據(jù)劉約瑟：《史可法和滿族入侵時中國的社會政治》)或1602年(此說較可信。見《史可法傳》，第99-106頁)。

即攏共有1601年和1602年兩說，兩說分別來自劉約瑟和朱文長，魏斐德傾向于“1602年”說，但他對“1601年”說何以不夠可信，未具體說明。據(jù)魏著所附“西文引書目錄”，劉約瑟(Joseph Liu)論文于1969年在巴黎發(fā)表，原文我們無緣得見，但我們有件原始的材料可借以觀之。

那件材料雖不很偏僻，但并非一眼可見，首先要能發(fā)現(xiàn)和捉住幾個關(guān)鍵字眼，再圍繞它們轉(zhuǎn)好些彎子來解讀。它見于崇禎八年(1635)，史可法為致祭左光斗墓而寫的祭文：

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鑒，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群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后，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于卯辰脫穎去?！本S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

這段話，回憶了當年左光斗對自己的賞識與發(fā)現(xiàn)。內(nèi)有三處關(guān)鍵字句，即“弱冠”、“兩試暴腮”和“果以卯辰售”?！叭豕凇弊詈媒猓艜r年二十舉成人禮，《禮記》：“二十曰弱，冠?！?sup>“暴腮”典出《太平御覽》：“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在，去長安九百里。江海大魚洎集門下數(shù)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暴腮龍門?！?sup>后藉以喻舉業(yè)成敗，金榜題名曰“登龍門”，失利曰“暴腮”。“卯辰”，指含有卯字、辰字的兩個年份，以史可法當時實際論，只能是丁卯年(1627)和戊辰年(1628)。加以串通，這段話是說：史可法二十歲那年，左光斗預言他將于丁卯、戊辰之際脫穎而出，而史可法當時不敢相信。之后，他兩次投考均失敗，卻果然在丁卯年成為舉人、旋于次年亦即戊辰年高中進士。據(jù)此，我們完全確定了史可法生平兩個重要事實：第一，他當上舉人是1627年、取得進士是1628年，絕不是魏斐德說的1626年，更不是同一年既做了舉人又做了進士。第二，“果以卯辰售”之前，曾“兩試暴腮”，亦即參加過二輪鄉(xiāng)試，依“子、午、卯、酉年鄉(xiāng)試”的制度可知，兩次失敗的考試分別為辛酉年(1621)和甲子年(1624)。另外，同樣很明了的是，左光斗道出預言是在“兩試暴腮”之前，因而可知“年甫弱冠”必非1622年，否則丁卯年之前史可法便僅有一次鄉(xiāng)試機會，而無從“兩試暴腮”——歸結(jié)一下：史可法“弱冠”為辛酉年(1621)，是年，他受左光斗知遇、得其預言，且于當年首次鄉(xiāng)試而告失利，又于甲子年(1624)再次失利。

繞了許多的彎子，我們總算搞得確實，史可法弱冠亦即二十歲，便是1621年。如此算來，生于1601年豈不彰彰明甚，又何來1602年之說呢？先不要著急，古人年齡算法與我們今天不同，較之今天，他們的年齡普遍得減去一歲，因為今人年齡都算周歲，這算法是西方的習慣，而在實行公歷以前，中國人所稱年齡通常是虛歲，比如黃宗羲生于1610年、卒于1695年，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記為享年八十六歲。我們現(xiàn)在，盡可照著周歲理解古人享年，所以我們?nèi)粽J為黃宗羲在世八十五歲而非八十六歲，并無不可，但如果涉及古籍中年齡計算問題，就不能不知道應(yīng)按虛歲來推其時間。因此，1621年史可法“弱冠”，所表示的恰恰是他生于1602年。就像魏斐德因為鬧不明白干支紀年與科舉的關(guān)系，而把史可法中舉人和進士誤為同一年，劉約瑟恐怕也是不知中國古時一般不算周歲因而有1601年說。

然而，與史可法有關(guān)的訛誤，又并非只出自洋人漢學家，所以我要再舉一個例子。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于左光斗傳中說：“及公逮系，史已舉于鄉(xiāng)矣?！?sup>稱史可法中舉，在左光斗被逮(天啟五年)之前?！蛾扰f傳》突兀具此說，對其由來所本，并未交待。但我們分明從史可法自述得知，他的中舉在丁卯年(天啟七年)。那么，馬其昶是怎樣犯了這么大的錯誤呢？我推測是因為兩點。其一，他應(yīng)該沒有細讀過《史忠正公集》；其二，所本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然而又誤讀了它。方文中有句：“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瘪R其昶之誤蓋即由這句導出，出錯原因是以為這次考試是鄉(xiāng)試，而將“面署第一”誤為左光斗當面取史可法為頭名舉人。其實，這是一次童生“入學”考試?！睹魇贰罚骸笆孔游慈雽W者，通謂之童生?！薄吧鷨T入學，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官。正統(tǒng)元年始特置提學官，專使提督學政?！薄疤釋W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sup>《明史》又載，1620年(該年既是萬歷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左光斗“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也即《左忠毅公逸事》所稱的“視學京畿”，它在左、史相遇的前一年。次年，左光斗作為畿輔學政外出巡視途中，慧眼識珠，發(fā)現(xiàn)史可法，于同年生員入學考試中將其拔為頭名，史可法就此從“童生”成為“諸生”，亦即俗稱的“秀才”。對此，我手頭有陳耀東《方苞劉大櫆姚鼐散文選》一書，其就方苞“面署第一”注曰“當面批上取中秀才第一名”，這才是正確的。我們當然很不解，馬其昶應(yīng)該沒有犯上面那種錯誤的可能——他列《清史稿》十名總纂之一，還是清末桐城古文名宿——然而，又確確實實犯了。連這樣的碩學大家，筆下都不免訛舛，可見史可法史實中的淆溷情形，真的讓人很有些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