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雅音·

占據魏晉南朝文學坐標的張華

〔日〕林田慎之助 著 曹旭 譯

前言

通過對張華現存作品的分析，考察其思想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探討占據魏晉南朝文學上的張華坐標。為方便起見，在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論及的內容中，第一部分“鷦鷯之賦”，第四部分“情詩的系譜”，第五部分“游俠樂府的世界”，是專從思想史與文學史的角度進行探索的時間上的縱坐標；第二部分“博物的記錄”和第三部分“西晉文壇的形成”，是與張華生活狀況相對應的空間上的橫坐標，通過縱、橫坐標，試圖對歷來文學史上地位評價過低的張華，重加評價，以期恢復其本來的面貌。

一 鷦鷯之賦

《鷦鷯賦》是張華人與文學關系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的作品。這一點，后面我們還將詳細地論及，第一，這篇賦表現了那些敏銳反映魏晉時代社會狀況的知識人士的思想，或者更為確切地說，是展示了政治權力歸趨所引起社會上復雜微妙的關系中，人的分化轉向問題，這篇賦與郭象的《莊子》注釋等一起，為考察這一時代的思想動向，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第二，此賦曾得到阮籍有“王佐之才”的評價，為張華初獲聲名，嶄露頭角提供了機緣，這也是理由。

關于這第二條理由，《晉書·張華傳》中有（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な仵r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的記載，時魏正元元年（254），阮籍四十五歲，張華二十三歲。盡管此后張華確以西晉王朝的輔弼重臣活躍于政壇，但《晉書》這段插話仍不能不說是太過分了。關于《鷦鷯賦》的作年，還另有異說，這就是《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的《晉書》。臧榮緒《晉書·張華傳》中有“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名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云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李善注《文選》卷十三）的記載。如果根據這一記載，此賦之作，應是張華任魏中書郎以后的事，即大約在張華三十三歲（264）以后的時間里，才是這篇賦的作年。而其時，即阮籍在張華任魏中書郎以前的景元四年便已去世，這與《晉書》本傳里的記載存在明顯的矛盾，照這樣的說法，阮籍與張華通過《鷦鷯賦》邂逅相遇的可能便不復存在。今天，這兩個作年哪一個更正確，限于目前尚未發(fā)現決定性的資料，因此，孰是孰非還不能斷定。不過，《晉書》本傳的插話過于帶歷史學家的虛構而引人懷疑，在這種情況下，臧榮緒說法的正確性得到了加強。

另外，從魏晉思想史上看阮籍與張華，阮籍屬魏末竹林七賢集團，這與張華有很深關系的西晉貴族集團之間，不能不看到在清談的性格內容上，有幅度相當大的落差。這種落差之間的核心，乃在于前者拒絕禮教思想，而后者對此則采取承認態(tài)度。超越嵇康、阮籍清談思想立場的，是與后漢黨錮之禁中持清節(jié)的儒學之徒峻烈的批判現實精神相通，與西晉太康時期亂發(fā)裸袒、飲酒談笑的王澄、胡毋輔之等放蕩的清談似是而非的東西，這一點是明擺著的。在魏晉政權交替時期，把荀氏、鐘氏、王氏、衛(wèi)氏等漢以來的儒學名門作為政治集團聯合起來，陰謀篡奪政權的司馬氏，在各種場合下都提倡遵守禮教思想，倡導儒家的名分論，這對于阮籍等人的文學集團來說，完全是精神上的枷鎖，在美名中，沒有比這更虛偽，更難洗刷血腥的了。正是這個原因，阮籍等人便徹底地否定禮教思想，在任誕放達的思想行為中，以老莊哲學為基礎，在內在的自然中確立自我。阮籍的《通老》《通易論》《達莊論》《大人先生傳》，嵇康的《釋私論》《管蔡論》《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都是與現實有關，在具體現實中構筑的思想理論，而不是抽象的空論。

讓我們對《鷦鷯賦》稍加探討。且先看此賦的序言：

鷦鷯，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于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鹍、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嘴距足以自衛(wèi)，然皆負矰纓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于人也。

讀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張華從陋劣卑小的鷦鷯中引出積極的寓意。即在與鷦鷯的對比中，有美麗羽毛和強大翅力的飛鳥卻負矰纓繳，不免置身羽毛入貢的不安和恐懼之中，被現實所威脅。像這種不安和恐懼的意識，正是在魏晉政權交替時期的情況下產生的，即在晉司馬氏從魏曹氏手中篡奪王權的過程中，因暗殺與政變相繼發(fā)生而引起險惡時代狀況的反映。如前所述，《鷦鷯賦》的作年有兩說，假定依《晉書》本傳二十三歲說的話，那一時期，曹爽事件已經發(fā)生，何晏、鄧飏等著名的清談家、思想家已遭誅殺。若依臧榮緒《晉書》三十三歲說的話，事態(tài)則變得更加險惡，作為魏代重要的清談家領袖夏侯玄、諸葛誕，魏名將毌丘儉、魏室高貴鄉(xiāng)公，竹林清談集團中的思想家嵇康、呂安，都接連遭到司馬氏的殺害。無論選擇哪一個作年，在張華感受力最強的時期，目睹這些事件，不能不使他積累了這方面的經驗。自然，張華必定會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考慮自己的生存方式問題，使這些事件成為他切實反省的契機。

雕鹖、鵠鷺、鹍雞、孔雀、晨鳧、歸雁等大鳥，因為它們有美麗的羽翼，豐實的肌體，故無罪也遭殺戮，蒼鷹因為有猛志，鸚鵡因為有智慧，因此都成了捕獲的對象，在《鷦鷯賦》一文中所表達的寓意中，暗示那一時代，凡是優(yōu)秀美好的事物，都會遭到扼殺的狀況。在這種背景下，作為《鷦鷯賦》的主題，那種追求相對滿足，追求自己安逸小宇宙思想，便成了具有普遍遵循意義的穩(wěn)妥的處世之道。

以當時的狀況為支點，使本來消極的存在，反而變成自己積極的主張，這種短視的理論，在《鷦鷯賦》“鷹鹯過猶俄翼，（鷦鷯）尚何懼于罿罻”句中捕捉到的，正是那種思想的象征?！傲Z罻”之句，恐怕是暗示外在籠罩威脅和暗中潛伏力量的詩句。在同時代何晏的詩里，有“鴻鵠比翼游，群飛戲太清。常畏入網羅，憂禍一旦并”（《擬古》）的句子；在阮籍的詩里，有“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詠懷詩》其四十一）的句子；在嵇康的詩里，有“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云網塞四區(qū)，高羅正參差”（《贈兄秀才入軍十九首》）、“坎趣世務，?？謰刖W羅”（《答二郭三首》）等，這不過僅僅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詩中所使用的“網羅”、“云網”、“高羅”、“羅罻”等語，與賦中的“罿罻”應是同一個意思，同是阻礙、威脅正自由翱翔飛鳥的邪惡形象。非常清楚，這些都應該看作魏晉政權交替時期詩人們共同表現出的危機意識。

對張華來說，他的小宇宙思想是以《鷦鷯賦》為主題而全面展開的，其中包括了極有特征性的問題：

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鷹鹯過猶俄翼，尚何懼于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飏，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以智？

像這種小宇宙的思想傾向，是阮籍、張華、郭象等魏末晉初的清談思想家們所共有的，對一切事物，都用相對的思想方法去考慮，即使是陋劣卑小的存在，只希望求得相對安逸的生活境況，對這種思想傾向予以積極肯定的內在邏輯準則，是充滿不安與危機的魏晉政治轉換時期，知識人士必定會產生的悲哀與苦惱的表現。

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篇中，對張華《鷦鷯賦》寓意源出韓非子的《說難》進行了評論。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劉勰從魏晉政權轉換時期的思想狀況出發(fā)，對韓非子在預測自己的生命隨時隨地有被奪走危險的情況下，一面洞察對象的心理活動，一面巧妙地將自己的理論貫穿到論述對象中的《說難》，在讀張華《鷦鷯賦》時，竟然讀出韓非子這一反復闡述過的法家理論來。與這一評論相關聯，阮籍讀此賦，還有稱張華“王佐之才”的評價。倘若這一記載屬實，就很快能得出與劉勰相同的結論：《鷦鷯賦》是屬于法家思想邏輯譜系的，因為躲避各種各樣危機以貫徹自己的主張，乃是輔弼之臣必須具備的才能，阮籍也許正是看出了這種才能。

但是，如上所述，《鷦鷯賦》寓意是承韓非子《說難》思想而來的，其理論又宣揚應相對地看待一切事物，正是在這種相對中謀求安逸自足的老莊小宇宙思想展開之時，張華便與魏末嵇康、阮籍的反體制思想訣別，且不得不使自己帶有強烈結托俗流的因素。若重新評定《鷦鷯賦》在魏晉清談思想史上的地位，則它在危機意識這點上，一方面與嵇康、阮籍有共同之處，另一方面，它的小宇宙思想又很快被司馬氏的儒教體制吸收，只有在洛水之畔，在高雅的氣氛中，聆聽比發(fā)揮思辨的西晉官僚、貴族的清談中，才能看出這種逐步轉化的必然性。這就意味著，張華的《鷦鷯賦》是魏晉政治史、思想史轉換時期極具象征意義的作品。由此看來，《鷦鷯賦》的寫作年代應選擇臧榮緒說，然而，即便《晉書·張華傳》載阮籍評其賦有“王佐之才”是虛構的故事，以《鷦鷯賦》為焦點，捕捉阮籍與張華在思想史上的邂逅與乖離、接近與斷絕的象征，讀這一故事，仍能感受到那種逼近魏晉時代真實面貌的史學家銳利的眼光。

二 博物的記錄

在兩晉剛開始建國的泰始之初，張華作為文官，便具備了超拔群賢的學識，顯示出縱橫自如的活動能力。泰始三年（267），三十六歲的張華奉詔任黃門侍郎，在此以前，他就獲得了人們“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王隱《晉書》，引自《北堂書鈔》卷五十八）的贊譽?，F在這一記事的范圍內，將有關張華的事跡略作收集整理如下：

一、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

（《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晉陽秋》）

二、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仆傅玄、中書監(jiān)荀勖、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瓘埲A以為“……蓋以依詠弦節(jié)，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p>

（《晉書·樂志》）

三、荀勖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

（《晉書·荀勖傳》）

僅從這些記事中，我們大致也可以窺見，盡管出身寒門，卻具有十分廣博學識的張華，是如何充分靈活地使用他的才華，并逐步在西晉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的。特別是第三條，收集整理古籍的工作，被推測為與他《博物志》四百卷的編輯工作有著密切的關系。姜亮夫《張華年譜》把這一制作年代定為咸寧三年（277），這部《博物志》，同樣也是他政治地位騰達高升的重要起點。這件事，在王嘉《拾遺記》里有如下的記載：“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百子全書》卷六十五）。摭采天下遺逸，收集整理歷代古籍之舉，與輯成《博物志》四百卷上奏武帝這件事，本身就具有夸示自己讀書力和學識博大的意圖，因為它們完全一致。以致武帝讀《博物志》四百卷時，絕口稱贊說：“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同上），只是因為多涉鬼神幽昧之事無益，故以不言怪、力、亂、神為理由，刪去浮妄可疑的部分，勒為十卷，流傳于世。

幾乎在所有流傳有關張華的逸事記載中，都共同表明了他廣博的知識，即物的自信和敏銳的解析能力，以上所表現深刻的洞察力和準確的預言判斷力等，總體上，都體現了方士的教養(yǎng)和認識上的優(yōu)異卓越。事實上，正是對這種教養(yǎng)和認識的有效而靈活的運用，才使寒門出身的張華自身政治地位得到確定和穩(wěn)固。還有，這種方士教養(yǎng)和認識的結晶，外在就表現為《博物志》四百卷的編輯與制作，故上奏后得到武帝絕口夸贊。

張華編輯制作《博物志》四百卷的意圖，從上奏武帝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完全是為了夸示自己廣博的學識和讀書之多，并且，確實還夾雜著文官官僚的上升意識，然而，與此同時，編輯制作這些逸事雜錄，不也正帶有朝編纂類書方向前進的意味？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從《博物志》的名稱，四百卷的卷數中就可以看出，且《隋書·經籍志》稱《博物志》與魏繆襲等所撰中國類書的嚆矢《皇覽》相同，卷三收雜家，已做了這樣的暗示。對流布本中最早的宋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加以?？痰狞S丕烈說：“予家有汲古閣影宋鈔本《博物志》。末題云連江葉氏，與今世所行本敻然不同。嘗取而讀之，乃知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為。故自來目錄皆入之雜家。其體例之獨創(chuàng)者，則隨所撮取之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如卷首括地象畢方，繼以考靈耀是也。”（《士禮居黃氏叢書貞》）在宋本《博物志》的體裁照類書體例編排這點上，黃丕烈認為有其獨創(chuàng)性。

前所舉王嘉《拾遺記》中，有稱張華“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的記載，如果把這一記載作為西晉時期編纂類書這一文化史動向的一環(huán)把握的話，這正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也許，以儒教定國是的晉武帝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才對四百卷《博物志》加以刪定的，因為倘若不是這樣，四百卷原封不動地流傳下來，一定會使后人“驚所未聞，異所未見”（王嘉《拾遺記》）。盡管《博物志》那些令武帝驚嘆的豐富多彩的記事，在素材的提供上其意義有限，但是，在對六朝以后志怪小說的影響和啟示上，其價值都是難以估量的。

三 西晉文壇的形成

活躍于西晉太康時期文壇的詩人、文學家人數眾多，其中以陸機、潘岳、左思、摯虞為代表。陸機、潘岳與南朝文學的誕生期相適應，是形成洗練的華麗抒情詩的作手；而左思，則是被摒棄于太康時期顯赫的貴族文學圈外，以自己孤獨的意志，凝聚那帶野性的粗獷美的詩人；摯虞編輯總集，纂成《文章流別集》三十卷，并以對各篇所進行的評論，成為文學理論家，都成了構成太康時期文壇的重要支柱，具有作為代表的意味。此外，陸云、潘尼、張協(xié)、成公綏，再加上張華等人，構成了光輝燦爛的西晉文壇。

今天，倘若說到西晉太康時期的文學，人們必定會說，那一時期文壇優(yōu)雅的色調，是陸機、潘岳、左思、摯虞等人照亮的，這已成為文學史家的常識。但是，假如我們竟然無視張華的存在來闡述這一時期的文壇構成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突然陷入茫無頭緒和挫折之中。還有，倘是沒有張華的存在，陸機、左思、潘岳、摯虞所代表的太康時期的文學風貌及西晉文壇，就不可能形成。而且，要真是那樣的話，這一時期的文學現象就毫無生氣可言，情況也許就很糟糕，這是可以想象的。在文學史上，常常只占西晉文壇一隅位置的張華，其作用也許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以往文學史家對張華的偏見實在應該加以改正。在這一章節(jié)中，筆者將從這一視角出發(fā)，對活躍于西晉文壇的詩人、學者群與張華的個人關系，以及對他們在文學上的交流，做一番探索。

試看張華的傳記，傳中說：“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晉書》本傳）?！靶院萌宋铩?，是有關張華個人性格的評語。當時，尚書左仆射劉毅曾上疏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苯┗木牌分姓疲允侵魏椭鋾x朝官僚機構的原動力，除出身豪門高族以外，一般人即使有才能，也得不到幸運之神的眷顧，大多數寒門出身的人，雖成了官僚，其才能和志向也絕無在政治上加以施展的可能。在出身窮賤的俊彥之士沉于社會下僚的社會制度里，張華其人，從被埋沒到被發(fā)掘，乃至對朝廷不憚勞苦地積極推轂，不僅僅只是憑借他出色的個人性格，這里，還應該考慮他曲折的經歷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只有這樣的考慮方法才是妥當的?？傊?，由牧羊起家，憑借與劉放、阮籍、虞欽等人僥幸邂逅，因能抓住這些出世機緣而步步高升的張華，由于這種復雜的人生經歷，就使他同情寒門不遇之士，發(fā)掘、推舉具有才能識見的人物。

就說文學家，盡管成公綏、左思、束晳都是出身寒門的人，但卻能與西晉貴族學者為伍，且聲名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依靠張華的獎掖和提攜。蜀國平定之際，有閻纘、陳壽，西晉統(tǒng)一以后，吳國的陸機、陸云、顧榮、褚陶等人，當他們懷著對北方人士強烈而根深蒂固的蔑視，逐漸進入晉朝官僚組織之時，盡管他們所持的立場對他們并不利，但卻都能先后施展他們的才能，并最終獲得相當高的官職，是與當初張華一視同仁的庇護和溫和的推挽分不開的。

元康六年（296），張華任司空要職，總攬朝中的行政事務以后，晉室中興的使命感，使他選用天下遺散的隱逸之才。

在集于張華周圍的西晉文學家里，何劭、摯虞是同輩，故且視為別調。接下來列舉的，首先是寒門出身的成公綏、左思和束晳，依次為蜀、吳平定以后，得到張華知遇之恩的陳壽、陸氏兄弟、褚陶諸人。

在《文選》中留下自己《嘯賦》和《長笛賦》的成公綏（字子安），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是地位頗高的賦家。他清心寡欲，有俊才，詩賦綺美，卻生性閑默自守，不求聞達，在他貧賤之時，他的詩文并沒有被時人所認識。尊重成公綏的人品，并對他的文章嘆為絕倫的，只有張華。魏正元二年，張華任太常博士，很快也推舉成公綏任同職。張華作于其時的《移書太常薦成公綏》推薦書，至今仍存。在那篇推薦書里，張華對成公綏作了“固逸倫之殊俊，縉紳之檢式”（《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二引《文士傳》）的贊美。當時，張華二十四歲，成公綏二十五歲。曾作《長笛賦》《嘯賦》《琵琶賦》《琴賦》等一系列音樂賦的成公綏，長于音律，遷中書郎以后，因與傅玄、荀勖、曹毗、張華共同參與晉世郊廟燕射、鼓吹曲等篇章的制作而著名。明人張溥對他做了“子安得與茂先接塵，其人幸甚”（《漢魏百三家集·成公子安集》題辭）的結論，應該說，這確是十分恰當的評語。

與成公綏的情況類似，同出寒門，同樣經常受到張華的助掖和贊辭，在文學上享有洛陽紙貴的名聲，顯赫于文壇的還有左思。左思，字太沖，原本是齊國臨淄一個小吏的子弟，因為妹妹左棻被選入后宮，所以才有機會移居京師洛陽，在此之前，左思不過是一個對自己的文學才能抱有強烈自信，但卻郁屈于山東老家田舍中的貧困無名的青年?！度假x》是在他移居京師以后，經十年歲月的構思磨煉而成的。寫成之后，因為沒有得到當時被譽為高士的著名學者皇甫謐的序文，所以，根本得不到人們的重視。后因得到皇甫謐的序文，加上張華也給予“班、張之流”的評價，這才使時人爭相傳寫，以致如《晉書·左思傳》所記載的，竟弄到洛陽紙價也因之被抬高的地步?！妒勒f新語·文學》篇記載皇甫謐為《三都賦》作序時，也記載了張華勸左思請人作序一事：“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后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被矢χk卒于太康三年（282）。左思兄妹移居京師始于泰始八年（272），如果加上十年構思寫作所花的時間計算，則太康二年，《三都賦》即已完成。其時，張華因為征討吳國的功績而被先后授予關內侯、廣武縣侯的爵位。盡管張華當時已具有相當高的地位，但是，他仍勸左思請高士皇甫謐為之寫序，此事的真?zhèn)螘呵也徽f，就這段插曲看，西晉文化受貴族支配，并由此產生固陋的選良意識和排他主義，同時，與那種文化狀況對立，得到寒門出身人士擁護的張華，其細密周詳的推舉功夫也都表露無遺，這是饒有深意的。

出身寒門，受張華推舉而活躍于太康文壇的文學家，除上述的以外，還有束晳。束晳，字廣微。因年輕時作文辭鄙俗的《勸農賦》，受到時人的鄙薄。及長，性沉退。不慕榮利，擬《客難》而作《玄居釋》，張華見而奇之，召束晳為掾。時束晳三十五歲，而張華卻已是六十四歲的晚年時期。

從平定蜀國的景元四年（264）起，大概又過了不太長時間，在這一時期前后，《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字承祚），其才能也被張華發(fā)現。在蜀時，陳壽曾任觀客令史之職，是一個獨不肯屈從宦人黃皓專權，因而受到罷黜的豪直之士。且因其豪放正直而致禍，《晉書·陳壽傳》中說他“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坐是沉滯”，或是他觸犯法律暫時被幽禁起來過也說不定。盡管如此，張華仍認為陳壽有奇才而不應貶廢，先是舉壽為孝廉，繼薦壽為晉佐著作郎。就在任晉佐著作郎期間，陳壽先是撰《諸葛亮集》二十五卷，然后又寫出《三國志》那樣六十五卷的大著，被時人譽為有良史之才。根據《晉書·陳壽傳》可知，因為陳壽完成《三國志》而感到高興的張華，曾進一步激勵陳壽繼續(xù)去撰寫《晉書》，后此事未果。

在平蜀中發(fā)現陳壽的張華，在伐吳之役以后，又因獲陸氏兄弟而感到驚喜。“至太康末，與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保ā稌x書·陸機傳》）在洛陽，當時彌漫著蔑視南方人士的空氣，蔑視南方人士的事件，在《晉書》中屢屢可見。在這種情況下，獨有張華薦陸機于諸名公，后被太傅楊駿辟為祭酒。對陸機厚加禮遇的張華，還是最能夠理解他詩文的人。張華曾對陸機說：“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為文，患于才多”（《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章傳》），對陸機詩文的批評，表現出尖銳的意見。東晉孫綽，對陸機的文章也作了“若排砂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新語·文學》篇）的評價，對制作華麗詩文的陸機來說，這在當時已成定評。張華從陸機詩文的華麗中，看出因才多致患的弱點，并抓住這一點進行批評。持這一批評觀的，還有對陸機詩文最為熟知的胞弟陸云（字士龍）。陸云在《與兄平原書》中說，《文賦》妙絕綺語頗多，但卻本意未盡，是為一憾。還說，兄作詩文唯尚多，與自家欲多飼豬羊相同，對自負得不可一世的陸機的多才，進行了揶揄。

關于陸云，則有如此的評價：“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凈，敏于短篇”（《文心雕龍·才略》篇）。陸云以為，文辭鮮凈清省，是文學表現的要諦。且意味深長的是，從張華的詩文中，我們正可以求得這一范例。陸云在《與兄平原書》中說：“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全晉文》卷一百），即表明了這一點。

雅集于張華宅第的人物中，與陸氏兄弟一起，同樣也出身于吳地的，還有收于《晉書·文苑傳》的尚書郎褚陶（字季雅）?！稌x書·文苑傳》記載說：“張華見之（褚陶），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云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睆埲A見褚陶時的興奮之情，在上述流傳至今的寥寥數語中畢現。

此外，與張華有關系的西晉文學家，還有何劭與摯虞，視之為別調，是因為他們都是張華的同輩，且在當時的政治和文學上都具有第一流的地位。作為能窺見他們親善關系的資料，張華有《贈摯仲治》《答何劭》詩，何劭也有《贈張華》等詩篇流傳至今。特別是摯虞，史籍中曾有“（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余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jiān)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晉書·張華傳》）的記載，讀這條資料，再考察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的編纂可知，摯虞的編纂工作，不可能不依賴張華的藏書，這是可以想象的。張華被殺后，致書齊王冏，謀求恢復張華名譽的，也正是摯虞。

張華在自己周圍聚集起的文學家，與賈謐的文學沙龍完全不同，處在權力的光輝里，又不使自己的眼光變得陰暗模糊，在這種情況下的相互對話才可能是自由的。正是如此，才使摯虞、何劭、成公綏、陳壽、陸機、陸云、左思、褚陶、束晳這些西晉文壇重要的、構成那一時期文壇個性的成員，在張華溫和、誠摯、充滿人情的氛圍里相互切磋，在確有文學鑒賞眼力和豐厚文學教養(yǎng)的沃土中，才能的芽苞才會被固定下來，并開始綻放各自文學上的奇葩。

四 情詩的系譜

現存張華的詩篇，包括巨篇樂府（《輕薄篇》《游俠篇》）在內，只有三十二首。其中，為《文選》所采錄的，有《情詩》二首，《雜詩》一首，《勵志詩》一首，《答何劭》二首；為《玉臺新詠》所選錄的，有《情詩》五首，《雜詩》二首。這兩部總集的選錄，完全體現了六朝時代對張華詩歌關心和賞玩的傾向。例如，梁鐘嶸就有“其源出于王粲。其體華艷，興托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云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的評價，且置張華于中品。這類“兒女情多，風云氣少”的批評，顯然是以張華《情詩》《雜詩》為焦點而展開的。梁代江淹選取自漢迄六朝宋代三十位著名詩人，從他們各自的想象力和詩體的獨創(chuàng)性著眼，作模擬的《雜體詩三十首》。其中就有以張華《情詩》為題的擬作。顯示出對張華詩歌特征的認識，是以《情詩》《雜詩》為評價基準的。還有，在張玉谷《古詩賞析》、沈德潛《古詩源》這些清人的總集里，作為重點采錄評價的，也都是《情詩》和《雜詩》。像上述對張華詩歌的評價，在六朝文學的背景下醞釀形成，可以說，已被一成不變地固定下來。以往，人們都把張華的詩歌世界，置于艷情詩的譜系之中，而他由樂府體詩所展開的獨特奇異的詩風卻被忽略了，這一錯誤疏忽，《文選》《玉臺新詠》等總集在鑒賞把玩的導向上負有責任。在歷代總集的編者卻偏重于張華的艷情詩的傾向中，只有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獨異其趣。陳祚明說：“張司空范古為趨，聲情秀逸，蓋步趨繩墨之內者，未可以‘千篇一體’少之?！保ā恫奢奶霉旁娺x》卷九）為貫徹這一評論觀點，《古詩選》從樂府詩開始，選錄了包括《情詩》《雜詩》在內的《勵志詩》《答何劭》等現存的作品，幾乎把張華的重要詩篇網羅殆盡。在“聲情秀逸，蓋步趨繩墨之內者”的評語中，陳祚明認為，張華詩中有儒家的思想和調和的特色，對《詩品》“兒女情多，風云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的批評，有意識地加以反駁，這是很清楚的。

黃子云《野鴻詩的》也說：“茂先失于氣餒而不健，然其雍和溫雅，中規(guī)中矩，頗有儒者氣象?！肚樵姟贰峨s詩》等篇，未免康樂一體之譏，余若《勵志》諸什，不可一概掩之。”（《昭代叢書》壬集）這里說有儒者氣象，結合前所述儒家思想、調和特色看，若回顧張華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應該能看出這一點。因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仍繼續(xù)保持了介入現實的儒家態(tài)度。陳祚明說：“直率，自序情真，故可取?！薄洞鸷污俊啡?，最為真率地表白了，在這一持續(xù)過程中，處于苦惱和矛盾中的張華的內心世界?，F從中選取片段：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纓為徽，文憲焉可逾？

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余。

（《答何劭》第一首）

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

周任有遺規(guī)，其言明且清。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答何劭》第二首）

以上詩句，都直截了當地表明了這一內心世界。

在張華的詩篇中，最光彩奪目的，與陸機一樣，是頻繁使用疊韻、雙聲，以構成諧美的對句。在樂府《輕薄篇》《情詩》第三首中，這些諧美的對句，表現出具有與主題緊密相關的特征。在《輕薄篇》總共六十句中，有三十六句對句。如果分析這些對句，我們就會發(fā)現，從首句至描寫都會游閑貴公子放恣豪奢生活的第十八句為止，全都是由對句構成的。

《情詩》第三首的情形是，它整篇都是由對句構成的，而它的每一詩語，每一詩句，全又保持很強的渾然一體性。對表現出獨寢女子渴念遠行丈夫而抒發(fā)情感的悲痛美，具有深化作用。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襟懷擁虛景，輕衾復空床。

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

撫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

張華《情詩》五首，以表現男女戀情為主題，《雜詩》三首，其中與《情詩》相類的二首為《玉臺新詠》所選錄。《雜詩》三首中，如以下所列舉的第二首，已超出了以自然景物為比興這一表現方法的范圍，因而，能看作其本身便具有詩歌審美獨立性的例子。

清人孫月峰評論張華《情詩》，以為“古體中，未有述情如此妍冶者；后世艷曲之祖”?？梢哉f，作為南朝文人的創(chuàng)造，其美贍、纖細、精致的詩風，張華可謂首開風氣。

從這個意義上看，張華的艷情詩（《情詩》《雜詩》）對同時代及后世的詩歌，在表現上產生了影響。如果要考察這一嬗變之跡，并列舉其要者的話，我們會發(fā)現，“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迢迢遠離析”（張華《雜詩》第三首）之句，已被潘岳化用成“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悼亡詩》）；“房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跡。蒹葭生床下，蛛蝥網四壁。懷思豈不隆，感物重郁積”（張華《雜詩》第三首）之句，被張協(xié)化用成“房櫳無行跡，庭草萋已綠。青苔依空墻，蜘蛛網四壁。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雜詩》）；“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jié)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張華《雜詩》第一首）之句，被王微化用成“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抱景自愁怨，朱火獨照人”（《雜詩》）；“清風動幃簾，晨月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復空床……撫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張華《情詩》第三首）之句，被沈約化用成“夾琴叢臺下，徙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腸……錦衾無燭暖，羅衣空自香。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古意》），江淹更以《張司空離情》為題，模擬張華的艷情詩：“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庭樹發(fā)紅彩，閨草含碧滋。羅綺為君整，萬里贈所思。愿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边@些都是作為張華詩用語、風格的范例，展示了他藝術上的遺產為六朝文人詩繼承接受的過程。

由是觀之，歷代對張華詩賦的批評，都認為《情詩》《雜詩》等艷情詩是他詩歌性格的代表，或作否定性評價，或對張華詩中的儒家氣象加以推賞，各個不同，但是，這也許正可以看出，張華詩賦的思想性格具有多面性的特點。這就是，具有儒家氣象的《勵志詩》《答何劭》《詠懷賦》；雜有老莊風氣的《游仙詩》《招隱詩》《贈摯仲治詩》《答何劭》《歸田賦》《鷦鷯賦》；以愛情為主題的《情詩》《雜詩》《感婚詩》，以及對游俠好閑之徒乃至壯士生活方式抱有同情態(tài)度的《游俠篇》《輕薄篇》《博陵王宮俠曲》《壯士篇》等?？梢?，其詩風是復雜的。

五 游俠樂府的世界

晉代樂府詩主要的作手，是陸機、傅玄、張華等三位詩人。陸機在樂府中，寄托、展示了自己的志向和襟抱；傅玄在擬古的樂府作品中，抒寫了自己性情微妙的波動；張華則以游俠壯士的世界為題材，拓展了雜曲歌辭的表現領域?！队蝹b篇》《博陵王宮俠曲》《壯士篇》，無論看其中的哪一篇，你都會發(fā)覺，這些詩篇，全都是對男兒中敢賭生死的游俠之徒的頌歌，或是對都會游閑之士豪奢放恣生活態(tài)度的感嘆。試看《博陵王宮俠曲》中的第二首：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

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

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

腰間叉素戟，手持白頭鑲。

騰超如激電，回旋如流光。

奮擊當手決，交尸自縱橫。

寧為殤鬼雄，義不入圜墻。

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

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在郭茂倩的《樂府詩集》里，此曲被編入“雜曲歌辭”的“游俠篇”。詩以血氣方剛、重義輕生的長安少年們?yōu)橹黝}，是由曹植《結客篇》發(fā)端、后為眾多作者歌詠的《結客少年場行》同類的作品。

《輕薄篇》也是張華首次用作篇題。根據郭氏《樂府解題》“言乘肥馬，衣輕裘，馳逐經過為樂，與《少年行》同意”的記錄，余冠英等人列舉《宋書·五行志》所載晉惠帝時史實，以為，張華的《輕薄篇》，是揭露當時貴族荒淫生活的諷刺詩。

《輕薄篇》中，還用了楚王與群臣酒宴，群臣中有一個人乘殿上紅燭消盡之際，偷偷伸出手去拉王妃的衣裙，王妃摘下那位大臣的冠纓，要求楚王查找，但楚王在重新點燭之前卻事先讓所有的大臣都摘下自己的冠纓而不去追究的故事，對酒宴狂亂的歡樂，做了如下的描寫：

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盤案互交錯，坐席咸喧嘩。

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

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

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

像張華那樣，對都會游閑人士日夜沉浸在放恣歡樂中的情景，竟做了那么細密而耗費心力的追摹，這種異乎尋常的關心說明了什么呢？正如結束時詩人感懷所表白的，對虛幻人生中充滿溫暖的歡樂，他有著共同的感覺，想從禮法規(guī)范的意識中擺脫，又被現行的秩序法則拘束，因此，只能用順應現實的生存方式，在擺脫秩序的頹廢的邊緣上，把握從人生真實事物中認識本質的方法，《輕薄篇》里正是從這一立場發(fā)想的。

從西晉司馬氏以儒教定國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帶儒教清談色彩，是受禮教支配的張華生活時代的真實面貌。因此，豪奢放恣、華美輕薄的生活態(tài)度，毫無疑問便具有擺脫禮教規(guī)范的意味。但是，又正如“鷦鷯之賦”一章所涉及的，因為在魏晉政權轉換時期，知識人士所顯示的理論批判和恣意行動，都被認為是破壞禮教的異端而遭禁止，所以采取了豪奢放恣、華美輕薄的方式，這種方式，并沒有與前一種方式完成絕對價值上的轉換，對儒教秩序來說，并不具備多大的反抗力量，這又是事實。只是如像張華同時代的清談家裴那樣，以感嘆不尊儒術，批評時俗放蕩而使自己平安無事，不如換一種說法，稱之為《輕薄篇》，以擬樂府篇題裝扮，考慮到禮教的拘束也可以平安無事，從都會人士沉溺于奢侈逸樂放蕩的頹廢情勢中，張華認識到，其中有擺脫規(guī)范意識的實質，并抱有同感，這一點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兼之自己又介入了這一儒教定國是的中樞核心，就必須在無情的吏道、殘酷的驅使中能夠忍耐。因此可見，張華的立場是，對即使是虛幻，也要抓住充實的瞬間使生命燃燒的壯士游俠之徒的氣概，表示出憧憬；與不能盡情歡樂放蕩而埋沒的都會游閑貴公子，表示出同感；以與順應外部世界秩序的安定的日常生活相對抗，作為他心情倫理的內部構筑，乃是使生命燃燒的充實的美學，表明了他明顯有從規(guī)范意識中擺脫出來的志向。

張華的《情詩》與《雜詩》，在南朝文人詩史上，一直享有艷曲始祖的地位，在與南朝宮體先驅相同的意味中，對他樂府詩所具有的影響也不加注意是不應該的。例如，王維《少年行》中“縱死猶聞俠骨香”句，即為對張華“死聞俠骨香”（《博陵王宮俠曲》）句原封不動的模仿；再說，《輕薄篇》《游獵篇》《壯士篇》《游俠篇》等詩篇題，也全都是張華創(chuàng)造出來的，在樂府“雜曲歌辭”的分野上，他開拓了十分深廣的領域。如果列舉對張華篇題的模仿者，即以同題制作樂府的詩人，《輕薄篇》有何遜、張正見、李益、僧齊己、孟郊；《游俠篇》有王褒、陳良、崔顥、孟郊、王筠、李白、元稹、溫庭筠；《游獵篇》有劉孝威、李白；《壯士篇》有賈島、劉禹錫、鮑溶、施肩吾等人。

結語

至此，本文專門以張華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思想史上所占地位為重點，最大限度地進行了論證。在這里，我想從他生活和思想的側面，就張華文學產生的多面性，做一總體的概括，作為此論的結語。

在張華處女作《鷦鷯賦》里，反映出魏晉政治轉換時期與權力對應的危機意識，在內部孤獨的文學世界里，放棄了有成果的工作，其主題，向著小宇宙世界安逸自足的思想方面傾斜，并注定與流俗糾纏在一起。果然，他在參與晉室官僚機構的過程中，以最大的限度地發(fā)揮了自己的才能而顯示出積極的意義。其時，已在《鷦鷯賦》中表現出魏晉特有的莊子小宇宙思想，不久，就遇到不得不以自己的手來打破這種思想的矛盾。作為人類誠實的本情，他選取了濟世的志向，并在這一志向中傾注了自己的肉體和智慧，在逐步加入權力核心的過程中，張華這一內在矛盾也不斷擴大。元康年間，他因為重建腐敗的西晉國家政權而喪生，但對成為腐敗細胞的賈后等權力一派，卻又采取回避態(tài)度，不與他們做決定性的攤牌，這是事實。在《相風賦》中，作者從“辨風候方，必立唯極”的伺風鳥那里，發(fā)現了自己孤獨的精神形象；在“回易之無?！钡臋嗔ψ兓妥约捍嬖诘恼J識之間，測定距離，寄托抑制自己的箴誡，便是這一矛盾實實在在的表現。

張華的文學事業(yè)，在儒家的志向和老莊的希求之間搖擺，從歌詠兒女情愛的情詩，到表現游俠壯士的慷慨，描寫與游閑貴公子們享樂有共鳴的樂府詩，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展示了巨大的思想振幅，在日益增大的內在矛盾的忍耐中，直到死于非命，人世社會始終在驅趕著自己前進，因此，在內部的創(chuàng)造上，他不得不走一條崎嶇的道路，這是必然的。

1. 林田慎之助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先后任日本九州大學和神戶女子大學教授。他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深入而廣泛。對中國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學和文論的研究尤為著名。本文即譯自其經典之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第四章“齊梁時代的文學理論”的第一節(jié)。
   譯者曹旭，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25000多字，因字數限制，發(fā)表時略有刪節(jié)。
2. 只有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肯定張華在形成太康文學盛況中的功績，作為文學家，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對《詩品》及謝靈運對張華的評價加以反駁，以為，張華的作品“意未必曲折，辭未必絕工，語未必極新穎，句未必極秾麗，而其情思卻終是懇切坦白，使人感動的”。與一般文學史家的評價不同，鄭振鐸對張華的詩加以贊賞。
3. 阮籍看到《鷦鷯賦》的可能，從偶爾邂逅的方面來考慮，在得到這一機會為止，認為張華與阮籍之間存在某種關系的想法也許是正確的。確立這一推斷，如果從現有的史書中尋找資料，那么，在建安十年，當阮籍的父親阮瑀與作為司空軍謀祭酒的同僚陳琳一起，以書檄馳名之際，同在曹操幕下的，還有認為張華是奇才、后招納張華為女婿的魏驃騎將軍劉放，任司空軍事，且善于書檄，《三國志》這一記載值得引起注意。從這里開始，可以說，拉上了張華和阮籍的因緣關系，且可以由此追溯，但這仍屬旁證，所以留在這里說明。
4.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論述道：“自曹爽之禍，名士被殺者甚多……魏室政權操于儒學大族司馬氏的手中。司馬氏的政權基礎是大族高門，特別是儒學世家。晉室開國元勛如潁川荀氏的荀、荀勖，平陽賈氏的賈充，潁川鐘氏的鐘毓、鐘會，東海王氏的王肅，河東衛(wèi)氏的衛(wèi)瓘，大抵都是東漢以來的學門。所以，這個集團重又提倡名教，特別是孝道，以之配合大族政治?！?/li>
5. 《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
6. 參照《晉書·張華傳》中“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盧欽言之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的記載。向文帝推舉張華的盧欽任散騎常侍大司農之職。
7. 陸云的《與兄平原書》有“《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之論；另有“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為揶揄處，據此。
8. 陸云的《與兄平原書》有“《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之論；另有“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為揶揄處，據此。
9. 在《古詩源》卷七中，對張華《情詩》加以評論的沈德潛有“秾麗之作，油然入人，茂先詩之上者。與葛生、蒙楚詩同意”的論述。
10. 張華有《招隱詩》二首：“隱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不遇，雄才屈不伸?！薄皸t四野外，陸沉背當時。循名掩不著，藏器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弭節(jié)越崦嵫。盛年俯仰過，忽若振輕絲。”論述這兩首詩包含招隱詩性格變遷的小尾郊一氏，從張華《招隱詩》中“保真”“陸沉”等語出發(fā)，認為其中有傾向隱遁的老莊風氣，因為從張華開始，招隱詩形成了對隱遁的贊美（《中國文學中體現的自然與自然觀》，巖波書店）。
11. 余冠英在《樂府詩選》和《漢魏六朝詩選》中認為，《輕薄篇》的內容暴露了當時貴族荒淫無恥的生活，上半部分寫“浮華”，下半部分寫“放逸”。還有，他引《宋書·五行志》中“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發(fā)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的記載，以說明此詩的背景。姜亮夫的《張華年譜》也推定，《輕薄篇》《游獵篇》為元康七年而作。其根據的來源，亦為《宋書·五行志》的記載，其貶時俗之處，和余冠英全同。兩人都以為《輕薄篇》是諷刺詩，實是對此詩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