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探實

〔加拿大〕白潤德 著 孫學堂 譯

【內(nèi)容提要】 本文簡要勾勒了明代正德文學復(fù)古集團中活躍人物的相互關(guān)系和聚散過程，并強調(diào)，在弘治、正德時期的文學復(fù)古中并無“（前）七子”的稱號，其熱心參與者不限于這七個人，他們也沒有明確的文學口號。文學史上關(guān)于這個七人集團的成員、口號等“共識”都來自康海、王九思等幾個陜西作家的幾篇文章，而這些文章都作于復(fù)古思潮回落之后的若干年，與歷史的真相相比有所側(cè)重而不夠真實。

【關(guān)鍵詞】 七子 共識 口號 關(guān)系 陜西

與明代的另一現(xiàn)象“資本主義萌芽”相似，“前七子”——由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所組成的文人群體——主要也是由后來文人所認定的事實。很多人都知道何景明，知道他屬于一個叫“前七子”的群體，其領(lǐng)袖是李夢陽，其口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就如其他許多人所共知的事情一樣，這些知識雖不十分離譜，卻被有意識地嚴重簡化了。與法國的“六人團”或中國自己的“竹林七賢”相似，“前七子”更近乎文化公眾有意追逐的幻影，當我們將其納入仔細研究的視線之下時，會發(fā)現(xiàn)它失去了清晰的輪廓和統(tǒng)一的屬性。本文將簡要考察何景明和他周圍的文學關(guān)系，以及“七子”這一稱謂在后來文獻中的出現(xiàn)。

根據(jù)橫田俊輝的意見，“七子”之稱最初可能相較用于“后七子”的概念。在“前七子”自己的文集，以及同時代人、第一代追隨者為他們所作的傳記資料中，并未見到“七子”之稱。事實是，他們被冠以其他各種各樣的群體稱號。《皇明獻實》和《皇明名臣言行錄》關(guān)于何景明的小傳列出何景明、李夢陽、邊貢和徐禎卿為“四杰”。后來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也列了這四個人，說其他三人“附和”李夢陽振起文風的活動（1573）。凌迪知所輯《國朝名世類苑》和李贄的《續(xù)藏書》都沿襲了《皇明獻實》的說法。《明史·李夢陽傳》或許是采納了何喬遠《名山藏》的說法，列了一個“十才子”群體，包含“前七子”中除王廷相之外的六人，外加顧璘、鄭善夫、陳沂和朱應(yīng)登。橫田俊輝強調(diào)1507～1511年間七人詩文中提到的幾個群體的重要性，而這些群體僅僅包括七人中的少數(shù)。

何景明的“六子”組詩，包括李夢陽、邊貢、康海和王九思，另外還有何瑭和王尚。這與傳統(tǒng)所謂的“前七子”列表是最接近的，但沒有他的好友王廷相和與他過從不多的徐禎卿。

李夢陽的“九子”組詩，包括與復(fù)古者關(guān)系較密的孟洋和戴冠，但沒有一個人是“前七子”的成員。當然，李夢陽這組詩的寫作對象是朋友，而非文學同好。

王廷相寫了一組“四友”詩，四人是李夢陽、何景明、何瑭和盛端明（1470～1550）；他還另有一組詩列了“十八子”，包括孟洋、何瑭、崔銑、王希孟、王尚、田汝耔等，其中只有何景明一人在“前七子”之列。

翻檢“前七子”的文集，未發(fā)現(xiàn)徐禎卿和康海、王廷相有交往的證據(jù)，邊貢和康海之間也沒有。

徐禎卿在1506年短暫離京之時，李夢陽寫了一首長詩細數(shù)當時的文學盛況，談到何景明，一則稱贊他是時下最杰出的青年詩人，同時也提到徐禎卿尚未與之謀面。在詩中他還把邊貢與何并提。徐縉可能與李、何、徐都熟悉——他并贊何景明和徐禎卿，說他們與李夢陽相“頡頏”。

《四庫全書總目》說，和李東陽關(guān)系密切的儲巏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等人“相倡和”。這條材料不但時代較晚，而且也未說清儲巏是分別與這些人唱和，抑或是與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群體。

最早全部列出“前七子”成員的資料，是康海為王九思文集寫的序：“明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復(fù)古昔而變流靡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儀封王子衡，鄠杜王敬夫，吳興徐昌谷，濟南邊廷實……而予亦幸竊附于諸公之間?！?sup>關(guān)于這篇序文有兩點需要注意。其一，它寫于1532年，與序中所指的時代已相去三十年。這一點決定，它盡管重要，但在細節(jié)上不一定準確——或由于人的記憶力常常不那么可靠，或由于寫作時的特殊心態(tài)導(dǎo)致回顧過去時持著不一樣的視角。其二，他提到的“七子”活躍的“弘治時”只是一個大概的時間段，徐禎卿直到1505年即弘治朝最后一年才通過進士考試，而幾乎所有資料都表明，他受到李夢陽的影響是在進士及第之后。

王九思的學生王獻在作于1533年的《跋渼陂先生集》也羅列了“前七子”中除王九思之外的其他六人作為當時的杰出作家。在1521年之后到1540年去世前這段時間，康海為他的朋友張治道文集作序，稱贊他能繼承弘治時期的“五六君子”恢復(fù)漢唐文學的傳統(tǒng)，所列出的也是李、何、王、邊和徐禎卿。在他去世后不久，張治道為他編纂文集并寫序，說李、何、徐、康和王九思結(jié)成“文社”。更晚一些時候，同樣來自陜西的喬世寧在為何景明寫的傳記中，把何與李夢陽、康海、王九思、邊貢并提，說他們“皆好古文辭”，并“與論文語合”。

在相同時代與復(fù)古者有關(guān)的其他人所作的序文和傳記資料中，還可以找到一些其他材料，但都不能證實康海和張治道的說法。邊貢1532年去世后，李廷相為他作的神道碑把他和李夢陽、何景明并提。后來聲名不佳的首輔嚴嵩，在1534年為孟洋所寫的墓志中提到當時人們熟知的一個“十才子”群體，但他只給出了六人的名字：李夢陽、何景明、王廷相、崔銑、田汝耔和孟洋本人。嚴嵩提到的“十才子”與《名山藏》所列不同（見前）。1535年杜柟為孟洋文集所作的序列出“七子”中除康海之外的六人，且增加了孫一元（1484～1520）、鄭善夫和孟洋作為當時的文壇巨星，但文章并沒有說他們持有共同的文學理想。

李開先于1568年去世，他尚在壯年時（1531）受到康海和王九思影響。他在所撰《何大復(fù)傳》中說何景明時常與李夢陽和邊貢為群，有時與崔銑或來自關(guān)中、吳下的紳士們并稱“弘德七子”。他為王九思寫的傳記引王的話，列出何景明、王廷相、徐禎卿、邊貢和王自己，說李夢陽和康海為他們修改詩文。這里列舉出了七子的全部，盡管沒說他們七人各自互相交往。

要之，盡管康海的序文很重要并且有“建設(shè)性”，但我們還需要探討許多細節(jié)，包括“前七子”以及比他們更多甚至多達十八人的數(shù)量，逐一考察他們的關(guān)系，包括私人關(guān)系和文學關(guān)系。是他們共同發(fā)起了明代的復(fù)古運動。

在這些人中，最早到達北京的是李夢陽，他在1493年通過進士考試，但很快就丁憂還鄉(xiāng)，一直到1498年才返回。另外四個可能與復(fù)古主義有關(guān)的人，王九思、熊卓、顧璘和邊貢，都在1496年登進士第。四人中只有王九思的成績居中等，其他三人都在名單的末尾。兩年后李夢陽返回北京時，顧璘（確定）和熊卓（可能）都已到各省任職，而王九思和邊貢仍然在朝，可以推測他們與李夢陽的結(jié)識始于此時。早在1491年，楊一清就稱贊李夢陽的才能，時楊一清在朝任職，且作為李東陽文學圈子里的一員，而李東陽正是1496年進士考試的主考官。更早在李夢陽第一次參加舉人考試之前，他還曾與李東陽圈子的另一個人邵寶一起學習。或許是這些關(guān)系成為三人（邊貢、王九思、李夢陽）結(jié)識的機緣。

在1499年的進士中，唯一一個與復(fù)古關(guān)系密切的是朱應(yīng)登。李夢陽與南方文學青年的聯(lián)系或許都是通過他建立的。據(jù)李夢陽為朱應(yīng)登寫的墓志，朱及第之后的某一時間被任命到南京任職。盡管在他的文集中找不到很多他和“七子”其他成員交往的痕跡，但顯而易見，直到1505年他赴任南京之前一直在北京。李夢陽、邊貢和劉麟（1474～1561）為他送行，李夢陽為他們的送別詩集寫了一篇序，在序中規(guī)勸朱應(yīng)登超六朝詩風而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