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批評”的名義——羅蘭·巴爾特答雷蒙·皮卡爾

1965年10月14-20日

《論拉辛》曾引起過拉辛研究專家雷蒙·皮卡爾^[22]的激烈批評。據(jù)此，論戰(zhàn)擴大了，并變成了“新批評”的積極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一種對立。

我問過羅蘭·巴爾特先生，他是否愿意答復皮卡爾先生。他非常自信，不過，他難以控制住自己的惱火。

我感謝您的雜志給予我自我表白的可能。我不想放大事情，但是，我不能讓皮卡爾說過的話就這么過去。他所給予這種爭論的形式，具有一種過分的詞語特征，這種特征無法使爭論重新回到觀念和方法的層面上。

有意思的是，拉辛甚至并不是論戰(zhàn)中心，不是嗎？

皮卡爾尤其指責我，因為我寫了拉辛，這是他的專利，這是他的戰(zhàn)利品。我嘛，我主張拉辛屬于大家。他是作者中最具書生氣的，人們對于法國國寶級天才形成的觀念均可在他的身上得到反映。在拉辛身上匯聚著的全部禁忌，在我看來，最好予以取消。

但是，這么一來，皮卡爾的指責就表現(xiàn)得固執(zhí)甚至是強迫癥似的。他的批評變得“恐怖”、咬文嚼字，它建立在像“離奇的”（“abracadabrant”）這樣的一些形容詞基礎上，我對此不大感興趣。

但是，您怎么看他為駁斥您對拉辛的解釋而提出的一些論據(jù)呢？

皮卡爾主張，在我有可能利用生平批評的時候，我就遠離這種批評了。但是，這與說出“俄瑞斯忒斯，這就是26歲的拉辛”和重新告訴人們拉辛曾有過某種忘恩負義的行為是不一樣的。忘恩負義是拉辛的被廣為流傳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其一些為人所知的經驗中隱約可見，并且也使對于這類事情的注意變得可能：“我們了解忘恩負義在拉辛生活中作用的大小?！钡?，在所有26歲的人中，有什么共同之處呢？這甚至正是生平批評的典型形式，因為這種批評在作品與作者生平之間建立了一種系統(tǒng)關系。所有的新心理學派都禁止做這樣的解釋，而某些大學教授仍在使用這種解釋。

有關“明亮性”的指責，您怎么看？

按照皮卡爾的說法，拉辛的所有人物都屬于不同的“明亮性”。但是，深度心理學告訴我們，要接受某些有效的替代。從一種象征出發(fā)，我可以操縱某些規(guī)則，使我可以重新找出那些共同特征，重新找出表面上不同的那些象征的深層統(tǒng)一性。皮卡爾拒絕這些心理學。這是他的權利。而我，根據(jù)我們時代的言語活動來談論拉辛，同時按照該詞文化的意義來使用結構的和精神分析學的分析。離題一點說，梵蒂岡方面剛剛接受了結構精神分析學的分析，我不明白為什么批評反而落后于教會。

說真的，您是否曾經使巴雅澤^[23]成了一個無定見的人物呢？

為一個劇本安排一個無定見的人物，是一件最為困難的事。這絲毫不影響對這樣一個人物的創(chuàng)造是否是不穩(wěn)定的。正是巴雅澤的不穩(wěn)定性使這出悲劇得以立足。

總之，您的批評體系與學院派批評體系之間的對立，最終會歸結于一個方法論問題嗎？

這是我恰如其分地進行的一種對立，同時也為這種對立加上了一些微小的區(qū)別。皮卡爾主張，學院派批評并不存在，這是錯誤的，因為學院是一種體制。它有它的言語活動、它的價值體系，這些都是通過檢驗被確認的。學院派有其談論作品的方式。不過，皮卡爾自己在為“七星文庫”（Pléiade）叢書中出版的《拉辛全集》寫的序言中，極力反對這種學院派批評。當我指出學院派批評的存在狀況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皮卡爾，而是想到某些學院派人物，他們使用了陳舊的生平方法來書寫拉辛。不管怎樣，學院派不該被神圣化，人們可以予以批評。

那么，新批評尋求什么呢？

您看，下面是皮卡爾非常喜歡的作家保爾·瓦雷里（Paul Valéry）的一句話，皮卡爾對其解釋得很清楚：“由于批評并不只是根據(jù)其心情和愛好來發(fā)表意見，也就是說并不只是在夢想著它談論一部作品的時候才談論自身，所以，當它在判斷的時候，它便是在作者想要做的事情與他實際上做的事情之間做出比較。只要一部作品的價值是在這部作品與某位讀者之間的一種個別的、不穩(wěn)定的關系之中，作者個人的、固有的天分就是他自己和他意圖之間的一種關系：這種天分是與其距離有關的，它是由人們在推進事業(yè)的過程中所發(fā)現(xiàn)的苦難來度量的。”

在這里，瓦雷里把人們可以稱為對有天分之人的批評，與盡力將作品與作者公開表明的意愿結合在一起的學院派批評進行對立。對于價值的批評，即新批評所支持的批評，則以更多的關注度和細致度來發(fā)展過去的作品和現(xiàn)在的讀者之間的關系。瓦雷里還這么說：“作品可以延續(xù)，因為它可以以與作者所寫的不同的樣子出現(xiàn)?！?/p>

實際上，是我在相信，人們今天還可以閱讀拉辛的作品。是我，是民族價值的真正衛(wèi)士。因為，新批評提出了一個出色的問題：今天的讀者可以閱讀古典作家的作品嗎？我的《論拉辛》，是對于不忠實性的思考，因此，它沒有任何一點脫離直接使我們感興趣的那些問題。

因此，可以忘乎所以地說，新批評并不喜歡文學，因為文學只靠對自己的喜愛來活著。它承認自己不僅有權不對這種所愛之對象有所傷害，而且要為其投入。

對于古典作者與現(xiàn)時讀者之間的對話，“學院派批評”是予以鼓勵還是相反呢？

也可能是鼓勵的，但是，一部悲劇對于17世紀一位觀看者的意涵，在今天的人看來，只可能會成為一種開胃品。此外，新批評值得具有與我們時代的創(chuàng)作相同的言語活動，一部當前的小說或多或少明顯地具有馬克思主義或精神分析學的背景。這是新批評所了解的一種語言。

您認為您在大學生方面的影響，沒有任何危險性嗎？

我無法對此進行判斷。但是，我不喜歡皮卡爾那么激烈地對待與我有某種連帶關系的大學生們，因為他們在盡力動搖由許多陳詞濫調構成的傳統(tǒng)詞匯。然而，我要清楚地說明，在行話與陳詞濫調之間，我更喜歡行話。譏諷這種自由權利，是容易的，但不厚道。根據(jù)其詞匯來判斷某個人，是不太可取的，即便是為了使他煩惱。不存在單純的詞匯，大家都具有一些言語活動方面的怪癖。對于我來說，這并不對我有什么妨礙。在精神分析學和語言學教我們不要像泰奧迪勒·里博^[24]過去那樣來看待人的一個時代，說一個人物“語義混亂”是正常的。

因此，您贊成批評變化嗎？

不論怎樣，我贊成批評的歷史流動性。社會在不停地發(fā)明新的言語活動，并同時發(fā)明新的批評。現(xiàn)時存在的批評，就是為了有一天會死去，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這種論戰(zhàn)讓人想到阿里斯托芬^[25]的一部喜劇。蘇格拉底待在云彩里，而阿里斯托芬在嘲笑他。如果需要做出選擇的話，我還是喜歡蘇格拉底的角色。

[不管他們在詞匯上如何相互中傷，我確信，皮卡爾先生并不是向巴爾特先生送上毒酒的人，反過來亦然。雖然兩種方法中有一種叫我喜歡，但我不會說出是哪一種。最后，重要的是，當代批評關注古典作家，并愿意在盡可能寬泛的讀者方面革新對于古典作家的理解。]

《費加羅文學》（Figaro littéraire），1965年10月14—20日，居伊·勒克萊什（Guy Le Clec'h）整理

[22]雷蒙·皮卡爾(Raymond Picard，1917—1975）：大學教授，讓·拉辛戲劇研究專家?！g注

[23]巴雅澤（Bajazet）原為奧斯曼帝國的一個歷史人物，后成為拉辛悲劇《巴雅澤》（Bajazet）中的主人公。——譯注

[24]泰奧迪勒·里博（Théodule Ribot，1839—1916）：法國哲學家、心理學家?！g注

[25]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5—前385和前375之間）：古希臘詩人和喜劇作家?！g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