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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能意味著什么嗎?

聲音的種子:羅蘭·巴爾特訪談錄(1962-1980) 作者:[法] 羅蘭·巴爾特 著,懷宇 譯


事物能意味著什么嗎?

1962年10月13日

羅蘭·巴爾特對法國小說當前狀況的感受。

我是隨筆作家,因為我是腦力勞動者。我也很想寫作中篇小說,但是,我在為自我表白而尋找一種寫法上遇到了困難。在法國,隨筆作家都不得不從事另外的工作,強制性就在于此。在我的一生中給我激情的東西,便是人們使自己的世界變得可理解的方式。如果您同意我的說法,那便是對于可理解性的探索,便是有關(guān)意指[1]的問題。人們在賦予他們的寫作方式某種意義。借助于一些單詞,寫作會創(chuàng)立出一種意義,而這種意義并非這些單詞開始時就有的意義。正是這一點需要理解,而我盡力表達的也正是這一點。

只要想談?wù)揘R[2],它就必須是需要加以明確的一種現(xiàn)象。必須意識到,是社會最終把作家包容了進來。作家已不再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人,他已不再隸屬于出錢讓他寫書的人,他已不再為一個確定的階級服務(wù)。在我們的社會中,作家?guī)缀跏切疫\的。這是人們觀察到的情況,不可據(jù)此得出什么結(jié)論,但如果想得到理解的話,卻必須去參考它。一方面,是幸運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充滿構(gòu)思和矛盾的復(fù)雜社會。

人們對于新小說都說了些什么呢?說它遠遠地躲避真實,說它在尋求一種技術(shù)性的同時,放棄了其責任。

當有人這樣說的時候,他是在求助于文學中的那些偉大典范,例如巴爾扎克、司湯達等。必須指出,那些小說家所表現(xiàn)的都是一種確定的、已有固定結(jié)構(gòu)的社會,于是他們的小說都是現(xiàn)實主義的,那些小說所意味的都是一種真實——而有時并沒有經(jīng)常得到強調(diào)的是——都是對于過去時的一種懷戀。

今天,政治事件、社會混亂、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在新小說中出現(xiàn)不多。有人這樣說:新小說的作品都不是介入[3]性的。確實是這樣,但是,作為個人和公民的作家們卻是介入性的,并且他們勇敢地承受著這種義務(wù)。

有人這么說過:作家必須使其作品成為介入性的。但是,這屬于理論范疇,因為作品無時無刻不是失敗的。我們可以想一想為什么會失敗……但,這僅僅是因為寫作是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或解決問題的藝術(shù)。

唯獨寫作可以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因為寫作帶有一種力量,它可以使這個問題成為懸念。當提出的問題是真實問題的時候,它們就出現(xiàn)混亂。新小說完全意識到了它的角色。

卡夫卡很清楚,文學就是提出問題的方式。您認為還有什么使得巴爾扎克在今天仍然是吸引人的呢?是他描繪生活的能力嗎?肯定是別的東西。也許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他就提出了有關(guān)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那些問題。

今天,我們的社會是非常難以理解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幾乎無法分析這個社會。各種階級問題,若使用50年前的詞語,根本無法去想象。我們同時生活在一個階級社會和一個大眾社會之中。那些重大的問題,即那些直接的問題,紛雜混亂。政治文化本身似乎也出現(xiàn)了停滯。這些不同的因素影響著寫作,并表現(xiàn)在其中。

面對今天的生活,您可想象一下與布萊希特[4]相似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似乎已經(jīng)由于生活的多樣性而癱瘓了。世界變得沖動過多。這也是一些因素,我們不能否認。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新小說提出了什么問題呢?它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和非常簡單的重大問題。它在發(fā)問:“事物能意味著什么嗎?”

在此之前,文學從未懷疑過事物帶來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這里想說的是圍繞著我們的全部東西,既包括一種事件,也包括一種物件。因此,文學的作用就是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借助于敘事、故事、人物或物件提出這個問題。

有人大叫了起來:為什么還包括物件呢?對此,必須做出一些解釋。對于物件,人總是讓其負有意義,但是相反,它卻從未充當過文學素材。各種物件并不在小說中得到考慮。例如在《危險的關(guān)系》[5]一書中,作為可以說是問題的唯一的物件,是一把豎琴,并且它還服務(wù)于傳遞訊息。因此,新小說曾嘗試將物件看成是脫離其通常意指的東西。羅伯-格里耶[6]曾賦予了物件一種全新的看法。他在展示物件時,毫無回憶,毫無詩意。這是一種不透明的描述,而不是現(xiàn)實主義的描述。物件是在無意義光環(huán)籠罩之下出現(xiàn)的,正是因此出現(xiàn)了憂郁,而這種憂郁則是一種深刻的、超驗的感覺。

這是一項相當龐大的事業(yè),一方面,它是技術(shù)性的,另一方面,又是哲學性的。其最后出路在哪里呢?我毫無所知。當一部作品獲得成功的時候,它便含含糊糊地提出問題,而借助于這種方式,它又變成詩性的。

在這樣的作品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也有著共同的不足:在作品的可能性與賦予作品的形式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協(xié)調(diào)。一首詩,因其短小而使人感興趣,但一首過長的詩則失去其力量:新小說也會出現(xiàn)同樣的情況。

令人驚訝的是,所有這些小說家都帶給了人們客觀性和確定性。不過,讀者也可以提出問題。他可以提問:為什么色情從文學中不見了呢?他還可以自問:是否存在著讓人感到厭倦的一種可以真也可以假的方式呢?最后,他還可以想到:為什么作家們都只想去搞電影呢?

《費加羅文學》(Figaro littéraire),1962年10月13日,皮埃爾·菲松(Pierre Fisson)整理


[1]意指(signi?cation):語言學和符號學術(shù)語,尤其是符號學理論的中心概念,指“意義的產(chǎn)生過程”或“所產(chǎn)生的意義”。在第一種情況下,一般翻譯成“意指過程”,在后一種情況下,一般翻譯成“意指”或“意涵”?!g注

[2]NR: Nouveau Roman,新小說?!g注

[3]介入(engagement):是作家在其所處時代“進入”一種輿論思潮、一個政黨觀點或一種社會運動而特別是政治運動中的一種態(tài)度。作為文學現(xiàn)象,它在20世紀中期得到了重視和研究,尤其為薩特所推崇?!g注

[4]布萊希特(Bertoit Brecht,1898—1956):德國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g注

[5]《危險的關(guān)系》(de Laclos,1741—1803)1782年發(fā)表的一部書信體小說?!g注

[6]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法國新小說派代表作家之一——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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