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這樣的：祖父戴維·愛潑斯坦據說原來是“猶太圣經教會”的一名神學生，但后來卻成了立陶宛(當時由沙皇俄國統(tǒng)治)維爾紐斯火車站的一個運輸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貝弗，她的家庭從事于出版希伯來文禱告書和《猶太圣法經傳》(它們在許多國家被廣泛應用)。把這些書籍運往世界各地，使他擴大了自己的接觸面和知識面，因為他必須用多種文字來寫郵包上的地址和提貨單。從各地的來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雖然他的經濟收入從未超過中下水準，但他贏得了人們的尊敬，成為了一個猶太居民區(qū)教會的長老。象征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眾聚會中所戴的一頂絲織大禮帽。他個子小，所以這頂帽子戴在頭上特別顯眼。

祖父和祖母在許多方面都是鮮明的對比。祖父矮小、結實，思想和行動都深思熟慮。祖母比祖父高出一個頭，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說話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個女兒回憶說，她有一顆“部長的頭腦”)。但他們相處和睦，生育了九個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兩個駝背，可能是患了佝僂病。

但正是這兩個孩子——我的父親拉扎爾和他的妹妹麗貝卡，在腦力上顯然是最出眾的，并成長為反對沙皇統(tǒng)治的革命者。他們的組織是“猶太勞動同盟”。它本來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部分，社會民主工黨是馬克思主義團體，后來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和孟什維克(社會黨)。

“同盟”成了他倆的生命。由于他的一位老師的引導，父親大約從12歲起就為他的黨服務。像他這樣小個子又駝背，別人是不大會懷疑他秘密傳遞革命情報的，而他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

姑媽麗貝卡又能干，又熱心，一輩子都是積極分子。她成為工會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學接受培訓。她被選為維爾紐斯猶太人社區(qū)理事會成員。她終生未嫁，但關心熱愛兒童，不斷地參與學校、幼兒園的事務。

她最終被德國納粹殺害。據說，即使在列隊走向可怕的死亡時，在一種旨在徹底剝奪一切人類尊嚴的環(huán)境中，她仍然盡量伸直她佝僂的背部站立著，并且還幫助他人。

沙皇的憲兵常常來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親和姑媽的證據。每到這種時候，祖母總是顯示出她的大無畏精神。她會不失時機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證的文件藏到他們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們被捕了，她就帶著一籃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監(jiān)獄里去。

1906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舉行第六次大會，父親作為“猶太勞動同盟”代表參加，當年他還不滿21歲——在那個年代，革命者都是在年紀很輕時就參加工作的。那次大會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參加了，被稱為“團結大會”。這是因為總結了1905年俄國革命初期迅速發(fā)展、最終慘重失敗的經驗教訓，所以作出這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求整合1903年以來兩派分裂的局面。列寧出席了，還有托洛茨基和當時尚鮮為人知的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后來稱“斯大林”)。孟什維克的主要人物普里哈諾夫、馬爾托夫等人也都出席了。

中國人有句成語叫“葉落歸根”。意思是說，到衰老死亡時，人們總會回到他們的老家。在我父親這一代——受依地語教育的東歐猶太人的一代——是做不到的，因為那些“葉子”在納粹種族滅絕政策下已早早地被摧殘或分散了，“樹根”被不人道地拔掉了。因此，幸存下來的那些“葉子”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相互依存了。

我的父親在過90歲后不得不住進了紐約的養(yǎng)老院。他選擇了位于布朗克斯區(qū)、由工人團體開辦的一家養(yǎng)老院。在那里住著不少幸存下來的“猶太勞動同盟”會員。

他進院時，有一位早已在那里的同時代人同他打招呼，對他說：“我聽過你的講演，1906年在明斯克一座樓房的陽臺上！”

住在立陶宛和波蘭的我的家族成員，有幾十人死于納粹的大屠殺，只有一個活了下來——我的嫡堂妹比巴。她被關進一個專關婦女的納粹集中營，在德國即將戰(zhàn)敗時，集中營中幸存的一些人被趕上開往波羅的海的一條船，船底裝著一枚水雷。但這枚水雷沒有爆炸，船上的人獲救后被送往瑞典。經過長時間的探尋，我的堂妹比巴總算同住在紐約的我的父親聯(lián)系上了。父親把她接到了美國。在我寫作本書時，她同丈夫、子女、孫子和孫女居住在洛杉磯。

在我父親這邊，幸存下來的只有他的三個姐妹?，敗⑺髂輯I和安娜以及一個弟弟亞歷山大——他們很早就去了蘇聯(lián)。姐妹們在學校教書，弟弟則死于30年代蘇聯(lián)的大清洗。

另一個弟弟艾薩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移居美國，在新澤西州當餐館侍者，死在那里。他不問政治，漸漸脫離了猶太人的圈子，跟意大利裔美國人混在一起。他好吃喝，有多少錢都吃光。他在當地的人緣不錯，關于他的故事也很多。他十分矮小，在開車時，別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盤后面的他，所以有這樣的傳說：當一輛空車滾過來時，人們就會說：“艾培來了！”

他去世時沒有留下任何跡象表明他希望安葬在猶太人墓地里。據說，他那位忠貞的、信天主教的女友堅持要這樣做并且履行了正規(guī)的儀式，使他能同他的疏遠已久的上帝和好。

在母系方面，母親的家庭較為富庶，但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猶太勞動同盟”。

我的外祖父莫舍·埃畢茲是維爾紐斯的一位皮革商。他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同時又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19世紀在東歐猶太人中盛行的這一思潮，以正統(tǒng)的宗教為基礎，但通過多種不同方式接受現(xiàn)代思想。后來我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個有趣的類似情況：在19世紀70年代，中國的“維新派”也是既要建設現(xiàn)代工業(yè)和國防，又要保持他們的儒家思想和行為規(guī)范，在基本態(tài)度和時機上同東歐猶太人的“啟蒙運動”都是相仿的。但兩者也有相異之處。中國的維新派主要是官員，他們力求挽救他們的封建國家，使之適應時代。猶太人沒有官員，沒有國家。所以我的外祖父不用去考慮財政預算、行政制度或者國防軍備。

在宗教生活方面，作為猶太教割禮執(zhí)行人，他的現(xiàn)代化思想就是主張并采用衛(wèi)生的方法以取代傳統(tǒng)的不衛(wèi)生的方法(一個老式的割禮執(zhí)行人會把一個男嬰的生殖器含在嘴里，以求止血)。所以我的外祖父所追求的是取得一定的進步，但不逾越猶太居民世代相傳的規(guī)范。

這位老人在性格上也是很開放的，實際上是那種無憂無慮的樂天派。他子女眾多，妻子一共生了16胎，存活的有七八個——年齡相差懸殊，當最小的孩子還年幼時，長子已是“一家之主”，為掙錢養(yǎng)家而勞累了。我母親回憶說，這位長子(也就是她的大哥)是嚴厲的當家人，而他們的父親則溫和仁慈。外祖父對他的長子實在是不公平的。當他自己年逾七十、長子四十多歲時，他還在嘟嘟囔囔地抱怨這位心事重重、嚴肅拘謹的長子，說：“那個老家伙讓我厭煩?！备m合他那種隨隨便便的性格的是他那幾個年輕一些的孩子和孫子、孫女。外祖母去世后，他又同一個好朋友的寡婦結婚，使大多數家庭成員都很氣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他已87歲，仍然健朗……

但沒過多久，德國占領維爾紐斯，他就完了。他是死于納粹的毒氣室，還是被一個沖鋒隊員或德國兵打倒在地又猛踢致死(許多老年猶太人都是這樣死去的)，或者他仍留在猶太人居住區(qū)，因饑餓或疾病而死？沒有人親眼見到。

現(xiàn)在再回敘早些時候的事情。說來似乎矛盾的是，外祖父“受人尊敬的”商人地位反而導致我母親第一次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捕，那時她才16歲，剛參加“猶太勞動同盟”的青年組織。因為外祖父的家似乎較為安全，所以她的同志們把馬克思主義書籍藏到她家里，但很快就被人向沙皇憲兵告了密。我母親被投入監(jiān)獄，過了幾個星期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納雷姆。

那時被流放的人都是在監(jiān)護下一站一站地行進，先坐火車，接著乘輪船，最后是步行，晚上則關在沿途設置的牢房內。

母親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似乎沒有覺得那是一場苦難，更多的是感到興奮和開闊眼界。在步行途中以及后來到了納雷姆，她都是同一些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一起。他們知識豐富、信念堅定，她把他們視作老師。他們大多數比她年長，也有只比她大幾歲的，后來在蘇聯(lián)都成為顯要人物，瓦萊里安·古比雪夫就是其中之一。古比雪夫曾主管蘇聯(lián)經濟，逝世后有一個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二戰(zhàn)”中成為蘇聯(lián)的臨時首都。在母親的記憶中，他是一位有信念的、非常英俊的、能言善辯的青年。

在“猶太勞動同盟”的組織中，我父親是母親的上級。他們雖然過去并不認識，但他處處呵護她，因為她看起來還是個孩子。他在幾十年后曾回憶說，他第一次見到她是在維爾紐斯城外一處森林公園里，青年組織成員在這里聚會。她正因一次少女初戀的失敗而悲傷，淚流滿面。

這個公園名叫波拿里，在40年代的大屠殺中，這里成了納粹的殺人場，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殺害。

我父親雖然只比母親大五歲，但比她經歷過更多鍛煉。他已經過反對沙皇專制統(tǒng)治的1905年革命的考驗、被捕過(前后共被捕五次)，并曾作為“猶太勞動同盟”代表秘密前往倫敦。同我母親相識時，他的職業(yè)是一家商業(yè)公司的雇員，正要出差到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去。

柯尼斯堡曾屬于德國的東普魯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割讓給蘇聯(lián)，改稱“加里寧格勒”。

他問我母親要帶點什么東西給她。她說，要一把普通的折疊傘，這東西在德國有，本地卻買不到。等他出差回來時，她已被關進監(jiān)獄，將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他打聽到她那間囚室的窗戶雖有鐵柵欄卻是臨街的，他就到街對面那一邊走來走去，把折疊傘舉在頭上，讓她看到后知道他并沒有忘記她的囑托。

后來，她到了西伯利亞。他們通信，他幫助她脫逃。

母親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父親寄給母親一本書，附了一張字條，說這本書的裝幀很好。她領會了這一暗示，就把書的封面和封底劃開，發(fā)現(xiàn)在封面里層是給她用的一張護照(那時這種身份證件沒有照片，護照上雖不是她的名字，但其他項目都同她相符)，在封底里層則是一些大額鈔票，是外祖父給的。有了這兩樣東西，她就找了個空子，溜出她的指定居住區(qū)，一個勁地往前走去。

她能脫逃是由于這樣幾個因素。第一，對她的判決是“行政性流放”，而不是像對其他“政治犯”那樣，坐牢或苦役。她只是一個年輕姑娘，沒有“歷史問題”，無須加以特別的監(jiān)管。第二，當地的警察局局長管轄好幾個村子，經常出去巡回督察。像許多農村地區(qū)的小官僚一樣，他在那些由他監(jiān)管的知識分子面前似乎矮了一截。他恭敬地請這位教他兒子數學，又請另一位教他女兒彈鋼琴。這些流放者實際上成了他的管家——他們甚至于趁他出巡時在他家召開秘密會議。第三，這位局長的女兒同我母親年齡相仿，她教我母親怎樣雇到一輛馬車、到什么地方去換乘汽船，使我母親一路順利，沒有遇到什么阻礙。第四，我母親身上有證件(在舊俄，人們必備的三樣東西是：“身體、靈魂、證件”)，又有足夠的錢供旅途之用。她就這樣經由水路、陸路、鐵路橫跨俄國并且到了境外——巴黎！她很高興能逃出來，只有一點不放心——不知那位局長和他的女兒會不會因為她而遇到很大麻煩。在巴黎，由于“猶太勞動同盟”和其他流亡在外的革命者的幫助，她找到了一份工作——為猶太詩人阿弗拉姆·蘭辛當秘書。她隨同阿納托里·盧那察爾斯基——未來的蘇聯(lián)文化部長——去博物館和畫廊，擔任高水平的團隊導游，大大開闊了眼界。我還記得自己小時候(那時已在中國)常常翻看我母親帶回來的那本厚厚的Petite Larousse法文字典，增長了一些關于法文和其他方面的知識。

其實法國不是我母親到過的第一個外國。大約在12歲時她曾隨外祖父去過倫敦，外祖父是去做皮革生意，母親在那兒上了一陣英語學校。

過了些時候，我父親也到了巴黎。此前，他在沙皇監(jiān)獄里蹲了一段時間。我父母在境外重逢，友情發(fā)展成了戀情。他們一起去瑞士盧加諾湖度假。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不久，他們回到維爾紐斯結婚。我母親本著她“人人都應有一技之長以服務于人民”的信條，接受了擔任助產士工作的培訓。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蘇儒　譯)

1. [譯者注]依地語(Yiddish)，或作意第緒語，為德語、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的混合語，猶太人使用的國際語。
2. [譯者注]布朗克斯區(qū)(Bronx)在紐約市，為普通住宅區(qū)，居民中有工人，也有黑人。
3. [譯者注]艾培(Eppy)是對姓愛潑斯坦(Epstein)的人的昵稱。
4. [譯者注]猶太教對初生男嬰舉行的一種宗教儀式。行禮時，用石刀割傷陰莖包皮，作為神和人締約的象征。伊斯蘭教、基督教少數派別也有類似活動。見《辭海》“割禮”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