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轉折

季羨林家徒四壁，窮得連飯都吃不飽，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書。當時，他的家中沒有一本書，甚至連個帶字兒的紙條都沒見過。季羨林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現非常的機遇，大約他至今仍然是個農民，就像他兒時的伙伴楊狗一樣，在村里當個羊倌、豬倌什么的，了此一生。季羨林自己也常常這樣說。但是，世事難料，人生變幻莫測。

季羨林6歲時，幸運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喚的手，幼小的季羨林時來運轉了。轉瞬間，他的人生道路竟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事情是這樣的。官莊的季家原來是一個大家族，父親一輩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杳無音信。留下的五個，一個送了人，自然也與季家無緣了。余下的四個，只有季羨林的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濟南的叔叔又沒有子嗣，只有一個女兒。這樣一來，季羨林就成了整個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子。

在當時，他當然就成了給季家續(xù)香火、光門楣的唯一指望。為此，叔叔與父親經過反復的商議、籌劃，終于共下決心：為了光宗耀祖，為了給季家爭氣，無論如何也要把季家的這根獨苗苗培養(yǎng)成人。恰好，此時叔叔在濟南謀得了一個職務，有了穩(wěn)定的收入。于是，把小羨林從官莊帶出去，送到濟南去培養(yǎng)，自然就成了兄弟倆當時的唯一選擇。

父輩們的這個決定，對于季羨林來說，無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17年春節(jié)前夕，父親把當時只有6歲的季羨林送到濟南叔叔家。從此，季羨林便離開了父親、母親，告別了故鄉(xiāng)和兒時的伙伴，結束了農村生活，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然而卻是寄人籬下的生活。

6年的童年生活結束了。這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對一般人來說，這也許沒有太多的意義，但是，對于一個將要成為一代學術大師的人來說，特別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師來說，童年時期的蒙學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人文社會學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長期積累知識，包括中外文化知識，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創(chuàng)造的知識的基礎上，融會貫通，然后才能有所發(fā)現，有所創(chuàng)造。而要打好這樣的文化基礎，一般是需要從童年時代開始的。

作家則不同，他主要靠生活的積累和創(chuàng)作靈感。事實上，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沒有幾個是科舉考試的佼佼者，或者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縱觀20世紀中國學壇大師的情況，就不難發(fā)現這樣一個事實：像季羨林這樣，6歲以前還在地里拾麥穗，割草喂牛，與文字無緣的人，日后能成為學術大師的，不能說絕無僅有，也是寥若晨星的。

例如，比季羨林大30歲的魯迅先生，雖然幼年時家道中落，“從小康而墜入困頓”，卻仍然能夠在“三味書屋”中得到壽鏡吾老先生的開蒙教育。又如，比季羨林大20歲的胡適先生，從小就能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不滿3歲便認識了700多字，3歲多就進了正式的學堂讀書。因為個頭太小，還需要別人抱上高凳子坐著，才能聽老師講課。三四歲的胡適，便已經開始誦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著作了。再如，比季羨林小1歲的錢鍾書先生，出身于無錫有名的書香世家，4歲識字，5歲入私塾讀《毛詩》，每天上學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相比之下，季羨林的“蒙學”卻等于零。說實在的，像季羨林這樣家庭出身的人，若無特殊的機遇和過人的聰慧與勤奮，要想日后在中國學壇獨樹一幟，并且成為世界知名的學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季羨林常說：“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么學者。”有人以為這是他的謙遜之辭，其實是誤會了，這完全是他發(fā)自肺腑的實話實說。

當時，季羨林到了濟南，開始上學讀書，他“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個飯碗”，而不是做什么學者。他的家庭也從來沒有期望他成為學者。季羨林做學者的“志向”并非從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漲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漸樹立起來的。這就是季羨林迥異于其他學者之處。

雖然季羨林失去了童年時代最寶貴的學習機會，也沒有受過書香門第、家學淵源的影響和熏陶，但是，所謂“壞事也能變成好事”，艱辛苦難的童年生活，賦予了他頑強、勤奮、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鍥而不舍、百折不撓的性格，這是他雖“先天不足”，然而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短短六年艱苦的童年生活，對他后來人格的形成以及在學術上獲得巨大成就，有著重要的影響。他曾經在《我的童年》一文中，這樣評價過童年生活對自己的影響：“（童年生活）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些經歷沒有關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