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明朝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發(fā)展時期，而晚明在整個的明朝中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的文化巨匠及其成就不管是從數(shù)量上還是從高度上遠遠超過了明朝初期和中期。也就在這個時期，文化包括文學藝術格局也呈現(xiàn)出了更為復雜的多元化狀態(tài)，文人的視野也因之變得空前的開闊，藝術家們的感受和體驗也格外的異質、駁雜。這都使得晚明歷史及文化構成了一個獨立的歷史單元，它不斷吸引著眾多的學者去打量和認知。書法也是如此，在這個時期書法借著各種機緣進入了一個劇變的時期，本書所要研究的對象——晚明四家“邢董米張”中的邢侗，就是這個時期產生的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
那么，學術界是如何具體從時間上對晚明界定的呢？晚明的下限自然是明朝的滅亡，其上限學術界并無規(guī)范的界定，本書中，晚明指從隆慶、萬歷初年(1573)到崇禎末年(1644)這一歷史時期，包括八十八年，它是明王朝在衰落中掙扎并走向滅亡的最后階段。這既符合客觀的歷史事實，也與晚明文人的自我體認相符合。
晚明書法的獨特性也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的眼光，因而在整個明朝書法史研究成果中關于這個時期的研究應該占了大部分。其中，關于該時期書家如董其昌、徐渭、張瑞圖、倪元璐、王鐸、黃道周、傅山等的個案研究成果眾多。這些書家個案研究乃至整個晚明書法史的研究，無疑解決了過去許多書學史沒有解決的問題，在研究方法上也很有創(chuàng)新，但也存在著許多問題。
首先，研究的觀念有待更新。如有些學者沿襲傳統(tǒng)的明清文化江浙中心論，缺乏對晚明書法史的具體分析。又如有些學者將研究的眼光過分聚焦于某幾個代表性書家自身，須知這幾個書家僅僅是處于晚明書家群體金字塔最頂點的金冠，這對于洶涌的群體推動文藝發(fā)展為主要特征的晚明來說，忽視“塔尖”與“塔基”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不可能更好地揭示歷史真相的。
其次，正是這些觀念的局限性導致了研究領域的狹窄。如過分聚焦于某幾個書家和作品，過多地受制于某些簡單的歷史表象和思維慣性，而不是對某個歷史時期的現(xiàn)象、人物的深層的邏輯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解讀。以晚明書法史的研究為例，與明朝中期吳門書法龍頭老大一枝獨秀的發(fā)展態(tài)勢不同，晚明不僅出現(xiàn)了書法內部從風格到書體等多元化發(fā)展趨勢，而且還出現(xiàn)了書家群體層次和地域等的多元化分布的發(fā)展態(tài)勢，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其機制和游戲規(guī)則也隨之發(fā)生改變。如果在研究的視野上還是孤立地、簡單地局限于某幾個書家某幾件作品，是不能揭示歷史的真實面目的。
這種現(xiàn)象在邢侗等書家的研究上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邢侗在晚明與董其昌被并稱為“北邢南董”，但由于諸多原因，清朝以來邢侗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名氣越來越落后于董其昌，研究后者的大有人在且成果多多，但對前者的研究卻鮮有人問津。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關注明清書史者多局限于既成的歷史表象和事實。事實上，邢侗在晚明的聲名顯赫與此后的暗淡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研讀的問題。對邢侗的個案研究恰恰能從另外的角度探得晚明書法史的內部邏輯和底蘊。我們從下面展開的章節(jié)中可以看到，正是晚明有別于前代的歷史邏輯和新的文化包括書法的游戲規(guī)則變遷導致了邢侗與董其昌崛起于晚明書壇并成為萬歷年間最具有代表性書家之一，而也正因為晚明時代的這些獨特的規(guī)則，又導致了邢侗清初以來的逐漸暗淡。
第三，觀念和研究視野的狹隘又直接導致了研究方法的落后。在這方面且不說有些庸俗粗疏不能著力于扎實的史料的所謂研究性文章，就是有些功力比較深厚的學者也多因觀念和研究視野的狹隘導致了方法的簡單，往往采取社會歷史背景+書家生平+作品的簡單分析解讀的研究方法，這都導致了對晚明書法史研究的平面化、簡單化。
本書的研究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揭示與邢侗有關的歷史事實，這包括他的生平、交游、作品的創(chuàng)作等研究；另一方面，通過對邢侗的個案研究，試圖揭示晚明特別是晚明早期階段即隆慶、萬歷半個世紀時期里書法史的真實發(fā)展態(tài)勢。
因而筆者在研究方法上試圖從如下幾個方面尋求突破。
一、以邢侗為個案研究晚明萬歷
年間書法的種種變遷明朝自隆慶、萬歷開始進入了更加劇變的時期，這種劇變表現(xiàn)在標志著明朝中期的書法最高地吳門書派隨著嘉靖末年文徵明的去世進入了新的發(fā)展時期。與明朝初中期相比，晚明書法時序上的變化呈波段化演變，從隆慶、萬歷年間的“北邢南董”和“南董北米”再到天啟年間的張瑞圖，再到明朝崇禎后期的王鐸、黃道周直至稍后的傅山等，都呈波段化變化。其中董其昌由于因長壽跨好幾個代際波段而呈現(xiàn)出更為復雜的狀態(tài)。這種波段化不僅依托代際更替往前推進，而且這種波段化的頻率遠遠超過了前代。還有，這種代際波段化之間既有順承的關系，還存在著激烈的互相遮掩相競的關系，一種新的文藝主張從提出到被詰難再到風流云散，其周期明顯地加快。在這種情況下對晚明書法事件、書法家過于籠統(tǒng)的研究往往得不到歷史的實相。因而對晚明史的研究應該進入更加細致的時序波段的橫斷面研究。
在整個晚明的八十八年的書法史演變中，學者們常說的“隆、萬”即持續(xù)半個世紀的隆慶、萬歷時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單元，晚明風云激蕩的內外因大都在這個時期孕育而成。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也把萬歷看成明初、中期向后期轉變一大樞紐：“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敝T多研究晚明書畫史的學者在探尋其中歷史底蘊的時候，都要追溯到萬歷時代開始崛起的董其昌那里。這主要是因為他創(chuàng)作成就杰出、壽命長，幾乎跨了整個八十年的萬歷時代，以及他又有系統(tǒng)的書畫理論。這固然有其深刻的道理，但如果是從隆、萬這個具體的歷史時段來說“北邢南董”所蘊含的歷史內涵常常因對董其昌的過分聚焦，有意無意忽略和誤讀了后者。
邢侗從萬歷二年中進士到萬歷四十年去世，其書法從取法吳門到崛起于北方再到晚年成熟的書風形成，基本和整個萬歷時代相當。如果是將作為過渡期的隆慶一朝六年算上，所謂的“萬歷時代”一共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占整個晚明的三分之二。實際上，邢侗書法與“萬歷時代”的這種關系早在清初詩壇領袖王士禛那里就有所揭示：“臨邑行太仆卿邢子愿先生(侗)以書名萬歷間，取法晉人，不落唐、宋窠臼?！?sup>邢侗早于董其昌崛起于北方，后又與后者跨地域結社最終在萬歷書壇上形成了一北一南的“北邢南董”的關系。因而以邢侗為個案，以隆、萬這個相對獨立的歷史單元去揭示因過分聚焦董其昌而被忽略的歷史真相來說就成為既必須也是必要的事情了。
二、晚明文人藝術空間的拓展和變遷
宋元以來逐漸成熟的文人藝術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和事實。文人書法與文人化文學、文人畫、文人化篆刻藝術，即傳統(tǒng)所說的詩、書、畫、印一起，構成了文人藝術的最重要內容。它自身構成了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而且這種自成系統(tǒng)的文人藝術成為封建社會后期的主流文化。隨著文人藝術這個大的系統(tǒng)的形成，作為子系統(tǒng)的書法自身也在發(fā)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帖學統(tǒng)系的形成。
(一)復古：書法與文學的互動
文人藝術系統(tǒng)至明朝還呈現(xiàn)繼續(xù)擴張之勢。在明朝嘉靖以后實用印章大面積進入文人視野。這既是明代文人藝術系統(tǒng)與其外部的社會系統(tǒng)，也是藝術系統(tǒng)內部之間發(fā)生了更為密切互動關系的結果。正像有些學者所揭示的那樣，弘治、正德年間興起的以古文相尚的“前七子”與這個時期崛起的吳門書派有著密切的關系。
前七子中的主將李夢陽在這種歷史當口所喊出來的“夫文與字一也”也同樣揭示了這其中的歷史底蘊。因而文人藝術系統(tǒng)內部文學與書法存在著互為滲透的互動關系，這也是明朝書法發(fā)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對明代文人藝術系統(tǒng)內外之間、內部與內部之間更加緊密的互為滲透的趨勢的判斷，不僅是基于理論上的，更重要的是基于明朝文藝發(fā)展的歷史事實。本書有關章節(jié)就以邢侗為案例詳細論證、敘述了明朝萬歷年間包括書法在內的文藝思潮是如何借當時如火如荼的文人結社來完成群體推動的史實和過程，并進而探討晚明文人的身份如何走向駁雜，以及包括書法在內的文人藝術系統(tǒng)是如何走向更加緊密互動的。
就書法來說，這種趨勢一方面使得它更加自律，同時也使得它更加泛化。書法不僅與文學還與文人篆刻、繪畫都發(fā)生了密切的互動關系。筆者之所以強調書法與文學的關系，主要是基于后者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人文思潮變遷的風向標，特別是在晚明。
基于這個認識路徑，筆者對邢侗的文學活動也重點進行了考察。
在明朝文學發(fā)展史上，“后七子”是繼“前七子”之后崛起于嘉靖、隆慶年間的影響最大的復古文學流派，而前者的后期正當吳門衰落的時期。本書在有關章節(jié)詳細論證了作為“后七子”后期的領袖又身兼吳門書派的理論總結者的王世貞，是如何將其復古的文學理論向復古的書論轉換的。進而論證了作為萬歷時期代表性詩人的邢侗，是如何憑借其豐富而深刻的書法、刻帖等實踐活動與稍后崛起的董其昌共同以復古相尚，從而完成了明朝第二輪由文學復古向書法復古轉換過程的。
邢侗的文學復古與書法復古的文藝實踐不僅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而且還有著強烈的地域特征。雖然邢侗與其同時代的董其昌都標舉魏晉“二王”的復古大旗，但元、明以來山左乃至北方書法的衰勢都造成了該地書法傳統(tǒng)鏈條的斷落。與此相反的是復古的文學流派在北方卻大張旗鼓，而山左不管是“前七子”還是“后七子”，都有代表作家參列其中。尤其是李攀龍主持“后七子”時期，山左幾乎成為了當時的文學復古中心。作為與“后七子”有著密切淵源關系的邢侗，北方復古的文學傳統(tǒng)自然就與他的復古的書法主張、策略和技術有了一層更為緊密的互動關系。晚明北方書家復古文學與復古書法緊密互動的特征不僅在邢侗身上表現(xiàn)的比較明顯，在此后崛起的王鐸那里同樣是如此。這一點，筆者在邢侗書學思想研究、“仿”二王草書式書法創(chuàng)作等章節(jié)都有所揭示。
(二)師心：從心學到性靈
如果說明朝中期崛起的吳門書派是第一次書法復古思潮的結果，那么由邢侗、董其昌等人倡導的隆慶、萬歷年間的書法復古則是第二輪復古思潮。同樣是復古但其內涵卻有著很大的差別。概括地說后一輪書法復古是伴隨著陽明心學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藝事、為風俗的過程。陽明心學普及和傳播又導致了晚明文藝創(chuàng)作中“師心”思潮的流行，這樣就形成了這個時期書法發(fā)展中的“師心”與“師古”巨大的矛盾張力，而這種張力又成就了晚明書法的獨特形態(tài)和內涵。
具體到邢侗與晚明心學的關系，筆者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一是考證了山左陽明心學的特征以及邢侗早年演習陽明心學實踐活動的有關史實，這在第二章第四節(jié)《邢侗與鄒善等陽明心學代表人物的交往》中有明晰的揭示。二是從邢侗的書法實踐活動揭示其心學內涵。前引顧炎武所謂的“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實際上不僅僅是“古書”，包括書法傳統(tǒng)經典在內的所有古代遺產在這個時代都進入了一個被重新塑造和發(fā)現(xiàn)的時期。這實際上是一個在“師古”的名義下“師心”自用的過程。就邢侗來說，其對書法經典的重塑和發(fā)現(xiàn)是順著兩個路徑實現(xiàn)的。一個是圖像的，另一個是話語的。前者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圍繞“二王”經典的藏刻，這指的是其著名的《來禽館帖》。表面看，這是一個單純的翻刻古帖的行為，實際上，在當時“蘭亭無下拓”的理念驅動下，這種復古的實踐活動還具有強烈的“師心”自用“改竄”成分在里面。這種特點從邢侗對南宋《澄清堂帖》殘本的藏、鑒、刻、拓活動表現(xiàn)得尤其典型，故筆者在本書中專列《邢侗藏宋〈澄清堂帖〉殘本述考》《來禽館刻〈澄清堂帖〉及邢侗刻帖理念》兩節(jié)來探討這個問題。
邢侗對傳統(tǒng)經典圖像的重塑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專以“二王”為主要對象的“仿”式草書創(chuàng)作和“集古刻帖”的發(fā)明上，這在本書第四、六章的《邢侗與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考論》《邢侗“仿”“二王”式草書創(chuàng)作研究》中都有詳細的探討。據(jù)此，筆者還進一步揭示了邢侗這兩種經典圖像重塑或重新闡釋方式方法是如何與王鐸的書法創(chuàng)作構成了一脈相承的關系，從而論證了晚明萬歷年間山左乃至整個北方的書法復古的時代內涵和地域特征。
邢侗從話語的角度對傳統(tǒng)經典的重塑或“改竄”主要是通過他的“略景象而重神髓”的書論和文論來表達的，這個問題筆者在本書第五章《邢侗書學思想研究》也有詳細的討論。
如果說明朝嘉靖以后的篆刻大面積地進入文人視野是文人藝術系統(tǒng)的內部與外部拓展結果的話，那么萬歷年間由邢侗、董其昌等人倡導的書法復古活動則是文人意識系統(tǒng)的子系統(tǒng)即帖學系統(tǒng)的內部與內部之間的拓展的結果。因而文人系統(tǒng)內部文學與書法兩個系統(tǒng)滲透互動就成為我們認識萬歷書壇的一個認識切入點和研究方法。
三、晚明書法地域空間的拓展和變遷
(一)中心與邊緣：多元而又相競相融的地域空間格局的形成
任何文化的產生都出自于特定的地理空間。目前，不管是書法通史還是斷代史的研究，對時間或者時序的維度是比較重視的。確實，事物、事件、人物的真相是能夠在時間性先后排列和比對中漸露真容的。但社會歷史畢竟是一個多變的復雜體，地理空間就是一個與時間相對的認識出發(fā)點或認識維度，因為人們發(fā)現(xiàn)事物、事件、人物等在空間維度上的延展和比對中也同樣會獲得對真相的把握，于是就有了文化地理學。
就書法史大部頭的專門研究來說，目前的研究成果多為書法通史，專門的斷代史也不多。而地域書法史的專門研究相對就顯得更為薄弱。當我們以那些通史的眼光遭遇具體的地域書法事件等問題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覺得它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多少判斷力。實際上，作為以時間為主要維度的書法通史研究如果與主要以空間為維度的地域書法史研究之間不能良好互動的話，兩者都容易走向簡單化。
關于地域書法研究的問題近年來已經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也有了一些成果的積累。如葛洪楨等以吳門書派所展開的研究，諸多學者關于嶺南書法的地域研究，等等。
筆者在晚明書法史研究中，發(fā)現(xiàn)這個時期存在著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那就是與明朝中期吳門書派崛起于江南形成一枝獨秀的發(fā)展態(tài)勢不同，晚明時期，伴隨著急劇波段狀的時序發(fā)展態(tài)勢，書法也出現(xiàn)以吳門為中心向周邊區(qū)域波段狀空間延展態(tài)勢。實際上不獨書法，繪畫、文學等也是如此。
白慊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就說：
(晚明)雖然商業(yè)活動使地區(qū)之間產生了更為密切的聯(lián)系與互動，但并未減少各地區(qū)的區(qū)域特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賦予了保護區(qū)域特色一種新的價值?！瑫r，認同特定的區(qū)域文化的興趣亦與日俱增。正是現(xiàn)實利益與道德價值之間的矛盾、不同文化相互競爭的多層次碰撞、本土文化與舶來品的沖突，為晚明增添了炫人耳目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文化包括書法的地域多元化現(xiàn)象在吳門書派后期的理論總結者——嘉靖、萬歷初年的著名文人王世貞那里早就被敏銳地關注了。在王氏的書論中一方面對吳門書派進行了總結梳理，另一方面又最早用地域書風的批評觀念對云間(今上海)、四明(寧波)、紹興、徽州、揚州、山東、嶺南等地的書法進行了研究。作為吳地的著名文人，王世貞所謂的“天下法書歸吾吳”在以吳門書派為自豪的同時，隱含的卻是因吳地書法話語衰弱受到挑戰(zhàn)而產生的焦慮感。
在當代其他文化研究領域，學者們對這種現(xiàn)象背后的原因進行了研究，認為：從明代中期開始，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發(fā)生了分離。北方長期以來就是華夏文化的發(fā)祥地，被人們視為文化之根的所在，但這樣一個文化中心在明代中期以后因江南的崛起日漸被邊緣化，這引起了江左周邊地區(qū)文人文化自信心的低落和恐慌，明朝后期多元化的地域文化中心的重新打造實際上就是各區(qū)域文人“自救”的結果。
方波在《宋元明時期“崇王”觀念研究》一書中也認為：
明代中期以前，書法中的流派意識表現(xiàn)得并不明顯，在明代中后期，書法中的一線單傳觀念發(fā)生了改變，文人們開始重視書法風格本身的一些問題，諸如風格的差異與趨同、風格的獨立的價值等，以王羲之風格籠罩后世書家的現(xiàn)象有了改變，逐步產生了流派意識。
除此之外，方波還認為這種流派是以地域流派的形成而展開的。這些觀點都是很有見地的。
因而可以說書法地域多元化從明朝中期吳門書派的崛起就已經開始了，而嘉靖后期吳門的衰落只不過是加速了這個多元化的進程而已。這種發(fā)展態(tài)勢使得生活在這個時代并歷官南北的邢侗有了別樣的體驗：“若其文章，隨所歷官輒變?！痹诒緯?，筆者同樣論證了以邢侗為代表的書家是如何捍衛(wèi)山左地域書法文化傳統(tǒng)、倡導以“齊風”為概念的新的書法風尚并進而打造北方新的書法話語中心的。晚明這種基于地域流派的書法風格的打造風氣在悄然地改變著傳統(tǒng)單傳的帖學觀念和格局。如董其昌從打造“松江派”“云間書派”出發(fā)，不僅將陸機、陸云作為該地書法開山之祖，而且還將其遙領于“二王”之前。
晚明以地域空間為特征的延展波段主要有：萬歷年間以山左邢侗為代表的北方書家和與吳門相鄰的以董其昌、莫是龍等為代表的松江書派的崛起為標志，形成了“北邢南董”的南北呼應態(tài)勢。在邢侗稍后的米萬鐘也迅速在北方崛起，也被當時稱為“南董北米”。實際上不管是邢侗還是米萬鐘，他們崛起于書壇，都一改明朝初期、中期北方書法沉寂的狀態(tài)，這恰恰反映出書法進入晚明的萬歷時代北方進入了活躍期。
在邢、米之后的天啟年間，張瑞圖崛起于福建，也一改此地此前較為沉寂的歷史。繼而在崇禎的末年，中原的王鐸又與福建的黃道周一南一北崛起于書壇。這種態(tài)勢到清初還未消歇，繼王鐸之后，山西傅山崛起。
如果我們沿用慣有的時序性線性思維或者吳門、松江中心論我們就很難圓滿解釋晚明出現(xiàn)的這種地域波段狀空間延展態(tài)勢，因而筆者從地域空間的認識維度對萬歷時代的邢侗崛起于北方這種現(xiàn)象進行重新闡釋，認為晚明各區(qū)域文人自覺的地域文化認同與這種現(xiàn)象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正是因為有了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覺認同才直接導致了晚明書法地域的多元格局的波段發(fā)展態(tài)勢。而晚明地域文化的自覺認同又與明朝以文人知識精英為主體的縉紳階層的崛起有著至為重要的關系。關于明朝縉紳階層與書法的關系詳見后面的敘述。
筆者在以邢侗為個案研究對象所引進空間認識維度中，上述所說的地域文化自覺認同所導致的地域多元化僅僅是其內涵的一個方面，實際上晚明伴隨著區(qū)域之間文化自覺認同導致的相競意識的大大加強，互相融合的發(fā)展態(tài)勢也大大增強了。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當時文人精英為代表的書法家們跨區(qū)域結社活動及交游明顯增多，它一改原來以吳門書家唱獨角戲的狀態(tài)。新的書法觀念、思潮借助這種跨區(qū)域的群體和網絡的推動迅速獲得傳播，所謂的“北邢南董”“南董北米”就是在這種歷史語境下形成的。
但在晚明書法地域多元化與跨地域互相融合這兩個趨向哪個更占主導的問題上，筆者的判斷自然是前者。因為雖然地域文化認同這個問題在任何領域、任何時代都存在，但在不斷走向分化的晚明社會，書法地域多元化表現(xiàn)得尤為顯性、復雜而深刻，這也是筆者在對邢侗的個案研究中為什么要引進空間認識維度的原因。
(二)書法地域化的社會機制
邢侗既然是晚明各區(qū)域文人地域文化自覺認同和地域多元化格局變動的產物，因而本書重點對萬歷時代精英文人書家所倡導的主流觀念是通過什么樣的機制被轉換成地域文化資源的，又是怎樣借助這種機制生產出書法“地域方言”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晚明各地的文人的地域結社及其雅集活動是書法地域化的群體機制。
明朝文人結社是這一個時代的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它在嘉靖、萬歷年間達到了第一次高潮。雖然這個時期已經有了文人跨地域結社活動，但這些文社更多的是依地緣而成立的，這構成了此一時期文藝發(fā)展的兩個元素：地域性和群體社團性。晚明書法地域化就是依托這種以聲氣為紐帶結成區(qū)域文人群體來完成地域化過程的。就隆慶、萬歷年間的山左來說，由于慎行、邢侗、馮琦、傅光宅、公鼐等著名文人為主體的“五友”文學集團就是當時最著名的地方文人結社團體。于慎行家鄉(xiāng)的榖城山堂和其弟子邢侗的來禽館是“五友”文學集團前期和后期雅集的主要場所，如邢侗在其詩中就徑稱來禽館為“來禽社”。這主要是因為萬歷十四年和萬歷十八年邢侗與其師于慎行分別辭職歸里后一直到去世幾乎再也沒有復出(于慎行后來復出沒有正式就任就去世了)，漫長的鄉(xiāng)居生活使他們成為主導隆慶、萬歷山左文藝的執(zhí)牛耳者。書法的賞鑒與創(chuàng)作自然是包含在這些雅集活動中的。邢侗的來禽館自不必說，就是在不擅長書法的其師于慎行來說，書法雅集的賞鑒等也不少，如邢侗就有詩《再奉宗伯尊師北樓宴出魯藩名酒觀法書作》記錄了某次這類活動。因而“五友”文學集團及其雅集活動就成為完成山左書法地域方言轉換的重要的群體機制。
二、晚明以縉紳為主體的文人知識精英非常注重地方家族的經營，這成為書法地域的族群化機制。
這種家族經營包括將書法作為家學的一部分所進行的承傳活動，實際上是一個將易變的主流文化地域風俗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旦完成，這種書法樣式、觀念等就被轉化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地域文化基因而儲存起來。
整個明朝，盡管文人士大夫都注重宗族建設，但南北方的宗族特點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北方曠野，常百里民聚族于一村，非其同族，即其同姓，故相結易親，相助必力。江南之民，散居于野，或一村不及數(shù)家，而比鄰乃不相識。
明朝進入萬歷時代以后，文人結社活動雖然遍于南北，但總的來看，還是以江南最為發(fā)達。美國的史學家在分析了江南家族與士人交往關系之后認為：“由于他們散布各處，便需要超越家族界限和地域隔閡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會的傳統(tǒng)形式——詩社、學社、書院——在這一地區(qū)便異常發(fā)達?！?sup>清初北方著名學者王源在《李孝愨先生傳》中也這樣說北方文人：“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也不傳于天下。”這與頻繁而喧囂的江南結社雅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對此，筆者在第四章《邢侗與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考論》重點對明清刻帖研究學者所普遍忽略的晚明清初山左集古刻帖現(xiàn)象進行了研究，認為：邢侗等是山左乃至晚明北方集古刻帖風氣的始作俑者；這種刻帖活動將邢氏復古的書學實踐活動與家族經營相結合，構成了該區(qū)域書法地域的族群化機制的重要內容。如此說來，相對于社集活動，文人的族群化更具有萬歷時代北方特色。
晚明文人知識精英所熱衷的地方志的編纂活動為書法地域化打造了一個話語平臺。明朝史研究表明，地方志突然大量的涌現(xiàn)是晚明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這些地方志實際上是以國家的名義由地方長官領銜與代表地方利益的縉紳或知識精英們的對話平臺。后者往往借這種話語權將地域書法“方言”以官方所認可的主流話語的方式完成“轉正”或“固化”的過程。
作為晚明著名文人又身兼地方利益代表的縉紳的邢侗與其恩師于慎行一樣也熱衷于地方志的編纂，如前者在萬歷十九年修纂《臨邑縣志》中于舊稿上增設“人物”等志目，并借修志的機會專門為曾影響當?shù)卦娢娘L氣的縣學訓導的揚州人李應旸立傳。關于這方面的狀況見本書有關章節(jié)，此不贅述。
通過以上的分析，筆者對邢侗在晚明時序和空間上的定位就是：邢侗是萬歷時期北方最杰出的書家。這也是筆者對邢侗書法價值的基本判斷。
四、晚明書家階層空間的拓展和變遷
晚明是一個激蕩不安的時代，這既包括書法地域的多元分化，還包括士人內部層次的分化，而這種分化又引起了更加頻繁的階層內部流動，伴隨這種階層流動，士人的空間流動也就在更為廣闊的層面展開了。在本書中筆者引入社會學中的社會階層和流動理論探討晚明士人的分化、流動是如何從深層次上影響了書畫家群體的內部構成和行為方式的。
(一)縉紳階層與精英書家
學界中對縉紳、鄉(xiāng)紳的研究一直很重視，成果也很豐富。大家對紳士這一特殊群體在傳統(tǒng)社會的統(tǒng)治格局中所起到的承上啟下的作用都已有了充分的認識。十二世紀末，在中國經濟最發(fā)達的南方地區(qū)，開始形成一種自存性的地方精英集團，他們掌握著地方社會主要的經濟政治資源，已不如前代的精英階層那么關心在全國政治中建功立業(yè)，而是將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了地方的安定與家族的進德延嗣。他們反對國家政權過多干涉地方事務。這些地方精英集團構成了明清時期縉紳階層的雛型。明代的縉紳階層包括所有文職官員和他們家庭中的成員，以及監(jiān)生、貢生和捐資納監(jiān)的人物。明代的縉紳階層要不是與文官集團通聲氣，即是當中的成員，所以他們是全國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為朝廷的執(zhí)事人物也是鄉(xiāng)村間的地方領袖，成為溝通朝野之間的橋梁。這些縉紳階層因依托的是“地方”空間場景直接導致了晚明地域文化認同的逐漸增強的趨勢。
作為具有較高級科舉功名的士人自然構成了縉紳階層的上層，他們同時也成為本階層的文化代言人，它們構成了明朝文人精英的主體。作為晚明著名文人又具有進士身份的邢侗自然也是縉紳階層的知識精英。
這些知識精英雖然受到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教育要求他與皇家所代表的國家利益保持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但其階層定位又在更深層次上影響其文化的價值取向。他們主要依托“地方”場景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他們更加用心地經營著文化“地方話語”的開拓和打造。明朝中期“前七子”的崛起標志著在館閣文體所代表的朝廷話語之外文學“地方話語”的形成。與此相呼應，以祝允明、文徵明等為代表的吳門書家們——他們都屬于具有較高功名的知識精英——借該地發(fā)達的商品經濟的力量，也形成了明朝第一個地方性的書法文化高地。
在前述晚明書法地域空間多元化的發(fā)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邢侗、董其昌，還是張瑞圖、王鐸等等都是作為縉紳階層的知識精英，扮演著倡導者的角色。這是吳門時代以來書法“地方話語”歷史慣性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萬歷年間，由“北邢南董”倡導的復古書法構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筆者在考察它與朝廷的官學的差異的同時，也詳細尋繹了它們之間互相影響的蛛絲馬跡。所謂的朝廷的官學在書法上主要指的是以書取仕的銓選制度和以館閣體或稱為“院體”為標準的書法樣式。通過考察，筆者在邢侗書法創(chuàng)作研究等有關章節(jié)認為，在明朝中期的正德至晚明時代，受館閣書家郭諶的影響，包括臨邑在內的濟北一帶有著以書干仕風氣，被稱為“院體”的館閣書風較盛，這種風氣同樣也影響了邢侗的書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取向。
晚明時期，隨著專制皇權控制力的減弱，始于明朝中期知識精英所自覺打造的書法“地方話語”卻呈現(xiàn)越來越增強之勢。邢侗的書學思想的提出和成熟書風的形成標志著書法“地方話語”在萬歷年間于空間拓展上已經成燎原之勢。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與宋朝皇家掌控著書畫主流話語不同，明朝中期以后，書畫的主流話語權主要掌握在文人知識精英手中。晚明的著名文人夏允彝就說：
唐宋之時，文章之貴賤操之在上，其權在賢公卿?！羾僦谙拢錂嘣谀茏粤?，其起也一同聲相引重，其成也以懸書示人而人莫之能非。
(二)晚明士人的階層互動與書法家的群體化、集團化
治晚明藝術史者，多以處在頂層的藝術文化精英為主要研究對象。實際上在這個“塔尖”的底部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不同層次的文人，而這些處在“水平面”以下的群體儲存了一個時代整個文人群體的“基因”。唐宋以來特別是明清以來，科舉成為生產文人最主要的社會機制，書法借科舉文化獲得更廣泛的傳播。受強大的科舉文化所吸引，傳統(tǒng)文人其早期的應試年齡的少年、青年時期正是其基本文藝觀念形成時期，這個時期的習書經歷、文藝趣味都會影響深刻影響到其書法創(chuàng)作。如一般研究者為突出晚明精英書家的創(chuàng)作性，過于貶低館閣體書法，實際上正是這些早期館閣體學習經歷和功夫才構成了后者書法的基因。這只要看看流傳到現(xiàn)在的董其昌、王鐸等人有關的書法作品就可以看出來。就邢侗來說，其服膺子昂就與其早期研習趙孟、沈度等書法的經歷有直接的關系。
對于每一個傳統(tǒng)文人來說，通過科舉獲得的身份以及入仕之后所獲得官職的高低既成為人們劃分這個群體的最重要的指標——這直接促成了文人社會階層流動，也成為他們獲得文化資源的最重要的憑借。這些相對底層的文人由于身份相對較低，其文化話語權也就相對微弱，這也是后世研究者對他們有意或無意采取忽略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對于每一個文人來說，其應試、入仕經歷和際遇對他的文藝態(tài)度、取向等有著至為關鍵的影響。因而在本書中，筆者引入社會學社會流動包括階層流動、空間流動等理論對整個萬歷時代的書法進行重新打量和認識。
就晚明文人來說，科舉、入仕又存在著新的特點。明朝皇帝為加強專制統(tǒng)治，采取八股取士。但科舉競爭激烈，至晚明更甚。能進士及第的文人是鳳毛麟角，它構成了主流文人塔尖部分?？婆e壅塞造成了下層文人向上的階層流動通道大部分被阻斷，這又引起了晚明龐大的底層文人群體的形成。這些底層或較低層次的文人從身份上看既包括從沒有進過學的文人，也包括進過學的童生和進而獲得功名的諸生、舉人等。
晚明文人這種科舉身份的壅塞的上下流動態(tài)勢，既造成文人層次的大大分化，也造成了傳統(tǒng)文化(包括書法、繪畫等)在文人群體中的多元化的重新分布。一部分熱衷于科舉或在科舉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文人成為八股時文的應試專門家。而那些在科舉道路上的失敗者相當一部分不得不另擇他路，而在應試文人所不屑的“小道”領域如詩文、書畫、篆刻、科技、物理、天文等等確立新的話語中心，從而使得傳統(tǒng)的文人藝術在晚明進一步向民間急劇下移。晚明出現(xiàn)的大量的“山人”式的文人群體就與這個問題有著密切的關系。
邢侗的朋友謝肇淛敏銳地看到了晚明這一文化變遷：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于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蹤百不得一，此其固有不可曉者?！w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為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以可以觀世變。
邢侗也深切地感受到了晚明山人群體與官府、精英文人的分層、游離和對峙，并對他們的社會價值表現(xiàn)了某種同情：
侗聞之公乘之途啟則巖穴損價，葉公之蜒進則泥蟠見擯。知巖穴者，德藝之藪，泥蟠者，飛躍之式。
這個歷史文化變遷同樣也被明末清初的黃宗羲看到了：
夫文章之權，自宋元以來，盡歸館閣；其僻固而狹陋者，散在江湖。明初館閣之體，趨于枯淡，然體裁不失，天下猶莫之不宗。成、弘之后，散而之于縉紳個操其權，而館閣始為空名矣。嘉、隆間，盡審議不能盡收，散而入于韋布……自萬歷至崇禎，舉世陷溺于場屋，縉紳之為讀書種子者絕……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特別是晚明伴隨著科舉道路的壅塞，書畫呈現(xiàn)出更加民間化的下移趨勢，文人群體職業(yè)及階層更加多元并走向分化。與此同時，文人中書畫家群體也走向了分層和分化，一大批具有底層功名身份的文人如文徵明、徐渭等崛起，從而呈現(xiàn)出“山人”化發(fā)展特征。由于書畫話語權旁落，傳統(tǒng)精英文人對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在上引的謝肇淛、黃宗羲的文字深處透出的就是這種情緒。這種分化的趨勢反過來又強化了上層文人的精英意識和對底層職業(yè)化書畫家的某種排斥。晚明文人所爭論的“戾家”與“行家”書畫的爭論，以及董其昌繪畫南北宗理論、王鐸對古字的偏好等等都與這些問題有關系。
雖然下層文人在社會利益等方面與上層的知識精英們存在著矛盾，但二者又存在著緊密的互動與共生的關系。這一方面源于后者在獲得高級功名以前本身就是前者的一分子；另一方由于晚明政治資源的“相對”短缺，文人在階層流動上不僅存在著向上流動不暢通，還存在著上層文人向下的階層流動，他們往往以病休、罷官、辭職、乞骸骨、丁憂等等名義在短暫的仕途生涯之后又回到原籍。晚明這種官場生態(tài)也使他們同樣呈現(xiàn)出“山人”化狀態(tài)，使他們在心態(tài)上又很容易與底層文人書畫家獲得共鳴和溝通，并以優(yōu)裕的條件轉向書畫的探討和創(chuàng)作。因而晚明文人藝術與士大夫的閑居游藝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邢侗在三十六歲辭職之后再也沒有出山，從此轉向了詩文書畫的創(chuàng)作。董其昌也是如此。在整個萬歷朝，董氏大部分時間也是在江南的閑居中度過的，這也同樣成就了他的書畫事業(yè)。
這樣，晚明不同層次的文人之間形成了緊密的互動共生關系。一方面上層文人需要來自民間化的社會力量的聲氣支持——這被稱為“蛙交”，從而成為后者的話語代言人。這可以說是一個精英文化的民間化過程。同樣，下層文人借精英文人的延譽、推薦以及物質上的幫助以獲得名利上的收益。而且借助所謂的“蛙交”，下層文人的文藝風格、藝術樣式滲透到精英文人作品中，這可以說是一個民間文化的精英化過程。這構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文藝群體。邢侗所參與的山左本地社團“五友”和跨南北地域的“中興五子”中的“五友”和“五子”僅僅是這個群體的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而已，而圍繞他們周圍的還有眾多因身份地位低下而沒有留下名字的中下層文人、書畫家。
本書從晚明文人群體化最主要的社會機制——文人結社的角度并以邢侗為例來論證上層精英文人是如何與下層文人交往互動的，并進一步論證這種交往互動是如何影響了新的書法觀念的提出、風格樣式的打造和傳播的。
不管是上層文人還是不同層次的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在晚明都進入了一個更加緊密的時期。這種交往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結社的形式進行的，而結社又是以文人之間的聲氣為聯(lián)系紐帶的。進入晚明時期，一種新的文藝風氣往往是借群體聲氣的推動迅速獲得傳播的。由于結社的群體性特點，這種新的文藝風氣借這種群體性很容易變成一種文藝流派；而文藝流派轉而又刺激了文人結社的風氣，這成為明代文藝發(fā)展的基本取向，自然書法也是借這個路徑發(fā)展的。
在這種結社中，作為萬歷年間山左著名的文人、書家的邢侗通過鄉(xiāng)誼、年誼、社誼等關系與其他精英文人結成的精英文人集團自然成為推動新的文藝風氣的主導者，所以與邢侗同時代的陳懿典就說：
凡以詩名海內者，如王元美(世貞)、敬美(王世懋)、汪伯玉(道昆)、吳明卿(國倫)、李本寧(維楨)、沈嘉則(明臣)、王百穀(穉登)、屠緯真(隆)、萬伯修(世德)、邢子愿(侗)、歐禎伯(大任)、胡元瑞(應麟)之流，皆把臂定交，互為齊晉。
根據(jù)學者們的研究，至邢侗、董其昌所在的萬歷時代，文人結社進入第一次高潮。這一個時期的結社由前一時期怡老性質為主流發(fā)展為文藝性質團體為主流，即郭紹虞先生所謂的文藝“主張的結合”。
在這個時期，邢侗與于慎行等山左文人既有區(qū)域性的“五友”結社活動，還與董其昌等文人有了“中興五子”的跨南北區(qū)域的結社活動?！拔逵选苯Y社活動不僅使邢侗獲得了崛起于北方山左的書法話語權，而且也獲得了與江左新崛起的松江派領袖人物董其昌對話溝通的能力。“中興五子”結社活動不僅使邢、董復古的書學主張在更廣泛的空間層面迅速獲得傳播，同時這種跨區(qū)域結社也說明了晚明萬歷時代，書法自身內部的發(fā)展對群體化推動產生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是吳門書法時代不曾有過的現(xiàn)象。
基于邢侗與董其昌這種“北”與“南”的關系，筆者不僅將二者的比較研究作為本書重點內容，而且還是本書研究前者的重要切入點。為此筆者在《“北邢”與“南董”》等章節(jié)就二者所蘊含的歷史底蘊、書法的異同等問題進行了細致的揭示和研究。
邢侗作為萬歷年間北方最杰出的書家，在晚明書壇曾閃耀一時，但至明末清初其權威就受到了挑戰(zhàn)和質疑，其書法很快就淡出了書法視野，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本書認為：除邢侗書法自身的原因之外，晚明書法自身所確立的“游戲規(guī)則”，隨著改朝換代發(fā)生變遷和晚明自身發(fā)展的邏輯所產生的“自我遮蔽”等原因都與這種現(xiàn)象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
筆者以邢侗為個案所進行的晚明書法史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但對諸種文本的研究方法的優(yōu)點并沒有拒絕，因為畢竟一個藝術家被歷史鑲嵌的理由最終憑借的還是作品。所以其他研究方法也部分地運用于有關章節(jié)中，這是筆者要特別說明的。
- “晚明”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時間概念，有的學者把它與“明末”作為同義語。它的上限并無明確一致的說法，學術界大體以十六世紀后期為晚明之始，具體的劃分則往往以各自的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或定位嘉、隆之際；或始于隆慶年間，如〔美〕高居翰即持此說；或取萬歷初年之說，如〔美〕牟復禮、〔英〕崔瑞德即持此說。后兩說大致可以看成一種，筆者也持此說。
- 王士禛《分甘馀話》“邢侗書法”條，清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9年版。
- 關于吳門書法的研究成果如葛洪楨有《論吳門書派》，榮寶齋出版社2005年版。關于嶺南地域書法的研究有林亞杰、朱萬章主編的《嶺南書學研究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白慊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第13頁，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
- 如臺灣學者呂妙芬在《陽明學士人社群》一書中以晚明江右陽明學派的崛起為例，認為晚明在各文化區(qū)域之間的交流呈現(xiàn)增強態(tài)勢的同時，地域文化認同也成同樣的趨勢發(fā)展著：“在面對來自江左的經濟和文化沖擊時，晚明江右學者對本地文化競爭力的危機意識也日漸增強，這種危機意識似乎刺激了他們更有意識地思索自身‘傳統(tǒng)’的意義，也更清楚地表達了對‘傳統(tǒng)’的信任和捍衛(wèi)的決心?！钡?19頁，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 方波《宋元明時期“崇王”觀念研究》，第202頁，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
- 明朝初期雖然有活躍在京時朝廷的臺閣體書家“二沈”“三宋”等，但米萬鐘與他們不同，他是作為與邢侗、董其昌民間化的文化知識精英這個類型出現(xiàn)于晚明時代的。
- 邢侗《再奉宗伯尊師北樓宴出魯藩名酒觀法書作》，《來禽館集》卷二。
- 陳子龍《江南鄉(xiāng)兵議》，《陳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二。
- 〔美〕魏斐德《洪業(yè)》上，第5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夏允彝《岳起堂稿序》，見《陳忠裕公全集》卷首。
- 引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王世貞語。參見莫是龍的科舉經歷。
- 謝肇淛《五雜組》卷之七《人部三》，第14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邢侗《與云中霍撫臺》，《來禽館集》卷二十六。
- 黃宗羲《范母李太夫人七旬壽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第66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 比如在晚明查抄董其昌的“董宦事件”中，起倡導作用的就是底層的秀才生員們。
- 如嘉靖年間的唐宋派的著名文人山東章丘的李開先就將其文集直接命名為《閑居集》：“嘗自序《閑居集》曰‘年四十罷官歸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后之志。詩不必作，作不必工?！苑Q其集曰‘閑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第37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十二，萬歷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第18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 明末清初的倪后瞻就說：“我明以邢子愿、黃輝、米仲詔、董玄宰為四大家，配唐之歐、虞、褚、薛，宋之蔡、蘇、黃、米。然三人雖非董敵，猶有可觀，邢、米惡札，敢與董雁行者，以進賢冠故也。”(倪后瞻《倪氏雜著筆法》，《明清書法論文選》，第441頁，上海書店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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