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入左翼文壇（1927—1930）

第一節(jié)　紹敦電機公司

1927年4月下旬，和煦的陽光灑滿了黃浦江面。眼前的上海對于夏衍來說，既熟悉又顯得陌生：外灘至江西路一帶，矗立著鱗次櫛比的銀行大樓，靜安寺路的跑馬廳和它對面22層的國際飯店閃閃爍爍的霓虹燈光，西藏路“大世界”游樂場前面川流不息的人潮，從提籃橋到外白渡橋叮叮當當?shù)挠熊夒娷嚒皇?，和這一切不相協(xié)調(diào)的是荷槍實彈的中西巡捕在街頭逡巡，時不時有警車從大街上呼掠而過。

徘徊在福州路一家浙江人開的小旅館的門廳里，夏衍覺得心緒壞透了。他覺得國內(nèi)局勢還是一片亂糟糟的，理不出個頭緒來。從報紙上可以看到，上海還在“清匪”，大肆拘捕、通緝、槍殺“赤色分子”。蔣介石集團的猙獰面目已徹底暴露，那么，把希望寄托在“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武漢的汪精衛(wèi)身上么？去武漢投奔汪精衛(wèi)的國民政府？武漢，當時幾乎已成為革命志士們最后的希望之地了。汪精衛(wèi)還在以“左派”自居，頻頻發(fā)表演說攻擊蔣介石背叛革命，高喊討蔣；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則與他聯(lián)名發(fā)表“告兩黨同志書”，北伐軍事照常進行；另外，3月中旬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的“統(tǒng)一革命勢力案”和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名單，直接領(lǐng)導(dǎo)駐日總支部的還是左派彭澤民……

但究竟是不是該去武漢呢？然而，夏衍還是猶豫不決。他是一個謹慎的人：畢竟，這些消息都是從報紙上讀到的，且大抵已屬舊聞，有些還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了。3月中旬，蔣介石還是北伐軍總司令呢！一個月不到的時間里，他就變成了昔日盟友最兇惡的敵人！

在夏衍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就在這家小旅館的門口他偶然邂逅了經(jīng)亨頤。經(jīng)先生對這位五四時期杭州學生運動的骨干人物是有印象的，交談中，他暗示夏衍“千萬不能去杭州，那里殺人不比上海少，宣中華也犧牲了”。經(jīng)先生說到“殺人”兩個字語氣特別重。他又暗示說，武漢“那里的形勢也很亂”。夏衍這時還穿著“明?！钡膶W生制服，非常搶眼，經(jīng)先生又指點說，“住旅館也不保險”^[1]。

經(jīng)亨頤還從一本線裝書中取出一張登載著郭沫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的報紙，指點夏衍欣賞這篇新鮮出爐的討蔣雄文。夏衍看到文中的“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這些誅心之論，既對郭沫若的勇氣感到佩服，又對他的安全感到擔心。^[2]

夏衍讀出了經(jīng)先生話中的言外之意，決定先留在上?？纯磿r局的變化。然而，留在上海，不能住旅館，又該到哪里落腳呢？夏衍想到了蔡叔厚。

蔡叔厚，浙江諸暨人，1918年畢業(yè)于浙江省立甲種工業(yè)學校，是夏衍的學長。夏衍去日本后，他也在日本電機專業(yè)學校念書，二人都是浙江同鄉(xiāng)，往來較多。1923年關(guān)東大地震后，日本一些地方發(fā)生了排華事件，蔡叔厚遂放棄在日本繼續(xù)讀書的機會，只身回到上海。在親戚朋友的幫助下，他找到一個技工陸久之和一個姓張的會計，還有個學徒，辦起了紹敦電機公司。蔡叔厚人極能干、正直，技術(shù)好，商業(yè)經(jīng)營亦有辦法，很快就在上海立住了腳跟。

在日本讀書期間，蔡叔厚的慷慨仗義就是出了名的，當了老板以后，往昔舊友登門求助，更無一不解囊樂捐，有“小孟嘗”之稱。蔡老板思想左傾，但在1927年前后政治立場還沒有定型。他的朋友中有楊賢江夫婦、張秋人夫婦和徐梅坤、袁文彬等中共地下黨員，也有湯恩伯、張公達、徐逸樵等右翼人物，還有左右搖擺的第三種人如樓秋泉、范新度、張一林等。^[3]夏衍想，依他們之間的老交情，在蔡叔厚這里求得一些援助想必是不成問題的。

紹敦電機公司在吳淞口有恒路一號，雙開間門面，兩層樓房。夏衍找到時，蔡叔厚正和陸久之在修一只燒壞了的馬達?？吹较难苓M來，他喜出望外，不顧雙手油污，便與夏衍緊緊握手。問明夏衍來意后，熱情邀請夏衍住進電機公司，并干脆聘請他做公司的兼職工程師。第二天，夏衍就搬進了電機公司，他沒有想到，在這里他一住就是兩年多，直到1929年底蔡淑馨回到上海，他才遷出。

這時，借宿在紹敦公司的還有兩位夏衍雖不認識卻聞名已久的人物：楊賢江和張秋人。

楊賢江，浙江余姚人，浙江省最早的共產(chǎn)黨人，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之一。20年代初，他和胡愈之、沈雁冰一起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他主編的《學生雜志》，對大革命前后的學生運動，對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起過不小的作用。1930年“社聯(lián)”成立后，他是其中的核心成員。

至于張秋人，在當時更是一位很有聲望的共產(chǎn)黨人，曾在黃埔軍校擔任過教官，學生很多。毛澤東后來曾如是評價他：“張秋人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好黨員，很有能力，很會宣傳，很有群眾基礎(chǔ)，可惜他犧牲得太早了?！?sup>[4]1927年9月下旬，張秋人被分派到浙江重組中共浙江省委。張秋人知道自己在浙江熟人太多，去了一定很危險，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結(jié)果到杭州后的第四天，就在西湖的湖濱被兩個反動的黃埔學生發(fā)現(xiàn)。張的水性很好，他跳入西湖，將身上所攜帶的秘密材料埋入了西湖的淤泥中，而后從容被捕。不久，他便被殺害于浙江陸軍監(jiān)獄。

張、楊兩位都是大革命失敗后暫時避居于蔡叔厚處的，張秋人是國民黨政府的“通緝要犯”，身份更屬秘密。但兩人卻都很達觀，在夏衍面前也不太避嫌，有時還會跟夏衍聊起一些黨內(nèi)掌故。比如，張秋人對陳獨秀執(zhí)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滿，有時就會在夏、蔡面前直呼陳獨秀為“老頭子”“老糊涂”。楊賢江雖較謹慎，不大在人面前臧否別人，可每到晚上，就常常有些夏、蔡都不認識的人來找他，而且一直談到深夜。對這些，夏衍心里當然很明白，但他從不說破。對張、楊的這份信任，夏衍晚年回憶說，是因為“蔡叔厚已經(jīng)把我的情況向他們介紹了”，“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對蔣介石這一點上，有共同語言”。^[5]

同張、楊二位相處的時間雖不長，特別是張秋人，加起來也不到四五個月時間，但他們對時局的洞察力，對革命事業(yè)的堅貞和犧牲精神，都給夏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衍后來曾多次談及張、楊對自己思想的重要影響。1949年解放后，夏衍署名“夏衍”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獻給楊賢江的。他回憶說，大革命失敗之后：

這一年4月中旬我回到上海，寶山路商務(wù)印書館門前工人糾察隊的血跡還沒有清掃。在當時滿天都是烏云，碰到的同年輩的知識分子朋友不是孤憤暴躁，就是悲觀消極，和這些朋友們談?wù)摃r事，似乎除去孤注一擲和消極等待之外，中國革命已經(jīng)再沒有明確的出路了。直到這一年盛夏我……遇見賢江同志的時候，我才從知識分子的革命者中間，發(fā)現(xiàn)了一種能夠在最險惡的環(huán)境中認清中國革命的光明遠景，堅持對黨的信仰和忠貞，既不焦躁又不悲觀的堅韌踏實的品質(zhì)。他講得不多，談到一些在困難中退嬰?yún)s步的朋友他也只淡淡的付之一笑?？墒羌词乖谒麡O簡短的談話中，使我們明確地感到了他對革命事業(yè)的信心，和一切反動派加之于我們的暴壓，必然的會在全人民的反擊前面失敗。在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中國的時候，我從他的這種安詳鎮(zhèn)定的態(tài)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個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氣概與莊嚴。^[6]

1927年5月初，夏衍留學時的熟人何恐、何兆芳等人相繼從日本回國，與他們接上關(guān)系后，夏衍又通過他們與鄭漢先、龐大恩恢復(fù)了聯(lián)系。這時，鄭已化名陳德輝，龐則化名吳永康，正在上海滬東、閘北、法（租界）南一帶從事地下工作。

然而，這時夏衍雖然已回到革命群體之中，但還只是所謂“革命的同路人”。一方面他還沒有加入共產(chǎn)黨，一方面卻又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因此，盡管他往來的朋友都是共產(chǎn)黨員，大家也把他看成是一個非?？煽康呐笥?，但有關(guān)革命活動的事情，卻還是不讓他插手。一天，夏衍終于按捺不住，對老友鄭漢先抱怨說：“你們忙，我卻閑得發(fā)慌！”鄭漢先早等著夏衍的這句話了。他反問：“你為什么不正式加入到我們這邊來呢？”

當天晚上，夏衍就寫了入黨申請書。幾天以后，由鄭漢先、龐大恩為入黨介紹人，中共上海閘北區(qū)委正式批準夏衍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且不需要候補期。^[7]

多少年以后，夏衍向筆者回憶起這入黨的一幕，仍然感慨萬分。他尤其懷念他的革命引路人鄭漢先和龐大恩同志。當筆者問這兩人的名字怎么寫時，他旋即提起筆在我們的筆記本上寫了“鄭漢先（陳德輝），1931年漢口；龐大恩（吳永康），長征”這些字，特地指明了兩人后來犧牲的時間地點。寫畢，他還很動情地說：“忘不了這些名字?。　?/p>

而對于自己在最危難時刻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一歷史事實，解放后，夏衍無論在回憶文獻抑或閑談中，則從未提及。對他來說，加入共產(chǎn)黨仿佛是一個自然而然、必定發(fā)生的事件。毫無疑問，正是由于像夏衍這樣具有犧牲、奉獻精神的一代理想志士的加入與堅持，共產(chǎn)黨才度過了那危難歲月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后世的人們無論站在什么樣的立場評斷這一代人的努力，都必須以真誠的心靈來體認他們在危難年代以生命作為代價的意志決斷。那些喝著牛奶、坐在舒適沙發(fā)中的評頭論足，其實都是不值一駁的輕慢之詞。

入黨以后，夏衍的組織關(guān)系編在閘北區(qū)第三街道支部。支部的成員是大革命失敗以后從各地轉(zhuǎn)移到上海的知識分子，多數(shù)是作家和藝術(shù)家。夏衍所在的這個小組有5人：孟超、戴平萬、童長榮、孟超夫人及錢杏邨，幾乎全是太陽社的成員。起初孟超為組長，后改由錢杏邨擔任，代表區(qū)委和支部領(lǐng)導(dǎo)這個小組的是洪靈菲。小組當時的任務(wù)是到滬東、楊樹浦一帶從事工人運動。

在這個小組里，孟超等人都搞過工農(nóng)運動，童長榮還是“東京特支”（中國共產(chǎn)黨東京特別支部的簡稱，它直屬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純粹是“秘密組織”，成員只有鄭漢先、童長榮兩人）的成員，沒有群眾工作經(jīng)驗的只有夏衍一人。但除了夏衍，他們要么是廣東潮州人，要么是山東、安徽人，都不會說上海話，有時連聽都聽不懂。因此搭配上夏衍，他們的活動就方便了不少。

當時的工運，對錢杏邨、夏衍、孟超這批知識分子的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要他們脫下長衫、西裝，每周三次深入到群眾中，和工友們接觸，了解他們的思想、生活，有可能的時候，還要做一些宣傳鼓動工作。

為了做好工作，夏衍特地把頭發(fā)推成平頂，還從舊貨店買了一套粗藍布短衫褲，和孟超、戴平萬等一起到工廠區(qū)去。直到1929年初，夏衍才從工運中抽身出來，但他和彭康、孟超等人的關(guān)系始終非常密切。后來，他的家搬到了滬東塘山路業(yè)廣里，因為這兒是工人區(qū)，幾位從事工運的朋友便常常到他家去“落腳”。他們把藍布工人服就放在夏衍家。他們穿了長衫或者西裝到他家，換上工人裝到工廠去，工作完了之后，再回來換回原來的衣服。

夏衍等搞工運主要是在下海廟向東一帶。日本人開的“內(nèi)外棉”、英國人開的“怡和”紗廠，都在這一帶，地下黨把它叫做“紗區(qū)”。

正如夏衍后來在《包身工》所描寫的，“紗區(qū)”的工人遭受的壓榨和迫害，在上海的產(chǎn)業(yè)工人中是特別嚴重的。夏衍在日本北九州時曾經(jīng)到過一些工廠實習，體驗過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然而拿日本工人與上海紗廠女工的生活水平和勞動條件一比，那就無異于天堂和地獄了。每當他在提籃橋到楊樹浦這一帶的馬路旁、電車上、茶館里，和這些衣著襤褸、疲憊不堪的工人接近時，便強烈地感受到工人群眾的屈辱、痛苦，以及深深埋藏在他們靈魂深處的反抗情緒。

一次，夏衍與孟超等人向工人們了解情況，不料，孟超一口濃重的膠東口音激起了茶館里幾個工人強烈的反感，那幾個工人差點對他動了拳頭。夏衍用接近上?？谝舻恼憬?，才把他們勸開。原來，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多為山東人，工人們痛恨狗仗人勢的巡捕，有時便遷怒到了“北佬兒”山東人身上。^[8]雖然是場虛驚，但這事給夏衍、孟超等的刺激和震動不小。

在這里，夏衍結(jié)識了不少工會干部，有一個工人補習夜校的教員馮秀英給了他難忘的印象。馮原來是滬西一所大學的學生，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丟了學業(yè)，白天在一家私立小學教書，晚間就在青年會辦的夜校為女工們補習文化。當時她是共青團員，短小的身材，有一雙善良的、微微上斜的眼睛。夏衍曾多次到她所住的一間小小的過街樓上，聽她對紗區(qū)女工受剝削受凌辱的種種不幸遭際的講述?！霸趧e的嬌生慣養(yǎng)的小姐們還拿看電影和寫情書當作日常功課的年紀，她已經(jīng)是一個堅定的，以自己的勞力養(yǎng)活自己的職業(yè)戰(zhàn)線上的斗士了?！?sup>[9]夏衍一直稱呼她為“馮先生”，對于這位富于正義感和進步思想的少女十分尊敬，并且也通過她在紗區(qū)結(jié)識了內(nèi)外棉紗廠的工人積極分子，找到了一個立腳之地。

從1928年到1929年底，紹敦公司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許多流亡的革命者的集散地，后來又成為中共閘北區(qū)委的秘密接頭點。夏衍在這段時間除了參加工會工作外，還參與了不少隱秘的組織和聯(lián)絡(luò)工作，這給他增長地下斗爭才干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一天，鄭漢先悄悄踅進紹敦公司，找到蔡叔厚和夏衍說：“實在沒有辦法，想借公司樓上開個會?！编崫h先說：“這次來的人不少，最少20個，估計要從天黑開到晚上12點。你和端軒得給我們把風?！?/p>

蔡叔厚干脆地應(yīng)承了下來。鄭漢先走后，他很快裝了一個從樓下店堂通到樓上的電鈴，約好了一有情況就按電鈴?fù)ㄖ?，與會者可以從后門撤走。在約定的那一天，夏衍和蔡叔厚守在樓下店堂，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周圍的動靜。會議開得很順利，到后半夜始散。

1928年9月間，在紹敦電機公司，夏衍與廖承志重新恢復(fù)了聯(lián)系。這次是時任閘北區(qū)委書記的鄭漢先（陳德輝）帶來找他的。他們原來在日本就見過面，這時他已經(jīng)西裝革履，很神氣的樣子，夏衍打量了他一下之后就對他說：“為什么不穿和服了？到這兒來，穿和服最保險，因為這一帶的巡捕最怕日本人?！焙髞硪欢螘r間廖幾乎每星期都到紹敦電機公司來，海闊天空地聊天，有時他還帶些日本點心、壽司之類來請客，漸漸熟了，就和夏衍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夏衍非常喜愛廖承志的性格，但有時卻也不免覺得他還少經(jīng)世事，缺乏社會經(jīng)驗，知道日本的事情多，知道中國的事情少，便和蔡叔厚一起，“傳授”廖防止特務(wù)盯梢的辦法。如果不是在正式場合，夏衍招呼廖承志通常都直呼其綽號“胖子”（或“胖仔”），即使后來廖承志當上了人大副委員長成了“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也是如此。

廖承志達觀、開朗，即使從事最為殘酷的地下斗爭有時也不能掩飾他的此種天性。1933年3月底他和羅登賢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閘捕房，宋慶齡和柳亞子設(shè)法營救，請了一位叫唐鳴時的大律師給他辯護。開庭那一天，特科還派人去旁聽。在法庭上他很瀟灑，還對法官做了鬼臉。由于宋慶齡的營救，和他母親何香凝逼著吳鐵城給蔣介石打電話——再加上其父廖仲愷生前對蔣有大恩，蔣介石也只能招呼手下對廖承志的事情不了了之了。保釋后，廖承志就去了鄂豫皖蘇區(qū)。在張國燾搞“肅反”的時候，他曾數(shù)次處于生死邊緣，但他對中國共產(chǎn)黨忠誠之心從未動搖，他的樂觀天性在夏衍交往的近60年間也從未改變。夏衍后來曾充滿感情地說：“他誠懇、坦率、樂觀，他歷盡艱險，受過不止一次冤屈，可是在工作之余，他的那種習慣性的愛開玩笑、逗人笑樂的習性不變，有人說他年逾古稀而不失赤子之心，我看這也就是他得到群眾愛戴的高尚的性格品質(zhì)?！?sup>[10]

在紹敦電機公司，夏衍和蔡叔厚一道，還接待過共產(chǎn)黨的許多重要領(lǐng)導(dǎo)人物，如葉劍英、李維漢等人。不過限于當時嚴格的紀律，有時他們連來人的真實身份也搞不清。

可能就在夏衍離開紹敦公司的前后，紹敦公司已成為中共在上海重要的情報站，1930年代，又和共產(chǎn)國際遠東情報局發(fā)生了直接的組織聯(lián)系。學者指出：“到1929年夏，中共的第一個電波便從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道?號蔡叔厚寓所傳出。周恩來聞訊后決定，將第一臺無線電設(shè)備送往江西根據(jù)地，從此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qū)的無線電通信聯(lián)系，以后蔡叔厚與李強又制作數(shù)臺收發(fā)報機，送往洪湖賀龍、鄂豫皖徐向前領(lǐng)導(dǎo)的紅軍根據(jù)地。1932年，蔡叔厚被左爾格看中，也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我們所知道的，蔡叔厚除了完成通訊方面的本行，還根據(jù)左爾格的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guān)系，為小組購買武器?！?sup>[11]

蔡叔厚為中共和共產(chǎn)國際隱蔽戰(zhàn)線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共產(chǎn)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曾說他應(yīng)當?shù)玫搅袑巹渍隆?sup>[12]

楊賢江大概與夏衍同時搬離紹敦公司，他去了日本。但他在日本只待了很短一段時間，又回到了國內(nèi)。組織派夏衍通知他：紹敦公司這個地方不能去了。他聽了有點驚奇，但夏衍也不能對他做任何解釋。夏衍從此再也沒有見到過他。1931年，楊賢江因胃癌去世。^[13]

[1]“夏全15”，第64—65頁。

[2]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夏全9”，第446頁。

[3]可參見吳騰凰《陸久之究竟是什么樣的人——訪陸立之先生實錄》（《江淮文史》2001年第3期，第132頁）。

[4]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先驅(qū)的足跡·張秋人傳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頁。

[5]“夏全15”，第66頁。

[6]夏衍：《追憶與告慰》，“夏全9”，第321頁。

[7]“夏全15”，第67頁。

[8]“夏全15”，第68頁。

[9]夏衍：《<包身工>余話》，“夏全8”，第21頁。

[10]夏衍：《哭承志同志》，“夏全9”，第550頁。

[11]蘇智良：《左爾格在上海（1930—1932）》，蘇志良：《左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12]可參見夏衍《我與“茶圣”》（“夏全9”第620頁）。列寧勛章為蘇聯(lián)的最高勛章，授予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和國防中建立特殊功勛的個人、集體、機關(guān)、社會團體和部隊。

[13]夏衍：《回憶楊賢江同志》，“夏全9”，第5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