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愛的漫游

1923年的暑假，對夏衍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所以這么說，不只是因為在這個夏天他開始產生巨大的精神迷惘，還因為，在這個夏天，他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感情痛苦，充分品嘗了初戀失敗的苦澀滋味。

當年杭城有一所名媛薈萃的女子學校，這就是創(chuàng)辦于1904年的浙江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創(chuàng)辦時初名“杭州女學堂”，即今杭州市第十四中學的前身）。校舍在東城橫河橋許家花園內。省女師以對抗封建禮教、倡揚男女平等、爭取婦女解放為宗旨。在校內就讀的女學生多思想先進，具有獨立意識，性情開朗活潑，富于文學才華。杭州城內，省女師的女生一時成為不少有新思想的男青年向往和追求的對象（王映霞此時也就讀于此，她后來與郁達夫的婚戀關系成為了一個長久的話題）。

夏衍返家省親的時候，女師已放了暑假。不過，一些家在外地的女生因討厭家里的約束，假期里便設法留在杭城。當時物價低廉，她們結伴在西湖邊隨處可見的庵堂里，以三四元租金找間房子租下，讀書、避暑，頗為自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夏衍結識了家在桐鄉(xiāng)的女師學生錢青，從她口中知悉正與她同住在一起的另一位女師學生符竹因，不僅資質清秀、性格溫柔，且多才多藝，彈得一手琵琶、月琴和曼陀鈴，還會唱歌、寫詩（筆名綠漪），是難得的才女。在錢青的幫助下，夏衍得到了與符竹因約會的機會并幾乎是立即墜入了愛河。一時間，平素“理性”的他竟成了“維特式”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結識符竹因不久，夏衍便寫信向她傾訴了自己的滿腔愛意，并隱約流露出求婚的意思。

符竹因如何回應夏衍求愛的細節(jié)今已不可考，但結婚明顯是不可能的事情。此時她已同一位男青年有了非同一般的關系。他就是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以出版愛情詩集《蕙的風》而名噪一時的青年詩人汪靜之。汪身材矮小，其貌不揚，論外形無法與年輕的夏衍相比，其才情也未見得就勝過夏衍?？墒翘幱趹賽壑械纳倥男乃际请y以猜度的，往往不能用一般的功利眼光來衡量。一則符與汪結識在先；二則汪詩書不斷，最多時一晝夜發(fā)出13封信，這一“詩歌攻勢”贏得了姑娘的芳心。

當符竹因不無歉意地告知夏衍自己與汪靜之之間的關系已定后，夏衍尊重對方的選擇，悄然從符竹因身邊離開。然而這份絕望的痛苦一時間又怎能排遣呢？心灰意冷之下，他病倒了，茶飯不思，在家一躺就是十多天。他完全從這份感情中走出，可能已經是一年多后的事情了，這時，未婚妻蔡淑馨給著他最大的甜蜜心靈安慰，使他有勇氣作別前塵往事：

懷舊是人類的天惠也是人類特有的苦痛的源。總之，人是喜歡撫膺瘡痕的動物。我今晚上拿出許多竹英（夏衍一向將竹因寫作“竹英”——引者注）給我的來信看了一回，真好像是一個夢——一個噩夢！我本來想在去年日記里寫的話，現(xiàn)在也將他寫在這里吧！——我對竹英，雖則有了半年書信上的交際，她的一切，我依然不知道，我所知的不外她是一個情熱的傷感性的自矜的女性而已?！挽o之間的戀愛，成立在和我認識之前，當亦奮為我們介紹的時候，她曾和亦奮說“我們愿永遠做一個朋友！”那是我須得鄭重地自白的，所以她后來回答（拒絕），亦奮代我（？）半公式的求婚（？）時，她說“我早已說過我們愿永遠做一個朋友！”卻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的。所以有人為我抱不平，說“她既然有了情人，為什么還要和另外的男性交際？”那的確是可以責備她的一個片面的理由，但是我卻要說，（并不是我為她辯護，）“你用看尋常女性的眼光去看竹英，實在是先人的錯誤，竹英，據(jù)我的觀察，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人，但一面卻有日本人所謂‘無頓著’的特色，不注意這一點，都免不了‘逸的’的批評的”，我想她的所以受學校的干涉，同學的譏笑的原因，大部分是根據(jù)于這兩種性質的。至于她和靜之間的起因和程度，那是我不必研究，也不用我研究，他們現(xiàn)在同居后感情依然良好，便是一個立證，所以我對于她，一點也沒有惡感，——縱然當時免不了因為有先天的報復的天性，以為她拒絕了我，是傷了我的自尊心，發(fā)生了不少“紳士的復仇”的沖動，例如“我一定努力做一個有名的人物，遠勝于靜之的人物”?；蛘呤恰拔乙欢ㄒ蟮玫揭粋€勝于竹英的愛人，使她發(fā)生較量上的羨慕而微微的生悔意”！……但是這種多不過是一時孩子氣而已，光明的理智的鏡子，情熱的濃霧也奈何不得他的！……我現(xiàn)在對于她和靜之，我表示相當?shù)木匆?，因為他們確是在惡社會上奮斗，為戀愛而奮斗而成功的勇士，尤其是竹英拒絕了我更痛快，我想非有此種拒絕誘惑的勇氣是不配談戀愛的。這是一個無辜的無自覺的誘惑者，真覺得太可憐而已！世間的青年男女呀！要戀愛嗎？那么不要看電流的樣吧！因為它是向最低抵抗的回路走的！我想這樣大聲的叫！

最后，我須得將這些感想告訴愛的淑——我的白百合！^[1]

看到夏衍痛苦的模樣，最難過的自然是母親徐繡笙。當夏衍滿腹失落地回日本后，她開始精心籌劃兒子的終身大事了。她雖然未曾受過新式教育，卻很能明白兒子選擇對象的標準。經過一段時間的物色和努力，終于還是在德清老家，她為夏衍找準了一門親事。她選中的未來媳婦是杭州緯成絲織公司駐滬總賬房（經理）蔡潤甫的長女蔡淑馨。

說來也巧，蔡淑馨原本在杭州省立蠶桑女子學校念書，校址與女師許家花園相毗鄰。出于對女師開放風氣的羨慕，她不久便轉學到省女師，插班入師范本科1921級西級班就讀，恰好與錢青、符竹因在同一個班。對夏衍苦戀符竹因的故事，她是頗有耳聞的，不過，她對此并不介意，對夏衍在愛情上的執(zhí)著追求可能還有些欣賞，因此，當父親征求她的意見時，她沒提什么意見。終身大事，就這樣定了。

1924年暑假，夏衍再次回到杭州。這回，他便不僅僅是回家探母了，也許主要目的還是為了相親！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從1920年9月到1927年5月，除去三次暑假回國之外，在日本待了六年八個月。”^[2]據(jù)我們了解，除了他回憶錄中寫到的1923年的一次歸國，和他人回憶文章中的1925年一次回國，他的另一次回國時間不詳。而在《懶尋舊夢錄》第163頁，講到他和田漢首次見面，是“1924年在上?！保虼擞嘞乱淮巍笆罴倩貒保斒窃?924年。

回到日本后，夏衍無法按捺住他的相思之情。他一面與蔡淑馨頻繁地通信，一面則在自傳體小說中寫下了許多寄寓自己熾烈而深沉的情感的文字：

凝視著半輪新月，他微微的太息。幾個秋蟲，慢慢地唱起他們的悲調來，海邊的光景反添了一層寂寞。他的影子，被月光射在沙灘上，愈覺得瘦的可憐，從他的深深陷在眼坑里的灰黃的眼里，不知不覺地流出了許多清淚，一行行地，流遍了他被煩惱剝蝕了的頰肉。^[3]

我將你給我的信整理了一下，在這一年內，給我六十五封信，在他人眼中，似乎太多，在我呢只嫌太少！因為這些信是我沙漠旅行般的人生的唯一安慰，我有一星期不接得你的信，便令我狂也似的渴念，死也似的頹廢。在這些時候，曾有許多很可笑的幻想的恐怖來嚇我！有時在夢里哭了出來，引得旁人說我瘋子。^[4]

在日記中，夏衍更幾乎每天都記下了“愛淑”“愛的淑”“淑妹”的信息。蔡淑馨每一封來信，都給夏衍帶去了最大的喜悅：“淑妹喜用淡紫色信箋及深青信封，紫為高貴之征，青為純潔之象，與余素好符合可喜，信箋于默誦時每有幽香尤令神往，此種幽香與郵花后的口脂，皆吾愛人賜我的慰藉也。”^[5]年輕戀人彼此的相思牽掛之情如此熾烈，以至于偶有通信不暢、數(shù)日未收到對方信箋便會急切到“自棄”^[6]的地步。

讀著這些文字，隱去作者署名，人們會以為這作者當是郁達夫一類創(chuàng)造社作家了。實在很難將它們與后來夏衍質樸平實的文字風格聯(lián)系起來。一位哲人說得好：“真正的愛情，是在理智與狂熱的那些陌生而又迷人的羊腸小道上的浪漫主義的漫游?！?sup>[7]被別離的憂傷折磨著的夏衍，在此時的作品中也染上浪漫抒情的氣息，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了。

1925年夏，蔡淑馨將女師畢業(yè)。按照杭州人的習俗，與夏衍成婚，然后安安穩(wěn)穩(wěn)地做一個家庭主婦似乎是一種合理的安排。但蔡淑馨不愿意這樣。她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后母對她并不壞，父親也還開明，從不逼迫她做什么，但待在家里總感到缺乏一種親切感，離家太近也有一種壓迫感。她愿意遠離家庭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在信中她告訴夏衍，她想聽從當時女師校長葉墨君先生的鼓勵，到東瀛進一步深造。夏衍完全贊成她的想法，寫信向蔡父懇求。

女孩子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而要“摩登”出洋留學，未來的女婿居然還對此種“奇可怪也”的想法大加贊賞，有些守舊的蔡父可能因此不悅了。他于是致信沈家，令沈家“籌款千元為余（指夏衍——引者注）結婚，余款即為淑留學費”^[8]。沈霞軒自然不大可能代出此筆款項，夏衍一時間也不可能籌齊這一大筆錢（他每月官費不過80元左右）。拜托各位親戚長輩溝通無果后，該年8月，他只得再回杭州，希望當面溝通取得蔡父諒解。

此次杭州之行對夏衍來說是一次既甜蜜又充滿焦躁情緒的歷程。這是他和蔡淑馨別后一年的重逢。鴻雁傳書怎抵得當面訴相思？8月8日，夏衍日記記載：“下午訪淑于小粉墻，……遂至西大街談許久，伊以渡日事多障礙頗傷感，余慰之，又以失言故伊為之淚下，余亦黯然！6時同往訪陳石民君同游西湖9時返，余送淑歸校，臨別余不禁吻之，此余與淑妹之第一吻也?！?sup>[9]8月21日，兩人又乘船共訪友人程國敭。雖然旅途并不順利，但戀人的獨處極為融洽愉快，夏衍承認“此日誠余生平最Romantic之一日也”^[10]。但此種戀情，在當時人看來，畢竟是過于大膽激進了一些。很多人甚至對夏衍提出了直接的批評，其中就包括夏衍青年時代的好朋友蔡昕濤。好友的守舊做派動搖了兩人的友情。而各種批評的聲音對于蔡淑馨的赴日留學當然是不利的。蔡父一直到9月5日，也就是夏衍回日本的前兩日，仍未允許蔡淑馨的日本之行。

事情的轉折定然是出現(xiàn)在9月6日。蔡父回心轉意的具體原因今已不可知。不過，根本的原因大約還是因為：父母總是愿意成全兒女的心愿吧。據(jù)說，蔡父還給了女兒五百大洋，作為她留學的費用。

9月7日，夏衍、蔡淑馨以及葉雅棣、程國敭、陳稹、高耐玉、錢青等一行人終于登上了東渡輪船。錢青多年后回憶說：

我們同學6人隨夏衍乘長崎丸赴日。送行的人很多，有我小學同學茅盾夫人孔德沚、沈澤民夫人張琴秋（后為紅軍女將領），還有同學的親屬友人，我們和岸邊的送行者拉著紅綠紙條，依依不舍地揮手相別。

到了船上遇到張聞天之弟張健爾、浙江杭州畫家張屏南、后來成為名導演的沈西苓，他們在船上，有的寫文章，有的作畫，有的唱歌，很是活躍。我們女同學卻多人暈船，嘔吐不止，夏衍送水送藥，多方照料。他為了減輕暈船同學的思想精神不安，便想方設法帶領我們到甲板上，為我們講述日本的政治、經濟，日本人的風俗與生活習慣，尤其是日本婦女的情況，以分散我們對暈船的思想心理負擔。他又氣憤地講述當時日本欲侵略中國的野心。他說日本的孩子要求家長購買零食、糖果，父母總說：你長大了到“支那滿洲”去，那里什么都有。日本敵視中國、侵略中國的野心，早已深入民心。他對人和藹、待人以誠，且寓教于細微處，在不知不覺中增強了我們對祖國與自然界的愛心。

船到神戶，我們上岸步行，女同學手中的小包零物，都推給夏衍，他肩上手中都掛滿了小物件，我笑著說沈先生真像一頭駱駝，任重道遠。這句戲言，直到解放后，我去他家時，他還記得，意味深長地說：你以前叫我駱駝是不是？我就是要做駱駝，哈哈。^[11]

蔡淑馨一行到了日本，各自分手自謀前程。蔡淑馨、程國敭、錢青等人決定到奈良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特設預科念書。這個預科是專為中國人和朝鮮人設立的，入學很方便。1925年前后，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幣原喜重郎主張“協(xié)調外交”，積極鼓勵中國學生赴日留學，甚至可以由外務省提供經費，因而奈良女師為中國學生新設了特別預科。預科的時限為一年，每周要學習道德課1節(jié)，國語16節(jié)，數(shù)學6節(jié)，英語4節(jié)，體操2節(jié)，音樂1節(jié)，合計30課時，修完全課程的便可以作為本科生或旁聽生進入奈良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12]父親臨別時給的錢根本不夠幾番折騰，不過好在夏衍是官費留學生，一個月可領取80元生活費，按當時日本的物價水平，也夠二人日常的花銷了。

特設預科的入學十分便當，大約在9月中旬，蔡淑馨正式入學。^[13]她的順利入學對夏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安慰，使得夏衍的心靈感到了異常的平靜，因此在1925年到1926年的一段時間，他除了一心一意準備畢業(yè)論文之外，較少涉足社會活動，也不再寫那些激動而略顯狂躁的感情文字了。這時他寫的文章所表露的思想情感，就和后來人們印象中的夏衍較為契合。菊池寬的《戲曲論》（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27年6月初版印行，譯者署名“沈宰白”）就譯在此時。在《語絲》上他發(fā)表過一篇《關于<狂言>及其他》的短文：

在《語絲》上看見了豈明先生譯的“狂言十番”的廣告，我也來說幾句關于“狂言”和日本戲劇的話。

本來日本戲曲，可以分作三種不同的形式，第一是“能”（NO），第二是“操”，（Ayatsuri-即傀儡戲，或稱人形芝居），第三是“歌舞伎”（Kabuki）。狂言是“能”的一種。三種之內，“能”發(fā)達得最早，大約可算是日本戲曲的開祖吧！其次是人形芝居，歌舞伎發(fā)達得最晚。但是，這三種雖有發(fā)達先后的關系，前面的兩種，并不是消滅了，到現(xiàn)今還是演著，譬如東京九段上的能舞臺和大阪的文樂座多是。

“能”可以區(qū)別作“謠”和“狂言”兩種，“謠”是“能”的本曲，而“狂言”是“謠”在甲曲終而乙曲始的中間演的。“謠”的主題，大多是歷史上的大事，“狂言”所演則不過是民間瑣事；一方面“謠”是用音樂伴奏著大家合唱的，而“狂言”師所說的卻是散文的科白而非韻文的歌曲。題材方面，也有點不同，“謠”所唱的大部是莊嚴悲壯的故事，而“狂言”所演的和明先生所說一般，是輕快的喜??；所以我們綜合起來，可以說“謠”是歌劇、史劇、悲劇；“狂言”是科白劇、社會劇、喜劇。我喜歡“狂言”的緣故，是“狂言”和“現(xiàn)代”劇的距離非常接近，有許多地方，令我們驚異，這樣古時的戲曲，竟能適合于現(xiàn)代劇的規(guī)范。

在舞臺上說來，有趣味的是“能”的戲子，只打扮衣裝而不“打臉”，而用假面具代之，演時俳優(yōu)和叫“地謠”的合唱團交互的唱，所唱的詞句中，也有對話，也有敘事。“操”是傀儡戲，當然不能開口，須得操傀儡者代做，而另外合以所謂“凈琉璃者”。至于歌舞伎，則已經是一種完全成形的歌劇，所以戲子既扮裝，又打臉，劇中的敘事和對話，也由戲子口中說出，而不假乎于合唱團，——雖然有一二例外。^[14]

這篇短文對日本戲劇的特征、源流給予了扼要的說明，直到今天，人們也難改易其中的知識性介紹文字。這說明夏衍的文字功夫已趨于成熟了。

我們雖然無法確切知道作為一位戲劇家的夏衍對戲劇的熱愛源于何時，但是聯(lián)系《戲曲論》的翻譯，可以肯定的是1925年前后，他已是一位相當?shù)氐赖慕咏鼘I(yè)水平的戲劇愛好者了。據(jù)《懶尋舊夢錄》，1923年他沉溺在圖書館里讀文學名著時，卻意外地被易卜生、沁孤、契訶夫的劇本“迷住”了。又有人回憶說，夏衍到東京后，在參加革命活動之余，經常去東京小劇場，與日本的進步劇作家、導演和演員一同研討過戲劇創(chuàng)作。1930年6月他在《大眾文藝》月刊上發(fā)表的《我的文藝生活》中稱，他在“明專”時期最喜歡的作家是斯蒂文生、狄更斯、屠格涅夫和高爾基。^[15]前三者是他在日本時期一直喜愛甚至是迷戀的作家。而他對高爾基的熱愛則始于1925年。^[16]30年代，夏衍能打進電影圈并很快站住腳，且以組織家的身份一躍而為杰出的戲劇家，與他這段時期的鍛煉、積累不無關系。

蔡淑馨入學后，夏衍經常前往奈良探望戀人。北九州與奈良往來不便，他通常借住在沈西苓在京都的寓所。沈西苓是浙江德清人，與夏衍的母親是同鄉(xiāng)，也在省立甲種工業(yè)學校讀過書（比夏衍低三級），于1923年畢業(yè)并考取官費留學生，東渡留學，就讀于京都高等工業(yè)學校染織圖畫系。沈也參加了當?shù)氐纳鐣茖W研究會。在沈西苓這所簡陋卻富有日本風味的小木樓里，他們暢談社科研究會，談創(chuàng)造社和郭沫若，談《洪水》和《創(chuàng)造》，談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非常投機。由于京都、奈良不過一個小時的火車路程，每到節(jié)假日，蔡淑馨、程國敭，有時還有錢青也一起過來。女學生們對做菜燒飯的事情總感到特別的興奮，這時夏衍便以主人的身份，指導這些弟弟妹妹操練家務。蔡淑馨的性情偏于憂郁而急躁，尤其當熱戀的時節(jié)過去之后，符竹因的陰影便會浮現(xiàn)在她心頭。要是夏衍偶有照顧不周，蔡淑馨借機發(fā)作，讓他下不了臺的場景也是有的。這時，沈西苓便出來打圓場，而程國敭、錢青則只能面面相覷，默不作聲了。

大多數(shù)情況下，自然是夏衍溫語勸慰，但若蔡淑馨有些無理取鬧時，夏衍有時也會發(fā)脾氣的。他發(fā)火時是一言不發(fā)，只是轉過身，順便拿起一枝筆，畫起人頭像。左畫一個，右畫一個，怎么看都像是符竹因的頭像輪廓。蔡淑馨看到這情況，不免又氣又急，撲上去要捶打夏衍，夏衍趕快擋住。兩人目光一對，往往便不禁笑了起來。一場風雨就此過去。

1927年4月底，由于大革命失敗，夏衍要匆匆趕回上海尋找組織關系。而且，由于這時夏衍已成為日本警察機關注意的對象，為減少麻煩，夏衍讓蔡淑馨不要送他。臨別以前，蔡淑馨告訴夏衍，她認為奈良培養(yǎng)教育的一套，只是讓一個女孩子成為花瓶而已，于她個人素質的提高并無益處。她想去東京學畫。夏衍贊成她的意見。于是，在1927年下半年，蔡淑馨便離開了奈良女師，只身一人到東京學習油畫。所幸夏衍這時在東京還有不少朋友，他們待她都頗為照拂。尤其她在浙女師的同班同學沈茲九（后來的胡愈之夫人）此時也到了東京，兩人為伴，消除了不少寂寞。在這時期，她和沈西苓、司徒慧敏、周起應（周揚）、蔣光慈都有過來往，還加入了“藝術家聯(lián)盟”，^[17]顯示了一位時代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勇氣。

夏衍從日本回國后留居上海。此系1930年留影/自藏

30年代初與紹敦電機公司老板兼技師蔡叔厚（左）在上海/自藏

[1]夏衍：1925年2月28日日記，“夏全16”，第215—216頁。

[2]“夏全15”，第62頁。

[3]沈宰白：《新月之下》，“夏全9”，第8頁。

[4]沈宰白：《圣誕之夜》，“夏全9”，第18頁。

[5]夏衍：1925年5月15日日記，“夏全16”，第227頁。

[6]夏衍：1925年11月5日日記，“夏全16”，第246頁。

[7]瓦西列夫：《愛的哲學》，王永軍編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頁。

[8]夏衍：1925年6月8日日記，“夏全16”，第229頁。

[9]夏衍：1925年8月8日日記，“夏全16”，第236頁。

[10]夏衍：1925年8月21日日記，“夏全16”，第238頁。

[11]錢青：《隨夏衍赴日留學》，《憶夏公》第620—621頁。錢青文中還記載：“事前，蔡淑馨的好友，我們的同班同學程敭（原文如此，當為程國敭——引者注）迫于父命，將與一不相識的男子結婚，不許她遠去日本，程敭急得終日哭泣，病臥不起。夏衍知道后深為氣憤，他便與淑馨即日趕赴程家，多方規(guī)勸交涉，將程敭接到杭州治病，為此程敭才得與我們同行?！边@一記述在細節(jié)上恐有值得商榷之處。該年程氏似已結婚生子，蔡淑馨曾感嘆：“她的青春，已換了一個孩子。”（夏衍：1925年8月22日日記，“夏全16”第238頁。）

[12]見《奈良女子大學六十年史》第68頁，（日）昭和45年3月。

[13]見奈良女子大學圖書館提供的《關于外國人特別入學文件》。

[14]沈宰白：《關于“狂言”及其他》，“夏全3”，第1—2頁。

[15]沈端先：《我的文藝生活》，“夏全8”，第290頁。

[16]夏衍回憶說：“應該回溯到1925年的秋天，那時候我以一個工科大學生的身份，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鐵廠實習，在隆隆的發(fā)電機旁邊，我耽讀了契訶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個暑假之后，我對于那些軟弱，懶散，而又充滿了哀愁的人物，漸漸的感到厭倦了，當時我開始知道了一些蘇聯(lián)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覓一些介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的俄羅斯人民的典型與性格，我找到了高爾基，讀了《夜店》，讀了《太陽兒》，終于讀完《母親》而深深地感動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歸國，在簡單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譯本《母親》帶回來了。”（夏衍：《<母親>在中國的命運——紀念革命大文豪高爾基七十八誕辰》，“夏全8”第365頁。）

[17]可參見蔣光慈《東京之旅》（《拓荒者》第1卷第1期）、許幸之《在東京畫的一幅畫》（《我們青春的日本》，東京：日本東方書店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