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廣場石犀：彰顯秦漢成都城市文明

杜甫有名詩《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弊屛覀儼l(fā)現(xiàn)，古人的詠嘆總是有依據(jù)的。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長期被視作神獸，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種種傳說流傳，并且“神犀”與“神?！毕嗷ソ豢棥３啥继旄畯V場石犀是迄今為止西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形制最大、時間最早的石犀，也填補了戰(zhàn)國至秦石刻犀牛藝術的空白。天府廣場石犀的出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帶為漢代蜀郡郡府以及蜀漢宮城的治所。學術界確認，石犀出土附近的“東華門遺址”是古代成都城的政治、權力中心。該遺址的考古發(fā)掘，開辟了一扇了解漢代至清代成都中心歷史演變的窗口。唐代摩訶池建筑遺跡和明代蜀王府水道遺跡等，可以確認成都在漢唐時期已經(jīng)有皇家園林，為認識古代成都作為休閑都市的起源提供了地理坐標，是研究古代成都中心區(qū)的歷史依據(jù)，也是成都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物支撐。

天府廣場石犀出土記

20世紀70年代初期，成都市的中軸線之上還沒有大廣場。當時有一條70米寬的人民中路貫穿南北。路的兩側，是鱗次櫛比的開有老虎窗的臨街鋪面，青瓦，木板扇門。而在東西方向的人民東路和人民西路，已逐步建起一些現(xiàn)代化建筑。

1973年11月，成都電信大樓在人民東路開建，承建方為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公司委派技術員車凡英來“蹲工地”查勘。一天，正在地基打樁作業(yè)的工程人員，發(fā)現(xiàn)大樓附樓東北方位有一個地方“冥頑不化”，基樁打不下去。也許是遇到了“孤石”。工人挖開一看，的確是一塊大“石頭”。足足挖開一個直徑2米的大坑，才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神秘動物?！吧蹲庸治飭?！”施工方報請上級，請文物專家現(xiàn)場勘查。主持勘查工作的專家是當年成都市文物管理處的芶治平先生。待他趕到現(xiàn)場時，地基已經(jīng)進一步挖開，坑有好幾米深，只能趴在坑邊上勘查。石獸露出背腹部，能觀測出獸形，有棱角，保留了石頭的本色，制型“比牛還大”，有點像犀牛。盡管文物部門非常希望能把石獸挖出來，但建設單位表示“埋得太深，東西太重”，當時沒有大型吊車，依靠人工挖掘太難了。更關鍵在于文物部門“沒錢沒機器，只有埋回去”，又考慮到鐘樓修建工期緊，文物部門主張依照《文物保護法》就地回埋，這只石獸也因此再次沉睡，它的悠悠大夢，沒有被打擾。

37年后的2010年10月7日，屹立在天府廣場東側的電信大樓，上面那個被成都人引以為驕傲的“成都第一鐘”，連同大樓被徹底拆除了。有些“老成都”開始醒悟了：大樓下面不是還有一尊埋藏多年的石獸嗎？

四川省文史館主編的《成都城坊古跡考》第二章第七節(jié)《摩訶池和宣華苑》里，也記錄了修建電信大樓時，確曾挖掘到一只石獸：“解放后修建電信大樓時，掘得一石獅，則苑之瑞獸門當在斯。因石獸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處，其上即為大樓基腳。”我的忘年交、成都文史學者王大煒在10月20日的《成都晚報》上發(fā)表《鐘樓基腳下“石獅子”》一文，希望引起有關方面重視。由于鐘樓廢墟清理工作耗時較長，原址新建的四川大劇院開工之前，文物考古部門才進場勘探。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里，神秘的石獸依然安睡在土地里。

這尊石犀是四腳朝天的姿勢掩埋在土中的，推測是明末張獻忠倉皇退出成都時，毀壞皇宮里的一切物件，匆匆推倒石犀而掩埋的。

2012年年底，四川大劇院即將在鐘樓原址開建。針對千年石獸的傳說，成都市文物考古隊正式進場勘查。作為考古現(xiàn)場領隊，易立也是最早親歷石獸重見天日的考古隊員之一。12月16日，考古的范圍縮小到最后發(fā)現(xiàn)石獸的區(qū)域，歷史的機遇，出現(xiàn)在對一個探方進行擴方的過程中?？脊抨爢T先將電信大樓基礎樁進行破碎，接著發(fā)現(xiàn)了比較完整的地層。在距地面約4米的一個坑里，石獸終于露出了尊容。千年之后，它重見天日了。

石犀大夢被驚醒。真應了一句西諺：凡是石頭都要說話；凡是有耳的，都應聆聽。

已退休的成都原考古隊的芶治平先生，承認當年沒能一睹石犀面目，是他幾十年考古生涯中的最大憾事。已經(jīng)90高齡的芶治平聽說了考古發(fā)掘進展，寬慰地說：“挖出來了？它終于翻身了！”

這尊石犀的初步數(shù)據(jù)如下：身長：3.3米；身寬：1.2米；身高：1.7米；體重：約8.5噸；年齡：2000多歲……這件大型圓雕石獸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認為：“天府廣場石犀是中國雕塑藝術史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

2014年12月5日，筆者采訪易立時他說，幸好當年沒有強行開挖，鑒于當時的考古手段與文物保護水平，一旦強行出土，說不定這尊石犀上的文化密碼就將遭到難以挽回的損失！

我問：“石犀還有什么秘密？”

易立說：“秘密還有很多……”

石犀出土

天府廣場石犀是戰(zhàn)國晚期至秦的圓雕作品

天府廣場石犀的石料為成都平原周邊常見的淺紅色粗質(zhì)砂巖。由于粗質(zhì)砂巖不耐風化，如果不是密封于地下，石犀估計早就化作塵土了。經(jīng)過仔細辨認，考古人員在天府石犀的臀部左側，發(fā)現(xiàn)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暫時無法完全確定，但推測應該是雕刻石犀時候的時間落款。易立認為，大體可以肯定，天府廣場石犀的雕刻年代應該在戰(zhàn)國晚期至秦。依據(jù)是它的雕刻風格古樸、粗獷，線條簡練生動，顯然不是東漢時期巴蜀地區(qū)的石刻風格，反而更接近秦文化流行影響下的主流圓雕藝術，這在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作品中可以發(fā)現(xiàn)端倪。也就是說，天府廣場石犀與古蜀王朝的“大石文化”無關，它與李冰治水的時代密切相連?？梢赃M一步肯定，天府廣場石犀是迄今為止西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形制最大、時間最早的石犀。李冰約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這就意味著，石犀的“年齡”有2200多歲。

當年雕刻石獸的時候，肯定是參照了某種動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這一原型。但是現(xiàn)在依然將它定為“石獸”。有可能當時雕刻匠在塑造它時，添加了一些想象。在秦漢時期，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屬于長江上游區(qū)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層壘而上，形成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高溫多雨，冬季溫和少雨。由此推測，當年在成都平原一帶的犀牛可能也不少。因為戰(zhàn)國時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經(jīng)向中原輸送過犀牛、大象等動物。也就是說，犀牛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動物”，由此成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至于為何從來沒有在成都平原大量挖掘到犀牛、大象的骨骼或生存遺跡，他指出，目前在金沙遺址出土就有犀牛骨骼?？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成都平原自古以來，至少出現(xiàn)過兩次“野生動物園”的景觀，一次是在開明王朝覆沒之前的漫長時期，一次是在張獻忠屠川之后。

據(jù)文獻記載，李冰造了5只石犀，搬運了2只到成都城內(nèi)，與治水有關，應該是厭（壓）水精的瑞獸。這次發(fā)現(xiàn)的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頭石犀之一，尚需進一步的考證。歷史學家羅開玉指出，出土石犀應即《蜀王本紀》所載李冰“作石犀五頭”“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災的可能性（《成都天府廣場出土石犀、漢碑為秦漢三國蜀郡府衙遺珍說》，《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易立說：“目前可肯定，石獸被人為掩埋，但原因有待考證，可能是朝代更替。”當然，也不排除當時供奉的是一對石犀，但另外一只尚未發(fā)現(xiàn)。石犀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佐證了漢代蜀郡郡府位置以及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已經(jīng)是大漢帝國第一流的城市。石犀出土于編號H99的灰坑內(nèi)，灰坑疊壓于第7層（即“蜀漢層”）下，直接打破生土，填土為青灰色，除石獸外，還夾雜有少量的陶器殘片、繩紋瓦和模印有花紋的鋪地磚。根據(jù)層位關系和坑內(nèi)共存遺物的時代特征，考古人員能初步判斷石獸的埋藏時間約在蜀漢末至西晉，故石獸的制作年代下限應不晚于蜀漢，由于這類石雕會使用、保存相當長的時間，“誕生”在戰(zhàn)國晚期完全可能。2013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進駐成都體育中心南側工地進行考古發(fā)掘。兩年過去了，這里被命名為“東華門遺址”，隨著考古發(fā)掘工地上不斷傳來的最新消息，可以認定，在漢朝時，成都已經(jīng)是一座具有皇家園林的大型休閑城市了。

漢時的成都已經(jīng)是一流大都市

公元前277年，秦國置蜀郡，設郡守，成都為蜀郡治所。秦漢三國時期，是古代成都城市發(fā)展的第一個高峰時段。持續(xù)發(fā)展，成為這一時期的關鍵詞。

從成都體育中心的考古現(xiàn)場來判斷，從秦漢到清末的文化層分布連續(xù)，沒有斷裂。可以確定，這一區(qū)域是西漢、東漢、蜀漢時期在成都的權力核心區(qū)域，尤其是漢代文物的不斷出土，比如青銅箭矢、數(shù)量不菲的刻有文字的瓦當和陶器相繼被發(fā)現(xiàn)，這些遺物皆屬于漢代。

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張儀、司馬錯率軍伐蜀，攻克成都。秦滅蜀后，在蜀地設蜀郡，原蜀故都成都設成都縣，其治所均在成都。公元前311年，蜀郡守張若以秦都咸陽建制為模式對成都市的規(guī)模、形制、設施進行新的規(guī)劃，并新建城垣。秦朝的成都城市功能已經(jīng)有分區(qū)，分為大城和少城。大城以原蜀國故都城址為基礎，“周圍十二里，高七丈”，城郭下有“下倉”，可以作為倉庫；城垣“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蘭”。大城為蜀郡治所，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由于成都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市人口增多，大城已不能滿足需要，故張若繼而修筑少城。少城即小城。秦時成都的建設，極大地推動了成都城市發(fā)展，城市規(guī)模擴大，居住人口增加，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也蓬蓬勃勃，充滿生命力。

半個世紀之后，李冰出任蜀郡守，著力治理岷江水患。除了建設都江堰分流工程，還把湔堰所分內(nèi)江兩大支流——檢江與郫江分別引導到了成都城下和城內(nèi)，因此，當時成都“引渠皆可行舟有余，則有溉浸，百姓饗其利”。李冰“穿二江”的偉大舉措改變了臨近成都城市沒有大江大河的原況。源源不斷的水道是決定一個城市興與亡的關鍵，豐富的水源決定了成都城市經(jīng)濟和農(nóng)業(yè)在其2000余年間能夠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性，也是成都在2000余年發(fā)展中城名不改、城址不變的一個最主要因素。

而考古的證據(jù)是，2009年，考古隊在清理青年路一帶的清朝下水道時，發(fā)現(xiàn)了郫江故道痕跡。而在鹽市口人民商場2期工程建設期間，發(fā)現(xiàn)了一座橫跨28米寬的郫江故道的木制橋梁，這無疑是漢朝時期四川最長的木橋，也是成都市內(nèi)最古老的橋梁。

易立認為：“蜀漢宮城與益州府衙都位于大城內(nèi)，并且很可能同處一地或相距較近……2012年，天府廣場東北側的四川大劇院古遺址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工作，其中漢代遺存所占的比重最大，發(fā)現(xiàn)有灰坑、灰溝、水井和建筑臺基等遺跡現(xiàn)象，出土物以陶器、瓷器、銅構件、錢幣等生活遺物為主，同時還包括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張勛燎先生曾考證東御街漢碑為漢代文翁石室學堂的遺物，與東漢晚期蜀郡的政治、文化及教育活動關系密切，出土點可能為漢代蜀郡郡學、益州州學原址。結合兩個地點的發(fā)現(xiàn)情況，可以證明今天府廣場東側一帶自戰(zhàn)國末以來即為大城之內(nèi)的高等級建筑區(qū)?！保ā妒駶h宮城位置及相關問題初探》）

根據(jù)揚雄《蜀王本紀》的相關記載，以及石犀、大面積的官府建筑遺址、大量的瓦當和鋪地磚等，說明這一帶至遲從李冰時期起至蜀漢亡國（263年）時，一直是蜀郡郡府衙門。郡屬鹽官、鐵官、都水官等，也在大城內(nèi)修建了專門的衙門。羅開玉認為：“這里開始作為蜀郡郡府的上限，應在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修成都大城時；而下限至蜀漢滅亡（263年），即該郡府衙門遺址使用時間竟長達約573年?！保ā冻啥继旄畯V場出土石犀、漢碑為秦漢三國蜀郡府衙遺珍說》，《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

當時的大城為官府建筑；少城為錦官城，是工商業(yè)區(qū)域，它們共同使用一道城墻為分界，位置大體在現(xiàn)東城根街。大城的區(qū)域以現(xiàn)在體育中心地域為中心，南至紅照壁，北到騾馬市，東到青石橋，西到東城根街。考古隊在四川大劇院古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座巨大的東漢時期夯土臺，南北長度39.5米，東西寬22.9米，臺階高0.2-0.65米，平面上有3排柱礎坑，直徑達1.1-2.5米，由此可以想象夯土臺址上的石柱的粗大，殿宇的高敞。

明蜀王府構造圖

在夯土臺周圍，發(fā)現(xiàn)有文字的遺物主要是漢代的瓦當，有“大富貴”“大富昌”等吉祥話，在漢代瓦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此外還有少量陶甕也有文字，有“石”等計量單位。我國建筑史上歷來有“秦磚漢瓦”一說，即是稱贊秦磚和漢瓦是古代建筑構件上的藝術典范。漢代瓦當相比秦代數(shù)量、種類都更多，制作也日趨規(guī)整，紋飾圖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當?shù)拇罅砍霈F(xiàn)，不僅完善了瓦當藝術，同時也開辟了一個全新的藝術領域和研究范圍，更加鮮明地反映當時社會經(jīng)濟、思想意識形態(tài)，同時又具有獨特的書法藝術價值，把中國古代瓦當藝術推向了最高峰。

更值得一提的是，尚發(fā)現(xiàn)有不少唐代的鵝卵石鋪就的道路，寬度從幾米到10米以上均有。在此層之下，間或有漢代地磚出土，磚上同樣有字：“長相思”“勿相忘”“富貴昌”“壽萬年”“爵祿尊”等等，這類三個字構成的短語，反映出當時人臣（而非帝王）的普遍愿望，也體現(xiàn)出漢代成都一地追求富貴、重視生活、熱衷功名的民風民俗。

秦末漢初之際，中原城市受戰(zhàn)爭破壞相當嚴重，但地處西南一隅的成都所受影響卻很小，成為漢王朝的重要物資供應地。《漢書·食貨志下》：“（王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边@就是著名的漢朝“五都”由來，指兩漢時期長安以外的5個大都市，分別是洛陽、成都、邯鄲、臨淄和南陽。這一記載要大大早于唐朝才提出的“揚一益二”之說，更是成都作為西部唯一躋身漢代國家級大城市的明證。

獨角犀牛。選自《吳友如畫寶》

2010年11月中旬在成都天府廣場東御街出土了兩方東漢石碑，即《李君碑》《裴君碑》。二碑分別刻于陽嘉二年（133年）和建康元年（144年），系頌德碑。碑主皆為蜀郡守，皆是其在任時，由其“辟署”的部分低級屬吏鐫刻立碑立祠，羅開玉認為，這些均為蜀郡府之物。后一塊碑文字，是為一位“河東裴君”所寫的功德碑。此人“典蜀”即在蜀為官，在平定邊裔的戰(zhàn)斗中立有大功，文中的“五都列備”，是文獻中有關漢代成都位列全國五都之一的重要旁證。

漢代成都城市布局的新特點

錦官城是西漢年間成都設置的官方織錦機構，它也因此成為成都最膾炙人口的別稱。在錦官城之外，成都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別稱，叫車官城。錦官城建在成都流江（南河）笮橋南岸，在現(xiàn)在錦江南岸從百花潭到南河橋一帶，而車官城則建在錦官城的西南方向。兩城相望，一文一武，文武張弛，構成了漢代成都的“工業(yè)區(qū)”。

何一民教授指出：“漢代成都的規(guī)劃布局出現(xiàn)了新的特點，即出現(xiàn)了衛(wèi)星城——錦官城和車官城。漢代成都手工業(yè)相當發(fā)達，尤其是織錦業(yè)和造車業(yè)具有相當?shù)挠绊懞鸵?guī)模，先后建有錦官城和車官城。錦官城即漢朝政府在成都設的官辦織錦廠，由于織錦廠修有城墻，故稱錦官城。漢政府還在成都設車官，負責制造車輛等運輸工具。制工場位于少城城西的檢江北岸，因是為軍事服務，故工場所在地筑有城墻，城四周設有多座軍營城壘。三國蜀漢時期，成都因是蜀漢的國都，故城市建設有較大的發(fā)展。劉備稱帝后，以大城為宮城，對成都進行改建，改建后的成都城垣周長20里，高9丈?！碑敃r車官城四周有軍營駐扎，車官城就是成都最早的軍事工業(yè)區(qū)。

天府廣場出土的石犀、《李郡碑》《裴君碑》，皆系兩漢蜀郡府遺存。許多見諸史冊的蜀郡守，比如秦國的張若、李冰，西漢的文翁，兩漢之交的公孫述，東漢的張堪、張穆、第五倫、陳寵、廉范，王子稚、王商，三國蜀漢的法正、楊洪、呂乂等曾在這里辦公，主持西蜀事務。羅開玉強調(diào)，近百年來，許多帶有“蜀郡”銘文的出土文物，如在朝鮮、長沙、貴州、湖北發(fā)現(xiàn)的漢代三國“蜀郡”漆器、蜀錦等，在云南、貴州、廣西等地發(fā)現(xiàn)的大量漢代三國“蜀郡”鐵鍤、鐵劍等，其生產(chǎn)過程中都曾受到蜀郡的監(jiān)管。一言以蔽之，除少數(shù)割據(jù)時期外，這里曾是秦漢三國570余年間西蜀地區(qū)的總指揮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