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圖語：等待破解的遠古密碼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四川地區(qū)陸續(xù)出土的青銅器上，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一些神秘的圖案，后來又從出土的青銅器以及雅安一帶戰(zhàn)國墳塋里，分別發(fā)現(xiàn)了一些神秘的銘文和無法判讀的印章，學者們推測應該是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學者把這些圖案、銘文、印章統(tǒng)稱為“巴蜀圖語”。這些蘊藏著豐富的形制、玄妙的紋飾的圖語，成為窺視古蜀文明的窗口。成都等地發(fā)現(xiàn)的這些形制古樸的青銅兵器與印章，長期被誤認為是夏代中原文物，甚至寫進了歷史教材。1941年，考古學家衛(wèi)聚賢在《說文月刊》三卷七期上撰文認為，“戰(zhàn)國巴蜀圖符青銅錞于”等青銅器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巴蜀文物，據(jù)此提出“巴蜀文化”概念。20世紀80年代，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員李復華、王家祐把這些青銅器上的符圖命名為“巴蜀圖語”?！鞍褪駡D語”是揭示古代巴蜀創(chuàng)立的有別于中原文明的一種特殊地域文明的關鍵所在。由于這一古代文字的破釋難度極大，至今仍是未解之謎。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這不僅僅是圖形，而是一種文字，曾撰文指出：“21世紀對于中國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如何成功地破釋‘巴蜀文字’。”

何謂“巴蜀圖語”？

《蜀道難》是李白名篇，描述了山川之險與蜀道之難，顯示了詩人的浪漫氣質和熱愛河山的感情?！妒竦离y》描寫了大自然動人心魄的奇險與古蜀歷史的邈遠，給人回腸蕩氣之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針對古蜀國的歷史，《蜀王本紀》認為那時的蜀人不曉文字，但常璩反對類似觀點，他認為古蜀國有悠久的傳統(tǒng)，大名鼎鼎的彭祖曾經(jīng)擔任殷代太史，絕不可能是文盲！蒙文通先生大體認同這個看法。

巴蜀符號也稱巴蜀圖語，流行于開明王朝，包括印章、文字兩個體系。中國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了8種神秘、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號，但學術界確認屬于文字系統(tǒng)的只有一種，即古巴蜀文字。它在中華民族文字起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解讀對廓清古巴蜀迷霧有著樞紐作用，更是揭開三星堆、金沙之謎的鎖鑰。目前關于巴蜀圖語大致有3種說法：巴蜀古族用來記錄語言的工具、族徽、圖騰或宗教符號；馮廣宏認為：巴蜀圖語就是巴蜀文字雛形，岣嶁碑文可能是巴蜀文字的遺存；也有一些民間學者認為“巴蜀圖語”是古彝文。

20世紀70年代，童恩正先生認為，巴蜀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文字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圖像性的符號，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頭和虎、鳥蟬等；另外是一種文字性的符號，少數(shù)與中原文字一致，多數(shù)迄今未能釋讀。巴蜀符號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則是在巴蜀符號的基礎上發(fā)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號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童恩正的這一劃分，為以后研究巴蜀文字的絕大多數(shù)學者所認可與繼承。

近三四十年，隨著十二橋、三星堆、金沙遺址以及雅安等地區(qū)戰(zhàn)國墓地的成功發(fā)掘，器物上越來越多的奇妙刻畫符號也引起廣泛關注。1982年李學勤發(fā)表文章，將巴蜀文字分為甲、乙兩類，認為都是文字。但目前從事“巴蜀圖語”研究的學者不多，筆者先后采訪過巴蜀文化學者段渝、馮廣宏、林向與錢玉趾等人。段渝率先提出并論證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國”“巴蜀古文明”“古蜀文化區(qū)”等理念，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公認，我采訪他時，他即指出自己在1991年發(fā)表的論文觀點：巴蜀文字里既有表音符號，又有表義符號；不但有兩類，而且兩類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濫觴的痕跡；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來傳播川東，成為巴蜀地區(qū)通行的文字。

巴蜀文字具備讀音嗎？徐中舒先生在分析納西一組圖像文字之后認為，這些圖像，既不能讀出音來，而形象亦并不固定，除了少數(shù)巫師能講明它們表示的意義外，許多人看后均不知所云。巴蜀文化中的圖像或符號，許多均屬于此類似的事物。

段渝、馮廣宏則梳理了“巴蜀圖語”的來龍去脈——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四川地區(qū)陸續(xù)出土的青銅器上，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一些神秘的圖案，這些圖案和后來發(fā)現(xiàn)的青銅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學者推測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學者把這些圖案、戈文、印章統(tǒng)稱為“巴蜀圖語”。這些蘊藏著豐富的形制、玄妙的紋飾的圖語，成為探索古蜀文明的“迷宮圖紙”。馮廣宏指出，歷史必須銘記考古學家衛(wèi)聚賢?？箲?zhàn)期間，成都西北橋白馬寺壇君廟修建磚瓦廠，出土一批銅兵器和罍、壺、錞于等，相繼落入古董商之手。衛(wèi)聚賢在成都地攤上發(fā)現(xiàn)這些造型奇特的東西，他收購了很多，敏銳地覺得這不是偶然的。這些文物訴說著一個湮沒已久的輝煌時代的往事，這將徹底扭轉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古代巴蜀乃蠻荒之地的認識。1941年，衛(wèi)聚賢在他主辦的《說文月刊》上，分兩期發(fā)表了題為《巴蜀文化》一文，用大量照片、拓片記述了璀璨的巴蜀文化，盡管其中也混進了一些贗品。當時使用的是土紙印刷的雜志，但這一載體不但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而且第一次將“巴蜀圖語”的實物正式刊布，由此“巴蜀圖語”一詞橫空出世。衛(wèi)聚賢認為春秋之前，蜀人即有自己的“圖飾”，春秋戰(zhàn)國時期，蜀人開始仿寫中原文字。盡管他未確定這就是古蜀國的“文字”，但此說一出即引起轟動，于右任先生就支持此說，但他以為是夏朝的文字；而當時很多學者比如金石甲骨學家商承祚等持懷疑態(tài)度。

巴蜀圖語一覽

20世紀80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員李復華、王家祐在《關于“巴蜀圖語”的幾點看法》里指出，巴蜀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這些符號，“有的是個體單符，有的是成組聯(lián)符。絕大多數(shù)符文銅器是出土于戰(zhàn)國土坑墓中（個別出土于巖洞中）。另外在個別陶紡輪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圖像符號。此種圖像符號，已見的大約有單體符文百余個。成組的聯(lián)文符圖則有約二百組。雖然它們難于組成篇章詞句，但顯然是當時人們表達語意的特殊符號——圖像的語言。因此命名為‘巴蜀圖語’?！保ā顿F州民族研究》1984年4期）這是學術界首次對“巴蜀圖語”的命名。此語一出，獲得廣泛共識，遂成定論。

從戰(zhàn)國時期的“巴蜀印章”以及成都地區(qū)出土的青銅兵器、鼎壺器皿（比如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學10號墓出土戰(zhàn)國“嵌錯宴樂攻戰(zhàn)紋銅壺”）上，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在古蜀開明王朝時期，漢字以及中原文化已經(jīng)從中原傳到了巴蜀，和巴蜀圖語一起，成為重要的文化信息工具，并且出現(xiàn)了交叉使用的情況。比如在一枚內容為“二王”并立的“巴蜀圖章”里，人們可以推測望帝、叢帝的情況。最典型的是印章中眾多的“王”字?！巴酢弊稚厦鎯蓹M靠攏，下面一橫拉得較開，具有漢字特征。最令人矚目的是：巴蜀印章上往往有兩個“王”字并列。我們知道，在孔子所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觀念影響下，“二王并立”理念是不可想象的。馮廣宏以為，這一奇特現(xiàn)象意在宣示杜宇和開明兩個王朝并立，用以昭示仁義之心。新都馬家場蜀王墓出土的開明印章、印文中有兩個人形并立的圖像，也是同義。兩朝政權和平過渡，相傳延續(xù)了很久，直到后來郫縣望叢祠二帝陵墓相鄰，都是“二王”現(xiàn)象的持續(xù)效應。當然，以上僅僅是一種學術觀點。有另外的學者認為，古蜀時代并無“禪讓”之說。

巴蜀圖語“二王并立”圖章。由馮廣宏先生提供

可見，在戰(zhàn)國時期古巴蜀地區(qū)有3種文字或圖語混用體系，巴蜀印章、巴蜀文字、甲骨文均在同一時期使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巴蜀開放、包容情懷，又對自己的文化有所堅持，也體現(xiàn)了巴蜀文化的傳承規(guī)律。

虎紋青銅戈的銘文是巴蜀文字

1972年11月，四川郫縣紅光公社七大隊四隊的“獨柏樹”出土了一件虎紋青銅戈，無法判讀的文字很快在考古界引起巨大震撼。一年之后的1973年，重慶市博物館曾在萬縣新田公社發(fā)現(xiàn)了一件銅戈，上面同樣鑄有一種未能辨認的文字，兩者銘文的刻畫筆法、構造具有非常近似的特征。以往考古界發(fā)現(xiàn)的載有巴蜀圖語的器物，大多在雅安、青川、重慶涪陵、萬縣等地，成都區(qū)域內發(fā)現(xiàn)不多。但是近數(shù)十年，銘文戈在成都周邊均有發(fā)現(xiàn)：四川什邡出土的銘文戈，新都出土的銘文戈，郫縣張家碾出土的銘文戈，峨眉符溪出土的銘文戈，這4件銅戈都在蜀地發(fā)現(xiàn)，加上郫縣“獨柏樹”這一件，足見銘文戈在開明王朝時期是青銅兵器的一種常見形式。

關于郫縣紅光“獨柏樹”出土的這件虎紋青銅戈，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員李復華先生對此首作報道，寫出《四川郫縣紅光公社出土戰(zhàn)國銅器》一文（發(fā)表于《文物》1976年第10期），在學術界由此拉開了深度探尋“巴蜀圖語”的帷幕。李復華先生的結論很清楚，他認為“疑為蜀人所固有的文字”，但很多專家就此紛紛提出了不同看法。

考古專家孫華認為：巴蜀符號在眾多兵器上出現(xiàn)，絕非偶然。巴蜀符號是帶有原始巫術色彩的吉祥符號，而不是文字。將這種吉祥符號鑄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護使用者，讓使用者免于傷害，給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氣，激勵使用者奮勇向前……

宋治民教授認為此戈屬于蜀戈。馮漢驥則推測：此戈銘文“可不可能是蜀人所使用的文字呢？”就是說他偏向于是古蜀文字。童恩正先生認為此戈屬于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的銅戈，戈上的文字，無疑應該是巴蜀文字，是方塊而并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橫行。它和漢字一樣應屬于表意文字的范圍，暫時還不能認識它的構成規(guī)律，因而無法識讀。鄧廷良先生認為巴人銅器上的符號是巴人及其有關部族圖騰的徽紋……錢玉趾先生認為，銅戈是巴族銅戈，其上的文字是巴族文字，可以從其上的虎紋圖形與文字特征兩方面得到證明（《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27卷，第2期）。

郫縣的銘文戈虎的圖像，作向前騰躍之狀，虎口大張齜牙，伸舌，極其威武、兇猛，與楚族“虎座飛鳥”中的畏葸瑟縮的虎雕像截然相反，它可能是巴族的圖騰。銅戈的援脊，仿佛是虎口噴出的一道霧氣，援脊上有4個舊稱“淚滴痕”圖符，處于虎口前方略偏下位置，沿水平方向前后排列。它們應該是神虎噴出的口水的滴狀物，可以稱為“虎涎滴”，顯得強勁有力而有動感。銅戈反面的虎紋圖像可見，騰躍的虎腳下是個椎髻的古人形象。人像的雙手被捆綁，雙腳深度屈跪，但不是跪地而是背朝天，胸腹著地，臉朝下。所以，本是斜矗頭頂?shù)淖调傩伟l(fā)辮向下垂掛著，神虎從匍匐的蜀人背上騰躍向前。在虎爪與人背之間，有個夾鉗似的圖形，應該是一種枷鎖或牢籠。人腰間與枷鎖維系著的應該是捆綁的繩或綁帶。銅戈正面有同樣的虎圖像，騰躍的虎爪下，是一個王的插有鳥羽的王冠，它應該是銅戈反面的人頭上滾落下來的。銅戈反面的蜀人應該是王，這顯然是一個王冠落地、戰(zhàn)敗被俘待斃的形象。郫縣銅戈上的虎紋圖像以及虎爪下匍匐屈跪的王圖像，似乎象征巴人戰(zhàn)勝蜀人……

錢玉趾分析了四川萬縣發(fā)現(xiàn)的銘文戈以及湖南長沙收集的銘文戈，因為其形制紋飾、銘文位置及風格與郫縣銘文戈是完全一樣的……似乎可以得出結論，銅戈銘文屬于古巴蜀文字……他對郫縣銅戈銘文試釋如下：橫寫的一字符是雄性的意思，讀為“巴”；帶兩角的田字符，是虎的意思，讀為“黎”，合起來讀為“黎巴”，是雄虎或雄虎族的意思，在銘文中是主語。

對此，有不少學者不同意此分析，認為古蜀地區(qū)老虎同樣是崇拜物，三星堆、金沙就出土有青銅虎，不同意僅僅把虎圖騰視為巴族的專利；“獨柏樹”出土的虎紋青銅戈上的文字，是古蜀文字，不可能是巴族文字。

值得注意的“巴蜀圖語”研究成果

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館劉瑛刻繪出《巴蜀銅器紋飾圖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較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紋飾圖案資料。1983年她將這一成果加以補充完善，以《巴蜀銅器紋飾圖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為題，正式發(fā)表，成為巴蜀史學者們引用最多的文獻之一。

1994年4月，針對“巴蜀圖語”的研究現(xiàn)狀，李學勤先生曾說，在中國這么廣大的土地上發(fā)現(xiàn)的古文字，不是全都屬于甲骨文系統(tǒng)的文字，以至于用解讀甲骨文的方法來解讀巴蜀文字，迄今不能成功。他說他曾經(jīng)講過，古蜀文字是一種表音文字。還說：“你把湖南省博物館所藏的巴蜀式青銅戈上的符號，與巴蜀地區(qū)出土的兵器銘文對照分析，很有啟發(fā)意義。”此后，認可或贊同“異端之說”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其中，彝族學者占多數(shù)。（蔣藍訪談錄《在古蜀文化中游弋寄情》，見《成都日報》2012年2月8日）

在錢玉趾的研究中，有關巴蜀文字“成都”兩字的考證讓很多人震驚——

1977年1月至1980年7月，四川青川縣城郊發(fā)掘72座戰(zhàn)國墓葬，出土陶器400多種，銅器58件，漆器177件，木牘2件，及竹木器等。其中2件木牘及一些漆器上有文字及符號。蜀國被秦國滅亡是公元前316年，青川木櫝制作當在蜀國滅亡后的7年內，屬蜀國滅亡后不久。有一件漆器底部有漢字“成亭”2字，但旁邊還有4個字符。經(jīng)過反復放大、辨認、考證，錢玉趾認為那4個字符是巴蜀文字“成都旗亭”。

青川出土的漆器底部的巴蜀文字，有“成都”二字，體現(xiàn)了巴蜀文字與漢字混用的特殊現(xiàn)象。由錢玉趾先生提供

蜀國被秦滅之后，即“與咸陽同制”，“成亭”應是“成都旗亭”的簡稱。青川戰(zhàn)國墓出土的漆卮與漆奩上的“成亭”可能有了較為可信的解讀。那么，這件漆器上的4個巴蜀文字，后兩字應是“旗亭”，前兩字應是“成都”。2010年，錢玉趾又發(fā)表了《三件古蜀族文物銘文考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7期），如果上述解讀與考釋能夠成立，應該是一項重大突破，具有啟示意義：這是從巴蜀文字里歷史性地第一次辨認出“成都”二字，這與“成都矛”構成了成都這一城市名稱的兩大文字源頭。這一特殊現(xiàn)象，為中國所有城市所僅見。

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并不認同這一考據(jù)，認為證據(jù)不足。徐中舒先生考察了連同青川、滎經(jīng)、鳳凰山以及馬王堆出土的漆器之后，認為上面的字為漢字。這4個不同地區(qū)的漆器都是成都的產(chǎn)品，鳳凰山、馬王堆的漆器都是從成都輸入的。這一批漆器分屬成亭、成市所造，說明成都作為自由都市就是從成亭、成市逐漸成長起來的。因此，這也暗示了古巴蜀圖語、文字與中原文化的相互流通。

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就發(fā)源于蜀地，這恰是中原的道教思想與蜀人的信仰方式和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正一道用作解除、壓勝、鎮(zhèn)邪等方術的符箓，其形式、構成、用法、意義和方術儀式，也都是在巴蜀符號、巴蜀印章的基礎上形成的。至今在道符里，還可以窺見巴蜀圖語的精魂。

一種文字的發(fā)明，就像驅除黑暗的火炬，由此，一個民族、一個地區(qū)、一個古國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漢代《淮南子》記載，在倉頡制造文字的時候，是“天雨粟，鬼夜哭”。是說制造文字的時候，天上往下掉糧食，下糧食雨，鬼神都在夜里痛哭流涕。拿現(xiàn)在的話說，是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目前，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300多個巴蜀文字的字、符。學者們大體辨認出31個，其中不少還含有臆測成分。馮廣宏先生深深感到巴蜀文字資料的系統(tǒng)整理、正式公布還是太少。至今沒有召開過一次大型學術會議，許多材料僅分散見于各種文物考古報刊，建議應當建立專門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機構，及時公布相關文字資料以供研究。必須重視本土文化研究，而像巴蜀圖語、巴蜀文字如此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就在我們身邊，對于弘揚成都輝煌燦爛的歷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從巴蜀文字看長江上游文明

輝煌的三星堆文化、金沙遺址、寶墩文化、魚鳧村遺址當中，為什么沒有大規(guī)模發(fā)現(xiàn)巴蜀圖語或巴蜀文字呢？考古學家王毅認為，如此發(fā)達的古蜀文化中，應該有文字，只是現(xiàn)在還沒有被發(fā)現(xiàn)。也許，一個建筑工地的開挖，就極可能觸及這一文化的謎底，來一場古蜀文化大揭秘。他舉例說，在金沙出土的一面雕刻眼睛的銅片切割邊緣四周，就發(fā)現(xiàn)有用軟筆描畫的黑色筆跡，這一特征顯示了當時雕刻青銅物件的程序：用筆書寫、描畫的工作在前，雕刻在后，用筆書寫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

1985年，在滎經(jīng)縣同心村發(fā)現(xiàn)了戰(zhàn)國晚期的船棺葬墓群，墓地附近不但出土了很多“成都造”的器皿，一號墓內還出土了一件銅矛，其骹部鏨刻有“成都”二字，因此被考古學家命名為“成都矛”。這件文物出土之后，上面的“成都”字樣，令學術界為之一震。矛長20厘米左右，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血盆大口，一股凌厲之氣穿越2000多年仍然寒光逼人。在這支矛被發(fā)現(xiàn)前，關于“成都”城市稱謂的記載最早實物是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柬。在戰(zhàn)國墓里發(fā)現(xiàn)了“成都矛”，為“成都”早在秦國吞并蜀國之前便已得名提供了一定依據(jù)，這就將“成都”成名史向前推了200多年。說明在開明時代巴蜀圖語影響的核心區(qū)域，還能出現(xiàn)起源于黃河文化區(qū)域的漢字，說明漢字已經(jīng)比我們想象更早地來到封閉的巴蜀。在“獨柏樹”出土的虎紋青銅戈以及青川縣出土的秦始皇時期的銅戟（銘文有鑄文字“蜀東工”3字，另一面有3行刻畫文字，有“九年相邦呂不韋造”“成都”等字樣，這是成都所造的唯一的一件出土文物）上，可以發(fā)現(xiàn)古蜀王朝鑄造的青銅兵器以及禮器等，不但冶煉已達極高水準，它負載的巴蜀圖語和漢語文字，已經(jīng)連同器物擴展到巴蜀周邊地區(qū)……長江上游流域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水平不亞于作為中華文明主要發(fā)源地的黃河文明，秦統(tǒng)一中國后，長江文明進一步和別的區(qū)域文明相互融合，區(qū)域文明相互融合逐漸產(chǎn)生了中華文明。

璀璨華夏，除了甲骨文與青銅器為凝聚核心的中原文化區(qū)域之外，以古蜀文明所代表的長江中上游文化區(qū)域，三星堆文化、金沙遺址、寶墩文化、魚鳧村遺址等以及巴蜀圖語、巴蜀文字等為代表的巴蜀文化，成了長江文明的高度結晶。我們相信，神秘的巴蜀圖語，就像帶領勝利者走出米諾斯迷宮的那根絲線，總有一天會被我們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