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逢亂世

我的小學

我生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大環(huán)境如此，各家各戶的小環(huán)境自然也就好不了。先有軍閥混戰(zhàn)，后有北伐軍進入，借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城頭不斷變換大王旗。南京是民國政府臨時總統(tǒng)的所在地，也是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老巢，接著由國民黨北伐軍攻占建都，再往后是日本入侵，南京成了重災區(qū)，發(fā)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六歲那年，我入下關（老江口）小學，就在煤炭港附近靠近渡口的地方。在入學前，我還上過一段私塾，念過《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至今仍然能夠記得。

小學的規(guī)模不大，有幾排房子，父親把我領到校門，之后我就在這里讀了前排讀后排，完成了小學教育。

小學時印象最深的事情，一是樊子山校長的愛人鄧老師教音樂，教我們唱一首歌，“走啊走，努力向前走，不要回頭！”這首歌的歌詞好啊，至今還縈繞在腦海里。我小時唱歌的歌喉好，鄧老師喜歡我，培養(yǎng)我，把我選送到南京廣播電臺兒童歌唱隊，唱的就是那首曲子。那首歌一直激勵著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都不要氣餒，要一直往前走。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二是學校同學中間經(jīng)常出現(xiàn)以大欺小的現(xiàn)象，我不服，與同學方濤君組織“弱小同盟”，與大同學抗拒，居然還頗有成效。

江寧中學

南京城最好的中學，當然是南京中學和中央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然而遺憾的是，我那時沒能考上南京中學，而中央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要有相當過硬的背景才能上，因此我就沒有報考。我考上的是省立江寧初級中學，也是很不錯的學校，校長趙祥麟是一位頗有來歷的教育家，畢業(yè)于中央政治學校。

江寧中學是1934年夏才新建的，我是1935年秋入的學。學校的校址在我考取的時候還在中華門外小市口，地方狹窄局促，僅有幾間茅草房，一度還借一個旅館上課。建校一年之后，學校就整體搬遷到了江寧縣東山鎮(zhèn)，蓋起了新校舍，面積也擴大了幾倍。

東山鎮(zhèn)和我家距離20多公里，離家遠了，我就成了寄宿生。那時有公共汽車了，每次回家都要換乘好幾次，得穿越整個南京城。有時我步行穿田野進城，再換乘公交車回家。

那年，語言教員管雄剛從金陵大學畢業(yè)，英氣勃發(fā)，新校舍落成時，擬了一副對聯(lián)：“何年得廣廈千萬間聽寒士書聲偢人顏笑，今日與吾黨二三子看迎門山色橫楹晴嵐”，寓意精湛、朗朗上口，至今未能忘懷。

有一年暑期，學校還組織學生去杭州旅游，住在孤山美專的校舍，那段時間把杭州美景玩了個遍，印象非常深刻，學校組織這樣的活動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初中同學

中學時代我有兩個非常要好的同學，幾乎成了“一坨兒”，形影不離，他們分別是后桌的徐嗣興和姚掄達。

徐嗣興后來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也就是路翎，是《財主底兒女們》的作者，成了七月派的先鋒，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分量還是蠻重的^[1]；姚掄達后來是著名的音樂家，改名為姚牧。新中國出的第一張唱片《東方紅》是他領唱的，《咱們工人有力量》也是他領唱的，他曾為電影《鐵窗烈火》《十三陵暢想曲》配過主題曲，編有《姚牧抒情歌曲集》。

他們兩位在江寧中學的抗日宣傳活動中就已嶄露頭角。徐嗣興是天生的作家材料，能寫得很；姚掄達能說會唱，兩人表現(xiàn)出色，配合默契。我那時嗓子也不錯，歌唱得好，經(jīng)常加入學生宣傳隊的合唱中去。

后來兩人在四川流亡期間因為李露玲而成為情敵。本來我們大家早已認定李與徐的關系，并且取促成的態(tài)度，但后來姚李合好，對徐的精神打擊很大。我到徐家去看望嗣興，事情好像已經(jīng)過去，只是人瘦了許多。但據(jù)嗣興的母親說，嗣興前幾天可是要死要活的。嗣興只是不說話。看來，他是決心要忘掉這一切，也決心要記住這一切。^[2]

后來徐嗣興在《七月》上發(fā)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之后》時第一次使用路翎這個筆名，竟然撮合了這兩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來自姚掄達在合川的筆名“彤翎”。徐嗣興在給胡風的信中是這么講的：“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來想去，別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紀念兩個朋友，就用路翎吧?！?sup>[3]

難忘1937

1937年，日本借宛平之事發(fā)難，大舉入侵中國，叫囂要在三個月之內(nèi)征服中國。我當時年方十四，在江寧中學上初三。11月淞滬抗戰(zhàn)失利，戰(zhàn)局更加吃緊。日本軍從上海打過來，不斷突破江陰、無錫、鎮(zhèn)江，一步步向南京進逼。消息傳來，人心惶恐，形勢很是緊急，人們爭相逃離。

我當時正參加下鄉(xiāng)抗日宣傳隊，剛從湖熟、板橋一帶回到學校，父親匆忙來學校接我回家，催促我和堂姐跟隨母親逃難。母親已經(jīng)收拾好行李，在和記洋行的船上就等著我隨同前往，時間已是刻不容緩。

于是我們?nèi)顺俗筝?，沿江而上，走了兩天水路至漢口，換乘小火輪轉(zhuǎn)至長沙，投奔在湖南大學任教的姨父程登科和干爹袁俊處。父親是外國公司的職員，不能馬上走，只能隨公司而動。

12月8日，日本軍分東、西、南三面包抄，不斷縮小對南京城的包圍圈，最后只剩北面的滔滔江水。和記洋行的員工躲到英國“怡和號”躉船上，避到了三汊河上流。船上能聽得到密集的槍聲和從空中劃過的炮彈聲。

到11日傍晚，槍炮聲稀落下來，古城沒能保住，落到日本人手上，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洋行的部分員工最終換乘到了太古公司吳淞號輪船，離開南京轉(zhuǎn)至武漢。

之后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屠宰場，慘絕人寰。據(jù)事后不完全統(tǒng)計，十二個大規(guī)模屠殺場有七個發(fā)生在下關，離我們家最近的就有寶塔橋魚雷營、煤炭港、和記洋行附近、下關中山碼頭、龍江口、挹江門等。日本的隨軍記者有這樣的記載：“在下關碼頭，尸體堆成了黑乎乎的山，有50～100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體拖下來扔進長江。尸體還淌著血，有些人還活著并虛弱地呻吟著，他們的四肢還在抽動。”^[4]伯父在寶塔橋開煤炭店，有一名送煤的雇工也因為手上有繭，被疑為當兵的，慘遭殺害。

到了長沙，姨父程登科接待了我們，并安排我住到干爹袁俊家。他們兩位都在湖南大學任教。為了不使我落下功課，把我送到長沙中學去旁聽。岳麓腳下是當年朱熹、王陽明辦學的地方，古風猶存，非比尋常。這里的作文一概要求用古文體寫作，要寫成像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那樣，盡管要求有些苛刻，但對于自己也是一個鍛煉。

在長沙，有幾個地方是文人學士最愿意待的，一是茶樓，沏上一壺茶，大家聚在一起交談甚歡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文化景象；二是書店，是新思想、新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對于窮學生來說，便可以在那里隨處翻看。

長沙有個八角亭書店，我經(jīng)常溜達到那里看書。當時已經(jīng)是國共合作時期了，中共長江局進駐武漢，后來又遷至長沙，所以那一帶涌現(xiàn)了大量進步書籍。像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后更名為《西行漫記》），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經(jīng)歷》，等等，都是在那個時候讀到的。這對于一個渴求知識的中學生來說，就像走在沙漠里的駱駝遇到了綠洲。

到了12月中旬，父親乘公司的船只也退到了漢口。我們母子倆得著這個口信，又從長沙返回漢口，一家人得以團聚。從形勢上看，長沙、漢口都已非久留之地。

很快，漢口也將保不住了，所以國民政府一路往大西南遷移。從那個時候起，大量難民如潮水般涌向四川，分水路、陸路（北路）和繞道南方（南路）進入，四川儼然成了大后方。人口和大批輜重都往四川方向疏散，很多人都選擇了重慶。

離別鳥驚心

進川的船票相當緊張，很難弄到手。父親費盡心思，最后在后繼的姨媽楊惠賢幫助下才弄到船票。這已經(jīng)是1938年初了。此時姨媽姜淑穎已經(jīng)去世，姨父程登科娶了這位新人。父母把我托付給了這位姨媽，他們則隨公司于1938年4月經(jīng)由京漢鐵路到廣州、香港，繞道返回上海，最后回到淪陷區(qū)南京原公司上班。此時日本人已經(jīng)控制了華東，上海則成了“孤島”。

那時英日兩國尚未斷交，和記洋行還能維持，等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兩國正式斷交，和記洋行也就到了關門的時候了。

我在漢口與父母告別，從此再未見過母親，沒有想到那次離別竟是最后的一面，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我們繼續(xù)沿長江而上，去重慶投奔姨父程登科的老家。就這樣，我跟繼姨媽在1938年初到了重慶，住到重慶上清寺的程家。程家還有個小姑子，雖然已經(jīng)嫁人了，但兩口子還住在家里，夫妻兩個都在上清寺求精中學教書，日子過得蠻不錯。于是，我也暫住到了求精中學。

從此我就成了下江人，開始真正的獨立生活。

投親靠友

母親還有一位情投意合的姐妹叫張懿娟，她后來跟干爹孫澤樹結(jié)婚。孫澤樹大學畢業(yè)之后就回了老家，在重慶北碚的一個農(nóng)場工作，張懿娟隨同他到了重慶，在一家醫(yī)院當會計。他們原來都跟我很熟很好，這個時候我就住到了千廝門的孫家。

盡管生活有了著落，但是，孤獨的情緒難以排解，如同《流亡三部曲》所唱的，“整天價在關內(nèi)流浪”。我現(xiàn)在還能哼唱《嘉陵江上》，這首歌仿佛是為我量身定制的，寄托了我無限的哀思。

嘉陵江水靜靜地流，流不盡我的哀愁，流不盡我的煩憂。

我深深地懷戀我美麗的鄉(xiāng)土，在那遙遠的東海邊，在那沃野的揚子江頭。

如今敵人踏破了我可愛的田園，拆毀了我童年的搖籃。

如今我獨自流浪在嘉陵江上，看不見古城幽靜的風光，看不見離散的姐妹爹娘。

江水每夜嗚咽流過我的心上，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獨在異鄉(xiāng)

獨在異鄉(xiāng)，我能去的地方只有書店和戲院，只有那些地方才能打發(fā)時光，填補我的精神空虛。演戲是連軸轉(zhuǎn)的，只要不出場地，就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從早場看到晚場。

逛書店更用不著花錢，選一本書找個角落可以一直看下去。正是在這個時候，我看了許多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張仲實的《社會科學教程》、沈志遠的《經(jīng)濟學概論》等，都是在那里看的，這些書引發(fā)了我濃厚的興趣，對我日后專業(yè)的選擇都有無形的影響。

好友重逢

有一天，我在重慶街頭閑逛，意外地遇到了寧中好友徐嗣興（路翎），大喜過望。原來他也遷來重慶了，而且是有組織的。我從他那里了解到，早在1937年末，政府就在漢口、宜昌、重慶等地先后設有淪陷區(qū)流亡學生登記處，將一些失學、失散的學生登記在冊。很多流亡學生知道后都前去登記，全國各地來的學生都有。有這么多學生，不教育不行，后來就組織這些學生入校教育。而且戰(zhàn)局瞬息萬變，要不斷地西遷，因此就要將這些學生分期分批地送往后方。

當時抗戰(zhàn)政府還在武漢，數(shù)那里登記在冊的學生最多。路翎在那里遇到了不少寧中同學，其中就有好友姚掄達（姚牧）。年初，他們先后乘民生公司盧作孚的輪船，冒著日機轟炸的危險，隨難民潮涌入重慶。

我們就這樣重逢了。我也在重慶登了記，又碰到了很多熟悉的同學。

繼續(xù)學業(yè)

由于我登記得比較晚，所以一直挨到當年四、五月間才到江北縣四川中學報到，后來四川中學也改為了國立二中，因為揚州中學、淮安中學都合并過來了，校長是原揚州中學的校長周厚樞。那時重慶經(jīng)常受敵機轟炸。我們在江北縣文星場補習了兩三個月的初中課程，高中就遷到合川縣去了。那個學校（指國立二中高中部）設在合川縣濮巖寺內(nèi)。寺院有些年代了，環(huán)境很幽靜，古木參天，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可惜處于戰(zhàn)亂年代，寺院財力不濟，建筑物年久失修，破敗不堪。

從1938年的年中一直到1941年7月，我在合川前后共三年時間。1940年畢業(yè)前夕，我收到寄自淪陷區(qū)南京的父親來函，他希望我考大學時選擇工程專業(yè)，認為靠得住，將來好找工作，他對那些工程師很欣賞，也希望我將來成為那樣的人。但我此時已經(jīng)傾向于選擇社會科學了，兩地相隔幾千里，一封書信要走三個月，很難影響得了我的選擇。

1940年12月，國立二中高中部三零乙級師生畢業(yè)合影

劉國光（三排右六），同學中有后來的教育部部長何東昌（一排左四）

那時生活很苦，內(nèi)地流亡學生上學，主要靠政府助學貸款，我的中學、大學都是如此。至于還款，都是來自淪陷區(qū)的窮學生，失去了家庭的經(jīng)濟資助，又哪來的錢還呢？

除了公費貸款，再就是投親靠友。有其他接濟的學生在生活上會稍有改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彼時，我的堂兄劉正炎在重慶中一路開五金電料小商店，做點小買賣，靠他接濟我一點，上大學后，有時自己當家教、當中學老師，偶爾也有些微薄的收入。高中時候有一次，我問正炎兄要錢購買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那時只譯出了第一卷。正炎兄當時很是詫異，責備我說：“你花那么多錢買那本書干什么呢？”但是，那本書我是下決心非買不可的。

若問那么厚的一本書，都看懂沒有？當然不可能全懂，但也不是完全不懂，畢竟之前還是有一定的知識積累，也有介紹和解讀，因此似懂非懂，但是我有強烈的興趣，要把它讀下去。后來上了大學，我又通讀了《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可以說，《資本論》是一本對我影響很大的理論書。我以后大半輩子都跟這方面的知識打交道。

我把《資本論》第一卷通讀了一遍之后，便產(chǎn)生了鉆研經(jīng)濟學的念頭。不過我選擇經(jīng)濟學專業(yè)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個原因是，我從小就對社會科學有特殊的愛好，但我也不偏科，文理科都很好，后來就對《資本論》特別感興趣，《資本論》就是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嘛；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們國家貧窮落后，遭受外敵蹂躪，我從中學開始就經(jīng)歷了流亡生活的艱辛和痛苦，也看到了戰(zhàn)爭期間民不聊生的慘狀，這些都促使我樹立“經(jīng)濟救國”的志向。再一個原因就是，經(jīng)濟學涉及的會計、統(tǒng)計、工商等知識，都很實用，就業(yè)也相對容易。

1941年高中畢業(yè)時，我去重慶沙坪壩重慶大學，住在體育?？茖W院教授、我的姨父程登科處，參加西南聯(lián)大、中大、浙大、武大四所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招生考試（四校聯(lián)考），最后我選擇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經(jīng)濟系作為自己的第一志愿。

之后，我就去昆明學經(jīng)濟學了。也是一路奔波，途經(jīng)貴陽、安順、曲靖等地，最后到達昆明。

[1] 編者注：1945年7月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出版時，路翎才二十出頭，胡風就預言“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胡風坦陳：“別人都說路翎的文藝創(chuàng)作，受我的文藝理論的影響，豈不知我的文藝理論，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藝創(chuàng)作的影響呢，正是從他的創(chuàng)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論觀點?！?/p>

[2] 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傳記文學作品），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第25頁。

[3] 路翎：《致胡風書信全編》，大象出版社，2004，第20頁。

[4] 今井正剛：《侵華日軍在中國的暴行》，載《南京暴行》，東方出版社，1998，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