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1850至1949年，中華民族歷經(jīng)內(nèi)憂外患，飽經(jīng)滄桑。本書記載了這個時期中國的十位杰出人物的事跡。這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中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他們有的是教育、醫(yī)療、媒體、外交領域中的先驅(qū)，有的是婦女運動、民事機構和社會工作的領導者。此外，還有一點是不可忽略的，他們都是基督徒。

隨著中國社會不斷的進步，人們對近代跨文化的交流以及世界基督教歷史的興趣也在與日俱增，因此，這些塵封多年的往事終于等到了成書面世的好時機。這本書并不僅僅局限于基督教的宣教歷史和教會人物，而是在探索十位處于不同崗位的基督徒對當代中國產(chǎn)生了怎樣巨大的影響。

透過這十位人物的故事，我們還可以了解中美社會和文化關系史。遺憾的是，這一點常常被學者們所忽略。作為各個行業(yè)的領軍人物，他們大都曾經(jīng)在美國留過學，在中國的沿海城市與美國人一同生活和工作過。他們與美國所建立的深厚的關系為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了寶貴的資源；另外，在中美產(chǎn)生階段性的政治和軍事沖突中，這又成為防止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的緩沖劑，保護了中美之間的跨文化交流。

本書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因其事業(yè)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國的歷史中留名。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家庭背景、個人的痛苦經(jīng)歷和堅定的信仰，正是這些因素塑造了他們的品格。盡管他們大部分人彼此并不認識，但他們成長的經(jīng)歷卻有著很多相似之處，當然，這也并不排除他們從彼此的著作中相互學習。

這十位男女人物以卓越的職業(yè)技能，為中國社會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們雖非圣賢，卻樹立了基本的美德典范，令后人仰慕。

這些改革者們跨越東方和西方，立足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他們在西方學到的知識和經(jīng)驗，來解決自己國家所面對的問題。他們活出了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中的要求標準：通過美好的行為，成為這個世界中的“光”和“鹽”。作為“鹽”，他們在經(jīng)濟混亂和政治腐敗的社會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卻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標準；作為“光”，他們?yōu)槟切┰诤诎抵械娜藗儙砹苏胬砗拖Ｍ?。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社會中的人們，從這些曾經(jīng)努力建立公民社會和跨文化橋梁的人物身上，仍然能夠獲得激勵和鼓舞。

全球化運動的浪潮

在1900年之前的幾十年里，新的通訊和交通方式改變了世界的聯(lián)系方式。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政府被迫向外國勢力開放經(jīng)濟和社會，并且在世界資源掠奪競賽中被列強瓜分和宰割。

1850年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與沿海的商人合作，控制了一些行業(yè)的發(fā)展，為中國帶來了利益。一些大的家族在廣東、福建、上海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勢力地盤。他們由于在通商口岸已經(jīng)生活了幾代，對外面的世界比較熟悉，了解西方的教育、海外旅行和移民。他們在幫助清政府控制關鍵的資源，獲得國際上的認可以及采納“師夷之長”的觀念方面，起了帶頭的作用。

然而，國人在接受了新興的國際主義理念——作為國際社會眾多成員中的一員——之后，反而強化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身份。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那些受過現(xiàn)代教育而且具有強烈愛國心的仁人志士們成為當時建設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其中有許多是基督徒。

西方“進步主義運動”對中國的影響

當時居住在沿海城市中的國人，包括本書中提到的這些人物，也受到了始于英國后來傳到美國的國際潮流——“進步主義運動”——的影響。當時，英國的農(nóng)村勞動人口涌進新的工業(yè)化城市，快速增長的工人階級和中產(chǎn)階級導致了種種弊端，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社會及道德改革運動。改革者們通過打擊壟斷、促進合作和信任的價值觀等實現(xiàn)了新的社會平衡。這種對社會秩序的回歸，明顯反映在英國和美國犯罪率的下降。

“維多利亞主義”是一場道德運動，宗旨是尋求建立新的社會規(guī)范和對剛從農(nóng)村進入城市的移民進行道德素質(zhì)教育；它產(chǎn)生的其他影響還包括：普及公共教育、設立現(xiàn)代警察制度和改革宗教機制。這場運動發(fā)生在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統(tǒng)治時期，對美國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衛(wèi)理公會領導了美國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由此產(chǎn)生了主日學、基督教青年會、廢奴運動和禁酒運動，而這些事情的發(fā)生迅速改變了社會。農(nóng)村和城市的底層人成長為自覺守法的工人和負責任的公民。維多利亞文化式的美德，例如禮貌、整潔、守時和勤奮等資產(chǎn)階級的價值觀，得到了中產(chǎn)階級的認可，由此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從而給個人帶來了福利，給社會帶來了進步。

在英國，是宗教領袖和宣教士們發(fā)動了第一場國際社會運動（廢奴運動），他們反對奴隸制和買賣奴隸。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后，人們又開始其他一些國際運動，例如，反對買賣苦力勞工和鴉片貿(mào)易。其中，“學生志愿海外宣道運動”導致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快速發(fā)展，也促進了其他非宗派性、非教會模式的宗教運動。

英國的改革運動迅速傳到美國，然后成為影響廣泛的國際潮流，傳播著一種新的理念：通過人們的意志、創(chuàng)造性和科學技術，就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在對“進步”以及對社會“能動論”的理解方面，主要反映了兩種思路：一種是世俗的，一種是宗教的。根據(jù)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是生死存亡的斗爭的極端設想。這一思路導致了人們的恐懼。因為在殖民統(tǒng)治下，中國可能就會因為落后而導致民族的滅絕。另一種是清教徒的思路，認為上帝是人類生存的源泉，人類歷史發(fā)展是在上帝的計劃之中。這一思路給人們帶來了希望，認為開化、正義、勤奮工作的人們能夠通過服務社會而拯救一個民族。

基督教的復興、社會改革和社會服務的成果，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了普遍的樂觀情緒。衛(wèi)理公會的“循道運動”激勵著信徒們追求圣潔的生活，不僅是在私人敬虔的方面，而且還表現(xiàn)在慈善和公眾服務方面的人道主義行為。進步主義運動的觀念和社會活動，讓西方人樹立了自信。此外，由于人們開始大膽地憧憬促進國際范圍的進步，再加上早期全球化時代所積累的新工業(yè)財富，導致了宣教運動被大力推動。當時，大多數(shù)宣教士認為，教會的普世統(tǒng)一局面將要出現(xiàn)，并對這種局面將要產(chǎn)生的全球影響力持樂觀態(tài)度。

在中國工作的外國新教宣教士人數(shù)開始增長，由1840年的幾十個人，增長到1890年的1300人、1905年的3500人。

那些在美國留學的中國人，當時也受到美國社會變化的影響。1890年到1929年期間，美國飛速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導致了經(jīng)濟紊亂和社會動蕩。在農(nóng)村和城市中，那些在尚未規(guī)范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中受苦最多的人們，受到“進步主義運動”的特別關注。城市宣教活動開始為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和移民提供服務。有一項研究表明，1925年之前，舊金山幾乎所有的緊急救援食品和住房都是基督教機構提供的，基督教救世軍就是其中之一。

留美學生回國時，也將這些道德革新的社會運動模式帶了回來。同時，在中國的民眾也閱讀宣教刊物，欣然接受這些新的觀念，甚至加入宣教士的社會服務活動。在中國的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新的工業(yè)化經(jīng)濟也導致了社會動蕩，于是一些美國式的自愿者服務協(xié)會紛紛出現(xiàn)。這些自愿者服務協(xié)會不僅在大城市中服務，還在一些洪水、干旱定期發(fā)生的農(nóng)村地區(qū)服務。他們的數(shù)量很多，背景各不相同：有宗教背景的、專業(yè)背景的，或者是慈善類型的。中國的基督徒高等院校和教會，成為人們參與這些社會活動的平臺。

許多城市里的中國人都在樂觀地談論現(xiàn)代化的進程表，圍繞著如何通過教育、公民培訓和社會變革的方式，讓中國強大起來，成為現(xiàn)代化的國家。許多人都認為舊的儒家傳統(tǒng)不能滿足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需要。面對急劇膨脹的社會腐敗、道德墮落和嚴重的貧富分化，一些中國人將基督教視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和道德哲學，認為它能夠提高公共道德水準，建立平等的社會新秩序。

然而，由于中國的軍閥混戰(zhàn)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悲劇，人們對于推動國際化、建立和平世界的信心，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面對日本人對中國的野心，西方國家保持沉默，于是中國人覺得被欺騙了。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西方的價值觀更加不滿，卻擁抱啟蒙運動中的科學和民主的理想。1922年之后，反基督教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中國興起，導致了1926至1927年宣教士的大規(guī)模離華。

這時候，為了讓基督教遠離帝國主義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會逐步開始強調(diào)所謂的“社會福音”。青年會的領導們強化基督教的社會特征，弱化其屬靈的生活。以上海為基地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xié)進會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1927年和1931年聯(lián)手召開了代表大會，研討和辯論如何運用道德原則來平衡資本主義的負面影響。

1931年之后，國共兩黨展開了尖銳的政治、軍事斗爭；1937年，日本全面對華開戰(zhàn)，讓中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一切導致建立自由民主中國的設想最終失敗了。面對國家存亡的危機，長期的“民族復興”計劃，不得不讓位于“民族救亡”的政治和軍事動員工作。許多中國的基督徒領袖，原來都是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這時候也加入了這一保衛(wèi)國家和民族的抗戰(zhàn)運動。

于是，大部分社會改革的努力和成果，都因為日本人占領沿海城市、中國人向內(nèi)陸撤退而付之東流?；浇虣C構的資源被用來幫助淪為難民的基督徒，以及救援無家可歸者。

改革運動對中國社會的持久影響

1898年“百日維新”全面失敗后，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那種一夜之間就想讓中國從教育到憲政領域完成整個制度改革的宏圖大志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們開始了長期的道德和文化改革，以支持最終的制度上的變革。在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模式方面，基督徒們起到了先鋒作用。他們通過關懷窮人、促進公正的法制、對國內(nèi)和國際的政治領域進行民主改革等社會服務活動，逐漸摸索出一種循序漸進地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

當然，人們不會忘記的是，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那些早期的中國社會精英，包括本書中提到的人物，他們所播下的關于公共責任和個人品格的種子，在社會的許多領域中都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他們播下的種子，在今天的中國仍然結出果實。

奠定道德和科學教育的基礎

19世紀末，在廣東省的一個小縣城里，一些家庭意識到，需要投資讓自己的孩子接受現(xiàn)代科學的教育。容閎先生是第一位在美國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中國人，并且在美國成為了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激勵下，容閎立志要建立由政府資助的“中國教育使團”（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稱“幼童出洋肄業(yè)局”），提供機會讓中國人赴美國留學，學習西方的技能和知識，以及基督教所宣揚的道德觀念。他曾經(jīng)幫助過幾位朝廷要員購買了一些軍事設備，并在外交領域做出了一些成績。因此，他于1871年獲得這些官員的支持，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夢想。但是，他所做的確實太超前了。他創(chuàng)辦的“中國教育使團”在十年后破產(chǎn)了，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中的保守勢力占據(jù)上風，夸大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1881年，他送出的120名留學生被勒令回國。

開始的時候，這些在海外留學過、會說英語的城市年輕人，難以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他們有許多人被分配在官辦的技術學校里，或者擔任基層官員的助手，也有一些人在通商口岸為外國人工作。自1895年甲午海戰(zhàn)失敗后，清政府的一些有識之士強烈呼吁進行徹底的改革。于是，這批留學生們迅速得到重用和提拔。

當時中國的改革者們認為，西方的教育將會取代孔孟之道。那些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和美國的高等院校中接受過教育的學生，已經(jīng)熟悉了以基督教倫理道德為基礎的教育和社會生活模式。因此，中國當時的基督徒們在城市現(xiàn)代化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盡管他們占人口總數(shù)的比例很低。

1905年，象征著孔孟式教育的科舉考試制度被廢除了，這是晚清教育改革所邁出的一大步。在這樣有利的環(huán)境中，唐國安先生進一步復興了容閎的夢想，將清華學校作為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基地，并擔任校長。唐先生還支持校園里的基督徒活動，將現(xiàn)代科學教育與基督徒的課外活動相結合。在這個教育模式下，許多清華的畢業(yè)生，后來逐漸成長為中國一些著名院校的負責人和教育家。例如，清華畢業(yè)生梅貽琦，后來成為清華的校長，并在日本入侵中國期間主政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西南聯(lián)大。

現(xiàn)代職業(yè)的領軍人物

1900年后，社會環(huán)境日漸寬松，受過教育的基督徒成為中國城市新興行業(yè)的領軍人物。社會的變革為“中國教育使團”的學生們提供了許多就業(yè)機會，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批礦業(yè)工程師、軍事專家和外交官。在容閎之后，唐國安參與了官方的外交事務，并促進了中美之間的文化教育交流。此外，他還效仿容閎，抵制社會邪惡的潮流。容閎反對苦力勞工的買賣，唐國安極力呼吁停止鴉片貿(mào)易。

石美玉和林巧稚這兩位女士，在醫(yī)療領域中帶入了濃厚的基督徒職業(yè)規(guī)范。石美玉建立了中國的第一所護士學校，為農(nóng)村地區(qū)缺乏衛(wèi)生常識和醫(yī)療條件的人們服務。后來，她的護士學生們還在上海幫助貧苦的百姓。她在上海設立了“伯特利宣教機構”，將醫(yī)療和福音工作相結合，這家機構如今在香港繼續(xù)這項事業(yè)。林巧稚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基督徒群體中，高度強調(diào)以基督教價值觀為基礎的職業(yè)道德。林女士當時并沒有高高在上躲在醫(yī)院的精英群體中，而是常常為那些城市、農(nóng)村中貧窮的婦女們服務。至今，林女士仍被視為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杰出的校友，她的道德和價值觀，一直是醫(yī)生、護士和學生的基本職業(yè)原則。

對公共媒體和民事機構的影響

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里，中產(chǎn)階級在中國的成長和發(fā)展，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的重要港口?？偛吭O于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對本書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都產(chǎn)生了重要而關鍵的影響。正是這種影響，讓他們執(zhí)著于進行中國的道德和社會改革，而這樣的改革是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和興起的關鍵因素。

基督教青年會的編輯范子美，得益于美國宣教士和出版商林樂知（Young J.Allen）的教導。他們一道探索尋求從宗教、道德和科學的方面，綜合改變中國的社會關系結構。例如，他們嘗試從孩子們和婦女的教育入手，希望能夠因此改變家庭，從而最終影響整個國家。作為基督教青年會報刊的編輯，范子美在中國大力宣傳并推進這樣的觀念。范子美和丁淑靜在基督教青年會的作為和表現(xiàn)，集中體現(xiàn)了他們對國人品格和公民素質(zhì)建設的重視，以及對農(nóng)村和城市中勞動階層素質(zhì)自然提高的期待。

范子美堅信，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有義務通過建立協(xié)會和社會機構幫助政府管理國家。例如，唐國安先生在上海建立并領導了商業(yè)、學術、宗教和社會機構。他和一位密切合作的伙伴還創(chuàng)立了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讓城市中的外國人能夠聽到中國人的意見和聲音。他們甚至因為鼓動和宣傳改變通商口岸體制這樣的敏感政治主張，差一點被迫離開上海。

提高了中國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

那些第一批接受現(xiàn)代教育的中國婦女們的故事見證了基督教價值觀對中國社會和家庭的影響。根據(jù)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婦女們的生活范圍被限制在家族領域之內(nèi)。她們首先是女兒，然后是妻子和母親。她們受到的教育很少，僅僅是傳統(tǒng)的音樂、詩歌之類。此外，由于裹腳、納妾和買賣妓女的風俗，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與影響力被大大限制。

石美玉和林巧稚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現(xiàn)代醫(yī)療界的先驅(qū)，得益于她們的父親。石父和林父都是開明的基督徒。由于受到那些宣教士女性榜樣的激勵，他們支持自己的女兒不纏足，并且供養(yǎng)女兒們上學。林巧稚的父親去世后，他的哥哥就承擔起供養(yǎng)妹妹接受教育的責任。

丁淑靜是一位婦女領袖的先驅(qū)，不僅表現(xiàn)在個人的生平事跡中，而且也表現(xiàn)在她對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些原則和活動的影響。吳貽芳在一系列的生活悲劇中失去了整個家庭，但是卻在金陵女子大學（第一所基督徒女子高等院校）中找到了大家庭。作為第一批為數(shù)不多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吳貽芳、石美玉和林巧稚都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和義務，就是要為中國的婦女們提供教育機會。

奠定社會工作的基礎

“社會進步主義運動”主要關注那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即城市和農(nóng)村中最為貧窮的人們。因為主要是這些人承受著自然災害的痛苦，并為高速的經(jīng)濟增長付出高昂的代價。本書中所提到的這些人物，他們當中大多數(shù)在社會服務機構中都相當活躍。晏陽初先生首先看到了解決中國農(nóng)村問題的迫切性。他發(fā)展建立了一套模式，集掃盲、公共健康和農(nóng)村發(fā)展為一體。后來，這種模式被一些私立和公立的機構所采納?；浇糖嗄陼念I袖們也發(fā)展了一套相似的綜合方案，來解決城市中勞工階層的問題。

建立國際關系紐帶

20世紀早期，西方的對外政策逐漸從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向較為柔性的外交政策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英國議院和美國國會的壓力以及文明這一觀念的影響。這些壓力和影響，最初是來自國外的宣教士。唐國安先生和其他一些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的中國外交官員們，就是在這種新的觀念下，通過中美之間的合作，來反對鴉片貿(mào)易，并用“庚子賠款”投資于中國的教育事業(yè)。

在之后的幾十年里，韋卓民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國基督徒領袖，為發(fā)展國內(nèi)外教會之間的聯(lián)系做了很多工作。韋卓民和吳貽芳兩人都是“中華基督教協(xié)進會”的活躍人物，都作為代表參加過國際基督教會議。韋卓民先生的理論促進了世界教會聯(lián)盟對基督教性質(zhì)的理解，即非種族、非政治性和非地區(qū)性的屬性。吳貽芳女士作為非官方的卓越外交家的資歷，最終讓她能夠作為中國的代表簽署聯(lián)合國憲章。

本書中的這些人物，他們一方面抗議帝國主義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他們又能夠放眼全球，從而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反對將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于外國。他們的朋友、合作伙伴和機構，都具有中西雙向聯(lián)系和交流的能力特點。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石美玉和晏陽初在管理運作方面，尋求獨立于外國的宗教機構和中國政府的模式。丁淑靜的目標是在基督教青年會中建立一個世界共同體的模式，在民族和階級之間建立起橋梁，消除在歐洲和中國都很盛行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影響。韋卓民希望他的大學能夠成為模范樣板，讓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學生們能夠在一起和諧生活與工作。

光與鹽：美德和信心的生命

本書介紹的十位人物，都生活在一個充滿挑戰(zhàn)的歷史時期，為塑造新的中國作出了卓越貢獻。在舊有的社會秩序崩潰之后，他們一同探索新的方式來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秩序，提倡為中國帶來道德和社會更新所必需的美德。

作為最早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他們從獨特的角度看到西方最好和最差的方面，同時也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自己國家的文化。他們所獲得的共識是，中國必須要學習西方科學和基督教中最優(yōu)秀的部分，而不僅僅是工業(yè)和軍事科技，只有這樣才能夠在被西方勢力所控制的國際舞臺上生存和競爭。

作為中國人，他們發(fā)現(xiàn)儒家所教導的“正心”與他們所篤信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不矛盾，甚至有異曲同工之效。在這一點上，孔孟之道與影響他們的人文院校和青年組織所提倡的有相似之處，即強調(diào)清潔的良心和圣潔的生活；他們追求內(nèi)在的正直、謙卑和尊重他人，這讓他們與人建立起良好的關系。

他們的信仰，作為靈魂的神圣之錨，賦予他們勇氣、力量、希望和執(zhí)著，去面對挑戰(zhàn)，并在幾十年的動蕩甚至恐怖中始終如一。正是信仰帶給他們遠見卓識和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并讓他們在所選擇從事的職業(yè)中能夠獨樹一幟。

這本書中重點提到那些早期社會改革家們的“光與鹽”計劃——屬靈的復興、道德的改革、民事機制的發(fā)展和慈善事業(yè)。對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來說，這個計劃仍然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如今正處在以通訊技術和知識更新為基礎的全球化運動的急流中，國家當前的任務包括積累人力資本，進行全球化經(jīng)濟的競爭。中國公眾對腐敗和社會功能的紊亂感到擔憂，因為在中國從工業(yè)化向后工業(yè)化模式過渡的過程中，內(nèi)在的規(guī)范和制度則顯得尤為重要。社會美德是支撐經(jīng)濟發(fā)展和更新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應當在公共教育、宗教活動、職業(yè)教育、管理培訓和非營利性機構及其規(guī)范等方面進行強化。

本書通過傳記的方式描述了這些塑造歷史的人的性格和作為，不只是他們的言語。他們是改革的行動家，不僅僅是理論家。今天，作為全球化社會中的公民們，依然能夠從這些中國公民社會的早期建立者和跨文化的使者們身上，得到激勵和鼓舞。

鳴謝

我們感謝這本書的合作者們出色的研究和耐心的配合。感謝設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特斯維爾（Charlottesville）的“世華中國研究中心”（非營利性的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研究中心）對我們的支持。我們要感謝這個機構的負責人、顧問和聯(lián)絡人，特別是李亞丁博士和彭萃安博士對這本書的建議和鼓勵。另外，感謝這本書的幾位譯者：單傳航先生（序言和第2、5、9章），王文宗先生（第1、6章），劉紅女士（第3、10章以及其他材料）以及第4、7、8章的作者。此外，我們還要感謝鮑勃·哈姆林（Bob Hamrin）和湯姆·比勒（Tom Bieler）對這本書給予的實際幫助，他們編輯校訂的工作，以及湯姆對本書中插圖提供的技術性支持。

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

畢樂思（Stacey Bieler）

2008年6月于美國

1. 這是李鴻章在1862年所說的帶有幽默口吻的話。參看Samuel C.Chu和Kwang-Ching Liu所編著的《李鴻章和中國早期洋務運動》，1994年美國出版，第11頁。（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Armonk, NY: M.E.Sharpe, East Gate, 1994.）
2. 《巨大的鴻溝：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作者Francis Fukuyama，1999紐約出版，第14、264、268頁。（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Touchstone, 1999.）
3. 巨大的鴻溝：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作者Francis Fukuyama，1999紐約出版，第266-268、270頁。
4. 關于社會進步運動的背景，請參看Richard Hofstadter的著作《改革的時代：從布蘭到羅斯?！罚═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1955年紐約出版）和James T.Kloppenberg的《不確定的勝利：1870-1920年美國和歐洲思想中的社會民主和進步主義》（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1986年牛津大學出版）。
5. 《潔凈的浪潮》（The Cleansing Wave），作者Edwin Woodrull Tait；《拯救靈魂與身體》（Saving Souls and Bodies），作者William Kostlevy，2004年出版，第22-25，28-31頁。
6. 《1807-1840年在中國的英美宣教事業(y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作者Murray Rubenstein，1996年出版（Lanham, MD: Scarecrow），第359頁。
7. 《1880-1914年帝國范圍內(nèi)的英國新教宣教事業(yè)》（The Imperial Horizons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s, 1880-1914），編者Andrew Porter，2003年美國出版Grand Rapids, MI: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參看《前言》內(nèi)容。
8. 《中國和基督教院?！罚–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作者Jessie Gregory Lutz，1971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第5-6頁。
9. 《拯救靈魂與身體》，作者Kostlevy，第29頁。
10. Thomas H.Reilly 在他的論文《傳播社會福音：中華民國的基督徒和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Preaching the Social Gospel：Protestants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中，談到了1927年和1931年這兩次大會（提交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7年4月26-27召開的研討會：“東西方的交會——紀念羅伯特·馬禮遜牧師來華宣教200周年暨第五屆中國現(xiàn)代基督教會歷史研討會”）。
11. 《女性才能的搖籃：中西女塾——1892-1937年女孩們的家和學?！罚–radle of Female Talent: The 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 1892-1937），作者Heidi A.Ross，刊登于作者Daniel H.Bays的《十八世紀至今中國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美國斯坦福大學1996年出版，第211頁。
12. Francis Fukuyama：《巨大的鴻溝：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第255-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