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我出生于1949年9月22日，這意味著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

那么，1956年我七歲了，還沒上學。我因口吃，上學晚了一年。但也不算太晚，北方孩子八歲才上學的挺多。比之于北京和南方城市里的孩子，分明是晚了一年——1949年出生的他們，“文革”前大部分已在讀高一了；而我那一年初三畢業(yè)，后來被統(tǒng)稱為“老初三”。

“二戰(zhàn)”后的東三省，實際上經(jīng)歷了兩次“解放”。第一次是蘇聯(lián)紅軍出兵于中國東北，自黑龍江省入境，協(xié)助東北抗日聯(lián)軍擊潰了日本關東軍，使哈爾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控制的第一座大城市——那次“解放”，當年有另一種說法是“光復”，我父母那一代人都習慣于說“光復前”“光復后”。蘇聯(lián)紅軍回國后，哈爾濱市由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抗聯(lián)”部隊官兵掌控，治安極不穩(wěn)定。郊區(qū)每每有土匪作亂，市內國民黨的潛伏特務也不少——李兆麟將軍就是那時被他們殺害的。第二次是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那意味著東三省人民成了實至名歸的“新中國”的人民。

所以，對于東三省我父母那一代人來說，“光復后”是一回事，“解放后”又是一回事——“解放后”的東三省，比“光復后”的東三省太平多了。

那么，嚴格地說，我實際上是一個出生于“光復后”、新中國成立前幾天的人。

對于此點，我一向并無幸運之感。因為我并沒在從前的年代生活過一天，沒有比較，也就沒有切身體會。更坦率地說，我對剛一出生就“被解放”了，長期以來的真實想法是不以為然。

但此刻，我寫到這里時，不禁開始重新思考——我的出生年份對我來說到底是不是一種幸運？

我對這一問題給出了以前不曾有過的回答——是。

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我早出生十年，那么我的童年將在偽滿洲國時期度過。以我家的情況推斷，我是上不起學的?；蚋改妇鼓芎寥憧嗟毓┪疑狭藢W，被迫學日語，讀宣揚所謂“東亞共榮”的課本，經(jīng)常見到是本國人的老師在日本“學監(jiān)”面前唯唯諾諾，稍敢違逆便遭毆打，甚至逮捕——我會習慣嗎？

若新中國成立的年份后延十年，而我已是一個青年，眼見是軍人非軍人的日本人在自己國家的城市里橫行霸道、耀武揚威，欺凌自己的同胞如虐動物——我會反應漠然嗎？

以我父親傳給我的寧折不彎的性格，肯定不會那樣的。

若我竟反應激烈，那么我是否能活到新中國成立的年份，可能就兩說了。

即使我變成了一個善忍的、肯于屈辱茍活的青年，被奴化得一點兒血性都沒有了——見聞自己的抗日同胞一個個、一批批被殘忍折磨、殺害，我會無動于衷嗎？

如果我竟會那樣，我與行尸走肉又有何區(qū)別呢？

這么一想，我就憶起——我曾問過我的父親：“爸，當年你怕過日本人嗎？”

我的天性寧折不彎的父親回答：“怎么不怕呢？自從被日本憲兵抓走過一次，更怕了。連漢奸也怕日本人??！我親眼見過是挺大官的漢奸，在普通日本憲兵面前點頭哈腰、低三下四的樣子。”

我的父親因為看不下去日本憲兵毒打同胞的情形，仗著自己習過武，還會幾句日本話，上前勸阻了幾句，結果不但同樣遭到毒打，還被憲兵隊關押了數(shù)日。

回憶使我更加理解——為什么我的父親僅僅因為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便引以為終生之光榮。

在偽滿時期的哈爾濱，任何一個中國人，想一點兒亡國心理都沒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死心塌地賣身求榮的漢奸——而即使他們，內心深處也肯定有難言的恥辱。

現(xiàn)在的我，對于那個時期的中國，特別是對于那個時期的哈爾濱，通過讀書閱史，已經(jīng)有了較多的間接印象。盡管是間接的，但老一輩人的回憶，那些歷史性記錄的內容，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

由是，我想我應該由衷地、鄭重地寫出——我，一個出生于1949年9月的中國人，很慶幸自己的出生年份離新中國之成立僅差數(shù)日，而不是出生得很早。

之所以截取1956年作為一個年份節(jié)點，乃因這一年我雖未入學，但畢竟七歲了，記事了，有談點兒關于文化、文藝的粗淺印象的起碼資格了——那么，以下所談，依據(jù)的是個人記憶與間接了解的組合；而1956年以前的形態(tài)，則完全是憑間接了解的種種情況所作的推測，正如對1949年以前的文化、文藝形態(tài)所作的推測那樣。

我七歲時的哈爾濱，具體而言是我家所住的區(qū)域，在我的記憶中是常年平靜的，人們關系總體良好。

那一區(qū)域的街道多以“安”字打頭，如安國街、安心街、安和街、安廣街、安平街、安化街等——新中國成立后的新街名。

從以上街名可以看出、體現(xiàn)著人們希望國泰民安的文化心理。

那一區(qū)域在“光復”前是中等經(jīng)濟水平的“老俄國時期”的俄國人居住區(qū)，他們多因懼怕成為革命對象而逃亡到哈爾濱，獨門獨院的俄式宅院比比皆是。我七歲時，他們大部分已按中蘇協(xié)議被遣送回國了。那一區(qū)域主要是他們的居住區(qū)時，街名體現(xiàn)的是另一種文化，分別為普希金卡亞、托爾斯泰卡亞、契訶夫卡亞、屠格涅夫卡亞……“卡亞”是俄語街道的意思——流亡于鄰國異鄉(xiāng)，深情所系的卻是本國的作家、詩人，足見彼國中產(chǎn)階級人士之心性與他們的文學紐帶之間的關系有多么的親韌。或也可以說，是一種剪不斷的臍帶關系。并且，有一點更耐人尋味，即當初那些街道的俄國名，必是他們之間民主協(xié)商的結果；便又足見，那些“老俄國時期”的作家、詩人，在他們心目中的文化地位是多么的無可爭議，成為共識。而難以理解的是，有一條街的街名居然是萊蒙托夫卡亞——他可是既反農(nóng)奴制又反沙皇專制制度的；還有一條街是高爾基卡亞，高爾基呀！列寧的作家摯友呀！而他們卻是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的避難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們也將高爾基包容在自己的文化襟懷中了呢？這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蛟S，由于高爾基畢竟是一個骨子里的人道主義者？從那些特殊文化的俄國街名，似可作這樣一種較符合邏輯的推測——第一，他們是接受廢除農(nóng)奴制的主張的；第二，他們也能接受沙皇家族遜位的現(xiàn)實；第三，他們害怕列寧所領導的革命，如果曾有反對的言行，或是緣于革命到了自己頭上，或是覺得未免太冷酷和暴烈了?？偠灾?，有資料顯示，他們的成分，大抵由流亡的小地主、富農(nóng)、破落貴族和一些“日瓦戈醫(yī)生”那樣的人組成。

他們被遣送回國后，遺留下的宅院自然住進了中國人。當年那是由各級政府拍賣和分配的。有的院子非常大，最大的有半個足球場那么大，兩米高的木板障子占了小半條街，院內的俄式住房建得特別美觀。

我七歲那年，家住“安字片”安平街十三號院內。院子挺大，七八戶人家，房產(chǎn)是被當年有經(jīng)濟實力的中國人買下的，我家和另外幾戶人家是租戶。我家住最里邊一幢小房子，兩戶連體，各有各的門，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有門斗。半間做廚房，也搭木板床，正室二十平方米左右。木板地，門窗已嚴重下陷。我家的隔壁鄰居姓陳，我曾寫過一篇散文《長相憶》，便是為懷念陳大娘而作。

倘讀此書的人以為，當年哈爾濱市那個區(qū)域的中國人家住得都不錯，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絕大多數(shù)人家父母都曾是山東、河北、河南的農(nóng)民。我七歲時，我這一代哈爾濱人的父母還都是中年人；那時三十六七歲的人便是中年人了，都是買不起房子的人家，租住的也都是下沉嚴重的面積很小的房子。那樣的一些房子，曾是俄國房主的仆役們的住房。

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是被一位老中醫(yī)買下的。

另一條街上最大的院子是政府分給一位副區(qū)長的。

當年哈爾濱市的人口并不太多，我家所住的安平街，除了早上偶有小販賣包子饅頭的叫賣聲，白天不但靜悄悄的，而且經(jīng)常不見人影。這主要是因為院子都挺大，同院的孩子盡可以在院里玩。丈夫們一上班，女人們做完家務，互相串門也成了院內之事。這使不同院的孩子與孩子、大人與大人、孩子與大人若在街上遇見了，并且還認識的話，反應普遍很友好很親近，因為不常見。若以和諧言之，非誆語也。

文化與文藝，在以庶民百姓為主體的那一部分民間，在1956年前后，在哈爾濱那樣一座省會城市，曾經(jīng)給我留下的印象少之又少。

首先應指出，文化是客觀存在的——那些街名，不論是從前的俄文名，還是后來的中文名，不能不承認也是文化的體現(xiàn)。還有某些老店的店名，比如當年“安字片”家喻戶曉的“天合成”——一家面積不大的食雜店，其地道的中國名，當然也是文化的體現(xiàn)。還有小學、中學，更是文化的有形體現(xiàn)。文化還體現(xiàn)在大人們?yōu)槿颂幨赖脑瓌t、經(jīng)驗和態(tài)度中。

那么，文藝呢？

坦率地講，我覺得，幾乎是沒有的。我長到七歲時，除了話語，尚未聽到任何人唱過任何一首歌。沒見過唱片機、收音機；沒見過書和報；沒見過笛子、胡琴、口琴、手風琴一類樂器；不知世上有詩、小說、戲劇和電影。總而言之，不知何為“文藝”。

文藝對我的影響，首先是審美啟蒙。

我家一條褥子的褥面上，有幾尾栩栩如生的金魚；而一床被子的被面上，印有相伴而游的鴛鴦。我四五歲時，由母親口中知道了它們叫什么，知道了金魚是可以長期養(yǎng)在家里供人觀賞的，而一對鴛鴦活著時是不離不棄的。

后來院里有人家搬走了，母親將別人家不要的一張年畫撿回，修裱了一番，貼在我家墻上，于是我又知道了世上有喜鵲和梅花，喜鵲登枝既有報春之意，也有報喜之意。

當年的月餅是用紙包的，結繩一面的下邊，必外加一張畫紙，印有抱著白兔奔月的嫦娥，于是我知道了中國有一類故事叫“神話”。

比我年齡大幾歲的男孩子，當年玩一種游戲叫“扇啪唧”——一種印在紙板上的彩色的古代武將、俠士或綠林好漢的頭像，并注有名字；從紙板上剪下來就是圓形的了。玩時一方將有頭像的一面貼地放下，另一方以自己的一張用力“扇”于對方那張的近旁，若震動力或撞擊力能使對方那張由反扣而變?yōu)檎娉?，則對方那張歸自己了；若不能，自己那張就輸?shù)袅恕?/p>

母親被我央求煩了，給了哥哥一角錢，讓哥哥替我買回了一板，共二十個人物頭像。我沒往下剪，經(jīng)?？矗瑔柛绺?，于是記住了展昭、勝英、羅成、秦瓊、張飛、趙云、呂布、關羽等一些名字，也知道了世上除了學生課本，還有一類書叫“小說”，內容豐富極了。于是我想，等我是學生了，識字多了，一定要看許多那樣的小說。

我的眼睛在別處也經(jīng)常被“奇怪”的現(xiàn)象所吸引——有一次哥哥帶我到市里去，見一家曾經(jīng)的蘇聯(lián)藥店的玻璃上，用彩漆畫著一支高腳酒杯，兩條蛇身共同盤著杯，它們的頸左右挺直，頭低垂，都在看杯里的什么東西。

我問哥哥藥鋪的玻璃上畫那樣的圖畫是什么意思？

哥哥也答不上來。

年長我六歲的哥哥，對我的困惑幾乎有問必答，那次他被我問住了。

市里有家電影院叫“亞細亞電影院”，我問哥哥“亞細亞”是什么意思，他也答不上來。

我們路過一家樂器店，隔窗見到了各種各樣的中西樂器——于是我從哥哥口中知道，世上有種專由樂器發(fā)出的聲音叫“音樂”。

哥哥帶我進入了新華書店，我第一次看到了成排的非課本的書籍。哥哥說其中就有他說的小說，人如果一輩子不看幾部文學作品，活得太遺憾了。于是我又知道了，小說的別名是“文學作品”。

我們離開書店時都有些戀戀不舍；經(jīng)過樂器店時我沒那種感覺——因為我的耳朵還從沒聽過音樂。

此后，“市里”二字對我是一個具有很大誘惑性的概念了，我開始羨慕家在市里的孩子，不但因為他們的家住在外形都挺美觀的樓房里，更因為他們與許多有趣味的事物相近。

實際上，“安字片”離市里并不遠，也就三四站路而已。沒有任何規(guī)定限制“安字片”的大人或孩子到市里去，是“安字片”的大人特別安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有的大人幾年也不曾帶孩子到市里去一次，而我的母親一次也沒帶我去過。當年的母親們家務事多，幾乎都有操不完的心，沒那份閑情逸致?。∈欣锬切┟烙^的樓的內部，實際上也并非多么的令人羨慕。有的樓住進了過多的中國人家，原先的格局拆除了，隔離出了更多的小房間，亂得不成體統(tǒng)。沒廚房的人家在走廊砌灶開火，家家戶戶的破亂東西都往走廊堆放，誰家都想多占點兒公共空間。道外區(qū)的幾條街的老舊樓房里，人家多得像蜂巢。同樣沒有顯然的文化氣息，也同樣沒有任何良好的文藝形態(tài)。

推而廣之，全哈爾濱市，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文化氣息較濃、文藝形態(tài)經(jīng)?？梢姷牡胤剑鋵嵰簿偷览锖湍蠉弮蓚€市中心區(qū)的有數(shù)的幾條街而已——由劇場、影院、書店、博物館體現(xiàn)出來。在千分甚或幾千分之一的人家里，才有收音機、唱片機、書架或書櫥；更少的人家里才會有某種樂器，而主人可能是專業(yè)的或曾是專業(yè)的樂器演奏者。

再推而廣之，長春的情況、沈陽的情況亦基本如此。省會城市基本如此，遑論另外的城市和農(nóng)村了。

可以說，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東三省的文化氣息和文藝現(xiàn)象較別的省份要少得多。這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漫長的冬季和偽滿統(tǒng)治時期的后遺癥。

漫長的冬季使民間的民俗文化只能在春節(jié)和正月十五短短的幾天里釋放一下自娛自樂的能量；而在中原、南方省份，冬季并不寒冷徹骨，春天的跡象出現(xiàn)得早，所以各類民俗文化傳統(tǒng)借和平年代的吉祥，在民間恢復得特別迅速。

到東北“光復”為止，所謂的“滿洲國”存在的十幾年中，大本營雖在長春，但貽害禍及東三省。由于它的存在，日軍、偽軍、特務遍布東三省，迫害的主要對象除了“抗聯(lián)”人士便是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這使東三省人口比例中的知識分子越來越稀少，奴化宣傳也竭盡全力壓制中國本土文藝芽苗的生長，文化氣息的重新養(yǎng)成與文藝現(xiàn)象的重新活躍，尚需假以時日。

國民政府留下的是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百業(yè)俱廢，百業(yè)待興，國力薄弱，民生依然維艱，全中國的文化、文藝事業(yè)尚處于復蘇階段——“舊的”大抵被禁，“新的”尚在孵化，未成可觀氣候。

不但南北省份情況不同，大城市與大城市也有另當別論之點。

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文化氣息的端倪最先育現(xiàn)，新文藝形態(tài)與舊文藝種類已呈初步的競爭態(tài)勢。在以上大城市，幾乎所有的舞廳每日爆滿。舞曲聲經(jīng)常通宵達旦。高檔的舞廳里出現(xiàn)各級干部的身影已成司空見慣之事，在條件一般的舞廳里，大學生和中青年工人往往成為?？汀话攵嗟乃麄兊牧硪环N身份是學生干部、工人干部或負有“特殊任務”的人。

無產(chǎn)階級優(yōu)秀分子中的中青年代表人物，不論是干部、在校生，還是在各行各業(yè)受到栽培和重用者，似乎不約而同地愛好起同一種文娛活動來——交誼舞。從前，它曾被指斥為勾肩搭背、男女關系曖昧之極的資產(chǎn)階級生活內容之一。在有的大學、政府機關和文化單位，周末舞會幾成慣例，沒舉行反倒是怪事。甚至，工會、黨支部和團組織負責人，還要求領導干部帶頭參加。似乎，伴著優(yōu)美的舞曲，衣著精致的中青年男女面面相對、翩翩起舞，最能表達革命終于勝利了的喜悅。

在全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里，蔚然成風的交誼舞現(xiàn)象與后來成為全國城市一景的廣播體操現(xiàn)象可有一比。此種情況在東三省的大小城市亦如此，于是從南到北的城市里產(chǎn)生了些是“革命人”的舞皇、舞后和舞廳王子，受舞風“吹拂”，連工廠里也因地制宜，舉辦工人舞會，極受青年工人歡迎。相映成趣的是，在上海、南京、廣州等舞風長久的大城市，往昔名噪一時的舞場佼佼者，尤其既是名媛、交際花又是舞后的“舊女性”，皆在工廠或農(nóng)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使之成為熱愛工農(nóng)業(yè)勞動和工農(nóng)大眾的“新人”。這似乎體現(xiàn)著一種自豪感頗強的邏輯——現(xiàn)在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了，舞臺、舞廳是我們的了，我們不跳誰跳？我們不占領誰占領？讓資產(chǎn)階級的男女該干嗎干嗎去吧！并且，在“革命人”看來，往昔那些舞廳?？?、紅人，確有應被改造為“新人”的必要，那也是挽救他們，為他們好。一年多以后，中央有關部門下達“紅頭文件”，對“舞風”進行了嚴格限制，黨團干部出現(xiàn)在非工會組織的舞廳，被視為違紀了。

然而若以為在七年中只有跳交誼舞是文藝現(xiàn)象，則又大錯特錯了。歸納起來，七年中有以下重大運動，直接或間接地體現(xiàn)了文化的性質或文藝的色彩。

“掃盲”運動

我這一代底層人家兒女的父母大抵是文盲。1952年城市開展“掃盲”運動，家庭婦女也是重點掃盲對象。我的母親便有識字課本了，此前我已見到過我哥哥的課本，知道自己以后也必會有，并不好奇。

母親的識字課本中的一篇課文，我至今仍記得幾句，因為聽母親在家背過，是：

人有兩件寶，

雙手和大腦。

雙手會做工，

大腦會思考。

我覺得，那真是一篇編得很有水平的識字課文。

盡管“掃盲”運動涉及千家萬戶，畢竟是文化現(xiàn)象，而非文藝現(xiàn)象。

我們的成為了城市人的父輩，所過的城市生活實際上仍類似農(nóng)民生活——日出而作（去上班）、日落而息（下班回家）——歇會兒，洗洗手，吃飯；吃完飯，再歇會兒，發(fā)一陣子呆；衛(wèi)生習慣好的，洗洗腳，吸支煙，上炕睡了；沒養(yǎng)成良好衛(wèi)生習慣的，幾天才洗一次腳。水是從水站挑回家的，盛在大缸里，如果全家人口多，睡前都洗腳，太費水了；若冬天，還要將水燒熱，便也費煤。所以城市里的底層人家，是沒有睡前洗臉、刷牙、洗腳的良習的?，F(xiàn)在回想起來，從前中國百姓所過的日子，真是簡單。

我們這樣一些兒女的父母，大多數(shù)對文化沒有自覺渴望，對文藝無起碼需求。就連“掃盲”這件事，有人也是能躲便躲，并不認為多么有益于己。多數(shù)父親并不支持母親上“掃盲”夜校，因為晚上六點正是他們下班回到家里的時間，都挺累了，希望享受享受妻子周到的服侍。他們的思想工作由單位來做，而母親們的動員工作由專門的說服人員來做——某些從各級政府部門抽調出來的機關女性。街道干部完成不好那一說服工作，動員家務纏身的家庭婦女上“掃盲”夜校委實不易，多數(shù)家庭婦女并不認為文盲竟會影響她們成為賢妻良母。

于是我在自己和鄰居家里見到了當年的機關女性，亦即知識女性。她們都是中青年的很有氣質的女性，顯然人人都是經(jīng)過挑選的。與我母親和我所常見的母親們相比，她們仿佛是來自另一個中國的女性，此前我從未見過那種氣質的女性。故青年以后的我常這樣想，所謂“氣質”，肯定是與知識的有無連在一起的。不論男女，一個人若是文盲，樣貌再怎么出眾，大抵也是沒有氣質可言的。

那些知識女性都很可親。分明的，她們有著這么一種意識——在“掃盲”之事上，自己是代表政府深入民間的。到我家的那位當年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三十四五歲，比我母親年齡小，張口閉口叫我母親“大姐”。我母親一說離不開家的難處，她就理解地笑笑，笑罷又耐心地說：“不強迫你，大姐，哪怕你能去幾次，學會了寫自己的姓名我也高興啊，識字對咱們婦女真的益處很大?！?/p>

我母親夸她有耐心。

她笑道：“政府為人民著想，我們是受政府委托的人，沒耐心還行？”

因父親當時在外地工作，我家不存在丈夫支持不支持的問題。但七歲的我已有了兩個弟弟，這是母親的難處。已上初一的哥哥卻很支持母親去上夜校，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支持了。

于是，每天晚上八點多，我到街口去迎母親。那些個三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家庭婦女“放學”了，腋下夾著頭巾或方布包的書本課本，說說笑笑地往家走，遂成城市夜晚的一道風景。

我母親在“掃盲”運動中，曾達到過能寫一封內容簡單的信的識字程度。后來生活維艱，認得的字又都忘了。但對于她自己的姓名，卻始終認得會寫。并且，當年上夜校的記憶，是她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時光。

我父親不但在“掃盲”運動中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且從此養(yǎng)成了在小本上記下自認為重要的事情的習慣。在他的遺物中，寫滿字的小本子有三四本。

“掃盲”使當年中國的從城鎮(zhèn)到農(nóng)村的一批男女青年受益最大。他們中不少人，后來直接上了中學、高中或技校，實現(xiàn)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夙愿。

“掃盲”運動是早期全國政協(xié)一致通過的一項提案。委員中有人便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致力于“教育救國”的民間教育家，是黃炎培、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同志”。在艱苦的抗戰(zhàn)時期，教室自然不能成為軍事堡壘，黑板粉筆也不能變成武器，“救國”實則是愛國表現(xiàn)。而在和平年代，“教育強國”遂成共識，“掃盲”運動不無“一個都不能少”的色彩，也可視為從張瀾、蔡元培、胡適到黃炎培、陶行知、晏陽初等致力于通過教育“強國改種”的初心的延續(xù)。

縱觀人類歷史，面向民間的“掃盲”現(xiàn)象，多由宗教組織、人士來實踐，其心志再虔誠，也只不過能使一村、一部落、一地區(qū)的人受益。全國性的“掃盲”運動，唯中國發(fā)生過，言“史無前例”亦不過分。并且，只收獲了益處，絲毫也沒有受影響的代價。今日之我，當然便以“溫情脈脈”之目光回顧之！

保護婦女運動

我并不能斷定此現(xiàn)象是否夠得上是一次全國運動；也不能斷定是否與當年對憲法、婚姻法的修改和補充有關。

我只記得，似乎是與“掃盲”運動同時發(fā)生的一件事，起碼在哈爾濱市如此發(fā)生過——同樣是一些婦女干部，在女警員的陪同之下，逐街逐院逐門逐戶地對女性人口進行詳細登記。若誰家有年齡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外地親戚，如男戶主或女戶主的侄女、外甥女、干女兒，被盤問得格外認真。

據(jù)大人們講，為的是防止對女性的拐賣行徑。

這乃因為，當年落戶于哈爾濱的來自各省農(nóng)村的“光棍”男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等掙夠了錢，頭等大事是回老家?guī)Щ貍€媳婦?！笔堑模麄兂Ｕf的是“帶回個”，而非“娶回個”——小時候的我，親耳聽大人們這么議論過?！皫Щ貍€”也罷，“娶回個”也罷，總之是要花錢的。一花錢，就有買賣的意味了。何況，在農(nóng)村，即使明媒正娶，女方家也是索要彩禮錢的，這就使“帶回個”是否合法，是否具有買賣婦女的性質，成了莫衷一是的事。買賣婦女的現(xiàn)象是確實存在的，導致婦女甚至未成年女子自殺自殘的事件時有發(fā)生。這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于是進行排查，以防止同類事件屢發(fā)。當然的，這體現(xiàn)著對婦女權利和命運的關注。

愛國衛(wèi)生運動

這也是產(chǎn)生于政務院委員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視，并且不存在任何操作難點，于是推進為全國性運動；內含不隨地吐痰、不隨地大小便兩條。主要指公共環(huán)境衛(wèi)生，以城市為主，包括農(nóng)村，也是為了防止因公共環(huán)境臟亂差而引起的傳染性疾病，如瘧疾、痢疾、霍亂、肝炎等病的蔓延。小學、中學的衛(wèi)生員學生開始每天檢查同學是否帶手絹了，提高了手絹的銷量。有關部門組成了衛(wèi)生隊，突擊修建公廁，治理污水久積的排水溝，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與配合，大家踴躍參加義務勞動。某些小學校甚至要求學生上學隨身要帶蒼蠅拍，以便及時消滅路上所見的蒼蠅。后來有衛(wèi)生專家指出，拍死過蒼蠅的蒼蠅拍必定沾菌，小學生隨身帶蒼蠅拍極易受到傳染，于是終止。此亦足見，愿望良好的事，落實過程只要有人推進得極端了，是多么的事與愿違，會走向反面。而一旦走向反面，卻又無人提出異議，危害難以避免。

何謂“左”？“左”就是思維方法上自以為是且做法上以極端為積極，唯恐執(zhí)行不給力。

而民主是使極端的危害及時受到阻止的良方。

新中國成立以后某個時期“左”的盛行，正是當時民主式微的過程——“左”是被這種情況“慣”到理所當然的地步的。

愛國生產(chǎn)運動

此運動與“抗美援朝”有關，志愿軍只能從國內補充大量軍需——武器裝備、醫(yī)藥品、軍服被褥、鞋帽、戰(zhàn)地食物等，于是國內掀起了生產(chǎn)高潮。為趕生產(chǎn)任務，加班加點在許多工廠成為自愿之事。工人們往往通宵達旦地加班，困極了就在車間里找個角落瞇一會兒。這起初并不是號召現(xiàn)象，是自發(fā)現(xiàn)象，也僅是某些工廠中的現(xiàn)象。后來宣傳介入，因勢利導，遂影響至各行各業(yè)。蘇聯(lián)曾有“星期六義務勞動”現(xiàn)象，“愛國生產(chǎn)運動”是向“老大哥”學來的。

除了“掃盲”運動，后三項運動，似乎與文藝特別是文化沒什么關系。實則不然，報紙和電臺緊密配合，宣傳十分活躍。說唱、相聲、街頭小品演出、快板、快書等文藝形式，經(jīng)常在各種地方和場合出現(xiàn)在市民面前——時間都不長，最長一小時內結束，旋即轉移向下一個地方和場合。

充分發(fā)揮文藝宣傳功能這一傳統(tǒng)，在1949年以后，不是弱化了，而是進一步加強了，日趨常態(tài)化。并且，及時為政治服務的宗旨，不惟是政治本身的需要和要求，似乎也更是多數(shù)文藝工作者的本能和自覺。

文藝蓄勢待發(fā)

前邊寫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時，以“復蘇狀態(tài)”加以描述；實際上“復蘇狀態(tài)”四字不足以概括文藝蓄勢待發(fā)的表現(xiàn)。在“抗美援朝”成為幾十萬大軍參戰(zhàn)的事實后，文藝相配合的能動性，完全可與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期相提并論。至此戰(zhàn)結束的四年里，有大量的詩歌、歌曲、小說、快板、評書、報告文學、宣傳畫、漫畫、版畫、油畫、新聞報道、街頭劇、正規(guī)戲劇產(chǎn)生出來，藝術水平遠遠超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總況，幾乎可以說體現(xiàn)于一切藝術門類中。某些作品，后來成為反映這一特殊題材的經(jīng)典。文藝的能動性，不僅表現(xiàn)于積極的創(chuàng)作方面，也表現(xiàn)于文藝家有一分熱，巴不得發(fā)十分光的奉獻精神。如有的藝術家靠捐演出門票收入，或靠義賣書畫作品，間接向志愿軍捐飛機、被服、醫(yī)療設備和藥品。更有不少藝術家，隨團至朝鮮戰(zhàn)場，為志愿軍官兵進行慰問演出。還有的藝術家，因而獻出了生命。這帶動了更多的文藝工作者積極去到礦山、鋼鐵廠、軍工廠進行義務演出。

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nóng)兵服務。

以上新中國成立后確定的文藝方向，在“抗美援朝”時期，可以說成為了多數(shù)文藝家情愿接受的理念，無須督導的行動——而原動力，是高漲的愛國熱忱和激情。

“新中國”既然顯出了新面貌，愛國主義遂成普遍中國人之中國心的本色。

尚處于建廠過程的新中國的電影廠，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創(chuàng)作。

1949年至1956年——無論那時的國家領導人的初心，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初心，在建設一個好國家方面，確可用同心同德、同舟共濟、休戚與共等詞匯形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