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畫論研究初稿成

1941年，歷經(jīng)三年的潛心讀書、治學，王世襄終于完成了《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代部分的撰寫，同時順利完成答辯，取得了燕京大學文學碩士的學位。由于這樣一個艱深的研究過程，以往人們對王世襄玩物喪志的形象，也在老師與同學的心目中有所改觀，同時，人們對他所具備的學問潛質，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當時的哈佛燕京學社，正待選派一個研究生去美國哈佛深造。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于1928年春，是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聯(lián)合成立的教育機構。作為美國鋁業(yè)大王的赫爾(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有一筆巨額遺產(chǎn)，用以作為教育基金，其目的是合作研究中國文化和培養(yǎng)漢學人才，自成立以來，已經(jīng)陸續(xù)互派了多批中美學者進行交流學習。當時，有人提議燕京還沒有研究美術史的，可考慮送王世襄去哈佛攻讀美術史博士。會議討論時，主持會議的洪煨蓮先生立即發(fā)言，他認為：“王世襄資質不差，今后如專心治學，可以出成果。但他太貪玩，今后如何，是個未知數(shù)。派送哈佛的名額有限，決不能把有限的名額押在未知數(shù)上?！焙殪猩徥侵袊臍v史學家和教育家，他的意見，有理有據(jù)，一錘定音，眾人稱是。幾天后，洪先生在校園偶遇王世襄，特意告訴他開會的經(jīng)過及自己對他的反對意見，王世襄聽后心悅誠服，認為洪老師的決定非常正確，事后還特意稟告了父親，而父親聽聞此事后，也極其贊服洪先生的看法，他還對兒子冷靜地說：“如果我是洪先生的話，也會這樣做的。”我們從這件事可以看到，王氏家族的門風是絕不以一己之利為利的，同時也可一窺當年社會之風氣，是多么公正與正派。時隔了七年后的1948年，王世襄有了去美國考察和學術交流的機會，當時曾去拜訪洪老師，師生情誼甚為融洽。爾后，相隔了整整三十載，直到1980年，國內(nèi)“十年浩劫”結束，王世襄又有機會去美國，再次拜望洪老師，當時世襄還只有薄薄的一本油印的《髹飾錄解說》可呈送當年的老師，但就是這么一本小小書，在美國的洪老師，看了非常歡喜，還很開心地回憶和聊起往事，他向陪同王世襄前往的費正清夫人費慰梅說起當年反對王世襄去哈佛的事，還打趣地和大家說：“我沒有說錯，他不再貪玩，還是可以寫出書來?！?/p>

王世襄在研究生畢業(yè)后，下定決心要將《中國畫論研究》補寫完整，父親王繼曾也屢屢告訴他，做事要有始有終，支持他將《畫論》撰寫完畢。于是，王世襄又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全心在家繼續(xù)《畫論》的撰寫。當時，因燕大在太平洋戰(zhàn)爭后被日軍所封閉而無法去圖書館查找資料，幸好世襄還有家藏的豐富圖書可供查閱。就這樣，1943年春天，王世襄終于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述。這部《畫論》跨越先秦、兩漢、南北朝、宋、元、明、清上下五千年，洋洋灑灑，共計七十萬言。此著作撰寫完畢后，他又與周士莊及另一名社會青年，特用毛筆謄清抄寫，并線裝成冊。盡管這部《畫論》的寫成歷時五載、傾其全力，但王世襄仍覺得他這部學術處女作，尚有不足之處；比如全書“論說羅列多于分析研究，未能揭示各時期理論作法之發(fā)展，與畫家畫跡相印證”，他始終認為，只有再用兩三年時間作較大的修改，方能有所提高。于此，他將這部《畫論》標為未定稿。當時，由于王世襄正準備南下求職謀生，沒時間再對書稿進行修改，于是便將手稿隨身攜帶，又特意將書稿曬藍復制一份留在家中。

王世襄攜帶著這部書稿，急急離京南下，雖有時也披閱一番，有時也想能抽空作些修潤，這份書稿，凝結著王世襄對先逝的母親的思念和感激，同時也代表著他三年日夜苦讀的成果；然而，卻因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得以出版問世。直至時隔了近六十年后的2002年，才得以付梓，塵封了將近一個甲子，真多靠了他老而彌堅，長壽體康，才在有生之年能見到這部70萬字作品終與讀者相見。

說起這部書的問世，也有些軼事可談。1943年王世襄完成書稿之際，正值國難當頭難覓出版問世的機會，而到了1955年，王世襄將此書稿交給人民美術出版社，當時出版社也同意出版，但王世襄經(jīng)再三考慮，還是覺得不如待好好修改后再行問世，至為妥當，于是他與出版社商量后主動要求撤稿。然而，他沒有想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國內(nèi)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形勢的不斷變化，到十年“文革”時，這樣的封、資、修的東西，連批判都來不及，遑論出版！到“文革”結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王世襄一心要將瀕臨滅絕的種種傳統(tǒng)文化能讓世人所知，所以伏案全心著書立說，《畫論》始終束之高閣，直至王世襄想起修改《畫論》時，卻已經(jīng)年老力衰，真是力不從心，而只能作罷。爾后，終由廣西師大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版了手寫影印本。這本《畫論》一波三折的歷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幾代學人之命運。他們往往才華橫溢、博聞強識、中西匯通，但沒法靜心專注于自身的學問鉆研，太多的光陰和精力被白白浪費于戰(zhàn)事和運動之中，不禁讓人感嘆他們的生不逢時和顛沛坎坷的人生命運。王世襄自然也是中國幾代學人中的一分子，且可算是一個典型，當然也可說是個“奇人”呢。

結束了《畫論》的撰寫，王世襄已29歲了，其父王繼曾對他說：“你已經(jīng)到了自謀生活的年齡。北平淪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了?！庇谑?，王世襄決心走出去闖一闖，靠自己所學謀生。但當時的北平已淪為日軍占領區(qū)，如果要在北平謀職的話無疑是在為日偽工作，他思考再三，決定離開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因當時北平著名的學府和研究機構均轉遷至大后方，對于長期生活在北京的王世襄，那里有濃厚的學人集聚和豐富的人文氛圍，那里可以開始一種新的事業(yè)和新的生活。當然，此去將有什么樣生活和前程在等待著他，也確是難乎預料，抗日的號角還在耳邊震響，戰(zhàn)爭的火焰尚在神州大地上熊熊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