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跡篇

三個生辰日期？

1892年11月16日，這是一直沿用的郭沫若生辰日期。郭沫若在自傳中兩次寫到這個日期。較早的一次是在《我的幼年》中，后一次是在《五十年簡譜》里。

《我的幼年》作于1928年，1929年4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編就于1941年9月25日的《五十年簡譜》^[1]，使用的當然是比文學性傳記更嚴謹?shù)挠浭鑫淖?，其第一段譜文寫道：“民紀前二十年（光緒十八年壬辰、西紀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陰歷九月二十七日）午時生于四川省樂山縣觀峨鄉(xiāng)沙灣鎮(zhèn)?！?/p>

在郭沫若去世以后，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所有他的傳記、年譜，都按照這個日期記述他的生辰。2001年3月，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武繼平著的《郭沫若留日十年》一書披露了一項史料：郭開貞在進入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時于1918年8月1日親筆書寫的入學志愿書與履歷書。兩份文書上均寫著“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書中附有兩份文書的照片）該書認為：“這個郭沫若的出生年月日作為我們最新掌握的寫作時間最早的第一手資料，其可靠性毋庸置疑?！?/p>

這兩份文書，讓我想到了手頭保存的一份郭沫若在九州帝國大學學籍簿上登記冊頁的復印件，其中郭開貞一欄也寫著“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生”。這一份資料在我手中已經保存了十余年，此前之所以沒有把郭沫若的生辰日期作為一個可能需要考訂的問題提出，是因為考慮到學籍簿為學校登記的文字檔案，并非本人所寫，所以不排除登記過程中抄錄者出現(xiàn)差錯的可能。而根據(jù)《郭沫若留日十年》所披露的史料，九州帝國大學學籍簿所記載的內容，顯然系按照郭沫若自己在入學志愿書與履歷書上所寫的出生日期登錄的。那么，這就確實存在需要對郭沫若生辰日期進行考訂的問題，至少要對這兩個不同日期的說法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依常理，以郭沫若“寫作時間最早的第一手資料”作為判定其“可靠性”或者說準確性的標準，也即是說，以“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92年11月18日）作為郭沫若的生辰日期，當然是最合適的考慮。但是具體到這個涉及兩種紀年的日期，是不是就能夠以其斷定為不二的史實呢？我以為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還需要考慮一些相關的歷史和社會的因素。

九州帝國大學學籍簿

其實，郭沫若的生日，他自己還親手寫下過另外一個日期，這是迄今尚不為人知的。

一位日本學者小峰王親，在1962年曾編撰了一部《郭沫若年譜》，該年譜作為日本《法政大學教養(yǎng)部研究報告》第七號于1963年6月刊印。小峰王親于6月底將此年譜寄給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小峰王親的來信后校閱了該年譜，并在寄來的原文上做了修改和校正，然后于同年8月中旬寄還小峰王親。寄還年譜和復信小峰王親一事，是由中國科學院對外聯(lián)絡局代辦的，該局（以局長的名義）在給小峰王親的信中寫有這樣一句話：“現(xiàn)將郭院長親自校正過的郭沫若年譜一書寄還，請查收?！?sup>[2]

郭沫若所做的修改既有文字的增刪改動，也有內容的增刪改動，總計七十余處。小峰王親所撰年譜的第一條譜文為郭沫若的生日、家世等內容，譜文是這樣寫的：“（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四川省西南部……”郭沫若在原件上對時間做了校正，改為：“十一月十七日（陰歷九月二十一日）?！逼渲小熬旁露蝗铡睅鬃秩砸涝淖治醋龈膭印Ｐ》逋跤H原撰譜文時間的月份肯定有誤，他未搞清郭沫若出生月份的九月是按夏歷紀年所記，那“二十一日”的說法又從何而來呢？這個疑問我們暫且放下，郭沫若親自校正的文字（按中國科學院外聯(lián)局給小峰王親復信所言，從筆跡上判定亦應為郭沫若親筆所寫）就成了他自己親手寫下的又一個生辰日期。

郭沫若在小峰王親作年譜上校改的文字

郭沫若改定的文字自然就引出一個新的問題：“十一月十七日”這個日期從何而來？是否為筆誤呢？如果郭沫若就認定自己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七日”，抑或為筆誤，那郭沫若為什么又沒有將改注在括號內的陰歷月日之“九月二十一日”的文字（即該年譜的原文）予以改正呢？無論是公歷的11月16日還是17日，都不是陰歷的“九月二十一日”。

如果僅就郭沫若對小峰王親所撰年譜這一條譜文修改的文字進行考證，可能會得到某個結論，譬如出于一個簡單的筆誤，或是一個記憶上的錯誤，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根本說不清的原因。但這實際上沒有意義，我在這里舉出這一條史料，是想將其與上述兩則記錄郭沫若生辰日期的史料聯(lián)系在一起呈現(xiàn)一個事實：郭沫若對于自己的生日親筆寫下過三個日期，（1892年）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18日。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恐怕我們很難簡單地以哪一個日期是郭沫若最早寫下的，就判定其為史實，尤其是后兩個日期的記錄，一個是在郭沫若親自編訂自己的年譜時寫下的，一個是他在校閱他人為其所做年譜時寫下的，它們都不是出現(xiàn)在撰寫一般性的回憶文字的過程中，編訂、校閱自己的年譜，理應對這樣的日期格外仔細才是。

所以，實際上我們面對的這一事實只能這樣去解釋：郭沫若對于自己的生辰日期并沒有準確的記憶。

關于這一點，郭沫若早在第一部自傳《我的幼年》中就提到了，只是因為該書后來在版本衍變中文字的易動，使得人們（包括研究者）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情況?！段业挠啄辍吩跀⑹鰝髦鞒錾闆r時是這樣寫的：“就在那樣土匪的巢穴里面，1892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薄拔沂巧陉帤v九月尾上的，日期是二十一還是二十七，我現(xiàn)在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是午時生的?！毙》逋跤H所撰年譜中“九月二十一”的出處顯然是在這里了。對于“二十一”和“二十七”兩個日期應取哪一個，郭沫若表達的意思很清楚：“現(xiàn)在不記得了?！钡》逋跤H自作主張選擇了“二十一”日，而郭沫若后來在《五十年簡譜》中則用了“二十七”日，但他們都沒有予以說明。

《我的幼年》在以《我的童年》為題收入《少年時代》^[3]時，文字一應如前。1958年，郭沫若在編訂《沫若文集》第6卷時，對《我的童年》的文字做了修訂，將原記述出生一段文字改作：“我是生在陰歷九月的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時生的?！?sup>[4]從那時起，人們關于郭沫若生辰日期所獲得的信息，實際上就出自這刪削過的文字。

郭沫若沒有改動小峰王親所撰年譜中“九月二十一”一處文字，其實還是說明他對自己出生的準確日期沒有清晰的記憶。當年會導致這種狀況出現(xiàn)的原因，一個最大的可能性應該是與郭沫若東渡日本前后生活在使用不同紀年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

在沒有出川之前，關于生辰日期，無論家人還是郭沫若自己，應該都只是依據(jù)陰歷時間。到日本以后，日本社會早已經改用公歷紀年，郭沫若也需要適應這一環(huán)境的變化。如果只是單純改依公歷紀年，那么在將陰歷的出生年月日換算為陽歷日期之后使用，自然就不會出現(xiàn)錯誤了。但實際情況恐怕是，在涉及生辰日期的時候，郭沫若需要兩種紀年方式并用（對家人仍講陰歷）。時間一長，既有可能把陽歷的時間搞錯了，也有可能反過來模糊了陰歷日期的記憶。事實上，郭沫若在留學時期所寫的家書中就時不時有陰陽歷日期并用的情形，而且不止一次出了差錯，譬如，他在1915年10月21日、1916年2月19日所寫的兩封家書，均于公歷日期下并署有舊歷日期，但舊歷日期都有誤。像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于郭沫若那一時代的人們中間并非鮮見。

如此看來，若沒有原始的關于郭沫若生辰日期的文字記錄（至少到目前仍未發(fā)現(xiàn)），我們只能在上述三個日期中做一選擇，而確定的標準，并不能依據(jù)對于其所謂準確性的判斷，因為實際上我們還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這三個日期也并非最準確的日期。所以采用一直沿用的日期，即1892年11月16日最為恰當。當然，在編訂郭沫若的年譜中，對另外兩個不同日期均應存錄并予說明。

[1] 《五十年簡譜》刊載于《中蘇文化》半月刊1941年11月第9卷第2、3期合刊。

[2] 信文及以下郭沫若所作校改的文字，均依據(jù)原件復印件。小峰王親后來并未將郭沫若校改過的譜文另行刊出，或是對原作譜文予以更正。

[3] 《少年時代》（沫若自傳·第一卷），上海海燕書店，1947年4月初版。

[4] 《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