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第一章 勾吳與壽夢

一 早期吳國

季札所在的吳國，最初始于太伯奔吳。據(jù)《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子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边@與《左傳》《國語》《吳越春秋》《韓詩外傳》的相關(guān)記載基本吻合。可見，古公亶父有三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歷。太伯所奔的所謂“荊蠻”，似先是指楚地古族名，朱熹注《詩經(jīng)·采芑》云：“蠻荊，荊州之蠻也?！薄稌び碡暋份d：“荊及衡陽惟荊州?！笨梢?，荊州在今兩湖地區(qū)，主要是春秋時楚國的活動地區(qū)。比較而言，將“荊”“蠻”分述似更為合理。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卦诔街??！睂τ凇扒G蠻”，亦即太伯、仲雍奔吳最早到達的地點，學(xué)界眾說不一。有學(xué)者認為是江蘇寧、鎮(zhèn)一帶，還有認為是陜縣，也有認為是在江西樟樹吳城。當(dāng)然，更多的人認為是在太湖流域，對此，歷代文獻的載錄多有可征，如東漢范曄《吳越春秋》記載太伯卒后，“葬于梅里平墟”。三國王象等編《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唐人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注“吳太伯”云：“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據(jù)這些文獻記載，太伯、仲雍所到的荊蠻是指太湖流域。

荊、蠻作為特定的地域與部族，最初并無尊卑的色彩。如楚武王在征伐隨國時，曾自謂：“我蠻夷也?！钡虺朔侵茏?，且長期與諸夏相抗，因此，諸夏在判分夷夏時，有時則含有貶義。如《詩經(jīng)·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仇”等。當(dāng)然，《史記》記太伯初立勾吳時則并無貶義，僅指其地域而已。

“勾吳”名稱從何而來？趙曄《吳越春秋》記載：“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睍r有吳人問：“何像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dāng)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其意是說，太伯無嗣，當(dāng)有封地的應(yīng)該是弟弟吳仲。據(jù)《逸周書·世俘解》記載，當(dāng)武王克商之后，祭祀祖先時，其次第是：“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逼渲械摹坝莨奔词侵儆?，又稱虞仲。而金文“虞”常作“吳”。可見，稱“吳”乃緣起于“仲雍”?！肮础保瑩?jù)顏師古《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注曰：

“句，音鉤，夷俗語之發(fā)聲也，亦猶越為于越也?！鳖亷煿诺慕忉屖艿搅耸芳业钠毡檎J同。

無論對荊蠻與勾吳的認識有何不同，太伯、仲雍都是姬姓，亦即吳之貴族為周裔乃不爭的事實。據(jù)《吳越春秋》記載，兩人“知古公欲以國及昌”，而在古公生病期間，托名采藥于衡山，來到荊蠻。對于古公去世前后的情形，《韓詩外傳》有這樣詳細的記載：

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后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贝笸蹀?，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梢粤⒓尽！奔舅炝⒍B(yǎng)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這樣，太伯、仲雍、季歷在王位繼承問題上，便帶有濃厚的溫情與道義色彩。對于為何太王意欲傳位季歷然后及于姬昌，《左傳·僖公五年》宮子奇有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睂τ凇安粡摹钡暮x，《史記·晉世家》以及顧炎武等都是指太伯“亡去”為“不從”。但朱熹認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于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碑?dāng)然，這一觀點受到學(xué)者們的普遍質(zhì)疑。如程樹德云：“《左傳》所云泰伯不從，史公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后儒遂傅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此是宋儒師心自用之失，不能曲為諱也?！蓖瑯?，對于古公亶父是否因姬昌而意欲傳位給季歷，也有學(xué)者提出質(zhì)疑。如清代學(xué)者崔述云：“季歷于（遷岐）后四十四年始生，文王于后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yù)知其有圣孫，而大伯又將讓之于誰乎？”所論甚確。

對于太伯奔吳的原因，也有學(xué)者認為是受太王的委派，到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聯(lián)絡(luò)虎方，以共圖滅商大業(yè)。我們認為，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據(jù)《史記·周本紀》記載：“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辈浑y看出，季歷與太伯、虞仲并非一母所生。季歷的生母為太姜，而太伯、虞仲顯然非太姜所生。太王與姜姓聯(lián)姻具有特殊的意義。孟子云：“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笨梢?，當(dāng)時的狄（鬼方）對于周人的侵擾已非常嚴重?！拔籼蹙舆摚胰饲种?，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痹诘胰说那至柚?，太王被迫率部落遷至岐山之下的周原。據(jù)載“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梢姡跛w乃一肥美之地。因此，必當(dāng)已有氏族部落在此生息。據(jù)《水經(jīng)·渭水注》載，源于岐山的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因此，周原所在，當(dāng)是姜姓氏族部落的所在地。當(dāng)“狄人侵之”不得已“去之岐山之下”時，姜氏容留太王率領(lǐng)的部落居于此，堪稱宏恩。果若如此，太王傳位于季歷，很有可能與姜氏部落在太王及姬氏部落在危難之時慨然相助有關(guān)。相反，太伯、虞仲的生母諸史無載。盡管太伯、仲雍奔吳的原因尚難定論，但根據(jù)諸多史料綜合分析，當(dāng)是以太伯、仲雍識時順勢，避免了喋血宮門的爭斗，遠走以遂“圣瑞”最為合理?？梢?，因勢因賢而讓國，使嗣位晏然，以免蕭墻之禍，是吳國始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

由于吳地距離周原十分遙遠，隨太伯、仲雍至勾吳的姬姓人數(shù)畢竟有限，太伯、仲雍是以認同吳地土著文化始能立本肇基并得以發(fā)展的?！秴窃酱呵铩份d其“之荊蠻，斷發(fā)文身，為夷狄之服”。因此，“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同時，太伯、仲雍著荊夷之服，斷發(fā)文身，也顯示了不祧古公王位的決心，亦即《吳越春秋》所謂“示不可用”。

吳地土地肥沃，氣候溫潤，自然條件優(yōu)越，因此，勾吳肇基之后，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努力，已是“民人殷富”。當(dāng)時正處于殷周鼎革之際，中原戰(zhàn)事頻仍，為了防御戰(zhàn)火南延，太伯帶領(lǐng)民眾筑城，城分內(nèi)城與外郭，據(jù)《吳越春秋》記載，內(nèi)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梅里（今江蘇無錫梅村鎮(zhèn)）建立了吳國的都城，從而奠定了吳國的基業(yè)。

太伯去世后，葬于梅里平墟（今無錫市鴻山鎮(zhèn)），因為太伯無子嗣，其弟仲雍繼位。仲雍亦名吳仲。仲雍之時，進一步強化了姬氏與吳地土著文化的融合。當(dāng)傳至曾孫周章之時，周武王已克殷，天下甫定，于是遣使尋找太伯、仲雍后裔，找到了吳國國君周章，遂“追封太伯于吳”。對于所封的爵位為何？裴骃《史記集解》引韋昭曰：“后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從“追封為吳伯”，可知“伯”亦為爵位。對此，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亦載：“范寧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Q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笨梢姡髦艹跄?，周武王封仲雍的后裔周章冊封的當(dāng)是伯爵。從太伯奔吳讓國，以及武王克殷后尋訪太伯馀裔的誠意來看，封其為伯應(yīng)在情理之中。

但《春秋經(jīng)》中對吳國國君爵位的記載則多為“子”，如《春秋經(jīng)·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薄洞呵锝?jīng)·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諸樊）伐楚，門于巢，卒?！薄洞呵锝?jīng)·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馀祭?！辈浑y看出，自從《春秋》記吳王壽夢時，即以“吳子”稱之，亦即魯國史官視吳君為子爵。但《國語》中有這樣的記載，晉、吳黃池之會時，晉定公使董褐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秉S池之會是在前482年，在《春秋經(jīng)》屢載“吳子”之后，因此，吳王的爵位是伯還是子？似有兩說。從《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等文獻可以看出，西周初年，武王封吳為伯于理可通。但在《春秋經(jīng)》中屢稱“吳子”，這也許是因為自從周章之后，吳地與中原隔絕甚久而被視為僻遠之蠻夷，對其心存貶義不無關(guān)系。吳人因長期與中原文明交流甚少，從黃池之會中可以看出，夫差云：“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顯然，夫差所謂“先君之班爵”，當(dāng)是指吳國開國時的“伯”爵。正因為如此，董褐才有“吳伯”之稱。這也從側(cè)面印證了《春秋經(jīng)》中稱“吳子”，乃是自壽夢之后，當(dāng)時中原諸國對于吳國爵位的一致認識。事實上，春秋時期爵位升降變更的情況并不鮮見，如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云：“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后并稱伯，惟此年‘來盟’（指《春秋經(jīng)·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稱子，厥后終春秋稱伯?！迸c杞之班爵變更一樣，吳亦在伯爵與子爵之間。

武王克殷之后，又封太伯、仲雍之后為二：一為荊蠻之吳，亦即將已居君位的周章仍封于吳；一為中國之虞，封周章之弟虞仲至夏墟（今山西平陸縣），列為諸侯。中國之虞經(jīng)十二世之后為晉獻公所滅。周章之后，吳國嚴格實行自仲雍以來父終子及的君位繼承制度，歷十四世至壽夢繼位。

二 壽夢強吳

壽夢像

吳王壽夢時，吳國的國力逐漸強盛。壽夢（？——前561年），名乘，字孰姑。壽夢是一位積極有為的君主，在位期間經(jīng)濟、文化、軍事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秴窃酱呵铩份d其“吳益強，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在政治與文化上，壽夢繼位伊始就“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這是自太伯、仲雍適荊蠻之后史書中第一次對吳與中原交通的記載。春秋時期，自從周、鄭繻葛之戰(zhàn)，王師敗績以后，王室浸微不振。其后的內(nèi)亂加劇了王室的衰微。據(jù)《左傳》記載，魯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周公黑肩被殺，王子克逃到了燕國。其后，魯莊公十九年（前675年），周惠王時，蒍國、邊伯、石速等發(fā)動叛亂，五位大夫侍衛(wèi)奉周莊王之子頹，逃到衛(wèi)國，衛(wèi)、燕兩國軍隊攻打周惠王，立子頹為周天子。周惠王依靠鄭、虢的力量殺了王子頹及五大夫，平定了王室之亂，于是惠王將虎牢以東的土地賜給鄭伯，將酒泉賜給虢公，王畿更加狹小，王室更加衰微。在此背景之下，春秋時期諸侯仍有尊王之舉，但這往往是與攘夷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亦即借尊王以團結(jié)各種力量，凝聚諸夏，共同對付戎狄交侵的局面。但壽夢“朝周”表現(xiàn)的吳國尊王取向，目的則稍有不同。這一方面是因為吳為姬姓諸侯，存在著宗法的內(nèi)因；另一方面，自殷周鼎革以來，吳國處于邊遠的荊蠻之地，遠離王畿，國力不強，且附屬于強楚，勾吳與諸夏之間的政治、軍事聯(lián)系幾乎中絕。因此，壽夢的“朝周”，是借尊王以祧宗法，最根本的動因是恢復(fù)吳國與諸夏以及周邊鄰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學(xué)習(xí)中原的禮樂文明，為最終成就霸業(yè)打下政治文化基礎(chǔ)。

壽夢在“朝周”之外，尚有“適楚”之行。春秋時期，周室衰微，南方的楚國與中原諸強一起逐漸崛起，所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楚國逐漸將勢力北拓至中原地區(qū)，與中原諸強發(fā)生碰撞。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率晉、宋、齊、秦四國聯(lián)軍與以楚國為首的楚、陳、蔡三國聯(lián)軍在城濮大戰(zhàn)，晉軍重創(chuàng)楚軍，晉文公被推為霸主。但城濮之戰(zhàn)以后，晉楚爭霸的局面仍沒有結(jié)束。楚國進一步經(jīng)略東南，據(jù)《左傳·魯宣公八年》載：“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強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倍蓬A(yù)注云：“《傳》言楚強，吳、越服從?！币嗉串?dāng)吳國見諸中原史籍之時，即已成為楚國的附屬國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便成了壽夢經(jīng)略吳國的首要任務(wù)。

壽夢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晉使吳，這是吳國與諸夏聯(lián)系的一個重要事件。申公巫臣原為楚國的大夫，巫臣逃離楚國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當(dāng)楚國圍攻宋國的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子重請求以屬邑申、呂作為賞田，楚王同意了子重的請賞。但申公巫臣提出反對，認為申、呂作為賦稅之地，可以作為防御北方的屏障，如果成為子重的賞田，“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于是楚王收回了對子重的承諾，子重遂怨恨巫臣。其二，因夏姬而結(jié)怨子反。夏姬是鄭穆公之女，嫁給陳國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字南）。夏姬貌美多姿，陳靈公及陳大夫孔寧、儀行父都與其私通。夏征舒一怒之下射殺了陳靈公?？讓帯x行父都逃到了楚國，太子午逃到了晉國。夏征舒自立為陳侯。楚莊王因夏征舒殺陳靈公而率領(lǐng)諸侯討伐陳國，殺夏征舒后迎太子午而立之。楚之子反欲娶夏姬，申公巫臣力阻之，子反亦怨恨巫臣。于是巫臣帶上夏姬離開楚國，逃往晉國。其后，子重、子反殺害了巫臣在楚國的家族，分了巫臣的采邑。因此，壽夢繼位后的第二年（前584年）巫臣再作為晉國的使者入?yún)?，目的在于教吳用兵叛楚。巫臣教吳國使用車馬、用兵布陣之法，訓(xùn)練士卒，指導(dǎo)吳國用兵伐楚，吳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增強。巫臣還將其子狐庸留在吳國，壽夢委其為行人之職，而《吳越春秋》則載“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無論哪一種文獻的記載近實，壽夢都是以重任委諸狐庸。任用中原人士為高官，這在吳國歷史上是十分鮮見的。這顯示了壽夢廣納賢才，著意于汲取中原文化的胸襟，這也是吳國迅速走向強盛的重要條件。顯然，巫臣使吳是吳國與中原文化交流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機?！妒酚洝分^其“吳于是始通于中國”，“吳子壽夢說（悅）之，乃通吳于晉”。同時，更重要的是巫臣使吳從根本上瓦解了吳楚自楚莊王十三年（前601年）伐舒、蓼之后形成的楚、吳、越聯(lián)盟。壽夢二年（前584年，魯成公七年），吳國北伐郯國（今山東省郯城縣西南），直逼魯國，魯國的執(zhí)政大臣季文子深以為憂，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發(fā)出了“吾亡無日矣”的嘆息?？梢?，此時吳國的國力已相當(dāng)強盛。在吳、楚關(guān)系上，吳國也改變了受制于楚的局面，轉(zhuǎn)而“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亦即原本屬于楚國的地域，全部為吳國所占有。

壽夢在位期間，在“朝周”“適楚”之后，還曾與魯成公等會盟于鐘離，對此，《吳越春秋》載：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鐘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fēng)。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于乎哉，禮也！”

鐘離之會的時間，文獻記載不一，《春秋》對其參加者的記述尤詳，云：“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wèi)孫林父、鄭公子、邾人會吳于鐘離?！笨梢?，這是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盟會。明人王樵在《春秋輯傳》中更認為是諸侯大夫先約集相會，而后會吳。其地鐘離，史家有不同的解釋：一說屬于楚。如杜預(yù)云：“鐘離，楚邑，淮南縣?！币徽f為國名（見《路史》），漢代置鐘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這次鐘離盟會的動因概有兩個方面：

首先，魯以及中原諸國與吳國會盟，達到共同抗擊楚國的目的。雖然公元前579年宋國的大夫華元促成了晉、楚弭兵，“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但是，在魯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六月，楚國發(fā)兵侵鄭、衛(wèi)，對此，《左傳》記載了當(dāng)時楚國令尹子囊與司馬子產(chǎn)的對話：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結(jié)果，“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wèi)，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笨梢?，楚國北向用兵，對中原諸國形成了現(xiàn)實的威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諸夏與吳國舉行了鐘離之會。同時，在兩霸相持的大背景之下，壽夢招徠人才，富國強兵，國力倍增。壽夢二年（前58年），吳國發(fā)動了攻打郯國的戰(zhàn)爭?！蹲髠鳌こ晒吣辍份d：“七年，春，吳伐郯，郯成?！钡笆囚攪膶賴斉c晉的關(guān)系又頗為微妙。據(jù)《史記》記載，成公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于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可見，與晉國同為姬姓的魯國也在晉、楚對峙中徘徊猶豫。吳國的這次北伐，集中地展示了吳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對自視為上國的中原諸國震動甚大，并引起與楚國爭霸的晉景公對吳國的重視。也就在這一年，流亡到晉國的楚國大夫申公巫臣被晉景公派遣到吳國，目的是瓦解楚、吳的聯(lián)盟關(guān)系，進而扶持吳國以抗楚。

其次，吳國通過與魯成公等中原諸國的會盟，增進與中原諸國的聯(lián)系，學(xué)習(xí)禮樂文明，為北進中原做好文化準備。魯國乃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據(jù)《史記·魯周公世家第三》記載，武王滅紂之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倍艹亩Y樂典章制度為周公所作，據(jù)《史記》記載，成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濒斒侵芄姆獾兀\如楊向奎先生所說：“宗周初建，周公經(jīng)營洛邑，綰轂東方而封建諸侯，六合之內(nèi)各有強藩，而魯與晉實為大國。”在比較齊魯?shù)年P(guān)系時又說：“后來的發(fā)展，齊強而魯弱。但中國之傳統(tǒng)禮樂文明，卻以魯為正統(tǒng)?！薄棒斪谧谥軅鹘y(tǒng)，‘周禮在魯’，而齊國偏離此道，遂有‘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的概括?！币虼?，“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壽夢與魯成公會于鐘離之時，“深問周公禮樂”。學(xué)習(xí)中原的禮樂文明。由于禮樂主要成于周公旦，太伯奔吳時尚未有系統(tǒng)的禮樂文明帶到吳地，其后吳與中原交流時亦無相關(guān)記載。壽夢與魯成公之會時對禮樂的感嘆，為季札修習(xí)禮樂提供了強烈的外部動因。從壽夢觀禮樂之窘迫，到季札觀樂之從容，相隔時間并不太長，但體現(xiàn)了吳國文化地位的重大變化，這其中季札卓犖的才華與勤勉的學(xué)習(xí)是實現(xiàn)這一轉(zhuǎn)變的重要因素。

對于這次鐘離之會，有史家認為吳乃夷邦，中原諸國與吳國本非同好，往往對吳含有輕蔑之意。如杜預(yù)注云：“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睆钠笗?nèi)容的記載來看，壽夢確實對于中原禮樂文明甚為生疏，深深體會到了文化的差異，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因此，《吳越春秋》記載的鐘離之會，多為壽夢對于文化差異的感喟。通過此次盟會，壽夢對于中原禮樂文明雖然僅有初步的了解，但已深切地體會到了熟悉禮樂文明是與中原列國交往的必要條件。事實上，能否守禮重義，直接關(guān)系到吳國攻守征伐、圖強求霸的大業(yè)，為此，吳國亦曾有過深切的教訓(xùn)。如魯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楚共王去世時，吳國乘機征伐楚國，楚國軍隊在養(yǎng)由基與公子午的率領(lǐng)之下，誘吳師而圍之，在楚國庸浦（今安徽無為縣南）大敗吳師，吳國公子黨被俘。在對方居喪之時征伐，受到了時人的不屑，《左傳》引《詩經(jīng)·小雅·節(jié)南山》“不吊昊天，亂靡有定”以譏刺吳國的無禮無義之行。第二年，當(dāng)吳國遣使向盟國晉國報告戰(zhàn)敗的消息，并商討如何討伐楚國的計劃時，晉卿范獻子則譴責(zé)吳國乘楚喪而侵楚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而拒絕了吳人的請求。因此，對禮義文明的了解與運用關(guān)系到吳國的興衰大業(yè)。壽夢的努力直接影響了季札，這也是作為蠻夷之邦的季札能夠被孔子嘆為“吳之習(xí)于禮者”的重要動因。

值得指出的是，吳國雖然被視為荊蠻，但與中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古代以諸夏為中心，周邊分別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但其中的分判、厘別并不十分嚴格。誠如錢穆先生所說“當(dāng)時中國本為一種華、夷雜處之局”。同時，當(dāng)時諸夏與戎狄之間的區(qū)別“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游牧部落之不同”。比較而言，東夷、南蠻主要是農(nóng)耕文明，與諸夏之間的生活習(xí)俗以及文化上的差異程度與戎狄并不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荊蠻的吳地與諸夏之間的文化交流要方便得多。事實上，吳地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并沒有真正停止過，這屢屢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中得到證明。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土于江西臨江的春秋中期的者減鐘，“形式、紋飾和銘文都出于中原，這可以認為是吳的統(tǒng)治階級為要吸收先進的中原文化而做出努力的一種實證”。當(dāng)然，這種交流往往主要局限于器物文化層面，而對于中原的禮樂文明，吳地顯然還保存了較多的土著風(fēng)俗，這從壽夢鐘離之會時的“深問禮樂”，以及與中原迥異的椎髻為俗得到了證明。

鐘離之會以后，吳國與中原諸國的交往更多。壽夢十六年（前570年），晉侯大會諸侯于雞澤，據(jù)《左傳》記載，“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雖然壽夢因“道遠多難”而未能參加會盟，但是吳國與中原諸國，尤其是與晉國的關(guān)系已頗為密切。其后壽夢二十三年（前563年，襄公十年），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wèi)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這是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諸侯會盟，諸侯“會吳于柤”，顯示吳國影響在中原已逐漸擴大。

雖然晉楚兩國是當(dāng)時大國關(guān)系的核心，但是，在壽夢時期吳國逐漸強大，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吳與楚之間的力量逐漸平衡，且吳國經(jīng)常對楚國取攻伐之勢，吳國成為當(dāng)時列國之中影響甚大的諸侯國，為其后霸業(yè)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司馬遷記之曰：“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眽蹓糸_啟了吳國交通中原的新的一頁，因此，當(dāng)其在魯襄公十二年（前561年）去世時，魯襄公到周文王的廟中吊唁，顯示了吳國與中原尤其是姬姓國之間的交流得到了加強。

第二章 早年季札

約壽夢十年（前576年），壽夢第四子出生，名札。因排行第四，故稱季。兄長有三，依次分別是諸樊、馀祭和馀眛。

一 時代與君位

季札出生時，周王朝早已名存實亡。伴隨著這一權(quán)力轉(zhuǎn)移的過程，一批以卿大夫為主體的賢士應(yīng)運而生。他們往往學(xué)識淵博、品行高潔、思想活躍，并且通過頻繁的會盟、聘問等形式，論政述志、砥礪名節(jié)，其言行與政治、道德取向影響了春秋晚期的社會進程、文化氛圍，為儒家以及百家之學(xué)的肇興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其中較為卓犖的如魯國的叔孫豹、齊國的晏嬰、晉國的叔向、衛(wèi)國的蘧伯玉、鄭國的子產(chǎn)等。吳國雖然偏于東南，但自壽夢以來，與中原諸國的交通已十分頻密，正是在吳國與中原文化交融的背景之下，季札以突出的資稟與品行，成為吳文化的杰出代表，譽著海內(nèi)的賢士，與諸賢競秀于春秋晚期的紛亂之世。同時，季札所處的時代還是一個中西方文化不約而同地對人類與世界進行深入反思的時代，即德國哲學(xué)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軸心時代（Axial Age）”。即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在這段精神歷程之中，非凡的事集中地發(fā)生了。在中國產(chǎn)生了孔子和老子以及百家之學(xué)；在印度出現(xiàn)了《奧義書》，生活著佛陀；在伊朗，查拉圖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戰(zhàn)性的宇宙觀；在希臘有荷馬、巴門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這個時代，東西方在相互并不了解的情況下，開始意識到在整體中的存在、自我以及自身的限度，創(chuàng)立了世界宗教，這個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仍然影響著今天的世界。就當(dāng)時的中國而言，老子的生平微茫難稽，但孔子則稍晚于季札。亦即，就古老的中國而言，季札是較早沐浴到這一時代曙色的春秋諸賢士之一，他與老子、孔子等春秋賢士共同為這一思想春天的到來獻上了心香一瓣，留下了珍貴的思想資料。

卡爾·雅斯貝爾斯

對于季札早期生活，文獻記載甚疏。在有限的文獻中，仍然可以看到壽夢對于少子特別的鐘愛，以及諸兄對于其弟的憐愛。幼年的季札當(dāng)是在壽夢對于中原禮樂文明的艷羨情感的驅(qū)使之下，以飽飫群籍、課習(xí)禮樂為主。當(dāng)壽夢參加諸侯會盟之時，年歲漸長的季札也可能隨父前行。如壽夢二十三年祖之會時，季札雖然僅十二三歲，但作為深受壽夢喜愛的少子，隨父參加會盟是完全可能的。果如此，季札從中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當(dāng)是直接與深刻的。

當(dāng)季札漸長之時，壽夢之后的君位繼承問題日漸顯現(xiàn)。吳國立國初期，太伯因無嗣而兄終弟及，其后都實行嚴格的子嗣父位的君位繼承制度。但在殷商末年，太伯、仲雍即有讓季歷而及于文王的先例，這一因賢而讓之舉也受到了后世的景仰，司馬遷因“嘉伯之讓”而將吳世家列為第一。這一因賢而改變君位繼承制度的特例在壽夢時再一次出現(xiàn)了。對此，《吳越春秋》有這樣詳細的記載：

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敝T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于札，臣誠耕于野?！蓖踉唬骸拔糁苄兄?，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區(qū)區(qū)之國，荊蠻之鄉(xiāng)，奚能成天子之業(yè)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

但結(jié)果則與古公亶父之時的情況有所不同，這就是商周之際季歷繼位，而季札則“讓不可”，壽夢卒后，在季札執(zhí)意辭讓的情況下，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dāng)國。當(dāng)諸樊除喪之后，仍意欲讓位季札，但季札堅辭不受，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jié)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札雖不才，愿附于子臧之義。”季札所說的子臧是曹國的公子欣時，字子臧。曹宣公與諸侯一起攻打秦國時身亡，曹國讓子臧奉迎宣公靈柩，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害公子自立，為曹成公。子臧回到曹國安葬宣公以后，曹國很多人都要隨子臧離開曹國。曹成公請求子臧歸來，子臧回國，曹國才得以安寧。其后諸國一起討伐曹成公，將其解至京師，并且欲立子臧，子臧堅辭不受，說：“《前志》有志曰：‘圣達節(jié)，次守節(jié)，下失節(jié)?！癁榫俏峁?jié)也。雖不能圣，敢失守乎？”最終致位成公，子臧不出，曹國得以安寧。季札以子臧辭位守節(jié)自律，認為諸樊乃嫡長子嗣國，繼承王位合乎禮儀，沒有人能反對。季札之固辭，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不愿打破君位繼承制的既成之制，亦即季札對諸樊所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當(dāng)然，季札執(zhí)守傳統(tǒng)的根本目的是免使因君位繼承而致兄弟相殘，國政不穩(wěn)。可見，季札所恪守的“節(jié)”，既是君位繼承傳統(tǒng)之“節(jié)”，也是免使國家禍亂之“節(jié)”。

對于季札辭讓、兄長謙讓的細節(jié)，諸文獻記載詳略不一，其中不無夸大之辭，如《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中記載“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

《春秋公羊傳》有更為生動的記載：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苯栽唬骸爸Z。”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茍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p>

記述如此生動具體，其中雖然不無夸飾之嫌，但從一個側(cè)面可以看出諸兄讓國之誠。遵壽夢之意而立季札，乃是諸兄的共識。而對季子“弱而才”的記載，或亦可透示出諸兄對其弟憐愛有加的另一個原因。盡管季札辭讓，但吳國人還執(zhí)意要立季札為君。最后直到季札離開了王室而隱居農(nóng)耕方才罷休，亦即《史記》所載：“棄其室而耕，乃舍之?！?/p>

諸樊繼位后，繼承了壽夢聯(lián)晉抗楚的方略。但諸樊繼位以來的初次伐楚則有輕驕乏義之失。諸樊元年（前560年），楚共王卒，吳趁機伐楚，楚國的養(yǎng)由基、子庚誘兵設(shè)伏，大戰(zhàn)于庸浦（今安徽無為縣南），吳師大敗，吳公子黨被俘。次年春，吳國向盟國晉國告知了戰(zhàn)敗的情況，晉國的范宣子、士匄等人聯(lián)絡(luò)魯、齊、宋、衛(wèi)、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國的大夫大會于吳國的向（今安徽懷遠縣西），商討吳討伐楚國，以雪復(fù)庸浦失敗之恥的計策。結(jié)果是晉國“范宣子數(shù)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意即因為吳在楚喪之時伐楚，是有悖道德的行為，故而拒絕了吳國的要求。這是一次因禮義而失助于盟國的沉痛教訓(xùn)，必然使吳國對于禮義文明有更為深切的理解，明白恪守道德禮義是成就霸業(yè)的必要前提。其后，吳楚之間經(jīng)過幾次征伐，吳負多勝少，尤其是已依附吳國的舒鳩為楚軍所滅，吳軍被敗。前548年（魯襄公二十五年，諸樊十三年），諸樊帥師進攻楚國的巢地（今安徽瓦埠湖南），在進入城門時被巢地的射手所殺。

諸樊在世時即囑其弟馀祭、馀眛要遵先王遺命，兄終弟及，以次相繼，目的是最終傳位于季札。諸樊去世后，其弟馀祭繼位。

大約在諸樊去世前后（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將延陵（即今常州）作為季札的采邑，因此，季札被稱為延陵季子。

二 馀祭稽考

對于吳王馀祭在位的時間，諸史記載不一，《春秋》和《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馀祭卒于公元前544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在位四年。但《史記·吳太伯世家》以及《吳越春秋》則載其在位17年，至前530年馀眛即位。何說為是？對此，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有這樣的判斷：

《春秋》馀祭在位四年，夷末（即馀眛）在位十七年，《表》與《世家》倒錯二君之年。《吳越春秋》誤仍之。而此馀祭四年有守門閽殺馀祭之文，何也？蓋后人因《史》誤書，遂依《春秋》將六字移入四年?！妒繁怼吩谋貢谑吣?，不然，既云四年殺矣，何又稱十七乎？

梁氏指出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吳太伯世家》之間記載的乖錯，并對何者為是進行了推測，但由于并未做詳細論證，因此，后世學(xué)人仍多從《春秋》《左傳》的記載，如，呂思勉先生有這樣的分析：

疑《春秋》及《年表》是也。公子光之弒王僚也，乘蓋馀、燭庸之在楚，季札之使晉。光告專諸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眲t季子在吳，未嘗不為人所忌。馀祭之見弒，蓋亦乘季子出使而發(fā)。然馀祭雖死，而國不能定，故至十七年馀眛乃立也……《春秋》系世之書，不記君之見弒，蓋亦習(xí)為故常?！妒酚洝鞘兰摇凡挥涒偶乐畯s，蓋其所本者如此，非漏落也。

《吳越春秋》的材料主要來自《史記》，誠如俞樾云：“治古書者，當(dāng)各治其書?！秴窃酱呵铩芳葟摹妒酚洝?，則但當(dāng)改正其文字之誤，而不得改從《春秋》也?！钡妒酚洝吠瑫愑?，孰為近實？我們認為梁玉繩的猜測雖簡括而未論證，但較為近實，因為《春秋》與《左傳》的記載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馀祭被弒的原因難以解釋。關(guān)于馀祭亡故，《春秋》與《左傳》都有明確記載，其中尤以《左傳》為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馀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薄伴挕奔词亻T人。意思是吳人伐越時，俘其兵卒，讓其看船。馀祭在觀看舟船時，被守船俘虜手刃而卒。對此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中亦有記載。顯然，馀祭的亡故與吳越之間的戰(zhàn)事有關(guān)。但是，《左傳》明確記載“始用師于越也”，亦即吳第一次對越用兵是在魯昭公三十二年，這已是公元前510年（吳王闔廬五年），距《左傳》記載的馀祭被刺時間相距34年。由此可見，為閽的越俘，極可能是吳正式“始用師于越”之前以另外的形式所獲。據(jù)《左傳·昭公五年》記載：“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shè)備，吳人敗諸鵲岸?！笨梢?，常壽過所率的越國軍隊曾與楚軍一起攻打吳國，但被吳軍在鵲岸打敗。這一年是公元前537年。若據(jù)《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馀祭為十七年卒，則是在公元前531年。君主觀舟竟然被越俘所刺，如此疏于防備殊難理解，這極可能是因為越卒被俘已久，已渾如吳民而不覺。因此，越俘于6年之后擊殺馀祭還是有可能的。而《春秋》襄公二十九年的有關(guān)記載，主要記述的是閽弒馀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人伐越”僅是記其原因而已，而并非記述吳人伐越本身。《春秋》則更無這一原因的記載，因此，如果《春秋》中對于“閽弒吳子馀祭”編年有誤，則《左傳》對此的相關(guān)記載便失去了文獻價值。而《春秋》“閽弒吳子馀祭”錯簡而至襄公二十九年則完全可能。呂思勉先生認為“馀祭之見弒，蓋亦乘季子出使而發(fā)”更難以說通。越俘閽人弒馀祭，與公子光遣專諸刺吳王僚性質(zhì)不同，這不是宮門之內(nèi)的兄弟相殘，與君位繼承及季子出聘毫無關(guān)聯(lián)，閽人選擇的機會只能是接近馀祭之時而不是季札在不在吳國。

其次，馀祭卒于十七年而非四年的另一個證據(jù)則是季札出聘中原。馀祭四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受命聘問中原諸國，對季札中原之行的目的，《左傳》謂之“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所謂“通嗣君”即是新君繼位后向別國通報訊息。如果季札于馀祭去世這一年出聘中原，雖然看似時間與“通嗣君”的出聘目的相吻合，亦即在馀眛甫繼位時，即向中原諸國介紹繼位后的情況，但其實這恰恰很難說通。反之，季札出聘時，馀祭已繼位4年，“通嗣君”似乎又比較晚，故而學(xué)者們往往對于這一記載表示懷疑?！妒酚洝翘兰摇穼τ诖舜渭驹闹性械挠涊d雖然幾乎與《左傳》相同，但還是省掉了出聘“通嗣君”的目的，或許是意在弱化此次出聘的意圖。那么，馀祭繼位4年時，季札即使是因“通嗣君”而出聘是否有違常規(guī)呢？索檢《左傳》中關(guān)于“通嗣君”的記載凡六次，分別是“成公四年”：“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薄跋骞辍保骸澳率迤赣谒?，通嗣君也?！薄跋骞迥辍保骸班嵶訃鴣砥福ㄋ镁??！薄跋骞吣辍保骸埃驹┢涑銎敢?，通嗣君也?！薄跋骞辍保骸俺邮顾e罷來聘，通嗣君也?！薄罢压辍保骸跋乃稳A定來聘，通嗣君也?！逼渲幸话愣际切戮^位次年出聘，但鄭子國則是在鄭僖公繼位后的第三年才出聘魯國。另有兩次《春秋》中記載是杜預(yù)注中述及“通嗣君”的例子。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倍蓬A(yù)注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另一次是“昭公二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倍蓬A(yù)注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鼻罢叱銎甘窃邶R景公繼位次年，而后者則是晉頃公繼位后的第五年?？梢?，《左傳》中“通君嗣”的記載無一發(fā)生在繼位當(dāng)年，而是發(fā)生在繼位的次年到五年之間。因此，季札于馀祭繼位后的第四年而至中原聘問，以“通嗣君”是完全可能的。更何況，因為與中原諸國相比較，吳國偏于南方，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據(jù)《左傳·襄公三年》記載，當(dāng)壽夢與晉侯會盟時，晉侯派遣荀會至淮上迎接壽夢，但沒有等到壽夢，原因即是“道遠多難”。其后壽夢專門遣大夫壽越到晉國，主要是解釋壽夢爽約于雞澤之會的原因。更何況馀祭乃死于非命。兄長初逝，無論從情感因素，還是從宮廷政治的復(fù)雜境況而言，季札當(dāng)年出聘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后，如果馀祭卒于四年，則季札觀樂殊不可解。季札在聘問中原經(jīng)過戚地時，聽聞鐘樂之聲，對孫林父的行為甚為反感，其原因之一即是“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亦即，季札認為衛(wèi)獻公卒而未葬，臣子不應(yīng)聞樂。但馀祭四年，季札出聘時遍觀周樂，時有“美哉”之嘆，深深陶醉于其中。季札是吳之知禮者，同時，馀祭不但是君，而且是其兄，如果馀祭甫卒，于情于禮，季札絕不應(yīng)有觀樂之行。而呂思勉先生認為的閽人弒馀祭是在公元前544年這一年季札出聘之后，這與《春秋經(jīng)》的記載明顯相違。《春秋經(jīng)》記事依時間為序，“閽弒吳子馀祭”在前而“吳子使札來聘”在后。因此，我們認為，馀祭被刺身亡，當(dāng)以十七年（前531年）為是。

如果馀祭為十七年卒，則諸史對其事跡記載亦較簡括。值得一書的主要集中在齊相慶封奔吳一事。據(jù)《史記》記載：“王馀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慶封好田嗜酒，乃齊之罪人。但馀祭或因迂闊的義氣，或為搏惜士之名，為春秋時收留流亡貴族的風(fēng)習(xí)所驅(qū)使，不辨是非，將慶封視若陳公子完、申公巫臣、叔孫豹一類的人物，過高地相信其曾任齊相的經(jīng)歷，乃至“數(shù)為吳伺察”。但結(jié)果則是，“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據(jù)《春秋·昭公四年》載：“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珍伐吳，執(zhí)齊慶封，殺之?！笨梢?，馀祭厚禮慶封，結(jié)果成為諸侯伐罪的對象，使楚國師出有名，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誤，而《吳越春秋》更記載為“故晉、楚伐之也”。果如其所記，這便從根本上改變了壽夢以來成功的聯(lián)晉抗楚的傳統(tǒng)，使吳國處于外交孤立的境地。從這一為政特點來看，這與屈狐庸對馀眛的評價“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不甚吻合?？梢?，厚寓慶封，招致諸侯伐罪，似為馀祭當(dāng)國時所為。

第三章 聘問中原

季札見諸史冊首先是在公元前544年奉吳王“通嗣君”之命，歷聘中原諸國，其間季札觀樂知政，以卓越的藝術(shù)鑒賞力，寫就了先秦藝術(shù)批評的第一頁，對儒家文藝觀具驊騮開道之功。他又察微知著、諷評時賢，顯示了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一掃壽夢鐘離之會時的卑微心理，使中原列國對吳國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在諸侯列國屢屢上演因王位繼承而喋血宮門的悲劇時，素來被視為蠻夷之邦的吳國，出現(xiàn)了一位高蹈守節(jié)的讓國賢士，使中原諸國的君臣們對吳國的文化多了幾分艷羨與敬慕。因此，季札出聘中原，更是一次向中原諸國昭示吳地精神風(fēng)貌，改變中原諸國視吳國為蠻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為吳國成就政治霸業(yè)做了文化鋪墊。

季札觀樂浮雕

一 聘魯觀樂

自壽夢之“朝周，適楚”，與魯成公以及列國大夫會盟于鐘離之后，諸樊繼位之后的十幾年并沒有遣使與中原交通。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聘問中原諸國，其“通嗣君”實乃是向中原諸國通報壽夢之后尤其是馀祭繼位以來的吳國國政。與春秋時期使臣穿梭于諸國之間主要從事與政治軍事相關(guān)的外交活動稍有不同，季札之聘問中原客觀上更是一個文化交流活動。

季札聘問中原，其職與《左傳》中所稱的“行人”有相似之處。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倍蓬A(yù)注曰：“行人，通使之官?！钡蹲髠鳌分胁⑽捶Q季札為“行人”。從《左傳》中的記載來看，晉、秦、鄭、衛(wèi)、陳、魯、宋等國有行人之稱，吳國自申公巫臣使吳之后，壽夢即曾以巫臣之子狐庸為行人，但作為三辭君位的季札，地位遠在使適四方、協(xié)九儀賓客之事的“行人”之上，故而《春秋》《左傳》并不以“行人”名之。

季札此次中原之行，首先到魯國國都曲阜。接待季札的是魯國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叔孫豹。叔孫為氏，名豹，穆子是其謚號，故史書多稱其為叔孫穆子、穆叔，是魯國世家叔孫得臣之子。魯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始任魯國亞卿，與季文子、孟獻子同掌國政。其間除了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去世后，因季武子少幼而曾掌幾年國政之外，其余都是主要負責(zé)盟會、聘問及軍事事務(wù)，正如叔孫豹自謂“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叔孫豹堪稱是春秋時期最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魯國封國之初雖然是上等諸侯國，但春秋以后，地位逐漸式微，經(jīng)常受到強鄰齊國的侵凌，同時，還常受到霸主晉國和楚國的輕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叔孫豹以卓犖的才華，折沖樽俎，委蛇于諸大國之間，維護了魯國的尊嚴和利益。叔孫豹學(xué)養(yǎng)深厚，嫻于辭令，尤其是精通《詩》《書》。他常常借《詩》以傳達難以明言之義，優(yōu)雅婉曲，征引極其精準得體，迥出于同儕之上。如果說季札是春秋時期品鑒詩樂最為全面、系統(tǒng)的賢士，那么，叔孫豹堪稱是用《詩》最為嫻熟自然的才俊。孔子所謂“不學(xué)《詩》，無以言”，恰可成為叔孫豹外交實踐的注腳。根據(jù)《左傳》記載，季札在見叔孫豹之后隨即就遍觀周樂。季札聘魯，叔孫豹乃副卿，執(zhí)掌聘問、會盟事務(wù)。不難想象，季札在魯國的種種行誼就是在叔孫豹的陪同之下進行的?！蹲髠鳌分兄詫驹^樂記載十分詳細，與其他篇章風(fēng)格迥然有別，不能排除是由精通詩樂的叔孫豹陪同時記述了觀樂的過程，而后為史家所采用。季札初到魯國即見到叔孫豹這樣的博物君子，堪稱是知音相得，其臭如蘭。這從季札對叔孫豹的諍言相告即可看出。對此，《左傳》載：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wù)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叔孫穆子雖然才華卓犖，為了魯國尊嚴與利益死生以之，但季札還是指出了叔孫穆子存在舉賢不力的弱點。季札對其“不得死乎”以及“禍必及子”的預(yù)言也為歷史所印證。叔孫穆子早年因其兄叔孫僑如之貪虐而去魯適齊。叔孫僑如被放逐以后，季孫氏將叔孫穆子召回國，成為叔孫氏的繼承人。但叔孫穆子曾在齊國與村婦生有一子，名豎牛。當(dāng)叔孫穆子年邁之時，家政為豎牛把持，對此，叔孫穆子空嘆奈何。豎牛屏斷了叔孫穆子與外的聯(lián)系，并虐待叔孫穆子，把送給叔孫穆子的食物倒掉，使其病餓而終。雖然我們不能推知季札何以得此判斷，但季札的率直諍言足可見他們之間的交誼之篤。

在魯國期間，季札遍觀周樂，并一一發(fā)表了觀樂感悟。這是春秋時期唯一的一次系統(tǒng)的詩樂批評記載。雖然春秋時期，賦詩言志在聘問、會盟時蔚成風(fēng)氣，但系統(tǒng)地觀樂論政則始于季札。季札品評論鑒的基本取向直接開啟了儒家文藝觀的核心內(nèi)涵。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堪稱是中國儒家文藝評論的先驅(qū)者。（詳見《觀樂篇》）

二 聘問齊鄭

季札離開魯國，先后聘問了齊國與鄭國，與當(dāng)時的兩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嬰與子產(chǎn)建立了金蘭之誼。

首先，聘齊國，會晏嬰。齊國是東方大國，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尚于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建立了齊國。其后，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之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開啟了春秋時期的首霸大業(yè)。但季札聘問齊國時，齊國的國力已下降，幸得賢相晏嬰精誠輔政，使得齊國“百姓親之”，政平民和，“鄰國忌之”，維持了齊國泱泱大國的地位。

晏嬰（約公元前585—前500），字仲，謚平，后人又稱為晏平仲。歷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晏嬰為相數(shù)十年。當(dāng)時齊國已處于衰頹之勢，在君昏臣佞之時，晏嬰或直言相諫，或憤而退隱，顯示了卓越的政治見識與峻潔的氣節(jié)。當(dāng)崔杼殺害齊莊公時，晏嬰不畏強暴，“枕尸股而哭”。晏嬰內(nèi)安社稷，外靖邦鄰，尋隙而立，才使齊國“垂衣裳朝諸侯”，保持了在諸侯國之中的大國地位。晏嬰的治政才能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評價，司馬遷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忻慕焉。”當(dāng)季札聘齊之時，晏嬰雖然又被景公啟用，但當(dāng)時齊國的朝政把持在崔杼與慶封手中。景公二年（前546年），慶封滅了崔氏，獨掌國政。次年，欒氏、高氏、陳氏、鮑氏和盧蒲姜又擊殺了慶封之子慶舍，慶封逃到了吳國。其后，景公又受制于高氏、國氏，致使國政大亂。景公于是重新召回晏嬰，晏嬰得以真正有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史載：“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标虌刖\為國，勵精圖強，維護了齊國較強盛的國勢。

季札到齊國時，正是齊景公即將召回晏嬰執(zhí)掌國政，晏嬰得以施展政治抱負的前夕。對季札與晏嬰的交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有這樣的記載：

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zé)o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

據(jù)《左傳》記載，齊景公三年（魯襄公二十八年，前545年）崔氏、慶氏之亂結(jié)束后，齊景公給諸卿大夫以封邑。封給晏嬰的是邶殿邊上的60個城邑，但晏子沒有接受，因為邶殿乃齊國的別都，對此子尾甚為不解，晏嬰則認為應(yīng)以正德制約過分的欲求，使其有度?！袄^則為敗”。因此，晏嬰辭卻了齊國的別都邶殿，而接受了封賜的北郭佐邑。但季札認為晏嬰應(yīng)將北郭佐邑與齊國的國政都歸還景公。季札對晏嬰的建議一方面是為了晏嬰自身的安全，因為齊國卿大夫之間的傾軋都是為了權(quán)與利?！盁o邑?zé)o政，乃免于難”。這不但為齊景公十六年（魯昭公十年，前532）欒高之難的事實所證明，同時，“納邑與政”也是晏嬰受到景公信任，致使委政于晏嬰的前提。景公三年封邑時，《左傳》還有這樣的記載：“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彼^“稍”，楊伯峻注云：“《廣雅釋詁》：‘稍，盡也。’盡還之于景公。”齊景公是一位好斂重財、窮奢極欲的君主，乃至“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褲，朽弊于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酢，不勝飲也。菽粟郁積，不勝食也。

又厚籍?dāng)坑诎傩?，而不以分餒民?！本肮甑姆庖匦袨椋瑢嵞舜髞y之后收攝眾心的不得已之舉，并不是由衷的贈封。相反，是否接受封邑，僅僅是其衡鑒人才的重要標尺。晏嬰既受北郭佐邑之后，聽從了季札的勸告，“速納邑與政”。對于晏嬰來說，這不啻是解厄紓禍之策，并為齊景公召用晏嬰清除了心理障礙。同時，“納邑與政”也體現(xiàn)了季札強公室的政治理念，亦即以強公室實現(xiàn)國家政治的穩(wěn)定?；腹畷r，以管仲為相，左鮑叔，右隰朋，尊天子以合諸侯，最終完成了一匡天下的霸業(yè)。但其后頃公外交失誤，與晉戰(zhàn)爭大敗，靈公時又被晉、宋、魯聯(lián)軍所敗。內(nèi)政則被崔杼、慶封等把持，衍成內(nèi)亂。迄至景公之時，齊國已一蹶不振。因此，季札所說的“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以及規(guī)勸晏嬰納政之舉，都是意欲強公室，在此基礎(chǔ)上再施展晏嬰的才華。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的強公室與齊桓公時尊王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齊桓公時尊王是借王室的旗號以凝聚人心，達到整合諸夏以攘夷的目的。春秋后期的強公室同樣具有一統(tǒng)政令以圖社稷安寧的目的。因為自從齊桓公以來，公室漸卑，私門迭興。雖然“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乃大勢所趨，但是，私門迭興的結(jié)果往往是紛爭不已，政令混亂，生靈涂炭。而張公室往往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局不穩(wěn)，因為公室是國家一統(tǒng)的象征。事實上，當(dāng)晏嬰掌國政時，時時以“順”君，亦即以維護公室的權(quán)威為職志。當(dāng)君主昏庸荒惰之時，晏嬰諷諫陳辭，匡正君過?？梢姡驹m齊，與晏嬰所言，既是為晏嬰的個人安危計，更是從齊國的國家利益計。當(dāng)其在魯國時，聞歌《齊》，曾有：“美哉，泱泱乎！大國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對于齊國國勢的褒評，既是聞歌而嘆，又是對齊國重振的期許。因此，季札對于晏嬰所言，既是規(guī)勸，也是對齊國政治前景的推測。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晏嬰，季札的態(tài)度與孔子稍有不同。雖然《論語》中孔子曾有“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公冶長篇第五》）之評，但據(jù)《晏子春秋》記載，孔子入齊，見齊景公而不愿見晏嬰，原因是晏子事三君，必有三心。而《墨子·非儒下》亦有晏嬰對儒家以及孔子的貶評。為此《孔叢子》中還對墨子中的記載進行了駁詰，理由是：“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其實，對于晏嬰事三君，齊高子、梁丘據(jù)都存在著這樣的疑問，皆問晏子：“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順焉，子多心乎？”晏子答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逼洹耙恍摹睂嵞岁虌氡值摹袄琊ⅰ敝?。關(guān)于孔子與晏嬰之隙的有關(guān)記載可能并非信史，因為《晏子春秋》中晏嬰反譏孔子窮困于宋陳蔡一事發(fā)生在魯定公十年（齊景公四十八年，前500年），此時晏嬰已去世，但是，晏嬰仕三君引起的質(zhì)疑可能體現(xiàn)了時人對晏嬰的態(tài)度。事實上，晏嬰雖仕三君，但靈公、莊公時期晏嬰屢諫不納，遂數(shù)度退而窮處，直至景公四年（544年）以后晏嬰才真正能夠有所作為。可見，所謂“事三君而不同心”并不符合史實。但盡管如此，季札聘齊之時，并不膠執(zhí)于時議，“說（悅）晏平仲”。當(dāng)然，季札與晏嬰的相得或許還與他們同擅詩樂不無關(guān)系。此次季札的中原之行，雖然有“通嗣君”的政治目的，同時，從其行履來看，也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觀樂以論政即是其顯性的表現(xiàn)。對于季札與中原諸賢士的交誼，雖然《左傳》中主要記載了季札跟他們論及的國政以及賢士們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而背后隱性的文化情結(jié)與志趣，無疑會使他們的友誼與情感更加深篤。如果說季札與叔孫穆子的相得是以《詩》為主，那么，與晏嬰、子產(chǎn)則是以樂為主。如果說年長于季札的叔孫穆子談詩論樂對季札不無影響，那么，年相若的子產(chǎn)、晏嬰與季札的影響則可能是相生相發(fā)。據(jù)《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嬰對齊景公論“和”“同”之時，其中即有論樂的內(nèi)容：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fēng)、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cè)帷⑦t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jù)不然，君所謂可，據(jù)亦曰可；君所謂否，據(jù)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季札論樂，孜求中和之美，主張“五聲和，八風(fēng)平，節(jié)有度，守有序”。晏嬰也主張通過“和五聲”以實現(xiàn)平心養(yǎng)德，以致其政，以“和”美實現(xiàn)音樂的審美與社會功能。晏嬰曾諫言景公，謂之“新樂淫君”?！胺驑吠龆Y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奔驹m然沒有直接論述新樂、雅樂，但從其對《頌》以及六代之樂的極致推贊之辭不難看出，季札崇雅的取向隱然可見。他們對于新樂雅樂的價值判斷，都是以社會功能作為標準。不難看出，季札與其相說（通“悅”）的賢士們結(jié)成金蘭之誼，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志趣相得。

其次，“路見遺金”辨。對季札在齊國的行誼，《韓詩外傳》還有這樣的記載：

吳延陵季子游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dāng)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p>

這是文獻中十分鮮見的對季札的行誼語含貶義的記載。是否屬實？需略做辨析。這段記載初見于《韓詩外傳》。西漢初年，傳授《詩經(jīng)》的有魯、齊、韓、毛四家，其中韓詩一派的創(chuàng)始者為韓嬰，于漢文帝時列為博士官。據(jù)《漢書·儒林傳》載：“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nèi)外傳》數(shù)萬言?！薄秲?nèi)傳》已佚，今存《外傳》十卷，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的六卷卷帙亦有別，或許部分內(nèi)容為后人增益。四庫館臣肯認王世貞對《外傳》的評論，謂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至確。”從其內(nèi)容來看，《外傳》并非闡述經(jīng)義之作，而是與劉向的《新序》《說苑》大致相同，先述故事，后引《詩》為證?！俄n詩外傳》雖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內(nèi)容頗為龐雜，其中錯雜了諸多歷史傳說以及作者虛構(gòu)的內(nèi)容。虛構(gòu)之作，必以“奇”以求吸睛之效。季札乃一讓國賢士，倍受時人稱譽，然而在《韓詩外傳》中，放牧者竟稱其為“皮相之士”，而不屑告訴其姓名。這種“誣賢”以出奇的方法，在歷代小說中屢見不鮮。事實上，《韓詩外傳》不但“誣賢”，還有“誣圣”之作。如卷一第三章記述的是“孔子南游適楚”的故事，當(dāng)其到阿谷時，見到一位佩戴玉飾的美麗少女在洗衣，于是孔子以觴、琴、絺绤以授子貢，以調(diào)戲浣女。在此章中，孔子似秋胡輕薄之流，與其人格理念判若天壤。洪邁謂其“其謬戾甚矣”。（《容齋隨筆·續(xù)筆》卷八）借誣圣以博奇的意圖昭然可見。

對于僅見于《韓詩外傳》的記載，王充還從邏輯上予以駁詰：

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于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后，車有附從，不能空行于途，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注：《韓詩外傳》作“牧”）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故千歲交志。置季子于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后備具，取金于路，非季之子操也?；驎r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

王充《論衡·書虛篇》將《韓詩外傳》中關(guān)于季札見路有遺金的記載作為開篇第一條進行了駁議，認為其說虛謬，理由有四：其一，季子國尚可讓，何嫌貪地遺金？其二，季子掛寶劍以踐心諾，何以喚一生人取金？其三，季子出行，附從隨焉，取金何煩披裘者（牧者）？其四，季子于冥昧之處尚不會取金，遑論白日？論證謹嚴縝密，毋庸置疑。對于何以有此怪誕記載，王充亦有精辟推論：“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彪m然原始文獻中對于季札的記載數(shù)量有限，理應(yīng)一一得到珍視。但顯文露書，是非易見，其中的虛構(gòu)悖理之處也宛然可尋。盡管如此，虛構(gòu)者選取季札而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前提是季札之賢名已高，一如其作誣圣之篇的原因一樣。因此，路有遺金的傳說，恰恰從反面證明了季札決非“皮相之士”，而是一實至名歸的賢者。

最后，聘鄭國、會子產(chǎn)。離開齊國之后，季札又到了鄭國。鄭國是西周末年（前806年）始封的一個小諸侯國。在春秋諸侯爭霸過程中，鄭國在外交方面依隈于晉、楚兩強之間，處境維艱。在內(nèi)政方面，七穆并與國政，卿族紛爭。鄭僖公五年（前566年，魯襄公七年），鄭國執(zhí)政子駟派人殺了鄭僖公，立簡公。簡公年幼，子駟與公子子孔都想自立，其時鄭國的情勢誠如子產(chǎn)自己所說：“國小而逼，族大寵多?！保ā蹲髠鳌は骞辍罚┱窃谶@樣的背景之下，年輕的子產(chǎn)走上了鄭國的政壇。

子產(chǎn)（？——前522年）名公孫僑，又名公孫成子。子產(chǎn)為其字，又字子美。子產(chǎn)是鄭國的貴族，其祖父為鄭穆公，父為子國，曾擔(dān)任過鄭國執(zhí)政。子產(chǎn)為鄭國執(zhí)政20余年，是春秋時期著名的賢相。鄭簡公元年（魯襄公八年，前565年），年幼的子產(chǎn)甫論國是，即顯示了卓犖的政治才華。他既有“政如農(nóng)功，日夜思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勤懇，也有“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左傳·昭公四年》）的忠貞。子產(chǎn)的杰出貢獻受到了時人與史家的普遍褒贊，孔子稱頌其為“古之遺愛”（《左傳·昭公二十年》），謂其“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或，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保ā墩撜Z·公冶長第五》）季札由齊入鄭之后，與子產(chǎn)一見如故，《左傳》載：

聘于鄭，見子產(chǎn)，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chǎn)獻纻衣焉。謂子產(chǎn)曰：“鄭之執(zhí)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p>

子產(chǎn)像

季札見子產(chǎn)，“如舊相識”。子產(chǎn)也“厚遇季子”。季札以吳地貴重的縞帶相贈，而子產(chǎn)回贈以鄭地貴重的纻衣。季札聘問鄭國的這一年，鄭國執(zhí)政子展去世，其子子皮代父即位上卿。當(dāng)時鄭國鬧饑荒，青黃不接，子皮遵父遺命開倉濟民，雖民心稍安，但鄭國貴族集團的內(nèi)亂即將發(fā)生。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執(zhí)政卿伯有（良霄）派子晳（公孫黑）出聘楚國，因為當(dāng)時楚、鄭兩國關(guān)系惡化，子晳因其危險而拒不從命，伯有認為子晳世代為行人，出使他國乃職之所系，子晳堅持不從，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但伯有仍強迫其前往，子晳十分憤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同上）魯襄公三十年（前543年），當(dāng)伯有與子晳的矛盾激化之時，懦弱的鄭簡公不能節(jié)制臣下，不得不與子晳等大夫會盟。至此，鄭國的國難已不可避免。當(dāng)伯有在朝會時再度提出派子晳出使楚國之后，子晳便發(fā)兵攻打伯有，伯有逃奔到許國。當(dāng)伯有得知上卿子皮并沒有參與子晳攻伐時，便誤認為子皮支持他，于是從許國歸來，攻打子晳，最后伯有兵敗被殺于街市。季札聘鄭就是在伯有被殺的前一年。季札以敏銳的政治嗅覺，感受到了鄭國禍難將至的端倪，分析了可能致亂的原因，對子產(chǎn)行將執(zhí)政做出了精準的預(yù)判。

對于鄭國的將至之難，季札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執(zhí)政侈”。顯然，對于駟（駟氏，子晳）、良（良氏，伯有）之亂，季札認為責(zé)在伯有，這與子產(chǎn)的認識大致相同。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子產(chǎn)到晉國時，曾對叔向論及駟、良之爭的原因：“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顯然，“侈而愎”的弱點遠過于“好在人上”。對此，子皮亦有相同的認識，云：“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據(jù)《左傳》記載：“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宰猿悸范T。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辈胁坏莩?，還甚為驕橫。魯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鄭國的六卿隨鄭伯宴享趙孟，趙孟請鄭國六卿賦詩以見志。其中，伯有賦《鶉之賁賁》（今本作《鶉之奔奔》），該詩原是諷刺衛(wèi)國君主的詩歌，因此，趙孟甚為不解，曰：“床笫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逼鋵嵅匈x《鶉之賁賁》，是取其中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兩句。因此，宴享結(jié)束后，趙文子言于叔向：“伯有將為戮矣。詩之言志，志誣其上而以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碑?dāng)然，伯有的驕橫最主要的還是體現(xiàn)在打破了鄭國世卿執(zhí)政的倫序。春秋時期，諸侯國世卿集團普遍存在，和晉國的六卿、魯國的三桓一樣，鄭國也有世卿集團，即所謂“鄭國七穆”。伯有是七穆中的公孫之子世代，而子西則為公孫世代，七穆各氏的當(dāng)國慣例原本是位次輪流，同一世代輪流結(jié)束，次代相及。但魯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鄭國諸卿的位次是：子展、伯有、子西、子產(chǎn)、子大叔。伯有位居子西之先，越位而尊，自然會受到其他諸卿的不滿，因此，伯有之“侈”與“愎”，也與其越位有直接的關(guān)系。伯有最終確實因汰侈而身亡。

鄭國在子產(chǎn)執(zhí)政之前，世卿中奢靡之風(fēng)盛行，尤以伯有、豐卷為甚。其結(jié)果正如季札所預(yù)言的那樣，“難將至”。前543年，即季札、子產(chǎn)相見的次年，鄭伯與大夫在太廟會盟討伐伯有，伯有死于羊肆。其后子駟氏（子晳）還要攻打子產(chǎn)，子皮怒而止之曰：“禮，國之干也，殺有禮，禍莫大焉。”（《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chǎn)這才幸免于難。在季札離開不久鄭國發(fā)生的這一切，顯示了季札對于鄭國時局卓越的洞察力。

季札根據(jù)鄭國的情勢，認為子產(chǎn)即將成為鄭國的執(zhí)政，即他所謂“政必及子”。鄭國禍亂頓起之時，子皮也無能為力。但賢者子產(chǎn)出而為政已漸成共識。如，當(dāng)時大夫然明與裨諶曾有這樣一段對話：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chǎn)？舉不逾等，則位班也。擇善而善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chǎn)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p>

在然明與裨湛之前，季札對于子產(chǎn)行將執(zhí)政已有預(yù)判。盡管如此，季札還是對子產(chǎn)提出了秉政建議，這就是為政當(dāng)重禮。對此，《左傳》的記載是“慎之以禮”。而《史記》則載為：“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奔驹?dāng)是對子產(chǎn)為政的諍言相勸。雖然他們相會時子產(chǎn)尚未全面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華，改革措施也并未展開。季札與子產(chǎn)晤談的具體內(nèi)容史無詳載，但是，從季札對子產(chǎn)為政的建議來看，“慎之以禮”當(dāng)是就子產(chǎn)將要實施的作封洫、作丘賦、鑄刑書，尤其是鑄刑書而發(fā)的。子產(chǎn)的鑄刑書等改革受到了貴族階層的批評，如晉國的上大夫叔向給子產(chǎn)寫信，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编崌云吣聻橹鞯馁F族集團在當(dāng)時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季札對子產(chǎn)“慎之以禮”的諍言相勸，當(dāng)是對子產(chǎn)改革措施整體認同的前提之下，注意刑、禮相濟，以保證社稷安寧。只有這樣，改革才能夠順利進行。

與晏嬰一樣，子產(chǎn)也頗通音樂。雖然對于子產(chǎn)直接的論樂之辭記載不多，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鄭國子大叔曾引述子產(chǎn)之言，其中論及了樂與禮的關(guān)系：

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瓪鉃槲逦?，發(fā)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fēng)、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裼泻?、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zhàn)斗。……哀樂不失，乃能協(xié)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子產(chǎn)所認識的樂，乃是得天地自然，且與禮相應(yīng)同的音樂。如果說季札與晏嬰都是從中和審美的角度來認識音樂的社會功能，那么子產(chǎn)則是通過天地人一體的觀念，論述了音樂的自然美的屬性。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之下，音樂才能與社會人生諧和永存，即他所說的“哀樂不失，乃能協(xié)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季札與子產(chǎn)之間的投契如蘭臭，與他們深諳音樂不無關(guān)系。

三 聘問衛(wèi)晉

離開鄭國后，季札又聘問衛(wèi)國，最終到達晉國。

首先，聘問衛(wèi)國。在衛(wèi)國時，季札與當(dāng)時的衛(wèi)國諸賢甚為相得。因為有多位賢明君子，季札遂對衛(wèi)國的國政做了無憂之評。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季札）適衛(wèi)，說蘧瑗、史狗、史、公子荊、公叔發(fā)、公子朝，曰：‘衛(wèi)多君子，未有患也。’”

季札論列的數(shù)位衛(wèi)國君子中最重要的當(dāng)是蘧伯玉與史。蘧瑗，字伯玉，衛(wèi)國大夫，是衛(wèi)國的賢君子。明人薛應(yīng)旂謂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蘧伯玉歷仕衛(wèi)獻公、殤公、襄公、靈公。從蘧伯玉的行誼來看，他是一位德行高潔的仁者。據(jù)《淮南子》載：“蘧伯玉以其仁寧衛(wèi)，而天下莫能危也?！睂⑥静衽c臧武仲，共同視為能夠保證衛(wèi)國與魯國社稷安寧的賢人。據(jù)《古列女傳》載：衛(wèi)靈公與夫人夜坐，聽車聲轔轔，到宮闕附近時車聲漸失，過了宮闕聲音又起。衛(wèi)靈公即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衛(wèi)靈公問夫人何以知之。夫人曰：“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jié)，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wèi)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毙l(wèi)靈公派人去察看，果然是蘧伯玉?？梢?，蘧伯玉是一位表里如一、不愧屋漏的忠藎之臣。史也是衛(wèi)國的大夫，名，字子魚。對于其行誼，《韓詩外傳》載：“昔者衛(wèi)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shù)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dāng)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l(wèi)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于正堂，成禮而后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对姟吩唬骸腹栁?，好是正直?！背?，《孔子家語·困誓篇》等文獻亦有記載?？梢?，尸諫的行為最見史魚之“直”。

與聘問其他諸國時，季札言論多涉于政治、人事的細節(jié)不同，而論衛(wèi)國純粹以君子人格為是。顯然，在季札的政治倫理中，為政者的德行直接關(guān)乎一國的治政，這也是其后孔孟及儒家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衛(wèi)國是季札在歷聘諸國時唯一的一次沒有提出具體的政治建議，而做出無憂之評的諸侯國，這是因為季札認為得賢士即可國安，顯示了為政者的道德因素在季札的政治理想中占據(jù)突出的地位。

其次，諍言孫林父。在自衛(wèi)適晉的路上，季札經(jīng)過衛(wèi)國大夫?qū)O林父的封邑戚。孫文子（即林父），良夫之子，是衛(wèi)國世卿，曾帥師伐齊。在衛(wèi)成公時曾參與鐘離、戚會盟等。但是，孫文子的德行頗受非議。據(jù)《左傳·襄公七年》載，孫文子聘問魯國，當(dāng)時就出現(xiàn)了倨傲違禮而不悔的尷尬，受到了叔孫穆子的蔑視：

衛(wèi)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后衛(wèi)君。今吾子不后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p>

此前季札聘問魯國時已與時賢叔孫穆子相交甚篤，因此，季札當(dāng)時對孫林父可能已有所了解。從魯襄公七年（前566年）的聘問儀式來看，孫林父乃是失禮而不知悔的虛驕之人。更重要的是，孫林父還有逐君，乃至以封邑叛衛(wèi)附晉之舉。他曾與寧惠子一起逐獻公，立殤公。后寧惠子之子寧喜與孫林父因爭寵于殤公而交惡，殤公派寧喜攻打?qū)O林父，孫林父逃至?xí)x國，請求晉國支持獻公復(fù)位。衛(wèi)獻公當(dāng)時在齊國，齊景公得此消息，與衛(wèi)獻公一起到晉國共同伐衛(wèi)，俘獲了衛(wèi)殤公與寧喜。獻公復(fù)位即誅殺了寧喜。孫林父與寧氏都是獻公、殤公君位更迭的主使者，深陷于權(quán)力爭斗的中心。季札經(jīng)過孫林父的封地戚邑時，獻公甫卒?！蹲髠鳌は骞拍辍酚羞@樣的記述：

自衛(wèi)入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孫林父有逐君之行，并且曾將戚邑叛附晉國，堪稱衛(wèi)國之賊臣。季札對于孫林父身處危境而猶自作樂深為不解，謂其：“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將其比喻為筑巢于帷幕之上的燕雀，身處危境而不自知。加之，獻公卒而未葬，作樂亦不合為臣之禮。因此，雖然季札對于衛(wèi)國的諸賢大夫深為贊嘆，但對衛(wèi)國的另一大夫?qū)O林父則甚為不滿，乃至決意“去之”。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孫林父亦很反感。他對子貢述及孫林父時云：“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wèi)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guī)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笨梢?，孫林父缺乏忠義之德，亦鮮禮儀之行。季札聘問中原列國，與時賢遍結(jié)蘭臭之誼，但也有不淑之遇。盡管如此，孫林父聽聞季札之言即“終身不聽琴瑟”。據(jù)此，宋人呂祖謙就認為季札更高出于著名賢士蘧伯玉：

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患無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為他移奪變化。衛(wèi)之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dāng)時言之，伯玉地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guān)出而已。何伯玉不能化文子于久處之余，而札能悟之于一言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于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于未逐君之時，而季札數(shù)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shù)等。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僅高，看札方知地步向多，在學(xué)者當(dāng)如此看。

洵為肯綮之論。據(jù)《孔子家語》載，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義，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對于季札以義匡正孫林父，孫林父知錯而善改，都予以稱贊。

最后，聘問晉國。從衛(wèi)經(jīng)過戚，季札到了當(dāng)時的中原霸主晉國，這也是季札出使中原的目的地。對于季札適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p>

晉國是與吳國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諸侯國。吳國“始通于中國”，即首先是從晉國開始的。吳王壽夢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晉使吳，帶了“兩之一卒”即30輛兵車幫助吳國訓(xùn)練軍隊，并且還留下“偏兩之一”（《左傳·成公七年》）即15輛兵車給吳國，使吳國的軍事實力大為增強，并且確定了兩國共同抗楚的方略。其后，晉吳之間的外交活動日漸頻繁。壽夢時代即有鐘離之會、雞澤會盟、戚之會盟等等。諸樊繼承位，仍延續(xù)了晉、吳結(jié)盟的傳統(tǒng)，諸樊元年（前560年）吳伐楚，戰(zhàn)敗。次年春天，“吳告敗于晉”，晉“為吳謀楚故”，會諸侯于向（今安徽懷遠縣）。不但如此，公元前550年，“晉將嫁女于吳”（《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吳之間還以聯(lián)姻的方式強化兩國的盟好。晉吳聯(lián)盟堪稱是吳國日漸走向強大，從而能夠抗擊強楚、逐鹿中原、成就霸業(yè)的外交基石。季札出聘晉國，更是晉吳交流史上的精彩華章。

季札對于晉國公室衰微、權(quán)力下傾的情況深有體察。當(dāng)時晉國政壇為六卿左右，叔向?qū)Υ松钜詾閼]，曾對晏嬰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xù)、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标虌雽Υ艘嗌畋碚J同。季札所謂“晉國其萃于三族乎”“大夫皆富，政將在家”，表達的正是與叔向、子產(chǎn)等時賢相似的政治判斷。

對于叔向，季札的評價與孔子也頗為相似，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shù)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睋?jù)《左傳·昭公十四年》記載，晉國的邢侯與雍子為田界發(fā)生爭執(zhí)，久而無決。當(dāng)司法官士景伯出使楚國時，由叔向的異母弟叔魚代為審理此案。事實是雍子違法，但雍子將女兒嫁給叔魚，叔魚斷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在朝廷上將叔魚與雍子殺死了。韓宣子問叔向怎么辦，叔向認為三人同罪，于是將邢侯處死，三人陳尸于市?？鬃訉κ逑虻脑u價便是就此事而發(fā)。季札見叔向是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而叔魚之案則是在魯昭公十四年（前528年）。季札十幾年前對叔向的評價在叔魚之案中得到了體現(xiàn)，并在孔子那里得到了應(yīng)和。季札見微而識人，顯示了驚人的洞察力。

公元前544年，季札歷聘諸國，強化了吳國與中原諸國的聯(lián)系。季札在汲取中原文化精華的同時，也展示了吳國文化精神風(fēng)貌與對中原文化的融攝能力，擴大了吳國在中原的政治影響力。季札的中原之行，與當(dāng)時列國諸賢觀樂論政，見微而知著，群賢為之傾服。其后，司馬遷亦稱嘆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p>

四 掛劍酬心

季札聘問中原，還留下了一段被后世傳誦不已的踐諾守信的佳話。據(jù)《史記》載：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劍，擊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踐履心諾的高行，成為后世誠信踐諾的范則而被廣為傳頌。季札不以生死負他人，亦不自倍其心。唐人王起稱譽其：“盛矣哉，掛劍之名，將萬古而不昧！”

關(guān)于季札掛劍對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念產(chǎn)生的影響，將在本書第十三章進行討論，茲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徐國曾是歷史上一個幅員較為遼闊的諸侯國，對其疆域雖然有諸種不同的看法，其中認為疆域最為廣大的當(dāng)數(shù)蒙文通在《越史叢考》中所指出的，即東南吳越的版圖原是徐國的舊壤，吳越的霸業(yè)就是徐戎的繼續(xù)。但楊伯峻在注《春秋經(jīng)·莊公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時曰：“徐，國名，蠃姓。古徐子國在今安徽省泗縣西北五十里?！彼鶕?jù)當(dāng)是《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顯然，這是指徐國的都城言，而非徐國之疆界。

雖然厘清古徐國的疆域位置十分困難，但徐國曾是歷史上一個與西周相抗衡，在諸侯國中影響力甚大的國家，尤其是徐偃王時更是如此，這是有文獻可稽的。如《史記集解》載：“傳云昔周穆王巡狩，諸侯共尊（徐）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騕褭之馬，日行千里，自還討之?；蛟泼鯉泿煼ブ?。”但“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余家”?！逗鬂h書·東夷列傳》記載更為詳細：“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低踔畷r，肅慎復(fù)至。后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薄痘茨献印と碎g訓(xùn)》亦載：“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有二國。”雖然史籍對于徐國的記載甚少，但出土的徐國銅器則頗豐。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江西高安曾出土12件徐國銅器，因而有學(xué)者認為徐人曾到贛西北部地區(qū)?？梢?，徐國在東夷具有重大的影響。春秋前期，徐國國勢依然頗盛。魯僖公三年（前658年），徐國曾統(tǒng)一了淮南的群舒，對此，《春秋經(jīng)》載：“徐人取舒?！睂τ谌菏娴奈恢?，楊伯峻注曰：“大致宗國在今安徽省舒城縣，而散居于舒城縣、廬江縣至巢縣一帶?！边@一時期江、淮之間的爭疆奪勢的戰(zhàn)爭主要發(fā)生在楚與徐之間。文獻記載鮮見，或許是因徐國曾經(jīng)作為抗擊宗周的主要力量，因此而受到正統(tǒng)史家的輕忽。但其后楚國漸強，逐漸征服了巢、舒、蓼等國。同時，吳國自壽夢以來國力得到了增強，吳、楚爭霸成為南方諸國關(guān)系的中心，徐國的國力逐漸浸微，而屢受吳楚侵奪，如《左傳·成公七年》：“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睋?jù)《左傳》記載，徐國被滅在魯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吳闔廬三年）冬十二月：“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zhí)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碑?dāng)季札于襄公二十九年聘問中原時，徐國雖然國勢衰微，但畢竟還是吳楚競相爭取的一個諸侯國。徐國因與楚國同屬于殷商直系，關(guān)系較吳國更為密切，并世為楚國所制。但當(dāng)時的徐君又是“吳出也”，亦即其母為吳國之女。吳國為了實現(xiàn)霸業(yè)，必然需要北進中原，徐國則地處吳國北上的必經(jīng)之路。季札此次北上“通嗣君”，亦即與北方諸國進行政治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其中一個雖未明確記載，但于情理，可以推測的目的是要爭取徐國在吳楚相爭中更傾向于吳國。因此，季札心許徐君，踐約而掛劍，除了體現(xiàn)季札篤誠守信的品質(zhì)之外，還體現(xiàn)了其卓越的外交智慧。事實上，季札道經(jīng)徐國之后的6年，吳王馀祭十年（前538年，魯昭公四年）《春秋經(jīng)》即有“楚人執(zhí)徐子”的記載?！蹲髠鳌芬嘤浿唬骸靶熳樱瑓浅鲆?，以為貳焉，故執(zhí)諸申。”可見，楚王因為懷疑徐國通吳而拘徐君，而此之“徐子”，當(dāng)是劉向《說苑》中記載的徐之嗣君。徐之嗣君不敢受劍，季札掛劍于徐君墓樹而去。對此感人的敦信守誠之舉，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毙熘镁厝桓信逵谛?。楚王“以為貳焉”的反應(yīng)，正側(cè)面印證了季札過徐之后徐君與吳國聯(lián)系的加深。進而亦可推測，楚人將“徐子”“執(zhí)諸申”的結(jié)果，或許導(dǎo)因于季札掛劍。對此，明人姜寶在釋解《春秋經(jīng)》中“楚人執(zhí)徐子”時，已有這樣的體認：

按《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君之墓，可見吳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zhí)徐子，為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為貳己也。

此次季札出聘中原，道經(jīng)徐國，文獻雖然沒有翔實的記載，季札不以生死為礙，不以色欲心約無憑為托詞，毅然踐約，掛劍墓樹，留下的是后人的不絕贊嘆，也留下了徐之嗣君深深的感懷以及吳國與中原諸國無礙的交通，為吳王成就霸業(yè)做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人田藝蘅誦季札的掛劍時所說的“審音惟妙解，掛劍有深衷”，可謂觸摸到了季札的心海微瀾。

掛劍之舉體現(xiàn)了誠信守諾與外交智慧兩方面的含義。因此，掛劍所寄寓的除了酬心守信的含義之外，季札與徐君真誠的友誼也是掛劍之舉的一個重要動因，掛劍寄寓的傷悼情懷也不應(yīng)為后世所忽視。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之劍，又是痛悼徐君的祭品。因此，古代詩人將季札掛劍的題材用諸痛悼故人的挽詩，這其實是符合季札本意的。如宋人孫應(yīng)時《挽徐居厚寺簿》詩云：“有懷終掛劍，雪涕獨難禁?！彼稳送跹住端慰赊谕煸姟吩疲骸傲珠g誰掛劍，清淚墮悲歌?！备叛灾?，季札掛劍既是其孰信守義的品行使其然，同時也是其卓越的政治外交智慧的結(jié)果。

第四章 中年季札

歷史文獻中對季札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公元前544年歷聘中原，以及此前的讓國行誼方面，對聘問中原之后的記載頗為鮮見。其中的一些零星記載需要通過爬梳辨析，方可窺見季札大概的人生軌跡。

一 “延州來季子”

公元前542年，吳國國君又派申公巫臣之子屈狐庸作為行人出聘晉國，目的是通吳晉之路。當(dāng)屈狐庸至?xí)x時，趙文子問及了季子的近況。對話如次：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jié)者也。雖有國，不立?！?/p>

對于“延州來”，杜預(yù)視其為一邑，但后世學(xué)者多不以此說為是，因為不知“延州來”為何處。服虔則認為“延”，即延陵，州來，另為一邑名。楊伯峻亦認同此說，云：“季子即季札，初封延陵，故《檀弓下》及《史記》屢稱之為延陵季子，此稱延，省稱也。延陵今江蘇常州市。后加封州來，故此稱延州來季子。州來，今安徽鳳臺縣?！钡牵瑩?jù)文獻記載，州來為吳所滅是在魯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在吳據(jù)州來之前，何以封季札于此？因此，何以解釋“延州來季子”？是季札研究中繞不開的難題，故而略做考述。

近人錢穆認為“延州來”即“延陵”的方言表述。其《史記地名考》云：

吳稱句吳，越稱於越；壽夢、壽越、惠墻伊戾，皆夷言發(fā)聲?！傲辍薄皝怼彪p聲，故發(fā)聲成“州來”；“延州來”即“延陵”。《左傳》三言“延州來”，不言“延陵”；《史》《漢》僅言“延陵”，不言“延州來”，明延州來、延陵是一非二。

錢穆將延州來等同于延陵的說法在唐人孔穎達《禮記疏》中即已明確提出：“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jīng)?！恿辏础蹲髠鳌费又輥?，明是一也。”但這一解釋存在一個問題：《左傳》中除了記載“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外，尚有“州來”的記載，如《左傳》：“馬陵之會，吳入州來?！蓖甑摹洞呵锝?jīng)》亦有“吳入州來”。如依錢穆所述，“州來”乃“陵”字的方言，則“州來”等同于“陵”，殊難理解?！妒酚洝分须m然沒有“延州來”，但是有“州來”的記載，如：“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憋@然，“州來”非“陵”字的方言發(fā)音。對于延陵與州來之間的關(guān)系，宋人程公說的論述值得參考：“延陵為季子封邑。及季子讓國之延陵，吳人尊禮焉，以楚州來加其食邑。春秋疆場彼此所屬無常?！蹲髠鳌吩弧又輥砑咀印?，明季子并食二邑意者?！逼湔f頗為中肯。當(dāng)然，對于州來是邑，抑或是國，論者的看法并不一致。

杜預(yù)《左傳·昭公十三年》注：“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钡珜τ诙蓬A(yù)此注，王夫之《春秋稗疏》提出質(zhì)疑：

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為國無疑，而杜云“楚邑”，當(dāng)由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邑乎？州來，國小，服役于楚，游獵其地，唯一其所為耳。《前漢·地理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州”，楚之東侵，疆域止于舒蓼。未嘗北至壽穎，州來亡，實亡于吳。若平王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其國已滅，他日己取之為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也。若為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

其義是說州來并非楚邑，而為一國。其實，在王夫之之前，宋人已有此說：

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傳》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地在淮潁之會。后吳取之，以封季札。至夫差時蔡成公畏楚徒此，謂之下蔡……《釋例》以州來為楚邑，而又以延州來為吳邑。誤矣。

事實上，釋州來為楚邑的杜預(yù)在其辨析“滅”與“取”時，已承認州來為國。杜預(yù)《左傳釋例》曰：“用大量，起大眾，重力以陷敵，因而有之，故曰勝國，通以‘滅’為文也?！　?，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勞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倍蓬A(yù)之“滅”州來，即有“勝國”之意。滅州來國之后而為楚所有，故稱“楚邑”。

我們認為，州來作為吳、楚、蔡交界處的小國，隨著吳、楚實力的消長而屢次易手。在公元前542年趙文子問屈狐庸之前，吳人曾有短暫的攻取州來的經(jīng)歷，但其后又曾為楚所占，因此，《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靈王狩獵州來，州來仍為楚所據(jù)。其后，公元前529年吳滅州來。當(dāng)楚國的令尹請求伐吳，奪回州來時，楚靈王云：“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笨梢?，此時州來雖為吳所滅，但不久當(dāng)又為楚所奪。因為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左傳》又載吳人伐州來，楚奔命救州來。那么州來在魯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之前仍屬楚。如此，何以解釋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延州來季子”之說？程公說所謂“明季子并食此二邑意者，若今帶遙郡之制耳”。其說雖然可通，但似乎仍未論及何以季札得楚地作為封邑的問題。我們以為，將吳、楚迭相所屬之地封之于季札，不能排除這一可能：州來的民心向背比所屬何國更為重要，楚靈王所謂“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即可證明。因此，封邑并不是為了季札本人，而是借季札之賢名，以爭取州來百姓的民心，力圖在兩國爭雄之中使州來民心偏向吳國，使吳國處于有利地位。因為州來堪稱是吳楚相爭、易手次數(shù)最多的淮北要地，是吳國西進北上的前沿。而吳、楚兩國在此長期處于拉鋸狀態(tài)，誠如程公說所記：“吳雖曾入而滅之，未必能守，所以再伐焉，而楚必救之也?！憋@然，在這個堪稱吳楚易手最頻的重鎮(zhèn)，得州來民心比名義上得州來之地更為重要。通觀吳楚兩國，季札之賢名無人能及。程公說所謂“季子吳之望，州來吳楚之要境。吳以是封季子，示重吳而制楚，義或有焉”，其說也依稀透露了這樣的信息。

二 僚光之亂

自壽夢以來，歷經(jīng)諸樊、馀祭、馀眛發(fā)展，吳國的國力已迅速增強，根據(jù)《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吳王派公孫巫臣之子屈狐庸聘問晉國時，趙文子問吳國的國情時，屈狐庸對馀眛有這樣的褒贊：“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逼鋵︹疟t的德行予以很高的評價。吳王馀眛在位的4年，在吳、楚兩國關(guān)系中吳國多取攻勢。如《左傳》載：“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又載：“順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可見，當(dāng)時的楚國對于吳國攻取州來已空嘆奈何了。

但是，吳國內(nèi)部隱然存在著的一個矛盾逐漸顯現(xiàn)了出來：自仲雍至壽夢之前的君位繼承實行嚴格的子嗣父位的制度，但吳王壽夢因季札賢明卓異，而欲立其為君，遂使傳統(tǒng)的君位繼承制度發(fā)生了改變，而實行兄終弟及制，以“必致國于季札而止”。前527年（魯昭公十五年），馀眛去世之前，欲將君位授予季札，季札堅辭不受，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于我，如秋風(fēng)之過耳?！逼潆x開都城，歸于封邑延陵。由于季札堅辭不受，馀眛之后何人繼位便產(chǎn)生了爭議，對于可能繼承王位者的身份，文獻記載也產(chǎn)生了混亂，原因即在于可以繼承王位者有多種可能性。《史記》的記載是：

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馀眛后立。今卒，其子當(dāng)代?！?/p>

吳人于是立馀眛之子僚為王。子承父位是周代以來傳統(tǒng)的王位繼承方法，壽夢以后實行的兄終弟及制是變例。弟終而后，何人承位？吳國歷史上并無先例可循。同時，更復(fù)雜的還在于王僚的身份還有一種可能：《公羊傳》載王僚乃壽夢庶子，即所謂“僚者，長庶也”。如《公羊傳》記載屬實，雖有嫡庶之別，但諸樊以來兄弟相繼的傳統(tǒng)并沒有變，且是“長”庶，這在馀眛之后，季札堅辭的特殊情境之中，也不失為一種現(xiàn)實的選擇。當(dāng)然，嫡庶之別仍是一忌，其繼位的合法性明顯不足，故而何休解釋王僚“即之”而不書“篡”的原因曰：“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為之諱?！倍硪粋€可能的王位繼承者為公子光，據(jù)《史記》記載：“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薄妒辣尽穭t認為其為夷末（馀眛）之子。不管何說為是，公子光繼位都是對子承父位的傳統(tǒng)王位繼承制的回歸。即使按《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吳王僚為馀眛之子，公子光為諸樊之子，公子光欲承王位也具有一定的宗法依據(jù)。這種王位繼承的或然性是吳王僚與公子光矛盾的根本原因。

吳王僚繼承王位后，公子光暗中招納賢士，意欲襲殺王僚。王僚五年（前522年），楚國亡臣伍子胥投奔吳國。伍子胥，名員，其父伍奢，兄伍尚。祖父伍舉，事楚莊王以直諫稱著。伍奢為太子太傅，因諫楚平王不要聽信讒臣無忌之言而疏遠太子建，與長子伍尚一并被楚平王所殺。伍員歷經(jīng)艱辛，最終逃到吳國。伍員知道公子光有奪取王位的圖謀，于是求得勇士專諸薦于公子光。

吳王僚八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公子光伐楚，敗楚師。遂而北伐，敗陳、蔡之師。次年，公子光再伐楚，攻克居巢（今安徽省巢縣）、鐘離。吳王僚十一年（前516年，魯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次年（前515年），吳王意欲在楚國國喪之時伐楚，派遣其弟蓋（掩）馀、燭庸以兵進攻楚國。并且派季札出使晉國，以了解北方諸侯國的強弱情況，以及晉國對于吳國即將進行的伐楚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對此，《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有這樣的記載：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當(dāng)楚國國喪，公子蓋馀、燭庸攻楚之時，楚國發(fā)兵斷吳后路，吳兵不得歸。吳國都城空虛，公子光抓住時機，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自立，為吳王闔廬。這是吳國歷史上的一次大變局。自太伯奔吳以來，歷史文獻中并無吳國王位繼承中刀光劍影的記載，君位的承續(xù)井然有序，但公子光刺王僚而自立改變了這一局面。公子光代王僚而立的一個重要變數(shù)在于是否能夠得到季札的承認。當(dāng)公子光派專諸前去刺王僚時曾說：“我真王嗣，當(dāng)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笨梢姡庸獾呐袛嗍牵簩τ诖掏趿哦粤⒌募瘸墒聦?，季札聘問歸來也不會改變。公子光并未說明做出這一判斷的根據(jù)，其“不吾廢”是不能廢還是不會廢，也不得其詳。而根據(jù)季札的政治人生理念，對于公子光遣專諸弒王僚的行為必然深惡不已，但執(zhí)意不肯承認既成事實，則會引起更大的禍亂，結(jié)果必然是國不寧、民不安。公子光當(dāng)是深明季札必以大局為是而得出了“不吾廢”的結(jié)論。前515年季札出聘晉國與前544年歷聘諸國，《左傳》等文獻記載甚詳不同，此出聘晉國是觀諸侯之變，史乘記載甚略，且目的地亦有不同的記載，《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載：“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毕喾?，《禮記》卻有這樣的記載：“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適齊而非適晉，當(dāng)是季札尚未到達晉國，或是由齊適晉的途中，得知吳王僚被刺的消息，遂匆匆歸吳。

三 循禮葬子

歸吳途中，長子夭亡。在季札葬子過程中，孔子還曾前往觀葬。

關(guān)于季札葬子的經(jīng)過，《禮記·檀弓下》有詳載：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xí)于禮者也?！蓖^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fù)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鬃釉唬骸把恿昙咀又诙Y也，其合矣乎?！?/p>

從《禮記》的記載可以看出，季札旅途喪子，悲痛之情自然難抑。雖因旅次條件所限，但仍循禮而行。其葬子的細微處，可見季札循禮而因時從宜的特征，如“斂以時限”“廣輪掩坎，其高可隱”。正義釋之曰：“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jié)也。今封墳，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jié)制故也。”逝者的衣服并無新制，亦即王肅注所謂：“隨冬、夏之服，無所加?！遍_挖的墓穴也與棺材相仿而不過大；墳的高度也僅是人可手憑而不過高。這些都體現(xiàn)了季札能因時斟酌而得乎禮、循禮有節(jié)的特征。在情感的表達方面同樣如此。聘問途中愛子病卒，不能葬歸故土，其悲痛之情不難相象。這在葬子的細微處也得到了體現(xiàn)，如“坎深不至于泉”。正義釋之曰：“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于泉，以生時之意以恕于死者?！奔驹浜罄@其封土三匝，痛哭不已。孫希旦謂之：“以愍其尸柩之不能還吳?！币允驹E別之情。對于號哭之言，孫希旦謂之：“言魂氣無不之，以冀其精氣之隨己而歸，亦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意也?！边@都表現(xiàn)了季札的憐子情愫。因此，“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睉?yīng)是孔子對季札葬子因行次的條件所限，循禮因時從宜表示肯定。當(dāng)然，對于孔子所說的“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后世王安石、方慤等學(xué)者還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王安石在《季子》中云：

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其合矣乎?！狈蜷L子之喪，圣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為親之，后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于先王之禮為不及矣……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于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承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為之盡禮，則近于棄仁義薄祖考矣。

王氏所論，不無揚圣抑賢的情緒。比較而言，朱熹對季札葬子的評論則較為公允：

問：“‘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不知圣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p>

元人吳澄則對王安石的苛執(zhí)之評進行了詳細的駁詰：

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罢呷眱勺质怯浧鋰@之匝數(shù)，非記其號哭之聲數(shù)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后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荊國（疑為“公”——引者注）王氏以此為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于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jīng)旬日，或經(jīng)半月，或經(jīng)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能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荊國（疑為“公”——引者注）天質(zhì)偏厚，慈愛篤 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雱死，悲戚不堪，力辭相位， 以己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可議也。

吳澄所論甚是，季札葬子，實乃得隨時處中之道，堪稱是“禮從宜”的典范，因為葬子極可能是發(fā)生在季札得知僚光之變后匆匆歸吳的途中，所謂“季子不為之盡禮”恰恰可能是因為國事緊迫所致?？鬃訉３糖巴^季札葬子之禮，并兩處稱季札明禮，即所謂：“延陵季子，吳之習(xí)于禮者也?！薄把恿昙咀又诙Y也，其合矣乎！”據(jù)宋人胡仔《孔子編年》記載，自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至齊為高昭子家臣，并與齊景公論政，其后數(shù)年均在齊國。可見，《禮記》以及《孔子家語》等文獻的記載是可信的?？鬃訉３逃^葬禮，足見孔子對季札的尊崇與敬慕。從公元前544年季札聘問中原的過程來看，與季札過從的多為諸國的世卿與名重一時的賢達。此次聘晉適齊，雖然文獻記載甚疏，但季札已是譽著中原的賢士?？鬃赢?dāng)時雖已37歲，但真正能夠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擔(dān)任魯國大司寇、攝相事則是在50多歲（魯定公十年，前500年）以后。盡管如此，孔子興私學(xué)，已產(chǎn)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時，景公與孔子還有過關(guān)于秦穆公何以能夠稱霸的對話，可見孔子也已名顯于世，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季札與孔子有所交流的可能。但文獻并無季札葬子時與孔子交流的信息，可能是因為此時所記的主題乃季札葬子，以記述季札葬子的細節(jié)為主，而與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從容聘問諸國，可以詳細記載季札與諸賢過從、對話不同，此次季札與孔子雖有過交流而未記載亦在情理之中。

《禮記》以及《孔子家語》中有關(guān)孔子“往而觀其葬”的記載，還具有超乎這一行為本身的價值?？鬃訉３谈百?、博之間觀葬，體現(xiàn)了孔子對于季札的傾慕之情。傾慕之由，必是對季札節(jié)操以及行誼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對于季札于前544年聘問中原時尤其是在魯國的行誼，包括季札觀樂的內(nèi)容必有所知?；谶@樣的史實，探討季札觀樂對于孔子乃至儒家文藝觀的啟示便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事實上，季札觀樂已昭示了儒家文藝觀中最為重要的以詩樂觀政、中和之美的端倪。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堪稱是儒家文藝觀的先驅(qū)，這也是季札辭國守制、掛劍履諾的高行之外，對中國思想史最為重要的貢獻。儒家文藝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藝思想的主干，規(guī)約了中國古代文藝家們對文藝的社會功能、審美境界的認識，從而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的獨特風(fēng)格。因此，孔子觀禮的行為堪稱是厘定季札歷史文化地位的重要坐標。

嬴、博皆為春秋時齊邑。嬴，故城在今山東萊蕪西北。博，故城在今山東泰安東南。今萊城區(qū)口鎮(zhèn)垂楊村有季札長子墓、孔子觀禮處等遺存，與史所載“其長子死于嬴、博之間”正相吻合。

四 去之延陵

季札歸國時，吳國政局大勢已定。季札屢辭君位，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因壽夢以及諸兄們對自己的偏愛而打破吳國君位繼承的慣例，以免因君位而兄弟相殘。但是，王僚被殺無情地打破了吳國王位繼承史上平穩(wěn)有序的傳統(tǒng)，而其禍根實由諸樊之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所致。王僚與公子光雖然對季札都很尊崇，但季札并不能改變他們因王位而相爭的局面。在吳國王位繼承的成法已產(chǎn)生權(quán)變的背景之下，季札僅能通過個人謹守王位傳子成法的行誼，以讓位的高風(fēng)影響于爭位者。事實證明，這種道德的影響力并沒有能夠改變吳國王位之爭的大勢，季札出使之時，公子光指使專諸刺殺了王僚，吳國宮門喋血已成事實。季札歸國以后，《史記·吳太伯世家》有這樣的記載：

季子至，曰：“茍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睆?fù)命，哭僚墓，復(fù)位而待。

據(jù)《史記》及《左傳》記載，季札歸國后雖然復(fù)命于王僚墓前，但“哀死事生”“復(fù)位而待”，以待新君之命，而“敢誰怨乎”，足見在刀光劍影之下，季札的責(zé)難與抗爭都已無濟于事，只能徒增怨憤。當(dāng)然，王僚被殺后，闔廬也不能完全違背傳位至季札的祖訓(xùn)，據(jù)《公羊傳》記載，公子光還有“致國乎季子”之舉。季札當(dāng)然了解這僅是闔廬為洗刷弒君之名的違心之言，但季札還是坦陳了對弒君行徑的不滿，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睋?jù)《公羊傳》記載，自王僚被弒后，季札居延陵而終身不入?yún)菄?。從文獻對季札行誼的記載來看，《公羊傳》所記，雖然直露少文，但語言風(fēng)格與季札更加吻合。季札于公元前544年聘問中原諸國時，與諸賢過從述志，坦露率直。當(dāng)王僚被刺之后，季札對于闔廬的幽怨自在情理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公羊傳》的記載更加合理。同時，“去之延陵，終身不入?yún)菄钡挠涊d，也與季札的生平基本相符。從吳王僚十二年（前515年）之后，歷史文獻中除了吳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有季札救援陳國的記載之外，再無季札的生平消息，這也印證了“終身不入?yún)菄钡闹Z言。而《史記》及《吳越春秋》記述了季札“復(fù)位而待”，但其后了無所待“君命”而行之的記載，可見，季札憤而避走延陵更合實情。

季札對于公子光刺王僚的憤懣還可以通過蓋馀、燭庸的行為中得到佐證。公元前514年，吳王僚曾遣公子蓋馀、燭庸伐楚，季札適晉，以觀諸侯之變。軍事、外交兩相呼應(yīng)。對于蓋馀、燭庸的身份有兩說：《史記集解》引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倍妒酚浰麟[》則另有載：“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馀帥左’，杜注彼則云‘掩馀，吳王壽夢子?！帧断底遄V》亦云‘二公子并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比绾笳f成立，則蓋（掩）馀、燭庸與季札是昆仲的關(guān)系。據(jù)《史記》記載，當(dāng)燭庸、蓋馀二人伐楚被困，聽到公子光弒王僚自立的消息后，“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洞呵铩芳啊蹲髠鳌返挠涊d與此稍異。《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燭庸奔鐘吾?！碑?dāng)吳王闔廬三年（魯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吳國滅徐，“吳子使徐人執(zhí)掩馀，使鐘吾人執(zhí)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睆纳w（掩）馀、燭庸對于闔廬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闔廬使專諸刺王僚的行為，卿族們普遍表示不滿。憤而遠避，是他們共同的人生選擇。因此，季札避走延陵而不入?yún)嵌?，較之于“復(fù)位而待”更加合理。

雖然吳王闔廬是通過兄弟相殘而取得王位的，但這是一個積極有為的君主。在位第九年（前506年）即大敗楚軍，攻入郢都，成為當(dāng)時與齊桓公、晉文公齊名的霸主，《呂氏春秋》載：“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睂τ陉H廬，楚人有云：“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于色，身不懷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标H廬以伍子胥為謀臣，以伯嚭為大夫，以孫武為將，富國強兵，在經(jīng)過了柏舉之役以后，吳國的勢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強，乃至“東征至于庳廬，西征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但在闔廬一朝，各種文獻對季札的行誼無一記載，其根本原因當(dāng)在于銜王僚被殺之恨而有“去之延陵，終身不入?yún)菄敝Z使其然。

對于季札憤而離開吳國國都，淡出歷史視野之外，有學(xué)者認為季札的銷聲匿跡大約兇多吉少。其根據(jù)主要在于杜預(yù)在《春秋釋例》中釋襄公三十一年“延州來”時注“闕”。持季札結(jié)局堪憂的論者認為“闕”有“除，毀”之意，如《呂氏春秋·孝行》中“父母全之，子弗敢闕”。但這種解釋僅限于人之闕，亦即闕是指人，這是由月輪的盈闕之意引申而來，由此引起聯(lián)想的是“受損”意。但這并非杜預(yù)之意。杜預(yù)之謂“闕”，顯然是其基本意“空缺”。如《列子·湯問》：“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即沒有（未知）此地名的解釋，只是指地名的解釋闕如，而非人之闕。因此，孔穎達正義對杜預(yù)的解釋一依地名為據(jù)：“《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恢涮?，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為一邑?！薄啊夺尷贰又輥?，闕’，杜意當(dāng)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憋@然，注家都以“延州來”作為地名，而不是作為對季札的借代。顯然，杜預(yù)所謂“延州來，闕”的解釋并無兇意。同時，更明顯的證據(jù)在于，《春秋釋例》中被杜預(yù)標注為“闕”的地名不計其數(shù)。即如其標注的魯襄公年間《春秋左傳》中的地名，除襄公三年的“鳩茲”中有“丹陽蕪湖到東今皋夷也”，其余皋舟、二十八年朱方、三十一延州來均標為“闕”。這顯然是指難以解釋地名之“闕”。因此，推測季札在闔廬期間的兇兆并無根據(jù)。其后，史書還有吳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魯哀公十年）抗楚救陳的記載，這一事件似乎是季札親為。

第五章 終老諸謎

與“其學(xué)以自隱無名為務(wù)”的老子，見周室衰微，乃西出函谷關(guān)，“莫知其所終”，留下了曠世之謎一樣，文獻對季札的晚年記載也恍惚迷離，近期頤而帥師救陳竟載于《左傳》，身后題碑又出于圣人手筆。是耶？非耶？茲試釋一二以為招玉之引。

一 救陳試解

歷史文獻經(jīng)歷了對季札行誼30年的失載之后，《左傳·哀公十年》（前485年，吳王夫差十一年）又有這樣的記載：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wù)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wù)德而安民?！蹦诉€。

歷30年以后，以年屆九旬之身而再現(xiàn)于史家筆下，這自然會受到質(zhì)疑?？追f達《正義》：“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說務(wù)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dāng)是札，故計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笨追f達先認為救陳的是季札，后又引孫毓之說存疑。楊伯峻則認同孫毓之說，對“延州來季子”提出了疑問，說：“杜注：‘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dāng)十五六，至今蓋九十余?！搜又輥砑咀游幢丶醇驹救耍越贇q老翁帥師，恐情理所難，或其子孫，仍受延、州來之封，故仍其稱乎?！奔驹杲陬U而能帥師，確實令人生疑。但孔穎達以務(wù)德安民乃大賢之事為根據(jù)，判斷救陳乃季札本人所為，還是頗令人信服的。從其對子期的語氣來看，顯然非季札子孫所言。尤其是“二君不務(wù)德，而力爭諸侯”，這顯然是一位德劭者的語氣。根據(jù)杜預(yù)的解釋，“二君”乃是“吳、楚”之君。既有楚君，更有吳君，直陳其“不務(wù)德”，若是季札后代，斷不可以如此口吻斥責(zé)一國之君主。

更重要的是，救陳之役含有吳、楚兩國多年的恩怨。陳國是處于吳楚之間的小國，當(dāng)吳王闔廬九年（魯定公四年，前506年）吳國攻打楚國時，曾派人見陳懷公，希望其一起攻楚。但陳懷公采納了逢滑的建議，沒有附從闔廬。當(dāng)吳王夫差繼位戰(zhàn)勝越國之后，便于公元前494年發(fā)兵入侵陳國，以報復(fù)陳懷公未應(yīng)闔廬之召的怨憤。夫差七年（魯哀公六年，前489年），夫差“復(fù)修舊怨”，再度伐陳。楚昭王遂發(fā)兵救陳，最終病死于軍中。吳王夫差十年（魯哀公九年，前486年），楚國在上次救陳未果之后又發(fā)兵攻陳。當(dāng)時吳國的兵鋒主要集中于北方的齊國。次年冬，季札率兵救陳?？梢?，圍繞著陳國的爭奪戰(zhàn)載荷著吳楚兩國多年的恩怨。面對著積淀了兩國多年恩怨的戰(zhàn)役，如果沒有很深的資望，斷不可能輕易主動撤兵。因此，救陳之“吳延州來季子”必為一威望極高者，不但直斥吳、楚兩國國君不修德操，僅以爭奪諸侯疆域為目的，而且為了使陳國生民免遭涂炭，竟然自請退兵，這一駭俗之行絕非一般統(tǒng)軍之帥以及季札子孫所能為。概而言之，救陳民于危境而不爭陳國土地之得失，非季札不能為。

對于“延州來季子救陳”主要的疑問在于季札當(dāng)時已90余歲，難以帥師赴陳。但春秋時年高者并不鮮見，如衛(wèi)之蘧伯玉，始見于文獻記載是在《左傳·襄公十四年》，當(dāng)時孫文子進入衛(wèi)都帝丘，意欲攻打衛(wèi)獻公，見到蘧伯玉并征詢其意見，蘧伯玉冷靜地回答；“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可見，當(dāng)時蘧伯玉聲名已著，當(dāng)已近于壯歲。孔子至衛(wèi)，住在蘧伯玉家中時，已是魯哀公元年（前494年）。其間經(jīng)歷了昭公、定公，至哀公元年已歷65年，此時的蘧伯玉應(yīng)已近期頤。周文王也是年近期頤乃崩，據(jù)《史記集解》載：“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蓖跸戎t亦曾列年逾百載者數(shù)人：“商之老彭、伊陟，周之君奭、老聃、子夏，漢之張蒼、伏生、竇公，皆身歷數(shù)朝，年逾百載?！币虼?，判斷季札救陳，不應(yīng)僅因年齡的因素而完全予以否定。

果是季札出面救陳，還要解釋季札于30年前做出的“終身不入?yún)菄敝Z的問題。我們認為季札并未違諾，原因有二：一是終身不入?yún)菄那疤崾恰叭ブ恿辍保恿昴藚菄乱?。誠如何休所解：“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境?！币虼?，季札并沒有離開吳國，而僅是“不入?yún)浅倍眩厝贿€與聞吳國大事。二是季札之憤乃是因闔廬遣人擊殺王僚而起，而此時夫差已繼位11年。更重要的是，季札帥師救陳，也有可能并非為夫差所遣。因為夫差當(dāng)時主要忙于北伐齊國，據(jù)《左傳·哀公十年》記載：“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薄褒R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薄扒铮瑓亲邮箒韽?fù)儆師。”吳夫差十二年（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五月，夫差與魯哀公帥師伐齊。可見，夫差兵鋒所向主要在北方，而陳國則處于吳國的西南方向，距離季札的又一封邑州來（吳王夫差三年遷蔡國于州來）不遠。當(dāng)公元前485年冬天楚子伐陳之時，季札可能是以其獨有的聲望，集吳國西面防御楚國的兵士應(yīng)急救陳。果如此，則并不違背“終身不入?yún)菄敝Z。

宋人蘇轍認為，季札救陳時的退兵避楚之舉與其一生的行誼、德行完全統(tǒng)一，云：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quán)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于曹，季子之于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于爭乎？予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fù)見，季子事吳九十余年，觀其掛劍于墓，不以死背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所以養(yǎng)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有所不受，而況于吳乎？彼其所養(yǎng)者，誠重故也。

蘇轍從季札修德養(yǎng)心的層面，論述了其一生行誼的邏輯關(guān)系。被視為蠻夷之邦的吳國，能慨然救陳，也引起了后世諸多學(xué)者的頗多感喟與商論。雖然救陳是否為季札的信息已湮沒在悠遠的歷史時空之中，但現(xiàn)存文獻記載的季札德行確實為我們破解歷史謎障提供了邏輯推衍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轍在《古史》中稽考季札事跡的方法，對我們準確地認識季札不無啟迪。

二 墓與碑

在《左傳·哀公十年》記載了季札救陳之后，史書再無季札生平活動的信息。根據(jù)吳慶臣《吳氏宗譜》載，季札生于周簡王十年乙酉（前576年），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吳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18年之后，曾經(jīng)國殷民眾，禾稼登熟，兵革堅利，使“九夷之國莫不賓服”（《墨子·非攻中》）的吳國，因夫差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好戰(zhàn)窮兵，致使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輕諸侯，凌齊晉，最終驟然為越國所滅，夫差被擒于干隧。季札于老邁之年發(fā)出的“君不務(wù)德，而力爭諸侯”諍言，不可能為虛驕的夫差所納，這與伍子胥的盡忠極諫，抉目而辜何其相似？對此，蘇軾有這樣的感喟：“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于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于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睎|坡在《延州來季子贊》中對季子“有化無死”之贊，準確地體現(xiàn)了季札留下的精神財富并未因吳國滅亡而湮沒于歷史長河之中，而是越出了春秋之時、吳國之地，化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季札受到了后世的普遍崇仰，或歌誦，或賦辭。如明人沈長卿縱論春秋諸賢，論季札云：

札為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仿佛，即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欒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chǎn)、若蘧瑗、若叔向，皆一時之杰，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圣人之風(fēng)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圣之睿者也；閎覽博物，圣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圣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嬴博之間，而夫子觀其禮，素已傾向札矣。卒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p>

沈長卿以季札與群賢的交誼為據(jù)，越賢而圣，將季札與孔子同儕，就季札對孔子文藝觀的啟示而言，亦非全為過譽。

季札墓碑

對于季札的墓，史書屢有記載，如《越絕書》載：“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雖然《越絕書》是較早記載季子冢的文獻，但“上湖”何在，尚需考證。加之此段文字可能有脫失，具體地址仍不甚明了?！痘视[》載：“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xiāng)，至今吏民皆祀?！薄对涂たh志》載：“常州晉陵縣。春秋時延陵，漢之毗陵也。后與郡俱改為晉陵，季札所居也。墓在本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薄短藉居钣洝份d：“季札墓在今縣（毗陵縣——引者注）北七十里申浦西是也?！逼渲小痘视[》《太平寰宇記》所記為后世史家廣泛引據(jù)。今江陰申港墓、碑、廟俱存，與文獻記載相符。同時，在江蘇江陰申港季子祠內(nèi)、丹陽縣延陵鎮(zhèn)九里村延陵季子廟內(nèi)分別有宋人與唐人摹寫的傳為孔子所書的“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碑，即“十字碑”。歷代學(xué)者雖然對“十字碑”的真?zhèn)尉墼A難辨（詳見本書第十四章），但相傳為孔子所題的碑文僅比干與季札，這本身即已蘊含了豐富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