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第一章 勾吳與壽夢

一 早期吳國

季札所在的吳國，最初始于太伯奔吳。據(jù)《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子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這與《左傳》《國語》《吳越春秋》《韓詩外傳》的相關(guān)記載基本吻合?？梢?，古公亶父有三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歷。太伯所奔的所謂“荊蠻”，似先是指楚地古族名，朱熹注《詩經(jīng)·采芑》云：“蠻荊，荊州之蠻也。”《書·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笨梢?，荊州在今兩湖地區(qū)，主要是春秋時楚國的活動地區(qū)。比較而言，將“荊”“蠻”分述似更為合理。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卦诔街纭！睂τ凇扒G蠻”，亦即太伯、仲雍奔吳最早到達的地點，學(xué)界眾說不一。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江蘇寧、鎮(zhèn)一帶，還有認(rèn)為是陜縣，也有認(rèn)為是在江西樟樹吳城。當(dāng)然，更多的人認(rèn)為是在太湖流域，對此，歷代文獻的載錄多有可征，如東漢范曄《吳越春秋》記載太伯卒后，“葬于梅里平墟”。三國王象等編《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碧迫藦埵毓?jié)《史記正義》注“吳太伯”云：“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睋?jù)這些文獻記載，太伯、仲雍所到的荊蠻是指太湖流域。

荊、蠻作為特定的地域與部族，最初并無尊卑的色彩。如楚武王在征伐隨國時，曾自謂：“我蠻夷也?！钡虺朔侵茏?，且長期與諸夏相抗，因此，諸夏在判分夷夏時，有時則含有貶義。如《詩經(jīng)·采芑》“蠢爾蠻荊，大邦為仇”等。當(dāng)然，《史記》記太伯初立勾吳時則并無貶義，僅指其地域而已。

“勾吳”名稱從何而來？趙曄《吳越春秋》記載：“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睍r有吳人問：“何像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dāng)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其意是說，太伯無嗣，當(dāng)有封地的應(yīng)該是弟弟吳仲。據(jù)《逸周書·世俘解》記載，當(dāng)武王克商之后，祭祀祖先時，其次第是：“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逼渲械摹坝莨奔词侵儆海址Q虞仲。而金文“虞”常作“吳”?？梢?，稱“吳”乃緣起于“仲雍”?！肮础?，據(jù)顏師古《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注曰：

“句，音鉤，夷俗語之發(fā)聲也，亦猶越為于越也?！鳖亷煿诺慕忉屖艿搅耸芳业钠毡檎J(rèn)同。

無論對荊蠻與勾吳的認(rèn)識有何不同，太伯、仲雍都是姬姓，亦即吳之貴族為周裔乃不爭的事實。據(jù)《吳越春秋》記載，兩人“知古公欲以國及昌”，而在古公生病期間，托名采藥于衡山，來到荊蠻。對于古公去世前后的情形，《韓詩外傳》有這樣詳細的記載：

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后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奔舅炝⒍B(yǎng)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這樣，太伯、仲雍、季歷在王位繼承問題上，便帶有濃厚的溫情與道義色彩。對于為何太王意欲傳位季歷然后及于姬昌，《左傳·僖公五年》宮子奇有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睂τ凇安粡摹钡暮x，《史記·晉世家》以及顧炎武等都是指太伯“亡去”為“不從”。但朱熹認(rèn)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于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碑?dāng)然，這一觀點受到學(xué)者們的普遍質(zhì)疑。如程樹德云：“《左傳》所云泰伯不從，史公以亡去為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后儒遂傅會《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此是宋儒師心自用之失，不能曲為諱也?！蓖瑯樱瑢τ诠殴珌嵏甘欠褚蚣Р庥麄魑唤o季歷，也有學(xué)者提出質(zhì)疑。如清代學(xué)者崔述云：“季歷于（遷岐）后四十四年始生，文王于后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yù)知其有圣孫，而大伯又將讓之于誰乎？”所論甚確。

對于太伯奔吳的原因，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受太王的委派，到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聯(lián)絡(luò)虎方，以共圖滅商大業(yè)。我們認(rèn)為，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據(jù)《史記·周本紀(jì)》記載：“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辈浑y看出，季歷與太伯、虞仲并非一母所生。季歷的生母為太姜，而太伯、虞仲顯然非太姜所生。太王與姜姓聯(lián)姻具有特殊的意義。孟子云：“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可見，當(dāng)時的狄（鬼方）對于周人的侵?jǐn)_已非常嚴(yán)重?！拔籼蹙舆?，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痹诘胰说那至柚?，太王被迫率部落遷至岐山之下的周原。據(jù)載“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可見，太王所遷乃一肥美之地。因此，必當(dāng)已有氏族部落在此生息。據(jù)《水經(jīng)·渭水注》載，源于岐山的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因此，周原所在，當(dāng)是姜姓氏族部落的所在地。當(dāng)“狄人侵之”不得已“去之岐山之下”時，姜氏容留太王率領(lǐng)的部落居于此，堪稱宏恩。果若如此，太王傳位于季歷，很有可能與姜氏部落在太王及姬氏部落在危難之時慨然相助有關(guān)。相反，太伯、虞仲的生母諸史無載。盡管太伯、仲雍奔吳的原因尚難定論，但根據(jù)諸多史料綜合分析，當(dāng)是以太伯、仲雍識時順勢，避免了喋血宮門的爭斗，遠走以遂“圣瑞”最為合理?？梢?，因勢因賢而讓國，使嗣位晏然，以免蕭墻之禍，是吳國始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

由于吳地距離周原十分遙遠，隨太伯、仲雍至勾吳的姬姓人數(shù)畢竟有限，太伯、仲雍是以認(rèn)同吳地土著文化始能立本肇基并得以發(fā)展的。《吳越春秋》載其“之荊蠻，斷發(fā)文身，為夷狄之服”。因此，“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同時，太伯、仲雍著荊夷之服，斷發(fā)文身，也顯示了不祧古公王位的決心，亦即《吳越春秋》所謂“示不可用”。

吳地土地肥沃，氣候溫潤，自然條件優(yōu)越，因此，勾吳肇基之后，經(jīng)過數(shù)年的努力，已是“民人殷富”。當(dāng)時正處于殷周鼎革之際，中原戰(zhàn)事頻仍，為了防御戰(zhàn)火南延，太伯帶領(lǐng)民眾筑城，城分內(nèi)城與外郭，據(jù)《吳越春秋》記載，內(nèi)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梅里（今江蘇無錫梅村鎮(zhèn)）建立了吳國的都城，從而奠定了吳國的基業(yè)。

太伯去世后，葬于梅里平墟（今無錫市鴻山鎮(zhèn)），因為太伯無子嗣，其弟仲雍繼位。仲雍亦名吳仲。仲雍之時，進一步強化了姬氏與吳地土著文化的融合。當(dāng)傳至曾孫周章之時，周武王已克殷，天下甫定，于是遣使尋找太伯、仲雍后裔，找到了吳國國君周章，遂“追封太伯于吳”。對于所封的爵位為何？裴骃《史記集解》引韋昭曰：“后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從“追封為吳伯”，可知“伯”亦為爵位。對此，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亦載：“范寧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Q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可見，西周初年，周武王封仲雍的后裔周章冊封的當(dāng)是伯爵。從太伯奔吳讓國，以及武王克殷后尋訪太伯馀裔的誠意來看，封其為伯應(yīng)在情理之中。

但《春秋經(jīng)》中對吳國國君爵位的記載則多為“子”，如《春秋經(jīng)·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薄洞呵锝?jīng)·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諸樊）伐楚，門于巢，卒。”《春秋經(jīng)·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馀祭。”不難看出，自從《春秋》記吳王壽夢時，即以“吳子”稱之，亦即魯國史官視吳君為子爵。但《國語》中有這樣的記載，晉、吳黃池之會時，晉定公使董褐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秉S池之會是在前482年，在《春秋經(jīng)》屢載“吳子”之后，因此，吳王的爵位是伯還是子？似有兩說。從《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等文獻可以看出，西周初年，武王封吳為伯于理可通。但在《春秋經(jīng)》中屢稱“吳子”，這也許是因為自從周章之后，吳地與中原隔絕甚久而被視為僻遠之蠻夷，對其心存貶義不無關(guān)系。吳人因長期與中原文明交流甚少，從黃池之會中可以看出，夫差云：“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憋@然，夫差所謂“先君之班爵”，當(dāng)是指吳國開國時的“伯”爵。正因為如此，董褐才有“吳伯”之稱。這也從側(cè)面印證了《春秋經(jīng)》中稱“吳子”，乃是自壽夢之后，當(dāng)時中原諸國對于吳國爵位的一致認(rèn)識。事實上，春秋時期爵位升降變更的情況并不鮮見，如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云：“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后并稱伯，惟此年‘來盟’（指《春秋經(jīng)·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稱子，厥后終春秋稱伯?！迸c杞之班爵變更一樣，吳亦在伯爵與子爵之間。

武王克殷之后，又封太伯、仲雍之后為二：一為荊蠻之吳，亦即將已居君位的周章仍封于吳；一為中國之虞，封周章之弟虞仲至夏墟（今山西平陸縣），列為諸侯。中國之虞經(jīng)十二世之后為晉獻公所滅。周章之后，吳國嚴(yán)格實行自仲雍以來父終子及的君位繼承制度，歷十四世至壽夢繼位。

二 壽夢強吳

壽夢像

吳王壽夢時，吳國的國力逐漸強盛。壽夢（？——前561年），名乘，字孰姑。壽夢是一位積極有為的君主，在位期間經(jīng)濟、文化、軍事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吳越春秋》載其“吳益強，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在政治與文化上，壽夢繼位伊始就“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這是自太伯、仲雍適荊蠻之后史書中第一次對吳與中原交通的記載。春秋時期，自從周、鄭繻葛之戰(zhàn)，王師敗績以后，王室浸微不振。其后的內(nèi)亂加劇了王室的衰微。據(jù)《左傳》記載，魯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周公黑肩被殺，王子克逃到了燕國。其后，魯莊公十九年（前675年），周惠王時，蒍國、邊伯、石速等發(fā)動叛亂，五位大夫侍衛(wèi)奉周莊王之子頹，逃到衛(wèi)國，衛(wèi)、燕兩國軍隊攻打周惠王，立子頹為周天子。周惠王依靠鄭、虢的力量殺了王子頹及五大夫，平定了王室之亂，于是惠王將虎牢以東的土地賜給鄭伯，將酒泉賜給虢公，王畿更加狹小，王室更加衰微。在此背景之下，春秋時期諸侯仍有尊王之舉，但這往往是與攘夷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亦即借尊王以團結(jié)各種力量，凝聚諸夏，共同對付戎狄交侵的局面。但壽夢“朝周”表現(xiàn)的吳國尊王取向，目的則稍有不同。這一方面是因為吳為姬姓諸侯，存在著宗法的內(nèi)因；另一方面，自殷周鼎革以來，吳國處于邊遠的荊蠻之地，遠離王畿，國力不強，且附屬于強楚，勾吳與諸夏之間的政治、軍事聯(lián)系幾乎中絕。因此，壽夢的“朝周”，是借尊王以祧宗法，最根本的動因是恢復(fù)吳國與諸夏以及周邊鄰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學(xué)習(xí)中原的禮樂文明，為最終成就霸業(yè)打下政治文化基礎(chǔ)。

壽夢在“朝周”之外，尚有“適楚”之行。春秋時期，周室衰微，南方的楚國與中原諸強一起逐漸崛起，所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強”。楚國逐漸將勢力北拓至中原地區(qū)，與中原諸強發(fā)生碰撞。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晉文公率晉、宋、齊、秦四國聯(lián)軍與以楚國為首的楚、陳、蔡三國聯(lián)軍在城濮大戰(zhàn)，晉軍重創(chuàng)楚軍，晉文公被推為霸主。但城濮之戰(zhàn)以后，晉楚爭霸的局面仍沒有結(jié)束。楚國進一步經(jīng)略東南，據(jù)《左傳·魯宣公八年》載：“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強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倍蓬A(yù)注云：“《傳》言楚強，吳、越服從?！币嗉串?dāng)吳國見諸中原史籍之時，即已成為楚國的附屬國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便成了壽夢經(jīng)略吳國的首要任務(wù)。

壽夢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晉使吳，這是吳國與諸夏聯(lián)系的一個重要事件。申公巫臣原為楚國的大夫，巫臣逃離楚國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當(dāng)楚國圍攻宋國的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子重請求以屬邑申、呂作為賞田，楚王同意了子重的請賞。但申公巫臣提出反對，認(rèn)為申、呂作為賦稅之地，可以作為防御北方的屏障，如果成為子重的賞田，“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于是楚王收回了對子重的承諾，子重遂怨恨巫臣。其二，因夏姬而結(jié)怨子反。夏姬是鄭穆公之女，嫁給陳國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字南）。夏姬貌美多姿，陳靈公及陳大夫孔寧、儀行父都與其私通。夏征舒一怒之下射殺了陳靈公。孔寧、儀行父都逃到了楚國，太子午逃到了晉國。夏征舒自立為陳侯。楚莊王因夏征舒殺陳靈公而率領(lǐng)諸侯討伐陳國，殺夏征舒后迎太子午而立之。楚之子反欲娶夏姬，申公巫臣力阻之，子反亦怨恨巫臣。于是巫臣帶上夏姬離開楚國，逃往晉國。其后，子重、子反殺害了巫臣在楚國的家族，分了巫臣的采邑。因此，壽夢繼位后的第二年（前584年）巫臣再作為晉國的使者入?yún)?，目的在于教吳用兵叛楚。巫臣教吳國使用車馬、用兵布陣之法，訓(xùn)練士卒，指導(dǎo)吳國用兵伐楚，吳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增強。巫臣還將其子狐庸留在吳國，壽夢委其為行人之職，而《吳越春秋》則載“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無論哪一種文獻的記載近實，壽夢都是以重任委諸狐庸。任用中原人士為高官，這在吳國歷史上是十分鮮見的。這顯示了壽夢廣納賢才，著意于汲取中原文化的胸襟，這也是吳國迅速走向強盛的重要條件。顯然，巫臣使吳是吳國與中原文化交流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機?！妒酚洝分^其“吳于是始通于中國”，“吳子壽夢說（悅）之，乃通吳于晉”。同時，更重要的是巫臣使吳從根本上瓦解了吳楚自楚莊王十三年（前601年）伐舒、蓼之后形成的楚、吳、越聯(lián)盟。壽夢二年（前584年，魯成公七年），吳國北伐郯國（今山東省郯城縣西南），直逼魯國，魯國的執(zhí)政大臣季文子深以為憂，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發(fā)出了“吾亡無日矣”的嘆息?？梢?，此時吳國的國力已相當(dāng)強盛。在吳、楚關(guān)系上，吳國也改變了受制于楚的局面，轉(zhuǎn)而“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币嗉丛緦儆诔牡赜颍繛閰菄加?。

壽夢在位期間，在“朝周”“適楚”之后，還曾與魯成公等會盟于鐘離，對此，《吳越春秋》載：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鐘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fēng)。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于乎哉，禮也！”

鐘離之會的時間，文獻記載不一，《春秋》對其參加者的記述尤詳，云：“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wèi)孫林父、鄭公子、邾人會吳于鐘離?！笨梢姡@是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盟會。明人王樵在《春秋輯傳》中更認(rèn)為是諸侯大夫先約集相會，而后會吳。其地鐘離，史家有不同的解釋：一說屬于楚。如杜預(yù)云：“鐘離，楚邑，淮南縣?！币徽f為國名（見《路史》），漢代置鐘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這次鐘離盟會的動因概有兩個方面：

首先，魯以及中原諸國與吳國會盟，達到共同抗擊楚國的目的。雖然公元前579年宋國的大夫華元促成了晉、楚弭兵，“楚公子罷如晉聘，且蒞盟”。但是，在魯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六月，楚國發(fā)兵侵鄭、衛(wèi)，對此，《左傳》記載了當(dāng)時楚國令尹子囊與司馬子產(chǎn)的對話：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結(jié)果，“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wèi)，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笨梢姡毕蛴帽?，對中原諸國形成了現(xiàn)實的威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諸夏與吳國舉行了鐘離之會。同時，在兩霸相持的大背景之下，壽夢招徠人才，富國強兵，國力倍增。壽夢二年（前58年），吳國發(fā)動了攻打郯國的戰(zhàn)爭?！蹲髠鳌こ晒吣辍份d：“七年，春，吳伐郯，郯成?！钡笆囚攪膶賴?，而魯與晉的關(guān)系又頗為微妙。據(jù)《史記》記載，成公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于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可見，與晉國同為姬姓的魯國也在晉、楚對峙中徘徊猶豫。吳國的這次北伐，集中地展示了吳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對自視為上國的中原諸國震動甚大，并引起與楚國爭霸的晉景公對吳國的重視。也就在這一年，流亡到晉國的楚國大夫申公巫臣被晉景公派遣到吳國，目的是瓦解楚、吳的聯(lián)盟關(guān)系，進而扶持吳國以抗楚。

其次，吳國通過與魯成公等中原諸國的會盟，增進與中原諸國的聯(lián)系，學(xué)習(xí)禮樂文明，為北進中原做好文化準(zhǔn)備。魯國乃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據(jù)《史記·魯周公世家第三》記載，武王滅紂之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倍艹亩Y樂典章制度為周公所作，據(jù)《史記》記載，成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魯是周公的封地，誠如楊向奎先生所說：“宗周初建，周公經(jīng)營洛邑，綰轂東方而封建諸侯，六合之內(nèi)各有強藩，而魯與晉實為大國?！痹诒容^齊魯?shù)年P(guān)系時又說：“后來的發(fā)展，齊強而魯弱。但中國之傳統(tǒng)禮樂文明，卻以魯為正統(tǒng)?！薄棒斪谧谥軅鹘y(tǒng)，‘周禮在魯’，而齊國偏離此道，遂有‘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的概括?！币虼?，“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壽夢與魯成公會于鐘離之時，“深問周公禮樂”。學(xué)習(xí)中原的禮樂文明。由于禮樂主要成于周公旦，太伯奔吳時尚未有系統(tǒng)的禮樂文明帶到吳地，其后吳與中原交流時亦無相關(guān)記載。壽夢與魯成公之會時對禮樂的感嘆，為季札修習(xí)禮樂提供了強烈的外部動因。從壽夢觀禮樂之窘迫，到季札觀樂之從容，相隔時間并不太長，但體現(xiàn)了吳國文化地位的重大變化，這其中季札卓犖的才華與勤勉的學(xué)習(xí)是實現(xiàn)這一轉(zhuǎn)變的重要因素。

對于這次鐘離之會，有史家認(rèn)為吳乃夷邦，中原諸國與吳國本非同好，往往對吳含有輕蔑之意。如杜預(yù)注云：“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從聘會內(nèi)容的記載來看，壽夢確實對于中原禮樂文明甚為生疏，深深體會到了文化的差異，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因此，《吳越春秋》記載的鐘離之會，多為壽夢對于文化差異的感喟。通過此次盟會，壽夢對于中原禮樂文明雖然僅有初步的了解，但已深切地體會到了熟悉禮樂文明是與中原列國交往的必要條件。事實上，能否守禮重義，直接關(guān)系到吳國攻守征伐、圖強求霸的大業(yè)，為此，吳國亦曾有過深切的教訓(xùn)。如魯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楚共王去世時，吳國乘機征伐楚國，楚國軍隊在養(yǎng)由基與公子午的率領(lǐng)之下，誘吳師而圍之，在楚國庸浦（今安徽無為縣南）大敗吳師，吳國公子黨被俘。在對方居喪之時征伐，受到了時人的不屑，《左傳》引《詩經(jīng)·小雅·節(jié)南山》“不吊昊天，亂靡有定”以譏刺吳國的無禮無義之行。第二年，當(dāng)吳國遣使向盟國晉國報告戰(zhàn)敗的消息，并商討如何討伐楚國的計劃時，晉卿范獻子則譴責(zé)吳國乘楚喪而侵楚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而拒絕了吳人的請求。因此，對禮義文明的了解與運用關(guān)系到吳國的興衰大業(yè)。壽夢的努力直接影響了季札，這也是作為蠻夷之邦的季札能夠被孔子嘆為“吳之習(xí)于禮者”的重要動因。

值得指出的是，吳國雖然被視為荊蠻，但與中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古代以諸夏為中心，周邊分別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但其中的分判、厘別并不十分嚴(yán)格。誠如錢穆先生所說“當(dāng)時中國本為一種華、夷雜處之局”。同時，當(dāng)時諸夏與戎狄之間的區(qū)別“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游牧部落之不同”。比較而言，東夷、南蠻主要是農(nóng)耕文明，與諸夏之間的生活習(xí)俗以及文化上的差異程度與戎狄并不一致。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荊蠻的吳地與諸夏之間的文化交流要方便得多。事實上，吳地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并沒有真正停止過，這屢屢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中得到證明。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土于江西臨江的春秋中期的者減鐘，“形式、紋飾和銘文都出于中原，這可以認(rèn)為是吳的統(tǒng)治階級為要吸收先進的中原文化而做出努力的一種實證”。當(dāng)然，這種交流往往主要局限于器物文化層面，而對于中原的禮樂文明，吳地顯然還保存了較多的土著風(fēng)俗，這從壽夢鐘離之會時的“深問禮樂”，以及與中原迥異的椎髻為俗得到了證明。

鐘離之會以后，吳國與中原諸國的交往更多。壽夢十六年（前570年），晉侯大會諸侯于雞澤，據(jù)《左傳》記載，“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雖然壽夢因“道遠多難”而未能參加會盟，但是吳國與中原諸國，尤其是與晉國的關(guān)系已頗為密切。其后壽夢二十三年（前563年，襄公十年），魯襄公“會晉侯、宋公、衛(wèi)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這是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諸侯會盟，諸侯“會吳于柤”，顯示吳國影響在中原已逐漸擴大。

雖然晉楚兩國是當(dāng)時大國關(guān)系的核心，但是，在壽夢時期吳國逐漸強大，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吳與楚之間的力量逐漸平衡，且吳國經(jīng)常對楚國取攻伐之勢，吳國成為當(dāng)時列國之中影響甚大的諸侯國，為其后霸業(yè)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司馬遷記之曰：“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眽蹓糸_啟了吳國交通中原的新的一頁，因此，當(dāng)其在魯襄公十二年（前561年）去世時，魯襄公到周文王的廟中吊唁，顯示了吳國與中原尤其是姬姓國之間的交流得到了加強。

第二章 早年季札

約壽夢十年（前576年），壽夢第四子出生，名札。因排行第四，故稱季。兄長有三，依次分別是諸樊、馀祭和馀眛。

一 時代與君位

季札出生時，周王朝早已名存實亡。伴隨著這一權(quán)力轉(zhuǎn)移的過程，一批以卿大夫為主體的賢士應(yīng)運而生。他們往往學(xué)識淵博、品行高潔、思想活躍，并且通過頻繁的會盟、聘問等形式，論政述志、砥礪名節(jié)，其言行與政治、道德取向影響了春秋晚期的社會進程、文化氛圍，為儒家以及百家之學(xué)的肇興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其中較為卓犖的如魯國的叔孫豹、齊國的晏嬰、晉國的叔向、衛(wèi)國的蘧伯玉、鄭國的子產(chǎn)等。吳國雖然偏于東南，但自壽夢以來，與中原諸國的交通已十分頻密，正是在吳國與中原文化交融的背景之下，季札以突出的資稟與品行，成為吳文化的杰出代表，譽著海內(nèi)的賢士，與諸賢競秀于春秋晚期的紛亂之世。同時，季札所處的時代還是一個中西方文化不約而同地對人類與世界進行深入反思的時代，即德國哲學(xué)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軸心時代（Axial Age）”。即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以公元前500年為中心。在這段精神歷程之中，非凡的事集中地發(fā)生了。在中國產(chǎn)生了孔子和老子以及百家之學(xué)；在印度出現(xiàn)了《奧義書》，生活著佛陀；在伊朗，查拉圖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戰(zhàn)性的宇宙觀；在希臘有荷馬、巴門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這個時代，東西方在相互并不了解的情況下，開始意識到在整體中的存在、自我以及自身的限度，創(chuàng)立了世界宗教，這個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文明仍然影響著今天的世界。就當(dāng)時的中國而言，老子的生平微茫難稽，但孔子則稍晚于季札。亦即，就古老的中國而言，季札是較早沐浴到這一時代曙色的春秋諸賢士之一，他與老子、孔子等春秋賢士共同為這一思想春天的到來獻上了心香一瓣，留下了珍貴的思想資料。

卡爾·雅斯貝爾斯

對于季札早期生活，文獻記載甚疏。在有限的文獻中，仍然可以看到壽夢對于少子特別的鐘愛，以及諸兄對于其弟的憐愛。幼年的季札當(dāng)是在壽夢對于中原禮樂文明的艷羨情感的驅(qū)使之下，以飽飫群籍、課習(xí)禮樂為主。當(dāng)壽夢參加諸侯會盟之時，年歲漸長的季札也可能隨父前行。如壽夢二十三年祖之會時，季札雖然僅十二三歲，但作為深受壽夢喜愛的少子，隨父參加會盟是完全可能的。果如此，季札從中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當(dāng)是直接與深刻的。

當(dāng)季札漸長之時，壽夢之后的君位繼承問題日漸顯現(xiàn)。吳國立國初期，太伯因無嗣而兄終弟及，其后都實行嚴(yán)格的子嗣父位的君位繼承制度。但在殷商末年，太伯、仲雍即有讓季歷而及于文王的先例，這一因賢而讓之舉也受到了后世的景仰，司馬遷因“嘉伯之讓”而將吳世家列為第一。這一因賢而改變君位繼承制度的特例在壽夢時再一次出現(xiàn)了。對此，《吳越春秋》有這樣詳細的記載：

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敝T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于札，臣誠耕于野?！蓖踉唬骸拔糁苄兄?，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區(qū)區(qū)之國，荊蠻之鄉(xiāng)，奚能成天子之業(yè)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敝T樊曰：“敢不如命？”

但結(jié)果則與古公亶父之時的情況有所不同，這就是商周之際季歷繼位，而季札則“讓不可”，壽夢卒后，在季札執(zhí)意辭讓的情況下，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dāng)國。當(dāng)諸樊除喪之后，仍意欲讓位季札，但季札堅辭不受，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jié)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札雖不才，愿附于子臧之義?！奔驹f的子臧是曹國的公子欣時，字子臧。曹宣公與諸侯一起攻打秦國時身亡，曹國讓子臧奉迎宣公靈柩，公子負(fù)芻與太子留守。負(fù)芻殺害公子自立，為曹成公。子臧回到曹國安葬宣公以后，曹國很多人都要隨子臧離開曹國。曹成公請求子臧歸來，子臧回國，曹國才得以安寧。其后諸國一起討伐曹成公，將其解至京師，并且欲立子臧，子臧堅辭不受，說：“《前志》有志曰：‘圣達節(jié)，次守節(jié)，下失節(jié)。’為君非吾節(jié)也。雖不能圣，敢失守乎？”最終致位成公，子臧不出，曹國得以安寧。季札以子臧辭位守節(jié)自律，認(rèn)為諸樊乃嫡長子嗣國，繼承王位合乎禮儀，沒有人能反對。季札之固辭，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不愿打破君位繼承制的既成之制，亦即季札對諸樊所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jié)也?！碑?dāng)然，季札執(zhí)守傳統(tǒng)的根本目的是免使因君位繼承而致兄弟相殘，國政不穩(wěn)?？梢?，季札所恪守的“節(jié)”，既是君位繼承傳統(tǒng)之“節(jié)”，也是免使國家禍亂之“節(jié)”。

對于季札辭讓、兄長謙讓的細節(jié)，諸文獻記載詳略不一，其中不無夸大之辭，如《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中記載“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

《春秋公羊傳》有更為生動的記載：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苯栽唬骸爸Z?！惫手T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茍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p>

記述如此生動具體，其中雖然不無夸飾之嫌，但從一個側(cè)面可以看出諸兄讓國之誠。遵壽夢之意而立季札，乃是諸兄的共識。而對季子“弱而才”的記載，或亦可透示出諸兄對其弟憐愛有加的另一個原因。盡管季札辭讓，但吳國人還執(zhí)意要立季札為君。最后直到季札離開了王室而隱居農(nóng)耕方才罷休，亦即《史記》所載：“棄其室而耕，乃舍之?！?/p>

諸樊繼位后，繼承了壽夢聯(lián)晉抗楚的方略。但諸樊繼位以來的初次伐楚則有輕驕乏義之失。諸樊元年（前560年），楚共王卒，吳趁機伐楚，楚國的養(yǎng)由基、子庚誘兵設(shè)伏，大戰(zhàn)于庸浦（今安徽無為縣南），吳師大敗，吳公子黨被俘。次年春，吳國向盟國晉國告知了戰(zhàn)敗的情況，晉國的范宣子、士匄等人聯(lián)絡(luò)魯、齊、宋、衛(wèi)、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國的大夫大會于吳國的向（今安徽懷遠縣西），商討吳討伐楚國，以雪復(fù)庸浦失敗之恥的計策。結(jié)果是晉國“范宣子數(shù)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意即因為吳在楚喪之時伐楚，是有悖道德的行為，故而拒絕了吳國的要求。這是一次因禮義而失助于盟國的沉痛教訓(xùn)，必然使吳國對于禮義文明有更為深切的理解，明白恪守道德禮義是成就霸業(yè)的必要前提。其后，吳楚之間經(jīng)過幾次征伐，吳負(fù)多勝少，尤其是已依附吳國的舒鳩為楚軍所滅，吳軍被敗。前548年（魯襄公二十五年，諸樊十三年），諸樊帥師進攻楚國的巢地（今安徽瓦埠湖南），在進入城門時被巢地的射手所殺。

諸樊在世時即囑其弟馀祭、馀眛要遵先王遺命，兄終弟及，以次相繼，目的是最終傳位于季札。諸樊去世后，其弟馀祭繼位。

大約在諸樊去世前后（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將延陵（即今常州）作為季札的采邑，因此，季札被稱為延陵季子。

二 馀祭稽考

對于吳王馀祭在位的時間，諸史記載不一，《春秋》和《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馀祭卒于公元前544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在位四年。但《史記·吳太伯世家》以及《吳越春秋》則載其在位17年，至前530年馀眛即位。何說為是？對此，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有這樣的判斷：

《春秋》馀祭在位四年，夷末（即馀眛）在位十七年，《表》與《世家》倒錯二君之年?！秴窃酱呵铩氛`仍之。而此馀祭四年有守門閽殺馀祭之文，何也？蓋后人因《史》誤書，遂依《春秋》將六字移入四年?！妒繁怼吩谋貢谑吣?，不然，既云四年殺矣，何又稱十七乎？

梁氏指出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吳太伯世家》之間記載的乖錯，并對何者為是進行了推測，但由于并未做詳細論證，因此，后世學(xué)人仍多從《春秋》《左傳》的記載，如，呂思勉先生有這樣的分析：

疑《春秋》及《年表》是也。公子光之弒王僚也，乘蓋馀、燭庸之在楚，季札之使晉。光告專諸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則季子在吳，未嘗不為人所忌。馀祭之見弒，蓋亦乘季子出使而發(fā)。然馀祭雖死，而國不能定，故至十七年馀眛乃立也……《春秋》系世之書，不記君之見弒，蓋亦習(xí)為故常。《史記·吳世家》不記馀祭之弒，蓋其所本者如此，非漏落也。

《吳越春秋》的材料主要來自《史記》，誠如俞樾云：“治古書者，當(dāng)各治其書?！秴窃酱呵铩芳葟摹妒酚洝?，則但當(dāng)改正其文字之誤，而不得改從《春秋》也。”但《史記》同書而異記，孰為近實？我們認(rèn)為梁玉繩的猜測雖簡括而未論證，但較為近實，因為《春秋》與《左傳》的記載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馀祭被弒的原因難以解釋。關(guān)于馀祭亡故，《春秋》與《左傳》都有明確記載，其中尤以《左傳》為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馀祭觀舟，閽以刀弒之。”“閽”即守門人。意思是吳人伐越時，俘其兵卒，讓其看船。馀祭在觀看舟船時，被守船俘虜手刃而卒。對此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書《春秋事語》中亦有記載。顯然，馀祭的亡故與吳越之間的戰(zhàn)事有關(guān)。但是，《左傳》明確記載“始用師于越也”，亦即吳第一次對越用兵是在魯昭公三十二年，這已是公元前510年（吳王闔廬五年），距《左傳》記載的馀祭被刺時間相距34年。由此可見，為閽的越俘，極可能是吳正式“始用師于越”之前以另外的形式所獲。據(jù)《左傳·昭公五年》記載：“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shè)備，吳人敗諸鵲岸?！笨梢姡圻^所率的越國軍隊曾與楚軍一起攻打吳國，但被吳軍在鵲岸打敗。這一年是公元前537年。若據(jù)《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馀祭為十七年卒，則是在公元前531年。君主觀舟竟然被越俘所刺，如此疏于防備殊難理解，這極可能是因為越卒被俘已久，已渾如吳民而不覺。因此，越俘于6年之后擊殺馀祭還是有可能的。而《春秋》襄公二十九年的有關(guān)記載，主要記述的是閽弒馀祭，《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人伐越”僅是記其原因而已，而并非記述吳人伐越本身?！洞呵铩穭t更無這一原因的記載，因此，如果《春秋》中對于“閽弒吳子馀祭”編年有誤，則《左傳》對此的相關(guān)記載便失去了文獻價值。而《春秋》“閽弒吳子馀祭”錯簡而至襄公二十九年則完全可能。呂思勉先生認(rèn)為“馀祭之見弒，蓋亦乘季子出使而發(fā)”更難以說通。越俘閽人弒馀祭，與公子光遣專諸刺吳王僚性質(zhì)不同，這不是宮門之內(nèi)的兄弟相殘，與君位繼承及季子出聘毫無關(guān)聯(lián)，閽人選擇的機會只能是接近馀祭之時而不是季札在不在吳國。

其次，馀祭卒于十七年而非四年的另一個證據(jù)則是季札出聘中原。馀祭四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受命聘問中原諸國，對季札中原之行的目的，《左傳》謂之“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所謂“通嗣君”即是新君繼位后向別國通報訊息。如果季札于馀祭去世這一年出聘中原，雖然看似時間與“通嗣君”的出聘目的相吻合，亦即在馀眛甫繼位時，即向中原諸國介紹繼位后的情況，但其實這恰恰很難說通。反之，季札出聘時，馀祭已繼位4年，“通嗣君”似乎又比較晚，故而學(xué)者們往往對于這一記載表示懷疑?！妒酚洝翘兰摇穼τ诖舜渭驹闹性械挠涊d雖然幾乎與《左傳》相同，但還是省掉了出聘“通嗣君”的目的，或許是意在弱化此次出聘的意圖。那么，馀祭繼位4年時，季札即使是因“通嗣君”而出聘是否有違常規(guī)呢？索檢《左傳》中關(guān)于“通嗣君”的記載凡六次，分別是“成公四年”：“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薄跋骞辍保骸澳率迤赣谒?，通嗣君也?！薄跋骞迥辍保骸班嵶訃鴣砥福ㄋ镁??！薄跋骞吣辍保骸埃驹┢涑銎敢?，通嗣君也?！薄跋骞辍保骸俺邮顾e罷來聘，通嗣君也?！薄罢压辍保骸跋乃稳A定來聘，通嗣君也?！逼渲幸话愣际切戮^位次年出聘，但鄭子國則是在鄭僖公繼位后的第三年才出聘魯國。另有兩次《春秋》中記載是杜預(yù)注中述及“通嗣君”的例子。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杜預(yù)注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绷硪淮问恰罢压荒辍保骸皶x侯使士鞅來聘?！倍蓬A(yù)注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鼻罢叱銎甘窃邶R景公繼位次年，而后者則是晉頃公繼位后的第五年?？梢?，《左傳》中“通君嗣”的記載無一發(fā)生在繼位當(dāng)年，而是發(fā)生在繼位的次年到五年之間。因此，季札于馀祭繼位后的第四年而至中原聘問，以“通嗣君”是完全可能的。更何況，因為與中原諸國相比較，吳國偏于南方，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據(jù)《左傳·襄公三年》記載，當(dāng)壽夢與晉侯會盟時，晉侯派遣荀會至淮上迎接壽夢，但沒有等到壽夢，原因即是“道遠多難”。其后壽夢專門遣大夫壽越到晉國，主要是解釋壽夢爽約于雞澤之會的原因。更何況馀祭乃死于非命。兄長初逝，無論從情感因素，還是從宮廷政治的復(fù)雜境況而言，季札當(dāng)年出聘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后，如果馀祭卒于四年，則季札觀樂殊不可解。季札在聘問中原經(jīng)過戚地時，聽聞鐘樂之聲，對孫林父的行為甚為反感，其原因之一即是“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亦即，季札認(rèn)為衛(wèi)獻公卒而未葬，臣子不應(yīng)聞樂。但馀祭四年，季札出聘時遍觀周樂，時有“美哉”之嘆，深深陶醉于其中。季札是吳之知禮者，同時，馀祭不但是君，而且是其兄，如果馀祭甫卒，于情于禮，季札絕不應(yīng)有觀樂之行。而呂思勉先生認(rèn)為的閽人弒馀祭是在公元前544年這一年季札出聘之后，這與《春秋經(jīng)》的記載明顯相違?！洞呵锝?jīng)》記事依時間為序，“閽弒吳子馀祭”在前而“吳子使札來聘”在后。因此，我們認(rèn)為，馀祭被刺身亡，當(dāng)以十七年（前531年）為是。

如果馀祭為十七年卒，則諸史對其事跡記載亦較簡括。值得一書的主要集中在齊相慶封奔吳一事。據(jù)《史記》記載：“王馀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睉c封好田嗜酒，乃齊之罪人。但馀祭或因迂闊的義氣，或為搏惜士之名，為春秋時收留流亡貴族的風(fēng)習(xí)所驅(qū)使，不辨是非，將慶封視若陳公子完、申公巫臣、叔孫豹一類的人物，過高地相信其曾任齊相的經(jīng)歷，乃至“數(shù)為吳伺察”。但結(jié)果則是，“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據(jù)《春秋·昭公四年》載：“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珍伐吳，執(zhí)齊慶封，殺之?！笨梢?，馀祭厚禮慶封，結(jié)果成為諸侯伐罪的對象，使楚國師出有名，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誤，而《吳越春秋》更記載為“故晉、楚伐之也”。果如其所記，這便從根本上改變了壽夢以來成功的聯(lián)晉抗楚的傳統(tǒng)，使吳國處于外交孤立的境地。從這一為政特點來看，這與屈狐庸對馀眛的評價“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不甚吻合?？梢姡裨c封，招致諸侯伐罪，似為馀祭當(dāng)國時所為。

第三章 聘問中原

季札見諸史冊首先是在公元前544年奉吳王“通嗣君”之命，歷聘中原諸國，其間季札觀樂知政，以卓越的藝術(shù)鑒賞力，寫就了先秦藝術(shù)批評的第一頁，對儒家文藝觀具驊騮開道之功。他又察微知著、諷評時賢，顯示了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一掃壽夢鐘離之會時的卑微心理，使中原列國對吳國文化有了全新的認(rèn)識。在諸侯列國屢屢上演因王位繼承而喋血宮門的悲劇時，素來被視為蠻夷之邦的吳國，出現(xiàn)了一位高蹈守節(jié)的讓國賢士，使中原諸國的君臣們對吳國的文化多了幾分艷羨與敬慕。因此，季札出聘中原，更是一次向中原諸國昭示吳地精神風(fēng)貌，改變中原諸國視吳國為蠻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為吳國成就政治霸業(yè)做了文化鋪墊。

季札觀樂浮雕

一 聘魯觀樂

自壽夢之“朝周，適楚”，與魯成公以及列國大夫會盟于鐘離之后，諸樊繼位之后的十幾年并沒有遣使與中原交通。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聘問中原諸國，其“通嗣君”實乃是向中原諸國通報壽夢之后尤其是馀祭繼位以來的吳國國政。與春秋時期使臣穿梭于諸國之間主要從事與政治軍事相關(guān)的外交活動稍有不同，季札之聘問中原客觀上更是一個文化交流活動。

季札聘問中原，其職與《左傳》中所稱的“行人”有相似之處。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杜預(yù)注曰：“行人，通使之官?！钡蹲髠鳌分胁⑽捶Q季札為“行人”。從《左傳》中的記載來看，晉、秦、鄭、衛(wèi)、陳、魯、宋等國有行人之稱，吳國自申公巫臣使吳之后，壽夢即曾以巫臣之子狐庸為行人，但作為三辭君位的季札，地位遠在使適四方、協(xié)九儀賓客之事的“行人”之上，故而《春秋》《左傳》并不以“行人”名之。

季札此次中原之行，首先到魯國國都曲阜。接待季札的是魯國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叔孫豹。叔孫為氏，名豹，穆子是其謚號，故史書多稱其為叔孫穆子、穆叔，是魯國世家叔孫得臣之子。魯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始任魯國亞卿，與季文子、孟獻子同掌國政。其間除了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去世后，因季武子少幼而曾掌幾年國政之外，其余都是主要負(fù)責(zé)盟會、聘問及軍事事務(wù)，正如叔孫豹自謂“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叔孫豹堪稱是春秋時期最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魯國封國之初雖然是上等諸侯國，但春秋以后，地位逐漸式微，經(jīng)常受到強鄰齊國的侵凌，同時，還常受到霸主晉國和楚國的輕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叔孫豹以卓犖的才華，折沖樽俎，委蛇于諸大國之間，維護了魯國的尊嚴(yán)和利益。叔孫豹學(xué)養(yǎng)深厚，嫻于辭令，尤其是精通《詩》《書》。他常常借《詩》以傳達難以明言之義，優(yōu)雅婉曲，征引極其精準(zhǔn)得體，迥出于同儕之上。如果說季札是春秋時期品鑒詩樂最為全面、系統(tǒng)的賢士，那么，叔孫豹堪稱是用《詩》最為嫻熟自然的才俊?？鬃铀^“不學(xué)《詩》，無以言”，恰可成為叔孫豹外交實踐的注腳。根據(jù)《左傳》記載，季札在見叔孫豹之后隨即就遍觀周樂。季札聘魯，叔孫豹乃副卿，執(zhí)掌聘問、會盟事務(wù)。不難想象，季札在魯國的種種行誼就是在叔孫豹的陪同之下進行的?！蹲髠鳌分兄詫驹^樂記載十分詳細，與其他篇章風(fēng)格迥然有別，不能排除是由精通詩樂的叔孫豹陪同時記述了觀樂的過程，而后為史家所采用。季札初到魯國即見到叔孫豹這樣的博物君子，堪稱是知音相得，其臭如蘭。這從季札對叔孫豹的諍言相告即可看出。對此，《左傳》載：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wù)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叔孫穆子雖然才華卓犖，為了魯國尊嚴(yán)與利益死生以之，但季札還是指出了叔孫穆子存在舉賢不力的弱點。季札對其“不得死乎”以及“禍必及子”的預(yù)言也為歷史所印證。叔孫穆子早年因其兄叔孫僑如之貪虐而去魯適齊。叔孫僑如被放逐以后，季孫氏將叔孫穆子召回國，成為叔孫氏的繼承人。但叔孫穆子曾在齊國與村婦生有一子，名豎牛。當(dāng)叔孫穆子年邁之時，家政為豎牛把持，對此，叔孫穆子空嘆奈何。豎牛屏斷了叔孫穆子與外的聯(lián)系，并虐待叔孫穆子，把送給叔孫穆子的食物倒掉，使其病餓而終。雖然我們不能推知季札何以得此判斷，但季札的率直諍言足可見他們之間的交誼之篤。

在魯國期間，季札遍觀周樂，并一一發(fā)表了觀樂感悟。這是春秋時期唯一的一次系統(tǒng)的詩樂批評記載。雖然春秋時期，賦詩言志在聘問、會盟時蔚成風(fēng)氣，但系統(tǒng)地觀樂論政則始于季札。季札品評論鑒的基本取向直接開啟了儒家文藝觀的核心內(nèi)涵。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堪稱是中國儒家文藝評論的先驅(qū)者。（詳見《觀樂篇》）

二 聘問齊鄭

季札離開魯國，先后聘問了齊國與鄭國，與當(dāng)時的兩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嬰與子產(chǎn)建立了金蘭之誼。

首先，聘齊國，會晏嬰。齊國是東方大國，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尚于營丘（今山東臨淄北），建立了齊國。其后，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之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開啟了春秋時期的首霸大業(yè)。但季札聘問齊國時，齊國的國力已下降，幸得賢相晏嬰精誠輔政，使得齊國“百姓親之”，政平民和，“鄰國忌之”，維持了齊國泱泱大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