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司馬遷《史記》中“世家”記載的主要是諸侯封國、嬗遞的歷史，但《吳太伯世家》殊為獨特，其中對季札的記載在整個吳國歷史中占據(jù)的篇幅最多，使《吳太伯世家》平添了幾分列傳的色彩，這在《史記》列述諸侯的世家之中堪稱絕無僅有，由此亦可見季札在吳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陸機云：“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毖恿昙驹云涓唢L(fēng)峻節(jié)、博洽多識，成為光諸華夏的文化昆侖，遂使荊蠻之吳可與諸夏相倫比，其出聘中原，是向中原諸國昭示吳地精神風(fēng)貌，改變中原諸國視吳國為蠻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為吳國成就政治霸業(yè)做了重要的文化鋪墊。從這個意思上說，宋人章如愚將“季札禮聘諸華”與“陳良北學(xué)中國”視為中原禮樂文明、周孔之道浸達于海隅南國的標(biāo)志性事件，洵為史實。當(dāng)然，章氏所論對季札所昭示的文化互動中的另一個維度：吳文化反哺中原文化的認識相對不足。

季札之賢，體現(xiàn)于明敏博洽的資稟、遜讓君位的高風(fēng)、誠信待友的德行以及民惟邦本的思想等方面。

資稟之敏：季札觀樂是《左傳》中記述甚為詳細的篇章，具有重要的文獻學(xué)價值，成為證解“孔子刪詩”的重要文獻。同時，季札是觀樂還是聞詩？這對于判斷古代詩樂一體還是詩樂相分同樣具有重要的文獻學(xué)價值。當(dāng)然，更重要的意義則在于季札觀樂知政，洞機識微，尚“樂而不淫”“哀而不愁”“節(jié)有度，守有序”的和諧之美，其即興之評對儒家文藝觀具有驊騮開道之功。因此，相傳為孔子手書“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雖然真?zhèn)挝⒚ｋy稽，但見諸文獻的孔子題簽僅為季札、比干二人，即使是傳說，本身即已包蘊了孔子與季札之間相關(guān)的文化信息。而《上博楚簡·弟子問》中的“子曰：‘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更可證孔子對季札心懷敬意。季札掛劍酬心，乃“忠信”的典范；諍言孫林父，乃“徙義”的證例，孔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保ā墩撜Z·顏淵第十二》）由此可見，季札正是孔子所認為的成德的典范。孔子對于季札的贊佩本質(zhì)上是對其以德、義為本，禮為用的道德人格的全面認同。因此，孔子對季札發(fā)出的“天民”之嘆，乃是對季札品行的由衷贊嘆。季札的思想明顯帶有“啟圣”的痕跡。

君位以遜：季札受到后世普遍景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繩武光前，遠紹太伯的讓國高行?！豆騻鳌氛J為季札以賢名稱著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讓國，即其所謂“何賢乎季子？讓國也”。雖然歷史上對季札讓國也偶有非議之聲，但季札的遜讓乃循禮守制之讓，目的是君位傳嗣過程中免除宮門喋血的災(zāi)難。同時，季札屢屢讓國的高蹈之行，恰可稍濟吳國逐漸滋長的虛驕之氣，從其“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于我，如秋風(fēng)之過耳”的自白中可以看出，季札的遜讓，是性情使其然，更是思想與德行所致。正因為如此，季札讓國成為歷代詩詞歌賦的重要題材，體現(xiàn)了歷史對這一高風(fēng)的理性評判。

待友以信：季札出聘中原時，為了踐履與徐君心諾，慨然解劍掛樹的瞬間，詮釋了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中誠信守義的豐富內(nèi)涵：不以生死為礙，不以心約無憑為托詞，毅然踐約，堪稱是誠信之德的至高境界。徐君僅“色欲”而無語求，季札僅“心許”而無言約，其信乃不言之信。僅是主體的“心”諾，亦即是否履約，客方對于主方?jīng)]有言辭文字的規(guī)約，僅憑主體的信義自覺，因此，所踐之約實乃不自欺之約，是一種更高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與信念。季札之舉，為中國傳統(tǒng)的誠信觀念注入了豐厚的內(nèi)涵，因此，典出于季札的“掛劍詩”，豐富了中國古代詩苑的題材與審美意象，成為具有濃厚的德性色彩的文學(xué)母題。無論是悼亡詩中掛劍題材蘊含著的生死心契還是對知己相得的旌表，都為古代詩國增添了別樣的色彩。

民惟邦本：季札雖然沒有直接的治國秉政經(jīng)歷，但民惟邦本的思想一直貫穿于其一生的行誼之中。當(dāng)其聘問晉國時，由表及里地揭示了晉國的國政狀況。他認為晉國亂象的根本原因是君臣虛驕不問政，遂使民生凋敝，由此可以窺見季札政治理想之一斑：以君臣的治政為關(guān)鍵，君當(dāng)以體察下情、了解民生為本。臣當(dāng)陳情直諫，不以君主好惡為歸。最終的目的是要發(fā)展生產(chǎn)、以利民生?！蹲髠鳌ぐЧ辍飞杏小皡茄又輥砑咀泳汝悺钡挠涊d?！把又輥砑咀印比缡羌驹?，當(dāng)已年近期頤。雖然限于史料，是否是季札本人親為，史家對此尚有爭議，但是，因為圍繞著陳國的爭奪戰(zhàn)承載著吳楚兩國多年的恩怨，如果吳帥沒有很深的資望，斷不敢輕易主動退兵。同時，直斥吳、楚“二君不務(wù)德，而力爭諸侯”，可見，救陳的“吳延州來季子”必定是資望極高者，我們認為，此舉非季札不能為。果是季札所為，則體現(xiàn)了其不為君主，不為疆土，唯以安民為期的政治理念。在季札的政治圖譜中，民的分量超越于君，超越于爭疆辟土的事功，而這比孟子民本思想的經(jīng)典表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要早出兩百多年。

季札與太伯、言偃一樣，都是對吳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俊杰，但比較而言，太伯的功業(yè)主要在于吳國的建立，對于文教事業(yè)則史無記載。有“道啟東南”之譽的言偃雖然也與季札一樣對于吳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言偃主要是作為“因文學(xué)以得圣人之一體”，可見，言偃在吳文化的建構(gòu)過程中對于儒家思想的南傳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季札則不同，季札稍早于孔子，他之于孔子恰恰具有諸多“啟圣”的痕跡，而且，季札正是生活在吳國走向盛極，亦即季札之于吳文化的作用是在內(nèi)核形成時期，正因為如此，唐代狄仁杰為江南安撫使時，毀江南祠宇七百余所，僅留有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其中，夏禹、吳太伯、伍子胥均因事功見著于歷史，而真正因有功于吳地文教肇興的杰出人物唯季札一人。季札的行跡，植入了吳文化形成時期的基因之中，沾溉彌遠。因此，延陵季子遂被視為吳文化最為卓越的代表。季札之于吳國，是一位有功于鑄就吳國內(nèi)在文化之魂的賢哲。

兩千多年來，季札雖然受到了史家的褒贊、詩家的詠嘆、政治家的旌表，學(xué)界也不乏對季札研究的力作，但全面考稽季札生平事跡，評價其德操、思想的評傳則殊為鮮見。近年來，江蘇省委開展了江蘇文脈整理研究工程，其中《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主編姜健先生深知季札在吳文化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將其列入?yún)矔?，并囑我以成。承命之后，遂抓緊時間重閱文獻，斟酌舊稿，充益內(nèi)容，以與叢書的篇制相符稱，亦期以成為本人主持的2016年度江蘇省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目《季札與吳文化關(guān)系研究》（編號：16ZD010）的階段性成果。初稿完成后，得到了知名專家徐興無、徐克謙、申屠爐明教授的審正，初稿中諸多疏略與訛誤在兩位的法眼之下一一顯其原形，責(zé)任編輯張涼先生精心核校書稿，在行將付梓之前，我首先要表達對他們四位由衷的感謝與敬意。盡管如此，拙作中一定仍有諸多訛誤與不足，祈請方家與同好批評指謬。

周 群

2019年4月16日于遠山近藤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