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紀念衛(wèi)禮賢

對我來說，談論衛(wèi)禮賢和他的事業(y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的軌跡起點相距甚遠，隨后的交疊就像彗星掠過那樣。他畢生事業(yè)的領域處于我的領域之外。我既沒有看到過最初塑造了他的思想、隨后繼續(xù)令他全身心投入的中國，也不熟悉中國的語言以及東方中國仍在使用中的表達方式。我的的確確就像一個陌生人那樣站立在那個巨大的知識和經驗王國之外，而衛(wèi)禮賢則作為他那個專業(yè)的大師在這個王國里工作著。他作為漢學家，我作為醫(yī)生，如果我們固守于自己的專業(yè)領域，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有接觸。但是，我們在超越了學術界限的人文科學領域里相會了。我們的接觸點就在于此；在這里火星四射，點燃了一盞明燈，這盞明燈變成了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出于這個理由，或許我可以帶著對這個思想家的誠摯敬意來思考，并談論衛(wèi)禮賢和他的事業(yè)。是他在東西方之間搭建起了一座橋梁，并且把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寶貴文化遺產帶給了西方，或許這一文化將永遠不復存在。

衛(wèi)禮賢擁有那種只有能夠超越自己本專業(yè)的限制的人才能獲得的優(yōu)勢，因此他為獲取知識所作的努力變成了對整個人類的關心。甚至可以說，這種努力從一開始就存在并且永遠持續(xù)下去。還有什么能夠將他從歐洲人的狹隘視野中—確切地說，是傳教士的視野中—如此徹底地解放出來，以至于他一開始深入研究中國人思想的秘密，就為我們找到了隱藏在那里的珍寶，并且為了這稀有奇珍而拋棄了他的歐洲人的偏見呢？只有一種包含一切的人性，一種縱覽全局的偉大的心靈，才能夠使他毫無保留地向一種深奧的異族精神敞開胸懷，并且通過將自己的天賦與才能應用于這項事業(yè)來擴大它的影響。他獻身于這項事業(yè)，他不帶有一點兒基督教徒的怨恨和歐洲人的傲慢，他的觀點表明了他具有一個真正偉大的思想；所有接觸到異域文化的平庸之輩不是在自我孤立的盲目努力之中消亡，就是在缺乏領悟、專橫跋扈的批判的激情中放縱。他們僅僅關注于異域文化的表層與外觀，從來沒有品嘗其中的甘甜，汲取其中的營養(yǎng)，因此他們也從來沒有進入一種真正的思想交流—那種締造新生命的最親密的滲透與交融。

作為一種慣例，專家的思想是一個純粹的男性思想，一種把生育力作為異己和非自然過程的理智；因此它極不適用于給異域精神以新生命。而一種更為寬容的思想是帶有女性印記的思想；它具有善于接納、多產的子宮，可以重新塑造奇異之物，并賦予它人們熟知的形式。衛(wèi)禮賢具有罕見的母性理智的天賦。他憑借著來源于天賦的無與倫比的才能，摸索著前往東方精神的道路，完成了舉世無雙的翻譯。

對我來說，他的最偉大的成就是對《易經》的翻譯與評論。在我知道衛(wèi)禮賢的譯文之前，我參考理雅各的不能充分表達原文內涵的翻譯，因此，我完全能夠鑒賞兩種譯文之間的截然不同。衛(wèi)禮賢以新的形式成功地使這部古代著作重現光彩。不僅許多漢學家而且大多數當代的中國人在這部著作中只能看到毫無意義的神秘符咒的集合。這本書或許是唯一的一部體現了栩栩如生的中國文明精神的著作，因為它是數千年來中國最偉大思想者的集體貢獻。盡管它歷盡千年，卻容顏不改，至少對于那些努力理解其內涵的人來講，它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衛(wèi)禮賢創(chuàng)造性的成就使我們獲益良多。他是一個守舊派中國大師的學生，也是堅定地將《易經》付諸實踐的中國瑜伽心理學的新人。他通過精心的翻譯和個人兼具的經驗拉近了這本書與我們之間的距離。

但是，衛(wèi)禮賢在贈與我們這些豐厚的禮物的同時，還留給我們一項使命，這項使命的重要性目前我們還只能推測。就像我一樣，任何人得到了這個與衛(wèi)禮賢的一起去經歷《易經》占卜力量的千載難逢的良機，都不能不知道這個事實：我們這里已經有了阿基米德的點，從這個點出發(fā)，我們西方人的思想觀念就在原來的基礎上獲得了飛躍。沒有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幫助像衛(wèi)禮賢那樣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如此包羅萬象、五光十色的異域文化圖景。更加重要的是他還將生機勃勃的中國精神萌芽移植到了我們的思想之中，從而能夠使我們的世界觀發(fā)生根本改變。我們不再是充滿欽佩或吹毛求疵的觀察者，而是發(fā)現自己正在分享著東方精神，并達到了成功地體驗《易經》的活力的程度。

運用《易經》所依據的原則乍看起來似乎與我們科學的和因果關系的思想完全矛盾。對我們來說，它是極端不科學的，幾乎是禁忌的，因此，它是處于我們科學判斷范圍之外的，確切地說是科學難以理解的。

幾年前，當時的英國人類學學會主席問我，為什么像中國人那樣非常智慧的民族卻從來沒有創(chuàng)造出科學來。我回答說，這一定是一種錯覺，因為中國人確實有一門以《易經》為標準教科書的科學，但是，這門科學的原則就像中國許多的其他學問一樣，與我們的科學原則迥然不同。

《易經》科學的基礎不是因果關系的原則，而是另一種原則—因為我們不太熟悉，所以至今尚未命名—我暫時稱之為同步原則。我從前對無意識過程的心理學研究迫使我去尋找另外一種解釋原則，因為，對我來說因果關系的原則不足以解釋某種無意識的異?，F象。我發(fā)現精神的對應不能簡單地用因果關系原則聯系起來，而必須用另外一種原則來關聯。這種關聯看起來基本上是存在于一些相對同時發(fā)生的事件之間，因此用“同步”這個術語?？雌饋頃r間完全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個擁有特性或基本條件的具體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通過一種非因果關系的對應，能夠在不同的地方同時表現自己，例如，就像我們在完全相同的思想、象征或精神狀態(tài)的同時出現中所發(fā)現的一樣。衛(wèi)禮賢舉出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和歐洲分期法的巧合，它們之間不可能有因果關系。只要有足夠的經過完全檢測的數據作為支持，占星術就會成為另一個更重要的同步的例子。但是，至少我們掌握了許多已經考證的和經過統(tǒng)計證實的事實，這些事實使占星術的問題看起來有科學研究的價值。對心理學家來說，它的價值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占星術代表了古代所有心理知識的總和。

從一個人的出生資料可以相當準確地重構他的性格，這一事實表明了占星術的相對有效性。然而，一定要牢記，出生資料完全不依賴于實際的天文學的星宿，而是基于一種任意的，完全概念上的時間系統(tǒng)。由于歲差的原因，春分點早就移出了白羊座而進入雙魚座，所以計算星象所依據的占星術黃道也不再與實際的天文星象相符了。如果有些用占星術測算人的性格實際上是正確的，這不是因為星宿的影響，而是由我們自己假設的時間特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無論是降生了什么或者無論是做了什么，都會具有這一時間的特性。

在這里我們已經有了使用《易經》的基本公式。如你所知，賦予時間特性并使我們能夠洞察它的卦象，是由擺弄一束蓍草莖或者是拋出三枚硬幣而得到的。蓍草莖的分離或硬幣的落地完全依靠運氣。盧恩文的蓍草或硬幣會落入那種時間模式中。唯一的問題是：生活在耶穌降生一千多年以前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確地解釋了這些運氣的類型呢？經驗本身能夠決定。

衛(wèi)禮賢在蘇黎世的心理學俱樂部作第一次演講時，應我的要求，演示了《易經》的運用，同時作出了預言，他的預言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極其明顯地完全應驗了。這種預言可以通過無數類似的經歷得到進一步證實。然而我關心的并不是在客觀上確立《易經》中的說法的有效性，我只是像衛(wèi)禮賢那樣簡單地把它作為一個前提。我關心的僅僅是隱藏的時間的特性在卦象中變得清晰這個驚人的事實。《易經》揭示出來的事件內部之間的聯系與我們在占星術中的發(fā)現在本質上是類似的。出生的時刻與硬幣落地相符，星宿與卦象相符，占星術對出生資料的解釋與解釋卦象的文字相符。

總的看來，以同步原則為基礎的、在《易經》中達到了頂峰的思維方式，是中國人思維的最純粹的表現。在西方，從赫拉克利特時代以來，哲學史上就缺乏這種思維方式，只是到了萊布尼茨才像微弱的回聲那樣重新出現了。然而，在這期間，它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在占星術的推測的微光中茍延殘喘，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在這一點上，《易經》回應了我們心中某種需要進一步發(fā)展的東西。神秘主義在我們的時代蔚然復興、舉世無雙—西方的思想之光幾乎被它撲滅?，F在我考慮的不是我們的學習場所以及這些學習場所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個給普通人看病的醫(yī)生，我知道大學已經不再擔當光明的傳播者了。人們厭煩了科學的專業(yè)化、理性主義和知性主義。他們想聽到的真理，是開闊的而不是受限的，是開明的而不是模糊的，是深入他們的骨髓的而不是像水一樣從他們身旁流過的。這種探究很容易把眾多的、默默無聞的民眾導入歧途。

當我想到衛(wèi)禮賢的成就的重要性的時候，我總會想到安克蒂爾·迪佩龍—第一個將《奧義書》的譯本帶到了歐洲的法國人。這恰恰出現在那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發(fā)生的時候—在大約經歷了一千八百年以后，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中把基督教的上帝從他的寶座上趕了下來。今天，在俄國發(fā)生了遠比當年在巴黎發(fā)生的更加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基督教變得如此衰弱不堪，以至于連佛教徒們也認為這是他們派遣傳教使者前往歐洲的最佳時機，然而正是衛(wèi)禮賢從東方帶來了新的光明。他感覺到了這個文化使命的召喚，而且認清了東方將為我們的精神需求提供多少幫助。

通過把或大或小的救濟品塞進乞丐的手里，并不能使乞丐得到幫助，盡管這也許正是他所需要的。如果我們能夠告訴他怎樣通過工作永遠擺脫乞丐生涯的話，他就會得到更大的幫助。不幸的是，我們時代的精神乞丐過度熱衷于接受大量來自東方的施舍，并且盲目地模仿東方的方式。對這種危險給予多少警告也不過分，衛(wèi)禮賢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僅僅靠新鮮的感覺或神經的刺激對歐洲精神是沒有幫助的。中國用幾千年時間建立的思維方式是不能靠偷來獲得的。如果我們想要擁有它，我們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獲得這種權利。如果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基礎，就好像這些基礎是陳年的謬誤一般，又好像是無家可歸的海盜一樣懷著行竊的企圖潛伏在異國的海岸，那么《奧義書》的智慧和中國瑜伽的洞察力對我們來說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們不能敞開心扉而是只關心我們自己的問題，帶著傳統(tǒng)的偏見按部就班地進行，并且把自己真實人性中的危險的暗流與黑暗隱藏起來，那么東方的洞察力，尤其是《易經》的智慧對我們毫無意義。這種智慧的光芒只在黑暗中閃耀，而不會在我們歐洲人的燈火通明的意識和意志的劇場里發(fā)光。當我們了解了當時中國的殺戮、中國神秘部落的邪惡力量，以及當時中國民眾不可名狀的貧困、不可救藥的粗俗及陋習之后，我們就能對《易經》智慧產生的背景的恐怖略有所知了。

在我們能夠體驗生機勃勃的東方智慧以前，我們自己需要具有一種基礎扎實的三維的生命。因此，我們主要的需求是掌握一些有關我們自己的歐洲的真理。我們的軌跡始于歐洲的現實，而不是從只會使我們偏離自己現實的瑜伽練習開始。如果我們想要表明自己是衛(wèi)禮賢杰出的學生，那么我們必須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繼續(xù)這位大師的翻譯工作。中國哲學的核心觀念是道，衛(wèi)禮賢把它翻譯成“意義”。就像衛(wèi)禮賢賦予這種東方的精神財富一種歐洲的意義那樣，我們也應該把這種意義轉化成生命力。這樣做—體會道—就是他的學生的真正任務。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我們看到一種勢如破竹的實現自我的命運。歐洲的槍炮猛然打開了亞洲的大門；歐洲的科學和技術、歐洲的實利主義和貪婪如洪水般涌入了中國。我們已經從政治上征服了東方。然而，當羅馬帝國以同樣方式對待近東的時候，發(fā)生了什么事呢？是東方的精神進入了羅馬帝國。波斯的光明之神米絲拉絲變成了古羅馬軍團之神，而且一個新的精神上的羅馬帝國從最不可能出現的小亞細亞的角落里出現了。同樣的事情或許會發(fā)生在今天，我們自己就會像對基督徒的迷信深感驚奇的高雅的羅馬人那樣盲目—這是不可思議的嗎？值得注意的是，英格蘭和荷蘭這兩個在亞洲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受印度通神論影響最大的兩個國家。我知道我們的無意識中充滿了東方的象征主義。東方精神真的就在我們的門口。因此，我認為，對道的探求—對生命的意義的探求已經成為我們當中的集體現象，其中更為深遠的意義還沒有被普遍認識到。在德國心理治療專家的年會上，衛(wèi)禮賢和印度學家豪爾被邀請作有關瑜伽的演講，這件事是當代最重要的標志。試想一下，當一個治療最敏感、最脆弱的病人的職業(yè)醫(yī)生把自己與東方的醫(yī)療系統(tǒng)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這意味著什么！東方精神以這種方式滲進我們所有的毛孔，并且來到了歐洲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種危險的傳染病，但是也可能是治病良方。巴比倫的語言的混亂在西方造成了如此的混亂，以至于每個人都渴望得到更加簡明的真理，或者至少渴望得到那些指導思想—不僅能言于頭腦而且能言于心，既能使沉思的精神變得清晰，又能給我們感情上的無休止的壓迫感帶來安寧的指導思想。像古羅馬一樣，我們今天又一次引入了所有的異域迷信形式，希望從中找到治療我們的疾病的對癥良藥。

人類本能地知道所有偉大的真理都是簡明的。因此，本能衰退的人認為真理是在低級的簡化與陳詞濫調中發(fā)現的；或者，當他因此而失望的時候，他又會陷入與之對立的錯誤之中，認為真理一定是極為晦澀與復雜的。今天，在無名的民眾中出現了一個諾斯替教派運動，它恰恰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諾斯替教派運動的心理對應。于是，到了今天，像緹雅娜的阿波羅尼奧斯那樣的孤獨的流浪者們編織著精神的網絡從歐洲到亞洲，或者直到最遙遠的印度。從這個歷史背景來看衛(wèi)禮賢，我把他看作是那些偉大的諾斯替教派中間人中的一個，他們把希臘精神與東方文化傳統(tǒng)聯系起來，從而使一個新世界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上站了起來。

在歐洲人觀點不同的爭吵聲中和虛假預言的喊叫聲中，聽到了衛(wèi)禮賢這位從中國來的使者的簡明語言，這真是一件幸事。人們立刻就注意到了這種來自于像植物一樣自然生長的中國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可以用簡明的語言來說明深奧的事情。它揭示了偉大真理的某種簡明性，揭示了深奧含義的單純性，它把我們帶入了金色花清淡的芳香之中。它溫柔地走來，在歐洲的土壤里植入了一棵嫩綠的秧苗，使我們獲得了一種關于生命及生命內涵的全新感受，這種感受與歐洲人精神緊張而又驕傲自大的意志有天壤之別。

衛(wèi)禮賢在面對東方的異域文化時表現出了一種歐洲人極為少有的謙虛態(tài)度。他欣然地進行研究，沒有偏見，也沒有自以為是的態(tài)度；他全心全意地向它敞開了心扉。他使自己處于它的控制之下，并且讓它來塑造自己，這樣，當他回到歐洲的時候，他帶給我們的不僅是他精神中的東西，而且是他全部本質中的東西，一個真正的東方形象。要獲得這種深刻的轉變當然要作出巨大的犧牲，因為我們的歷史前提是如此的迥異。西方的意識及其苛刻問題的敏銳在更加普遍、更加溫和的東方天性面前不得不加以弱化；西方的理性主義及其片面的差異不得不屈服于東方的寬容與質樸。對于衛(wèi)禮賢來說，這種變化不僅意味著理智觀念的轉變，還意味著他的性格要素的徹底重組。如果他不能將他性格中的歐洲人的天性置于次要的地位，那么他給予我們的那幅既無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沒有任何偏見的東方圖景就不可能畫得如此盡善盡美。如果他容許東方和西方發(fā)生殘酷的沖突，那么他就不可能完成向我們傳播中國的真實圖景的使命。為了完成命運賦予他的使命，犧牲他性格中的歐洲人的天性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

衛(wèi)禮賢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僅使古代中國的文化財富易于被我們理解，而且，就像我說過的那樣，他給我們帶來了古代中國的精神之根—已經存活了數千年的精神之根，并且把它植入了歐洲的土壤中。伴隨著這個使命的完成，他的事業(yè)也達到了頂峰，不幸的是，這同時也是他的事業(yè)的終結。按照中國人非常了解的互變法則，一個階段的結束是其相反階段的開始。因此，陽在它的最高點處就轉變?yōu)殛?，正轉變?yōu)樨摗Ｎ遗c衛(wèi)禮賢的關系變得比較密切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而且我能夠觀察到，隨著他畢生工作的完成，歐洲和歐洲人的天性是如何越來越緊密地包圍了他，并且實際上是在困擾著他的。同時，他的內心產生了那種站在偉大的變革邊緣的感覺，而他不能清楚地把握這種變革的本質。他只知道自己面臨著一個決定性的危機。他身體的疾病與此種變革并行。在他的夢中充滿了有關中國的記憶，但是夢中的景象總是悲傷而凄涼的，這清楚地證實了他頭腦中關于中國的內容已經轉向了消極。

沒有什么事物可以永遠被犧牲。每種事物隨后都以一種改變了的形式重現。一旦出現了巨大的犧牲，當被犧牲的事物重現的時候，它一定會具有一種能夠承受這種打擊的健康而有抵抗力的軀體。因此，如果在這些范圍內的精神危機出現在一個因疾病而變得虛弱的軀體上，那么就常常意味著死亡。因為，用于祭祀之刀現在就握在被犧牲者的手中，死亡是以往犧牲者的要求。

如你所見，我并沒有保留我個人的觀點，因為，如果我沒有告訴你衛(wèi)禮賢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的話，我又怎么能夠去談論他呢？衛(wèi)禮賢畢生的工作對我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澄清并確認了我為了減輕歐洲人所忍受的精神痛苦所一直努力進行的探尋、求索、思考和研究。對我來說，通過他條理清晰的語言聽到了我曾經在我們歐洲人無意識的迷惑中朦朧地猜測到的事情，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經驗。的確，他使我變得如此充實，在我看來似乎我從他那里獲得的比從任何人那里獲得的都要多。這也就是我代表我們大家在圣壇上向他表示感激與敬意而又沒有感到冒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