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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經(jīng)今古文學的傳承

經(jīng)與史:康有為與章太炎(全2冊) 作者:湯志鈞 著


清代經(jīng)今古文學的傳承

清代經(jīng)學,“稽古右文,超軼前代”,皮錫瑞稱之為“經(jīng)學復盛時代”?!皬褪ⅰ?,指兩漢經(jīng)學“復盛”,即兩漢經(jīng)今古文學自魏晉以降,到了清代,“由衰而復盛”。

清代“復盛”的今古文學,在其傳承淵源和治學方法上有其基本一致性,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又有其時代的特點。本文準備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為中國經(jīng)學史上的學派,是指具有特點大體相同的一些經(jīng)學家而言,單是一個人是形成不了學派的。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經(jīng)學一直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有著各種不同的學派,他們在繼承前人的經(jīng)學遺產(chǎn)時,汲取過去經(jīng)學家闡釋經(jīng)書的方法論,形成其治學方法上的一定共同點。清代的今古文學,利用和汲取兩漢今古文學的思想材料,就其時代背景及其反映的政治要求來說是不同的,但就其治學方法上的注意點來說,卻又基本一致。概括地說,今文學派(漢代的或清代的),以孔子為政治家(素王),以五經(jīng)(六經(jīng)去“樂”)為孔子“致治之術”,所以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是恢宏,而其流弊為誕謾。古文經(jīng)學(漢代或清代的),以孔子為史學家(“先師”),以六經(jīng)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是樸實,而其流弊為瑣碎。

清代“復興”今文經(jīng)學的開創(chuàng)者莊存與,“不專?!睘闈h、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圣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外”,所撰《春秋正辭》,專門發(fā)揮《春秋》“微言大義”,說是“《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極,觀其辭,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圣之法而已矣”。又說:“《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薄啊洞呵铩分蝸y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sup>他和宋、元以來所講的義理之學不同,與當時講究訓詁考據(jù)的吳、皖兩派也迥然有別。

莊存與雖主“微言”,體例尚不嚴密,到了他的外孫劉逢祿,發(fā)揮外家莊氏之學,今文經(jīng)學遂卓然成家,蔚然成派。劉逢祿于各經(jīng)都有撰述,而致力最深,“自發(fā)神悟”的則為《春秋》,認為《春秋》“垂法萬世”,“為世立教”。在《春秋》三傳中,“知類通達,微顯闡幽”的是《公羊傳》,“《春秋》之有《公羊》也,豈弟異于《左氏》而已,亦且異于《穀梁》”,撰《春秋公羊經(jīng)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認為《左傳》經(jīng)過劉歆之徒增飾“附會”?!白笫弦粤际分模┞劧嘧R,本未嘗求附于《春秋》之義,后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睉摗皩徠潆x合,辨其真?zhèn)巍?,“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jīng)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作《左氏春秋考證》。他所撰各書,有例證,有論斷,以章太炎的信從古文,也以劉逢祿為“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清代今文經(jīng)學,到了劉逢祿,對儒家各經(jīng)有了比較全面的闡述,也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理論,他們是直紹西漢今文,加以發(fā)揮的。

接著,宋翔鳳之于“四書”,邵懿辰之論《禮》言“樂”,魏源之闡《詩》《書》都宗今文,崇“微言”,使《詩》《書》《禮》“復于西漢”。他們的治學方法和西漢今文有其共同點。

至于東漢古文經(jīng)學,顧炎武早就提出“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于《說文》,未有據(jù)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墩f文》,正是東漢古文經(jīng)學集訓詁大成之書。他斥魏晉而崇東漢,設想把經(jīng)學復于東漢。強調(diào)治學要“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要“博學于文”,就需“學有本原”,方法是由文字音韻以通經(jīng)學,“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自己從事《音學五書》等的撰述,以“審音學之源流”,而使“六經(jīng)之文乃可讀”。此后,閻若璩、胡渭辨?zhèn)慰紦?jù),《古文尚書疏證》《易圖明辨》,引發(fā)學者對經(jīng)典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由辨?zhèn)味笳妗?,想到“去古未遠”的漢儒經(jīng)說中去探尋,重新肯定了古文經(jīng)學的地位。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棟的“吳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他們繼承了顧炎武“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而加以條理發(fā)展,施之于古代典籍整理和語言文字研究。他們從校訂經(jīng)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jīng)義擴大到考究歷史、地理、天算、歷法、音律、金石,方法比顧氏精密,領域也擴展,對古籍和史料的研究成果也更為豐富充實。

照此說來,清代自顧炎武“復興”的“漢學”,又是遠紹東漢古文經(jīng)學。他們的治學方法和東漢古文也是“一脈相承”的。

正由于他們治學方法上有其一致性,所以他們也和漢代一樣,稱之為“今文學派”“古文學派”,盡管冠以“清代”二字,稱之為“清代今文學派”“清代古文學派”,但他們之間,還是有其傳承關系的。

清代的經(jīng)今古文學和漢代的今古文學,在治學方法上有其共同點,有其繼承性,然而,不但清代和漢代的時代不同,即使在清代,也因社會經(jīng)濟的變動,中西沖突的震蕩,在其傳承關系上,又有著顯著的差別。

就清代今文經(jīng)學來說,在其形成時,原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但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卻又變?yōu)樽I切朝政、昌言改革,以至主張變法維新了?!熬S新”,是要“維”資本主義之“新”,那就和早先的維護封建統(tǒng)治不同了。

清代乾隆中葉以后,各族人士的反抗不斷發(fā)生,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東清水教王倫發(fā)動壽張起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蘇四十三等領導的西北回族、撒哈拉族的反抗,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臺灣林爽文起事,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湘黔苗民大反抗,嘉慶元年(1796年)的川楚陜的白蓮教以及嘉慶十八年(1813年)李文成、林清領導的八卦教起事等等。這種情況,正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乾嘉盛世”的背后,隱伏著新的危機。

清朝對思想統(tǒng)治甚為重視,一方面屢興文字獄,采取高壓政策;另一方面,編纂《四庫全書》,籠絡漢族士大夫,借以防范漢族的反抗和加強中央集權。然而,乾隆后期,和珅“骎骎向用”,執(zhí)政二十余年,“怙寵貪恣”,欺君枉法。乾隆一死,嘉慶雖令和珅自盡,但腐朽氣息已盛,衰敗跡象已呈,吏治敗壞,賄賂公行,“納官捐輸”佩紫懷黃,積學之士“舉世無識”,土地兼并嚴重,內(nèi)部矛盾尖銳,國勢開始下降了。今文經(jīng)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復興”起來。

莊存與“在乾隆末,與大學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詩》《易》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往往發(fā)憤慷慨,流連太息,讀其書可以悲其志云”。他殷憂國事,傳承“大一統(tǒng)”之旨,對宋學家的“空言”,漢學家(古文經(jīng)學)的饾饤文字、鮮言經(jīng)世表示不滿,以為“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zhèn)?,為術淺且近者也”。他要“經(jīng)世”,要維護“大一統(tǒng)”。劉逢祿更“據(jù)古禮以定今制,推經(jīng)義以決疑難”,“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議禮決獄》四卷。據(jù)經(jīng)決事,當時稱之為“有先漢董相風”,并撰《招隱》一文,談“盛世之謀謨”。只知莊、劉言“經(jīng)世”,闡“微言”,是為了使垂衰的清政府轉為盛世,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鞏固中央集權而闡揚《春秋》、揮發(fā)“微言”的。

沒有多久,已臨鴉片戰(zhàn)爭前夕,一場新的風暴即將來到,龔自珍“于經(jīng)通《公羊春秋》”,稱莊、劉今文為“東南絕學”。較龔自珍稍晚的魏源,也從劉逢祿學《公羊春秋》,言今文“三統(tǒng)”,談變古因革,是傳承今文經(jīng)學的。但他們在傳承中,卻與傳統(tǒng)的西漢今文經(jīng)學不同,即和清代莊、劉“復興”的今文經(jīng)學也有差異。它和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西漢的今文經(jīng)學以至清代“復興”的今文經(jīng)學是以經(jīng)書為指歸,根據(jù)經(jīng)書立論,圍著經(jīng)書轉,使“經(jīng)學幽而復明”的。龔、魏則主張“不必泥乎經(jīng)史”,要“通乎當世之務”,其目的是“救裨當世”。他們不是迷戀歷代相傳的儒經(jīng),而是借用“出沒隱顯”的“微言”,即使對《公羊》大師何休,也敢于提出異議,以為公羊有“失辭者二,失事實亦二”,何休有“大失辭者一”。汲取的是“微言”精神,而不膠著于師法家法,和拘守今文的經(jīng)師自有殊別。傳統(tǒng)的今文經(jīng)學,旨在拱奉中央王室,成其一統(tǒng),龔、魏揭露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關心國家民族的危亡,一當民族矛盾上升,就主張反抗外來侵略,他們的“大一統(tǒng)”,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是為了建設邊疆,嚴守海防,遏制西方國家的侵華野心,有著鮮明的反侵略性質(zhì)。而不是過去今文經(jīng)學家的妄自尊大,亂彈“諸夏輔京師,蠻夷輔諸夏”的陳詞濫調(diào)。它是帶著反帝反封建的時代使命跨入中國近代歷史的。只要看,龔自珍“瀏覽東西有用之書”,對新疆設省以及“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規(guī)天劃地,延伸發(fā)揮。魏源更“籌?!保盎I夷”,設想“用夷制夷”,“知己知彼”。用的只是《公羊》之義,“大一統(tǒng)”之旨,卻又把新的因素加到“大一統(tǒng)”中去。他們既不唯經(jīng)是從,也不唯上是聽,還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這是龔、魏的過人之處,他們受到傳統(tǒng)今文經(jīng)學的影響,卻對傳統(tǒng)經(jīng)學有所沖擊。

中法戰(zhàn)后,今文經(jīng)學又呈現(xiàn)活力,康有為運用其“變”的學說,作為變法維新的理論依附,寫了《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在學術上推翻古文經(jīng)學的舊說,在政治上打擊封建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絆腳石準備條件。又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他在學習西方之后,在今文經(jīng)學中注入了新的內(nèi)容,對儒家學說重新解釋,把孔子視為“制法之王”,把資產(chǎn)階級需要的東西,諸如民權、議院、選舉等等,也附會到孔子身上。這種“逆乎常緯”,是對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tǒng)思想的大膽沖蕩。他立足于學術而著眼于政治,和莊、劉既不相同,較龔、魏又有發(fā)展,即和他同時,同講今文的廖平、皮錫瑞也不相同。他們之間的主要區(qū)別是經(jīng)過改造了的經(jīng)學與封建經(jīng)學之間的不同,是政治改良思想滲入了今文經(jīng)學和傳統(tǒng)的今文經(jīng)學之間的不同。

如上所述,清代的今文經(jīng)學,繼承西漢今文經(jīng)學的治學特點;而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即使在清代,同樣汲取今文的人,也有著不同的時代特點。

清代的古文經(jīng)學,則在其開創(chuàng)時,希望保存民族意識,讀書與抗清聯(lián)結,而乾嘉以后,繼顧炎武而起的經(jīng)學家,卻繼承了他的訓詁音韻,而違失了他“讀書致用”的本意,學者有時埋首書齋,脫離了實際生活;只是到了清末,章太炎又重新汲取顧炎武為代表的民族思想,為他的“排滿”革命服務。他們在承傳中也有著演變、回歸。

顧炎武強調(diào)治學應該“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但“博學于文”決不限于文字音韻的探究和儒家經(jīng)籍的整理,“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國家天下,制之為度數(shù),發(fā)之為音容,莫非文也”。文字音韻的鉤稽,旨在通經(jīng);廣博知識的探尋,旨在致用。所以,他所說的“文”,不是一般文字、文章的文,而是具有經(jīng)世內(nèi)容的文。他說:“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sup>同時,他還以之與“行己有恥”并重。他崇尚東漢古文經(jīng)學,除推揚其“學有本原”外,還因為東漢儒生“尊崇節(jié)義,敦厲名實”。也就是說,他除繼承東漢的治學方法,還強調(diào)其“風俗之美”,企圖用東漢經(jīng)學家的“節(jié)義”來矯正當時文人的無恥。以為“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都是“有恥之事”,旨在樹立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節(jié),把“有恥”貫徹到生活、思想各個方面,不為威武所屈,不為高官厚祿所誘,表示不向清朝政府屈服。

正由于這樣,顧炎武的治學,不是單純的文字饾饤、古韻探索,而是要學者從古書古事中激發(fā)民族的感情。他“復興”漢學,“漢”也和漢族相聯(lián)系,試圖從傳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中,找到“復興”漢族的精神食糧。

可是,到了閻若璩、胡渭,卻逐漸吸收顧炎武的治學方法,而回避其經(jīng)世內(nèi)容,他們辨?zhèn)慰紦?jù)。對經(jīng)書本身的研究起了作用,卻是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與顧炎武的讀書與抗清結合,著述與致用一致相睽離,并下啟乾嘉考據(jù)之風。

乾嘉時期的吳派王鳴盛對顧炎武的古音研究,認為“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旨,舍顧炎武其誰與歸”。皖派的江永也以顧氏的音學研究“為特出”而“最服其言”。他們都尊顧炎武,推為“祖師”,在古代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作出很大貢獻。然而,多少回避或閹割了顧炎武“明道救世”的實踐內(nèi)容,放棄了他的通經(jīng)致用的命題。在學派的繼承過程中,他的精神和宗旨已被曲解了。

乾隆時,敕修《四庫全書》,一些御用學者已對顧炎武作出這樣的評價:“惟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jīng)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逼髨D掩蓋顧氏為學的本旨,防范而阻塞了顧氏“行己有恥”與“博學于文”相結合的思想傳播。

一些學者有意回避顧氏學說的“經(jīng)世”內(nèi)容,沉浸于古籍的整理;一些學者公開排斥顧氏的“激于時事”,說是“迂而難行”“愎而過銳”,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中的“經(jīng)世”涵義,被他們閹割了。

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中的“經(jīng)世”涵義,到了清末,章太炎又把它發(fā)揮、闡揚。

章太炎是著名“漢學”大師俞樾的學生,他對俞樾的“精研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fā)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極為欽佩。但當戊戌變法發(fā)生,章太炎逃避臺灣,“訟言索虜之罪毒敷諸夏”表示不滿,撰《謝本師》,說:“今之經(jīng)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為此,正欲使人推尋種性,識漢、虜之別,豈以劉殷、崔浩期后生也?!?sup>不久“蘇報案”發(fā)生,章氏被逮,入獄三年,東渡日本,主持《民報》,對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中的實踐內(nèi)容重予發(fā)揮,從那里借用語言,汲取思想,他說:

原此考證六經(jīng)之學,始自明末儒先,深隱蒿萊,不求聞達,其所治乃與康熙諸臣絕異。若顧寧人者,甄明古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先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且持論多求根據(jù),不欲以空言義理以誣后人,斯乃所謂存誠之學。

又說:

寧人居華陰,以關中為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跡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吾以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吾雖涼德,竊比于我職方員外。

可知章太炎對顧炎武的敬仰,他對顧炎武的“甄明古韻,纖悉尋求”既示遵循,對顧炎武的“興起幽情,感懷先德”更表景仰。認為顧炎武“持論多求根據(jù)”,是“存誠之學”,講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可以在古文獻中激勵民族感情。

章太炎在學術研究方面,繼承古文經(jīng)學的某些治學方法,在文字音韻方面有很多創(chuàng)見。更重要的是他汲取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的實踐內(nèi)容。他以為“當初顧炎武要想排斥滿洲,卻無兵力,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古碣以傳示后人”,從而也想在“古事古跡”中,找尋“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他認為中國人要愛惜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如果“曉得中國的長處”,那么“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fā)泉涌,不可遏抑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古文經(jīng)學家所擅長的,章太炎不僅叫人懂得這些,而是要激發(fā)人們的“愛國的心思”,認識到目前是處在清政府的腐朽統(tǒng)治之下,處在滿洲貴族的種族壓迫之下,要“愛惜自己的歷史”,就必須進行“排滿”革命。

這樣,在他的論著中,就充分贊揚和發(fā)揮了顧炎武的思想:引用顧氏所舉“知恥”“重厚”“耿介”而益以“必信”,以闡明“革命之道德”;援用顧炎武所述“師生”“年誼”“姻戚”“同鄉(xiāng)”等“舊染污俗”以箴砭新黨的“自相引援”。所謂“引致其途”,“朽腐化為神奇”,對當時的革命運動來說,確是起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

那么,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中的“經(jīng)世”內(nèi)容,章太炎又繼承了他;而在此以前,清代的古文經(jīng)學家卻只繼承了顧炎武“博學于文”的一個方面。

在清代經(jīng)今古文學的傳承中,還有一種情況,即不同學派的人在某一時期卻又站在同一陣營上,盡管他們的治學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章太炎是著名的古文經(jīng)學家,傳頌一時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即對宗今文經(jīng)學的康有為從政治上到學術上層層批駁??墒?,他在戊戌前后,卻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交游,并為康、梁辯護,他沒有和康、梁“爭學派”“論師承之異同”,反而“相昵之深”,成為古文經(jīng)學傳承中的又一特例。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發(fā)生。次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聽到康有為設立上海強學會,曾“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稌r務報》在上海創(chuàng)刊,章太炎與該報經(jīng)理汪康年有舊,“目擊道存”,“懷欲著論”,毅然走出書齋,任職《時務報》,并在《經(jīng)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撰文,基本上贊成維新變法。指出中國應該“發(fā)憤圖自強”,“不能惟舊章之守”,主張“以革政挽革命”。

章太炎在《時務報》和康門弟子共事不久,文章也發(fā)表不多,但他在這時的論文中,卻有沾尋今文的跡象。如說:

是故整齊風俗,范圍不過,若是曰大一統(tǒng);益損政令,九變復貫,若是曰通三統(tǒng)。通三統(tǒng)者,雖殊方異俗,茍有長技則取之。雖然,凡所以取其長技,以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將以衛(wèi)吾一統(tǒng)之教也。

吾聞《齊詩》五際之說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是其為言也,豈特如翼奉、郎顓所推,系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大地動搈,全球播復,內(nèi)奰中國,覃及鬼方,于是乎應之……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以教衛(wèi)民,以民衛(wèi)國,使自為守而已。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曰:以革政挽革命。

他在《實學報》所刊《異術》一文也說:

道生于五德,德生于色,色生于統(tǒng)。三統(tǒng)迭建,王各自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絡之,而損益?zhèn)湟印?sup>

“大一統(tǒng)”“通三統(tǒng)”,是《春秋》公羊家言;《齊詩》傳者喜以陰陽五行推論時政,他們都是今文經(jīng)說。

今文學派的學說,并不排斥其他學派的援用,但作為嚴守家法的古文學派來說,每每視若鴻溝。

和章太炎所學異途并為他后來深詆的今文學說,在維新變法時期一度援用,原因何在?且看他是怎樣闡釋這些經(jīng)說,旨在說明甚么?

章太炎以為“大一統(tǒng)”是“整齊風俗,范圍不過”,“通三統(tǒng)”是“益損政令,九變復貫”,和吸收“殊方異俗”的“長技”,“以衛(wèi)吾一統(tǒng)之教”。也就是說,凡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殊方異俗”)的“長技”,可資中國“借鏡”的,可以作為改變成法(“益損政令”)的參考。例如舉辦“有益于黃人”的學會。用以說明“修內(nèi)政”、行“新制度”的必要;說明不能“惟舊章之守”,而須“發(fā)憤圖自強”。又就《齊詩》五際“革命”“革政”之說加以推演,認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禮秀民,聚俊才”進行“革政”,亦即實現(xiàn)政治改革。那么,他的援用《公羊》《齊詩》,旨在闡明變法的必要性。章太炎在維新變法時期同情維新派,參加了他們宣傳刊物的編輯,并在自己的文章中,運用了今文觀點。

章太炎之所以同情維新派,以至在自己的論著中滲附了某些今文學說,這是因為:甲午戰(zhàn)后,外侮頻仍,國勢浸衰,康有為等對封建頑固勢力和洋務官僚進行斗爭,提出救亡主張,代表當時中國發(fā)展的趨勢,賦有進步意義。章太炎對康、梁的同情,主要是對這種政治主張的同情,從挽救民族危亡,進行變法圖強來說,他們這時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章太炎和康有為畢竟不是同隸一個學派,他的贊助康、梁,也只是由于時代的特點,而不意味學術思想上的“混一”。學術上的論爭,又必然涉及維新變法理論根據(jù)的商榷。章太炎同意康、梁的改革主張,并不能證明他們政治上的完全一致,而學術研究中產(chǎn)生的理論差異,又每易導致他們政治上的某種分野。今文經(jīng)學的“夸誕”,畢竟與“樸學”殊科;“論及學派,輒如冰炭”,“古今文經(jīng)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這樣,便不可避免地與之有所爭論。

當章太炎與康門弟子共事時,“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主,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而章太炎卻以為“造言不經(jīng)”,康黨竟至“攘臂大哄”。章又撰過“《駁議》數(shù)十條”,駁難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對其理論根據(jù)發(fā)生懷疑。那么,章太炎雖贊同康有為等維新派進行變法,而對其變法理論卻有懷疑;他和康門共事,而共事中并非沒有爭論,這些爭論,又每每基于學術領域上的理論爭論,章太炎雖在自己的論著中一度援用今文經(jīng)說,也只是為了變法的需要,而未放棄他古文學派的基本立場。

然而,這時的章太炎,盡管和康門爭論,對康書“駁議”,卻未公開決裂,“駁議”也迄未公開露布;對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變法主張,又多贊同,并且延伸到政變以后一段時間,對康有為仍表同情。這是甚么原因呢?還是從政治上著眼,章太炎懷疑的是“改制”的夸誕外衣,而贊同的則是“改制”以解決社會實際問題?;诤笳?,他和康、梁暫時未告分裂;基于前者,跟隨社會歷史的發(fā)展,他和康、梁終告分裂。

政變發(fā)生,章太炎撰《祭維新六賢文》以示哀悼,流亡臺灣,寄書康有為,貽詩書懷:“老淚長門掬,深情故劍知?!薄坝行星?,無涕吊湘累?!?sup>兩地相思,眷念逋客。康有為對章太炎的“拳拳持正義,又辱書教之”,認為是“識之絕出尋常而愛之深”,并“切望捧手得盡懷抱,馳騁歐美”,“相與扶之”,“救此淪胥”。章太炎接到“工部報書”,“不啻百金良藥”,特將原信登在《臺灣日日新報》,并加說明。

政變后,康有為把光緒皇帝的“密詔”露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章太炎撰《答學究》以駁,說是“今禍患之端,始于宮鄰,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討之猶可,況數(shù)其罪乎”?“數(shù)其忮惡,斥其淫昏,人臣之分也,雖鄰國聞之,亦以為人臣之分也,夫何經(jīng)常之論之可執(zhí)乎?”認為康有為“內(nèi)不容于讒構,奉身而出,語稍卓詭,而見詆于俗儒鄉(xiāng)愿”,是“志節(jié)才行之士”,對康有為等維新志士表示同情。

章太炎對學派不同的康、梁同情,當時已有人提出異議,他自己有一個很好的說明,這個說明,就登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三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原文如下:

或曰:子與工部學問涂徑故有不同,往往平議學術,不異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見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陳說經(jīng)義,判若冰炭,及人以偽學朋黨攻晦庵,時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誣罔,以斥其謬。何者?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

近世與工部爭學派者,有朱給諫一新,然給諫嘗以劾李蓮英罷官,使其今日猶在朝列,則移宮之役,有不與工部同謀耶?余自顧學術,尚未若給諫之墨宋,所與工部論辨者,特《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耳,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則亦未嘗少異也。(自注:余紬繹周秦西漢諸書,知《左氏》大義與此數(shù)語吻合)況旋乾轉坤,以成既濟之業(yè)乎?若夫拘儒鄙生,餔餟糟魄,其黠者則且以迂言自蓋,而詩禮發(fā)冢,無所不至,如孔光、胡廣等,余何暇引為同學也哉!

曩客鄂中時,番禺梁鼎芬、吳王仁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謂其與余同術,亦未甚分涇渭也。既數(shù)子者,或談許、鄭,或述關、洛,正經(jīng)興庶,舉以自任,聆其言論,洋洋滿耳,及叩其指歸,臠卷逡巡,卒成鄉(xiāng)愿,則始欲割席矣。嗣數(shù)人以康氏異同就余評騭,并其大義,亦加詆毀,余則抗唇力爭,聲震廊廡,舉室眙,謂余變故,而余故未嘗變也。及革政難起,而前此自任正學之數(shù)公者,乃皆垂頭阘翼,喪其所守,非直不能建明高義,并其夙所誦習,若云陽尊陰卑,子當制母者,亦若瞠焉忘之。嗚呼!張茂先有言,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今之自任正學,而終于脂韋突梯者,余見其若是矣。由是觀之,學無所謂異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持正如工部,余何暇與論師法之異同乎?

這里,章太炎自述與康有為“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罢搶W”,指古、今文學說不同,“行誼政術”,指維新改革、變法圖強。還引朱熹(晦庵)、葉適(水心)為例,說明學術上雖如冰炭,但政治上卻不含糊。所以自己雖如東漢時范升、陳元之爭《左傳》,至今仍舊“相昵”。自述和康、梁“論學”之殊,“所與論辭”的,在于《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亦即囿于學術上今古學的異同、師法淵源的殊別,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未嘗少異”。

章太炎進而自述政變以后仍與康有為等“相昵”,而對梁鼎芬之流的“喪其所守”則加譏諷,指出“學無所謂異同,徒有邪正枉直”,并以康有為為“持正”。

那么,章太炎在旅臺期間,自述“行誼政術”與康有為等相合,他對康門在學派問題上有過爭論,當時他懷疑的是“改制”的夸誕外衣,而贊同的則是“改制”以解決實際問題,現(xiàn)在康、梁遭“偵捕”,自己也出亡,在今文、古文的傳授得失、治學途徑上“始終不能與彼合”,至于政治上還是同情康、梁的。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章太炎在稍后發(fā)表的《今古文辨義》,既對今文經(jīng)說提出異義,就廖平所撰《群經(jīng)凡例》《經(jīng)話》《古學考》等書的“偏戾激詭”之處加以辨詰;又反對借攻擊今文“以攻擊政黨”,特別提出“若夫經(jīng)術文奸之士,借攻擊廖氏以攻擊政黨者”,只是“埳井之黿”,對康黨寓有“保全”之意。可知他的辨析今、古,是和封建衛(wèi)道人士葉德輝、蘇輿之流的“借攻擊廖氏以攻擊政黨”,是有根本區(qū)別的;是和《翼教叢編》的“首駁偽學,次揭邪謀,由是而正學臣邪遁之詞,息謬士囂陵之氣”,是有根本區(qū)別的。章太炎對廖平的批駁,主要囿于學術方面的討論;而封建頑固派則對維新變法視為“洪水猛獸”,務欲扼殺而后快。

那么,章太炎這時雖已專文剖析今、古,但還只是在學術上和今文經(jīng)師廖平展開討論,對康、梁的援用今文、議論政事尚未深詆。因為這時他在政治上同情康、梁,在思想上尚未劃清改良和革命的思想界線。

然而,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孕育較早,等到義和團運動發(fā)生,清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面目日露,跟隨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章太炎終由改良走向革命,和康、梁也終告決裂,并將顧炎武經(jīng)學思想中的“經(jīng)世”涵義積極闡揚,以古文反對今文了。

從章太炎的同情康、梁,并申明“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來說,可知他雖宗古文,但在戊戌變法前后,卻基于對康、梁維新變法主張的贊同,而“何暇與論師法之異同”。那么,清代經(jīng)學在傳承中,于不同時期有著不同情況,有著社會政治的因素、時代的特點。

× × × × ×

清代經(jīng)學,在中國經(jīng)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清代經(jīng)今古文學傳承了漢代經(jīng)今古文學的學風,而在其傳承中,又有其自己的特點。

綜觀清代經(jīng)今古文學傳承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到,在這二百六十余年中,不論今文學派還是古文學派,或者由維護封建統(tǒng)治到昌言改革以至變法維新;或者開創(chuàng)時有經(jīng)世涵義,不久漸形湮沒,后來又援以宣傳“排滿”。說明同一學派在不同時期有其不同傳承。也有人屬于某一學派,而在國家存亡絕續(xù)之際,也會援引不是本學派而為他后來深詆的學說,說明一個人的思想在不同環(huán)境中也有遞變,每每基于政治上的認同,而不論師法淵源的差別。因此,評價中國經(jīng)學史上的學派,既要注意他們治學師承的一面,又要注意不同時期,不同人物以至同一人物的時代特點;注視他們之間的相同,也注視他們之間的不同。從而厘明其遞變軌轍,闡發(fā)其傳承異同。因此,對中國經(jīng)學史的研究,應該把各該時代經(jīng)學的發(fā)展演變,放在那個時代的戥盤上來衡量,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nèi),進行全面的歷史評價。

——原載《臺灣中山大學第二屆清代學術研究討論會文集》,1993年版

  1. 阮元:《莊方耕宗伯經(jīng)說序》,見《味經(jīng)齋遺書》卷首,《揅經(jīng)室集》未收。
  2. 莊存與:《春秋正辭》《春秋要指》。
  3. 同上。
  4. 劉逢祿:《申左氏膏肓序》,見《劉禮部集》卷三;《釋內(nèi)事例》中,見《劉禮部集》卷四。
  5. 劉逢祿:《申左氏膏肓序》,見《劉禮部集》卷三。
  6. 章太炎:《訄書》卷十二《清儒》。
  7. 顧炎武:《與人書四》,見《亭林文集》卷四。
  8.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見《亭林文集》卷四。
  9. 顧炎武:《音學五書序》《音學五書后序》。
  10. 魏源:《武進莊少伯遺書序》,見《魏源集》第238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
  11. 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見《龔自珍全集》第14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12. 劉承寬:《申受公行述》。
  13. 同上。
  14. 龔自珍《己亥雜詩》:“端門受命有云礽,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毗陵?!?/li>
  15. 龔自珍:《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見《龔自珍全集》第59頁。
  16. 龔自珍:《上鎮(zhèn)守吐番領隊大臣寶公書》,見《龔自珍全集》第312頁。
  17. 魏源:《海國圖志敘》,見《魏源集》第208-209頁。
  18.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博學于文》。
  19.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于天下》。
  20. 王鳴盛:《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見《蛾術編》卷三三《說字》一九。
  21.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22. 章太炎:《謝本師》,撰于1901年,刊《民報》第九號。
  23. 章太炎:《衡三老》,《民報》第九號。
  24.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報》第八號。
  25.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民報》第六號。
  26. 章太炎:《菿漢微言》。
  27.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跡筆記》,《制言》第二十五期。
  28. 章太炎:《論學會大有益于黃人亟宜保護》,見《時務報》第十九冊,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出版。
  29. 見《實學報》第四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
  30. 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見《時務報》第十八冊,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
  31.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二年”。
  32. 章太炎:《致譚獻書》,見《復堂日記續(xù)錄·跋記》。
  33. 章太炎:《臺北旅館書懷寄呈南海先生》,《清議報》第八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出版。
  34. 章太炎:《康氏覆書》,《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13日。
  35. 見《亞東時報》第十八號,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36. 黃協(xié)塤:《石印翼教叢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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