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經學學派及其異同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學一直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

清代“漢學復興”，“稽古右文，超軼前代”。它有著不同的經學流派：有宗古文經學的吳派、皖派，有主今文經學的常州學派；揚州的經學研究，也有其地區(qū)特色。探究這些學派的發(fā)生、發(fā)展，進而剖析其異同，是研究清代經學的關鍵所在。

一

“漢學復興”，是指乾嘉時期古文經學的鼎盛和今文經學的“復興”。古文經學是在空談心性的理學盛行而漢族人民遭到滿洲貴族壓迫的時代，顧炎武揭橥倡導的，他扛起經學的大旗，說是“理學，經學也”，“舍經學無理學”，對宋學的“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置四海之困窮不言”極為不滿，提出“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主張“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設想依附儒家經籍，保護民族意識。

隨著清政府統(tǒng)治的加強和文字獄的壓制，一些學者只是汲取顧炎武“博學于文”的方法，而回避其“通經致用”的實踐內容。乾隆以后，“漢學”（東漢古文經學）流行，主要可以分為起源于惠周惕、成于惠棟的吳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兩大支。他們都推頌顧炎武。江永說：顧炎武是“近世音學數(shù)家”中之“特出”者，所以“最服其言”。吳派的王鳴盛也說：顧炎武“作《音學五書》分古音為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旨，舍顧氏其誰與歸”。

吳、皖兩派繼承了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而加以條例發(fā)明，施之于古代典籍整理和語言文字研究，他們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義擴大到考究歷史、地理、天算、歷法、音律、金石，方法較顧氏精密，領域也隨之擴張，對古籍和史料的研究成果也更加豐富充實。然而，他們對顧氏的“明道救世”“通經致用”，卻回避或閹割了。

乾嘉年間，正當宋學高踞堂廟、漢學“如日中天”之際，今文經學異軍突起，“翻騰一度”，莊存與揭橥于前，劉逢祿、宋翔鳳接踵于后，形成“常州學派”。他們重在“剖析疑義”，發(fā)揮微言大義，崇奉今文，“取法致用”，講“大一統(tǒng)”“張三世”“通三統(tǒng)”，使湮沒二千多年的西漢今文為之“復興”，并進而推衍出近代社會改革的藍圖，予學術界巨大震動。

吳派、皖派和常州學派，是清代最具影響的經學流派，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又有沒有共同點？這是研究中國經學史時必須弄清的問題。

二

作為經學史上的一個學派，是指具有特點大體相同的一些經學家而言，單是一個人是形成不了學派的。就清代的吳派、皖派和常州學派而言，吳派、皖派繼承了顧炎武的“博學于文”而予擴展，他們推演的主要是許慎、鄭玄之學。常州學派則利用《春秋公羊傳》經義，發(fā)揮今文“微言”。他們有著不同的特點，也有著不同的成就。

然而，在分析這些學派的特點和成就的同時，卻又不能只看到他們的“異”，而忽視他們的“同”；也不能只看到他們的“同”，而忘記了他們的“異”。他們都遵奉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典，并憑借經典加以闡釋或發(fā)揮，這是他們的“同”；而他們對孔子的看法以至對經書的理解，又有著各自的觀點，對所尊的經書也自有不同。正由于這樣，他們成為中國經學史上不同的流派。

不同學派在治學方法和治學宗旨上是有不同特點的，然而，它又只是主要傾向不同，沒有對別的學派一律排斥，特別是在它發(fā)端和流傳之初，還沒有嚴格區(qū)分。

從常州學派來說，它導源于莊存與，但莊存與卻不拘漢、宋，重在“剖析疑義”，既發(fā)揮今文《公羊》“微言大義”，又對古文經《周禮》《毛詩》作“說”；既尋西漢的墜緒，又不全廢宋儒經說。莊存與的父親莊柱即“邃于理學”，他從小也受其熏陶。對古文經學派崇奉的《周禮》，也采用“《尚書》《國語》及博聞有道衛(wèi)之文，宣究其意，為司馬作記以附于書缺有間之義”。還撰有《毛詩說》四卷，《毛詩》也是古文經書。盡管他“詳于變雅”，宣揚大義，但《毛詩》畢竟是古文學派尊奉的經書。那么，莊存與雖為常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但他還沒有完全拋棄宋學，也曾為古文經書作注，和后來繼承其說的人專崇今文有別。

我們稱莊存與為常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因為他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宋學和古文經學的影響，但他的主要學術傾向卻是尊奉《春秋》，纂釋大義。他認為《春秋》“非紀事之書，不書多于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法可窮，而《春秋》之道則不窮?！?sup>其大義存乎《公羊》，“通三統(tǒng)”“張三世”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內外，舉輕重，撥亂反正，“舍《公羊》奚求”。他注視“大一統(tǒng)”，推衍《春秋》，欲使“六合同風，九流共貫”，“全至尊而立人紀”，雖然不拘漢、宋，卻和“高言性理”的宋學既不相同，又以“辨古籍真?zhèn)?，其術淺者近者也”。因此，他雖說“不拘漢、宋”，而其主要傾向則是尊《公羊》，主今文，因而被推為常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只是在創(chuàng)始之初，體例尚未嚴密，尚未與宋學和古文經學明確樹幟對立。

主張古文的吳派、皖派，在其初期，也沒有和宋學明確樹幟對立。

吳派導源于惠周惕，他“通經積學，治古文有名”。如他注釋《詩》《禮》，有人說是“博而不蕪，辨而不詭于正”。其實他對《詩》的大、小雅之分，說是“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正雅、變雅，美刺雜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上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彼灾袚?jù)，不空言“正”“變”，搜集和推演東漢經說，所以有人稱他是“毛、鄭之功臣”。但尋求漢儒經說，主張博覽群書，啟示了后來的搜集、輯錄漢儒遺說之風，只是到了其子惠士奇、孫惠棟才為吳派奠基，并旁及史學。

皖派的江永，考釋先秦名物，有其創(chuàng)見；又精于音理，注重審音。他以考據(jù)見長，開皖派經學研究之風。然而，在他的《近思錄集注·自序》中卻說：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后一線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也……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晚學小生，幸生朱子之鄉(xiāng)，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

對宋學卻予推崇，對朱熹更示盛譽。

照此說來，無論是常州學派，還是吳派、皖派，在其創(chuàng)建之初，雖已發(fā)凡起例，還未嚴立規(guī)范，還未對不同學派樹幟區(qū)分。與之相反，在他們的撰著中，還留存著受其他學派影響的跡象，也有采用其他學派說解的事例。只是到了他們的繼承者，才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始人的主旨，奠定各學派的地位。

三

學派的治學方法和思想內容，是在其繼承中逐漸豐富，具有自己的觀點、思想方法和理論體系的；他與其他學派的差異也隨之逐漸顯著。

莊存與雖重《公羊》，主微言，但體例尚不嚴密，到了他的外孫劉逢祿，發(fā)揮外家莊氏之學，今文經學才卓然成家，蔚然成派。莊存與揭橥《春秋》微言，劉逢祿致力最深，“自發(fā)神悟”的也是《春秋》，認為《春秋》“垂法萬世”，“為世立教”。在《春秋》三傳中，“知類通達，微顯闡幽”的是《公羊》?！啊洞呵铩分小豆颉芬玻M弟異于《左氏》而已，亦且異于《穀梁》?！弊洞呵锕蚪浐问厢尷贰豆蚝问辖庠b箋》，認為《左傳》經過劉歆之徒增飾“附會”?！白笫弦粤际分?，博聞多識，本未嘗求附于《春秋》之義，后人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強以為傳《春秋》，冀以奪《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為尊之，實則誣之?！睉摗皩徠潆x合，辨其真?zhèn)巍?，“以《春秋》歸之《春秋》、《左氏》歸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于大義、孤章斷句之依附經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作《左氏春秋考證》。所撰之書，有例證，有論斷，以章太炎之信從古文，都說劉逢祿“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清代今文經學，到了劉逢祿，對儒家各經有了比較全面的闡述，也有了比較系統(tǒng)的理論，他是直紹西漢今文，加以發(fā)揮的。接著，宋翔鳳之于“四書”、魏源之于《詩》《書》、邵懿辰之于《禮》，紹其遺緒，專經闡發(fā)，進而議政，終使常州學派“翻騰一度”。

吳派、皖派，也是在繼承者的闡發(fā)下“卓然成家”的。惠周惕之子惠士奇熟讀經史，“晚歲尤邃經學”。所撰《易說》，以為“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chuàng)為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文亡矣”?！捌湔摗洞呵铩吩唬骸洞呵铩啡齻鳎陆栽斢凇蹲笫稀?，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粍t《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盲焉，如坐暗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后之學者當信而好之?！?sup>惠棟守其意而撰《易漢學》《周易述》，專宗漢說，學者推為千五百年漢學“至是而粲然復章”，使一些人治經“無不知信古”，從而棄宋《易》而治漢《易》。又撰《古文尚書考》，辨證偽《古文尚書》出于晉人；《九經古義》討論古字古義。他搜集漢儒經說，加以輯集、考訂，以詳博見長，劃分漢、宋。說是“宋儒之禍，甚于秦灰”。漢學、宋學的界線，判然厘別。清代“漢學”至此自成體系，具有自己的治學規(guī)范、學術風格，“成學箸系統(tǒng)”，匯為吳派。當時就有人說：“吳中以經述教授世其家者，咸稱惠氏?；菔现畬W，大都考據(jù)古注疏之說而疏通證明之，與六籍之載相切，傳至定宇先生（惠棟），則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為海內談經者所宗?！?sup>

皖派的導源者江永，對朱熹《儀禮經傳通釋》曾予補正，但對朱熹卻甚推譽。戴震則對東漢鄭玄和宋代程、張、朱子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為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qū)，不深思自得，斯草穢于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目未睹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為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于其兩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為十分之見，孰為未至十分之見。

對鄭玄、朱熹等評定得失，沒有拘泥古訓，而貴“深思自得”。皖派和吳派的差異，就在于它能在考核古訓的基礎上，闡明經典“大義”和哲理。

戴震受江永啟示較深的，是“先生讀書好深思，長于比勘，步算、鐘律、聲韻尤明”。他自己尋求治學，“計于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主張以文字學為基點，從訓詁、音韻、典章制度等方面闡明經書大義，是受到江永啟示的。但他并不像江永那樣盛譽朱熹，而對朱學的“空憑胸臆”表示反對。他說：

夫所謂理義，茍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于經學之云乎哉！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于賢人圣人之理義，然后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后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要懂得儒家經籍就要“識字”，就要弄清“故訓”，這就比江永發(fā)展了一大步，使皖派卓然成家，而以文字學為基點，以求古訓，以明經義，也成為皖派的一大特點。

因此，學派是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逐漸豐富其內容、厘明其體例，形成本學派的特色，并為一些人遵循、繼承、發(fā)展的。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學派有其不同點，但不是沒有相同處。上述三派，或重今文，或主古文，而他們崇奉漢學則同。除常州學派的莊存與生前不以著作傳世，治學方法與吳、皖不同外，吳派和皖派卻都尊奉古文經學。吳派的搜尋故訓，予皖派的考據(jù)帶來方便；皖派的考據(jù)詳博，也為吳派所稱許。如吳派錢大昕即對戴震的學術精博極為稱頌。戴震也專門訪問過惠棟，惠棟“執(zhí)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云嘗語予，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云蓋實見子所著書?！鸱叫挠犐贂r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惠棟去世后，戴震又寫了《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以為“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藐蘊積久之業(yè)，而以授吳之賢俊后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于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窺測先生涯涘”。“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jù)依?！?sup>松崖先生，即惠棟。他對吳派經學的奠基人惠棟是仰慕的。從清代經學流派來說，他們研習經書有不同點，但彼此還是尊重的，不能因為他們是不同流派，就說他們什么都不同。上述不同流派的經學家，都宗漢學，與宋學的高談性理不同，但他們從小讀四子書，科舉考試也要以朱熹《四書集注》為宗，立身行事又何嘗完全擺脫宋學的影響。

這里所以不憚其煩地判析異同，無非是說：不同學派的經學研究，有其不同特點和不同成就，但不能因為他們是不同學派，就認為什么都不同；也不能因為看到他們之間有某些共同點，就對他們是不同學派發(fā)生懷疑。同異應從主要傾向著眼，不同學派的同異是存在的，也是無容否認的。

四

不同學派之間，也不是沒有爭論，他們之間的爭論日趨激烈，又每與政治有關；但在某一時期，卻又站在同一陣營，盡管他們的治學方法是不同的。

章太炎和康有為，一個治古文經學，一個援今文論政，他們之間有過多次爭論。章太炎1903年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6年的《箴新黨論》、1911年的《誅政黨》、1913年的《駁建立孔教議》，都對康有為及其政黨進行批評，都指斥康有為援用的今文公羊學?？墒俏煨缜昂螅绿讌s和康有為、梁啟超交往，并在自己的論文中有著沾尋今文的跡象。如他在《時務報》上發(fā)表的文章中說：

是故整齊風俗，范圍不過，若是曰大一統(tǒng)；益損政令，九變復貫，若是曰通三統(tǒng)。通三統(tǒng)者，雖殊方異俗，茍有長技則取之。雖然，凡所以取其長技，以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將以衛(wèi)吾一統(tǒng)之教也。

吾聞《齊詩》五際之說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是其為言也，豈特如翼奉、郎顓所推，系一國一姓之興亡而已。大地動搈，全球播復，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于是乎應之……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以教衛(wèi)民，以民衛(wèi)國，使自為守而已。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曰：以革政挽革命。

在《實學報》所刊的《異術》一文也說：

道生于五德，德生于色，色生于統(tǒng)。三統(tǒng)迭建，王各自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絡之，而損益?zhèn)湟印?sup>

“大一統(tǒng)”“通三統(tǒng)”，是《春秋》公羊家言；《齊詩》傳者喜以陰陽五行推論時政，他們都是今文經說。

今文學派的學說，并不排斥其他學派的援用，但作為嚴守家法的古文學派來說，每每視若鴻溝。

和章太炎所學異途并為他后來深詆的今文學說，在維新變法時期一度被援用，原因何在？他的援用《公羊》《齊詩》，旨在闡明變法的必要性，說明“修內政”，行“新制度”的必要；是因為甲午戰(zhàn)爭后民族危機的嚴重?？涤袨槟菚r的救亡主張，代表當時中國發(fā)展的趨勢，賦有進步意義。從挽救民族危亡，進行變法圖強來說，他們這時的政治主張是基本一致的。

政變后，章太炎對學派不同的康、梁仍表同情，當時有人提出異議，章太炎就說：他與康有為“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罢搶W”，指古、今文學說不同，“行誼政術”，指維新改革、變法圖強。還引朱熹（晦庵）、葉適（水心）為例，說明學術上雖如冰炭，但政治上卻不含糊。所以自己雖如東漢時范升、陳元之爭《左傳》，至今仍舊“相昵”。自述和康、梁“論學之殊”，“所與論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亦即囿于學術上今古文學的異同，師法淵源的殊別。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未嘗少異”。

章太炎進而自述政變以后仍與康、梁“相昵”，而對一些人的“喪其所守”則加譏諷，指出“學無所謂異同，徒有邪正枉直”，并以康有為為“持正”。章太炎在今文、古文的傳授得失、治學途徑上“始終不能與彼合”，至于政治上還是同情康、梁的。只是到了革命形勢發(fā)展，章太炎由改良轉入革命，康有為卻停留在原來的崗位上，章太炎才舉起革命的旗幟和康、梁斗爭，并批評其“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了。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學派的爭論固與政治有關，即同一學派在動蕩的潮流中，態(tài)度也時有差異。例如被魯迅稱為與章太炎同樣“治樸學”的孫詒讓，在民族危機掀起的刺激下，也稱譽梁啟超，想望會試時，“卓如先生講學湘中，前見所擬學約，綜貫道藝，精備絕倫，不勝欽佩。聞本科公車，當有陳論。惜弟決計不應試，未得附名紙尾也，通函時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則無論如何伉直，弟均愿附驥，雖獲嚴詰，所不計也”。盡管他對《新學偽經考》極為不滿，還想在“本科公車”“列名”。然而，時隔不久，政變發(fā)生，六君子就義，孫詒讓就痛言康有為“學術之謬”，說什么“至于本年夏秋間之新政，乃今上之圣明，與康氏何與”，轉而攻擊維新派了。因此，在剖析清代經學學派的異同時，應該具體分析，指出異同所在。

五

同一學派，也不是完全因循師說，固守舊訓。就從皖派來說，“最能光大”戴震之業(yè)的，都推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但他們“之說相出入”也有不少。對此，梁啟超有一段很好的評述：

戴派之言訓詁名物，雖常博引漢人之說，然亦不墨守之，例如《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全書皆糾正舊注舊疏之失誤。所謂舊注者，則毛、鄭、馬、賈、服、杜也。舊疏者，則陸、孔、賈也。宋以后之說，則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郵父子者，實毛、鄭、賈、馬、服、杜之諍臣，非其將順之臣也。夫豈惟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茍同。段之尊戴，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即王引之《經義述聞》，與其父念孫之說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舊注舊疏之舛誤絲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經文，此與宋、明儒者之好改古書，述相類而實大殊，彼純憑主觀的臆斷，而此則出于客觀的鉤稽參驗也。

如果因循師說、固守舊訓，那么，學術就不會創(chuàng)新、發(fā)展了。即使是同一個人，學術思想也不是永遠不變的。

本文論列清代經學學派的異同，是從乾嘉學派即吳派、皖派和常州學派舉例闡述的，也就是說主要是從“漢學”立論的。以乾嘉學派分列吳、皖，似乎始于江藩《漢學師承記》；而論述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以吳、皖、常州并舉的，則是章太炎的《訄書·清儒》和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兩文都發(fā)表在1902年。江藩卒于1830年，當然只能記載清代中葉以前；章太炎、梁啟超之以“吳派”“皖派”概括乾嘉學派，也主要是從學術風尚考慮，因為吳、皖雖是地域，兩派的創(chuàng)始人分屬吳中、皖南，而它的繼承者卻不都是吳人或皖人，如上述段玉裁、王氏父子就不是皖籍；而把自己列入?yún)桥傻慕?，也不籍吳中，而是揚州（甘泉）人。過去以吳、皖分派，學術風尚互有異同，而學術名稱卻又按地區(qū)。

學派的地區(qū)特點，也較顯著，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學術研究的延續(xù)性和地區(qū)的相對獨立性。從地區(qū)而言，清代揚州的經學研究卻是出了很多大家，有人主張應稱揚州學派，并從事專題研究。我可能受章太炎、梁啟超的影響太深，總覺得還是稱為“清代揚州經學研究”比較穩(wěn)妥，傳統(tǒng)的惰力，使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實上，地區(qū)的特色和影響，也是無容否認的?，F(xiàn)在各地編寫地方志，對各該地區(qū)的風土人情、文化淵源，也會染有地區(qū)色彩。清代揚州轄境相當今江蘇寶應以南、長江以北、東臺以西、儀征以東地，當運河交通要沖，經濟文化繁榮，經學大師輩出，稱之為揚州學派，并從事它的經學研究，還是很有意義的。

舉例來說：焦循是江蘇甘泉（今揚州）人。他有《易章句》《易通釋》《孟子正義》等經部著作，主張“通核”，說：“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xié)其文辭，揆以道理?！彼难浴兑住罚筒皇菃渭兛紦?jù)注輯，而是從經文詮釋大義，與一般治《易》者不同。盡管他對皖派的戴震極為尊重，說：“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也因為《孟子字義疏證》對程、朱理學“去欲存理”“理在事先”的批判，對于“其弊也疏”的考據(jù)，卻有意見，說是：

本朝理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者，著書教授者，不下數(shù)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如所謂考據(jù)者混同于其間乎？

他的治經，自較一般的墨守舊訓、單純考據(jù)者不同，自有其獨特見解。他的同鄉(xiāng)江藩《漢學師承記》沒有專門為焦循列傳，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劉文淇、劉寶楠、柳興恩、陳立都是揚州及其附近地區(qū)人。他們相約各治一經，結果《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論語正義》《穀梁大義述》《公羊義疏》先后撰出，或由其子孫繼續(xù)纂述，不是揚州的經濟條件和文學風尚是很難有此經學成就的。這種情況，在全國也屬少見。以地區(qū)特點而名揚州學派，也是可取的。

章太炎是在《訄書》中記述清代經學有吳派、皖派和常州學派的。但在晚年，有人問他：“寶應劉氏三世，既遵示移吳入皖。而儀征劉孟瞻（劉文淇）父子祖孫及凌曉樓、陳碩甫諸先生，雖出皖系而篤守漢儒，實吳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yún)欠瘢俊闭绿资沁@樣回答的：

儀征劉孟瞻本凌曉樓弟子，學在吳、皖之間，入皖可也。

對儀征劉氏，以為可“入皖”，又說是“學在吳、皖之間”?？芍獏恰⑼铍m有分派之異，又有方法之同。揚州經學吸取了吳、皖之長，又有自己的特色，以地區(qū)而言，清代揚州的經學研究，是有其特色的。

——原載《清代揚州學派研究》，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版；《炎黃春秋》增刊《炎黃文化研究》第8期，2001年版

1.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亭林文集》卷三第93頁，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影印岳氏家塾本。
2.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亭林文集》卷四第109頁。
3.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亭林文集》卷四第103頁。
4.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古韻標準》第236冊第48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王鳴盛：《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蛾術編》，卷三三，《說文》一九，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
6. 莊存與：《序冬官司空紀》，《周官記》卷一六〇，清光緒十五年上海蜚英館石印《皇清經解續(xù)編》本。
7. 莊存與：《春秋正辭》卷十《誅亂賊》第17頁，《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陽湖莊氏重刊本。
8. 莊存與：《春秋正辭》卷二《天子辭》第4頁。
9. 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第14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10. 鄭方坤：《惠吉士周惕小傳》，錢儀吉《碑傳集》卷四九第1293頁，中華書局1993年版。
11. 劉逢祿：《申左氏膏肓序》，《劉禮部集》卷三第26頁，光緒壬辰延暉承慶堂重刊本。
12. 劉逢祿：《申左氏膏肓序》，《劉禮部集》卷三第26頁，光緒壬辰延暉承慶堂重刊本。
13. 章太炎：《清儒》，《訄書》卷一二第25頁，共和二七四六年秋八月，日本翔鸞社再版本。
14. 錢大昕：《惠先生傳》，《碑傳集》卷四六第1306頁。
15. 王昶：《惠定宇墓志銘》，《碑傳集》卷一三三第3984頁。
16. 任兆麟：《余君蕭客墓志銘》，《碑傳集》卷一三三第3998頁。
17. 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戴震集》第1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8.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集》第226頁。
19.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集》第183頁。
20.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第214頁。
21.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第213頁。
22.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集》第214頁。
23. 章太炎：《論學會大有益于黃人亟宜保護》，見《時務報》第十九冊，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見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8、13頁。
24. 見《實學報》第四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25. 《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月13日，《清代經今古文學的傳承》已引錄。
26.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政論選集》第196頁。
27. 孫詒讓：光緒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二冊第147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 孫詒讓：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二冊第1474-1476頁。
29.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二，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四第32頁。
30. 焦循：《寄朱休臣學士書》，《雕菰集》卷一三第203頁，《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
31.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jù)著作書》，《雕菰集》卷一三第214頁。
32. 章太炎：《答支偉成書》，《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第11頁，岳麓書社1986年版。
33. 梁啟超在晚年（1924年）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在論述乾嘉學派時說：“但漢學派中也可以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庇终f：“此外尚有揚州一派，領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們研究的范圍，比較的廣博?！彼岬健皳P州一派”，所指是焦循、汪中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