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傅雷家書》

葉永烈

關于這本書，我寫過一篇論文，叫做《論〈傅雷家書〉》。這里我不講這篇論文，而是想“書外談書”。

為什么要“書外談書”呢？因為我為傅雷先生一家寫過一本書，叫做《傅雷一家》。后來，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本書，叫《傅雷與傅聰》。我一共采訪了傅雷先生生前好友23位，又對和傅雷先生有關的人士以及他的家庭、故鄉(xiāng)作了很多采訪。因此，我主要解讀這本書的背景，從傅雷先生的背景、傅雷先生的家庭來看這本家書。也就是說，我是以一個采訪者而不是書評家的角度來評論這本《傅雷家書》的。

《傅雷家書》是怎么樣的一本書？

首先，我想講的就是，《傅雷家書》究竟是怎么樣的一本書。

顧名思義，《傅雷家書》是一本“家書”，是父親寫給子女的家信。其中主要是寫給他長子傅聰的信，還有部分是寫給次子傅敏和長媳彌拉的。因此，這是本父親寫給子女的書信的集子。

其實，這本書是殘缺的，并不完整。傅雷先生寫給遠在英國的傅聰的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燒不到倫敦而得以保存。還有一部分是傅雷先生寫給傅敏的信。我在采訪傅敏的時候，他非常激動，流著淚對我說他非常遺憾，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他在一天夜里前往馬思聰先生家，將父親給他的信全都燒毀了。他為什么要去馬思聰先生家呢？因為他知道馬先生家有個很大的爐子，于是在那里燒掉了這些信。他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非常害怕，意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會“搜信”，這些信件會成為他“反革命”的罪證。在這樣的情況下，把這么寶貴的書信一燒了之，傅敏自己也非常痛惜。所以，《傅雷家書》是一本殘存的書，書中僅存兩封給傅敏的信，其余大部分已經燒毀。其實傅雷先生給傅敏的信也是非常之多的。

這本書是個“單向道”，僅是父親寫給兒子的信，卻沒有兒子寫給父親的。一本家書，應該有呼應——“雙向道”，既有父親寫給兒子的，又有兒子寫給父親的，在讀者看來才有前后呼應的互動之感。但也非常遺憾，傅敏先生寫給傅雷先生的信，在“文革”當中也被全部燒毀了；可幸運的是，傅聰先生寫給傅雷先生的信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十幾年前，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的朋友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是有重大發(fā)現。我來到上海音樂學院，他們告訴我，在一個樓梯下面的小房間，發(fā)現了幾個黑封皮的本子，上書“聰兒來信摘編”，原來是當年傅聰先生給家里寫的信，他母親都將其摘錄在這些本子上面。這三個筆記本，就安靜地躺在了那個角落里那么多年。當時我看了非常激動，在征得傅敏的同意之后，將它們全部復印下來了。為了這些信，我寫過信給傅聰先生，希望這些信能夠發(fā)表。傅聰先生給我回了信，信中說道：

非常抱歉的是，我不希望把我給家父母的信公之于世，一個字也不要。這是我最后的決定。

望諒解。

傅聰

1987年8月12日

那就是說，他不同意公布這些信件。后來傅聰來上海時我采訪他，問他為什么不能把這些信和父親的信一起收入《傅雷家書》。他說：“我父親寫給我的信，體現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相比之下，我寫給他的信是不足為道的。所以我的信請不要收進去。”按照他的意見，現在的《傅雷家書》就沒有收編傅聰的信件。

現有的《傅雷家書》收錄了傅雷先生寫給他的長子傅聰、次子傅敏的信，還有幾封是寫給長媳彌拉的。這樣的書在現在市場經濟大潮之下，按理應該是本很平常的書，但它卻成為現在中國市場的暢銷書，總印數超過了100多萬冊。從1981年至今已經21次印刷，在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家書，從可讀性來說并不強，僅是一封又一封的信，也沒有吸引人的小標題，無非是幾月幾日，然后是一封信，如此而已。為什么這么一本書會有這樣巨大的影響，會吸引那么多的讀者，而且現在成了一本名著了呢？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這本家書中的父與子，是特殊的父與子。這本書中的父親傅雷，既是位作家，又是位翻譯家，學貫中西；兒子傅聰是位藝術家。這樣的家書就充滿了文學色彩、藝術色彩，是在藝術的氛圍中用優(yōu)美的筆調寫成的。它不是一般的家信，其中蘊含了很多人生哲理、豐富感悟。這本書超出了一般家書的范圍。我曾經說過，信分兩種：硬的信和軟的信。硬的信是單純地講事情，像公文一樣，講完就結束了；而像傅雷家書這樣的信，是軟的信，它帶有思想、文學、藝術等色彩，有很深刻的藝術價值。另外，傅氏父子是一對特殊的父子，他們父子受到“極左”路線的連環(huán)迫害，演繹了循環(huán)的悲劇，是那個時代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大家都知道“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的兩個重要的階段。鄧小平同志在《鄧小平文選》中多次提到：我們從1957年下半年以來，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這個錯誤后來到“文革”，發(fā)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鄧小平所說的“1957年下半年”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反右派”運動。傅雷先生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了嚴重沖擊，1958年4月被劃為“右派分子”。隨之引起的連鎖反應是導致當時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出走英國，而傅聰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行。所以在“文革”當中，傅雷先生就成了“叛國分子”的家屬，導致了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所以傅雷與傅聰不是一般的父子，這對父子的命運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左”路線下的悲慘命運。因此，《傅雷家書》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這么一個特殊的家庭。

傅雷是中國翻譯界的一代巨匠，能夠和他相提并論的，有用畢生精力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梁實秋，以及在翻譯俄羅斯文學方面做出巨大貢獻的草嬰先生。傅雷從事的是法國文學的翻譯，傅雷的譯文集現在有15卷，500萬字，這是他畢生的勞動成果。但在傅雷的著作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傅雷家書》。傅雷作為一名翻譯家，從翻譯的技巧和水平上，稱得上是中國譯界的巨匠。但他翻得再好，也無非是替外國作家說中國話，或者說是把外國作家的作品用中國的文字非常完美地體現出來。他的翻譯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國作家的思想，而并非他自己的思想。唯有《傅雷家書》，估計他生前也沒有想到過將來他的這些信會編成一本《傅雷家書》，會有100多萬冊的印制量，會受到那么多讀者的喜愛。他根本不會想到這本書會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書?！陡道准視敷w現了傅雷的思想，他的藝術觀、人生觀，可以說，《傅雷家書》是傅雷人格的最集中的體現。

其實要認識一本書并不容易。傅雷是上海的作家，傅聰是上海出去的音樂家。上海一家出版社曾經打算出版《傅雷家書》，但最終不敢出版。書稿后來落到了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手中。范用看到這么好的書稿，眼睛一亮，決定出版。所以這本書1981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一直印到現在。因此，一個出版社有沒有魄力，一位編輯家有沒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本書被尊為名著、受到大家歡迎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提到三聯書店以及當時的總經理范用先生。當然，上海當時沒有出版這本書，可能是由于這對特殊父子的敏感的政治背景。盡管“文革”已經過去，但其帶來的影響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我曾經碰到當年把《傅雷家書》退稿的那位朋友，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他仍然感到非常遺憾。

我對傅雷一家的采訪

第二，我想講我對傅雷一家的采訪。

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我最忌諱的就是對作家同行進行采訪；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諱采訪上海作家。因為我作為一個上海作家，再去寫上海作家的話，不管怎么寫，總有種種嫌疑。所以我的采訪幾乎不涉及同行。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聰。在“文革”結束后準備為傅雷先生平反時，傅聰從英國回來了。那是傅聰出走之后第一次回來，回到上海。我看到《中國青年報》內參上刊載了當時傅聰說的一些話，非常感動。傅聰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來，他說的話中還是飽含著對祖國非常強烈的熱愛之情。按照當時的規(guī)定，對傅聰的報道還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聰在上海的某項活動，規(guī)定只能刊登在第幾版，報道的字數不能超過多少多少字之類的?？梢姰敃r對傅聰的報道還是低調的、有所控制的。我看了這些報道之后，當時就決定去找傅聰，由于種種原因雖然未能直接采訪傅聰，但傅聰的經歷引起我非常大的興趣，我注意到了這位不平凡的音樂家。當時我說過，在中國的音樂家中，引起我極大興趣的就是兩個“聰”：一個是馬思聰，一個就是傅聰。不能寫紀實文學，當時我就寫了篇小說，題目是《愛國的“叛國者”》，發(fā)在《福建文學》雜志上。小說的主角就是一個音樂家，實際上是以傅聰作為影子來寫的。

后來我開始采訪傅雷和傅聰的親友，前前后后總共采訪了傅雷的23位親友。特別是去北京采訪傅敏，使我對傅雷一家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親友們都非常熱情地介紹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認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時候他可以說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認真，好幾件事情我聽后都十分感動。一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一部一百多萬字的書。可后來他重新看了這部書之后，不滿意自己當年的譯著，于是又把這一百多萬字重新翻譯了一遍。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翻譯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滿意自己的翻譯，別人只是在原有的譯著上面修改，而他則是推翻了重新進行。

傅雷夫婦性格相輔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幾乎所有傅雷親友都說傅雷夫人是極其賢惠而又性格溫順。如果傅雷是鐵錘的話，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鐵錘敲在棉花上面就沒了任何聲音。傅雷先生的成就，是和傅雷夫人分不開的。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細致，而傅雷夫人則是大大咧咧，一個東西用完可能隨手一放，過一會兒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總是提醒她，東西要放歸原位，他們家里總是這個樣子。傅雷先生家里熱水瓶的擺放都十分有規(guī)則，把手一律朝右，總是從第一個熱水瓶開始用，用完之后放到最后去，再輪流用。保姆知道后，灌熱水瓶的時候就從最后的一瓶開始灌。傅雷翻譯的時候必須經常翻閱詞典，厚厚的一本本詞典翻起來很困難，他就自己設計了一個架子放詞典，便于翻譯時的查詢和翻閱。他們夫婦倆的性格是互補的。

后來我采訪傅聰和傅敏，發(fā)現兄弟倆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聰像他媽媽，長相也像他媽媽，而且性格不拘小節(jié)。我去賓館看傅聰，進到他房間，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開著，這里放著話梅，那里又隨手放著什么東西……但他說話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談唐詩、宋詞，也可以談音樂、美術等，如此之類，甚至講到各方面的事情，他都非常有興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細致的一個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貝，做事情非常認真。比如，我告訴他，上海江蘇路傅雷住過的房子，盡管我去了好幾次，但沒有用，因為當年傅雷是租這房子住，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進去了，所有的家具擺設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這房子時，原先是什么樣子的呢？傅敏就畫了張原先的家的平面圖給我，那張圖紙經過了反復修改，上面有紅墨水畫的、綠墨水畫的，畫得非常仔細。哪些是巴爾扎克原著的書架，哪些是放父親譯著的地方，他和聰哥的床在哪里，三角鋼琴放在哪里……那張平面圖，把他們家當時的情況畫得非常仔細。我在寫文章的時候，這張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還有，他給我寫的信都非常認真仔細，三天兩頭，我提出什么問題，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細詳盡地解答。我現在手頭上大概有一百多封傅敏給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親——傅雷。

傅雷一家，四個人四種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個人四條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訪傅雷一家，促使我寫成了《傅雷一家》一書，后來又寫出了《傅雷與傅聰》一書。由于對他們一家深入的采訪，也促使我對“反右派”運動和“文革”進行了深刻的思索，進而從事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幫”興亡》的創(chuàng)作。

傅雷的坎坷人生

第三，我要講的是傅雷的坎坷人生。

《傅雷家書》的主角是傅雷，他是我們上海人，又是上海市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理事。我在上海市作家協會工作，對他更有一種親切感。

我曾經陪傅敏去過傅雷在南匯的老家。傅敏還從來沒去過。傅雷家的老房子現在還在。傅雷的父親叫做傅鵬飛，命運也非?？部?。當時受到冤案，進了監(jiān)獄，出來之后沒多久就過世了。父親去世的時候傅雷還非常小。父親入獄的時候，傅雷母親要不斷地去監(jiān)獄看傅雷父親、營救傅雷父親。就在那一年，傅雷的弟弟妹妹也去世了，最終只剩下傅雷這個長子。母子倆相依為命。傅雷的母親沒什么文化，甚至不識字。但她下定決心要很好地培養(yǎng)這個兒子，于是終身不再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培養(yǎng)傅雷之中去。因此，傅雷從小就受到非常嚴格的教育。他母親專門請了私塾先生教傅雷，白天教完，晚上就要他將當天所學背給母親聽。盡管她不識字，可一旦傅雷背錯，她就能當場指出。傅雷從小受到母親嚴格的教育，同時也養(yǎng)成了嚴格的作風。

對傅雷影響很大的學校是上海徐匯中學，他在那里上的學。徐匯中學當時處在法租界，法語是主課。傅雷后來從事法國文學的翻譯，就是與徐匯中學有關系。他在徐匯中學打下了法語基礎，畢業(yè)后，去法國留學。傅雷在上船去法國的時候，法語口語并不很流利。輪船途經西貢，上來一位法語非常好的同艙旅客。傅雷在船上就向這個旅客學習法語口語。等到了法國下船時，他的法語口語得到了很顯著的提高。

傅雷在法國學的是世界美術史，因此對于藝術有很深的造詣。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戀愛。在留學之前，傅雷已經由母親做主，與朱梅馥（后來的傅雷夫人）訂下了親事。他和朱梅馥從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而且朱家和傅家又有些親戚關系，住得又近。但到了法國以后，傅雷愛上了一位法國姑娘，愛得很熱烈，并且要求和她結婚。為了這件事，傅雷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他母親。信寫好后，自己又沒有勇氣去寄，就委托劉海粟代為寄信。后來傅雷和這位法國姑娘相愛了兩三個月后，由于東西方人性格的差異分開了。此時他覺得很不好意思，非常內疚。劉海粟去看他的時候，傅雷甚至產生了自盡的念頭，與劉海粟說他對不起母親，對不起朱梅馥。劉海粟告訴他那封信他并沒有寄出。傅雷聽后非常高興，但又說“畢竟我是寫了這封信，是非常對不起她們的”?；氐缴虾：?，傅雷和朱梅馥結婚了。有了這個波折，傅雷從此一輩子再也沒有發(fā)生過任何羅曼蒂克的風波。

傅雷回國后，做過教師等種種工作，最后選擇了翻譯。他是一個非常激烈的人，有話就直說，看不慣當時社會的種種丑惡現象。他后來覺得像他這樣的人，最適合躲在書齋里頭翻譯法國作品。他選擇“翻譯”這個職業(yè)作為他的終生職業(yè)，也和他的性格有莫大的關系。

傅雷是一個非常純真的人。他把自己鎖在書房里，一方面是為了潛心翻譯，另外他所結交的朋友們，也是和他差不多性格的，如劉海粟。傅雷當時是沒有工資的，完全靠稿費維持生計。江蘇路的房子他是租的，當時每個月月租是56元人民幣。據他們的保姆說，他們每個月的伙食費大約48元人民幣。此外，他還負擔著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

他培養(yǎng)傅聰學習鋼琴，最終成為音樂家。二兒子傅敏當時也想學習小提琴，可傅雷對他說：“我只能培養(yǎng)你哥哥，我再也沒有錢在我們家培養(yǎng)第二個音樂家。”可以說，他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了培養(yǎng)傅聰上。

傅雷在1957年不幸成了“右派分子”。當時他自己根本沒想到。因為就在那年，他還在《文匯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當時他已經被內定為“右派分子”了。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部長叫做石西民，想保護傅雷過關，他找傅雷談話的時候勸傅雷承認一下自己說錯了一些話，檢討一下，就能過關?？筛道撞毁I賬，說自己當時說的話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說：“要么，你說你說的話本意是不反黨的，但‘實質上’是反黨的。加個‘實質上’，行不行呢？”傅雷堅決不答應。傅雷是個怎么想就怎么說、怎么說就怎么做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后來還是被劃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很晚，是在1958年的時候。這對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擊。當時他一度曾經想自殺。這一點，他的幾位親友都提及過。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沒回來。最終到了半夜才歸家。他對他夫人說，他有兩個孩子，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來。

傅雷被劃成“右派分子”之后兩個多月，傅聰在國外得知此訊。這是他決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來據他說，當時已經叫他回國了?；貒?，要么參加“反右派”運動，那就變成了“兒子揭發(fā)老子，老子揭發(fā)兒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這種惡性循環(huán)”；要么叫他回國以后下農村勞動，叫做“深入生活”。而彈鋼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勞動一段時間后再回來彈琴，手指就發(fā)硬了。基于以上兩個原因，他從波蘭出走英國。

這件事發(fā)生后，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由黨組織出面告訴傅雷的話，對他沖擊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話，會緩和一點。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廳里走來走去，就是說不出這話。良久，傅雷問起，他才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傅雷一聽，人當時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幾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聰的出走對傅雷的打擊非常之大，傅雷想不通這件事情。從《傅雷家書》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通信在那段時間中斷了好一陣子。后來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將此事告知陳毅市長，陳毅市長又匯報給周總理。周總理鼓勵傅雷不斷地給傅聰寫信，讓他們父子之間保持通信。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們才恢復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導兒子，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傅聰當時在英國給自己定了“三原則”：一是不入英國籍；二是不去臺灣；三是不說不利于祖國的話，不做不利于祖國的事。傅聰能在英國的那種環(huán)境下，做出這“三原則”決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響和教導。

傅雷父子在那種背景下還保持著通信，當時傅聰的每封信，對傅雷來說都是極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聰的來信，傅雷都非常激動，總會拿著信，在書房中兜圈子，一邊走一邊看信?？上菚r候沒有e-mail，有的話信件就能夠當天往返。那時候一封信一來一去就是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傅雷在書房中關注著千里之外的兒子，對他千叮嚀萬囑咐。那時候打長途電話也不容易，書信就成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來傅雷知道傅聰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國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時，他非常高興，又給他們祝福，又給彌拉寫信。傅雷是從事法文翻譯的，用英文寫信，對他來說有點吃力。盡管如此，他還是用英文給彌拉寫信。

頭上戴著“帽子”，愛子遠走異國，傅雷苦悶至極。就在這時，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爾扎克的《賽查·皮羅多盛衰記》譯出來了，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卻被束之高閣。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費近一年時間，譯出丹納的《藝術哲學》。如同傅雷在家書中所寫的：“思之悵悵——此書原系1957年‘人文’向我特約，還是王任叔來滬到我家當面說定，寄出后又擱淺了。……”

傅雷以譯書為業(yè)，他沒有工資，以稿費為經濟來源。譯稿不能出版，對于他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是原著有問題？不，不，他譯的是法國文學藝術名著。是譯文有問題？不，不，他的譯筆是一流的。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頭上那頂“大帽子”！

“改個名字，用筆名出書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這樣的建議。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筆名出書本也無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換姓，傅雷堅決不干。他認為，給他“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則更是錯上加錯。他寧可不出書，堅決不改名！

當事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樓適夷給我來信談及：

新中國成立后，傅雷譯書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從抗美援朝部隊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回北京，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親赴上海，與傅雷訂約，其譯書全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并作為特約譯者，預先經常支付優(yōu)厚稿費，以保證他的生活。他沒有工資。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生活來源。

1958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不能出書。我們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是周楊和林默涵），據指示可以讓傅雷繼續(xù)譯書，但新出的必須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室主任鄭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堅決拒絕。

上邊堅持要傅雷改名，而傅雷堅持不改，這下子怎么辦呢？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商定，一面仍請傅雷譯書，并按規(guī)定支送稿酬，以維持他的生活；一面把他的譯稿壓下，不發(fā)排、準備等他“摘帽”后出版。當時壓下來的，就有《幻滅》等譯稿。這事是我決定的。這樣做，為的是既不違反上級決定，又能照顧傅雷。傅雷果真一直堅持不改名。后來，他終于“摘帽”，一大批積壓的譯稿才陸續(xù)印出。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沒有半點虛構。我十分敬佩傅雷的品格！

傅雷沒有媚骨，唯有傲骨。他的原則性是堅定不移的。就這樣，在他“戴帽”期間，他不出一本書——盡管他仍照常譯書。經濟來源切斷了，他不得不以“預支稿費”的方式維持生活。

在那些苦風凄雨終日綿綿的日子里，周煦良為了給摯友排悶，聽說他喜歡書法，便給他送來字帖。傅雷做事，一不做，二不休。他竟練字入迷，他的字日見得體。周煦良憶及此事，曾道：“當時我跟他一起練書法。我無心，他有心。我的字無大進步，他的字大見長進?！备道椎氖指?，成了書法藝術的珍品。正因為這樣，“傅雷家書墨跡展覽”曾使很多觀眾贊嘆不已。

最讓人感動的是，由于譯著不能出版，為了讓傅聰能夠讀到他最新翻譯的《藝術哲學》（傅雷以為其中許多內容對于提高傅聰的藝術修養(yǎng)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傅雷竟然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把《藝術哲學》的前幾章，共計四萬多字，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英國給傅聰。世界上有這樣的父親，真不容易！

后來知道彌拉懷孕了，傅雷夫婦去城隍廟的時候看到凌霄花開得非常茂盛，便給未出世的孫子取名“凌霄”。

這些都在《傅雷家書》中有記載。

終于暴風雨來了?！拔幕蟾锩遍_始了。我在調查傅雷死因的時候有個困惑：傅雷夫婦的死是因為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wèi)兵去他家抄家引發(fā)的，而傅聰完全是自學成才的，沒有進過什么學校，和上海音樂學院也并無瓜葛。我當時感到奇怪的是，為什么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wèi)兵會抄他家呢？這件事情一直到后來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檔案室查鋼琴系系主任李翠珍的檔案時，才偶然發(fā)現了答案。李翠珍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也是南匯人，和傅雷同鄉(xiāng)。念中學的時候和傅雷夫人是同學，因此和傅雷一家的關系相當密切。李翠珍是位非常堅強的女性，她的家庭相當艱難，但在那種情況下，她居然一個人考入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李翠珍畢業(yè)后回國，在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鋼琴。后來李翠珍的先生去了香港。新中國成立后她的先生幾次要她去香港，而她去了香港之后，最終還是想回到上海。在她打算從香港回滬時，她想回來卻有種種顧慮，就寫了信給傅雷。傅雷給她去了一封長長的信，叫她回來。“文革”中，按照當時的邏輯，由于李翠珍的丈夫在香港，她在上海，并且?guī)状胃案塾址禍?，因此被懷疑成“特務”。李翠珍向來注意儀表，而這更加成為被批斗的借口，稱之為“三包一尖”“資產階級太太”。她最終自殺身亡。她在自殺前，還是化好妝，抹好口紅，穿好高跟鞋，打開煤氣開關，然后坐在椅子上，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李翠珍自殺后，紅衛(wèi)兵“徹底”抄查李翠珍家，發(fā)現了傅雷寫給她的勸她回來的那封長信。也就因為這封信，按照當時非?；奶频倪壿嫞畲湔涫恰跋愀厶貏铡?，傅雷也是“特務”。他們去抄了傅雷的家，去批斗傅雷。

據傅雷的保姆回憶，當時紅衛(wèi)兵叫傅雷夫婦站在家門口的長板凳上面，批斗了很長時間。在批斗中又發(fā)現了新的問題：在他家閣樓里發(fā)現了傅雷夫人親戚寄放在他家里的東西，里面有一面新中國成立前生產的小鏡子，鏡子背面嵌著蔣介石頭像，被說成是窩藏“變天賬”“反黨罪證”。因此傅雷被批斗得更厲害了。傅雷生怕牽扯到物主，不肯說出親友的姓名地址，也因此被變本加厲地批斗。斗完之后，紅衛(wèi)兵揚長而去，把他家的書信都抄走。前面提到的那幾本黑封面筆記本，也因此流落到了上海音樂學院那樓梯下的小房間的角落里。

紅衛(wèi)兵走后，保姆進傅雷房間，發(fā)現他們夫婦在寫東西，事后才知道他們當時寫的是遺書。朱梅馥還關照保姆早點休息，明天小菜少買些。

新版的《傅雷家書》收錄了傅雷的遺書。遺書是令人非常震撼的。遺書一開頭就交代了那面鏡子：“盡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導致他們自盡的直接原因）。傅雷非常從容、坦然地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下了這三頁的遺書，而且沒有一個字是修改的。他很坦然地走向死亡，用死亡來抗爭。所以，《傅雷家書》整個就體現了傅雷“求真”的精神，他的骨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

在他的遺書中，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親戚委托他們修的表要還，這個月的房租費，連火葬費都算好了：“現鈔53.30元，作我們火葬費?！彼麄冏叩臅r候，連火葬費都打聽好了，而把現金留下。從這份遺書看，當時傅雷沒多少錢，總共留下600元人民幣，全部給了保姆：“600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彼晕胰ゲ稍L保姆周菊娣的時候，她說起這個事情，眼淚一再地止不住，我也非常受感染。

我還采訪了第一個進入現場的戶籍警左安民。他告訴我，他趕到現場的時候，看到他們上吊用的凳子下面地板上還墊著厚厚的棉花胎，那是傅雷夫婦怕踢倒凳子的聲音驚擾了周圍的鄰居。他們連臨走的時候都還考慮到別人！左安民進去時，傅雷已經倒在地上，傅雷夫人仍吊在那里，左安民把傅雷夫人的遺體放了下來。此前，保姆進去的時候神情異常緊張，沒看清楚，只看到傅雷倒在地上，就急急去報案了。傅雷夫婦倆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從此后，再無《傅雷家書》續(xù)篇！

傅聰的浮沉

第四，我要講一下傅聰。

傅聰是傅雷父愛的結晶。傅聰是傅雷的長子，他出生的時候傅雷的母親剛剛去世。傅雷像他母親那樣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獻給了這個孩子。他很想把傅聰培養(yǎng)成有用的人，可是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適合學什么。

傅聰怎么會學鋼琴的呢？在傅聰六歲的時候，傅雷好友雷垣說及：“孩子有沒有音樂天分，要試試絕對音感，一試就靈?！崩自珡椾撉?，叫傅聰聽辨音名。沒想到傅聰都說對了。雷垣很驚訝，一般的孩子沒有這種感覺的。傅雷也說傅聰平日里喜歡鬧，很調皮，但一旦家中放唱片，他馬上安靜下來。于是傅雷開始考慮這孩子的音樂天分，覺得應該讓他學習鋼琴。

于是傅雷請雷垣教傅聰彈鋼琴，慢慢地，越學越好，老師也越換越好。傅聰在傅雷為他選定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了下去。

傅聰說自己那時候是“一個上了發(fā)條的鐘”。發(fā)條緊了，認認真真練琴；發(fā)條松了，也會去貪玩。所以傅雷有時候在翻譯時會聽底樓的琴聲（當時他住在上海巴黎新村，鋼琴放在底樓客廳，傅雷書房在三樓）稀疏了，他就下去監(jiān)督傅聰練琴。他要培養(yǎng)傅聰成為音樂家，因此傅聰在上了幾年小學后，便退學了，以便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在家里學琴。傅雷請了私塾先生教傅聰國文。傅聰的國文課本由傅雷親自編寫，全部由傅雷清清楚楚地抄在本子上教他?？梢姼道讓Ω德敾巳康男难?。我們可以在《傅雷家書》中看到：“做藝術家一定要做第一流的。做二流、三流的藝術家是很痛苦的。”所以傅雷再三強調，傅聰要是學音樂的話，一定要培養(yǎng)他成為第一流的音樂家。其實傅雷的經濟條件也不算太好，僅是靠翻譯得來的稿費維持家庭。在江蘇路的那條弄堂里，他們家的經濟條件是差的。據保姆說，他們家每個月48元伙食費，每天都是記賬的。傅雷是請家庭音樂教師來教他。傅聰完全是在傅雷的精心培養(yǎng)之下，走上了音樂的道路。

《傅雷家書》開頭就說到“1953年正月的事”：

“……老想到1953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這些念頭整整一天沒離開過我的頭腦，只是不敢向媽媽說。人生做錯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寧！真的，巴爾扎克說得好：有些罪過只能補贖，不能洗刷！”

這“1953年正月的事”，是怎么回事呢？

傅敏在《傅雷家書》新版中，加了這樣的注釋：

1953年正月，就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哪一首最重要的問題，傅聰與父親爭論激烈。傅聰根據自己的音樂感受，不同意父親認為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最為重要的觀點，認為《第十小提琴奏鳴曲》最重要。雙方爭執(zhí)不下。父親認為傅聰太狂妄，“才看過多少書？”而當時國外音樂界一般都認同第九首最為重要，所以父親堅持己見，這樣雙方發(fā)生了嚴重的沖突。在父親勃然大怒的情況下，倔強的傅聰毅然離家出走，住在父親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陳伯庚家近一個月。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覺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認真，感慨萬千，遂讓傅聰弟弟傅敏接傅聰回家，雙方才講和。

當筆者采訪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教授時，他的回憶與傅敏的注釋有所不同，照錄于下：

傅聰一氣之下，從家里出走了，來到我家住。當時，我家很大，有三個房間，有客廳，客廳里有鋼琴。

起初，傅雷夫婦不知道傅聰上哪兒去了，非常著急。傅雷夫人連夜找傅聰，找了兩三家，沒找到。最后，找到我家里來。傅聰不愿意回家。傅雷夫人見他住在我家，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傅雷夫人又來，送來傅聰生活費，并把傅雷的話轉告傅聰：“你不在家里住，可以。生活費我可以給你。不過，你在毛伯伯家，照樣要練琴，一點都不能放松！”

在我們家，盡管沒有父親監(jiān)督，傅聰還是堅持每天練琴。一早起來，就練。他很有意思，一邊彈，有時還一邊唱。有些曲子，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傅雷夫人常常來，給傅聰送來吃的東西。傅雷沒來，他還在生氣呢。

大約過了三個星期到一個月光景，傅雷的火氣慢慢消了，托夫人傳話，希望傅聰回家。傅聰呢？日子久了，氣也消了，也想家。

于是，一天晚上，八九點鐘光景，傅雷夫人拿了手電筒，接傅聰回去。

為了搞清這件事情，我采訪了上海的小提琴家毛楚恩先生。他告訴我，那年春節(jié)傅聰和幾個小朋友一起彈琴，傅雷在邊上一聽就覺得傅聰彈得比較差。于是等別的孩子走后，傅雷把傅聰罵了一頓。傅聰不服氣，一個人跑到毛楚恩家，在他家待了近一個月才回家。這使傅雷覺得自己對傅聰的教育是否過于嚴厲了，覺得對不起兒子，致使兒子不敢回家。

傅聰的鼻梁上有道疤痕。關于這道疤痕的來歷，傅聰這樣說：“那天我彈琴的時候走神了，爸爸手中有什么就向我扔過來了。那天正好扔了個盤子過來，所以臉上劃破了，留下了這道疤痕?！备德斔f的“盤子”，其實是放蚊香用的碟子。傅雷是急脾氣，對兒子要求非常嚴格，但又充滿愛心。傅雷培養(yǎng)傅聰，真正花了畢生的心血。所以從教子的角度來說，《傅雷家書》也十分具有可讀性。又如，寫信的時候字要多大，郵票貼哪里，在《傅雷家書》中都有記述。到了人家家里見到長輩該怎么樣，跟長輩講話時雙手要下垂；進屋時，要把圍巾、外衣掛在衣帽間；吃西餐時刀和叉不能發(fā)出碰撞聲等細節(jié)，傅雷都在信中一一叮囑傅聰。其實傅聰當時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了?？梢娖綍r在家傅雷對傅聰的教育是非常細致嚴格的。

傅聰也非常幸運。在世界青年聯歡節(jié)即將到來的時候，要在中國國內選拔音樂新秀。傅聰沒有上過音樂學院，但憑著出色的成績被選上了。他第一次出國去羅馬尼亞，結果拿了個三等獎回來，這對傅聰是非常大的鼓勵。

羅馬尼亞的聯歡節(jié)比賽結束后，有一部分人組成了中國藝術代表團，赴波蘭和德國訪問演出。傅聰是團員之一。在波蘭的演出，他彈的是肖邦的作品，大受波蘭聽眾和音樂界歡迎，覺得他對肖邦的理解非同一般。于是由當時的波蘭總統(tǒng)貝魯特跟我們的藝術團團長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請傅聰參加肖邦比賽，同時在波蘭留學。這樣回國后，有關部門很快就批準了。所以1953年11月下旬，傅聰剛從德國歸來，在家才呆了一個多月，就去了北京做出國的準備，到1954年8月正式赴波。

傅聰有了去波蘭留學的機會，在波蘭著名的鋼琴教授指導下，在肖邦鋼琴比賽中又拿了個三等獎。這個三等獎可是個大獎，在他之前還從未有中國鋼琴家在那樣級別的比賽中拿過獎。他還曾獲得“瑪祖卡大獎”。當時大賽的中國評委是馬思聰先生。后來，據說當時的一等獎、二等獎是要照顧“蘇聯老大哥”的面子，如果沒有這種照顧，可能傅聰不只是獲得三等獎了。這件事對傅聰的鼓勵很大。他在波蘭的時候已經小有名氣了。

我還采訪了傅聰在波蘭的好友史大正，他是上海著名導演史東山的兒子。他告訴我，當時傅聰在那里經常出去演出，有一些收入，演出晚了就“打的”回學校。所以當時中國留學生開生活會的時候，有人批評傅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等。傅聰當時小有名氣，經濟條件也比一般的學生好些，單獨居住。當傅聰得知父親被打成“右派”，自己決定出走的時候，得到了一位英國教授的幫助。史大正告訴了我傅聰出走的經過：傅聰到了波蘭的機場，飛機即將起飛的時候，英國倫敦機場恰巧出現大霧，導致這邊飛機不能起飛。而此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得知了傅聰出走的消息。緊要關頭，倫敦機場霧散，飛機起飛了。如果晚一會兒，中國大使館的人趕到波蘭華沙機場，傅聰也就走不成了。傅聰所乘坐的飛機還在倫敦上空時，倫敦機場已經有很多記者等在那里。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私自出走，傅聰還是第一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一下飛機，傅聰往前來接機的車里一鉆，什么話都沒說。

后來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市長的幫助之下，傅雷和傅聰終于通上了信。在信中傅雷一再提醒傅聰應該怎么做人。所以傅聰在英國那么多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利于祖國的話，也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不利于祖國的事。我去文化部采訪時，文化部有關朋友拿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給我看。胡耀邦在批示里肯定了傅聰的這些，尤其提到傅聰在英國多年沒有說過一句不利于祖國的話，沒有做過一件不利于祖國的事。傅聰是在特殊情況下出走的。究竟如何評價他的出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只是他在那種情況下提出了做人的“三原則”，是和傅雷在家書中的諄諄教誨分不開的。所以，《傅雷家書》也可以說是一本愛國主義教材。傅雷在家書中說：“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樂家?！彼浅娬{“德”?！暗滤囯p馨”，“德”字擺在第一位。

傅聰多次在信中提到彌拉。彌拉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和傅聰共同生活了十年。后來我問傅聰為什么和彌拉分手，他說畢竟她是英國人，東西方的差距太大了。傅聰也說起過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一位韓國女子。傅聰形容這次婚姻是“來得匆忙，走得迅速”。他和那名韓國女子認識之后很快結合了，但共同生活了三個月就分開了。他現在的夫人叫卓一龍，也是一位鋼琴家。我去過卓一龍的老家采訪，到過鼓浪嶼。卓一龍出生在鼓浪嶼的鋼琴世家。在鼓浪嶼我曾經采訪過著名鋼琴家殷承宗的老家，發(fā)現他的家和卓家只是一墻之隔。

親自做傅聰工作，讓他毫無顧慮地回來的人是吳祖強先生，他是已去世的著名戲劇家、作家吳祖光先生的弟弟。吳祖強先生當時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他去英國的時候看望過傅聰。傅聰和吳祖強很談得來。吳祖強年輕時留學蘇聯。他是在傅聰到蘇聯演出時認識傅聰的，同時還有李德倫。1957年傅聰歸國度假，卷入挨批判的漩渦里去。原來，傅聰在“整風鳴放”期間，很積極，給李德倫寫了信，李德倫覺得傅聰說得對說得好，于是到處把傅聰的信給人看，這樣，在北京音樂界學生中李德倫是第一號，吳祖強是第二號，本來嚴良NFDA1是第三號，結果傅聰回來后就成了第三號挨批對象了！后來，傅聰差一點出不去，最后是夏衍保了他，才又回波蘭學習的。

1978年吳祖強率領中國藝術考察團去英國，出去前吳祖強就向上面打了報告，準備與傅聰接觸。所以吳祖強到英國與傅聰接觸，不是個人的行為。

吳祖強到了英國倫敦，要與傅聰見面，傅聰當然不會回避。兩個人在倫敦談得很晚很晚，吳祖強送傅聰出門時問他是不是開車來的。傅聰說：“我不會開車，但我有車。我的夫人會開車。她一直在下面車里等我。”吳祖強這才知道，他和傅聰談了整整一個晚上，傅聰夫人就在樓下等了一個晚上！

那次談話之后，傅聰很強烈地希望能夠回到故鄉(xiāng)上海。那時上海市作家協會、上海市文聯正要給傅雷夫婦開追悼會平反，也很希望能夠借此機會讓傅聰回來。吳祖強按當時的辦事程序，要傅聰給鄧小平同志寫封信，說是小平同志作個批示，傅聰就可以回國了。傅聰后來對我說：“我平時寫過很多很多信，但就是這封信，我提起筆又放下，始終不知道給鄧小平同志的信該怎么去寫?！庇捎诋敃r吳祖強說如果想回國的話，必須寫這封信。于是傅聰好不容易把信寫好，交由吳祖強帶回給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了個批示，同意他回來。傅聰就這樣回到了上海。

傅聰第一次回來只有短短的十天，但這十天又是那么難忘。上海江蘇路的房子早就易主；出國有父母相送，回來時卻父母雙亡。傅聰在那段時間非常激動。他出席了追悼會。追悼會結束時，他捧著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捧著父母的照片，一起前往龍華烈士墓安葬。

傅敏的命運

講到這里，我談一下第五個問題：傅敏的命運。

傅敏是傅雷的小兒子。傅聰從小學習音樂對傅敏的影響和誘惑力很大。傅敏也想從小學習音樂。傅敏回憶說：“我們家上海江蘇路的住房是向宋琪家租的，宋琪的母親住在二樓。三樓的正房，是我的臥房。另有幾間是宋家堆雜物的地方。大約是195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fā)現三樓的雜物間里有一把琴，我就跟宋家婆婆（即宋琪母親）提起這事。她說這是原來住在這兒的一個猶太人房客留下的，你要喜歡，你就拿去學琴吧，就這樣，我開始學小提琴?！?/p>

傅敏很賣力地學習小提琴，希望能像哥哥一樣。可傅雷先生給他澆了盆冷水。他說：“阿敏，你不是學音樂的料子。學音樂都是從小開始的，而你現在已經上初中了，就算開始學，也只能成為二流、三流的音樂家。當音樂家，要么做一流的，做二三流的音樂家是很痛苦的，這是其一；第二，我就那么多的錢，我只能培養(yǎng)你哥哥一個，不能再把你培養(yǎng)成為音樂家了。照我看，你是教書的料?！边@話真的說中了，后來傅敏一輩子就當了教師。

傅敏說，由于父親的反對，他不能學習音樂了。但受家庭的影響，他的英語很不錯，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交學院。北京外交學院是培養(yǎng)新中國的外交家的，傅敏也非常高興能夠跨入這所學校的大門。當他剛進學校，家庭就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父親由上海市政協委員一下子變成了“右派分子”，哥哥也出走英國，也成了可怕的“××分子”。他再也當不成外交家了。畢業(yè)的時候，他成了沒人要的學生。別的同學一個個分配走了，而他卻一直是“待分配”，誰也不敢要他。最后，北京第一女中的校長楊濱很有眼力也很有魄力，把他調了去當英語教師。傅敏就一直做中學的英語教師了。到了學校里，傅敏工作非常認真，這可以從《傅雷家書》最后幾篇看到：當時他在學校宿舍里，非常賣力地備課等。到了“文革”開始，傅敏在北京的目標很大，特別是傅雷夫婦雙雙自盡。那天傅敏一接到舅舅發(fā)來的“父母去世”的電報，得知父母同一天去世，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情。當時的女友也因為這個原因不得不分手。種種打擊使傅敏非常痛苦。

傅敏回憶說：“1968年我因反對江青以及反對搞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套做法等等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我被關在學校，所謂群眾專政，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那時有理無處說，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痛苦絕望之下，才無奈走上了不歸路?！?/p>

當時他投河自盡，卻沒料到河底下正好有一塊大石頭把他撞得頭破血流，到現在額頭上還有個疤。所以現在傅敏的頭發(fā)是朝左梳的，目的就是為了遮住這塊疤，這塊疤也成了那段歲月留給他的不可磨滅的印記。在那種情況下，他把傅雷寫給他的家書都付之一炬是可以理解的，盡管他現在每每提起此事都非常痛惜。

傅敏在北京成了模范教師，他為英語教學做了突出的貢獻，寫了很多英語教學方面的專著。在傅雷夫婦冤案平反后，1979年4月傅敏去英國探親，同時利用在英國的機會，進修英國文學、英國現代語言。后來，傅敏重新回到了北京。途經香港時，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預言：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歸國潮”。在當時“出國潮”最熱的時候，他這么說，很不容易。但是，果然給他說中了。問他為什么要回來，他說：“我的父親一直教導我們要熱愛祖國，我是祖國培養(yǎng)的，所以一定要回到祖國?！彼氐搅吮本诒本┢咧袚斡⒄Z老師。我曾在北京七中作過一次關于傅雷生平的講座，一說起傅敏如何如何，學生們哈哈大笑，非?；钴S。北京七中的校長、老師沒有一個不交口稱贊傅敏的。我曾為傅敏寫了篇報告文學，叫做《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yè)》，發(fā)表在《北京文學》雜志上，后由上海《文匯報》轉載。

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第六，我講一下感人至深的小人物。

在采訪傅雷一家的時候，一個小人物閃進了我的視野，使我非常感動。傅雷夫婦的追悼會上，傅聰手中捧著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按照“文革”時的規(guī)定，像傅雷夫婦這樣的所謂的“自絕于人民的人”是不能留骨灰的。但傅雷夫婦的骨灰保留了下來，這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有個素不相識的姑娘冒稱傅雷的干女兒，去火葬場一定要把傅雷夫婦的骨灰領走，就這么將他們的骨灰保存了下來。

我得到這個消息后，來到傅雷夫人的哥哥朱人秀的家中，向他打聽這個姑娘姓甚名誰，家住何方。他告訴我，當時這個姑娘去他家時戴了個大口罩。朱人秀告訴了我這個姑娘的住址。我后來為她寫了篇報告文學就叫《戴口罩的姑娘》。那天我循著得到的地址，去這個姑娘家找她。雖然開始沒有碰到她本人，可她媽媽在。老人家很熱心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情況。她們家很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吧，住著她、她媽媽和妹妹三口人。談了一會兒，這個姑娘回來了。當我說明來意，被她一口回絕，說這個事情沒什么好談的。在我再三懇求下，她終于答應接受我的采訪，但提出了一個條件：不寫她的名字，僅用“她”代替。

其實她和傅雷一家沒什么瓜葛。她姓江，父親是上海的一位畫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她的老師也在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堅決不肯“揭發(fā)”她的老師，也因此成了“嚴重右傾”的人。她非常喜愛傅雷的譯著，也很喜歡音樂，學過鋼琴，聽過傅聰的鋼琴演奏會。在“文革”中，她聽說傅雷夫婦自盡的消息，非常震驚，到江蘇路那里想去看看，得知傅雷夫婦在火葬場里骨灰都不能保留。她非常著急，連忙趕去火葬場，想領回傅雷夫婦的骨灰。但非親非故的，不能領取骨灰。于是她又到朱人秀家中，征得同意后，以干女兒的名義，保存了他們的骨灰。

同時，她又感到非常不平。她聽人說傅雷臨死的時候還是說自己是愛國的，于是以自己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周總理，希望能給這位愛國的知識分子一個公正的評價。在落款的時候，她留了個心眼，落了個假名，姓“高”。這封信沒出上海就被“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給扣下了。拆開一看，作為重大案件來追查。她的字寫得非常漂亮，文筆也很好，于是他們認為寫這封信的人肯定是傅雷的好朋友。最后追查到朱人秀處。朱人秀告訴他們，信是個年輕的姑娘寫的，聽說她也學鋼琴，而且她的鋼琴老師住處離傅雷家不遠。當時專案組憑這么句話找到了她的鋼琴老師，從而找到了她。一天當她回家時，發(fā)現家中坐了很多陌生人，便知事情不妙。果然她被隔離審查了。審查期間確認了字是她寫的，但她與傅雷并無瓜葛，事情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年輕的她當時遭遇了這么件事情，她的青春也被耽誤了。因此到現在她還是獨身，盡管她已經退休了?，F在她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還出了自己的書法集。我非常敬佩這樣的一個女性，盡管她和傅雷家沒有任何關系，但在那樣一個時刻她能夠挺身而出，保全了傅雷夫婦的骨灰，這也是《傅雷家書》精神的折光。

由于事先答應了不提起她的名字，我在寫她的報告文學中始終沒有提及，而是用“她”指代。她還有個條件：不在上海的報紙上發(fā)表。于是我當時在福建一家雜志發(fā)表。但福建的雜志還沒到上海呢，就先被上海的《報刊文摘》轉載了。我記得那天下午剛到家不久，門鈴聲響了。戴大口罩的姑娘一進來，臉色就不好看，說我違反了當初的約定。我的解釋是，我確實在外地的雜志上發(fā)表的，但誰也想不到上海的《報刊文摘》會轉載。后來她也表示了理解。從此我們保持著很好的友誼，她幾次搬家我都去看過她。

前幾年傅敏來上海，再三要求見一見這位姑娘。我和她取得聯系之后，陪著傅敏一起去看她。那時她已經退休了，在教一個日本學生書法。傅敏想說些感謝的話?？伤f：“你不用謝，我也不要你感謝。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當時也不會做這些事情?！彼运M管做了這樣一件事情，影響到了她的終身大事，但她從來不要求傅家半個“謝”字，甚至傅聰來上海辦音樂會，托舅舅送票子給她，她也沒去。在上海出現這樣的姑娘，代表了人民的心。

如今已經時過境遷，我在這里公布她的名字，她叫做——江小燕。

我對《傅雷家書》的評價

最后，我想以我的論文中對《傅雷家書》的評價，結束本次解讀：

《傅雷家書》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傅雷一家的范圍。哲學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方法；教育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人才學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探討人才培養(yǎng)的規(guī)律以及家庭對成才的影響；文學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研究散文的筆法；藝術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吸取音樂、美術的營養(yǎng)；歷史學家可以從《傅雷家書》中剖析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廣大讀者可以把《傅雷家書》作為一本優(yōu)秀的青年思想修養(yǎng)讀物，一本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