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的門和寬廣的路

馮牧

——文學生活的回顧

馮牧，1919年生于北京。曾任《新觀察》主編，《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全國政協常委。

主要著作有評論集《耕耘文集》、《馮牧文學評論選》、《新時期文學的主流》、《繁花與草葉》、《激流小集》，通訊特寫集《新戰(zhàn)士時來亮》，散文集《滇云攬勝記》等。

（一）

時常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也時常這樣自問：是什么樣的因素和原因使我選擇了文學這門“行業(yè)”（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沒有走上另一種工作崗位呢？

老實說，對于這個看來似乎并不復雜的問題，我確實是很難作出簡明的回答，比如，像魯迅先生在《吶喊》序文中所曾經如此深刻地揭示過的促使他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的原因那樣。

假如有人從相反的角度提出問題來，我倒是可以不加思考地回答出來。比如，我為什么沒有成為一個工程師、數學家或者地質工作者？我想我一定會這樣回答說：因為從中小學時代起，我就是理工學科的壞學生。在上中學的時候，我曾經因為數學和理化不及格而留過級。和這一點不無聯系的是：我在文科方面的成績還不錯，初中時候就在學校的鉛印小報上發(fā)表過小散文，高中時期小報副刊上就刊有我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小故事。但是，一直到高中畢業(yè)之前，我都沒有想過我今后會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更不用說當作家了。

似乎有這樣一種說法：在人的心理素質和生理稟賦上可能有兩種（當然不會止于兩種）不同的趨向：有的人長于或者傾向于自然科學，而有的則耽于幻想和傾向于文學藝術。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有多大科學依據，但根據我的生活道路和工作選擇的發(fā)展趨向來說，倒是基本上相符的。我出身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母親也是一位手不釋卷、出身書香門第的有文化的婦女。因此，讀書便成為我從小自然養(yǎng)成的一種習慣。大約在十二三歲，我就讀遍了家中所有的書：從《紅樓夢》、《聊齋志異》到梁啟超翻譯的儒勒·凡爾納的《十五小豪杰》，以及別的許多文學作品。大約也是因為這一點，我從此就對學校理工學科的興趣越來越淡薄，而對文學作品的興趣越來越強烈了。我大約還應當感謝我的小學和初中時代的語文老師，他們引導我從10歲左右的時候就接觸了當時的新文學。從那時起，魯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我國早期出版的一些外國文學作品（如《愛的教育》）便在我的思想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注入了人道主義的甘霖。我小學和初中的兩位語文老師，現在還健在，都已經80多歲了。我至今非常感謝他們。他們都不是作家，卻是我的文學生活中的最早的啟蒙老師。

就是這兩位善良的、并非文學家的普通教師，在他們的青年時代就在一個耽于幻想、性情溫和而又胸無大志的孩子眼前打開了一扇門——一扇熠熠發(fā)光的新文學之門。然而，這扇門，對我來說，像古老的《圣經》里創(chuàng)造過的一個詞，是一扇“窄的門”。我自以為我將很快走進這道門，但卻在門前長久逡巡不前，有好幾年的時間不知如何跨進這道狹窄的門，而走進真正的文學天地。

我的父親馮承鈞是在歐洲的法國和比利時完成他的學業(yè)，并且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他是一個具有中國人的正直、善良、誠摯的傳統美德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嚴肅的，有時甚至到了嚴厲的程度，然而對于子女教育的主張，卻具有一種西方的民主精神。他希望孩子們勤學向上，正直做人，至于孩子們將來要走什么道路，他卻是相當寬厚，從不做出強加于人的規(guī)定。他曾經希望他的五個兒子都讀完大學，至少其中有一兩個人能把他的學業(yè)繼承下來。后來多少做到了這一點的是我的大哥馮先恕和最小的弟弟馮先銘。前者是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很器重的學生，但不幸在30歲時便夭亡了；后者后來則成為一個在陶瓷史上頗有造詣的學者。我父親曾希望我成為一個自然科學工作者，并且勸我在上大學時投考植物系（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會有這種怪念頭），但后來看到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低能，他很快就放棄了這個想法。他曾經偶然看到我寫的一篇散文和翻譯的一篇小故事，我從他狀似首肯的表情上看，感到他對于我在十四五歲時便達到了文字精通的程度是很滿意的。不過他從不形諸于色，只是以后再也不曾因為我在數理化課程上考不及格而責備我了。

我的父親在中年時期便患了一種神經系統的病，長期處于半癱瘓狀態(tài)，很難執(zhí)筆作書。這對于一個靠著作和學術研究為生的人是很艱難的，也是很痛苦的。他出版的許多著作，都是靠他口述，由孩子們用筆記錄下來，再由他修改而定稿成書的。這個任務，在很多時候便落在我和大哥的身上。我至今還記得我用筆記錄他譯注的《馬可·波羅行紀》時候的情景。在他面前堆滿了這本著作的原文本和法文、英文及日文譯本。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這樣一頁一頁寫下去。老實說，在我一頁一頁地記錄著這本著作時，我對它其實是沒有多少理解和興趣的。但是，我逐漸感到，在把我父親口述的語言轉成書面文字時，我做得越來越熟練和得心應手了。我也感覺到父親對這一點似乎很滿意，因而他后來要我?guī)退涗涀g文的時間越來越多了。當時，我曾經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多少影響和妨礙了我個人愛好活動的負擔，然而，后來，當我開始有些自覺地想要在文學和文字表達能力上下些功夫的時候，我突然醒悟到，我過去認為是額外負擔的事情，其實是一件對我大有好處的事情。至少，在那以后，當我在學習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時，中國的古代詩文對我似乎變得不那么困難了。我逐漸學會了用通暢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見聞的初步能力。

上面講到的一切，能夠成為我后來何以走上文學道路的一種合理的回答和解釋么？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簡單。但是，有一點卻無疑是很明顯的，這就是，一個人的文化教養(yǎng)以及他少年時期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氛圍，對于他后來能不能夠成為作家，絕不是無足輕重的事情。

（二）

讀書幫助我認識了文學，接近了文學，但是，真正使我下決心和有勇氣跨進文學的那座“窄的門”的，卻不是讀書，而是生活。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北京度過的。我在這座文化古城里接受了我的文化教養(yǎng)，一直到18歲高中畢業(yè)。在30年代初期，在我的記憶里，北京（那時叫北平）是一座幽靜的、樸實的、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但是，在我開始懂事并且努力理解生活的時候，我卻發(fā)現：這座有著非凡的古典美魅力的城市，好像正匍匐在一座即將爆發(fā)的火山口上。在這座安靜、美麗的古城中，出現了一種令人窒息的郁悶的氣氛。時代把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提到了每一個人的面前，并且裝進了每一個人的心中。在我所活動的以青少年為主的社會圈子里，愛國主義成為一種衡量一個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標志。在這樣的生活氛圍之中，我很自然地投入了當時在北京興起的波濤洶涌般的愛國學生運動。也可以這樣說，北京的“一二·九”運動，促使我、推動我在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關鍵時刻，向著我后來決心終身為之奮斗的革命事業(yè)跨越了一大步，也向著我自以為和自己已經結下了不解之緣的文學事業(yè)，跨越了一大步，這主要表現在：直到此刻，我才開始明白了文學還有新舊文學之分，還有進步的、革命的文學和其他種種文學之分。文學，原來是同民族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yè)密切連接在一起的一種崇高的精神活動。

我有了一點點進步，但還不能說我已經真正跨進了文學路上的那座“窄的門”。因此，我雖然熱衷于文學，卻還沒有立志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也不知怎樣才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

在“一二·九”運動的行列里，我可以算得上是個積極分子，但無論從思想覺悟或者理論修養(yǎng)來看，我那時還只是個很幼稚的熱血少年。我在北京幾乎參加了從“一二·九”開始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動，受過國民黨軍警的水龍頭和棍棒的沖擊，并且在1936年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我開始懂得了文學并不只是一種可以給人以精神感染的美的享受，并且開始懂得了：在我的生活當中，還有比文學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祖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興趣和精力，逐漸從對于屠格涅夫、哈代的長篇小說和何其芳的散文的迷戀，轉入到“民先”和同學間組織的讀書會的活動上來。這些讀書會的活動，回想起來有點像是解放以后的“讀書班”。我們熱忱地閱讀的，不但有上海出版的進步書刊，而且還有斯諾的《西行漫記》和顯然是從地下黨那里秘密傳送過來的關于中國紅軍和陜北根據地的油印小冊子。我們也經常舉行學習討論會，大家談論得比較多的，是如何參加實際的抗日活動以及一旦北京淪陷以后我們應當怎么辦的問題。

“七七”事變以后，我的伙伴們大部分都在地下黨的組織下撤退到大后方去了，而我卻偏偏在這時患上了很嚴重的結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滯留在淪陷的北京城?！懊裣取钡幕锇橹幸灿袔讉€人沒有來得及撤離北京，于是，我們就組織了另外的“讀書會”。為了避免被敵人發(fā)現，我們的讀書活動帶上了更為濃厚的文學色彩。在半年多時間中，我讀了許多中國和外國的文學作品，并且開始自覺地學習寫作。我沒有想到寫出來的東西將會產生怎樣的作用，不過，我在勤奮學習的時候，在心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念頭：一旦我能逃出北京到解放區(qū)去，我所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靠這支筆了。如果可能，我一定要通過寫作，把我心中的對于祖國的愛和對于敵人的恨傾吐出來。

只是在這時，我才可以說，我在文學之路上開始了起步，而且比較認真地考慮如何才能跨進那座文學的“窄的門”，走上真正的文學之路。

（三）

1938年春天，我終于逃離北京，通過“民先”的安排來到冀中解放區(qū)。我渴望從事文學工作。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志愿都未能實現。我用絕對真誠的感情，寫了一些短詩和散文，看過的人說：我的文字很流暢，但從這些詩文當中，還看不出我能夠成為一個作家的跡象！這些評語和我的中小學老師對我的作文所作的評語差不多。

就在我對從事文學工作的信心幾乎要喪失的時候，我和一些青年一道被送到延安去學習。我開始體驗我過去從未經歷過的生活。我們長時間地在根據地之間長途行軍，使我領略了實際的戰(zhàn)士生活和書本上描寫的戰(zhàn)士生活之間的差別。我學會了背著背包夜行軍和過封鎖線，學會了自己上山砍柴和在野外做飯，學會了忍饑耐渴和適應各種各樣過去從未想象過的艱苦生活，我自己覺得自己幾乎變了一個人。但是，有一天我卻無意中偷聽到了一個老戰(zhàn)士（我的同行伙伴）對我的“評語”：“這是一個典型的憂郁型的小資產階級！”

由此，我深深地體驗到：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為符合自己理想的人，是很困難的。但是，我自己仍然不想放棄我的志愿，我頑強地認為，除了搞文學以外，恐怕沒有適合我做的工作。到了延安以后，我和一個北京同學一道去投考魯藝：他報考音樂系，高高地考中了；我報考文學系，卻名落孫山。這時，我才懊喪地領悟到：要跨進文學的“窄的門”，光靠熱情的愿望，而沒有刻苦不懈的追求，恐怕是不行的。但是，盡管如此，我仍然執(zhí)拗地認定：我也許沒有足夠的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文學家，但是我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為一個普通的文學工作者。在一段時間里，我?guī)缀跏怯眯牡亻喿x我得到的一切文學書籍，幾乎每天都試著用自己以為優(yōu)美的文字把自己的思想記下來。我的固執(zhí)沒有白費。不久以后，我終于在另一次報考中，考上了魯藝文學系，而且被認為是這一批考生當中水平很不錯的。當時的主考是何其芳同志，他向我提問了幾個關于文學的知識性問題，我照我的理解回答了。然后是筆試：要我在一小時內寫出一篇人物速寫來。恰巧我剛剛讀過法國紀德寫過的一篇散文《描寫自己》，我也就寫了一篇1000字的題名為《自畫像》的散文。我完全沒有想到，何其芳同志對我的顯然還很幼稚的文章居然大為贊賞，他拍著我的肩膀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行了，你考上了。你的題目選得好，以后的考生的作文就都用這個題目?！?/p>

那時，我簡直有一種近于幸福的感覺。我當時把魯藝文學系看成是一座文學殿堂，以為一旦考上了就可以一步跨進文學的門坎。我下定決心勤奮讀書，來補償一下由于抗戰(zhàn)爆發(fā)而喪失了的上大學的機會，在人們眼光里，魯藝是一座正規(guī)的藝術大學，而那時我已經20歲了，20歲才上大學，太晚了！

我在魯藝學習和工作了四年，這四年的生活和學習，至今仍然時常引起我的甜蜜的回憶。我從當時主持魯藝文學系或者講過課的前輩作家，如像茅盾、周揚、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等同志那里，獲得了極大的教益。從1940年起，我開始在報刊上發(fā)表一些詩文，那多半是學習中的作業(yè)，由何其芳同志挑選出來寄到大后方報刊上發(fā)表的。也是從這時起，我的興趣從詩歌、散文轉到了評論方面來。我著迷似地閱讀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那時魯藝雖然有一個藏書頗豐的小圖書館，但是想要借到想看的書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于是，我們就采取抄寫和摘錄的辦法，把一些自己喜愛的作品抄在本子上，這是一個笨拙的但卻常常是效果昭著的辦法。因此，我的同學們，幾乎每個人都有幾本自己手抄的世界名作，以備朝夕讀誦之用。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這樣說，直到這時，我才勉強地跨進了文學事業(yè)的“窄的門”，我所以要借用《圣經》上的這個典故，無非是想借此表明：一個人想要走上文學之路，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需要有足夠的文化準備和孜孜不倦的實踐和追求；它需要有堅強的信念，而這個信念，只有同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的進程相吻合，只有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結合的時候，才能成為促使一個人在文學之路上邁步前進的動力。

我所以認為直到這時我才算開始跨進了文學之門，還因為在魯藝生活和學習的四年，除了使我獲得了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應當具備的文化知識素養(yǎng)以外，還使我明白了在跨進文學之門以后，還有一個也許更為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如何進一步確立一個進門之后的前進道路問題。這就是說，我已經跨進了對我來說原來是高不可攀的那座“窄的門”，但接著要我回答要我選擇的是：究竟什么樣的道路，才是一條寬廣的正確的文學之路。有人也許覺得這個問題很可笑，但在那個年代里，這卻是一個需要人們認真思考的問題。在魯藝的四年間，我讀過各式各樣的書，聽過許多觀點各不相同的課程，迷戀過許多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我曾經十分起勁地研讀過現代派詩人T.S.艾略特、瓦勒里、瑪拉美的詩，也非常真誠地為惠特曼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所激勵。而有一個時期，我則認真地閱讀了當時所能找到的馬、恩、列以及高爾基和魯迅關于文藝的理論著述。在這段期間，我也參加了許多過去從未參加過的體力勞動并深入體驗生活：我開過荒，紡過線，到工廠和農村訪問過，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全過程，還認認真真地到南泥灣的三五九旅的連隊里當過一年的戰(zhàn)士——不是下連體驗生活的戰(zhàn)士，而是每天出操練兵、站崗放哨和生產勞動的普通一兵。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不能不認真地嚴肅地思考著一個問題：我所孜孜以求的這個“文學事業(yè)”，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古老的問題?！昂沃^文學？”這個問題在文學史上已經討論了上千年，現在，又提到了我的面前。原來，我曾經夢想過使自己成為一個生活在稱心如意的環(huán)境里閉門著書的作家，還沒有認真地考慮過這種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和現實性?？谷諔?zhàn)爭摧毀了我這個可笑的幻夢。時代把我推進了現實生活的激流，促使我睜開了眼睛并且必須冷靜地思索一下，我所要走的文學之路，究竟應當是一條曲折狹窄的小徑，還是一條寬廣的道路，一條和廣大人民并肩前進的寬廣的歷史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我從毛澤東1942年在魯藝所作的一次報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啟發(fā)。他那天似乎很有興致，用了兩個小時對我們這一群圍坐在地的小青年談論了他對文學藝術的基本看法。我應當說，對于他的那次講話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很清了，但有一點留給我的印象卻很深：他顯然從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觀里吸取了一些正確的觀點并且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發(fā)揮，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的看法，同時又強調了一個作家同時還應當具有進步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論斷。他說，魯藝是個很好的學校，可以使你們獲得許多知識，但魯藝還是個很小的地方，你們生活著的這座教堂，還只是個小圈子，因此，只是個小魯藝。你們也應當到大魯藝中去生活、去體驗、去實踐，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成為受人民歡迎的作家、藝術家。我必須承認，毛澤東當時所說的這番看來似乎很淺顯的話，卻使我產生了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我突然感到：我為自己所選擇的文學道路，實在是太狹小了。我應當走上一條更加寬廣的，和生活的脈搏、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的文學道路。從此以后，我對于現實生活的關注和重視，明顯地有了更大的發(fā)自內心的熱情。從此以后，我在接受任何分配給我的任務（比如生產勞動、下鄉(xiāng)體驗生活、采訪英模人物）時，不再有那種被動的勉強的情緒了。我發(fā)現，我比過去更加熱愛我所經歷過和正在經歷的雖然艱苦但卻非常美好的生活了。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心境之下接受了要我下連當兵的任務的。我就是在這種思想認識的推動下，接受了調我到《解放日報》當文學編輯的任務的。我當了將近三年的編輯，在博古、陸定一、艾思奇等同志的幫助下，學到了許多我在魯藝和南泥灣連隊中所不曾學到的知識和經驗。我就是在這樣的感情的激勵下，接受了調我到當時正在山西進行解放戰(zhàn)爭的陳賡部隊去擔任前線記者的任務，并從此開始了我的歷時三年多的解放全中國的戰(zhàn)爭生活歷程。

我在1946年底離開延安到前方去。在這之前的幾年當中，我陸續(xù)寫作和發(fā)表了不少散文、評論、雜文和少量的詩。這些作品都還沒有脫離開一個初學寫作者所具有的水平。但是我自問并且自信：我十分艱難地跨進了文學的“窄的門”，而現在，我終于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永遠和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寬廣的文學道路。我從來都不認為我具備可以成為大作家的條件，但是，我為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我卻始終認為是正確的，而且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改變它。

（四）

三年半的解放戰(zhàn)爭，我都是以新華社前線記者的身份度過的。因此，在這三年半當中，我只寫過通訊、報道和報告文學，成了一個地道的新聞記者。我過去曾經當過兵，受過訓練，打過靶，但我卻從來沒有打過仗。1946年底，我在一支很著名的解放軍部隊里，接受了我的戰(zhàn)爭生活的第一課。戰(zhàn)士們似乎對我很滿意，因為他們發(fā)現：我這個記者不像有的記者那樣，平常住在上級指揮部里，只有打完仗之后才到連隊來采訪。我這個新來的記者，雖然很不熟悉戰(zhàn)爭生活，卻愿意生活在戰(zhàn)士之中，有時還跑到前沿陣地去和他們聊天，因此他們似乎從一開始就對我有某種好感。我并不認為我是個勇敢的人，但是，當我在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團長的指引下開始學會怎樣適應戰(zhàn)斗生活（包括怎樣隱蔽自己，怎樣隨同突擊部隊俯身跟進，怎樣和攻堅部隊攀登攻城的高梯等等）之后，我就發(fā)現，我對于我正在參與的戰(zhàn)斗生活并沒有什么畏懼情緒。相反地，每當參加一次或大或小的戰(zhàn)斗的時候，我都有一種發(fā)自內心的真誠和甚至是虔誠的感情：我沒有理由不同這些可愛的戰(zhàn)士們同生死、共命運；我應當同他們同甘共苦，必要時也可以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的這種感情絕對是真摯的，而且也決沒有任何虛夸成分。我想，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整個解放戰(zhàn)爭當中，我所在的這支部隊所進行的每一次重要戰(zhàn)役的主要戰(zhàn)斗，我大部分都參加了，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活在主攻部隊。這其中，包括了晉南戰(zhàn)役、搶渡黃河戰(zhàn)役、平漢戰(zhàn)役、解放洛陽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解放南昌和廣州戰(zhàn)役……以至于解放中國大陸的最后一戰(zhàn)——滇南戰(zhàn)役。

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我沒有怎么想到文學方面的事。我的全部工作，是行軍、作戰(zhàn)、采訪、寫報道、編輯表彰英雄人物的小冊子，以及輔導一群有志于寫作的青年戰(zhàn)士學習寫作，幫助他們成為能夠獨立工作的業(yè)余作者。我偶爾也想到過文學，但那只不過是在頭腦中有時會閃出這樣的念頭：作為這一段輝煌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我是多么熱望有一天會產生出一批能夠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創(chuàng)造的英雄業(yè)績的史詩式的文學作品來呀！我也朦朧地意識到：這樣的作品，不會出自我的手筆，但是，我可以利用我的經歷和我的微薄的能力，促進和幫助這類作品盡快出現。同時，我也開始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如果我不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那么，我就應當通過我的工作（包括文學組織工作和文學評論工作）為發(fā)現和培育新一代青年文學工作者盡快地走上寬廣堅實的文學之路而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貢獻來。

這一點，在全國解放后的好幾年當中，幾乎成為我在工作和寫作當中的一個主要的指導思想。我的實際思想是：如果我寫不出好作品和成不了大作家，我就應當幫助別人寫出好作品，并且?guī)椭切┯胁湃A的青年人盡可能快地進入到文壇中來。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在西南邊疆的云南工作過七八年，后來又陸續(xù)到邊疆地區(qū)進行過幾次比較長時間的訪問，我在云南這塊我過去幾乎是毫無所知的土地上前后生活過10年左右的時間?？梢哉f，我剛一隨軍經過萬里征程最后來到云南后不久，我就愛上了這塊土地和生活、戰(zhàn)斗在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我大約可以不無自豪地說：在我知道的作家當中，大概很少有人能像我這樣跑遍了從滇東南、滇西南到滇西北的長達幾千公里的邊防地帶的。最初，我到邊疆訪問是懷著兩個目的：一個是帶領一批有志于文學寫作的年輕人到邊防連隊和邊陲地帶去體驗生活和創(chuàng)作實習；再一個是我自己想通過對這片被稱為“美麗、神奇、豐富”的地區(qū)的了解，來創(chuàng)作一些以前人還很少接觸過的生活內容為題材的散文作品。前者似乎取得了超乎我的意外的成果：在短短幾年中，在云南部隊中出現了一批以反映邊疆斗爭生活為特色的很有才華的作品和作者；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現在已經成為頗有成就的作家了。他們取得的成就當然首先應當歸功于他們自己勤奮學習和不畏艱辛深入生活的精神；但同時，也證明了我和我的同學們所采取的這種做法還是可取的。關于后者，即我的創(chuàng)作計劃，則近于乏善可陳；因為我雖然不辭辛勞地先后到云南邊疆地區(qū)跋涉了好幾萬里，至今卻只還出版了一本描寫我的邊地見聞的小書《滇云攬勝記》。但至少有兩點還是聊可自慰的：第一，這本書至今還可以給那些對云南邊疆感興趣的作家和讀者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識，并且可以起到一些“向導”作用。第二，這本書中所寫到的一些地區(qū)，在我去過之前，幾乎可以說還從來沒有人涉足過和描寫過。比如，在去年曾經興起過一陣長江漂流熱，其中的熱點是金沙江的虎跳峽。其實，早在25年前，我就和一些部隊青年在虎跳峽及其北岸的哈巴雪山攀登過和跋涉過，而且寫出了第一篇比較真實細致地描繪虎跳峽壯麗風光的作品。這篇作品沒有受到文學界的注意，卻引起了云南省副省長張沖同志和水利部門的重視。我后來發(fā)現，張沖親自指示把這篇散文印成了一份文件，分發(fā)給水利和地質部門。我對此感到特別高興。我認為這是一種很高的褒獎，比起受到批評家們通過評論文字所作的不著邊際的贊揚實在要重要得多。

但是，這一切，比起我在云南所體驗和了解到的，畢竟是太單薄了。因此，盡管我現在還沒有從工作崗位上退到二線來，工作還很冗雜繁忙，但是，我肯定還會寫出另外的關于云南邊疆生活的作品來，對此，我將竭盡全力。

（五）

我在1956年底，因患膿胸到北京做了開胸的手術（這是一次延續(xù)了九個小時的大手術）。我從此就留在了北京，在老朋友郭小川等人的慫恿下，來到了中國作家協會，算來，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了。由于在此以前我一直在部隊做文化領導工作，很少寫作，因此，到作協來工作，使我有一種重操舊業(yè)的感覺。起初，我當過一年半的《新觀察》的主編，后來，又調到了《文藝報》，由此，我的主要力量又轉回到40年代曾一度使我十分迷戀的文藝評論工作上來。除開十年動亂那段時間，在20年當中，除了偶然寫一些散文以外，我寫作的，大都是有關文學和戲劇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后來被編印為幾本評論文集。因此，我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在人們的心目中，被看成是一個評論家，我后來被任命為《文藝報》的主編，大約也是為了這個緣故。其實，我對于中國的文學理論并沒有做出多少貢獻。我并不是一個合格的評論家，因為占據了我大部分工作時間的，并不是寫作，而是文學編輯工作、組織工作，以及對于新生的幼苗的扶植工作。我對于自己的寫作，并沒抱有很高的期望。我的奮斗目標仍然和過去一樣。由于我自知永遠也不會成為一個很有成就的大理論家。因此，我把自己的工作經常限定在這樣一個范圍之內，即：我要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把我的主要力量放在堅持和宣揚我自認為正確的文藝方針和文藝思想上，放在對于文學新人和文學新作的發(fā)現和培育上。我認為，我在這方面還是盡了一些微薄的力量和取得了一些成果。因此，在我和許多中青年作家之間，盡管有時也會在某些觀點上出現一些分歧，卻一直保持著一種熱情相待和真誠相處的友誼關系。我為此感到欣慰。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我由于和侯金鏡以及另外一些老戰(zhàn)友議論和詛咒過林彪和江青的罪行，曾經被扣上過“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并且在將近10年的時間中，被剝奪了黨員乃至公民的權利。1971年我的母親在病危時刻，渴望見見正在湖北干校勞動的兩個兒子，我拿著來自北京的急電去請?zhí)接H假，卻被冷酷地拒絕了，理由是：“你是被專政對象，沒有權利探什么親！”過了兩天，我的母親就在沒有子女在身旁的孤獨中含恨去世了。1972年，我終于因?。ㄒ惨驗槲业脑{咒林彪的罪名不再能夠成立了）被允許提前離校返京。當我返回到我在北京的那間堆滿塵垢、四壁蕭然的小房子里的時候，我對于那場給我們的祖國和人民帶來如此深重災難的“革命”，除了具有一種悲憤的感情以外，同時還進入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清醒的沉思的心境之中。我開始認為，我不能再這樣長久地作為一個被迫害、被欺凌者而“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我應當尋找可能的途徑，為我們這個正在被摧毀、被毒化的事業(yè)，這個千百萬仁人志士為之流血犧牲、而現在正在瀕臨覆亡的崇高事業(yè)進行更積極的戰(zhàn)斗。我不愿意再做一個但求自己獲得茍安的弱者，雖然我自知這樣做會是很危險的。這其后，除了有一年時間我因為于會詠等人的追索而不得不逃避和躲藏在我所熟悉的云南邊防部隊中以外，我開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做起我們認為應當做的事情來，比如，設法把我們知道的情況和材料通過隱秘的途徑傳送給我們所信任的老一輩革命家，以便能夠在可能情況下，對于江青一伙在文藝戰(zhàn)線上的倒行逆施，起到一些哪怕是微小抵制和抗爭。在這期間，我也開始比較全面地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想進行了思考和探討，用現在的用語來說就是“反思”。我覺得我開始有了一些逐漸明朗的看法。我認為，我有責任盡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在必將出現的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戰(zhàn)斗中，持有一種堅定的、無所畏懼的態(tài)度。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況之中迎來了“四人幫”的垮臺，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誕生。在那以后，我所寫的評論文章，我所多次發(fā)表的關于文藝方針、文藝思想的講話，都是在這種思想和這種感情的支配下寫出來和說出來的。我寫了不少文章，講了不少經過認真思考才說出來的話。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中肯的，有一些也可能并不十分精當，但我認為它們都真實地反映了我的認識和我的信念，真實地反映了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工作者在文學道路上探索前進的思想歷程。

無論是在延安時期、戰(zhàn)爭時期，或是黨的十三大勝利舉行的時刻，我都堅持認為：我為自己所選擇的理想、信念和文學道路，都不會動搖，更不會改變，但是，我必須和時代一同前進，和人民一同前進。因此，無論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確立的時期，還是在中共十三大的光輝旗幟的鼓舞之下，我都有一種心情，這就是：我應當在自己走過的雖然寬闊，卻不無曲折的道路的路標旁，進行認真的再思索、再認識，同時把它當作再前進的一個新的起點。我已經到了不是老之將至，而是老之已至的年齡，但我希望我的精神還將是永遠年輕的、富有活力的。

1. 當時魯藝的校舍，設在一座天主教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