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80：沈從文的堅守

經(jīng)過1948年的大決戰(zhàn)，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quán)敗局已定。1949年初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乃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誕生的時候，文壇爆出一樁自殺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后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fā)了人們對沈從文在1949年以后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xiāng)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別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沈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xiàn)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從文的朋友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曾發(fā)表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以及1948年詞人、鐫刻家喬大壯⁽¹⁾的自殺，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里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于舊文化里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qū)τ谛抡吖虩o所愛，而對于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無法解決這種矛盾，這種死結(jié)，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無可奈何，只好毀滅自己，則死結(jié)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shù)娜?，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于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復悲其遇，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p>

沈從文從他的“?！迸c“變”的歷史觀出發(fā)，早在1948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痹谶@個意義上，“變”即“常（態(tài)）”（“道”）?！胺彩聦⒔谧匀?。這里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sup>(2)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著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zhuǎn)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fā)生怎樣的價值變化？沈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二十年三十年統(tǒng)統(tǒng)由一個‘思’字出發(fā)，此后卻必須用‘信’字起步?！?sup>(3)十三年后的1961年，沈從文又如是談到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恰恰生在這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sup>(4)以后的歷史發(fā)展證明了，沈從文的判斷，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說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一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于是，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像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適應這個由“思”向“信”的歷史大變動嗎？

沈從文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為一個“文法部門”的知識分子（即今天所謂人文知識分子），能夠放棄“思想”嗎？“我思，我在”⁽⁵⁾，“思”對沈從文具有存在論的意義，豈能輕言放棄？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連續(xù)性，頑固排他性”的，是無法“忘我，無我”的，“我持”越強越難做到。⁽⁶⁾

二、作為一個“內(nèi)向型”的知識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遠有‘不承認現(xiàn)實’的因子”，有“永遠不承認強權(quán)的結(jié)子”，“總覺得現(xiàn)實并不合理”。這樣的懷疑主義的、永遠不滿足現(xiàn)狀的知識分子，能夠和需要“單純信仰”的“時代要求”相適應嗎？⁽⁷⁾—由此人們很容易聯(lián)想起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里對“不滿意于現(xiàn)狀”的“感覺靈敏”的“文藝家”的命運的思考。

三、作為一個固執(zhí)的“鄉(xiāng)下人”，“鄉(xiāng)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這樣的生活理想的“舊小說”，是自己多年來抗拒現(xiàn)實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墮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處，這樣的“生命經(jīng)驗的連續(xù)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夠輕易割斷的嗎？⁽⁸⁾這背后似乎還隱含著對“鄉(xiāng)土中國”的消亡的疑懼。

這已經(jīng)涉及到新時代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視為生命的文學上的成績的問題。本來，沈從文對于在“一切價值重估”的時代，自己“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是有思想準備的⁽⁹⁾，但卻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卻是“大批判”的革命風暴：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打倒新月派、現(xiàn)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實是大有來頭的。據(jù)《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曾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電，內(nèi)稱：“要在報紙上刊物上對于對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chǎn)黨的某些中產(chǎn)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¹⁰⁾這對沈從文的打擊是嚴重的，如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所說，“迫害感與失敗感，愧與懼，糾紛成一團，思索復思索，便自以為必成一悲劇結(jié)論”⁽¹¹⁾。沈從文在給丁玲的信中則說是“怕政治上的術謀作成個人傾覆毀滅”⁽¹²⁾?？傊?，“我行將被拒絕于群外，陽光不再屬于我有了”⁽¹³⁾，讓人們很容易聯(lián)想起曹禺筆下的陳白露的“太陽出來了，太陽不是我們的”那句著名臺詞。擔憂“革命勝利了，知識分子卻毀滅了”是從海涅開始的世界知識分子歷史所共有的命題。⁽¹⁴⁾

這樣，沈從文的困惑乃至恐懼實際上已經(jīng)上升為存在論的層面：“繩子斷碎了，任何結(jié)子都無從……”，“你是誰？你存在——是肉體還是生命？”，⁽¹⁵⁾“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舊存在”⁽¹⁶⁾，“革命來臨以后”，我將“如何自處”？⁽¹⁷⁾“我（的）‘意志’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方？尋覓，也無處可以找到”⁽¹⁸⁾，“我實在不明白我應擱在什么位置上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這個選擇力”，“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¹⁹⁾

其實，早在四十年代沈從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統(tǒng)治者”，“被它所囚縛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共同構(gòu)成的“無邊無際的海洋”（這很有點類似魯迅所說的有形之陣與“無物之陣”）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懼⁽²⁰⁾。他說“由于外來現(xiàn)象的困縛，與一己信心的固持，我無一時不在戰(zhàn)爭中，無一時不在抽象與實際的戰(zhàn)爭中，推挽撐拒”⁽²¹⁾，以至“心智神經(jīng)失去靈明與彈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數(shù)人說的死”⁽²²⁾。因此，確如論者所說，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都是有“自身思想發(fā)展的內(nèi)在緣由”的⁽²³⁾。如果說1940年前后，沈從文的瘋狂與自殺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說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和現(xiàn)實人事之間的巨大沖突所引發(fā)⁽²⁴⁾，他尚能夠在其間“推挽撐拒”；而到了1949年，沈從文卻面臨著這樣一個社會：只要被體制拒絕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門都關得嚴嚴的，沒有一處可以進去。全個社會都若對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絕”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²⁵⁾。

于是，沈從文就深深地陷入了兩大精神、心理病態(tài)的折磨之中，無以自拔，也無法自救。

首先是被時代、歷史、社會拋棄的“游離感”：“生命不過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離”⁽²⁶⁾。沈從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離于生活之外，作一個旁觀者”，這難道就是一種宿命？⁽²⁷⁾他覺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風箏”漂浮在天空，“不辨來處歸處”；在剎那間，他甚至產(chǎn)生了自己的生命（肉體的與精神的）“游離四散”而“破碎”的幻覺⁽²⁸⁾。在幻覺消失以后，他又如此冷靜分析這樣的游離狀態(tài)給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時代游離，并且于文字間還多抵牾，我這種‘至死不殆’強執(zhí)處，自然即容易成為‘頑固’，為作繭自縛困難。即有些長處，也不免游離于人群的進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涼”⁽²⁹⁾：意識到這一點，他感到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更讓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應當那么休息了！”⁽³⁰⁾這樣的孤立感對沈從文是致命的。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幻覺：“向每一個熟人鞠躬，說明不是一道。／向你們微笑，因為互相十分生疏，／而奇怪會在一起如此下去。／向你們招呼，因為可以增加生疏。／一切都不可解，卻始終得這樣繼續(xù)下去”⁽³¹⁾。這樣的在“熟人”（知識分子群）中的生疏感、異己感，其實是早已存在于沈從文心靈深處的：他無法擺脫自己的“鄉(xiāng)下人”的身份與情結(jié)。他在這一時期寫給張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說：“莫再提不把我們當朋友的人，我們應當明白城市中人的規(guī)矩，這有規(guī)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³²⁾而對那些把自己當作朋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沈從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條線的：他后來就談到自己和胡適不討論政治，因為“他們談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會相隔實遠”，也不和梁實秋談文學，“因為那全是從美國學校拿回來的講義，和我的寫作實踐完全不合”⁽³³⁾。而現(xiàn)在，在這歷史轉(zhuǎn)折關頭，沈從文更是感到了和這些朋友的隔膜。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給張兆和的信中這樣描述他們這些留在大陸，聚集在清華園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生活與心境：“生活極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樣的打發(fā)日子，……而且人人都是樂觀的，懷著希望的照樣工作?！?sup>(34)沈從文對老朋友的樂觀作出了強烈的反應：“若勉強附和……，這么樂觀有什么用？讓人樂觀去，我也不悲觀?！?sup>(35)在沈從文看來，這樣的“附和”潮流而求“茍安”是以放棄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為代價的，不過是他早已看慣的“城里人”的“世故”⁽³⁶⁾，是自己這樣的固執(zhí)的“鄉(xiāng)下人”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自己只有孤身堅守了。但卻因為堅守而被朋友“當了瘋子”，這是沈從文最感驚心的：“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瘋”，“我看許多人都在參預謀害，有熱鬧看”⁽³⁷⁾。這樣的親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參預謀害”的幻覺，是足以使沈從文崩潰的。—這很容易讓人們聯(lián)想起魯迅筆下的“狂人”。

沈從文在給丁玲的信中又這樣寫道：“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遠陷入迫害瘋狂回復里，只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sup>(38)這樣的“家庭破滅”幾乎把沈從文的恐懼與瘋狂推到了頂端。關于家庭危機，沈從文有兩點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談到自己這個“只知空想胡寫，生活也不嚴肅的人”，“目下既然還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幫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歸來還能看到三姐”⁽³⁹⁾。這里談到“生活不嚴肅”，所暗示的自然是沈從文的家庭感情危機。過去已有學者考證、研究過沈從文和詩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戀，⁽⁴⁰⁾2009年《十月》2期發(fā)表了新發(fā)現(xiàn)的沈從文四十年代小說《摘星錄》和《夢與現(xiàn)實》的初刊稿，所寫的正是沈從文的另一段婚外戀情，《摘星錄》即是這樣的愛欲經(jīng)驗和幻想的產(chǎn)物，也就是這篇小說被許杰等作家批評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從文的作品為“粉紅色的反動文藝”，其主要依據(jù)大概也是這篇作品。而在1940年前后，沈從文的這些婚外戀是引發(fā)了家庭危機的，在這一時期的作品里，沈從文頻頻談到精神的瘋狂與自殺欲念，其中一個重要觸因就是“主婦”的態(tài)度“陷我到完全孤立無助情境中”。⁽⁴¹⁾在感情與家庭危機過去以后，沈從文在1945年為紀念結(jié)婚十三年寫了一篇題為《主婦》的小說，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鄉(xiāng)下人不見世面處，極容易為一切造形中完美藝術品而感動傾心”，并無法擺脫“長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這都造成了“情感泛濫”而給家庭帶來“危險”，他說自己為此“戰(zhàn)爭了十年”，并表示“我得從公民意識上，凡事和主婦合作，來應付那個真正戰(zhàn)爭所加給一家人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的最后，“我”又被“平衡”理性與情感矛盾的“幻念”帶到了“瘋狂”，在“無邊際的思索”所產(chǎn)生的幻覺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淵的那一瞬間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婦”身邊，但還是“遙聞一種呼喚招邀聲”。⁽⁴²⁾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無邊際思索—瘋狂幻覺—自殺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們所討論的“1949年沈從文自殺事件”中再一次出現(xiàn)了，或者說被延續(xù)，發(fā)展了。這一次并沒有“感情泛濫”造成的家庭危機，但郭沫若“反動黃色文藝”的指責，則顯然會引發(fā)本已趨于平靜的感情的痛苦記憶，將沈從文置于道德審判臺前，而這樣的道德審判又顯然鋪墊了政治審判：在郭沫若的聲討中，“黃色”是為加強“反動”的罪責的。這樣的家庭情感危機與政治的糾纏，對沈從文是最具殺傷力的：既使他有口難辯，更讓他感到恐懼。

于是，就有了在給丁玲信中沈從文的另一方面的暗示：“欲使我瘋狂到毀滅，方法簡單，鼓勵她離開我”，“對我的處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經(jīng)崩潰恐將無可補救，任何工作意義也沒有了！”⁽⁴³⁾現(xiàn)在沒有材料證實組織在鼓勵主婦離開沈從文，他的這一暗示或許有幻覺的成分。但有一個事實，連沈從文也很快就覺察到了：在這個歷史、時代的大轉(zhuǎn)折時期，每個人都必然要卷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沈從文因此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政治無所不在》，這可以說是沈從文對新社會的第一個觀察，而他的第一個發(fā)現(xiàn)，就是“政治浸入了孩子的生命已更深”。這對沈從文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在1948年決心留在大陸，就是因為“放棄了對于一只沉船的希望，將愛給予下一代”，“為孩子在新環(huán)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做犧牲”。⁽⁴⁴⁾現(xiàn)在，孩子（當然更重要的還有“主婦”）都并不困難地接受了新政治，新社會，而自己卻因為“鄉(xiāng)下人”的固執(zhí)多所疑慮，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家庭沖突?！墩螣o所不在》一文里，就寫到“我們共同扮演了一幕《父與子》，孩子們凡事由‘信’出發(fā)，所理解的國家，自然和我由‘思’出發(fā)明白的國家大不相同。談下去，兩人都落了淚”。⁽⁴⁵⁾這落淚是動人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沈從文終于明白，他如不改變自己，不“向人民投降”，⁽⁴⁶⁾不僅為社會所不容，“即使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時這孤立，神經(jīng)支持下去已極勉強，時代一變，必然完全摧毀。這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⁴⁷⁾家庭是沈從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時代的飄搖中，最后一塊安身之處，立足之地，現(xiàn)在也發(fā)生了被拒斥的危機。沈從文的游離感、孤立感都發(fā)展到了極致，已是他極度敏感的心靈所難以承受，而他的豐富的想象力，又極度地強化了他的恐懼感，他終于到了“瘋狂”的絕地，在“投降”之前，只有借“徹底休息”保留一個完整的自我來作最后的掙扎了。

以上的討論，說明1949年沈從文自殺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既有政治的壓力，也有家庭的危機，更是易代之際知識分子游離于時代，被社會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機，這都是具有極大典型性的。沈從文個人與家庭的情感危機或許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機和政治的糾纏，在1949年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一再發(fā)生，這也夠得上是一個典型現(xiàn)象。

但問題的另一面卻是置之絕地而后生，在沈從文的瘋狂與自絕中也孕育著新生。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十年前的那次情感的、家庭的、精神的危機止步于自殺的邊緣，最后“回家”了；這一次，在自殺被救以后，他也是“回到家里”，“終于還被大力所吸引，所征服”，“被迫離群復默然歸隊”了。⁽⁴⁸⁾—這樣的“默然歸隊”，在1949年以后的大陸知識分子中也是具有典型性的。

這里需要強調(diào)的是，沈從文的“歸隊”，并不完全出于外在的壓力，也不完全被動。我們首先注意到，沈從文是一個具有極強的承擔意識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這是沈從文一切思想與行為選擇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也是我們觀察、研究他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點。他是不能想象自己永遠被游離于社會、人群之外的，他覺得這樣的游離狀態(tài)，是“極離奇”的：“那么愛這個國家，愛熟與不熟的人，愛事業(yè)，愛知識，愛一切抽象原則，愛真理，愛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會在這個時代過程中，竟把腦子毀去？把和社會應有關系與自己應有地位毀去？”⁽⁴⁹⁾對沈從文來說，這些“愛”，這些“關系”，這些“地位”，都是一種責任；不管外在力量怎樣拒斥、孤立，他依然要“歸隊”，回到時代、歷史潮流中，盡到自己的一份公民的職責，即使社會不給他機會，他也要“等待”。他在從自毀的迷誤中清醒過來以后說：“我明白了‘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義”，“等待”成了他此后主要的生命詞。⁽⁵⁰⁾

更重要的是，沈從文的“歸隊”，也是有內(nèi)在依據(jù)與可能的。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二、沈從文怎樣找到自己的生命和“新社會”的契合點，作為聯(lián)結(jié)的通道？也就是說，他如何“適應”新的社會，又“堅守”自己的基本立場，從而形成了他的“新思想”？

“文革”期間的1968年，沈從文寫了一個申述材料，回顧1949年以來的人生之路，說到“有三個原因穩(wěn)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活是黨為搶救回來的，我沒有自己，余生除了為黨做事，什么都不重要。二，我總想念著在政治學院學習經(jīng)年。每天在一起的那個老炊事員，我覺得向他學習，不聲不響干下去，完全對。三，我覺得學習用《實踐論》、《矛盾論》、辯證唯物論搞文物工作，一切從發(fā)展和聯(lián)系去看問題，許多疑難問題都可望迎刃而解?！?sup>(51)1983年他在一篇文章里，也說自己“卅年學習，前后只像認識十一個字，即‘實踐’、‘為人民服務’，和‘古為今用’，影響到我工作，十分具體”。⁽⁵²⁾—這兩段話，特別是“文革”期間的申述，自會有那個時代的特殊烙印，但沈從文的態(tài)度是認真的，大體上是反映了他的真實想法的，并且對他的基本思想作了一個概括，因此，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的依據(jù)。結(jié)合他各個時期的言論、文字，我以為1949年以后沈從文的“新思想”大概包括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一）沈從文的“新愛國主義”思想

在1968年的申述中，沈從文說到黨對他的“挽救”，以及“余生為黨做事”的意念。這或許有時代印記，但他在1949年那次自殺以后，就接受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確是事實。而這樣的接受又是從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出發(fā)的。1951年沈從文在給朋友的通信里，提出了一個原則：“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fā)”；而他的“愛”，首先是對國家的愛：“我愛國家，因為明白國家是從如何困難掙扎中建立起來的”，“我是個中國人……怎么能不愛？”⁽⁵³⁾這是沈從文以及他那一代和國家、民族一起飽經(jīng)歷史滄桑的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立場，是他們的思考與行為選擇的出發(fā)點與歸宿，也是我們觀察和研究沈從文那一代老知識分子必須牢牢把握的另一個要點。他們正是從對國家、民族的刻骨銘心的愛出發(fā)，對他們并不習慣，甚至有所抵牾的新中國、新社會，采取了努力理解的態(tài)度，這就是他們最終接受共產(chǎn)黨領導的思想基礎。

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1948年，沈從文就已經(jīng)說過：“重要處還是從遠景來認識這個國家，愛這個國家。國家明日必進步，可以使青年得到更多方面機會的發(fā)展，事無可疑。只不過進展方式，或稍稍與過去書生所擬想的藍圖不甚相合罷了。一切歷史的成因，本來就是由一些抽象觀念和時間中的人事發(fā)展相互修正而成。書生易于把握抽象，卻常常忽略現(xiàn)實。然在一切發(fā)展中，有遠見深思知識分子，卻能于正視現(xiàn)實過程上，得到修正現(xiàn)實的種種經(jīng)驗?！?sup>(54)—這里談到了“書生（按，在另一封信里，沈從文稱為‘自由主義書呆子’⁽⁵⁵⁾）所擬想的藍圖”，是對他自己的建國設想的一個反省。沈從文說自己的思想與創(chuàng)作傾向是“自由主義偏左”的，⁽⁵⁶⁾并自稱“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文學中的觀念革命家”。⁽⁵⁷⁾這大概是符合實際的：沈從文曾把他的“人類社會理想”概括為“使人樂生而各遂其生”，并認為是和“人類大同的愿望”相“一致”的，這或許有“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分，又顯然有中國傳統(tǒng)的道家思想的影響；⁽⁵⁸⁾而他的實現(xiàn)理想的建國之道，又是“專家治國”，“以為是可以從社會上各部門專家抬頭，而代替了政客官僚軍閥，知識能代替武力和武器，應用到處理國內(nèi)問題時，就可以達到目的”，⁽⁵⁹⁾而沈從文更看重的是文學藝術的作用，以為“如把文學藝術作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教育與啟迪，形成多數(shù)人對于國家進步的一種新態(tài)度，新觀念，由矛盾對立到和平團結(jié)，是勢所必然。既深信文字的效果，且認為凡事能用文字自由討論，就可望有個逐漸合理的明天，帶來些新空氣，新理解，足以將這個亂糟糟的統(tǒng)治現(xiàn)實加以改造”⁽⁶⁰⁾：這就更是書生空談了。而且“專家治國”的理念（這是沈從文和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共同點）又是和我們在下文將要討論的沈從文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專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多少有些矛盾。更重要的是，新中國的成立，是人民武裝革命勝利的結(jié)果這一現(xiàn)實，使沈從文，以及和他有類似想法的知識分子，不得不“老實承認在革命現(xiàn)實發(fā)展中，文學藝術已落于軍事政治發(fā)展之后”，⁽⁶¹⁾就像魯迅在1927年大革命時所說的那樣，“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⁶²⁾正是這種“羅亭式的空想空論，和現(xiàn)實接觸后的破滅”，⁽⁶³⁾成為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接受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內(nèi)在邏輯起點。

沈從文在1956年回顧自己思想發(fā)展的道路時，特地談到與“年過七十，在本世紀初，和帝國主義者辦過交涉極久的葉公綽先生”的一次談話：“他說，有兩次關于國家重要消息使他流淚：一回是孫中山先生宣布辛亥革命成功，另一次就是毛主席在人民政府成立時，說的中國已經(jīng)站起來，因為都和反帝有關，和對于國家新的轉(zhuǎn)機有關?！鄙驈奈谋硎荆骸拔蚁敕彩悄暝诹畾q以上的知識分子，和葉老先生具有同感的一定不在少數(shù)！”⁽⁶⁴⁾在此之前寫的一篇文章里，他更是強調(diào)一點：“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百年特權(quán)，一下鏟除，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大事，是史無前例的?！?sup>(65)—這是一個重要的信息：沈從文和他那一代有著民族屈辱記憶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新社會的接受，其最初的因緣，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結(jié)束了中國備受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的半殖民地的歷史，民族得到解放，國家得到獨立。這樣的感受，在沈從文這里是刻骨銘心的，在他以后的著作、書信里，不斷地談到中國必須“成為世界上一個大強國”，以防止“任何帝國主義者”的“侵犯”，⁽⁶⁶⁾這絕不是偶然的?？梢哉f，這樣的獨立、強國夢，對帝國主義侵犯的警惕，成了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情結(jié)，也是他們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個基本認同點，一個精神聯(lián)系的紐帶。沈從文在談到“知識分子和新社會的關系”時，談到三種可能的選擇：一是“自外”于中國共產(chǎn)黨所制定的國家獨立、富強這樣的“共同進步目標”，像自己當年那樣，“另有企圖期望”，則“容易轉(zhuǎn)成空想”，實所不能；二是“寄托依附于其他國家勢力下”，“即容易成為民族罪人”，實所不??；剩下的只有一條路，就是“放棄舊立場，拋掉舊觀點”，認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國家，至少可以在國家建設上發(fā)揮自己的作用。⁽⁶⁷⁾

因此，就有了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另一個認同理由：“一個多變易的時代，必有個集團并善于運用集團方能成事”。⁽⁶⁸⁾于是，人們很容易就發(fā)現(xiàn)，在沈從文的文章、書信里，出現(xiàn)了四個他過去著述里從未有過的新詞語：“組織”、“動員”、“計劃”和“領導”。這都是他反復強調(diào)的：“格外重要”的是“個人和國家在有組織有計劃中的發(fā)展”，“這種種，無不得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才有可能來實現(xiàn)一個偉大美麗的新中國”⁽⁶⁹⁾；“只有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quán)”，“才能把蘊藏在中國人民內(nèi)部無限豐富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熱情，全部解放出來，納入國家計劃中，運用到科學研究和工業(yè)建設上去，實現(xiàn)國家發(fā)展的遠景”⁽⁷⁰⁾；“人在組織中動員起來時，實在是不可想象”，“人力的動員如此偉大，個人處身其間，不免越來越感覺渺小”⁽⁷¹⁾；“這次下鄉(xiāng)四月，深深明白‘集體主義’和組織領導的重要性”⁽⁷²⁾，等等?！@里顯然存在一個邏輯：國家必須在“有組織有計劃中”發(fā)展，特別是東方落后國家要趕上西方發(fā)達國家，就必須把人民“組織起來”，實現(xiàn)人力資源的最大限度的動員，并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人的智慧與力量；而要做到這樣的全民族、全國范圍的“組織”、“動員”和“計劃”，就必須有中國共產(chǎn)黨這樣的有著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高度集中的集團來領導。這就意味著，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接受，是建立在通過組織、動員與計劃的力量，實現(xiàn)后發(fā)國家跨越性發(fā)展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的認同基礎上的。這同時也意味著，沈從文現(xiàn)在認同的“國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國家”，對于一個有著鮮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全新的經(jīng)驗，一個根本性的轉(zhuǎn)變。

沈從文也就因此解決了長期困擾著他的兩大問題。首先是和“政治”的關系。沈從文并不諱言：“‘政治’二字給我的印象，向來就只代表‘權(quán)力’，與知識結(jié)合即成為‘政術’，在心里上歷來便取個否定態(tài)度。只以為是一個壓迫異己膨脹自我的法定名詞?！钡?，他現(xiàn)在終于認識到，“政治無所不在”，“人不能離開政治”，自己過去那樣逃避政治不僅是自欺欺人，更是“對社會進步要求的責任規(guī)避”。尤其重要的是，現(xiàn)在，他在“官僚政治”之外，還發(fā)現(xiàn)了“新民主主義政治”。前者是他深惡痛絕，避之不及的；后者他即使并不完全理解，卻是可以接受，愿意適應的。因為“新民主主義政治”，在他看來，是用權(quán)力來為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服務的，并不追求一己私利，也不會壓迫異己者。因此，他盡管也知道“一個普通人，實不容易如政治家那么理解政治，適應政治”，但他依然愿意努力“改造”自己，以融入這樣的新政治中⁽⁷³⁾。他大概認為，這是實現(xiàn)他在1948年提出的一個理想的契機：“國家社會能在一個合理管制領導下向上向前。萬千人必忘過去仇恨，轉(zhuǎn)而為愛與合作，一致將熱忱和精力為新社會而服務”，⁽⁷⁴⁾他是愿意為這樣的國家、社會理想獻身的。

在《政治無所不在》里，沈從文還談到了他的第二個新認識：“人不能離群”，并且是“離群必病”⁽⁷⁵⁾。這大概是他這一次“瘋狂”而自閉的一個最重要的教訓。他在病后所寫的詩里寫道：“一個人被離群方產(chǎn)生思索”，而思索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如何“處理這個人群的新法則”。他終于“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己”：“我原只是人中一個十分脆弱的小點／卻依舊在發(fā)展中繼續(xù)存在／被迫離群復默然歸隊，／第一覺悟是皈依了‘人’”；“終于還被大力所吸引”，“為完成人類向上向前的理想，／使多數(shù)存在合理而幸福，／如何使個別生命學習滲入這個歷史大實驗，／還是要各燃起生命之火，無小無大，／在風雨里馳驟，百年長勤！”⁽⁷⁶⁾—這里，既有人性的“皈依”：在充分認識人性的群體性的基礎上，自覺將個體生命回歸群體之中；同時，也還包含有被時代的“大力”所吸引，融入“歷史大實驗”中，為“理想”，為“多數(shù)存在合理而幸福”，而無條件犧牲個人的生命欲求，而后者是接近已經(jīng)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集體主義”觀念，即詩里所說的“人群新法則”的；前文提到沈從文在經(jīng)過土改實踐，“深深明白”了“集體主義”的“重要”，是真實反映了他的新思想的。

因此，沈從文有充分理由宣布，他獲得了“新的理性”⁽⁷⁷⁾。這大概包括了前文所提到的國家獨立、富強夢，“有組織有計劃”的國家觀念，黨的領導，“人不能離開政治”，“人不能離群”的理念。沈從文在另一篇文章里，還提出了一個“新的愛國主義”的概念⁽⁷⁸⁾，其內(nèi)涵應該也包括這幾個方面。

這樣的“新的愛國主義”、“新的理性”，顯然是對新社會的一個“適應”，對其原有思想的一個調(diào)整，以至轉(zhuǎn)變；但也有“堅守”，因為他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新社會的接受與認同，是以這樣的新領導方式、新國家、新社會的發(fā)展方式，將有利于他的“使人樂生而各遂其生”、“萬千人忘去過去仇恨，轉(zhuǎn)向求愛與合作”的理想的實現(xiàn)為前提的。因此，當以后的發(fā)展，越來越走向“階級斗爭為綱”的道路，距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時，沈從文想適應也適應不了，就陷入了深刻的矛盾與痛苦之中，并且完全無能為力，這都是可以想見的。

更重要的是，起初，沈從文對黨的領導的接受，盡管也存在外在壓力，但仍然可以說是他的一個自覺選擇，是自有邏輯的。但隨著組織規(guī)約的加強，就越來越顯得被動了。特別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后，他不能不重新考慮自己在新中國、新社會的實際處境。在給大哥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做了‘右派’真可怕！我們不會是右派，可是做人、對事、行為、看法，都還得改得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毛病實在更多，今年就下定決心更改。幾年來我記住丁玲告我兩句話，很得益，她說‘凡對黨有好處的，就做，對黨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這話的好處。盼望你也記住他”⁽⁷⁹⁾。這樣的接受，是以政治上的不安全感為背景的，顯示的是反右運動的威懾力。對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意味著一個實質(zhì)性的變化。因此，沈從文在1960年寫給大哥的信里，說出這樣的話，就不是偶然的：“大處全有黨在一盤棋下掌握，不用擔心了。惟小處總還是就地要人肯熱心做事”⁽⁸⁰⁾。那個一直在關心、思考民族的未來，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承擔意識的沈從文，就這樣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當然，沈從文還在掙扎，這是我們在下文要討論的。重要的是，這樣的“轉(zhuǎn)變”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我在一篇文章里，有過這樣的描述：“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quán)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quán)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tǒng)，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⁸¹⁾。

（二）沈從文的“新人民”觀

沈從文一直是以“鄉(xiāng)下人”自居的，這是他最看重的自我身份，某種程度上也構(gòu)成了他的一個情結(jié)，其中夾雜著自傲與自卑。這也是我們觀察、研究沈從文必須把握的另一個要點。

沈從文曾一再說他“和人民中的船夫、農(nóng)民、兵士、小手工業(yè)者，感情易相通”，⁽⁸²⁾因此，他總有“回到這些人身邊去，這才是生命！”的沖動。⁽⁸³⁾在他的精神迷亂中，不斷出現(xiàn)翠翠的形象，他說他在“搜尋喪失了的我”，那么，那個本真的“我”是應該在翠翠們中間的。⁽⁸⁴⁾因此，他在擇路的困惑中首先想到的，就是到這些普通人民中尋找出路與支撐：“只想想，另外一片土地上，正有萬千樸質(zhì)農(nóng)民，本來也只習慣于照料土地，播種收獲，然由覺醒到為追求進步原則，而沉默死亡，前仆后繼，永遠不聞什么聲音，這點單純的向前，我們無論如何能把自己封閉于舊觀念與成見中，終不能不對于這個發(fā)展，需要懷著一種極端嚴肅的認識與注意！”⁽⁸⁵⁾—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沈從文所關注的“農(nóng)民”，是“覺醒”的，為建立新中國而“前仆后繼”地犧牲的新農(nóng)民，沈從文說為了要打破自己“封閉”于“舊觀念與成見”的狀態(tài)，就必須把握這樣的“發(fā)展”，顯然是要通過對這些覺醒的農(nóng)民的關注，來尋找和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的溝通之路。因此，當他的老朋友楊剛代表時在軍事管制委員會擔任要職的沙可夫、吳晗等人表示：“我和許多朋友都相信你最終是屬于人民的”時，⁽⁸⁶⁾應該是使陷入絕望中的沈從文看到了希望的微光的。

這是頗耐人尋味的：沈從文于1950年初，到華北大學學習，這是他和革命與新政權(quán)的第一次接觸；但真正觸動他的，卻不是那些抽象的革命理論，他說“在此半年唯一感到愛和友誼，相契于無言，倒是大廚房中八位炊事員”。⁽⁸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這些普通的勞動者深刻地影響了沈從文的人生選擇和他此后的一生。因此，如前文所引述，直到“文化大革命”時（那已經(jīng)是十八年以后）他還是說是“那個老炊事員”“穩(wěn)住了我，支持了我”。⁽⁸⁸⁾這樣，這位老炊事員在沈從文這里就具有了象征的意義。那么，沈從文在“老炊事員”身上發(fā)現(xiàn)了什么呢？沈從文在談到他在土改中所接觸的農(nóng)民時，曾經(jīng)說過：“好些方面，這些人的本質(zhì)都和我寫的三三、蕭蕭、翠翠相似，在土地變化中卻有了些新的內(nèi)容?！?sup>(89)沈從文對“老炊事員”也應該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而他最看重的，卻是那些“新的內(nèi)容”。他看到的是新的覺醒：“明白意識到自己作了主人”，“明白國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自己的事自己做，齊力合心好好的做”，“明白愛國家為人民做事，大小都是一樣”；新的道德：“一切為人而無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的作風：“素樸而忠誠”，“話雖說得極少，事情總做得極多”，“在沉默里工作，把時代推進”。⁽⁹⁰⁾沈從文說他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人民典型”。⁽⁹¹⁾他也因此懂得并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了歷史文化”，卻“在階級社會里，歷來被統(tǒng)治階級所忽視輕視”，“從不曾在歷史文化中得到應有位置”，新社會的歷史使命就是要使勞動人民成為“主人”。這樣的“新人民觀”也是沈從文的“新理性”，無疑是對他的“鄉(xiāng)下人”情結(jié)的一個理論提升。沈從文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萬萬人民來共同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既屬于民族也屬于世界的文化”。⁽⁹²⁾他更是從炊事員“老同志”的“在沉默里工作，把時代推進”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文詳作討論。

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沈從文因此找到了他和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和新社會最基本的契合點，一個最重要的認同基礎。在他的新理解里，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個“讓老百姓翻身”的歷史變革⁽⁹³⁾；共產(chǎn)黨及其領袖“代表的是萬萬勞苦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聲音”⁽⁹⁴⁾；毛澤東思想是“人類向前向上進步思想，在中國和萬萬覺醒農(nóng)民單純素樸人生觀的結(jié)合，也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生長的式樣”⁽⁹⁵⁾。原本充滿疑懼的革命、新社會、新意識形態(tài)，經(jīng)過這樣的轉(zhuǎn)換，就幾乎是順理成章地被“鄉(xiāng)下人”沈從文接受了。

有意思的是，沈從文還在對城市里的知識分子的鄙夷與批判里，找到了他和新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點。這幾乎是他在1950年前后，也即他的思想轉(zhuǎn)變、歸隊時期最喜歡談論的話題：“這才是新時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識分子比起來，真如毛澤東所說的，城里人實在無用！鄉(xiāng)下人遠比單純而健康”⁽⁹⁶⁾；“這些人（按，指土改中的農(nóng)民）真如毛文所說，不僅身體干凈，思想行為都比我們干凈得多”⁽⁹⁷⁾；“我們來自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不中用之至，甚至于可狗屁之至”⁽⁹⁸⁾；“到農(nóng)村看看，才明白在城市中的知識分子所過的生活，實在還是剝削國內(nèi)工人和農(nóng)民勞動果實，不大合理。如有人民良心，要靠攏人民”⁽⁹⁹⁾。“鄉(xiāng)下人”的自尊，在新的意識形態(tài)中找到了依據(jù)；沈從文也因此比較容易地接受了“知識分子必須改造”的思想。而這樣的改造是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的，因為真正到了農(nóng)村和鄉(xiāng)下人接觸，沈從文卻發(fā)現(xiàn)，“我似他們可不是他們。愛他們可不知如何去更深入一點接近他們”，“某一點極理解，某一點卻如隔著一層東西”⁽¹⁰⁰⁾，于是，他明白了，自己“雖來自民間，卻因為到都市一久，如同迷失了方向，再也回不到原來的鄉(xiāng)下”⁽¹⁰¹⁾，這給他帶來了真實的痛苦和負疚，他真誠地檢討著自己，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他也這樣懺悔：“想想五六億人民都是常年貼身土地，為生產(chǎn)而勞作，我只有慚愧，別無可說。”⁽¹⁰²⁾

但就是這“別無可說”，暴露出了引起沈從文共鳴的，將農(nóng)民理想化，以此貶抑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思想的負面。對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而言，這是對知識分子實行改造的理論依據(jù)；而在沈從文這里，就成了他接受改造的心理撫慰。

而沈從文將他們視為鄉(xiāng)下人天然的，永遠的“代表”，也是一個問題。比如當沈從文真誠地宣布要將“一切從大多數(shù)人民長遠利益出發(fā)”作為自己的一個“不變”的“根本原則”⁽¹⁰³⁾，他就面臨著一個問題：這樣的“大多數(shù)”、“人民”、“長遠”的利益，是由誰來確定的？在實際生活里，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十分簡單、明快的邏輯：既然革命者“代表”了人民，那么，“一切從大多數(shù)人民長遠利益出發(fā)”就是一切從革命的長遠利益出發(fā)，沈從文很可能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也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實際生活的邏輯，但他確實因此而接受與服從了現(xiàn)實的領導意志。其實，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沈從文和許多知識分子所沒有想過的：強調(diào)“一切從大多數(shù)人民長遠利益出發(fā)”，那么，“大多數(shù)”之外的“少數(shù)”，“人民”之外的“非人民”，“長遠利益”之外的“眼前利益”怎么辦？本來這些問題是曾經(jīng)的自由主義者的沈從文應該關注、追問的，但他現(xiàn)在卻根本不去想了，這大概就是“改造”了的結(jié)果；這“改造”的代價，是不能不引發(fā)人們的許多感慨和深思的。

（三）沈從文的“新唯物論”

這也是沈從文一再強調(diào)的：“由于不曾受過正式中等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一般出身于大學文史系搞創(chuàng)作、搞研究的人多不相同?？赡艽蟛幌嗤Ｋ眠M展和結(jié)果，因此也顯著不同。在任何環(huán)境中都不免有孤獨感?！?sup>(104)—這里所透露出的信息對我們理解沈從文是十分重要的：和“鄉(xiāng)下人”一樣，“不曾受過正式中等教育”也是夢魘般壓在沈從文心上的一個“情結(jié)”。他因此時時感到自己和受正規(guī)教育的學院知識分子之間的深刻距離和隔膜。也就是說，他不僅感受著政治的壓力，而且也感受著學院體制、文學體制的壓力。這就給我們觀察1949年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處境、生存狀態(tài)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人們通常把共和國成立后二十七年間的知識分子精英視為一個受壓抑的整體，而忽略了或遮蔽了其中的復雜性。在沈從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許多老朋友的處境就是大不相同的。他甚至說：“近來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天空”，⁽¹⁰⁵⁾那些被體制所接納的老朋友，雖然仍不被信任，受著不同程度的壓抑，但無論生活待遇，還是社會地位都是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望其項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同程度掌握了學術權(quán)力、文學權(quán)力的學院里的“專家”，文苑里的“權(quán)威”，在對上承受著權(quán)力的管制的同時，對下卻也會對“小人物”（沈從文在他后來從事的文物工作中就是這樣的“小人物”）形成某種壓制關系，這正是沈從文感受得更為具體，而且是他要抵制和反抗的。

沈從文自稱自己是有“嚴重的‘經(jīng)驗主義’毛病”的人⁽¹⁰⁶⁾，說是“毛病”，但背后卻有一種自信與堅守，即是要和那些一切從書本出發(fā)的專家、權(quán)威劃清界限。1949年以后，沈從文讀過許多馬列主義的著作，但他讀得最有興趣，最有心得，而且付諸實踐的，就是毛澤東的《實踐論》與《矛盾論》，這大概不是偶然的。沈從文說，他讀毛澤東的兩大論，懂得并牢牢“記住”了四條：“不調(diào)查研究無發(fā)言權(quán)”，“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重要性”，“一切學術研究工作，善于運用實踐論求知識，反復求證的方法去進行，必可得到新的進展”，“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聯(lián)系和發(fā)展”。⁽¹⁰⁷⁾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補充了一條：“一切從具體出發(fā)，不從抽象出發(fā)”。⁽¹⁰⁸⁾沈從文將他在《實踐論》和《矛盾論》啟發(fā)下形成的這樣的新認識論與方法論，稱為“唯物的‘常識’”⁽¹⁰⁹⁾和“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方法”⁽¹¹⁰⁾?！@對1949年以后的沈從文顯然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他和新政權(quán)、新意識形態(tài)又一個重要的認同點，而且因為是在認識論、方法論層面上的，因而能夠滲透到他的業(yè)務工作中，就是更加內(nèi)在的一種精神紐帶了。

當沈從文自覺地將“唯物的‘常識’”運用于他的文物研究時，不僅確立了他的“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zhì)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美術史’”的研究方向⁽¹¹¹⁾，而且形成了一套“把文物和文獻廣泛結(jié)合起來搞問題、搞制度的方法”⁽¹¹²⁾。沈從文對他的這一研究新思路是頗為自信自得的，他斷定“這么工作是一條嶄新的路”，因為它“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tài)度，來進行文物研究工作”，“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學問的方法，帶入一個完全新的發(fā)展去”，他甚至認為這是“具有學術革命意義的”。⁽¹¹³⁾

沈從文如此強調(diào)他的新方法新思路的“革命”意義，就是意識到他是在向傳統(tǒng)的“重文獻輕文物”的研究道路挑戰(zhàn)，向文史研究的權(quán)威挑戰(zhàn)，而這些傳統(tǒng)與權(quán)威是有學術權(quán)力支持的，如沈從文所說，那些“所謂正統(tǒng)派”是不會“承認這種實踐學問是新通史知識來源一部門，或新基礎”的。⁽¹¹⁴⁾這樣的不被承認，和前面所說的“不曾受過正式中等教育”的沈從文情結(jié)聯(lián)系在一起，就形成了沈從文和學院知識分子之間在學術思想、觀念、方法、情感和心理上的沖突。沈從文在私人通信中不斷談到他對學院知識分子的不滿：“以北大而言，許多歷史系教授，還不習慣搞文物，忽視文物提供的新問題，國文系的同志們，更不注意，甚至于還有人把它看成是‘玩古董’，以不懂而自傲”⁽¹¹⁵⁾；“不要再學過去教授的孤立方法搞文史。如依舊停頓到以書注書輾轉(zhuǎn)抄襲方法上，真對不起時代！”“許多教文史的還滿足于這幾年的方法，以稱幾句馬列詞句附和舊材料哄學生，就算歷史科學，真令人代為著急之至！”⁽¹¹⁶⁾“藝術和文物部門，研究工作極薄弱，還有抱虛無主義態(tài)度老一套搞他自己的東西，卻又拿那個來教人的”，“教授之無識，有出人意外的”⁽¹¹⁷⁾，等等。面對和學院知識分子的這種隔膜，沈從文唯一的支撐就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了，沈從文因此而多次強調(diào)自己在實踐毛澤東的《實踐論》。但他所在的博物館的領導者卻并不理解這一點，反而一再指責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是“不務正業(yè)”。

因此，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當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批判“反動學術權(quán)威”時，沈從文的復雜反應。當然，從總體來說，沈從文對“文化大革命”，開始是不理解，⁽¹¹⁸⁾后來就越來越反感了，而他自己從一開始就被排入“假專家”之列，“成了黑牌子人物”⁽¹¹⁹⁾。但“文革”中提出的“破除專家權(quán)威迷信”，還是引起了他的共鳴的。他因此寫了《用常識破除迷信》等申辯材料，除強調(diào)自己一直不被承認，“根本不是什么專家‘權(quán)威’”，“一切努力，都是對專家‘權(quán)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¹²⁰⁾外，重點卻在肯定“文革”中的批判，是文物工作中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兩條路線斗爭”，表示“深信唯物的‘常識’必將戰(zhàn)勝傳統(tǒng)的‘權(quán)威’”，要“用土方法”“破除上千年來所謂皇帝名流和現(xiàn)代專家‘權(quán)威’的傳統(tǒng)鑒定，還他一個本來面目”⁽¹²¹⁾，并且提出對這些專家，僅“從資產(chǎn)階級思想行為私生活”方面進行批判，并不能動搖其權(quán)威性，還必須“用一種歷史科學新方法，破除對于這些東西的盲目迷信”才有可能，并毛遂自薦說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或多或少還能起點作用”⁽¹²²⁾—盡管我們完全可以理解沈從文的用意無非是爭取一個工作的機會，而且他對自己的新方法是深信不疑的；但他卻不理解“文革”中的批判，是一個政治的斗爭，他這樣發(fā)言，自然顯得書生氣十足了。

于是，就有了我們所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三、努力適應后的沈從文又遭遇到了怎樣的生存困境與精神苦悶？

沈從文更無法理解的是，盡管他已經(jīng)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來適應新時代，他也確實找到了自己和新社會的某些契合點，深信自己的生命對新的國家還有用，他不僅是心甘情愿，甚至是滿腔熱情地愿意為之服務，貢獻力量；但新的體制依然沒有對他敞開大門。1965年，64歲的沈從文在給他的一位老朋友的信中這樣說到自己的處境與心境：“照理到了這個年紀，應活得稍稍從容點，卻經(jīng)常在‘斗爭’呼聲來復中如臨深履薄，深懷憂懼，不知如何是好。想把點剩余生命用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上去，也總像配合不上去?！?sup>(123)1957年在給大哥的信中，他也這樣寫道：“我完全如一個在戲院外的觀眾，只遙遙的聽著戲院中的歡笑喝彩聲音，覺得也滿有意思。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遠遠的，正如大學校和我隔得遠遠的一樣?！?sup>(124)這其實正是沈從文在1949年以后的真實處境，他依然處于游離與孤立的狀態(tài)。他說自己“永遠如飄飄蕩蕩似的，不生根，不落實”⁽¹²⁵⁾，“更離奇處也許還是現(xiàn)在又像是一種孤獨中存在。并家中也似乎不怎么相熟。由于工作，接觸面雖相當廣，可像是沒有一個真正知道我在為什么努力的人”⁽¹²⁶⁾，他甚至再一次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我是誰？”“我難道又起始瘋狂，他人卻（十）分正常健康？”⁽¹²⁷⁾—這真是：“此身雖在堪驚”⁽¹²⁸⁾，沈從文始終沒有擺脫1949年自殺時的生命存在的精神的困境。

問題是，經(jīng)過那一次死里重生，沈從文已經(jīng)放棄了用“休息”來結(jié)束困境的選擇，如他所說，他還在“努力”中。沈從文說他自己“真像永遠不老，特別是腦子中保留的青春幻想，永遠有一種動力，一種不可遏止的熱情”，總想“為國家多做幾年的事情”，做一個“模范公民”⁽¹²⁹⁾。這就是前文所說的，那樣一種對國家、社會的承擔意識和使命感，沒有因為體制對他的排斥而有任何收縮，甚至是更加強烈而迫切了。這就形成了主觀追求和客觀環(huán)境的巨大反差，使沈從文深深陷入了愛國家、社會卻不相容的痛苦，隨時要被卷入“斗爭”旋渦的“憂懼”，以及“總像配合不上去”的焦慮，“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與無奈的困惑之中，而且永遠無以擺脫。

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這是為什么？

我們就從幾乎是給沈從文致命一擊的“焚書”事件說起。1953年沈從文得到開明書店的正式通知：由于作品已經(jīng)過時，他在該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書及其紙型，已全部銷毀。沈從文在事發(fā)后于1954年1月寫給大哥的信中寫道：“小說完全失敗了，可以說毫無意義，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燒掉，免得誤人子弟。先還以為那么愛國家，對工作也認真，且從不和人爭名利得失，只在工作上努力，受限制于舊社會，是應當?shù)?，必然的?！?sup>(130)這封信寫到這里就戛然而止，他完全絕望了，寫不下去了。

到1月底，一位不相識的朋友來信，又觸動了他，于是再次談到焚書：“和‘人民’脫離，對‘人民’無益，結(jié)果就這樣。人民如需要，《西廂記》、《白蛇傳》、《空城計》……即再荒唐些，都依然可以存在，普遍流行。不需要，當然還是燒掉合理。你說的‘作品對時代有一定進步作用’，不免有些阿其所私，不大合乎實際。如實際這樣，是不會燒的！”—“人民”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詞語，在“‘人民’不需要”的“理由”面前，沈從文幾乎是無言以對的，但他未必信服。于是，就必須找出另外的“理由”來說服自己：“國家是在黨的嚴肅正確領導中向前發(fā)展的，千萬人的生命，都為了追求一個進步原則，一種為多數(shù)人生活幸福合理的共同目標而犧牲了，而且直到解放。為抵抗美帝，就還有數(shù)以萬計的善良生命犧牲。我胡里胡涂寫的幾本書，算個什么？”—這里出現(xiàn)了為“多數(shù)人的生活幸?！焙烷L遠的“共同目標”、“進步原則”而犧牲個人的邏輯，這是那一代知識分子面臨個人委屈不幸時通常用來說服自己的理由，而且似乎是有效的，至少可以從犧牲個人的“崇高”感中獲得某種心理的慰藉。而“千萬”革命烈士的“犧牲”，更是沈從文這樣的當年未曾參加革命，甚至對革命有所非議的知識分子，在革命勝利以后，一直心存內(nèi)疚的隱痛，因此，在烈士的“犧牲”生命面前，個人的“犧牲”（不過是燒掉幾本書）就微不足道了，甚至還可以獲得某種贖罪感。如此勉為其難、煞費苦心地來說服自己，這背后是有一種說不出的辛酸的。而且沈從文依然無法回避這樣的事實：“我的對于工作的認識和希望，完全錯了”，幻想破滅了。于是，又有了這樣的沉痛之語：“在床上躺著聽悲多汶（按，我們不禁又要想起沈從文1949年自殺時所寫的《從悲多汶樂曲所得》，他總是從音樂中去思考生命問題，獲取力量的），很覺為生命悲憫?？上У煤?，那么好的精力，那么愛生命的愛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筆，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難過。生命總是這樣的。我已盡了愛這個國家的一切力量，好好的作事！”⁽¹³¹⁾這封信依然沒有寄出。

這是沈從文永遠的痛。三年以后，在寫給大哥的信中，他又談道：“我實在是個過了時的人，目下三十多歲的中學教員，或四十以上的大學教授，還略略知道沈從文是什么人，作過些什么東西，至于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就完全不知道了”，“過去寫的東西，即家中的龍虎都不愛看，也不覺得有什么好處”，“我能寫出的都是大家一時用不著的，到大家需要時，我可能已經(jīng)不存在了”⁽¹³²⁾。又兩年過去了，還是在給大哥的信中，沈從文這樣寫道：“這時正九點鐘，住處院子十分靜，我看著桌前一大堆舊作，覺得除了你，怕再也沒有人明白這些作品是用多大努力才出現(xiàn)存在。”⁽¹³³⁾如此語多悲涼，實在是傷心傷身的。沈從文越來越虛弱了。但直到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還在執(zhí)拗地問這是為什么：“我前后寫了六十本小說，總不可能全部都是毒草。而事實上在‘一二八’時，即有兩部短篇不能出版?？箲?zhàn)后，在廣西又有三部小說稿被扣，不許印行。其中一部《長河》，被刪掉了許多才發(fā)還，后來才印行。二短篇被毀去，解放后，得書店通知，全部作品并紙版皆毀去。時《福爾摩斯偵探案》、《封神演義》、《啼笑因緣》還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說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離奇。”⁽¹³⁴⁾

這是沈從文所想不通的：如果說《長河》等書被扣被刪，那是在舊社會；那么，為什么在新社會，他的書甚至要被燒掉呢？這正是沈從文所不能理解的。激進主義思維是把知識分子列為資產(chǎn)階級范圍，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的，因此要對知識分子實行不間斷的批判與斗爭：從1950年的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批《武訓傳》，1954年批胡適，1955年反胡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64年大批判，直到1966年宣布“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學校的狀況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把“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quán)威”列為革命對象，對“臭老九”實行“全面專政”。這個“底”，就連時時“緊跟”的郭沫若也直到“文化大革命”箭在弦上時才明白過來，宣布要自己來“焚書”，后來焚書就果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盛大節(jié)日”。如此看來，沈從文在1953年被焚書，是必然發(fā)生的，是一個預告。

至于對沈從文要提早焚書，也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他屬于在本文一開頭就提到的1948年毛澤東那份電報里說到的“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chǎn)黨的某些中產(chǎn)階級右翼分子”——沈從文在1948年前后對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解放戰(zhàn)爭”持有疑慮，主張“中國應當要個第四黨”⁽¹³⁵⁾。他之所以和老舍、巴金這樣的“進步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待遇，以致他有一種“看老舍、巴金，如在地面仰望天空”的感覺⁽¹³⁶⁾（而沈從文又覺得自己是“比老舍巴金更宜寫作”的⁽¹³⁷⁾，這是他始終心意難平的），其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在新社會里，無論沈從文怎樣努力適應，無論他怎樣樂于服務，始終難以得到信任，盡管他很愿意進入共產(chǎn)主義天堂，但始終得不到入門券。這是“始終保留一點嬰兒狀態(tài)。對人從不設防，無機心”的沈從文⁽¹³⁸⁾，似乎一直沒有弄明白的。

使沈從文困惑不解的，還有一個問題：和自己“想把點剩余生命用到國家最需要上去，也總像配合不上去”相對比，“一些老朋友，過去在國民黨時代作官滿得意的，現(xiàn)在也還是坐在黑色大汽車中，在什么集會散場時，從我身邊風馳而過。我很覺得奇怪，是我始終不明白原因。這些人憑什么法術，總是不倒翁？我為什么老是不善于自處？也可真說是‘不學無術’！”⁽¹³⁹⁾其實這也是他在1949年自殺以后所感到的困惑：“唉，可惜這么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以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于環(huán)境性格上的客觀限制，終必犧牲于時代過程中?！?sup>(140)—那么，這個問題，是在“1949年以后”一直糾纏著沈從文的：莫非這也是一種宿命？

直到經(jīng)歷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才似乎有了覺悟。在給兒子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新社會爭出路，必須具兩種基本特長：一是善于適應當前需要，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且作成十分柔順誠懇的，裝成無保留的對“頂頭上級”的忠誠可靠；其次則長于十分巧妙的阿諛逢迎，且勇于當面奉承，把報紙上文件上隨處可以見到的表態(tài)式款式，記得個爛熟，一有機會即用上。同樣一個人，這兩事學不到家，一切倒霉你活該。你懂到了，又在各種公開場合膽大臉厚，運用得恰如其分，便叫做思想通了。即凡事好辦。熟人中在軍閥時代，老蔣時代吃得開，在新社會仍吃得開，都由于有這項本領。內(nèi)中有不倒翁，也有不倒婆，本質(zhì)實相同，都可入《弄臣傳》。我到大都市雖將近六十年，表面上像個城里人，事實上卻永遠是個鄉(xiāng)下土佬佬。搞工作還像樣，應對新社會一種變相封建習氣，可不中用。即或其中有比較熟悉我的長處的人，極力推之向前，也還是如不堪抬舉，終于倒退落后。這是必然情形。聰明人說來叫做“不識時務”，一切困難只能用“活該”、“自討的”五字概括，這也反映一種教育。我缺少的正是在社會上層必須受的“世故哲學”教育，許多人似乎稍學即通，一即百事皆通，無往而不宜。我則越學越覺得它虛偽，轉(zhuǎn)而成為半白癡低能狀態(tài)，亦無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現(xiàn)實，到死為止，生活中難望什么真正轉(zhuǎn)機也。⁽¹⁴¹⁾

沈從文終于明白：他所面對的社會中的最大弊端就是官僚主義。很多官僚“最害怕最擔心的，就是這方面的真正民主”，它所要求的，就是絕對的服從。⁽¹⁴²⁾這是沈從文有切身體會的。早在1953年他剛進入歷史博物館，成為館里的一名講解員的時候，他就面對這樣的官僚體制：“在本館上面有館長，有本部主任，有組長，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時簽到，一離辦公室必稟告一下主任，印個二寸大照片作資料，必呈請主任批準，再請另一部主任批準，才進行。凡事必稟承英明全面館長指導下進行，館長又稟承社管局一個處長，處長又稟承局長，局長鄭西諦算來是我的五級上司了”⁽¹⁴³⁾。更要命的是，這樣的官僚體制要求人成為“凡事秉承館中首長——館長，主任，組長……要作什么即作什么”，“見各級首長就一鞠躬，凡事在專家指導，首長指示下進行”的“小職員”⁽¹⁴⁴⁾。這正是沈從文所絕對不能適應的：作為一個對民族、國家、事業(yè)有著使命感和自覺的承擔意識的知識分子，他雖然身為博物館的小職員，卻在關心和思考“館中明天任務，國家在發(fā)展中一個國家博物館必然的任務”，而且還要發(fā)言，提建議。⁽¹⁴⁵⁾這就被看作是“僭越”，想了“本不是我應想”的事，就“近于多事”。對體制的“一切無知”，還要堅持自己的理想主義“而要說話”，“不是說的不中肯，即是廢話”，甚至“一開口”就“錯”⁽¹⁴⁶⁾，結(jié)局就只能是這樣：“過于熱心肯做事的”卻“不能放手做事”⁽¹⁴⁷⁾。沈從文終于明白：“對人對事永遠的熱情”，已經(jīng)成為“古典的東西”，自己早已是過時的人，⁽¹⁴⁸⁾為時潮所不容乃至淘汰，是必然的。⁽¹⁴⁹⁾

但真正讓沈從文感到不安和憤憤不平的，是“弄臣”的出現(xiàn)和受重用?！斑@個社會正給人以各種‘向上爬’的機會”，“客觀環(huán)境重在‘務虛’，能言會說的總占上風，善于弄虛作假的日子都混得很好”。沈從文說：當“社會變成以‘世故哲學’為主要本領，以‘阿諛逢迎’為所謂‘紅’的表現(xiàn)時，我覺得一切工作都無多意義了”。⁽¹⁵⁰⁾—沈從文在這里對“新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所倡導的時潮，作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獨特判斷。問題是，1949年以后，經(jīng)過苦心經(jīng)營也確實培育出了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中，沈從文在一篇未完稿里，將其命名為“特權(quán)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應該說，沈從文這篇未完稿是一篇奇文：從表面上看，他寫的似乎是“舊社會”的文人，但又使人處處感到這是在寫現(xiàn)實中的知識分子。沈從文將這樣的“新型知識分子”概括、分類為“新式奸商”、“騙子文學教授”、“左得可愛”的“投機分子”、“變相西崽”、“名流賢達”、“新式弄臣”、“候補弄臣”，最后說：“事實上真正可怕的，還是目前正在出現(xiàn)的這一道逆行濁流，行將有大量以為有學問的知識分子，胡胡涂涂，行不由己的逐一淹沒在這個污泥濁流中，沒頂之前，先就死去了那個萬物之靈的辨別是非愛憎的心！”沈從文進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污泥濁流”，要為“具有小聰明和世故，善于為己的教育文化中人”構(gòu)建這樣的“向上爬”的“梯子”，原因就在社會正在日益左化。

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了“新式書呆子”的類型，和“特權(quán)階級的新型知識分子”相對立：“說得不好聽，便是為人拘迂、頑固、保守，不通達世務；加重些些，就是‘思想反動’了”⁽¹⁵¹⁾。這自然有“夫子自道”的意思：沈從文當時就背著“思想反動”的罪名，而“思想沒有改造好”的惡評也一直追隨著他。但沈從文是坦然的，他其實是以自己不通“世故哲學”為榮的，這就是我們前面所引述的他寫給兒子的信中所說的“永遠是鄉(xiāng)下土佬佬”的自尊、自信與自傲，他的信條是：寧愿被視為“半白癡低能”，也不來城里人“虛偽”那一套！

有意思的是，沈從文并不認為這僅僅是個人的不幸，他說他倒反為國家，甚至為體制“著急”。這其實是有深意在的：當“劣幣驅(qū)逐良幣”的時候，當體制不能容納沈從文這樣的獨立思考，愿意獻身，能夠?qū)嵏?，真正應成為國家支柱的“新式書呆子”，而吸納、提拔、重用、依靠那些無信仰，無操守，又無真才實學（或是“才子”卻同時又是“流氓”）的，實際上是國家蛀蟲的“弄臣”式的知識分子時，就是在“自毀長城”。因此，沈從文說他的命運的“悲劇性”⁽¹⁵²⁾，實際說的是國家、社會的悲?。欢纬杀瘎〉脑?，也絕不是他個人的性格使然，實實在在是那個時代的體制造成的。⁽¹⁵³⁾

而沈從文的“悲劇”，還有更深層面。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第四個問題——

四、沈從文遭遇到了怎樣的文學困境？

之所以將文學困境視為沈從文的更深層面的悲劇，是因為對沈從文而言，文學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是他的生命意義的根本，文學對他具有存在論的意義。

這是沈從文永遠也不愿放棄的一個文學理想：“要為新文學運動中小說部門奠個基礎，使它成為社會重造一種動力”⁽¹⁵⁴⁾，并與世界短篇小說的大師比肩，“把記錄突過契訶夫”⁽¹⁵⁵⁾。沈從文對他自己這方面的才能，他的這支筆，是充滿信心的。他說自己的短篇小說集《八駿圖》“這個小書必永生”，“應當?shù)玫奖取秴群啊烦删透叩脑u價”⁽¹⁵⁶⁾；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還斷言：自己“本來是應該寫小說終生，比巴金老舍更宜寫作”⁽¹⁵⁷⁾。這就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沈從文相信他對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發(fā)展是負有歷史之大任的：與其說是自傲，不如說這更是一種文學的使命感和自覺承擔。

在沈從文看來，“文學在某一方面能作到的，比帝王或政治家所起的好作用有時還更普遍、持久”⁽¹⁵⁸⁾，“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lián)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xù)，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后還如相晤對”⁽¹⁵⁹⁾。沈從文顯然希望通過文學將他自己的生命不僅和他的時代、祖國、人民相聯(lián)接，而且在歷史的連續(xù)里，超越時空，和千載百代之后的讀者的生命“溝通”，在文字的不朽中獲得自我生命的永恒的“存在意義”。因此，說文學，小說創(chuàng)作是沈從文生命之根，是大致不會錯的。這樣，我們也就不難懂得，沈從文最終不能不停止小說創(chuàng)作，幾乎是意味著生命的中斷的，文學的困境才是他在1949年以后真正的困境所在。

于是，我們又要追問：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這是為什么？

沈從文說：“人難成而易毀，毀的原因有時由外而至，有時由內(nèi)而來?！?sup>(160)這自然是沉痛的經(jīng)驗之談。

談到“由外而至”的原因，就不能回避1949年以后的文學觀念和體制與沈從文個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觀念、方式的沖突。

不過，我們首先要強調(diào)的，還是沈從文和新社會的新文學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格格不入，他依然找到了某些契合點：這是他適應新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

沈從文一再申說，他是屬于五四新文學陣營的，始終記住與堅守的是五四文學革命的“兩個目標：一是健全純潔新的語言文字，二是把它用來動搖舊社會觀念基礎”⁽¹⁶¹⁾。他所繼承的是魯迅“為人生”的文學傳統(tǒng)和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的文學傳統(tǒng)，在他的信念里，文學能夠并應該擔當改造人生和社會，重建信仰，重鑄民族情感，從“人”的重造開始“國家重造”的重任。⁽¹⁶²⁾持這樣的文學觀，就不會拒絕文學的功利性；因此，新社會倡導“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更何況如前文所說，他對“政治”已經(jīng)有了新的理解，已經(jīng)接受了新社會的新政治。

沈從文的文學觀念的另一個方面，就是他的同情“一切被踐踏和侮辱的階層”的“鄉(xiāng)下人”的立場⁽¹⁶³⁾，他的寫作的“鄉(xiāng)土性”，他是把自己的文學列入魯迅開創(chuàng)的“鄉(xiāng)土文學”傳統(tǒng)的。⁽¹⁶⁴⁾因此，他也并不困難地就接受了“為工農(nóng)兵的文藝”。1952年他在四川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時，寫給夫人的信中寫道：“一到鄉(xiāng)下，就理解到文藝面向工農(nóng)兵是必然的”，態(tài)度和感情是絕對真誠的。但他緊接著又說了一句：“但如何面向？目前解釋性文件似乎還不大具體”⁽¹⁶⁵⁾。因此，他一直在熱忱地，也冷靜地關注著工農(nóng)兵文藝的發(fā)展。1949年他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看到劉白羽“寫幾個女英雄的事跡”的通訊，立刻作出強烈反應：“這才是新時代的新人”，“同時也看出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shù)意義和效果。比起個人自由主義的用筆方式說來，白羽實有貢獻”。他甚至說：“把我過去對于文學的觀點完全摧毀了?！?sup>(166)十一年后，他又對1960年出版的《紅旗歌謠》作出同樣熱烈的反應：“《紅旗歌謠》用山歌體歌唱新社會新事物，文字簡質(zhì)，熱情奔放，許多人都認為好。家鄉(xiāng)四句頭山歌好的甚多，可學的必然也多，這些學習也值得重視，一般習慣卻舍近而求遠，好的當面錯過。其實我若寫詩，還將回來好好收集三幾千山歌拜老師。”⁽¹⁶⁷⁾在同年寫給大哥的信里，他又表示：“許多新詩我即不懂。偶爾看看正著名的短篇小說，也不大懂好處。倒是看了《紅旗飄飄》上面有些文章，可以增加不少知識。如程世才作的《悲壯歷程》，看來極感人，可是極少有人稱道，情形不易明白?！?sup>(168)他對六十年代提倡的工廠史，培養(yǎng)工人作家也很感興趣⁽¹⁶⁹⁾，對當時貴州出版的《擋不住的洪流》給以很高的評價：“貴州革命種種故事，拿筆的多是部隊轉(zhuǎn)業(yè)的廿來歲干部，平時還不曾執(zhí)筆從事寫作的，可是一出手，即得到極大成功！”他認為這樣的“群眾集體寫作”的“訓練寫作方法，是前人不可及的”⁽¹⁷⁰⁾。—可以看出，沈從文對1949年以后的文學的觀察，是有他特殊的角度的，他對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文學表現(xiàn)了更大的熱情，這是和他同時期對“勞動人民的文化史”的關注（下文有詳盡分析）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也確實抓住了1949年以后的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沈從文還提出“新時代應當有一種完全新型的短篇小說出現(xiàn)”。他設想，這樣的“新型的短篇小說”應該寫“新的典型，變化，活動，與發(fā)展”，并且是“對于‘人’的理解”“有深度”的，“善于綜合與表現(xiàn)”的，“真正有思想”，“詩意充盈”的，而且要有“真正向下看不是向上看的作家”⁽¹⁷¹⁾。這里包含著他對新社會的新文學的理解和想象，又是可以和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與追求相連結(jié)的。

或許正因為如此，沈從文在他自殺之后又“沉默歸隊”時，對自己能夠在新社會重新獲得寫作的新生，是充滿信心的。但他又確實懷有隱憂，在一封寫給老朋友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政治上民主集中制領導有好處，文學寫作如果過度使用這個集中，即不免成為名流制，只能點綴政治，不易推進政治?！彼又终f：“但這些話說來似毫無用處，因為許許多多事，都難（按，下面兩字不清），我已失去了說話的意義?！边@封信最后似乎沒有發(fā)出，留存的是一封殘稿，而且以上這段話也被刪去了⁽¹⁷²⁾：他心上顯然蒙有陰影。

那時隨著中國社會和文學的日趨“左傾”化，這樣的陰影越來越大，沈從文也越來越用懷疑的眼光來觀照新社會新文學的觀念與體制。在1961年他寫下了《抽象的抒情》一文，比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批判性審視。由于此文的重要性，我們在這里要多說幾句。

他首先重申自己對文學終極性的不朽價值的理解與追求：“惟轉(zhuǎn)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jié)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tài)，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xù)，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文學藝術的可貴在此”。有意思的是，沈從文正是從這樣的文學的終極價值出發(fā)，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對文學藝術的要求”的合理性：“文學藝術既然能夠?qū)ι鐣θ税l(fā)生如此長遠巨大影響，有意識把它拿來、爭奪來，為新的社會觀念服務。新的文學藝術，于是必然在新的社會——或政治目的制約要求中發(fā)展，且不斷變化。必須完全肯定承認新的社會早晚不同的要求，才可望得到正常發(fā)展”。他認為，文學藝術必須在“政治目的制約要求中發(fā)展”，“任何一時代都是這么要求的”，不同處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更新的要求卻十分鮮明”?！梢钥闯?，沈從文依然堅持我們在前文已有分析的他對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基本肯定態(tài)度，并以此作為他討論的前提的。

因此，他是如此提出問題的：“問題不在這里。不在承認或否認。否認是無意義的，不可能的。否認情緒絕不能產(chǎn)生什么偉大作品。問題在承認以后，如何創(chuàng)造作品”，如何“解放出”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量”，因此，“我們實需要視野更廣闊一點的理論，需要更具體一些安排措施”。沈從文正是從這樣一個“解放”還是“束縛”文學創(chuàng)造力的基點出發(fā)，對五十年代開啟而在六十年代發(fā)展到極端的，不是更廣闊，而是更狹窄的理論，和制度性的安排措施的失誤，提出了擊中要害的批評。主要有四個方面。

首先，“在文學作品中過分加重他的社會影響、教育責任，而忽略他的娛樂效果（特別是對小說作家的這種要求），過分加重他的道德觀念責任，而忽略產(chǎn)生創(chuàng)造一個文學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動力，因之每一個作家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時還是某種少數(shù)特權(quán)人物或多數(shù)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里，沈從文對文學藝術的特點，例如它的娛樂效果，情感動力的強調(diào)，都是極為中肯的。但確實“更重要的”，是他尖銳地指明，這樣的狹窄的文藝功能觀，并不是真正看重文學的社會、道德、教育作用，其實質(zhì)是要求文學藝術服從于“少數(shù)特權(quán)人物”的意志：這是沈從文的又一個誅心之論，而且早在1961年就已提出，這是能顯示沈從文思想的敏銳與遠見的。而他同時批評的“多數(shù)人‘能懂愛聽’”的價值觀，也抓住了“少數(shù)特權(quán)人物”總是把自己扮演成“多數(shù)人”的要求的“代言人”的要害，而且也是對以“大眾化”作為文學藝術的最高要求的質(zhì)疑。這都讓我們想起了魯迅當年對文學藝術和作家不能淪為“官的幫忙，幫閑”和“大眾的幫忙，幫閑”的警告。現(xiàn)在，沈從文在新社會、新文學里，又發(fā)現(xiàn)了這樣的危險，這自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¹⁷³⁾

其二，沈從文指出：“在某一歷史情況下，有個奇特的現(xiàn)象：有權(quán)力的十分畏懼‘不同于己’的思想。因為這種種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響到他的權(quán)力的繼續(xù)占有，或用來得到權(quán)力的另一思想發(fā)展。有思想的卻必須服從于一定的權(quán)力之下，或妥協(xié)于權(quán)力，或甚至放棄思想，才可望存在?！薄@里所提出的是“思想”與“權(quán)力”的關系，權(quán)力對異己思想的規(guī)控，以及“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作家對思想的放棄，由此提出的思想獨立與自由的問題，當然都抓住了極“左”時代思想、文化、文學體制的要害。

其三，沈從文憂慮的，還有“如把一切本來屬于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zhuǎn)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結(jié)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為必不可免將人簡化成為敵與友。有時候甚至于會發(fā)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這和社會事實是不符合的。人與人關系簡單化了，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驈奈拇蟾挪粫庾R到，他這里質(zhì)疑的，是極“左”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他所指出的“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也是點破了所謂“區(qū)分敵我”，所謂“階級斗爭”的實質(zhì)。而對沈從文這樣的作家而言，動輒“區(qū)分敵我”，就意味著隨時會因為一部作品而變成“敵人”，這樣的不安全感，應該是沈從文幾次欲寫又止的外在的社會環(huán)境原因。

其四，沈從文對所謂“思想改造”也提出了質(zhì)疑。在他看來，把作家、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作為發(fā)展社會主義文藝的關鍵（這也是當時的主流觀點），是過于“簡單化”的，如果進一步“不改造”就“斗爭”，依然會“落空”，“許多有用的力量反而從這個斗爭中全浪費了”。

這樣，沈從文就幾乎涉及了他那個時代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問題。他當然不是以一個理論家的自覺來進行這些思考的；他說他是一個“經(jīng)驗主義者”，他是從他的生活與寫作實踐的感受，以他自己的方式，進行他的追問的。而他這樣的追問，有一個直接的動機，就是要弄清自己的實際處境。因此，文章中的許多話，都可以視為他的自我審視，內(nèi)心獨白。比如，“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須服從于一個大的存在，發(fā)展”，“他樂意這么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前者他實在不容易寫出有獨創(chuàng)性獨創(chuàng)藝術風格的作品，后者他寫不下去，同樣，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寫不出”，“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yè)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不怪外在環(huán)境，只怪自己，因為內(nèi)外種種制約，他只有完事。他掙扎，卻無濟于事。他著急，除了自己無可奈何，不會影響任何一方面”。在面對或者聽從指令“胡寫”或者“不寫”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時，他選擇了“不寫”。⁽¹⁷⁴⁾

應該進一步琢磨的是沈從文這句話：“不怪外在環(huán)境，只怪自己”。沈從文在給大哥的信中，也談過類似的話：“由外而來，還可望外面環(huán)境好轉(zhuǎn)而得恢復一部分。由內(nèi)工作失敗感而形成的一種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卻存在的事物，腐蝕著自己的對工作信心和熱情時，卻不易挽救。”⁽¹⁷⁵⁾—這里說到了自己的“失敗感”而且“不易挽救”，大概是觸動了沈從文內(nèi)心深處最大的隱痛：這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卻存在”的深層次的文學困境。

這是最終無法回避的：“事實（上）全民族抗日斗爭起來時，我的筆，由于和社會隔絕，停頓了?！?sup>(176)更準確的說，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困境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我們知道，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在三十年代達到了高峰。1949年沈從文在回顧自己的人生和創(chuàng)作道路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括性的總結(jié)：“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環(huán)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僅有一點舊小說，和鄉(xiāng)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這就是我作品中對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礎”：這是他避免自我屈服、墮落，從生存困境中掙扎而出的生命救贖?！白髌分械泥l(xiāng)土情感，混合了真實和幻念，而把現(xiàn)實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飾，使之保留童話的美和靜，也即由此而來。”因此，在沈從文心目中的《邊城》、《丈夫》這些他的創(chuàng)作的巔峰之作，“里面自然浸潤有悲哀，痛苦，在困難中的微笑，到處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蓋了，因為這也還有傷處。心身多方面的困苦和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無從變?yōu)槌鸷?，必然是將傷痕包裹起來，用文字包裹起來，不許外露”⁽¹⁷⁷⁾。如果讀不出沈從文用“和平”的文字包裹下的心靈的“傷處”，是讀不懂沈從文的這些鄉(xiāng)村“牧歌”的：這是他的流浪于現(xiàn)代都市，受傷的充滿危機的生命和著意幻化的“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一個融合。這是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特殊魅力所在：當年以及以后的許多因種種原因陷入困境的讀者，也都從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命的“救贖”。這是他的優(yōu)勢所在，也是他的限制：一旦脫離了這樣的“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或者鄉(xiāng)村生命的平靜瓦解、消失，都會帶來他創(chuàng)作的危機。

四十年代的沈從文所面臨的恰恰是這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抗日戰(zhàn)爭帶來社會大動蕩，鄉(xiāng)村的平靜已經(jīng)無法維持。沈從文在《長河》里寫到的那位老水手對“新生活運動”可能帶來的鄉(xiāng)村變動充滿疑懼，這自然有其深刻之處，⁽¹⁷⁸⁾但也是內(nèi)含著沈從文對鄉(xiāng)村生命的平靜被沖擊的心中之憂痛的。更重要的是，四十年代的沈從文蝸居邊地學院，不但和戰(zhàn)亂中的社會隔絕，而且筆也“離開土地和人民，自然即慢慢失去了應有的健康性”。這是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的四十年代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變化：從寫鄉(xiāng)下人的生命形態(tài)，到寫現(xiàn)代知識男女的愛欲與幻想，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生命體驗和感悟，表現(xiàn)出極強烈的象征化與唯美化的傾向。沈從文在五十年代初對此有一個反省：“我手中的筆，用到小說方面，則越用越和現(xiàn)實隔離，而轉(zhuǎn)成一種純粹情緒觀念的排列玩賞，早形成一種病的存在?！?sup>(179)—這樣的反省，或許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但不是沒有道理的。⁽¹⁸⁰⁾

沈從文四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還有很大的文體實驗的性質(zhì)。如前所說，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所要堅守的五四文學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創(chuàng)建“健全、純潔、新的語言文字”，因此，語言文字和文體的實驗本是他的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重要動力。他說他在三十年代的一部分作品就是“為示范而完成。為（學習文學的）同學敘事習作作參考而成”。但也正如他后來的反省所說：“長處中因之也即同時有了弱點，即在設計上的過分注意，慢慢失去了本來的健康、素樸，和時代的變動必然日益游離?！?sup>(181)到了四十年代，這樣的游離于社會和時代的純粹的文體實驗，就更加顯露了弱點，如沈從文自己說的，“越寫越晦澀，抽象。一直到意思如此如彼，讀者無從相似印象，這么下去當然不免誤人兼誤己。誤人猶不會太多，因為至多看不懂，擱下不看，誤己則恰像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機器，本來是由人制造它，控制它，生產(chǎn)必需品，到后機器日精，奢侈品的生產(chǎn)倒支配了人”⁽¹⁸²⁾：應該說，這樣的反省也是點到了要害的。當然，我們也不必因此全盤否定沈從文四十年代文體實驗的意義和價值。但一個事實也是必須正視的：到四十年代，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已經(jīng)過去。

這是有著更加深刻的原因的。沈從文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他在1951年所寫的《我的學習》一文里，談到了他自己這樣的作家的內(nèi)在矛盾與根本問題：“雖活到二十世紀波瀾壯闊斗爭激烈的中國社會，思想意識不免停頓在十九世紀末的文學作家寫作意識領域中?！?sup>(183)這不僅是因為沈從文這樣的作家是十九世紀末文學滋養(yǎng)出來的，更是指他的“寫作意識”，觀察、感受、思考、把握、表現(xiàn)人生、社會的方式，都是更接近十九世紀的作家的。前文說到的，也是他自己最為看重的對“鄉(xiāng)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的迷戀，對“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的理解”與把握，抒情詩的寫法，對文字的音樂性、繪畫性的追求，刻意保留的“童話的美和靜”，浪漫主義的氣息……這些構(gòu)成沈從文主要創(chuàng)作特色的文學要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都是“十九世紀式”的。⁽¹⁸⁴⁾但正如沈從文所意識到的那樣，二十世紀卻是一個“波瀾壯闊斗爭激烈”的時代，于是，就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對鄉(xiāng)村生活、寧靜生命的把握方式，追求“美和靜”的審美情趣，“無從配合這個動的社會、動的政治哲學，反映最活潑生動而有發(fā)展性的一面”的矛盾和問題。⁽¹⁸⁵⁾

而這一“靜”的文學方式和“動”的時代、社會之間的矛盾，在1949年以后的沈從文這里，又顯得格外尖銳與突出。五十年代，沈從文曾有機會到四川農(nóng)村參加土改，在濟南、青島、南京、上海等城市參觀，他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一切都在“動”，“全面在動，動得十分徹底”，⁽¹⁸⁶⁾他不僅看到了“有千萬種聲音在嚷，在叫，在招呼”的城市，⁽¹⁸⁷⁾更看到了一個“在計劃中變動的農(nóng)村”，⁽¹⁸⁸⁾這是和他所熟悉并寄以深情的“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農(nóng)村，另一種生命形態(tài)。他在理性上完全明白：“這就是歷史，真正的歷史。一切在孕育，醞釀，生長。現(xiàn)實的人和抽象的原則，都從這個動中而結(jié)合，發(fā)展，向一個目標而前”，因此，他由衷地歡迎這樣的新時代、新社會的“動”，而且期待“我在其間也隨之而前”。⁽¹⁸⁹⁾但他卻又深深地陷入了無法適應的困擾之中。不僅是他對這樣的“動”完全無從把握——他早說過，自己一生都是時代、生活的“旁觀者”，“一切作品都缺少對人生深入，只是表面的圖繪”，⁽¹⁹⁰⁾他“想的是過去的農(nóng)村和未來遠景”，對“當前（的農(nóng)村是）完全隔膜”的⁽¹⁹¹⁾：他知道自己的弱點；但真正讓他苦惱的是，他深以為傲的得心應手的藝術手段在表現(xiàn)這樣的“動”的社會、人生時，卻顯得完全無力，甚至會弄巧成拙：“小說中過度用作風景畫或靜物題材，和作曲子發(fā)展過程，把動的人事成為繪畫和音樂安排，即不可免慢慢失去本來的素樸明朗，轉(zhuǎn)而為晦澀，為悠忽，不易理解，缺少共通性，也就缺少傳遞性，發(fā)生不良作用，和讀者對面時，一切長處反而會成為短處的?！?sup>(192)他所擔心的，正是這樣的長處變成短處的藝術悲劇在自己身上發(fā)生。他也設想可以“把自然景物的沉靜和人事的動結(jié)合起來”，⁽¹⁹³⁾把“寫靜”，“寫家?！焙汀皩憚樱瑢懽児省?，“寫特別事”結(jié)合起來。⁽¹⁹⁴⁾但我們?nèi)绻x這一時期沈從文在給家人的信中對土改中的農(nóng)村的描述，就可以分明感到，他筆下的“動”的階級斗爭的人事，都是抽象、理性的，偶爾寫到的自然景物，卻是絕妙的靜物畫。⁽¹⁹⁵⁾沈從文寫的唯一一篇反映土改的小說《中隊部》，是用一個個電話聯(lián)綴而成，大概是要營造忙碌、緊張的氣氛，表達作者所感受到的生活的動態(tài)和節(jié)奏。但因為具體的描寫跟不上，就給人以過度運用技巧的感覺。而“一切聲音都好像出自土地，又被土地即刻吸收，轉(zhuǎn)若十分沉靜，特別是中午時的雞鳴”這樣的神來之筆卻讓人眼睛一亮。⁽¹⁹⁶⁾沈從文終于明白，他那寫慣了“平靜鄉(xiāng)村人民生命”的筆法，用來描繪“在計劃中變動的農(nóng)村”大概是要失效的。于是，他想到或許應該“稍稍回頭寫五四以來事，抗戰(zhàn)時事，專為學生和中層干部看，中學教員看”，“會比較容易下筆，也比較容易成為百萬讀者發(fā)生興趣的東西”。⁽¹⁹⁷⁾——其實，在創(chuàng)作高潮過去以后，不再追求新的突破，而立足于自我完善，繼續(xù)完成預定計劃，寫類似《邊城》那樣的鄉(xiāng)村故事，⁽¹⁹⁸⁾對沈從文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沈從文似乎并不甘心于此，原因就在他念念不忘要吸引新社會里的“百萬讀者”：這對自覺追求在和現(xiàn)實與未來讀者的交流中獲得生命的意義和永恒的沈從文是很自然的要求。這樣，他又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困境：“目下寫作方式似乎縛住了手中這只筆，不大好使用。未用它前得先考慮寫的是否真，再考慮讀者，自己興趣、文字……寫出來不可免會見得板板的，或者簡直寫不下去?！?sup>(199)既要堅守自己的“興趣、文字”，又要“考慮讀者”，對于沈從文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這是沈從文并不熟悉的新社會里的新讀者，他們未必接受他的文筆。這一點沈從文看得也很清楚：“自然景物的愛好實在不是農(nóng)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只是小資情感。將來的新興農(nóng)民小說，可能只寫故事，不寫背景”，“絕無風景背景的動人描寫”。⁽²⁰⁰⁾而風景背景的描寫，在沈從文這里，卻是幾乎具有生命本體、文學本體的意義的，⁽²⁰¹⁾失去了風景背景，就沒有了沈從文的文學，甚至沒有了沈從文這個“人”。沈從文曾試圖適應新農(nóng)民讀者的要求，寫過一篇“只有故事，不寫背景，沒有風景”的小說《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其中雖也不乏生動的細節(jié)和語言，具有一定的可讀性，但無論如何，已經(jīng)看不出這是“沈從文的作品”了。⁽²⁰²⁾

但頑強的沈從文仍然要堅持寫他的小說：他太相信，或者說太寄希望于自己這支筆了。他不只一次地在給親人的信中談到，如果停止寫作，就太可惜了，“只有我們自己可以說，這真是國家損失”。⁽²⁰³⁾其實他早已經(jīng)歷過一次創(chuàng)作的失敗。1950至1952年間他以革大學習期間遇到的老炊事員為原型，寫了一篇題為《老同志》的短篇小說，⁽²⁰⁴⁾前后七易其稿，可謂用盡了心力。沈從文在寫給夫人的信中說：“完成后看看，我哭了”，因為這一篇“觀點是人民的，歌頌新的一代”的作品，說明“我頭腦和手中筆居然還得用”，大概還能夠為新社會服務吧⁽²⁰⁵⁾。但他沒有料到，作品寫出以后卻無處發(fā)表，不得已寫信求助于丁玲，⁽²⁰⁶⁾又不得回應：新社會似乎并不接受他的新小說。更讓他難堪的是，當冷靜下來，重讀這篇試作，就不得不承認，小說寫得“過細，為不必要”，而且“事少解釋多，方法不大好”，“主題也若轉(zhuǎn)到知（識）分（子）改造去了”。⁽²⁰⁷⁾對于沈從文，這無疑是一篇失水準的作品，唯一能顯示他個人文筆的“那只花貓”的描寫，⁽²⁰⁸⁾也是和全篇描寫游離，不協(xié)調(diào)的。這樣的自審是令人心酸的。

但沈從文并不氣餒，十年后又進行了新的沖擊：他從1960年開始，著手寫一部以夫人的堂兄張鼎和烈士為原型的描寫“前仆后繼的革命生涯”的“長篇傳記體小說”。⁽²⁰⁹⁾這回沈從文又是興致勃勃，甚至雄心勃勃，他在寫給大哥的信中就談到他自信小說寫出來，應比當紅的《紅旗譜》“真實有力得多”，“而且一定會比《邊城》寫得好得多”。⁽²¹⁰⁾但他并非不了解其中的困難，也并非沒有困惑。也是在給大哥的信中，他這樣訴苦：“目下對寫作要求又不同往年可以放手從個人認識問題寫去，毫無任何抽象拘束，現(xiàn)在主要是用傳記體寫革命，實不大好寫”，⁽²¹¹⁾這就意味著他要放棄自己最熟悉，也最熱衷的短篇小說寫作，而他又很難適應盛行一時的長篇小說的寫法，“現(xiàn)在人樂意要一點浪漫夸張敘述法，我就不會”，“如何寫”就很“費周章”：可見，從一開始，沈從文寫作的手腳就是被捆著的。從這一點看，他又確實不抱希望：“絕不會是一本熱鬧書，也有可能完全失敗，只能當成一種資料看待?！?sup>(212)這就和前面表達的雄心壯志形成巨大反差，恰恰是這樣的主觀追求與客觀可能性的巨大反差，造成了沈從文內(nèi)心的焦慮。于是，終于又有了一次自審，直逼寫作的多方面的困境：“如照普通章回小說寫”，“一般讀者可能滿意，自己卻又不易通過”；“（如）照實寫”，卻有“不甚宜于當前讀者處”，還得擔心“來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變動”的“批評”，“怕錯誤似乎是共通心理”；“照舊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過大，怕體力支持不住”—這樣，作家就處于“批評家”的意志（實質(zhì)是管理者的意志），⁽²¹³⁾“讀者”的要求，與“自己”的追求以及體力的限度，這三者的擠壓，乃至撕裂之間，這幾乎是無法寫作的。這樣，前文一再提及的沈從文所面對的“由外而至”的“毀的原因”，就已經(jīng)達到了極致。

而更為致命的是，沈從文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文字表現(xiàn)力也已經(jīng)大半消失，許多事情能記憶，可再不可能通過文字組織來重現(xiàn)，真是無可如何”。⁽²¹⁴⁾“時間一過，能力喪失，再回來找尋，找尋不著了。這種悲劇大致也是無可避免的?！?sup>(215)—我們注意到，后一句話，是沈從文在1957年寫給大哥的信中說的，我們在前文所引的“失敗感”云云也是在1957年的信中提出的；可見他早已有了這樣的“能力喪失”的“失敗感”，“悲劇”感，這是他絕不愿意，甚至恐懼于承認的，但他還要作最后的掙扎，于是，就有了1960年這一次的努力。而最終他還是正視了這樣的“文字表現(xiàn)力已經(jīng)大半消失”的現(xiàn)實，正像他在1957年就意識到的那樣，“由內(nèi)而來”的“工作失敗感”是“不易挽救”的。

據(jù)說，1961年冬，中國作協(xié)曾給沈從文提供了一次長住寫作的條件，但盡管已經(jīng)“充分準備了材料”，他卻還是因為無法擺脫寫作困境，“不知從何下手”而罷筆。⁽²¹⁶⁾

沈從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結(jié)束了，他的生命也因此落入了谷底?！f過，他自己“整個的生命都是為短篇小說所支配，寫的，談的，讀的，想的全離不開它”。⁽²¹⁷⁾

但如果放眼來看，在文學史上，由于創(chuàng)作高潮過去，或者某種創(chuàng)造的可能性發(fā)揮到了一定程度，難以為繼或不再處于最佳狀態(tài)時，放棄原有的選擇，或另作選擇，其實也是正常的，而且也不乏先例。魯迅當年由小說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雜文寫作，聞一多、陳夢家、吳組緗等由詩人、小說家轉(zhuǎn)而為學者，就多少具有這樣的性質(zhì)。至于另一些作家，雖未另作選擇，但在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就漸顯頹勢，這是用不著回避的事實，而且也屬正常。在我看來，曹禺、張愛玲等一批作家在四十年代創(chuàng)作達到高峰以后，再難有當年的風光，不僅有時代的原因，也有作家創(chuàng)作自身內(nèi)在的表現(xiàn)力喪失或削弱的問題。將沈從文的停筆，置于這樣的視野下，就更容易理解了。

沈從文自己也是看到了這一點的。就在我們一再提及的1957年的那封說到“失敗感”的信里，他就談到在創(chuàng)作失敗時，他“變成了半瓶醋的文物專家，而且有欲罷不能情形”。他說，這是“可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慰”的。⁽²¹⁸⁾

當然，這樣的轉(zhuǎn)變，包括他的停止創(chuàng)作，都有被迫的成分；但也有他的主動選擇的方面。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最后一個問題——

五、沈從文如何在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并獲得新的價值？

這幾乎是沈從文的一個信念：“置之死地而后生”。⁽²¹⁹⁾但這絕不是一個必然的自然的過程。所謂“絕路逢生”是需要經(jīng)過主觀努力的，問題是如何找到“逢生”之路。沈從文面臨的是三個問題：要有怎樣的精神狀態(tài)？到哪里去尋找新的精神力量？要選擇怎樣的具體途徑？

于是我們注意到沈從文的兩段話——

“從生命全部去看……萬千人在歷史中而動，或一時功名赫赫，或身邊財富萬千，存在的即儼然千載永?！?，一通過時間，什么也不留下，過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隨同歷史而動，永遠是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對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熱情?！?sup>(220)

“‘犧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為我意識形態(tài)一部分?，F(xiàn)在又輪到我一個轉(zhuǎn)折點，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轉(zhuǎn)化為對時代的愛。從個人‘成全一切’而沉默，轉(zhuǎn)為‘積極忘我’。”⁽²²¹⁾

這里，有幾個關鍵詞：“歷史”—要“隨歷史而動”，生命在和歷史的聯(lián)系中獲得價值，而不以“功名”和“財富”為追求；但又要有長遠的歷史眼光，“從生命的全部去看”，不求一時一地之功利得失。這里是包含著一種深遠的自信的，即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經(jīng)過“時間”的淘洗，自己終會被歷史所承認，只是需要“等待”，甚至是長久的，幾乎無望中的等待。⁽²²²⁾沈從文說，他是從《史記》中得到啟示的⁽²²³⁾；那么，他作出長久等待的選擇時，或許是想到了司馬遷的命運，并從中獲得力量的。

“犧牲”，“成全”與“愛”—沈從文相信，歷史的前進，是需要以“犧牲”一些人為代價的；既然歷史選擇了他來做犧牲，那么，他是甘愿“犧牲一己，成全一切”的：沈從文并不諱言，這是他和《舊約》的一點“關聯(lián)”⁽²²⁴⁾。他因此獲得了“愛”，對國家、民族、人民、時代、社會的愛，對下一代、未來的愛。在沈從文的理解里，這樣的“愛”，又是和《史記》、杜甫為代表的中國文學里的“對人生有情”的傳統(tǒng)相聯(lián)接的，這是一種“深入的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²²⁵⁾。以這樣的“愛”和對人生的“有情”作為推動力，做一點對國家、民族、社會、人民、青年一代有益的事情，就是很自然的選擇。而一己的生命也就因此和廣大的生命獲得了有機的聯(lián)系，沈從文說他進入了“自己和社會相互關系極深的一種心理狀態(tài)”，心中“極慈柔”⁽²²⁶⁾：這是非常動人的?！盁岢赖?、素樸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會使生命真正充實堅強起來的”⁽²²⁷⁾，不僅可以“在不可堪忍的艱困寂寞，痛苦挫敗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來”，而且還會獲得積極進取的力量，產(chǎn)生對生命的“特具熱情”，這在處于逆境中的沈從文是極其難得，極其可貴，也是對后人特具啟發(fā)性的。

“沉默”—這是一種“積極忘我”的生命狀態(tài)，更是一種堅忍的生命力量，一種“悲劇轉(zhuǎn)入謐靜”的生命境界⁽²²⁸⁾。而且，我們還由此發(fā)現(xiàn)了沈從文和“沉默”的大地，“沉默”的人民之間的血緣性的精神聯(lián)系。

這就說到了我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在被拒絕、排斥以后，沈從文的精神資源與力量源泉問題。

沈從文幾乎是并不費力地就找到了生命的新的支撐點。他說自己“信念的基礎，是奠于一個對土地人民和文化史的熱愛廣泛前提上”⁽²²⁹⁾。他還明確指出：要“作出點真正有創(chuàng)造性的新東西”，就必須“從傳統(tǒng)和民間兩方面取法”⁽²³⁰⁾?？梢哉f，當體制將沈從文邊緣化，他又從“傳統(tǒng)”與“民間”，“土地”與“人民”那里找到了生命的歸依，并因此重新回到了“歷史”。這對“鄉(xiāng)下人”沈從文是十分自然的選擇：他本屬于中國這塊土地，屬于土地上的文化與人民，既然主流社會對他關閉了大門，那么，“回到這些人身邊去。這才是生命！”⁽²³¹⁾“靠攏人民”，“沉默歸隊”⁽²³²⁾，就成了一個絕對命令。正如他自己所說：“古代傳說鳳凰到時自焚，就能得到新的生命。我生長的地方原就名叫‘鳳凰’縣。和那小地方人去共同勞動和同享苦樂，會有鳳凰重新孵化的一天！”⁽²³³⁾沈從文正是從回歸大地與人民，重建和傳統(tǒng)與民間的歷史聯(lián)系中，獲得“鳳凰涅槃”的歷史機遇的。

問題是如何建立這種聯(lián)系。沈從文開始是寄希望于他所衷愛并最有基礎的小說創(chuàng)作來溝通，在失敗以后，就轉(zhuǎn)向了文物研究。這也是一個自然的轉(zhuǎn)變。不僅是因為他從年輕時起，就對民間工藝、歷史文物饒有興趣，有了一定基礎；更重要的是，他從一開始就對民間工藝有著非常獨特的體察。他說過：“認識我的生命，是從音樂而來；認識其他生命，實由美術而起?！边@里說的“美術”，主要是指民間工藝美術，而他在工藝美術背后看到的是“其他生命”，他說，自己“愛好的不僅僅是美術，還更愛那個產(chǎn)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種真正‘人’的素樸的心”，“不僅對制作過程充滿興味，對制作者一顆心，如何融會于作品中，他的勤勞，愿望，熱情，以及一點切于實際的打算，全收入我的心胸”。而且他還有自己獨特的考察、研究方式，他說那是一種“讀那本大書的方式”，也就是說，他是把這些工藝美術、歷史文物，當作一本社會、歷史的“大書”來“讀”的，他“看形態(tài)，看發(fā)展，并比較看它的常和變”，并由此看社會和歷史的常和變。⁽²³⁴⁾這樣，我們也就對沈從文的選擇，有了一個新的理解：如果說，當年他是把通過音樂對自我生命的認識，化成了牧歌體的小說創(chuàng)作；那么，他現(xiàn)在又將通過工藝美術獲得的對“其他生命”的認識，轉(zhuǎn)化為對歷史文物的研究。而二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所關懷的都是“人”的生命及其背后的“社會”和“歷史”。

我們還需要注意的是，沈從文是在1949年以后，開始這樣的轉(zhuǎn)變的，這就必然同時要受到時代的影響，這就是我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經(jīng)略作討論的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接受。他因此把自己的文物研究規(guī)定為“從文物出發(fā)，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zhì)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美術史’和‘陶’、‘瓷’、‘絲’、‘漆’，及金屬工藝等專題發(fā)展史”。⁽²³⁵⁾這樣，就不僅和新社會、新時代達到了對接，而且也和他的“鄉(xiāng)下人”立場契合。他在這些研究中傾注了如此真摯濃厚的情感，如汪曾祺所說，“他對這些手工藝品的贊美是對制造這些精美器物的勞動者的贊美。他在表述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滿了民族自豪感”。⁽²³⁶⁾這樣，他的文物研究也就獲得了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所特有的詩性特征，汪曾祺把沈從文的文物研究稱作“抒情考古學”，⁽²³⁷⁾是很有見地的。

不僅如此。早在1948年沈從文就指出：文物是“全民族公共遺產(chǎn)，是人類心智、感情和勞動結(jié)合向上的文化指標”，他因此提出要開展“文物保衛(wèi)”運動，以此作為“文藝復興”，再造民族精神的起端。⁽²³⁸⁾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更大聲疾呼，要“從一個更博大更深遠一些目標出發(fā)”，開展大規(guī)模的文物研究，這樣才能和“優(yōu)秀傳統(tǒng)浸潤融合”，“啟發(fā)出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心”，以真正推動“文化高潮”的到來，并表示自己因此而感到“焦慮和惶恐”。⁽²³⁹⁾這就意味著，在沈從文的心目中，文物研究是和一個大的目標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是自覺地要通過自己的文物研究，使自我生命和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歷史的進步取得有機的聯(lián)系。他一再表明，自己愿意做一名“博物館說明員”，不過是“企圖把個人有限生命，試就本業(yè)學習中經(jīng)常接觸到的，有待一一解決的小問題，盡力所及，來進行些常識性探討，為我年輕的同事盡點應盡責任”，“作些‘接力賽’的準備”。⁽²⁴⁰⁾但他同時也確信，自己的微細的工作是歷史（文物研究史，以至中國文化史）長河里的一點一滴，也因此獲得了一種長遠的意義和價值。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當年沈從文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期待因文字的不朽而獲得和百代千載的后代“晤對”的價值，現(xiàn)在，他雖然轉(zhuǎn)而為文物研究，但那將有限的生命存留于永恒的歷史中的期望，卻依然一脈相承。

通過以上幾個方面的考察與分析，我們自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沈從文說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態(tài)度或仍有相通處”是有充分根據(jù)的。沈從文還自我評價說，他的文物研究的主要代表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980年出版）“給人印象，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guī)模，內(nèi)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²⁴¹⁾

沈從文就這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最終完成了他的“文學家”的形象。

2009年2月21日—3月6日

3月9日—3月16日

4月1日—4月7日

(1)　喬大壯，曾任職北洋政府教育部，和魯迅同事，他應魯迅之請書寫的《離騷》集句，至今仍懸掛于魯迅故居。1948年初許壽裳慘遭暗殺以后，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后被解聘。自感無力救國救己，于1948年7月3日自沉于蘇州梅村橋下。

(2)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頁。

(3)　《致吉六》（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21頁，第519頁。

(4)　《抽象的抒情》（1961），《沈從文全集》16卷，第534頁。

(5)　《從悲多汶樂曲所得》（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16頁。

(6)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6頁，7頁。

(7)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9頁，8頁。

(8)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0頁，11頁。

(9)　《致吉六》（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21頁。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8頁。

(11)　《致劉子衡》（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45頁。

(12)　《致丁玲》（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48頁，49頁。

(13)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9頁。

(14)　參看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15)　《第二樂章——第三樂章》（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14頁，213頁。

(16)　《從悲多汶樂曲所得》（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16頁。

(17)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頁。

(18)　《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致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9頁，8頁。

(19)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4頁，30頁。

(20)　《黑魘》（1943），《沈從文全集》12卷，第171頁。

(21)　《長庚》（1940），《沈從文全集》12卷，第39頁。

(22)　《潛淵》（1940），《沈從文全集》12卷，第34頁。

(23)　張新穎：《沈從文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83頁。

(24)　《生命》（1940），《沈從文全集》12卷，第43頁。

(25)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7頁。

(26)　《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復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0頁。

(27)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6頁。

(28)　《從悲多汶樂曲所得》（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22頁。

(29)　《致張以瑛》（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9頁。

(30)　《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復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0—11頁。

(31)　《第二樂章——第三樂章》（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15頁。

(32)　《致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6頁。

(33)　《總結(jié)·思想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104頁。

(34)　《梁思成、林徽因致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2頁。

(35)　《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復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0頁。

(36)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1頁。

(37)　《張兆和致沈從文暨沈從文批語·復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9頁。

(38)　《致丁玲》（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48頁。

(39)　《致丁玲》（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51頁。

(40)　金介甫：《沈從文傳》（符家欽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劉洪濤：《沈從文與張兆和》，文載《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4期；劉洪濤：《沈從文與九妹》，文收《報刊薈萃》1993年第5期。

(41)　《綠魘》（1944），《沈從文全集》12卷，第155頁。

(42)　此段分析采用了劉洪濤《沈從文與張兆和》一文的觀點，請參看。

(43)　《致丁玲》（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52頁。

(44)　《復張兆和》（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17頁。

(45)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1頁。

(46)　《致丁玲》（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51頁。

(47)　《致張以瑛》（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0頁。

(48)　《黃昏與午夜》（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30頁，234頁，235頁。

(49)　《日記四則》（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59頁。

(50)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9頁。

(51)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7頁。

(52)　《無從馴服的斑馬》（1983），《沈從文全集》27卷，第380頁。

(53)　《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fā)》（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07頁，111頁。

(54)　《致吉六》（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21頁。

(55)　《致季陸》（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16頁。

(56)　《總結(jié)·思想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104頁。

(57)　《我的分析兼檢討》（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70頁。

(58)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51頁；在《我的分析兼檢討》里，沈從文也談到自己受“佛道雜書”的影響（《沈從文全集》27卷，第73頁）。

(59)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54頁。

(60)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38—39頁。

(61)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7頁。

(62)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42頁。

(63)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56頁。

(64)　《一個知識分子的發(fā)展》（1956），《沈從文全集》27卷，第362頁。

(65)　《〈武訓傳〉討論給我的教育》（1951），《沈從文全集》27卷，第353頁。

(66)　《致沈虎雛》（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240頁；《致張兆和》（1956）：“中國人在共產(chǎn)黨教育下真是站了起來，誰也壓不下去”（《沈從文全集》20卷，第62頁）；《致沈云麓》（1959）：“帝國主義最怕中國進步，對公社只希望失敗，我們就必須搞好它，而且也一定會慢慢搞得很好的”（《沈從文全集》20卷，第284頁），等等。

(67)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23頁。

(68)　《自傳》（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61頁。

(69)　《我的學習》（1951），《沈從文全集》12卷，第370頁。

(70)　《沈從文的發(fā)言》（1956），《沈從文全集》14卷，第406頁。

(71)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86頁，185頁。

(72)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52頁。

(73)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38頁，46頁，44頁，42頁，46頁，47頁。

(74)　《致吉六》（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20頁。

(75)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6頁。

(76)　《黃昏和午夜》（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35頁，234頁，236頁。

(77)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8頁。

(78)　《時事學習總結(jié)》（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67頁。

(79)　《致沈云麓》（1958），《沈從文全集》20卷，第234—235頁。沈從文在整風和反右運動中的表現(xiàn)及反應，十分復雜，將另作文討論，這里只談其中一個方面。

(80)　《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377頁。

(81)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07頁。

(82)　《總結(jié)·思想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99頁。

(83)　《題于〈柏子〉文末》（1948—1949），《沈從文全集》14卷，第464頁。

(84)　《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43頁。

(85)　《致吉六》（1948），《沈從文全集》18卷，第520頁。

(86)　《楊剛致沈從文》（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34頁。

(87)　《致蕭離》（1950），《沈從文全集》19卷，第71頁。

(88)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7頁。

(89)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75頁。

(90)　《老同志》（1950—1952），《沈從文全集》27卷，第478頁，474頁，473頁。

(91)　《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fā)》（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13頁。

(92)　《老同志》（1950—1952），《沈從文全集》27卷，第477—478頁。

(93)　《老同志》（1950—1952），《沈從文全集》27卷，第474頁。

(94)　《黃昏和午夜》（1949），《沈從文全集》15卷，第226頁。

(95)　《政治無所不在》（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44頁。

(96)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5頁。

(97)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80頁。

(98)　《致金野》（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95頁。

(99)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45頁。

(100)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87頁。

(101)　《我》（1958），《沈從文全集》19卷，第163頁。

(102)　《勞動感想》（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98頁。

(103)　《時事學習總結(jié)》（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63頁。

(104)　《自剖提綱》（1967），《沈從文全集》27卷，第384頁。

(105)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217頁。

(106)　《我》（1958），《沈從文全集》27卷，第166頁。

(107)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3頁。

(108)　《我為什么搞文物制度》（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94頁。

(109)　《用常識破傳統(tǒng)迷信》（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29頁。

(110)　《我為什么強調(diào)資料工作》（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84頁。

(111)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5頁。

(112)　《復沈云麓》（1961），《沈從文全集》21卷，第61頁。

(113)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5—246頁。

(114)　《我為什么研究雜文物》（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91頁。

(115)　《復孫作云》（1956），《沈從文全集》19卷，第438頁。沈從文是1949年以后從北大中文系出來的，因此，他對北大中文系的關注是很自然的。但他離開以后，北大中文系的門始終對他是關著的，這對他心靈的創(chuàng)傷也是難言的。

(116)　《復程應镠》（1956），《沈從文全集》19卷，第476頁。

(117)　《致張兆和》（1957），《沈從文全集》19卷，第207頁。

(118)　他在《我的檢查》里說自己在“文革”中“由于沖擊大，頭腦形成精神崩潰狀態(tài)。只明白一件事：工作又搞錯了”（《沈從文全集》27卷，第205頁）。

(119)　參看《表態(tài)之一》（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72頁；《我的檢查》（1966），《沈從文全集》27卷，第204頁。

(120)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53頁。

(121)　《用常識破傳統(tǒng)迷信》（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29頁，240頁?！段覟槭裁词冀K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52頁。

(122)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64頁，254頁。

(123)　《復程應镠》（1965），《沈從文全集》20卷，第490頁。

(124)　《致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1卷，第140頁。

(125)　《致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97頁。

(126)　《致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85頁。

(127)　《題〈八駿圖〉自存本》（1956），《沈從文全集》14卷，第465頁。

(128)　《致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85頁。

(129)　《致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77頁。

(130)　《致沈云麓》（1954），《沈從文全集》19卷，第376頁。

(131)　《復道愚》（1954），《沈從文全集》19卷，第379頁，381頁。

(132)　《致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38頁，139頁。

(133)　《致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78頁。

(134)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9頁。在改革開放以后，沈從文才知道，1949年以后，海峽另一邊的臺灣也將其作品列入“禁書”，他更有啼笑皆非的感覺。參看《復蘇同志》（1979），《沈從文全集》25卷，第381頁。

(135)　參看《沈從文自傳》（195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49頁。

(136)　《復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218頁。

(137)　《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71頁。

(138)　《無從馴服的斑馬》（1983），《沈從文全集》27卷，第379頁。

(139)　《復程應镠》（1966），《沈從文全集》21卷，第490頁。

(140)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5頁。

(141)　《致沈虎雛、張之佩》（1979），《沈從文全集》25卷，第316—317頁。

(142)　《復楊克毅》（1979），《致沈虎雛、張之佩》（1979），《沈從文全集》25卷，第338頁，339頁，320頁。

(143)　《致高植》（1953），《沈從文全集》19卷，第365頁。

(144)　《日記六則》（1953），《復潛明》（1953），《沈從文全集》19卷，第362頁，389頁。

(145)　沈從文所關心的，不僅有博物館的“大事”，還有國家建設的“大事”。比如他在《革命大學日記一束》里，就提出“中國工業(yè)化”不應只是“大都市工業(yè)集中生產(chǎn)”，還應該同時發(fā)展“中等城市半手工業(yè)”和“家庭手工業(yè)”，今天來看，都是極有遠見的，見《沈從文全集》19卷，第79頁。

(146)　《日記六則》（1953），《沈從文全集》19卷，第362頁，363頁。

(147)　《復道愚》（1954），《沈從文全集》19卷，第381頁。

(148)　《致沈云麓》（1955），《沈從文全集》19卷，第432頁。

(149)　沈從文對此還有許多深刻的批判。比如他提出了“生命經(jīng)濟學”的概念，提出國家建設，“工業(yè)基礎，必奠基于這個人力解放和人力有效使用的發(fā)展上”；并從這樣的“生命經(jīng)濟學”出發(fā)，對時間、生命的浪費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不知有效管理自己，使生命更有效率的使用到國家需要方面去”，而是“浮浮泛泛的把一部分生命交給老牛拉車式的辦公，完全教條的學習，過多的睡眠（一般的懶惰更十分可怕），無益的空談，以及純粹的浪費，怎么能愛國？”見《革命大學日記一束》，《沈從文全集》19卷，第78頁，77頁。

(150)　《致王亞蓉》（1977），《沈從文全集》25卷，第167頁。

(151)　以上引文見《新稿之一》（1974），《沈從文全集》27卷，第571頁，572頁，575頁，576頁，577頁，578頁，577頁，572頁。

(152)　《致王亞蓉》（1977），《沈從文全集》25卷，第167頁。

(153)　其實，沈從文對官僚主義在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性，傳染性”與“繁殖”力是有深刻認識和高度警惕的；“文化大革命”剛結(jié)束，他就提出警告：“‘四人幫’已倒了，無形的‘幫四人’勢力，卻正以史無前例的方式擴展其權(quán)勢。阿諛逢迎的市場，遠比真實的能力見解吃得開。”參看《致沈虎雛、張之佩》（1979），《復楊克毅》（1979），《沈從文全集》25卷，第320頁，339頁。

(154)　《總結(jié)·傳記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84頁。

(155)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7頁。

(156)　《題〈八駿圖〉自存本》（1947），《沈從文全集》14卷，第465頁。

(157)　《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71頁。

(158)　《沈從文自傳》（195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40頁。

(159)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12頁。

(160)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7頁。

(161)　《沈從文自傳》（1956），《沈從文全集》27卷，第145頁。

(162)　參看《〈七色魔（魘）〉題記》（1944），《兩般現(xiàn)象一個問題》（1947），這是新發(fā)現(xiàn)的沈從文佚文，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叢刊》2008年第1期。

(163)　《總結(jié)·傳記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79頁。

(164)　沈從文將魯迅倡導的“鄉(xiāng)土文學”稱為“鄉(xiāng)土回復”，這未必符合魯迅的思想與追求，但沈從文也因此將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列為“鄉(xiāng)土文學”的創(chuàng)作潮流中。見《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52頁。

(165)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282頁。

(166)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35頁。

(167)　《復楊正中》（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16—417頁。

(168)　《致沈麓云》（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22頁。

(169)　《致張兆和》（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25頁。

(170)　《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44頁。

(171)　《凡事從理解和愛出發(fā)》（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06頁，107頁，108頁。

(172)　《致程應镠》（1950），《沈從文全集》19卷，第93頁。

(173)　在“文革”中沈從文的這篇《抽象的抒情》被查出，專案人員在審查時，特地在“少數(shù)特權(quán)人物或多數(shù)人”這句話下打了紅線：他們也注意到沈從文這一觀點的異端性和重要性。

(174)　以上引文見《抽象的抒情》（1961），《沈從文全集》16卷，第527頁，530頁，532頁，533頁，534頁，532頁，534頁，531頁。

(175)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7頁。

(176)　《我的學習》（1951），《沈從文全集》12卷，第368頁。

(177)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0頁，13頁，10—11頁。

(178)　我在《我的一個提醒》的演講里對這樣的農(nóng)民的疑懼的歷史與現(xiàn)實意義，有過一個簡單的討論，可參看。文收《致青年朋友》（長安出版社，2008年出版）。

(179)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年初），《沈從文全集》27卷，第52頁。

(180)　讀那個時代沈從文反省、檢討的文字，可以發(fā)現(xiàn)，沈從文是極其認真，又極其真誠地去寫檢查、反省的，因此，除個別的勉強“認罪”之言，大多數(shù)的反省，或有夸大之處，但又是反映了他當時的真實認識的。有的時候，他寫著寫著又發(fā)起牢騷來，如他在革命大學結(jié)業(yè)時寫的《總結(jié)·思想部分》里突然冒出一句：“筆無從用到更合需要方面去，卻來寫這種永遠寫不對的總結(jié)?！保ㄒ姟渡驈奈娜?7卷，第107頁）這都是很有意思的。

(181)　《總結(jié)·傳記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86頁。

(182)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年初），《沈從文全集》27卷，第53頁。

(183)　《我的學習》（1951），《沈從文全集》12卷，第368頁。

(184)　當然，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更有中國傳統(tǒng)文學，鄉(xiāng)土文化的深刻影響，那是要另作討論的。這里主要著眼于他和西方十九世紀文學的聯(lián)系。

(185)　《總結(jié)·思想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99—100頁。

(186)　《復沈云麓》（1958），《沈從文全集》20卷，第231頁。

(187)　《致張兆和》（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57頁。

(188)　《致金野》（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95頁。

(189)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75頁。

(190)　《一個人的自白》（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17頁。

(191)　《總結(jié)·傳記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80頁。

(192)　《總結(jié)·傳記部分》（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79頁。

(193)　《致金野》（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94頁。

(194)　《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224頁。

(195)　參看《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220—221頁。

(196)　《中隊部——川南土改雜記之一》（1952），《沈從文全集》27卷，第482頁。

(197)　《致張兆和》（1956），《沈從文全集》20卷，第111頁。

(198)　1951年還在農(nóng)村參加土改時，沈從文就在給張兆和的信中透露過計劃在三年內(nèi)“把我擬寫的另外幾個中篇故事草稿完成”，“有三個必然可得到和《邊城》相近的成功”。見《沈從文全集》19卷，第159頁。

(199)　《致張兆和》（1958），《沈從文全集》20卷，第243頁。

(200)　《致沈龍朱、沈虎雛》（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246頁。

(201)　參看《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1949），《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總結(jié)·傳記部分》，《沈從文全集》27卷，第23頁，52頁，76頁，78—79頁。

(202)　小說收《沈從文全集》27卷《忘履集》。

(203)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7頁。

(204)　小說收《沈從文全集》27卷《忘履集》。

(205)　《致張兆和》（1951），《沈從文全集》19卷，第158頁。

(206)　《致丁玲》（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53頁。

(207)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295頁。

(208)　沈從文幾次提及這只花貓，足見他的看重。參看《致張兆和》的兩封信，《沈從文全集》19卷，第158頁，285頁。

(209)　小說僅寫出部分章節(jié)的片斷初稿，現(xiàn)以《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為題，收《沈從文全集》27卷《忘履集》，編者附記對寫作經(jīng)過有簡要說明。

(210)　《復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82頁。

(211)　《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374頁。

(212)　《復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06頁，407頁。

(213)　1961年沈從文在一封寫給汪曾祺的信中談到他“特別怕批評家”：“我年紀已到六十歲，即或再憋氣十足的來在寫作上下功夫，實在成就也有限。而且再也受不住什么殲滅性打擊批判”，“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一半”?！渡驈奈娜?1卷，第22頁。

(214)　以上引文見《致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65—466頁。

(215)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6—197頁。

(216)　見編者附記，《沈從文全集》27卷，第531頁。

(217)　《復沈云麓》（1960），《沈從文全集》20卷，第406頁。

(218)　《復沈云麓》（1957），《沈從文全集》20卷，第197頁。

(219)　《復沈云麓》（1959），《沈從文全集》20卷，第328頁。

(220)　《致張兆和》（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11頁。

(221)　《致布德》（1950），《沈從文全集》19卷，第68頁。

(222)　沈從文在1961年寫信給汪曾祺說：“我怕來不及看到對我工作和工作態(tài)度的正當估價機會了”，但“我總多少有點迷信”，“寫作上的‘百花齊放’”的時候終會到來。因此，他如此勸誡汪曾祺：“你還年青”，“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還是寫下去吧”，“后來人會感謝你的！”（《沈從文全集》21卷，第22頁。）后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汪曾祺因此說，沈從文的一些話“常有很大的預見性”（《沈從文轉(zhuǎn)業(yè)之謎》文收沈從文著：《花花朵朵壇壇罐罐》，重慶大學2014年出版，代序）。而這樣的預見性其實是根源于沈從文對歷史的最終公正性的基本信念。

(223)　沈從文在四川農(nóng)村參加土改時在寫給夫人和孩子的信中特意提到，他在“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記》列傳選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燈下反復來看”，得到許多啟發(fā)。參看《沈從文全集》19卷，第317—319頁，311—312頁。

(224)　《致布德》（1950），《沈從文全集》19卷，第68頁。

(225)　《致張兆和、沈龍朱、沈虎雛》（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18—319頁。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談到“這時候讀杜甫，易懂得好處和切題處”，《沈從文全集》19卷，第226頁。

(226)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8頁。

(227)　《復汪曾祺》（1961），《沈從文全集》21卷，第18頁。

(228)　《四月六日》（1949），《沈從文全集》19卷，第28頁。

(229)　《解放一年——學習一年》（1950），《沈從文全集》27卷，第50頁。

(230)　《復沈虎雛》（1952），《沈從文全集》19卷，第305—306頁。

(231)　《題于〈柏子〉文末》（1948—1949），《沈從文全集》14卷，第464頁。

(232)　《我的感想——我的檢討》（1950），《沈從文全集》14卷，第403頁。

(233)　《我》（1958），《沈從文全集》27卷，第168頁。

(234)　《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1949），《沈從文全集》27卷，第22頁，23頁，24頁。

(235)　《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1968），《沈從文全集》27卷，第245頁。

(236)　汪曾祺：《一個愛國的作家》，文收《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50頁。

(237)　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出版第191頁。

(238)　《收拾殘破——文物保衛(wèi)一種看法》（1948），《沈從文全集》31卷，第293頁，298頁。

(239)　《敦煌文物展覽感想》（1951），《沈從文全集》31卷，第308頁。

(240)　《扇子考·后記》（1978），《沈從文全集》29卷，第313頁。

(241)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前言》（1980），《沈從文全集》32卷，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