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許壽裳生活雜憶

許世瑋

一

192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開槍鎮(zhèn)壓愛國群眾，造成了“三一八”慘案，繼而又通緝愛國學者和進步人士。父親也上了黑名單，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為了妥善安頓家眷，父親于7月份到浙江嘉興和我外祖母王靜宜商議，外祖母答應讓我們一家暫住她處。父親返回北京后，與母親安排好搬家事宜。11月，他一人先南下浙江找工作。翌年春，母親帶著子女舉家南返，寄居嘉興陶宅。

我的外曾祖父陶模，同治七年進士，從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陜甘總督、兩廣總督，1902年死于任所，是清末頗有政績的大官。外祖父陶保霖是陶模第三子，曾留學日本，接受新教育，“五四”運動后接辦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可惜不久便患癌癥早逝，于是，外祖母就挑起了治家的重擔。她很能干，也有魄力，不愿與大房二房合住在祖宅內(nèi)，便在南門大街租房另住，我家也就定居下來。此后，父親奔走南北都是孤身一人。1927年2月，父親經(jīng)魯迅介紹到廣東中山大學任教，不久即發(fā)生“四一二”政變，搜捕學生，父親跟著魯迅憤而辭職，在廣州不到半年便返回嘉興家中。不久蔡元培先生出任大學院院長，邀父親到大學院任職。次年父親被任命為大學院參事、秘書長，后又隨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任干事兼文書處主任，工作才穩(wěn)定下來。有了前兩年的經(jīng)歷，母親不愿再搬家。父親尊重母親意愿，一人在外工作，雖然免卻了家務照顧之勞，但生活上乏人照料，總是相當?shù)男量唷?/p>

父親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那幾年，回家的機會還是很多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設在南京成賢街，上海另有辦事處。1930年，為了把院建在南京還是建在上海，頗有爭論，父親曾數(shù)次函告蔡先生，主張隨政府旨意，建在南京。蔡先生和總干事楊杏佛長住上海，南京院中的日常行政事務大都由父親處理，因而父親經(jīng)常到上海向蔡先生請示匯報工作，然后由上?；氐郊闻d家中小住一二天后再由原路回南京?，F(xiàn)存父親那幾年的日記上所記，他往往夜車出京，次日晨抵滬。在日記中還夾有一張非常詳細的火車時刻表剪報，那淡淡發(fā)黃的報紙是那時父親生活的見證。他為了節(jié)約時間，坐哪次車要仔細計算安排，有幾次他在訪問魯迅后便直接上夜車返京了。那一段時間父親是京滬道上的?？停P鋪是他的睡床。

我外祖母雖然那時已是一位老太太了，思想?yún)s很開通，每年要出外旅游。父親很尊敬她，1933年春天，父親陪侍她老人家并帶母親和我的兩個姐姐去暢游杭州各名勝古跡，還過江到蘭溪一游。1934年春又抽空陪她赴紹興游覽。這兩次旅游，父親都賦詩志趣。

1934年夏，父親應北平大學徐誦明校長的邀請，出任平大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南返的機會就少了。當時只有大哥許世瑛在北京，就讀于清華大學，總算有一個親人在同一城市，減少他的一些孤寂感。

我出生在嘉興，與父親在一起的機會非常少，加上那時還年幼，對父親當年的情景幾乎沒有什么記憶了，比較清晰的印象是抗日戰(zhàn)爭那一年發(fā)生的事。

1937年6月底，父親回嘉興度暑假。這一年外祖母在廬山買下一幢別墅，邀我家一起去避暑。父親沒有到過廬山，不愿錯過這次機會。嘉興家中忙于準備這次遠行，人人都興高采烈。正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fā)了。父親立即打電報給留在北平的女院秘書戴靜山先生，指示應變事宜。但那時還預見不到盧溝橋槍聲是長期抗戰(zhàn)的開始，以為戰(zhàn)火是局部的，不久會熄滅，所以仍按原計劃上廬山，去的人有外祖母、大舅舅、二舅媽、四姨母以及我家五個人。外祖母買下的房子在牯嶺236號，取名“養(yǎng)樹山房”，用的是陶模任陜甘總督時的印名。房子背枕牯嶺，面臨斜坡，山溪自上而下，繞于屋右。陽臺很寬敞，可憩可眺。房屋前后有一畝多的空地，草木叢生。大門前有兩棵大松樹，掩蓋有致。房子雖已較舊，作為避暑之用還是很不錯的。但因剛剛買下，還來不及布置裝飾，屋內(nèi)只有幾件家具，去了一大幫人，睡床不夠，只能打地鋪。我是生平第一次出遠門旅游，興奮之情可以想見。無憂無慮，跟著大人們出外游覽。大人們不出門，我便在屋旁的山澗中玩水。而大人們就不然了，雖然身在廬山，總記掛著戰(zhàn)事局勢。父親日記上記載7月28日那一晚，和友人經(jīng)亨頤先生在“天祿齋”共餐，舉杯慶祝我軍克服豐臺、廊坊的勝利。不料就在那一天的夜里，北平形勢突變，沙河保安隊竟附敵，宋哲元率部赴保定，平津就這樣淪陷了。父親感到形勢嚴重，戰(zhàn)事不僅不會很快結束，而且有擴大成全面抗戰(zhàn)之勢，心里非常著急。他一是掛念學校的前途和師生的安危，二是嘉興地處滬杭要道，很不安全，要為家庭找個避難之地。

父親正在思慮之時，“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父親就在這一天的早晨獨自下山。到了九江得知當天沒有下行船，而浙贛路也因前幾天的大風雨漲水而沖壞了部分路軌，只能分段買票，并且當天去南昌也已趕不上火車了，干脆在九江留了一夜。次日到南昌，靠老朋友、省教育廳長程柏廬的幫忙，上了火車。而車上竟無餐車，沿途也購不到食物，旅客只好餓著肚子。父親靠著在九江買的一盒餅干，度過了這段不平靜的旅程。

8月15日晚上7時，火車到達錢塘江邊。父親下車后發(fā)現(xiàn)既無公共汽車，也雇不到小汽車，只好在附近找一家小旅店住宿一晚。旅館實在太臟了，臭蟲滿鋪，無法躺下休息，只能坐著以待天明。次日天還沒亮，父親就漱洗好了。因仍無公共汽車，他只好坐人力車到西興，然后從俞小八房雇一小舟去紹興。晨7時開船，下午2點多鐘才到達。父親這次匆匆下山直接到紹興，是考慮如果戰(zhàn)火迫近嘉興，得找一個地方使家眷可以暫避。我的大姑母嫁給漓渚張家，其時姑母姑丈已去世。張家是漓渚大戶，他外甥張曉凡是當?shù)赜忻泥l(xiāng)紳，所以父親先不回老家而是去漓渚與張曉凡商議借房的事，一說來意便談妥了。次日他又趕赴趙家畈老家，看望了二伯父仲南公，剛好三姑母也趕來娘家，他們兄妹三人得以在戰(zhàn)亂之際相聚片刻，真是憂喜交集。父親在老家過了一夜，次晨便告別兄姐回嘉興。

其時，陶家和我家的人都在外面，嘉興寓中只留仆人看守。父親回去后獨自守了半個月，眼看戰(zhàn)事對我方越來越不利，而山上的家人又遲遲不下山，父親感到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所以他于9月3日再度離嘉興赴南京。5日乘輪復到九江，8日再上牯嶺，告訴我們他下山后的所見所聞，勸外婆立即下山。外婆便讓大舅舅暫留山上照看房子，其他女眷在父親帶領下于13日下山。其時長江水路已無法到達上海，決定走浙贛路。父親找朋友弄到一輛汽車。我記得在贛江岸邊，車船很擁擠，等了很久才得以過江，到達南昌火車站。

上了火車后，使我們非常驚訝，整節(jié)整節(jié)車廂都是空的，簡直沒有見到別的乘客。我不免問這是怎么回事，大人告訴我，現(xiàn)在人們都是往西走，逃避戰(zhàn)亂，不會有什么人朝東走?；疖嚿戏障喈敽茫幕鹜鹊俺达埡芎贸?。到達杭州附近，就聽到警報聲，我記得我們還從車上跳下去，躲在竹林中，只是飛機并沒有來。

回到嘉興家中，日寇飛機常來騷擾，家里還挖了防空洞，整日提心吊膽。父親勸外婆和母親趕快到紹興暫避。這樣又拖了半個月，外婆決定走了。父親打頭陣，于9月25日帶上部分箱物，攜我二姐世琠，再次到漓渚張家，具體安頓住所，然后立即返回嘉興。父親這次離紹，永遠告別了稽山鏡水，他所熱愛的故鄉(xiāng)。

父親回到嘉興，松了一口氣，覺得盡到了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可以奔赴他的工作崗位了。那時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奉教育部令，在西安合并成立西北臨時大學。徐誦明先生已來電邀父親前往。他把自己的東西清理一下，只帶一只皮箱，內(nèi)放幾件日用衣服和一本日記。他看到書桌抽屜中有魯迅的四封信函，便隨手放入箱中。10月4日他陪侍外婆，帶上我三姐世玚到達杭州，其時，張曉凡已派人到杭州來接。父親覺得一切已安排妥當，便于次日從杭州赴南京，約平大女院的佘坤珊教授同行。7日晨渡江由津浦路再轉(zhuǎn)隴海路西行。9日晨抵達西安。父親和我們家人告別時，誰也無法料到竟然一別八年，前面將是漫長而又艱難的抗戰(zhàn)歲月。

外婆走后又過了幾天，留在嘉興的其余人也啟行了，只留下兩位老傭人看家。我雖然是紹興人，卻沒有踏上過故鄉(xiāng)的土地。這次逃難才有機會。記得先在城里住了一夜，次日雇了一只烏篷船搖到漓渚，那“吱呀吱呀”的搖櫓聲至今還仿佛余音在耳。鄉(xiāng)間水道縱橫，出門便是稻田。在城里哪能看到這樣的景致，所以我覺得非常新奇，而且附近便是丘陵地，有山雞等野味，真有點桃源樂趣，但戰(zhàn)爭的陰云也籠罩到這個偏僻的地方來了。有一天附近忽然落下一枚小炸彈，我們趕快跑去看，彈坑很小也很淺。大家議論紛紛，認為可能是不慎掉下來的。但不管是怎么回事，它提醒我們戰(zhàn)火逼近，這里也不是避難之地。11月18日嘉興淪于敵手。我們在紹興住了一個多月，又離開故鄉(xiāng)赴寧波，乘海輪來到那時所謂的孤島——上海租界，定居下來。半年之后，得悉嘉興陶家在報忠埭的祖居和南門大街外婆所租之屋全部焚毀，我家的書物也都成為灰燼。

我們蟄居上海，非常想念父親，他一人在外怎么生活的？工作是否順利？初期信件往來速度還算正常，后來隨著淪陷的地方越來越多，書信只能輾轉(zhuǎn)投遞，往往一二個月才能收到，到后來則是數(shù)月才僥幸收到一封。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家信都寫得很簡短，我們只知道父親先在城固，其后到達四川，轉(zhuǎn)了幾個地方，最后在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工作，直至抗戰(zhàn)勝利。近來看到父親的日記，才知道他當時的一些情況。1940年9月26日，父親在成都，時值中秋，他寫道：“近年來南北東西，不遑寧處。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六在嘉興，時正為安頓眷屬，收拾行裝，終日碌碌，對月黯然。數(shù)日后即冒險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傅家場，不久飛滇。今年在此，極感蕭寥，妻子流離，相隔萬里，在蓉者唯瑮兒一人而已?！倍潭虜?shù)語，父親那時的心情已躍然紙上了。

二

父親在35歲時就出任江西教育廳廳長，此后又擔任過校長、秘書長、院長、館長等較高的職務，地位不能算低，但他一輩子沒有過什么舒適的日子。在經(jīng)濟上不僅兩袖清風，毫無積蓄，而且在抗戰(zhàn)時期，每月都是寅吃卯糧，預支薪金才能打發(fā)日子。

父親一共有過九個孩子，其中我的三個姐姐幼年早夭，留下兩男四女。他對子女的成長非常關心。他一再告誡我們：“我家毫無財產(chǎn)，只靠自己能力?！边€說：“一切財產(chǎn)都是身外之物，極不可靠的。今朝富有闊綽，明天來一個意外，立刻變成窮光棍者很多，只有一件是靠得住拿得穩(wěn)的——就是真學問?！彼麑ψ优囊罂梢愿爬榘藗€字：“勤學、謹身、節(jié)用、慎交”，中心是“勤學”。“慎交”的提出也是怕我們在學生時代交上了不良的朋友而荒廢學業(yè)。這八個字實際也是父親一生經(jīng)歷的總結。

我家祖上很窮，到我祖輩才在紹興城里經(jīng)營一家南貨店。父親1歲喪父，16歲喪母，由他大哥銘伯、二哥仲南教讀。他從小就刻苦好學。15歲入紹郡中西學堂，成績優(yōu)良。后進入杭州求是書院，并被選派赴日本留學?；貒笤诮逃绶?，一直是兢兢業(yè)業(yè)，忠于職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勤奮學習，受到高等教育，自食其力。

抗日戰(zhàn)爭前，我大哥、大姐、二哥先后進了大學，其時物價較平穩(wěn)，父親工資也較高，所以尚能維持，但對于身無長物、毫無積蓄的父親來說也并不是輕松的。幸而我母親雖然出身于官宦之家，持家卻能克勤克儉，量入為出，從不浪費點滴，所以在抗戰(zhàn)前生活還是比較好的。

大哥、大姐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已先后畢業(yè)，其后二哥也完成學業(yè)，自食其力了。照理父親的負擔可以減輕，但因工作不定，工資減少，物價又飛漲，加上父親每月還得設法匯款到上海供我們?nèi)粘ｉ_支，所以反而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生活日趨拮據(jù)。那時他給我們的家信中曾寫道：“我為要培植你們讀書，所以不憚孑身漂流，嘗盡辛苦，唯一希望是在你們讀書有成……”還說：“現(xiàn)在咬緊牙關，夜里也工作，維持子女學業(yè)?！备赣H那時是怎么生活的，因為不在他身邊，無法知道得具體了，但從父親的信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當時生活多么艱難，他對我們的愛又是多么的深沉。

父親曾告訴我們，他本人天賦并不高，完全是靠用笨功夫靠專心致志來求得扎實的學問。他諄諄教導我們：“求學的要訣，在實在恒。實，是認真，腳踏實地；恒，是持久，有始有終……”父親認為一個人天賦有高有低，不能強求，在學生時代必須專心求學，有天賦而不用或誤用，那就不可原諒了。

父親為了維持家庭生活，負擔是相當重的。不能沒有工作，即使短期失業(yè)也會造成困難。但父親又是非常有原則的，對上級和當權者的態(tài)度是合則留，不合則去，決不趨炎附勢，茍且自保。他回國到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務長，就有反對頑固監(jiān)督夏震武之舉。以后為了正義與真理，曾數(shù)次與當權者正面沖突，丟了飯碗也在所不惜?？箲?zhàn)起，父親奔赴西北，曾被任命為西北聯(lián)大教授兼法商學院院長。其時教育部立刻密電校方，謂院長的人選應該是接近中央的人。父親聞訊，非常憤慨，立即辭去院長之職，并決定離校，自陜?nèi)氪?，另找工作，過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生活。

時光流逝，留在記憶中的事物經(jīng)過歲月的篩選有很多已經(jīng)模糊不清了。父親去世已經(jīng)過了40多年。我作為他最小的女兒也已過了花甲之年。我們的下一代也都已成家立業(yè)。回憶起父親一生的經(jīng)歷和他對我們的教導，感激和慚愧交相涌現(xiàn)，總覺得有負于他的殷切期望。

三

經(jīng)過八年離亂，終于迎來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父親是1946年1月26日返回上海的。記得他到家的時候已經(jīng)是晚上了，團聚的歡樂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們看到父親帶回來的衣服質(zhì)料都極粗糙而且已穿得相當破舊，顯示出父親生活的艱辛，而當父親知道我們在上海的生活情況時也不禁唏噓感嘆。這次久別重逢真是又喜又心酸，一家人慶賀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雖然不知今后的前途會是什么樣子，但畢竟有了希望。

父親詢問了我的情況。當時我們中學生喜歡備一小小紀念冊，請老師和同學題詞留念。父親看后也欣然命筆，一頁寫的是賀知章的《回鄉(xiāng)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下款是：“廿六年抗戰(zhàn)起，余往西安與瑋兒別，時瑋僅十齡耳。今從重慶飛歸，瑋已畢業(yè)高中，相對欣喜，特錄此詩以留紀念。卅五年一月廿八日壽裳。”另一頁則寫了：“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以《禮記·中庸》上的這一名句來勉勵我。

我告訴父親，去年高中畢業(yè)，曾報考上海的私立復旦大學，并被錄取。這所學校在淪陷的上海校風不好，相當亂。而且抗戰(zhàn)勝利了，內(nèi)遷的學校都將復校，我想考進一所較好的公立大學，所以決定停學一年。父親問我喜歡什么，準備報考哪個系。其時大家還沉浸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之中，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我有意進政治系，研究國際問題。父親聽后沉思了片刻，對我說，政治是浮在上面的，很難學得好，還是學一門實用的自然科學，畢業(yè)后也容易找工作。我覺得父親的話有道理。他叫我現(xiàn)在這段時間，安心復習功課，至于考哪個大學哪個專業(yè)，不妨以后再定。

父親告訴我們，現(xiàn)臺灣光復回歸祖國，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有意邀他去臺工作。陳儀和父親既是同鄉(xiāng)又是留日同學，雖然所學不同，經(jīng)歷也迥異，但一直書信往來，私交很好。父親對南京官場那一套本極不滿，素受排擠。他不想再待在南京了，有意去臺灣。屆時我可隨他一起去，那邊有臺灣大學，設施很好，我可進入臺大念書。

父親在上海住了約一個月，便回南京考試院考選委員會。5月，他接到陳儀電報，正式邀他赴臺。電報略謂：“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敝?，父親便準備赴臺的各項事宜。

此時，父親開始寫作《亡友魯迅印象記》。此書在重慶時已醞釀成熟，但一直沒有動筆。他在赴臺前開始寫，那就意味著他要以魯迅精神來開創(chuàng)新的生活之路。

我的幾個哥哥姐姐均已工作，只有我希望繼續(xù)升學，決定隨父親去臺灣。待那邊一切安置妥帖后再接母親去。大哥世瑛1936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研究院，專攻音韻學。畢業(yè)后一直執(zhí)教鞭，抗戰(zhàn)期間滯留北平，在輔仁等幾所大學工作。他想換個環(huán)境，應臺灣師范學院之聘，也決定去臺灣。

1946年6月25日，父親獨自一人先飛臺北。過了約一個多月，我接到父親來信，告訴我臺大今年招生，9月中旬舉行入學考試，叫我趕快去。我在琠姐陪同下，9月4日乘海輪離滬，航程約36個小時，我第一次看到湛藍的大海，非常興奮，而且這次航行遇到好天氣，可說風平浪靜。6日上午抵達基隆，然后乘吉普車到臺北。9月的臺灣，驕陽似火，一路上罕有人影。臺北很整潔，馬路上行人也很少，與上海的擁擠形成強烈的反差。

父親住在錦町59號，僻處小巷的深處，非常幽靜。木結構的日本式住宅分兩棟，正屋有大小房六七間，右側(cè)另筑三間，父親安排我住在這三間中。進門種著一排花木。整個院子樹木繁密、枝葉扶疏，其中還有三株大桂樹，開花時幽香撲鼻。在我屋前，推開隔扇，便是一個小池塘，可以養(yǎng)魚，池塘邊有小小的假山。缺點是樹木雖多，顯得有點亂。我從擁擠、狹窄、看不到綠色的上海里弄到達這樣一個居住環(huán)境，覺得愜意舒適。父親對這房子也很滿意。

這所房子的原主人是個日本商人，已去世。他的夫人年過半百，有一女一子，都未成婚，女兒看來已年近三十，兒子也已二十多歲，正準備回國。他們讓出房子后，三人擠住在一進門的一間八席鋪房間內(nèi)。父親對他們很友善，而他們也彬彬有禮。我不懂日語，無法和他們交談，父親很喜歡和他們談天，有時請他們來喝茶，來的總是那位小姐，談什么我就聽不懂了。只記得父親請她誦讀《紅樓夢》日語版，還特意叫我坐在旁邊聽她的發(fā)音。我想父親是利用一切機會來恢復已經(jīng)荒廢了幾十年的日語聽說能力吧！據(jù)小姐說，他們不想回國，因在臺灣已經(jīng)很多年，而對日本國內(nèi)情況很陌生，回去后怎么生活還是個問題。到了12月中旬，他們一家終于回國了。

我到臺灣后，忙于入學考試。10月5日臺灣大學就開學了，我選修農(nóng)業(yè)化學，實際我對化學并無興趣。剛開學時由于教師來得不全，學生們空暇時間較多，老師來齊后，功課就日漸多起來。我忙于應付功課，對父親關心很少。12月13日世瑛哥到達，因師院宿舍還沒有安排好，暫時與我們住在一起。父親、世瑛哥與我彼此都是多年未見，這次有機會住在一起，都很高興。

父親相當忙，除正常上班外，晚上也常出去訪友商議工作。有時回家時氣鼓鼓地，臉色也不好看，我便知道工作不順利。他在家里有時還發(fā)些牢騷，說人手不夠，工作難做，編譯館內(nèi)大小事情都得由他自己動手，連貼郵票、發(fā)信都是自己干。辦公室、宿舍、交通車等都要他去解決，所以特別累，而最傷腦筋的是請人這件事，答應來的人因種種原因遲遲未到，工作難以開展等等。事過境遷，今天回顧起來，對為什么要設立編譯館恐怕都會有疑問，但在當時，臺灣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50年之后剛剛回歸祖國，有其特殊性。對此父親有他的認識和設想。他認為：“編譯館的要旨，不外一方面要使臺胞普遍地獲得精神食糧，充分地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yǎng)，因為臺灣的教育雖稱普及，可是過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對于國語、國文和史地，少有學習機會，所以我們對于臺胞有給以補充教育的義務和責任。本館的使命就要供應這種需要的讀物，另一方面要發(fā)揚臺灣文化的特殊造詣，來開創(chuàng)我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為此父親設想：“根據(jù)上述的兩項要旨，本館的工作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翻譯、臺灣研究四組。”

為了實現(xiàn)上述要旨，相應地刊行《光復文庫》和由臺灣研究組出版《臺灣學報》。父親還身體力行，親自寫了《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約3萬多字，作為《光復文庫》第一種出版。父親還為《臺灣學報》撰寫了發(fā)刊辭。

經(jīng)過約半年的努力，編譯館的工作漸上正軌，所邀請的學者先后來臺。全館同人正準備以拓荒者的精神去耕耘，發(fā)生了“二二八”事件。此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已有不少著述和報道，大家都已清楚了，可以作出歷史的結論。但在當時事件之初，我們身處當?shù)匦郎u之中，卻反而惶惶然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閉目塞聽，在不明真相中度過了難忘的一周。

臺灣大學第一學期只上了四個月的課，2月份就放寒假了。2月28日那天，我一早就到臺大去辦理第二學期的注冊，領到上一學期的成績單后便回家了，當時在大學區(qū)沒有任何異樣。午后有同學來，告訴我市內(nèi)街上因為煙攤事鬧得很兇。下午，編譯館工人來取父親的西裝，說凡是穿長衫的人走在馬路上要挨打，局勢很亂。傳說臺灣本省人打外地人，我們聽了惶惑不安。傍晚，又有人來說父親今晚不回來了。我家女工便給父親送去大衣。住在附近的李何林先生的夫人和孩子來打聽消息，我們留他們在我家過夜，以便有個照應。

次日父親回家，他說編譯館并沒有受到?jīng)_擊，旁邊的中和公司和對面的永安堂卻被砸。昨夜困守館中不敢出來，現(xiàn)局勢仍很緊張，千萬不要外出。為了安全，我們把百葉窗都關上了，在半明半暗的屋內(nèi)焦慮地等待消息。每天吃白薯粥充饑。實際我們住宅附近一帶很平靜，沒有發(fā)生什么事。這樣過了五六天，聽說外面較平靜了，父親決定到長官公署去打聽消息，但一無所獲。我們枯坐在家，所聽到的無非是一些不確切的傳聞。記得3月8日夜里，聽到密集的槍聲，或近或遠，或高或低，時間甚久，全家驚惶，起坐議論，莫衷一是。到次日聽說有軍隊開到，再過一二日又聽說軍隊來后，殺了不少臺籍人。當時我們便很擔心，這樣暴力鎮(zhèn)壓，何能了結。3月12日父親正式上班，過了兩天，臺大也開學了。

事變之后，臺灣長官公署撤銷，改為省政府，陳儀調(diào)走，由魏道明任省主席。5月16日省政府第一次會議就撤銷了編譯館。父親在5月17日的日記上說得很清楚：“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jīng)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yè)機關，驟然撤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月25日，父親的日記這樣寫道：“來臺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內(nèi)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年1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xiàn)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余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

父親對編譯館是傾注了很大熱情的，他真誠希望為臺灣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他邀請程璟、鄒謙、李霽野、楊云萍這樣的著名學者擔任各組組長，而且還請到了像李何林、謝似顏、戴君仁、林本、章銳初等老教授來共事，由他介紹來臺工作的人還有馬孝焱、喬大壯、袁圣時等，使臺灣的文化教育界實力倍增，編譯館在短短不足一年的時間內(nèi)工作已卓有成果，有目共睹，父親的貢獻是不能抹殺的。

撤銷編譯館，事前既不和館長打招呼，公布此消息后也不予理睬，把父親撂在一邊。過了些日子，省政府送來一張請父親擔任省政府參事的聘書。父親對我說，參事一職不僅只是個空名，而且與自己在文教界的資歷也不相稱，是明顯的怠慢。父親決定不就，把聘書退回去了。

四

據(jù)父親說，錦町的房子原是指定給海洋研究所的，蒙馬雪峰先生慨然讓用，但不宜長期占住，有了合適的房屋，便應搬出。1946年底，他告訴我們現(xiàn)在青田街有一屋即將空出來，是分給他的，可以去看一看。我去看后實在不滿意。房屋也分兩棟，中間并不連接，比錦町的小得多，間數(shù)也少。如果母親與我三姐也來，就不敷使用了。院內(nèi)倒是砌了幾方花壇，但光禿禿并無花草，院中也沒什么樹木，比之此屋斜對面他老友李季谷先生的住所也差得多，顯得簡陋。唯一好處是離臺大較近，我上學方便。父親堅持搬，到了1947年3月底我們便遷入青田街6號居住。瑛哥則搬到他自己師院的宿舍去了。

在編譯館時，曾給父親配備一輛小汽車代步。但這車實在太舊了，是真正的老爺車，徒有其表，用幾次便要修理。父親只好棄之不用，仍搭他人車上班。我當時就有一種看法，覺得欺父親老實，與世無爭，配給父親的東西是最差的，房子如此，汽車也如此。而父親卻安之若素，對這種待遇問題毫不在乎，在家里連一句牢騷話也沒有。

父親卸下編譯館館長職務后，應臺大校長陸志鴻之聘，任文學院國文系主任。父親在臺大的時間很短，僅僅一個學期，給我印象較深的有兩件事。

陸校長請父親為校歌作詞，請馬思聰譜曲。父親的詞分三段各八句。而馬思聰譜的曲卻把三段連了起來，可能是他覺得八句太短了。父親看后不太滿意，認為馬思聰未解他的原意。這歌印出來后，我們學生還學唱了。不久父親被殺害，我也離開了臺灣，此歌大概束之高閣，不予理會了。父親的詞顯得古拙，有點難懂，所以曾有同學請父親作解釋。為此父親寫了一篇文章《新年展望和校歌歌詞》，對歌詞作了說明，登載在臺灣大學?？?期上。

父親到臺大任教，與我同在一校，但在校內(nèi)碰到的機會極少，我也不到他的辦公室去。記得有一天他很興奮又有點秘密地告訴我，現(xiàn)在從香港給他郵來了《華商報》，他都放在辦公室的書桌抽屜內(nèi)，我可以去看。我聽后也頗高興，曾去翻閱過一兩次。但我沒有詳細問是何人寄給他的，也沒問他與《華商報》是不是有聯(lián)系。

住在錦町的時候，父親忙于工作，很少有空閑時間，除星期日曾帶我們到北投、草山去洗溫泉浴外，還去參觀過園藝所。在家的時候如有空，往往是寫寫字。他并不認為自己是書法家，但請他題詞留字的事卻并不少。我覺得他的字娟秀挺拔，自成一格，很值得保留，所以當他為友人題詞時，我也請他抽空為我寫點什么。大概是1946年11月份，他錄了一首鄭成功的詩贈我：“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閑。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苔巖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晝靜任云關。霜林尤愛新紅好，霧入風泉亂壑間?！痹娨馓竦?，和鄭成功著名的愛國詩篇《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風格迥異，或許這反映了鄭成功思想的另一面。

父親到了臺大后，請他題詩留字的事更多了。我又抓時機請他寫一扇面。這次父親錄了陸放翁的三首詩，他寫得很仔細，只是第三首詩的第四句“菊花天氣近新霜”，他漏了“花”字，只好把它補在句尾了。下款是：“民國卅六年八月季女詩慧求書便面，時同客臺北，因錄吾越放翁詩三首，皆言故鄉(xiāng)風物也。許壽裳?！彼麑懞煤筮€建議我請?zhí)眯质拉v作畫，因此我托人把此扇面帶交璿哥。璿哥沒有時間作畫，而此扇面卻幸運地保存下來，成為父親留給我的一件珍貴紀念品。

父親錄放翁詩不是信手拈來，他熱愛故鄉(xiāng)，熱愛剡曲稽山。我甚至覺得他偏愛故鄉(xiāng)的學者文人。他在文章中提到過他曾送一部《越縵堂日記》給魯迅。我對我國清代文學缺乏知識，開始不知李越縵是什么樣人，后來才了解李越縵即李慈銘，也是紹興人，為清末著名文學家，他的日記尤為著名。蔡元培先生在《魯迅先生全集序》中談到吾越人才輩出時有這樣一段話：“……歷代有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其中如王逸少的書，陸放翁的詩，尤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時期，為舊文學殿軍的，有李越縵先生，為新文學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我看到1940年父親在自己日記中就有仔細閱讀李慈銘作品的記載，并做了筆記。在臺時父親潛心研究他的《秋夢樂府》，頗有所得，寫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

我在中學時，數(shù)理化的基礎打得不扎實?，F(xiàn)在學的是農(nóng)業(yè)化學，感到相當吃力，在家的大部分時間不得不鉆在自己房內(nèi)做功課，不聞不問父親在干什么。父親也不過問我功課。在日常生活中，他往往是順便點撥一下，或增進我的知識，或糾正我的錯誤。譬如他在寫字時，如果我在旁邊，他便一邊寫一邊叫我注意字的筆順，不可胡寫。在錦町或到園藝所等地參觀時，他會考問我那是什么樹，屬什么科，我才知道他對植物學頗有研究。我選修德語，從字母學起，他居然能糾正我讀法，使我非常佩服他的記憶力。他曾請我們吃過一次西餐，吃什么我早忘了，但從入席開始，他仔細教我坐的姿勢、刀叉排列、喝湯時匙的用法、切肉時如何下刀等，至今記憶猶新，使我也可以據(jù)此指點別人。他對東西很愛護，尤其是書籍，告訴我看書時應該怎樣翻頁，以避免書角起折損壞，書看到中間不要折頁，可以夾一紙條。本來我做事大大咧咧，現(xiàn)經(jīng)他隨時指點，我就不敢馬馬虎虎了，對日常生活上的事也注意起來。

我們的生活很儉樸，就我記憶所及，既沒有添置什么裝飾品，也沒有做什么新衣服。那時剛經(jīng)歷過很困難的抗戰(zhàn)時期，覺得生活已經(jīng)好多了，我也想不出需要什么。我剛到臺北，父親便樂滋滋地對我說，已替我買了一架縫紉機，可以學著用，我大感意外。原來房主要回國處理家什，父親認為縫紉機有用，我應該學會，所以就買下來了。我考上臺大后，父親托友人為我選購一塊手表。他又認為上學沒有自行車太不方便，叫我學騎車，我學會后他為我買了一輛富士車。父親的關懷使我感動，他設想真是周到。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雖然很短，還不到兩年，但卻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難忘的兩年。同時我又感到非常遺憾，父親的豐富學識、曲折經(jīng)歷、高尚品德是非常寶貴的財富，我本可以向他請教很多很多，但就是沒有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讓這段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很快溜走了。

父親到臺灣時已經(jīng)60多歲了，但他卻“白頭雖老赤心存”，精神矍鑠，筆耕甚勤。他每日清晨4時起床，在他人尚酣睡之時靜心寫文章。除《亡友魯迅印象記》外，他還接連寫了好幾篇宣傳魯迅的文章。這在過去還沒有過，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推動他這樣做。他從一個老朋友的視角來寫魯迅，平直樸實，不事修飾，當然也有其局限性。但只要回顧一下當時國內(nèi)的形勢和臺灣這樣一個特殊的環(huán)境，便知這些文章非常之顯眼，竟然招來了惡毒的謾罵。善良的友人勸父親注意一點，刪掉某些段落。我還記得父親說這些事時那憤憤然的神色。他著重說，如果修改或刪掉某些段落，那就失去了寫作的原意，所以不能刪改。

撤銷編譯館，父親當然很氣憤，但他不以個人得失為重，照常按自己意愿寫作。就在這5月份，臺灣文化協(xié)進會擬裒集出版他所寫有關魯迅的文章，為此他寫了自序。6月《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就出版了?！锻鲇阳斞赣∠笥洝芬苍谕聦懢?，在魯迅誕辰的10月19日出版。書到之時，他馬上拿出一本寫上“持給瑋兒”送我。對他來說，書終于能和讀者見面乃最大快事，個人受點氣算不了什么。

在他被殺害前不久，他與我在院子里閑聊，當談及他的著作時，他忽然說：“我有魯迅、蔡元培先生這樣兩個知己，一生總算沒有白過?！闭f這話時態(tài)度非常莊重，我聽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這樣兩位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偉人為知己是光榮的，也值得自豪！他對這兩位知友的敬佩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但我從他那莊嚴的表情中又深深感到還有一種更高的境界。他要以魯迅精神來投入戰(zhàn)斗。在那時險惡的環(huán)境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處境，而他并不畏懼退縮，作為魯迅和蔡元培的知友，他是無愧的。

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