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閑話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范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里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fā)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并不想以騎墻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么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么？翻開初版來，?？毕氯?，都一樣；不過末頁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fā)過議論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么“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于是心血來潮，忽而想：又搗什么鬼，裝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愿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后，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于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fā)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fā)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fā)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只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后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后，這才文思泉涌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彼运辉谛灾姓觥白罹实膸拙洹保由先ψ?，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于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嘆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于不免為胡涂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現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上У氖俏鳛]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于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后，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甭牭竭@樣的流言，并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閑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么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fā)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F在我來補摘幾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后，楊先生乃于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p>

《閑話》里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里并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于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么要緊，局外人那里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召集教員”之后，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后，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么打掃得干凈？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圣的，打掃夫又怎么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于“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于打掃干凈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態(tài)，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題注：

本篇最初發(fā)表于1925年6月1日北京《京報副刊》。收入《華蓋集》?！冬F代評論》，1924年12月創(chuàng)刊于北京，主要撰稿人有胡適、陳西瀅、王世杰等。在女師大學潮中，《現代評論》派表面上不偏不倚，實際上偏袒北洋政府教育部章士釗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1925年5月27日《京報》發(fā)表由魯迅擬就的《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由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7人署名。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閑話》中說女師大7教授的宣言“未免過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學校的丑態(tài)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了。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當天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今天看見《現代評論》，所謂西瀅也者，對于我們的宣言出來說話了，裝作局外人的樣子，真會把戲。我也做了一點寄給《京副》，給他碰一個小釘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