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清晨，北平正陽門車站月臺上，黃華就是搭乘劉曉一行及南下工作隊的專列離開北京去南方的。多年后，他曾經回憶說，在難忘的1949年，那時候自己剛三十來歲，人生的命運變化得特別快。

這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從中央外事小組奉調到天津市軍管會擔任外事處主任。4月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北平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之前，在醞釀期間，他被負責青年團工作的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看中了。他有從事青年工作運動的一段難得的經歷：他在30年代中期于北平燕京大學經濟系讀書時，就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黨后，擔任了北平學生聯(lián)合會黨團書記。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干部科做組織工作，從1938年起，歷任西北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長江局青年委員會委員、全國學聯(lián)黨團書記。1940年還擔任過延安青年干部學校教育長。1940年擔任朱德總司令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后來又擔任葉劍英的秘書。任弼時覺得這是塊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養(yǎng)做團中央的主要負責干部。于是，就確定他作為代表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并提名選他為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委員。開會期間，任弼時還專門找他談了話，說：現在正值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團結全國青年，把他們組織成一支生力軍，迎接全國解放，建設新中國。任弼時還說，組織要調他到團中央工作。他表示了服從組織分配。使他焦慮關心的是，那天開幕式上，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時，因高血壓病復發(fā)，病倒在講臺上，后來由大會秘書長榮高棠代替他讀完報告。

青年團大會代表來自全國各地，有來自解放軍和解放區(qū)的英雄和模范，也有來自敵后的黨、團工作者和進步青年，還有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青年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還在香山接見了與會全體代表。

那天，周恩來見到了黃華，就找他談話。周恩來對他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jié)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讓你去南京組建軍管會外事處，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p>

他對周恩來表示服從組織分配，并說明了日前弼時同志要他到團中央工作的情況。周恩來說：“好的，弼時那里，我會去跟他商量的?！?/p>

就這樣，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隊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又將見到當年學生時代的老校長了。1946年初，他剛到北平在軍調部工作時，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長見過面。但他考慮著這次“師生見面”與以前相比，已經有了本質上的不同。老校長所代表的已經不是一所傳授知識的大學，而自己也不僅是來自冀南靠近豫北那個叫做磁縣的窮地方的學生，他代表的是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他感覺到自己肩上的責任……

南下工作隊所乘的火車要經天津再往南開，在那個年代里，他的這種調動也是像軍事行動一樣，他在停車的短暫時間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處取來了行李。他的調動，這在現在的青年人恐怕很難想象了。

他在后來的回憶錄里用這樣的文字作了記述：

……我在天津東站下車，利用停車時間，回外事處匆促取來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車南下。因火車不能直達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換汽車到達南京。

專列駛至淮河，鐵路橋因被炸壞了而受阻，橋正在搶修。這個專列是當時唯一的一列專車，不能久等，因為專車還要趕回北平，林彪等人等著用車。于是，大家都下車，改乘汽車。